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也评义和团的“排外”和迷信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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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也评义和团的“排外”和迷信色彩

如何看待义和团运动中的强烈“排外”及迷信色彩，是两个旧而常新的议题。笔者拟就此作些辨析。
正如以往某些论著所指出的那样，在义和团运动中出现过不少拆铁路、切电线乃至焚毁其他洋物洋货的现象，这的确是一种强烈的“排外”表现。但据此能否就断言义和团在打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同时，还要根绝一切与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科学技术——这“不但不是革命、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反动和倒退”？恐怕不能。这种“新见”有意无意地贬低了义和团的进步作用。此说如能成立，所谓义和团救亡、爱国云云，岂不成了一句缺乏具体内容的空话！
诚然，按逻辑推理，声光化电，机器铁路等东西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而若盲目反对这一切，无疑是文化低下，愚昧落后的表现，且意味着破坏新的生产力。但是，抽象的逻辑推理毕竟代替不了对问题的具体分析，实际情况要比推理复杂得多。对义和团“排外”理应加以详细考察，切莫不问历史时期和具体环境，简单套用现成公式，推论了事。
严格地说，所谓义和团“排外”，乃是后人对其斗争特点的一种概括。义和团自身的提法是“灭洋”，不是“排外”。在义和团思想库中，“洋”这个概念是含糊不清的。用时人的话说，“凡关涉洋字之物，皆所深忌也。”这种笼统“灭洋”的提法固然难与“打倒帝国主义”划等号，但作为一种特定时期的产物，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到十九世纪末年，“四夷交侵，各求所欲”，堂堂“神明华胄”恰似一只任人宰杀的羊羔，被东分一块，西割一块，几近亡国灭种的边缘，这不能不使热血的中国人感到愤慨。基于切肤之痛，众多的炎黄子孙产生了“脱去洋人制压之痛”的迫切要求。洋之可恶，非灭不可，已成为当时国人的普遍思想动向。生活在那个时空环境中的“拳民”，只不过是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还没有能力担负起反帝使命的前提下先行一步而已。
“洋”的概念在义和团的思想库中含糊不清，在实际“灭”的过程中，就一定象某些论著断言的那样，要把一切与“洋”沾边的东西统统“根绝”么？近年发现的《筹笔偶存》表明：前期义和团不仅不拒用洋枪洋炮，即使以最易动感情的高潮期看，“拳民”们也未必做得那么绝。在天津，曹福田曾下令不准捣毁洋货铺。保定附近“拳匪与工役耦居无猜，附省二百里铁路得以无恙。”新城某团更有“不滥杀教民，不拆铁路”的明文规定。类似的记载足以表明，义和团认识上的模糊，并未导致行动上必然走极端。所谓义和团“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和灭绝一切与‘洋’有关的事物”云云，实乃夸大其词。
偏激的举动当然是有的。象义和团“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以及“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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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伞、洋袜，用者辄署极刑”等记载，虽多出自帝国主义分子和封建文人的笔下，却不能视为全是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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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亦不必讳莫如深。但这些脏水似不应都泼在义和团、特别是农民团民的头上。切莫忽视，心怀叵测的封建顽固派的示范、唆挑，对义和团的“排外”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庄王载勋一次便在“府外杀教民数百名”；自居“拳首”的大学士徐桐“恶西学如仇”，据传他曾亲书对联，煽动义和团“攻异端”“以寒夷胆”。表面看，封建顽固派与义和团对准的是同一个目标，但动机、效果却不能同日而语。何况，义和团是个松散的组织，任何人，只要愿意，挂起红带子，便可立坛铺团，因此，不少坏人混入义和团，这是义和团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这些冒牌货干下的“乘隙抢掠”、“杀人寻仇”等“烂事”，绝不能加在农民团民头上。
再说，农民团民做出一些越轨举动，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毕竟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共产党人，而是一批小生产者。小生产者自身的一些特点，使其推演不出一个真正有博大视野、比较科学的整体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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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可能把帝国主义掠夺政策同它借以掠夺的工具——机器、铁路、洋货等加以区别，不可能意识到这些东西同时还具有代表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的实质，而只能凭藉直观的感觉和狭隘的经验，就一些社会变化的表象作出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在他们看来，洋人也罢，洋物也罢，无一不与“侵略”联系在一起；教士教民“凌虐乡里，欺压平民”，就应当诛；洋货洋机器“有碍生计”，且“借以祸中国”，就应当砸。这是一种原始的反抗形式，是一个民族危在旦夕时自然产生的一种遏制再沉沦的本能反映。这种本能反映虽带有愚昧落后的印记，但若放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进程中加以考察，会发现它是正义的，不可逆转的。类似的手段，早期无产阶级也采用过，马克思把它看成是一个处于自在阶级中的必然表现。我们也应这样理解义和团的偏激举动，它表明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还处于感性认识阶段。况且就整个“灭洋”斗争观之，偏激的举动比起他们担负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主流来，毕竟是支流末节；而近八十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清楚表明，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笼统“排外”决不是主要错误倾向。所谓义和团“要根绝一切与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科学技术”云云，不足为训。
依我看，对于义和团具有的迷信色彩，也不应该只停留在片面强调其消极作用上。重要的是，要“用历史来说明迷信”。（恩格斯语）
和理解笼统“灭洋”一样，义和团之所以笃信“画符念咒”、“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迷信，也唯有从小生产劳动者的特征才能真正加以解释：他们需要一种信仰力量来作为超出自己狭隘经验范围的精神支撑；而神在这些见闻有限、闭塞落后的人看来无所不能，凭借之后自是法力无边。历史和生活表明，笃信迷信并不仅仅发生在义和团身上，以往的历次农民起义也多依皈上帝。比较特殊的是，义和团不止于信奉一个上帝，而是依恃“多神”，象《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西游记》等小说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以及戏曲舞台上的著名角色和民间传说中的某些超人，如诸葛亮、姜太公、孙悟空等都是他们崇拜的偶象。这种从广为流传的通俗小说、戏曲舞台、民间传说中请来众神的做法，恰好反映出文化低下是导致义和团笃信迷信的最根本原因。
“神灵”当然是不存在的，至于“画符念咒”使之“附体”以求“刀枪不入”更属荒诞无稽，实际情况是，每逢战事，信枪弹不伤者“竞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血的教训，团民当然会意识到符咒难以制敌，身躯无法试炮。那么，他们何以始终坚持“画符念咒”冲锋陷阵呢？答案只能是：义和团信神不是在祈求宗教的心灵解脱，而多半是取其形式；他们之所以执着地念着符咒上阵，恰似后人作战，必誓以与阵地共存亡一样，是为了增强决胜的信心。也就是说，在迷信的背后，隐藏着现实的革命狂热。这是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爱国主义精神。如若对此进行奚落，未免太有昧于事理了。
再就中国十九世纪末叶的形势而言，利用神拳唤起民众反帝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手段。这是因为：燃眉之急的民族危难，使得民众来不及按照常规从事习武练功，而神拳自诩自神授，“妇孺又皆能之”，与当时中国北方下层人民那种急迫的反侵略心理是合拍的。要是不借助“神拳”的魔力，很难想象会在短期内把千百万“神兵”聚集在“灭洋”的旗帜下。
当然，中国近百年史已清楚表明，由于义和团承担了一件本阶级难以胜任的使命，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在导致失败的种种因素中，迷信的消极作用当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对此只能从旧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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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斗争的角度去剖析，而切忌以今天反迷信的标准来衡量。否则，那多半是在发历史的幽情，而非郑重的科学评价。
【资料来源：《文汇报》1986 年10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59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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