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论洋务时期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系统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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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洋务时期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系统输入

西方科学技术自明末清初即已由耶稣会士大量传入中国，不过由于当时西方近代科学尚处于创建阶段，加之这些耶稣会士本身并不是或不完全是科学家，且受宗教活动的限制，因此明末清初传人的西方科技，尚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西方近代科学。西方近代科学的大量输入，特别是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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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自然科学的系统输入，还是自19世纪60年代后开始的。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是洋务运动使中国具备了经济和人才方面的条件，从而为西方近代科学进入中国提供了可能。认真回顾剖析西方近代自然科学首次系统进入中国的历程及特点，不论对正确认识中西文化交流还是对认识中国近代科学发展道路，都不无裨益。
一、 多元化的输入渠道
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作为输入西方科技的唯一渠道明显不同的是，洋务时期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输入，显现出了多元化的特色。
首先，洋务派在大规模引进西方技术装备的同时，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也进行了大量系统的翻译引进工作。李鸿章认为：“西法兼博大潜奥之理，苦于语言文字不同，将欲因端竟委，穷流溯源，舍翻书读书无善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6。>江南制造局总办冯焌光也说：“枪炮火药与轮船相维系，翻书与制造相表里，皆系今日要图，不可偏废。”<《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103页。>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江南制造局创立不久，便于1867年设立了翻译馆，聘请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金楷理、林乐知、玛高温等从事翻译，并由局员徐寿、华蘅芳、王德均、徐建寅等协助。该局翻译，主要围绕军工制造进行，如同魏允恭在《江南制造局记》中所说：“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目习其器，究不明乎用器与制造之所以然。本年局中委员，于翻译甚为究心，…专择有裨益制造之书，详细译出”<《江南制造局记》卷2。>。因此其所译之书，以兵学与兵器制造居多，不过涉及学科门类却很广，据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介绍，大致有算学测量、兵机、化学、地理、地学、天文行船、博物学、医学、工艺、水陆兵法、年代表新闻纸、造船、国史、交涉公法、零件等门类<《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4—25页。>。
除江南制造总局，其他一些大型军事企业，如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机器局、金陵机器局、淮军天津机械所以及天津水师学堂，也相继附设了翻译机构，翻译了许多有关军事技术、水陆兵法以及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
洋务运动时期，译介西方自然科学的又一重要机构是同文馆。同文馆作为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其《馆规》明确规定，学生学制八年，重点培养翻译能力。恭亲王奕1866年建议同文馆增设算学馆时又强调：“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洋务运动》（二），第22页。>奕把学习天文算学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作为练兵制器的“根本”，要学员用“着实功夫”加以讲求，以免只学皮毛无裨时用的思想，使同文馆始终把翻译西书，作为其重要活动之一。“八年毕业诸生，最末两年都须译书，而留馆学生也讲求翻译书籍，无论教习学生，翻译有成的，均有奖励。”<《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44页。>从而使同文馆在洋务运动时期成为输入西学的主要渠道之一。而且自京师设馆译书之后，沿海各口岸相继仿行，次年李鸿章即在上海设广方言馆，后又有广州同文馆等等，这些教育机构也都以翻译西书为已任，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输入西学系统。
洋务运动时期第三个传播西学的渠道，是外国教会。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建立的墨海书馆，自1848年伟烈亚力来华继任为主持之后，开始翻译出版科技书籍。1852年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也来到墨海书馆，由双方合作翻译西文科技书籍，进一步提高了翻译的速度与质量，从而使墨海书馆成为近代中国许多先进人士接触西学的一个重要窗口和媒介。后来1884年创办的同文书会（1894年改名为广学会），更是“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相标榜，成为外国教会在华所办的最大翻译出版机构。
上述三个渠道译介西学，各有侧重。以江南制造局为代表的军事企业系统，所译之书，多以“制造”为主；而直接隶属总理衙门的同文馆，所译之书则以“公法”类居多；以墨海书馆为代表的教会系统，译书则以宗教为主。但是不论哪个渠道，都翻译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天文、算学、地理、博物等科学技术类乃至涉及基础科学的数理化方面的书籍。尤其是洋务派首领李鸿章，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从西方工程技术中，逐渐认识到基础科学的重要，指出：
“窃谓西洋制造之精，实源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叠出，月异日新。即如造船一事，近时轮机，铁胁一变前模，船身愈坚，用煤愈省，而行驶愈速。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多。即是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之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8。>因此主张向西方学习不能停留在仿造上，还要“探制之原”，加强基础科学的引进研究，才能“别出新奇”，不至于总是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这样洋务派的译书，便由船坚炮利的兵工知识，进而深入到声光化电等基础科学方面，从而使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得以比较系统地输入到国内。
二、 多学科的系统输入
与多元化输入渠道相映成辉的是，洋务时期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输入，还显现出了多学科系统输入的磅礴气势，即不仅仅是某一单个学科的零星输入，而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所有重要学科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系统输入。
1．数学
清代自雍正帝驱逐传教士，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之后，西方数学知识的传入已基本停顿下来。在此历史条件下，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数学界一方面对汉唐及宋元算书进行整理校注和刊刻出版工作，另一方面则对前此输入的西方数学知识进行消化研究。这两方面的工作虽然把宋元数学家的成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和西方17世纪以来数学发展，特别是与其解析几何数学与微积分学创立相比，中国数学已显得日益落后。洋务运动时期的数学家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如何缩短中西数学间的发展差距，通过输入西方数学的最新成果，发展中国的数学研究。这一历史任务，主要是由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华蘅芳等人完成的。
其中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作，译介的西方数学，主要有：《几何原本》后9卷，使欧几里德几何体系得以完整传人中国；英国数学家棣模甘（A·DeMorgan）的《代数学》，是为传入我国的西方第一部符号代数学译著。此前，我国并无“代数”一词，李善兰翻译此书时，因其以字代数的特点而取名为“代数学”，这一名词不仅延用至今，还传到了日本；美国数学家罗密士（E·Loomis）的《代微积拾级》，是为西方解析几何学与微积分学传入中国的最早译本，其中的“微分”“积分”一词亦为李善兰首创；《圆椎曲线说》，此书与英国人艾约瑟共译，为讲述圆椎曲线各种性质的著作。
通过上述译著，李善兰向国内系统介绍了西方近代的代数、微积分、解析几何等方面的知识。在翻译这些著作时，李善兰对这些刚刚介绍来的学科作了大量开辟性的工作，不仅创译了一系列数学名词，而且还在书中直接采用了西方数学中的许多符号，这些新的名词术语和新的符号，一直沿用至今，为中西数学的交流和我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而李善兰本人，也由于对中西数学的汇通，使他在数学研究方面获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特别是在数论方面，以其姓名命名的恒等式已为世界所公认。
稍晚于李善兰的华蘅芳，也为翻译介绍西方近代数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与傅兰雅合作，翻译有：英人华里司（Walace）的《代数术》25卷及《微积溯源》8卷；英国海麻士（J·Hymer）的《三角数理》12卷；英国伦德（T·Lund）所著的《代数难题解法》16卷，《决疑数学》10卷。这些书主要介绍西方代数学、微积分与概率论。尤其《决疑数学》，系高乐威（Gallway）的《概率论》与安德森（R·F·Anderson）的《概率机会与均值理论》的合译，是西方概率论知识介绍到我国的第一部，被认为是“算学中最为精妙，小则施诸博戏之事，大者用诸格物之学，以及人寿之修短，狱讼之多寡，商舶之遇风涛，质廛之兆焚，皆可求其定率，推其中数”<丁福保：《算学书目提要》，转引自《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第230页。>，因而倍受时人的重视。
2．物理学
西方近代物理学，从16世纪伽利略开始，到18世纪牛顿力学集其大成，标志古典力学体系的形成。此外声学、光学、电学、热学，在18世纪也都有很大发展，形成了各自体系。
洋务运动时期输入的近代物理学，在力学方面，主要有李善兰与艾约瑟合译的《重学》，即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胡威力（Wilium Whewell）的《初等力学》，该书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力学译著，使西方物理学中的力学理论知识，比较全面地介绍到了国内，其中牛顿力学三大定律，功、能的概念及原理等，都是首次传入我国。声学方面有傅兰雅与徐建寅合译的英国物理学家田大里（John Tyndall）的《声学》，该书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声学的理论与实践，是我国第一部声学译著，直到20世纪初，所有传入我国的声学知识，均未超出此书的范围。光学方面有艾约瑟与张福僖合译的《光论》；另有美国人金楷理（Garal·Kreyer）与赵元益合译的《光论》，均为最早传人我国的光学知识。尤其后者，深入系统地介绍了几何光学与波动光学，该书直到20世纪初仍为国内各新式学堂的教科书。电学方面有傅兰雅、徐建寅合译的《电学》，系据英国利埃德（HenryM·Noad）所著《电学教科书》译出。该书比较系统地概述了电磁学方面的知识，可以说是对19世纪中叶以前西方电学知识大体上作了全面介绍。
以上所述，大都属西方近代物理学的学术专著，其内容已包括近代物理学的各个分支领域。除此而外，还翻译出版了一些物理学的应用普及读物，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3．化学
近代化学在西方建立的较晚，从18世纪的罗蒙诺索夫到19世纪初年的道尔顿，才形成系统化的科学，因此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并未带来近代化学知识。近代化学开始传入我国，是在鸦片战争前后<袁翰青：《近代化学传入我国的时间问题》，《徐寿和中国近代化学》，第176—178页。>。至于近代化学的系统介绍，则是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后，并主要是由徐寿、徐建寅父子完成的<宝成关：《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近代化学启蒙者徐寿、徐建寅）》，《中国近代爱国者百人传》，第108—109页。>其中徐寿与傅兰雅合译的西方化学著作共6部，即《化学鉴原》6卷，原为韦尔斯（D·A·Wells）所著《化学原理及应用》，内容为讲述化学基本原理和一些重要元素性质；《化学鉴原续编》24卷，原为勃洛克詹（C·L·Bloxam）所著《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是专讲有机化学的译著；《化学鉴原补编》6卷，附录1卷，是无机化学方面的专著；《化学考质》8卷，并附表，原为德国化学家弗雷泽纽斯（C·R·Fresenius）所著《化学分析定性指南》，是定性分析方面的专著；《化学求数》，译自弗雷泽纽斯《定量化学分析》，是定量分析方面的专著；《物体遇热改易记》，则介绍物理化学的初步知识，属理论化学著作。徐建寅翻译的则有《化学分原》一书，译自鲍曼（J·E·Bowman）的《实用化学导论》（包括分析），属定性分析方面的著作。
徐氏父子的上述译著，对西方近代化学的传入及我国近代化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是在化学基本物质的命名方面，从徐寿所译之书开始，我国才有了一套系统的元素名称，至今仍通用的元素名称，基本上就用那时决定下来的原则；其次是系统介绍了近代化学，把近代化学的主要部门都传入了我国，徐氏父子所译加上汪振声译的《化学工艺》，这些已完全概括了西方19世纪七八十年代化学知识的主要内容。
4．天文学
西方天文学知识虽然早在明末即已传人我国，但作为其最新成果的哥白尼日心说，耶稣会士却长期对中国加以封锁，直到1760年蒋友仁向乾隆献《坤舆全图》时，才在其文字说明中，肯定了哥白尼日心说，但此图藏于深宫而不为人知。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天文学的传播才有明显好转。首先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收了几篇译介哥白尼学说的文章，并附有地球沿椭圆形轨道绕太阳运行的插图，是为国内第一批公开宣传肯定哥白尼学说和开普勒定律的文字资料。继而1859年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作，翻译出版《谈天》一书，系译自英国赫歇尔（J·Hersenel）所著《天文学纲要》。该书全面介绍了西方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所取得的天文学成就，其内容包括对太阳系结构和行星运动理论及其规律的详细论述，对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子理论。行星摄动理论与彗星轨道理论的论述，以及对恒星系的讨论等等，都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天文学新知识。《谈天》一书出版后，因受到读者的欢迎，至1874年，徐建寅又出了《谈天》增补本，把截止到1871年西方近代天文学的最新成果补了进去，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中国读者在天文学方面的视野，此后中国学习研究近代天文学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5．地质学
西方近代地质学传入中国，是由鸦片战争后来华的英国传教士慕维廉开始的，特别是1857年他用中文出版《地理全志》一书，其下篇所论地质、地文，其中的地质论、地势论、水论等，即属地质学内容。而且慕氏在此书中首次使用“地质”一词，这一名词后于1859年传到日本。洋务运动兴起后，受办厂开矿需要的推动，近代地质学也引起洋务派的重视。故尔华蘅芳到江南制造局所译的第一部著作，就是美国人代那（JamesDwightDana）的《矿物学手册》，属近代结晶矿物学名著，出版时取名为《金石识别》12卷。书中系统论述了矿物的晶体形态、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及矿物分类法等，首次把西方矿物晶体理论与测试手段介绍到中国。继而华蘅芳又与玛高温合译英国赖尔（C·Lyell）名著《地质学纲要》（出版时名为《地学浅释》）。该书按岩石地层和地质史顺序，讲述地壳的组成物质及其排列次序和相对位置，地层的生物化石等等，第一次完整系统地把西方近代地质学的基本知识介绍到国内，出版后曾作为教科书广泛流传，对中国地质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除上述地质学名著外，洋务运动时期还翻译出版了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地质知识书籍，如《矿石图说》、《开煤要法》、《求矿指南》等等，以介绍识别矿物、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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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的工程技术，满足矿产部门的实际需要，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矿产业的发展。
6．生物学
明末清初在传入西方医药学之时，也夹带了若干生物学知识，但西方近代生物学的系统输入，还是19世纪60年代前后。首先1858年李善兰与韦廉臣合作，编译《植物学》一书，系节译自英国林德利（JohnLindley）所著《植物学基础》一书，全书共8卷，插图88幅，内分总论、论内体、论外体及植物分类法四大部门。该书第一次系统介绍植物的各种细胞、各种器官的形态与功能，植物的分类原理与地理分布等基本知识，从而使西方近代植物学得以系统传入中国。李善兰在这部译著中，在植物学领域也同样创译了不少专业术语，如借用《周礼·地官》中的“植物”一词来翻译Bc1any，即为突出一例，此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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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一直为中国植物学界所沿用，并传到日本，也沿用至今。除李善兰的上述译著外，还有傅兰雅编译的《论植物》、《植物须知》、《植物图说》等，也对西方近代植物学知识作了介绍。1876年傅氏在上海发行《格致汇编》杂志，每期也刊载些动植物知识，凡此种种都使近代植物学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的传播。
三、 洋务时期西方自然科学输入的特点
与明末清初的西学输入相比，洋务运动时期西方自然科学的输入，除规模大，数量多，质量高，尤其华蘅劳的译文“文辞朗畅，论者谓足信、达、雅三者之长”<《洋务运动》（八），第18页。>外，还具有以下特点：
1．既新且快
如果说明末清初所输入的西学，具有新旧杂糅的特点的话，那么，此次输入的西方自然科学，则全部属于新学，而且基本上都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因而具有新的特点。与新相联系的则是快，西方自然科学新著出版时间不长，即被译介到中国。其中一些主要著作，原书初版与译书的出版时间，据笔者对有关资料的统计，除西方19世纪40年代以前出的著作，同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时间相差稍长外，如《决疑数学》，原著出版于1834年，译著出版1880年，相差46年。50年代以后出版的原著，与译本的出版时间，一般只差十余年时间，有的则只晚三五年，个别的甚至当年出版，当年即着手翻译，次年即出版发行译著。如《算式解法》，原著1898年出版，次年译著即问世。这样的速度，足以说明中国知识界对引进吸收西方科学技术的急切心情。
2．全面而又系统
与明末清初的西学输入显得有些支离破碎大为不同的是，洋务时期西方自然科学的输入，不论从近代自然科学整体看，还是从某个学科的具体领域看，都具有全面系统的特点。从整体看，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各个主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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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研究成果包括最新发展，都已介绍到中国；从学科看，以物理学为例，文艺复兴后由伽利略开其端至牛顿而集其大成的古典力学体系以及光学、热学、电磁学等，凡在18世纪已形成体系的各个学科，都已介绍进来。再如化学，徐寿父子所译的已把近代化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全都系统的介绍进来。这种全面系统的译介，就为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学科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3．与近代化建设紧密结合
与明末清初的西学输入大都未能与实际应用尤其未与生产建设结合起来明显不同的是，洋务时期译介西方自然科学，大都与洋务运动的练兵制器、建厂采矿等近代化建设紧密相联。这正如华蘅芳讲到他之所以首先翻译《金石识别》，是因“五金之矿藏往往与强兵富国之事大有相关”，而之所以接着又译《地学浅释》，是因“金石与地学互相表里，地之层累不明，无以察金石之脉络”<宝成关：《自学成才，献身祖国（爱国数学家华蘅芳）》，《中国近代爱国者百人传》，第105页。>。由此可见，洋务派的“求强”“求富”活动推动了对西方自然科学的翻译与引进，而与近代化建设相结合，既翻译西方自然科学的学术著作，又翻译出版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普及性著作，包括各种教科书，则是此次引进西学的最显著特点之一。
4．选择性有所增强
明末清初的翻译引进，完全听命于耶稣会士，最突出的事例是《几何原本》翻译的中止，表明中国毫无主动性与选择性可言。洋务时期的翻译活动，虽然仍由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合作，采用传教士讲授，中方笔录的方式进行，但主动权已掌握在中国方面。特别是洋务派控制的翻译机构，如江南机器制造局、同文馆这两个输入渠道，已打破了过去教会对翻译活动的垄断地位，完全可以按中方的需要决定翻译引进西方的何种著作。即便有传教士参加，他们也只是受雇于清政府的译员而已，必须服从中方的指令。例如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就指出：“中国大宪已数次出谕，令特译紧要之书，如李中堂数次谕特译某书等”<《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4—25页、14页。>，表明翻译活动完全是在洋务派的领导下进行。这样翻译活动的主动性与选择性，就比明末清初时期大为增强，可以根据洋务派的需要选择译著。
选择性增强的另一因素，是中方参与其事的大都是学有专长、对所译之书颇有研究的著名学者。特别是象李善兰、华蘅芳这些人，虽然不懂外语，但由于他们精通专业，不仅翻译起来非常准确，因而能赢得合译者的信任与尊敬<如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一文中，对“译书华士”即颇多赞扬之词。>；并且能掌握最新情况，选出最新著作加以翻译介绍。就象梁启超后来评论的那样，当时所有译述之人，“精审不逮李、华”<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50页。>，就是因为他们学术水平很高，不次于西洋人的缘故。
（资料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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