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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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日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

（一）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两国国力强弱的总比较。重要的两国战争，往往决定着两国的命运与前途。中日甲午战争，正是决定近代中国和近代日本的命运与前途的一次战争。打败了的中国，便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深渊，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几代人民吃足了苦头。打胜了的日本，便一跃而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强国，称霸东亚。素以“上国天朝”自居的堂堂中国，竟在战争中败给“蕞尔小夷”的日本，而且败得那样一败涂地，被迫割重地赔巨款以屈辱求和。这不仅在当时激起了全国朝野的公愤，即使在九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温这一段历史时，心情仍然十分沉重。
这次战争双方胜败的因素很复杂，但从根本上讲：中国之所以败，在于洋务运动的破产；而日本之所以胜，则在于明治维新的成功。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是两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政治运动，就两国原有的封建落后基础和近代化起步的时间及条件来说，都是大同小异，基本类似。然而经过了十九世纪后半期三十年左右的实践，到战争爆发前夕，两国的近代化运动却获得显然不同的结果。这些不同结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两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基础差距很远。当时中国本国的近代工矿企业共只100家，资本总额3，032万银元，(数字参见黄逸峰、姜铎：《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集》，第988页。)整个经济仍停留在封建落后状态，说不上近代化。日本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则已初具规模。据统计：1884年，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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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登记的工厂、公司、银行等近代企业总数，已达2，529家，资本总额达11，522万日圆；894年虽无统计数字，但根据1903年工商业总家数和资本总额已增至9，247家和88，760万日圆的统计估算，至少应有1903年的半数。(数字根据吕野荣太即：《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中译本，三联书店版，第66～67页。)
第二、在上层建筑方面，中国仍然原封不动地维持着清皇朝封建腐败的专制政体；日本明治维新政府虽然以天皇专制为中心，但在1890年即创立了帝国议会，设有贵族院和众议院，并成立了改进党和自由党，由两党轮流执政，政权性质日益趋向资本主义化。
第三、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日益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日本则通过外交途径，力争废除幕府时代对外订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至1894年7月16日，首先和英国改订了条约，规定完全废除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以相互平等为原则，接着欧美各国均仿照日英条约先后改订了新约，从此，日本和欧美各国的外交关系，已基本上取得了独立平等的地位。
造成这些不同结果的根源，在于中国洋务运动是以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为目的，而日本明治维新，则基本上已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改革运动。这些不同结果，表明在战争爆发前夕，中日两国已出现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没有化好，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社会；日本则已初步转化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从根本上显示了双方国力的强弱，不能不成为双方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
这次战争是日本蓄谋已久主动挑起的。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在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推动下，早已定下向朝鲜、台湾、满洲扩张的国策，并步步试探和着着实施。1870～1872年间向中国商订通商条约，基本取得了西方列强的同等地位，是第一着。1874年借口“生番”劫虐难民悍然出兵台湾，迫使中国赔银五十万两，并实际承认了琉球属于日本，是第二着。1879年日本灭琉球，改为冲绳县，并虏其王，是第三着。1885年派伊藤博文和李鸿章订立天津条约，攫取了对朝鲜的实际共管权，为后来吞并朝鲜作张本，是第四着。日本一面对中国加紧试探，一面在国内加紧军事准备，实行征兵制，按西法编练陆军，购买最新式的快速铁舰和快速炮，装备海军，并对国民灌输军国主义教育，外交上又取得了英美的支持，于是下决心对中国全面发动了这次战争。
1894年7月，日本借口朝鲜东学党事件，迅速派遣大批海陆军，进占朝鲜王京和仁川港等要害，全面控制朝鲜政府。接着便进攻成欢我驻朝军队，并同时在丰岛击沉载我两营援军的高□轮，俘虏我操江运船，打响了这次战争的第一枪，迫使我于八月一日对日宣战。紧接着日本海陆军对中国展开了全面的攻击，陆路攻陷了平壤，乘胜入侵中国本土，连续攻占了丹东、九连城、凤凰城、海城、牛庄、田庄台、营口等要地，直逼榆关和天津，威胁京畿；海路恶战北洋海军于黄海，攻占大连旅顺，全陷辽东半岛，攻占威海卫，全歼北洋海军，中国海防全失，门户洞开。从开战至停战，历时仅八个月，双方胜败即已定局。日本出动的陆军不过第一、第二两个军，总人数六万人左右，海军军舰共11艘，总吨位也只36，755吨，(根据《中日战争》第1卷，第243页资料计算。)军事实力并不比中国强。但日军处处主动出击，又善于迂回包围，避实就虚，前线指挥官也比较果断，加上中国军队的弱点很多，因而始终占有上风。日本对这次侵略战争是军政一致上下一致加以支持的。日本在发行内国军事公债过程中，认购也很踊跃，定额五千万日圆，结果认购了七千六百余万圆，超额完成百分之五十以上。至于日本政府在迫使中国政府屈辱求和过程中，其条件之苛刻，态度之蛮横，手段之毒辣，无以复加，令人发指！日本在这次战争中的上述种种表现，充分说明了它是建立在新兴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基础之上的，而这也正是明治维新运动获得成功的主要标志。
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在这次战争中，中国和朝鲜是处于被侵略的一方，按常理讲，应获得民心和军心的拥护；朝鲜长期藩属中国，不甘心受日本侵略，对中国的向心力始终很强，大有运用余地；加上李鸿章一手经营颇具规模的北洋海军和三万淮军；这些主客观条件都应该说是不错的。可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当局，不仅未能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反而一误再误，把战争导向惨败。
清政府在战争过程中主要有下列七误：一误于战前对朝鲜问题始终犹豫不决；二误于当日本军队大规模入侵朝鲜，战争已无法避免时，清政府仍无备战决心，幻想列强出面调停和干涉；三误于平壤战役的用人不当和调度无方，平壤集中了三十五个营的兵力，竟委之于谎报军情庸懦怯战从牙山败退的叶志超统率；四误于国境线上的仓促布防，既缺乏统一部署，又是临时指定宋庆指挥，诸将不相上下，加上平壤溃败下来的部队，杂乱无章，部队虽拥有七十余营之众，但缺乏战斗力；五误于旅顺口要塞的迅速陷落；六误于北洋舰队困守威海，被敌人“瓮中捉鳖”，全部就歼；七误于不敢坚持长期抗战，甘心屈辱求和，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日本不仅在战场上打了胜仗，而且在谈判桌上也打了个大胜仗。中国从此国将不国，面临被瓜分的绝境，祸国殃民，莫此为甚！
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上述一系列失误，主要由于清政府当局执行维护封建制度和依附外国列强这条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路线的恶果，这也正是洋务运动所以破产的基本因素。洋务运动虽然在创办近代工矿交通企业、传播近代科技知识、创建近代海陆军方面，对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起过不小的作用，也为这次战争打下一定的物质基础，这是不应一笔抹杀的。然而由于洋务运动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这一反动目的作怪，腐败落后的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对外国侵略者则不敢坚决抵抗，因而根本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有些近代化设施，也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如号称“训练有素”的三万新式淮军，在卫汝贵、叶志超这些封建腐败将领统率下，不堪一击，大部溃散；如拥有近代装备的北洋海军和海防，除黄海海战差强人意而外，只起了很小的抵抗作用，最后是海军就歼，海防资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的破产，导致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这就是中日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互为因果的基本关系。
梁任公在李鸿章传中，对这次战争有以下评语：
“是役也，李鸿章之失机固多，即不失机，而亦必无可以幸胜之理。盖十九世纪下半世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定。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者焉。无论政治、学术、商务，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日本三十年来，刻意经营，上下一心，以成此节制敢死之劲旅，孤注一掷以向于我，岂无所自信而敢乃尔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上海中华书局版第51页。)这一评语中的必败论，我们当然不能同意，但就其根本因素来说，仍不无道理。这次战争的胜败，确在未战之前，即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洋务运动的破产过程中有所决定，一个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的国家，是敌不过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的。
有些肯定洋务运动的同志，不同意把洋务运动的破产作为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洋务运动创建近代军民用企业和近代陆海军，甲午战争将会败得更惨，因此，洋务运动对甲午战争还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我的看法是，洋务运动的近代化设施为甲午战争准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这是不应否定的。问题在于，洋务运动的这些近代化设施，为什么经不住战争的考验？为什么号称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淮军在战争中一触即溃？为什么经营十六年耗资数千万的旅顺口乃不能一日守？为什么拥有重型铁甲舰和战斗力较强的北洋舰队竟坐困威海束手就歼？一句话，为什么“堂堂大国”竟败于“蕞尔小夷”？撇开客观因素不说，就清政府统治集团的主观因素而论，主要有二：一是封建腐败；二是对外国侵略者妥协依赖，缺乏抵抗决心。而这两条的根源，又是洋务运动三十五年来一贯奉行对内维护封建制度对外妥协求和的反动政治路线所造成的。我们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洋务运动破产导致甲午战争的失败。
事实上，洋务运动近代化之所以没有化好，也由于这条反动政治路线在作怪。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世界大势表明，凡属被迫进行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封建落后国家，除了采用西方种种近代化设施而外，必须同时内而改革封建制度，外而争取民族独立，近代化才有可能顺利实现。日本明治维新是这样做了，因而日本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获得了基本的成功；而中国洋务运动则未能这样做，因而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便根本未化好。这就不能不成为甲午战争中决定中日双方胜败的根本性因素。
（二）
李鸿章既是和洋务运动相始终的中心人物，又是和中日甲午战争相始终的中心人物；李鸿章在近代中国的地位与命运，既和洋务运动密切相关联，又和中日甲午战争密切相关联。近几年来，国内史学界随着对洋务运动的肯定，相应地对李鸿章也说了不少好话，并且进一步对李鸿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种种表现，也作了一些辩解。这里想就李鸿章在这次战争中的功过。主战还是主和以及是否属于悲剧性人物等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李鸿章在这次战争中的“功”实在说不上，而“过”却是一大堆。上文所列的七点主要失误，李鸿章都脱不了干系。梁任公列数李鸿章在战争中有咎十二，屈辱求和还未计在内。编修黄绍箕等则用下列一句话来概括李鸿章的过错：
“自构兵以来，望风逃溃者，李鸿章二十余年所培养之淮军也；竖旗就缚者，李鸿章十年来所整理之海军也。”(《中日战争》第3卷，第490页。)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更成为众矢之的，“疏弹合肥章以百计”(盛宣怀：“元旦有感”，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第482页。)。
如果一定要为李鸿章摆上一功的话，那就只有战前创建北洋海军和训练三万淮军，为这次战争打下一定的军事基础。应该承认，李鸿章创建北洋海军和训练淮军是费了不少心血的，不惜花巨款向英德两国订购重型铁甲舰和新式大炮的决心也是下得对的。还应该承认，创建北洋海军和训练淮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抵御外侮，而且主要是针对日本侵略的。李鸿章对所办海陆军的自信心也很强。战争爆发前两个多月，他曾大规模检阅海陆军，周历大沽、旅顺、大连湾、威海卫、胶州诸隘，并以水陆各营，技艺成熟，行阵整齐，各海口炮台轮船坞，亦一律坚固，奏报清廷，获得上谕嘉奖。直到日本重点入侵朝鲜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李鸿章仍报称：
“现就北洋防务而论，各口频年布置，形势完密，各将领久经战阵，固属缓急可恃；即甫经创办之海军，就现有铁快各艘，助以蚊雷船艇与炮台相依辅，似勃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上劳宵旰。”(《中日战争》第2卷，第584页。)清廷之所以敢于迅速对日宣战，正是以李鸿章的奏报为根据并加以完全信赖的。问题在于战争的结果，完全事与愿违，除了海军在黄海大战中略显身手外，整个北洋防务，不堪一击，一败涂地，成为李鸿章贻误军国大计的最根本过错，那里还说得上什么功呢？
关于李鸿章是主和派还是主战派的问题，戚其章同志在发表的文章中已作了详尽论述(戚其章：《正确评价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光明日报》1984　年6月13日。)，我基本同意，只想补充下列两点：
一是李鸿章的一意避战求和的错误指导方针，成为战争失败的关键。战前坐视日军在朝鲜占据有利形势，是这一方针在作怪。丰岛、成欢的初战失利，固然是这一方针作怪；而正式宣战以后的平壤败战，敌军侵入国境以后的辽东败战，何尝不是李鸿章的被动应战缺乏战争决心所造成。至于海军方面的失败，则更为明显。黄海海战，是违反李鸿章意旨的遭遇战，是海军将领下决心打的。自后李鸿章便不许海军出动。当旅顺危急、丁汝昌赴津面请全力出援时，“鸿章詈之，谓：‘汝善守在威海守汝数船勿失，余非汝事也’。”(《中日战争》第1卷，第69页。)结果是坐视旅顺威海，拱手让敌，海军就歼，海防全失。战争败局已定后，李鸿章更坚决主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向日本屈辱求和。这次战争的失败，李鸿章的避战求和，实不能辞其咎，这不是苛求前人，而是历史事实。
二是李鸿章在这次战争中的一意避战求和，并非偶然，而是他在洋务运动中一贯执行妥协外交路线的继续。洋务派敢于对外开放，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这是符合时代精神，远胜于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顽固派的地方。但洋务派对待外国侵略者长期执行着委曲求全羁縻为上的妥协外交路线，这条路线是在外国侵略势力同中国封建势力相互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以李鸿章执行最力。战前对日本侵台、并吞琉球和觊觎朝鲜等问题上的妥协，都是李鸿章竭力主张或主持的。因而在这次战争过程中，李鸿章开始则幻想日本不至于开战，战争打响则幻想列强出面干涉，战争打败则一心主和，一个前敌总指挥，对战争如此动摇不定，毫无决心，不打败仗才怪呢。李鸿章对外妥协成性的根源，半出于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本性认识不足，半出于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养成的奴性，用文廷式的话来说：“李鸿章立功之始借资洋人，故终身以洋人为可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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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第2卷，第606页。)我们对前者可以谅解，对后者是不能谅解也不应谅解的。
把李鸿章的一生说成是悲剧性的人物，是梁任公在李鸿章传中定下的调子，用梁氏自己的话来说，便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近年来有些论者，也运用这一论调来为李鸿章辩解。对李鸿章的一生是否属悲剧性人物，姑置不论，这里只着重论一下李鸿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李鸿章在这次战争前，总制北洋，开府天津，屯练三万淮军，创建北洋海军，控制近代厂矿交通企业，军事政治外交经济诸大权集于一身，气势□赫，炙手可热，是他一生功名事业的鼎盛时期。甲午战败，不仅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防务尽付东流，而且落得个身败名裂，一身之罪，被全国人民唾骂为卖国贼，诚如梁任公所说：“李鸿章盖代之勋名，自中日战争没。”从这一意义上，说李鸿章在这次战争中扮演了悲剧性角色，是未始不可的。李鸿章遭此打击，个人命运确属可悲。他的亲信盛宣怀便为他的处境叹苦说：“……战不能转负为胜，和不能挟兵自重，且和以后亦不能保全威望于华夏。”(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第370页。)战败以后的李鸿章，地位确很尴尬。但从国家民族大义立场上来说，李鸿章在战争中的种种表现，只能是一个罪责难逃的可耻角色，而不可能是一个为环境所迫或受命运捉弄的可悲角色。
当然，平心而论，李鸿章还不能算是这次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躲在幕后指挥的慈禧太后。战前挪用海军军费建造颐和园的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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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前后一心做寿力主避战求和的也是她；当辽东战事打得正紧张时，她派翁同□赴天津暗示李鸿章通过俄使喀希尼议和；当敌人已在花园港登陆正向旅顺逼进的吃紧时刻，她照样大做其寿，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粉饰太平，涣散军民斗志。李鸿章的一意避战求和毫无战争决心，实际上是在执行着慈禧的意旨。早在甲午九月十六日，翁同□在他谒见慈禧的日记中，已写下“论款事语极长，然天意已定，似不能回矣。”(《中日战争》第4卷，第501页。)李鸿章官复原职，派赴日本议和，并来京面授机宜，是慈禧的决定；李鸿章的不顾国人唾骂敢于签约，正倚仗着有慈禧撑腰。而在批准和约还是废约议战的关键问题上，慈禧大耍两面派手段，一方面向光绪表示“外论如此，只可废约议战”；另方面又嗾使庆亲王、孙毓汶、徐用仪辈逼光绪批准和约。当光绪向她提出迁都打算时，她微笑摇首说：“可不必”。接着又假惺惺地说：“和战之局汝主之，此则我主之。”(《中日战争》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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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6～127页。)实际上和战之局完全由她一手把持，逼得光绪不得不忍痛批准和约。因此，慈禧是一意避战求和断送这次战争的罪魁祸首，而李鸿章则是慈禧意旨的具体执行人，在某一意义上讲，还是她的替罪羊。
（三）
历史的事物往往总是一分为二的。这次战争的惨败，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亡国灭种的危机，另方面也激发起全国人民救亡图存的革命高潮，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代表早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戊戌变法运动。
戊戌变法是在批判和否定洋务运动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直到这次战争失败之前，在中国推行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一直被认为是富国强兵的当务之急，没有遭到根本的批判和否定。早期改良派虽较早地发现了洋务运动的一些缺点，提出了一些批评，但目的是为了补救和改善，并未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开始走上资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孙中山先生，在战争爆发前夕“上李鸿章书”中，对主持洋务运动的李鸿章，仍给予较高评价和寄托较大期望。这次战争的失败，才宣告了洋务运动的总破产，揭示了企图内保封建、外和列强的洋务运动此路不通，特别是和战胜国日本对比结果，不能不使人们提出“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的紧迫问题。维新派主将康有为、梁启超等对洋务运动的批判和否定，正是在这一紧迫问题面前陆续作出的。他们批判洋务运动是“补漏缝缺”，是“小变”和“变事”，而不是根本改变封建制度，故“风雨既至，终必倾坠。”梁任公下列一段批判洋务派的话更为形象化：
“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榱栋崩折，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册，中华书局版第83页。)就这样，红极一时的洋务派，被康梁说成是千年封建大厦的补苴弥缝者，和酣嬉鼾卧的封建顽固派一样，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从这次战争失败中得来的惨痛教训。于是，洋务运动不得不退出中国政治舞台，而让位给戊戌变法运动了。
戊戌变法又是这次战争失败的直接产物。梁任公说得好：“中国维新之萌孽，自中日战争生。”作为戊戌变法序幕的公车上书，便是直接为了反对批准马关和约而提出的。当丧权辱国的马关和约内容一经传出，举国哗然，朝野群起反对。正集中在北京应考的全国举人，立即发动了反对议和的公车上书。开始是一省或数省的举人，分别联名向清政府都察院上书，呈请代奏，随后是联合了十八省的一千二百余名举人共同上书，书由康有为起草并领衔，长达一万八千余字。书的主要内容是请求清政府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而第一次提出变法的主张，是康有为万言书的根本特点。康认为迁都、练兵等等还只是“权宜应敌之谋”，而根本的“立国自强之道”则是召开国会实行变法。全书慷慨激昂，切中时弊，虽因和约已成未达目的，但流传甚广，政治影响颇大，并成为康有为后来连续上书论政感动光绪的起点。事实上，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戊戌变法的主将，都是直接受到战争失败的刺激，在全国人民救亡图存的革命浪潮中，被推上政治舞台的。
作为象征主持百日维新的光绪皇帝，所受战争失败的刺激，更是创痛巨深。光绪对这次战争基本上是主战的，这在翁同□日记中颇多反映。在批准马关和约过程中，光绪内心尤为痛苦。他在那些日子里，精神压力很大，往往痛哭流涕，感到愧对天下。翁同□日记记道：
书斋入侍，君臣相顾挥涕：“论及台民死守，上曰：‘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引语见翁文恭公日记《中日战争》史料第4卷，第554　550页。)
当李鸿章屡电日本议和态度蛮横时，光绪震怒，“有手谕一道云：‘倭人要挟无厌，朕当亲率六师，与贼决一死战，王大臣等可妥筹办法，奉皇太后暂幸五台驻跸’云云。经枢臣痛哭、封还，上亦痛哭而罢”。(《中日战争》第1卷，第126页。)当和约到京朝臣群起反对时，光绪意欲废约颇决，还向慈禧建议西迁备战。当慈禧为首的主和派，一致议定批准和约，逼迫光绪在和约上签字时，光绪“绕殿急步时许，乃顿足流涕，奋笔书之。”(《中日战争》第1卷，第128页。)于此可见，光绪最后在马关和约上签字，是真正的迫不得已。如果说把李鸿章当作这次战争中悲剧性人物不够恰当的话，那末，光绪倒应该是这次战争中道地的悲剧性人物。光绪正是憋着不甘心屈辱求和的沉痛心情，来赞赏和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并以极大的热情和决心准备付诸实施的。光绪读了康有为第五封上书，竟“肃然动容，指篇中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等语，而语军机大臣曰，非忠肝义胆，不顾生死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叹息者久之”。(《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册，中华书局版，第10页。)在这里，光绪之所以对亡国之君的忠告那样激动，是和他的屈辱求和的痛苦经历分不开的。
总之，中日甲午战争，是　中国近代史上对外战争中失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奇耻大辱！古语有云“多难兴邦”，正是这次战争的惨败，暴露了洋务运动的根本弱点，激发起以救亡图存为目的戊戌变法运动，使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反帝反封建的正轨。当然，由于近代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的强大，戊戌变法只存在了短短的一百天，便中途夭折。但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志气的民族，广大革命人民，是善于在挫折失败的历史过程中，总结教训，不断前进的。
【资料来源：《学术月刊》1985年第6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3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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