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湖南维新变法思潮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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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湖南维新变法思潮新论

史实表明，甲午战争之前的湖南，在郭嵩焘等人的引导下，绅民之间已有“讲求洋务”的思潮。但就城市社会意识形态的总体而言，尚不能称得上开放。因为，除了要求兴办小轮，表明部分绅民已认同了“部分洋务”外，湖南绅民毕竟未作出其它开放之举。对外界而言，以往湖南的“守旧”印象，依然未能泯除。在这里，我们引用一下恩格斯的历史“合力”理论，或许有助于说明问题。恩格斯曾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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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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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事变”，既包括历史事件，亦包括历史局面，当我们用恩格斯的“合力”理论分析湖南意识形态的总体特征时，需要用到的概念则是后者。在甲午战争之前的湖南，变革求强思潮虽然代表了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方向，但这股意志“力”的矢量值毕竟非常弱小，而顽固守旧思潮的矢量值却超乎其上。这样，城市绅民意志的“合力”还是远远偏离了“新思潮”的方向，如此也决定了湖南绅民意识形态以守旧为总体特征的特定的“历史局面”。
然而，城市中的各种意识形态又是相互消长的。湖南绅民的变革求强“新思潮”随着民族灾难的不断加深，而不断发展着。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及由此带来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前所未有的侵权攘利活动，对湘绅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作用。受此震动作用，湖南绅民的意识形态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于是在开明官吏的倡导下，终于形成一股势头强劲的变革维新思潮。
甲午中日战争对湘人之所以产生巨大的震动作用，同湘军在这场战争中的惨败有很大关系。曾几何时，湘军以清政府绿营兵无法相比的作战能力，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挽救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也进一步强固了湘人颇为自傲的救世责任感。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原派驻朝鲜和防守辽东的军队（大部分是淮军），不堪一击，接连败退。无可奈何的清政府遂又将“救命稻草”系在湘军身上，指望湘军重振昔日雄威，挽回眼前败势。时人感叹：“时危湘军耐苦战”，“淮军一败又湘军”（注：皮锡瑞《师伏堂丛书》第40册《诗草》卷5。）。 而向以救世自命的湘军将领也将保家卫国视为神圣使命，湘抚吴大瀓主动请缨，率湘军三万余人（注：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第335页。），并起用湘军旧将魏光焘、陈湜、李光久、 余虎恩等，由三海关拔队东征。1895年1月，清政府正式任命湘军旧将、 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各军，吴大瀓和宋庆帮办军务。吴大瀓自以为湘军不仅有“精枪快炮”和“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更有“湖湘子弟，忠义奋发”的斗志，“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经生力军乎！”（注：《湘抚告示》，《万国公报》第74卷，第15092页。）遂煞有介事地向日人“出招降旗”（注：《学会汇纂》，《湘报》第92号第839页。）。 没想到辽东一役，湘军所战皆败，仅六天便接连丢失了牛店、营口、田庄台等城镇，“前敌诸军，勇怯不一，……而锋镝余生，竟致穷途坐毙，疮痍满目，疾痛切夫，惨不忍睹”（注：《刘坤一遗集》第2册第901页。）。时人有诗叹曰：“旧部招荆楚，长缨请世臣；当知销碧火，不比扫黄巾。”（注：皮锡瑞《师伏堂丛书》第40册《诗草》卷6。）湘军的惨败， 使清政府彻底失去了决战的信心，加速了与日本议和的进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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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第131页。）。
甲午中日战争最终以清政府的割地赔款和满足日人在通商口岸置机设厂等一系列苛刻条件为结局，由此引发了全国救亡图强思潮的进一步高涨。而对湘人来说，他们以往自负与嚣张的幻觉，则被彻底“震”碎。“安知蕞尔微三岛，竟敢横行大九州”（注：皮锡瑞《师伏堂丛书》第40册《诗草》卷6。），残酷的现实， 使湘人由原先的自傲心态折而为一种沉重的负罪心理（注：如湘人杨子玉曾在《湘报》上撰文指出：“甲午的败仗，实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赔日本二万万银子，也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湘报》第94号，第854页）， 于是不得不在痛苦的煎熬下正视这严酷的现实。自是，“湘人转侧豁寤，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注：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上册，第17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另一方面，这种沉重的负罪感和湘人原有的热忱救世观念以及强悍执着的性格特征相结合，又使得湘人的求变自强意识变得愈益强烈。正如当时的一则告示指出的：“昔道咸之乱，惟我湘士翼戴王室，厥功最高，天下称之”，而“自今以往，其祸益烈”，“其戡定益难，惟我湘士，其宁能自弃焉？！”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使湘人认识到，“吾湘士及今不思自厉，上无以宣圣天子作育之化，中无以答有司宏奖之雅，下无以塞薄海豪杰敬畏想望之心”（注：《湖南时务学堂公启》，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卷5上，第22页，《史料丛刊》正编771号，第407页；《湖南时务学堂缘起》，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第492页。）。在救时使命感的支配下，湘人将自变同国变，自立同国强的命运紧密相联，进一步激发了变法求强的自主性。不少开明湘绅摇笔鼓舌，为此疾呼：谭嗣同指出，值此“创巨痛深”之际，“岂补苴所能了”，必须“屏弃一切，专精致思”，“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注：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上册，第167～168页。）；皮锡瑞则写下了“国破山河泪溅花，横流沧海哭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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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皮锡瑞《师伏堂丛书》第40册《诗草》卷6。）的忧愤诗句，而且“急言变法之不可缓”（注：皮名振《皮鹿门年谱》第37页。）。王先谦亦指出：“今日之局，前代所无，当雄邦环伺之秋，为经久自立之策，熟筹通变，时势使然。”（注：王先谦《虚受堂书札》卷1。）甚至后来攻击维新派最力的叶德辉也认为，“今日之时局，法诚弊矣”（注：叶德辉：《郋园书札》第22页。），“盖忧时之君子未有不知法之宜变者”（注：叶德辉：《郋园书札》第30页。）；他还告诫自己的学生：“古今无百年不变之学”，“今日视西艺若仇者，一孔之儒也”（注：叶德辉：《郋园书札》第3页。）； 他甚至抱怨“凡泰西之善政，一入中国则无不百病丛生”（注：叶德辉：《郋园书札》第22页。）。不难看出，甲午战争之后严重的民族危机感使湘人产生了广泛的求变自强心理。
湘人起而求变的精神动因除了民族危机的刺激之外，还有一个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视，就是倡讲西学的湘籍洋务派官员的榜样作用。这些前辈精英人物的经历和事业，此时被湘人视作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湘人受到莫大的鼓舞与激励。当时长沙的一则告示中这样说道：“吾湘以士气闻天下，通商数十年，西人足迹交遍于中国，惟于楚地，几不敢越半步。……于是海内海外，遂咸以守旧目湘士。然窃闻吾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诸先生，咸于天下不讲西学之日，受怨谤，忍大诟，毅然慨然，以倡此义。至今天下之讲西学者，则靡不宗诸先生，乌在湘人之为守旧也？且如日本前事，虽守旧何害？其守愈笃者，其变亦愈诚。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其以视今日之日本，宁有让焉？宁有让焉！”（注：《湖南时务学堂公启》，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卷5上，第22页， 《史料丛刊》正编771号，第407页；《湖南时务学堂缘起》，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第492页。）可见，湘人并没有因为曾经极度守旧而自暴自弃，相反从郭嵩焘、曾纪泽等人身上找到了精神动力，将湖南自比为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坚定了变法求强的信心与决心。于是，长沙士绅一洗从前的虚骄之气，变法求强之议，靡然向风，成为城市大众思潮的主流，使长沙由文化守旧城市渐变为南中国维新运动的中心。
在长沙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地方官员的倡导和支持起了重要作用。湘抚陈宝箴曾长期在湖南为官，在长沙寓居（注：陈宝箴步入仕途的第一站就是同治六七年间“以知府发湖南候补”，此后他又长期在湖南为官，家眷居于长沙，其子三立就婚长沙，其孙寅恪生于长沙。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4、6、8页。）， 同忧国愤时、大讲“洋务”的郭嵩焘关系密切，得其影响不弱。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陈宝箴上书言政，历陈得失，言之耿耿，一片忧国之情。陈宝箴对湘人感情较厚，深习湘省风土人心，尝语人曰：“昔廉颇思用赵人，吾于湘人犹是也。”（注：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5； 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76页。）所以， 当其得知被委以湘抚一职时，“窃喜自慰”（注：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5； 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76页。）。上任之后， 陈宝箴于地方政务“思有所振兴”（注：王先谦《葵园自订年谱》卷中，第52页。）。其子陈三立随侍左右，多所赞划。较为理想的出仕环境，为陈宝箴施展为政才干，实现为政抱负提供了条件。陈宝箴激于国势危亟，遂慨然以变法开新为急务，希望通过变法使湖南实现富强自立，以为国家之“凭恃”。正如陈三立在《巡抚先府君行状》中记述的：“府君盖以国势不振极矣，非扫敝政，兴起人材，与天下更始，无以图存。阴念湖南据天下上游，号天下胜兵处。其士人率果敢负气可用。又土地奥衍，煤铁五金之产毕具。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足备非常之变，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注：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5；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76页。）
对陈宝箴的为政魄力和为官德行，湘人较为赞赏，闻其出抚湘政，咸感欢欣（注：陈三立在《巡抚先府君行状》称：“湖南人闻巡抚得府君，亦皆喜”，见《散原精舍文集》卷5；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76页。）。皮锡瑞于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廿六日的日记中写道：“湘抚放陈右铭年伯，可谓得人。”（注：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 ）唐才常亦欣喜地说道：“如我湘省得陈右老力加振剧，厚植人才，则将来挽回大局之人，又未必不出湖南，试目俟之可耳。”（注：见唐才质《唐才常和时务学堂》，《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3期。）后来， 《湘学新报》作如此评论：“我湘陈右铭中丞，亟力图维，联属绅耆，藉匡不达。兴矿务，铸银圆，设机器，建学堂，竖电线，造电灯，引轮船，开河道，制火柴，凡此数端，以开利源，以塞漏卮，以益民生，以裨国势。”（注：《论湘中所兴新政》，《湘学新报》（二），第833页。）诚然， 这些新政成就并非陈宝箴一人之功，但陈宝箴本着“惟天下非常之变，必有度外之举”（注：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5页。）的变革思想，对长沙变法维新运动所作的倡引与领导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就连张之洞亦对陈宝箴大为赞赏，称赞他“识力恢闳，肇开风气，通商惠工，百废俱举。湖外闻之，足令俗吏陋儒，人人增气同心，击檝钦佩”（注：张之洞《与陈右铭》，《张文襄公全集》卷218页。）。 盛宣怀亦赞叹：“衡湘地气磅礴，所出人才得天独厚，从前……与时务格格不入者，湘人为尤。他日毅然决然挽回时局，安内攘外，恐天下莫湘人若。……然微公（陈宝箴）实力提倡，循循善诱，亦何能变化如此之神速？”（注：盛宣怀《上湘抚陈佑帅书》，《愚斋未刑信稿》第10页。）王先谦亦评价陈宝箴“居得为之位，任先觉之责”（注：王先谦《虚受堂书札》卷1。）。这些都是对陈宝箴在长沙维新运动中作用的较好诠释。
陈宝箴的变法“开新”之举，得到了当时湖南其他主要官员的支持与配合。学政江标，青年时曾入京师同文馆学习，于西学有所研究，曾参与筹办北京强学会。光绪二十年（1894）视学湖南，即以“变士风，开辟新治为己任”（注：胡思敬《江标传》，《碑传集补》卷9。）。到任之后，他以舆地、掌故（时务）、算学试士，识拔有用人才，“一决数百年拘牵忌讳之藩篱”，“于湖南得人最盛”（注：《唐才常集》第195、197页。）。对湘抚陈宝箴的新政举措，江标皆极力赞成之。他主持整顿长沙校经学堂，筹建学堂藏书楼，主办《湘学报》。在为《湘学报》所作《序》中，江标喊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呜呼，变法其宜哉。”（注：《湘学新报》（一），第5页。 ）后人有将江标称作湖南维新运动之“开路先锋”者（注：林能士《清季湖南的新政运动》，第21页。），也有将江标视为湖南“开展风气的第一功臣”者（注：王尔敏《南学会》，台湾《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2编《戊戌变法》，第457页。），足以说明江标在长沙变法运动兴起之初所起的作用。除陈、江之外，其他湖南主要官员亦积极支持变法维新。按察使兼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曾出使日本，游历欧美，尝读卢梭、孟德斯鸠之说，“于变法维新，颇眷眷焉”（注：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179页。）。他同与己有着戚属渊源关系的陈宝箴关系密切（注：有人这样指出：陈宝箴“和嘉义州本州的黄公度极其友好，这固然是由于同抱经世维新的思想，然与义宁陈族和嘉应州本州的黄族，上代有亲戚的旧谊，也不无多少的关系”。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247页。），对陈的新政举措极为赞同，并“以其平日之学发纾之”（注：康有为《〈入境庐诗草〉序》。），“不啻陈右铭中丞之灵魂”（注：正光《黄公度——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逸经》1936年第10期。）。因黄遵宪是湖南维新官员中唯一对西方文明有过亲身感受的人，“较道听者自胜一筹”（注：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所以对长沙各项新政多所推进。继江标之后出任湖南学政的徐仁铸，不仅积极巩固和扩大江标所创各项新政成果，而且通过撰写《輶轩今语》，颁发《湘士条诫》等方式，对进一步转变湘省学风（尤其是倡导今文经学），促进变法维新运动的深入助益颇大。可以说，在变法开新的胆魄和步伐方面，徐仁铸甚至超过了前任学政江标。
开明官员的倡导和策划，得到亟思变法维新的湘绅的积极响应。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等分别从各地奔赴长沙，共襄新政。“其士绅负才有志意者，复康慨奋发，迭起相应和，见气几大变”（注：陈三立《散原精舍文集》卷5；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77页。）。长沙士绅王先谦、张祖同、朱昌琳等亦起而响应，他们创办火柴厂与机器制造公司，兴办内河轮船，力争粤汉铁路入境，支持陈宝箴创办电报局与矿务局等，均很出力。王先谦还领衔呈请创办时务学堂，并在自己主持的岳麓书院进行课程改革，增设算学、译学等课程，他还通令岳麓书院师生购阅鼓吹变法维新的《时务报》。时务学堂成立后，长沙“官绅士民同出一心”，“敦请卓公（梁启超）为主讲”，“湘士尤盼之甚切也”（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253页。）。梁启超莅湘后，长沙士绅“款待优渥”，王先谦、张祖同等人还建议接待梁启超“须特加热闹，议于曾忠襄祠张宴唱戏，普请各绅以陪之，其礼貌可谓周矣”（注：熊希龄《上陈中丞书》，《湘报》第112号。）。 甚至后来大肆攻诋维新派的叶德辉，一度时期，也经常出席激进维新派主持的湘绅聚会（注：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而且与梁启超关系“极洽”， 且“酒食往来”（注：熊希龄《上陈中丞书》，《湘报》第112号。）。
如上表明，长沙维新运动实是一个由开明官吏倡导，官绅一气，共同推进的“开新”运动。有人这样说：“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非官长导之于先，士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官绅一体，上下一气，之有以致此乎？”（注：《湘报》第105号。 ）这一概论，似较恰切。当时《湘报》所刊一则歌谣则这样说道：“湘军当日有威名。于今不是旧湘军，牛庄一败威名丧。……我辈宜将实事务，虚心下气学人长，农学商学先自固。何幸大吏皆贤良，奋发已为湘人倡。举行新政讲新学，首开民智求富强。湘中大绅体此意，上下一心同勉力。”（注：《湘报》第27号。）这实际上也是对长沙维新运动兴起原因和发展状况的通俗概括。
（资料来源：《船山学刊》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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