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义和团运动若干重要史实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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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义和团运动若干重要史实辨析

建国以来，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义和团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成果斐然可观。但是，在义和团史的研究中，还有若干重要史实，存在着以讹传讹、因袭成说的现象。为此笔者不揣浅陋，谨贡刍荛，以期引起争论，促进研究的深入。
一 所谓罗嘉杰传送的“洋人照会”并非是导致慈禧宣战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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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慈禧为首的清统治集团向帝国主义列强宣战，是义和团运动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慈禧的这一重要决策，是经过御前会议的反复讨论后采取的。自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起，慈禧连续四次在西苑仪鸾殿东室召开有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参加的御前会议。慈禧召开御前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发扬公论”，“不愿贻人以一意孤行之讥”(肖一山：《清代通史》（四），第2195页。)。会议进程中，清廷上层的主战派载漪、刚毅等明显占了上风。五月二十五日清廷即颁布宣战上谕，与各列强同时交兵。慈禧为什么敢于在一个早上突然同“洋人”决裂，这些事情的导火线究竟是什么？
长期以来，史学界一般认为是江苏粮道罗嘉杰所传送的“洋人照会”激怒了慈禧。这件照会包括了四项重要内容：（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这件照会简直把慈禧“气昏了”。据《景善日记》记载，“刚相（刚毅）云以未见慈颜如此之怒容，康党之变，虽大发雷霆，尚不如此之甚也。”“老佛有言，彼族焉敢干预予之权，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当灭此朝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　》第l册：第67页。)于是，便下达了宣战诏书。
诚然，《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见丁名楠：《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第492页。)，其所述不足为据，但是，还有其他著述对此事有同样记载。袁昶的《乱中日记残稿》云：“决战之机，由罗粮道嘉杰上略园（按，荣禄号）相书，称夷人要挟有四条，（相出示同列，其一条，称请归政，不知确否，各公使无此语，岂出于各水师提督照会北洋耶？北洋不以上闻，而罗轻启当国者，此人乃祸首也。）致触宫闱之怒，端邸、徐相、刚相、启秀等，又力主惩外人，推抨之机遂决。推原祸本，苏粮道罗嘉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　》第l册：第340页。)又据李希圣所撰《庚子国变记》谓：“（五月）二十日……召大学士六部九卿入议，太后哭，出罗嘉杰书示廷臣，相顾逡巡，莫敢先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　》第l册：第12页。)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则称：“二十一日，未刻，复传急诏入见，申刻召对仪鸾殿。……太后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今日衅开自彼，国亡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　》第l册：第48—49页。)
类似的记载还有一些。在这些记述者中，有的是御前会议的参加者，如袁昶、恽毓鼎等；有的则是道听途说，依据传闻记载，如景善等。按说，会议的参加者所记应该是与史实相近，翔实可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笔者将各种记载进行对照比较，发现有以下几点可疑：
其一，关于罗嘉杰所传“洋人照会”何时由何人递给慈禧的。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认为早在立溥□为大阿哥后，天下哗然，各国驻京公使且“有违言”，“太后及载漪内惭日夜谋所以报。会江苏粮道罗嘉杰以风闻上书大学士荣禄言事，谓英人将以兵力胁归政，因尽揽利权。荣禄奏之，太后愈益怒。”显然，李希圣认为，荣禄递上的只是罗嘉杰的信件，并非是什么照会，而且在御前会议之前，早已递呈，慈禧于二十日御前会议上宣读。而恽毓鼎则认为，“二十夜三鼓，江苏粮道罗某遣其子扣荣相门，云有机密事告急，既见，以四条进，荣相绕屋行，旁皇终夜，黎明遽进御，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　》第l册：第49页。)这里恽毓鼎认为，“洋人照会”是五月二十一日由荣禄逞递慈禧的。《景善日记》则认为是五月二十四日，“由端王（载漪）、启军机、那阁学将各使适才致送之照会呈览，该照会竟敢请老佛立时归政，将大阿哥革职，仍请皇上复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　》第l册：第67页。)同是一个照会，呈递时间与代呈官员记载如此矛盾百出，这不能不使人怀疑罗嘉杰转呈的“洋人照会”是否曾经递上清廷。
其二，“洋人照会”是谁在御前会议上宣布的。袁昶的《乱中日记残稿》认为，是“（荣）相出示同列”；恽毓鼎的《庚子日记》谓：“太后宣谕，凡四条。”(《恽毓鼎庚子日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50页。)但慈禧只念了前三条，最后一条，是在退值以后，询之荣相，才知是勒令太后归政。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则云，太后哭，出示罗嘉杰书示廷臣，李氏所记与恽氏略同，但并无其中某些细节。看来，在宣布洋人照会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上，记载也是纷纭不一。尤其是袁昶与恽毓鼎均为御前会议的参加者，按理说是不应该有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
其三，“洋人照会”不见诸军机档册记载。清制，廷臣上书格式极严。内则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外则将军督抚，方有递折之权，其余人员上书则须由都察院抄录代呈。但是，无论何项人员所递奏折，或代呈代递折件，均在军机档册中有所登记，并且注明有处理情况，即使是近支王公，或军机大臣亦不在例外。笔者翻阅了光绪二十六年的《上谕档》、《奏折奏片档》、《电报档》、《早事档》等各类登录档册，无论是大学士荣禄，还是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启秀等人，在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之间，均没有呈递任何折片。“洋人照会”的四条内容极关重要，荣禄、载漪及启秀等人，倘有代呈代递情事，例当于军机登录档中，有明确记载。说明罗嘉杰的所谓“洋人照会”根本就没有递到慈禧手中。
此外，荣禄在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写给叔父奎俊的书信中，曾谈及御前争辩情形。他做为重要的当事人，在此信中却未提及“洋人照会”，这一点亦应引起注意。
其四，“洋人照会”内容不见诸宣战诏书。如果说“洋人照会”是促使慈禧对外宣战的“最大激因，也是她由‘自治乱民’以阻洋兵，到‘借拳剿洋’的转捩点”(张玉田；《庚子那拉氏对外宣战原因的探讨》，《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第373页。)，那么五月二十五日的宣战上谕理应有这方面的内容，而该上谕未有一处提及“代收各省钱粮”，“代管天下兵权”以及“勒令皇太后归政”等内容，这可说明，慈禧对外宣战，与罗嘉杰转呈的“洋人照会”毫不相干。此上谕《实录》未敢刊登，而在军机处各类档册中均有详略不同的记载，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
也许有的论者会说，据恽毓鼎的《庚子日记》与《崇陵传信录》记载，“后闻此四条照会，军机、总理、北洋皆未见，询之洋使，亦坚执并无其事，竟不知从何而来”(《恽毓鼎庚子日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50页。)，“故二十五日宣战诏，不及此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　》第l册：第49页。)其实，这种辩解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慈禧既然在宣战前夕，已弄清楚罗嘉杰所呈“洋人照会”是假的，那么她完全可以顿息雷霆之怒，何须乎以假当真，大张挞伐呢？明知是假的，还要假戏真做，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所谓江苏粮道罗嘉杰传送的“洋人照会”，各家的记载矛盾百出，纷纭杂陈，而在清宫各类档册中得不到任何印证，很可能是一起子虚乌有的事件。其实，慈禧的对外宣战是经长期酝酿后作出的抉择，这同罗嘉杰的照会并无关系。倘若当时真的有所谓罗嘉杰传送的照会，那么后来清廷在惩处祸首时，一定会追究罗嘉杰的责任的。清廷没有惩处罗嘉杰，这件事情本身已足以说明轰传一时所谓“洋人照会”，很可能是虚构的。它根本不是导致慈禧对外宣战的直接原因。
二　刚毅是否参加了御前会议
刚毅是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时任军机大臣，与荣禄一样，同是慈禧所宠信可以左右朝政的大员。光绪二十六年春季，义和团运动浪潮席卷京、津地区，声势越来越大。清政府对这场爱国群众运动态度游移，主剿派与主抚派形同水火，尖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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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随着同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日趋紧张，清政府需要尽快确定对义和团应采取的政策。于是，五月初八日，慈禧首先派军机大臣兼管顺天府事的赵舒□与顺天府府尹何乃莹驰往涿州、保定一带，“剀切晓谕”，察看义和团情形。随后，慈禧又派刚毅前赴保定一带地方，开诚布公，谕以拳民教民“皆朝廷赤子”，要他们即日解散，各安本业，“毋得聚众滋事”(《清德宗实录》：卷463，页6。)。刚毅于五月十一日奉命出京，五月二十日清廷召集第一次御前会议。那么，刚毅究竟是否参加了这次御前会议呢？许多历史著作的答案是否定的。
《清史稿·刚毅传》谓：“二十六年春。拳作乱，命赵舒翘及刚毅驰往近畿一带，查办解散。及还京复命，而宣战诏已先下矣。”(《清史稿》第42册，第12752页。)这里，《清史稿》的作者显然认为刚毅未参加御前会议。
肖一山《清代通史》亦谓：“旋传谕（五月）二十四日辰刻更入见……召二王及枢臣先入见，刚毅适还朝，亦告入。”(肖一山：《清代通史》（四），第2198页。)
其实，这些记载的主要依据很可能是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该书对四次御前会议的记载绘声绘色，颇为详细。在记述五月二十日第一次御前会议时，该书谓：“午刻，忽传旨召王大臣六部九卿入见于仪鸾殿东室，约百余人，室中跪满，后至者乃跪于槛外，……枢臣刚毅则出京察看拳民未归。”(《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　》第l册：第47页。)
恽毓鼎曾长期担任日讲起居注官，曾多年“侍璃头，领兰台。”(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序》。)故《崇陵传信录》所记数次会议情形，史学界均甚重视，广为征引。如丁名楠先生为证实《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即将恽记与《景善日记》作对照，并认为，恽氏亲自“参加五月二十日以后的各次御前会议，关于刚毅回京日期的记载是可信的。”(见丁名楠：《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第498页。)
然而，如果仔细推敲一下，恽氏所记显然与史实不符。
其一、慈禧召开御前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讨论和战问题，清廷对义和团究竟应该采取“剿”，还是“抚”，这是首先应解决的，刚毅作为慈禧的亲信被派出去“察看京畿一带义和团情形”，没有他参加会议，如何进行有的放矢的讨论？
其二、慈禧在召开御前会议前一天（五月十九日）即专门发布上谕，催促刚毅、何乃莹“著迅速回京”(《清德宗实录》：卷464，页6。)。涿州、保定距京师并非遥远，何以能够拖延至二十四日才回到京师？
其三、五月二十日清廷发布的上谕称：“军机大臣字寄协办大学士刚、署甘肃提督董，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奉上谕：拳民仇杀教民，肆行无忌，本应严行剿办。本日召见世铎、奕□、纳勒赫、溥伟、载沣、魁斌、载勋、载漪、那彦图、载莹、载润、荣禄、昆冈、刚毅、王文韶、立山……等，沥陈患民无知，姑开一面之网。即著责成刚毅、董福祥，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　严加约束。”(《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5页。)此条寄谕共罗列了五月二十日御前会议召见的七十一名王公大臣及六部九卿的名字(《恽毓鼎庚子日记》谓，“人对者约四十人，分数排跪。”而《崇陵传□录》则又谓入见者“约百余人，室中跪满。”所记均误。)，刚毅亦包括在其中，说明刚毅参加了是日御前会议是毫无疑问的。
此条上谕标志着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折，由原来的□□不定，开始变得态度明朗，显然是听了刚毅等“沥陈愚民无知，姑开一面之网”的结果。
其四，据军机处档册记载，刚毅于五月十九日奉旨，二十日一早即与何乃莹一起由涿州回京向慈禧请安，“均奉旨知道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藏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军机处奏片。)。而慈禧在是日“午正”才“有旨命王贝勒大臣、六部九卿传牌子（不用膳牌）备叫起。”“申初”才正式召见大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l册：第337页。)可见，慈禧是在刚毅还朝之后　，才召开的御前会议。故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谓，刚毅参加了首次御前会议，并在会上与载漪一起奏对：“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雪仇耻”，“闻者莫不痛心，诋为妖□，知其必亡，然畏太后不敢言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　》第l册：第13页。)　　　　　　　　　
综上所述，　可以清楚看出，刚毅不但参加了御前会议，而且在会议上起了重要作用。□毓鼎所谓五月二十四日刚毅还朝的记载，显然是错误的。
三　慈禧宣战的原因分析
慈禧的对外宣战诏书，本身没有说明向那些国家宣战，也没有将此诏书送到有关国家政府手里，它只不过是清廷内部散发的动员令。但是，尽管如此，清政府的宣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事件，它的出现有着极为深刻的内在原因：　
其一，对外宣战是慈禧集团长期执行对外强硬路线的结果。戊戌政变之后，慈禧、荣禄等人，对英、日、美等国给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同情，十分仇视，　对列强在“废立”问题上的立场，亦十分不满，故在政变发生之后不久，即确立了与列强对抗的方针。如果说慈禧在公开发布的谕旨中，还有所收□的话，那么她在与亲信的交谈中，表露的十分□骨。戊戌政变后新拨□的河南巡抚裕长，在一个奏片中称：　　　
“再奴才此次在京陛见，面奉懿旨：传谕直隶总督裕禄，嗣后办理外洋交涉事件，务须据理辩论，不可稍涉迁就，使彼族得步进步，是为至要。”(一史馆藏光绪二十五年《上谕档》，又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4册第8—9页。)
上述内容，清廷虽未刊露，但毫无疑问，它反映了慈禧当时的真实思想。再往后，慈禧又以更为明朗的语言宣称：“各国虎视耽耽，争先入我堂奥，以中国目下财力兵力而论，断无衅自我开之理。惟事变之来，实逼处此，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料也。近来各省督抚，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预梗一和字于胸中……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倘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克敌至□。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
观此谕旨，则可明显看出，与列强交兵，慈禧集团早已有所准备，决非象他们后来所谓“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524页。)此乃掩饰之词，绝非由衷之言。当然，慈禧的这一政策与徐桐、刚毅等顽固派极端仇外，载漪等人火中取栗、“使馆朝夷，皇位夕易”(《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l册：第50页。)的卑劣目的，亦有很大关系。此中原委，多有述及。当然，慈禧敢于同列强宣战同她深信义和团的“法术可恃”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不能简单地视慈禧只是□图“利用”义和团。清宫档案中有许多资料说明，慈禧对义和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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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教义”、“法术”是深信不疑的。六月下旬，裕禄同八国联军的战斗处于艰苦卓绝的阶段，屡次上书慈禧，请授“出奇制胜”、“防敌北窜”之策，慈禧于煌煌谕旨中称：“天津事机紧

中国历史故事250字

迫，闻五台山南山极乐寺僧普济，戒律精严，深通佛法，该僧现在天津，著裕禄传旨，谕令该僧联属义和团民，设法堵击，”(一史馆藏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谕旨单：一史馆藏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等军机处交片。)并郑重其事地将此事交给军机大臣启秀办理(一史馆藏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谕旨单：一史馆藏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等军机处交片。)。这固然反映了慈禧的愚昧无知，但也说明了她对义和团“法术”威力的信服。
其二，促成慈禧对外宣战的导火线确实是“洋人照会”，但并非是罗嘉杰转呈的，而是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照会。杜士兰的照会是由直隶总督裕禄在《大沽口炮台紧急情形折》中转述的。该折谓：“窃于本月二十一日按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照会，各国现驻大沽口处水师提督、统领等，托由本总领事转致公文一件。惟时刻促迫，不遐全译华文，其要意，乃各国水师提督、统领，限至明日早两点钟时，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伊等收管，逾此时刻，不愿善交，则各国水师提督、统领即当以力占据等语。”(《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7页。)
裕禄的告急奏折还特别指明，杜士兰奏折“标二十发，二十一日卯刻始行送到，文内云，今日早两点钟交给，文到已愈时刻，其情形尤为诡诈。”并称炮台情形，十分紧急，兵力单薄，万无把握，故“请旨迅饬董福祥等统带所部，星夜来津接应，以维大局。”(《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8页。)
据军机处档案记载，裕禄此折是以“六百里加急”的公文飞递北京的。五月二十三日呈缴慈禧过目(裕禄此折五月二十三日始到京，《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52页。)。而在此之前，清廷已于五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三次召开了御前会议，讨论战守事宜，杜士兰照会的到来，更坚定了慈禧与列强决裂的决心。故清廷当天给驻京各使署发去照会，略□：“中国与各国向来和好，乃各水师提督遽有占据炮台之说，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现在京城拳会纷起，人情浮动，贵使臣及眷属人等……应请于二十四点钟之内带同护馆弁兵等，妥为约束，即速起行，前赴天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2页。)
同日，清廷还以八百里特快公文寄谕裕禄，称事机紧迫，兵衅已开，“该督须急招义勇，团结民办，帮助官兵，节节防护抵御。”(《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3页。)可见，杜士兰的照会正是激怒慈禧的导火线。
其三，慈禧的对外宣战照会是在接到裕禄与洋人接仗获胜的虚假奏报后发布的。慈禧虽倾向于开战，但不能不考虑对列强交兵的后果。因此，在接到杜士兰的蛮横无理的照会之后，慈禧并未立即宣战，而是对前方的情形拭目以待，密切注视。故在五月二十四日寄给裕禄的上谕中谓：“裕禄于二十一日后并无续报，究竟大沽炮台曾否开仗强占？连日洋兵作何情状？现在招募义勇若干？能否节节接应？拳民大势又是如何情形？著即迅速咨明总署转呈。”(《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8页。)
此谕虽短，但罗列五个问题，尤其是义和团能否与洋兵交战，最为慈禧关切。第二天，慈禧接到了裕禄的《接仗获胜折》，是折亦亟关重要。此折是五月二十四日由天津以“六百里加紧”的公文呈递的。裕禄在此折中声称，在大沽口炮台的战役中，罗荣光“竭力抵御，击坏洋人停泊兵轮二艘。”在攻打紫竹林战役中，“义和团民亦四处纷起助战，合力痛击，至日暮始将洋兵击回”，洋房已焚毁不少，次日“我军会合团民与之鏖战，良久，敌势力渐不支，各队尽力攻击，午后愈形穷蹙，纷纷窜匿。”(《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8页。)裕禄在此折中又称：义和团“情愿报效朝廷，义形于色”，“民心极固，军气甚扬”，“齐心努力，奋往无前。”(《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8页。)这无疑给慈禧带来了不少鼓舞，更增强了侥幸取胜的心理。故清廷在接到裕禄的奏报后，当天就发布了两道诏书，一道是上文征引的宣战诏书，另一道是对裕禄等进行嘉奖的诏书。其文略谓：“我华与各国和好有年，乃因民教相仇，竟致决裂，恃其坚甲利兵，攻我大沽口炮台，又由紫竹林分路出战，经裕禄四处分应，复经我义民竭力相助，以血肉之躯与枪炮相搏，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等日，击坏兵轮二艘，杀敌不少，众志成城，民心既固，兵气亦扬。所有助战之义和团人民不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饷，甚且髫龄童子，亦复执干戈以卫社稷，此皆仰托祖宗之昭鉴，神圣之护持，使该团民万众一心，有此义勇。著先行传旨嘉奖，将来事定后，再行加恩。”(《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2页。)
这里所用的语言，与同日清廷颁布的宣战诏书几乎毫无二致。它充分说明慈禧的对外宣战，与裕禄的这份虚假的捷报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为慈禧正是从裕禄的奏报中看到了义和团的“神勇”，印证了刚毅等人由涿州回来后所鼓吹的所谓“民心可恃”，甚至盲目地相信可战胜列强，于是才敢于在一个早上突然作出“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决定。故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谓：“二十五日下诏宣战，军机章京连文冲草也。以法领事杜士兰索大沽炮台为词，其实炮台先于二十一日失守矣。夷人之攻大沽也，营官封得胜手然（燃）炮，伤英兵舰一，已而兵大至，遂陷。……而裕禄方报大捷，张战状，自为功，语绝诬，时地尽无据。太后及载漪大喜，犒赐将卒白金再十万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l册：第18页。)李希圣的记载个别史实稍有出入，但它却真实地写明慈禧是在看到裕禄的“报大捷，张战状”后，被虚假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然后才作出宣战的抉择。
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常常是极端愚昧而又颟□的。他们在紧要关头，既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自己，玩弄自欺欺人的伎俩，不然他们的日子就一天也混不下去。慈禧万万没有料到，裕禄的报捷，只是传闻之词，宣战诏书颁布的第二天，就传来了大沽口炮台失陷的消息。于是宣战诏书的墨迹未干，慈禧又赶忙派人在使馆附近竖起了“钦奉懿旨，保护使馆”的牌子，并一再声称“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挑衅”，“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裕禄的奏捷与慈禧的宣战之间有着某种因果关系。
长期以来，人们对裕禄的奏捷重视不够，有的作者甚至认为早在宣战诏书颁布前两天，即传来了“大沽沦陷的恶讯”(《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第302页，又见《义和团运动史》第230页。)，这种说法恐怕难以成立。因为清廷获知大沽炮台失陷消息，是通过裕禄的《大沽接战失利，营台被陷，请将各员治罪并自请严议折》，此折是裕禄于五月二十五日以六百里加紧公文由天津发出，次日才送上清廷。在此之前，清廷是无法获知的。这由宣战诏书的措辞亦可看得一清二楚。倘若在五月二十五日之前，即已传来大沽沦陷的“恶讯”，那么慈禧还敢不敢“大张挞伐”，还是个值得重新考虑的问题。　
【资料来源：《历史档案》1988年第1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59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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