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出巡途中的乾隆——通往承德的帝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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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出巡途中的乾隆——通往承德的帝国之路*

皇帝“巡狩”在中国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清代的皇帝在其统治期间都十分热衷于采用“巡狩”这种方式。比如康熙皇帝（1661—1722年在位）就多次南巡，到长江中下游进行视察，并且到神圣的山脉和宗教圣殿进行朝拜，还经常到长城以北狩猎和处理民族交往事务。这些努力使他能够逃避京城的束缚，同时表示自己尊重宗教的责任心，抚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臣民。康熙的孙子乾隆帝（1736—1795年在位）也是一位到处走来走去的皇帝。他经常离开紫禁城到承德居住。几乎每个夏天，他都会把朝廷搬到承德，在那里住上一两个甚至三个月，他流连于承德避暑山庄的乡村气息，纵情于围猎的快乐之中。然而，承德之行与乾隆到其他地区“巡狩”一样，最终被绘成了图。这种“巡狩”对乾隆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可以显示自己对沿途的兵士、地方官员和平民百姓的关怀，并且对他们施以恩惠，这远胜于一般的度假。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历史的来龙去脉，帮助读者了解清帝国的这种“巡狩”活动。第二部分记述皇帝每年前往避暑山庄的出巡，记录途中遇到的困难和路上所花费的时间。第三部分考证官方文献对于这种“巡狩”的记载。本文旨在揭示承德之行是怎样适于清代皇帝出巡的话题的。
移动的朝廷
清初的皇帝喜欢巡游，这与其前代明朝的皇帝大为不同，后者更喜欢采取静态的统治方式。万历皇帝（1573—1619年在位）身边有2万个宦官，宫中还有包括3000宫女在内的大量仆役。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由于大臣们坚持要求万历的长子而不是三子做太子，万历皇帝愤然停止与大臣的争论，躲进深宫，不理朝政，最终变成一个陷于深宫的囚徒。[1] 而清朝皇帝结束了明代皇帝的这种状况。据记载，1900年夏天由于义和团运动而引发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事件，慈禧太后四十年来首次率领整个朝廷仓皇离京避难。17—18世纪的清代皇帝精力旺盛，经常在国内巡游。这与统治亚洲腹地的前辈——辽、金、元的皇帝比较相似。后者曾经是中国的统治者，他们放弃了长期的生活习惯，而代之以一种半游牧的生活方式。他们穿梭于北京和草原上的行都之间。[2] 这种模式我们可以在乾隆身上更为清晰地看到。
作为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四个皇帝，乾隆似乎不愿意在同一个地方呆上很长时间。在60年的统治时期里，乾隆六下江南，五次参拜曲阜孔庙，五次造访五台山，四次造访河南中部的嵩山和开封，还四次“东巡”，到位于关外清朝龙兴之地的陪都盛京。[3] 另外，乾隆帝定期到承德巡游（1741年开始是半年一次，1751年以后是一年一次[4]）。甚至当乾隆住在京城的时候，也经常到处巡游，他非常喜欢去位于京郊的圆明园。这个皇家花园的修建，得益于供职清廷的耶稣会传教士的帮助。很多西洋式样的建筑、花园和喷泉装点着圆明园。另外，直到晚年，乾隆还保持着积极的生活方式：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即89岁的时候，他至少4次宴请外方部落领袖、皇族亲王和蒙古王公，一共到过52座宫殿、厅堂、寺庙、花园和郊外园林，在那里参访、居住和祈祷，并且最后一次到承德避暑。[5]
为了更好地感受乾隆帝的日常生活节奏，我们可以仔细看看他在1780年，即乾隆四十五年的活动日程表。[6] 这一年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从2月16日到6月11日，乾隆第五次“南巡”。离开寒冷的北方，他率领随从迅速南下，穿过山东省，进入江南地区，先后在苏州、嘉兴和杭州逗留。一路之上他拜访了寺庙，会见了地方官员，以亲自考查地方政府的办事效率和忠诚度，视察了道路、堤坝和其他公共设施，对地方官员的成就给予嘉奖。在祭奠了南京附近的明孝陵（明太祖的陵墓）之后，皇帝的銮驾启程回京。他们返程中的部分路段与来时相同，但却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才到达山东，因为天气已经开始热了。[7]
一年发生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接见六世班禅（原文误作“三世班禅”——译者）。结束南巡回到北京的12天后，也就是完成夏至日的例行祭祀之后，乾隆于6月23日再度离开北京，到承德避暑山庄准备接见六世班禅一行。毫无疑问，乾隆特别选择避暑山庄内的须弥福寿之庙作为接见班禅的场所。这座寺庙是特意仿照班禅在西藏居住的扎什伦布寺而兴建的，用于其在此地的朝拜。当时这座寺庙已经完工。六世班禅于8月20日安全抵达承德。乾隆皇帝亲自接见了他，并且多次摆下丰盛的宴席款待班禅一行。乾隆帝原计划于9月下旬启程返京，并于9月29日抵京。但这次，他放弃了每年一度的“木兰秋狝”，于9月25日离开承德，10月16日返回北京，以便在京继续款待这位尊贵的客人。
就从这两件大事来看，乾隆一年到底能在北京呆多长时间呢？这一年大概有115天花在了南巡途中，另外115天在承德，只有114天留在北京。在这114天里，他有15天是在圆明园度过的的，这也就意味着在1780年乾隆帝在紫禁城里只住了99天。（见表1）
表1. 1780年乾隆皇帝的行程

日期

地点

时间（天）

2月5-15日

北京（紫禁城）

10

2月16日-6月10日

巡游途中（南巡）

115

6月11-15日

北京（圆明园）

4

6月16-20日

北京（紫禁城）

4

6月21-22日

北京（圆明园）

1

6月23-29日

巡游途中（北京-承德）

6

6月29日-9月25日

承德

88

9月26日-10月16日

巡游途中（承德-北京）

20

10月17-21日

北京（圆明园）

4

10月22日-11月10日

北京（紫禁城）

19

11月11-17日

北京（圆明园）

6

11月18日-1781年1月23日

北京（紫禁城）

66

这一年似乎不完全具有代表性，因为最明显的是南巡不可能每年都有。然而，如果我们能够仔细计算一下的话，那么除了每年一度的承德之行外，在乾隆帝统治时期，他总共进行了大约20次不同类型的、离开北京的远途巡游。也就是说乾隆每三年就要有一次长时间离开首都的经历。在那些没有远途巡游的年份里，乾隆仍旧在夏天到承德避暑。这意味着，终其整个乾隆朝，他每三年就要离开一次权力中心，甚至这种离开的频率更高。
通往承德之路
正如表1所示，去往承德所耗费的时间与从承德返京所耗费的时间相比（见表2）具有明显的变化。1780年，乾隆帝前往东陵拜祭的决定使他绕道走了一些拐弯抹角的路，为此在路上多耽搁了14天。这与康熙帝1703年开始的一年一度的避暑山庄之行所耗费的时间要少多了。康熙非常喜好巡游，经常花费数周时间去承德。他似乎从来不走事先安排好的路线，而是沿途宿营和打猎。[8] 到了乾隆时期，在北京到热河沿线修建了可供皇帝舒适暂住的行宫，这些行宫连成一线。在七天的行程中，乾隆帝每天从一个行宫到另一个行宫的行进方式都是可预知的。从一个行宫到另一个行宫之间的经过预先测算的行程，似乎是遵循皇太后的需要而制定的。后者几乎总是陪伴乾隆帝到承德避暑。甚至当在去世之后，七天里的行程也很少改动。[9] 康熙或者乾隆在离开承德之后都不会急于回京。乾隆帝经常迅速通过古北口，康熙则要呆在长城以北，他们都会找到一些推迟回京的办法，比如参观明代皇陵或者打猎和四处游玩。[10]
在乾隆统治的前半期，朝廷通常是每年8月下旬甚至9月离开承德。但是从17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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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普陀宗乘之庙建成的第二年，朝廷开始在每年6月下旬离开北京，离京的日子基本定在夏至前后。[11] 回京的日期基本定在“木兰秋狝”以后，离开热河大约是每年的10月中下旬，甚至可以迟至11月。据记载，1780年，乾隆帝于6月23日启程前往承德（夏至祭祀大典的两天之后，也就是南巡回京的12天后）。这次承德之行的旅程被详细地记载在《大清历朝实录》和《乾隆起居注》中。但是这些记载几乎没有涉及途中的道路及桥梁情况、路程的距离、沿途风光或者行走路线等信息。幸运的是，十几年以后，即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来华的特使马戛尔尼获准到承德向乾隆帝祝寿。英国使团的70名成员，在200多名工匠仆从的陪同下，沿着乾隆走过的同样的路线前往承德。在马戛尔尼及其助手乔治·斯当东，以及使团其他一些成员的回忆录中，就记载了他们由北京到承德沿途得到的许多信息。
马戛尔尼一行与乾隆一样，用了七天时间才到达承德，途中先后在六处馆驿过夜。这位英国使节记下了行走的路程和沿途各个驿站的名称，并且测算出从北京城门到热河的距离是131.5英里。（参见表2）
一般来说，马戛尔尼一行是早上五六点钟动身离开驿站，行进两三个小时，平均每小时走四五英里，而后在指定的地点用早餐。早餐用完继续前进，走更长一点的时间，直到中午或午后才抵达当天的目的地。贵族们或者骑马，或者坐车，或者乘轿子，他们都有仆人在旁边随行伺候。[12] 随从被安置在馆驿旁边。马戛尔尼是这样描述馆驿的：
所有的馆驿建筑都是设计相同，风格相近。这些馆驿坐南朝北，大多位于丘陵的脚下和周围，这些丘陵环绕着山谷。这些馆驿都由高墙拥围，设置在花园之中，四周美景如画，每一处都值得我们流连。[13]
马戛尔尼使团的旅程充满了轻松和惬意的气氛，马戛尔尼本人也在回忆录中提到，当他抵达每一处驿站之时，他都“感到非常轻松快乐，这些快乐分散到旅程的七天当中，能够让人忘记了旅途的劳顿”。[14]
表2：马戛尔尼从北京到承德的旅程记录

时间

行程（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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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夜之驿站

第一天

22.5

南石槽

第二天

20.5

密云县

第三天

21.5

姚亭子

第四天

24.0

两间房

第五天

13.0

常山峪

第六天

8.0

博罗呼屯

第七天

12.0

承德

两条通畅的道路连接着北京和避暑山庄。一条是只供皇帝使用的御道，另一条是为他的仆从和其他权贵准备的道路。1793年9月，马戛尔尼在前往承德的途中，记录了10组的工作场景。每组工人相距100码，各组分散开来，估计有2.3万名士兵参加修缮御道，以便于皇帝回銮京师（御道大约两年一修）。使团的另一位成员是这样描述御道的：
10英尺宽，1英尺高，由沙子和粘土的混合物建成，是那么的平坦，那么的坚硬，像水泥一样结实……路面与我们现在客厅的地面一样洁净和光滑。路面经常打扫，不仅仅是扫除落叶，而且还要扫除尘土。路的两边每200步就会有蓄水沟。这些蓄水沟是用来避免经常存在的很多麻烦，比如溢出的水会弄湿路面……御道沿途设置了大量的哨兵，在皇帝通过之前，任何一个哨兵都不能擅离职守。[15]
这种描述确实比较理想化[16]。对于朝廷相关人员来说，有诸多原因使得维持北京至承德道路的整洁成为一个需要不断完成的任务，不管他们是否重视这一点。春夏季节，瓢泼大雨把路面变得泥泞不堪，各种车辆不得不减缓速度，甚至必须停下。[17] 一些河流，特别是南石槽和密云县之间的一些河流，需要架桥或者准备渡船，以保证皇帝的御驾不会因为下雨而受阻。还有，过了密云县，御道就开始进入华北平原，抵达姚亭子，并从这里到古北口以及更远的地方。御道穿过峡谷和小路，有可能遇到山崩、大雨、狂风的袭击。马戛尔尼称这条路“非常粗糙”，但是“能给人带来快乐和浪漫”。[18] 斯当东更为直率地承认，这里地形崎岖陡峭，使节的马车不得不空驶并且拖拽着才能走过这段山路，“当时他的美妙的旅行是在肩舆上度过的”。[19]
除了维护必要的基本设施之外，朝廷官员还要面对另一种挑战，那就是要确保安全。马戛尔尼记述道，沿途每5英里就有一个岗楼或者哨卡，里面配备6—15名士兵。[20] 他们负责管理后勤的重任（包括马匹、饲料、车辆、帐篷和其他物资供应），确保皇帝的出巡队伍不会过度地干扰当地村庄的正常生活。[21] 出巡的队伍中除了皇帝之外，还有太后、后妃、皇子以及大批随从。许多朝廷重臣和官员也要陪同皇帝一同出巡，一同打猎——毕竟，帝国的公务是不会被忽视和搁置的。出巡的队伍由阵容庞大的八旗兵护驾。即便是生活比较节俭的康熙皇帝统治时期，在1711年，热河大约驻扎了3万名士兵，还有1.2万名士兵护卫皇帝到木兰。[22] 尽管1780年乾隆的承德之行没有留下参加人数的详细统计，但是显而易见，出巡队伍的规模一定会非常庞大。
作为“巡狩之旅”的北京-承德之行
朝廷官员被派去“严查”出巡队伍所有人员的活动，并确保他们没有践踏农民的耕地或者干扰他们的平静生活。考虑到出巡队伍的庞大规模，皇帝让官员采取上述举动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水旱灾害或者其他灾害发生之时，乾隆十分担忧，唯恐农事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23] 他非常清楚，每次经过北京到承德之间的这段路时，当地的居民就有可能遭殃。因此，乾隆帝逐渐将京师到承德避暑山庄的行程称为“巡狩”，这个称谓也用于指其他的巡游。
霍华德·维切斯勒Howard Wechsler提到了中国古典文献中关于“巡狩”的记载。根据《书经》，上古的英雄舜就进行过为期一年的“巡狩”。他的“巡狩”是要宗教祭祀场所提供祭品，会见参加祭祀的贵族，统一度量衡和规范典礼仪式等。在“巡狩”即将结束之际，他意识到进行“巡狩”及“巡狩”中所要实施的上述活动有着不可避免的困难，于是他下令以后的“巡狩”每五年进行一次。维切斯勒认为这样的“巡狩”为后来的君主所效法，因为“巡狩”满足了他们的心愿或者统治欲望。为了证明“巡狩”的合理性，君主们回溯早期经典寻找理论依据。他们会根据这些经典指出，上古的圣王进行“巡狩”是为了体察民情，防止民变或者地方豪强、官员势力的膨胀。“巡狩”被看做恢宏士民忠心和强化朝廷统治的途径，民众使君主得以离开城市中心，到更为自由的城墙以外去巡察。此外，交通的发展自然而然也给君臣之间，甚至君民之间更深入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伴随着这项制度的发展，当君主巡游的时候也应当考虑一下他要做些什么，比如慰问老弱，向模范的官员和平民给与恩赐。君主们往往对官员判案的问题比较关心。君主在“巡狩”过程中可能会减轻刑罚或者赦免囚犯。赋税会得到蠲免，皇帝及其随从“巡狩”经过的地区尤其受益。巡狩中的君臣也会询问当地的基本情况，他们会对所路过地区的道路、堤坝和桥梁感兴趣。[24]
起初，乾隆帝的出巡并没有被视作典型的“巡狩”。前四次南巡，乾隆的初衷是为了行孝道：他希望让太后看看江南的风光。事实上，很明显，第一次南巡原定于1751年进行，实际比原计划推迟了两年，就是为了赶上太后的60大寿。这一推迟也有助于保证南巡的巨大开支得以从容筹措，这笔开支要比康熙时期的南巡多10倍。[25] 哪个向乾隆进贡钱物的商人或官员敢于否定乾隆表达孝心的机会？[26] 这种“显明的、可为模范的”表达孝道的虔诚，也有助于说明太后在下述活动中的表现：第二、三、 四次南巡，乾隆五次巡游五台山中的三次以及五次巡游曲阜中的三次。乾隆第四次南巡，即太后的最后一次南巡是在1765年，当时太后已经年逾古稀。由于这次南巡之后，太后显然已经无法再进行新的艰苦远足了，乾隆于是宣布他不再举行新的巡游，事实上，在1777年太后去世前，他确实没有再进行过新的巡游。[27] 然而，三年之后的1780年（即服丧期结束之后），乾隆帝又开始了他的第五次南巡。由于无法再利用尽孝作为南巡巨大花销的借口，乾隆帝选择采用古老的“巡狩”制度来证明他南巡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南巡的理由是视察当地官府的政绩和公共工程，这些理由的确是充分的。每当路过寺庙和陵墓时，乾隆都会贡献祭品并加以参拜，他还慰问老弱，对德行高尚的人给予嘉奖。[28]
乾隆承德之行的政治依据与南巡如出一辙。直到1777年太后驾崩前，乾隆的理由一直是，以避暑山庄作为巡游的目的地是为了取悦于太后，以尽孝心。事实上，《热河志》中对往返于北京到承德之间旅程的记载里，关于太后的内容远远多于关于乾隆帝的内容。在服丧期结束之后，乾隆又开始了他对承德年复一年的巡游，一直持续到至少是1795年，甚至可能持续到1799年乾隆驾崩。[29] 但是自从这些巡游无法再以行孝来作为托词的时候，乾隆帝转而营造一种“巡狩”的气氛，并将其加于其巡游之上。尽管没有证据证明乾隆是强迫地方官员和商人向每年的避暑山庄之行进贡钱物，但是他在出巡过程中就免除了所经过地区的赋税。事实上，免税的命令是官方记录的乾隆启程前往承德和启程前往北京这两天的第一份文件。[30] 乾隆除了要求随行人员不要干扰当地乡村的正常生活之外，还要求他们排成队伍，减少对地方的干扰，宿营的时候要求保持安静，并提前告知当地官员队伍将至，希望他们预做准备。[31]
在巡狩过程中，乾隆帝常对所经过地区士兵和官员的生活状况予以特别的关心，尤其对战略要地古北口与热河地区的士兵倾注了更多的关注。比如说，当他经过古北口或抵达热河的时候，会经常给当地八旗和绿营士兵一些赏赐。[32] 有时承德的宦官也能同样得到赏赐。[33] 另外，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乾隆也表示出对士兵的关心。1780年，当乾隆帝启程返京之时，有奏报说黄河与包括北京的中国其他地区都发生了严重洪涝灾害，[34] 乾隆帝迅即作出反应。9月30日，他下令对遭遇暴雨袭击的地区勘察灾情，弄清楚有多少房屋倒塌，多少穷人流离失所，包括北京的旗人也在调查范围之内。乾隆指示相关部门发给所有旗人一个月的银钱口粮，随后还宣布所有的京城驻军和古北口驻军都会得到一个月的银钱和口粮。[35] 对于热河地区的士兵，乾隆帝说，虽然已经给了他们赏赐，但是由于这些士兵依然因缺衣少粮而十分窘迫，他决定另外拨给他们一个半月的银钱和口粮。[36]
乾隆在巡游承德途中的另一举动就是拜访寺庙、陵墓和其他祭祀场所。比如说，1780年，他拜谒了东陵，下令给大学士：对在陵墓周边植树的士兵给予奖赏。[37]
结 论
像乃父亲一样，乾隆帝也是一个到处巡游的皇帝，不断地出巡。在其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乾隆一年当中至少有三个月是呆在热河或者木兰的，有些年份他在北京的时间只有三分之一。每年一度的承德之行成为帝国常规活动的一部分之时，当无法再用行孝来解释巡游之时，乾隆选择采用“巡狩”这样一个词汇。这种巡游模式的实施几乎贯穿他全部统治时期。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乾隆表现出一个尽责的儒家皇帝的形象，从汉族的思维模式来看是这样的。到长城以北巡游的重要成果就是与满族、蒙古族和藏族首领一道围猎和饮宴。这些表明他同样有着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成为亚洲腹地各民族的可汗。
作者范·西蒙斯，美国布朗大学博士，奥古斯塔纳学院历史教授；
译者唐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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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米华健、罗斯·丹尼尔、欧立德和菲利浦·弗里特编：《新清史：以清代承德为中心的亚洲腹地帝国的构建》，55－65页（Van J. Symons，“Qianlong on the Road: the Imperial Tours to Chengde, ” in James A. Millward, Ruth W. Dunnell, Mark C. Elliott, and Philippe Forêt,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RoutledgeCurzon, 2004）
[1]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Ray Huang,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 这种生活方式非常明显地出现是在辽代。见魏复古、冯家升：《中国辽代社会史，907－1125》（K.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 . Philadelphia, 1949）
[3] 哈罗德· 康：《皇帝眼中的君主政治》，88－89页（Harold Lionel ,Kahn, Monarchy in the Emperor’s Eyes: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Ch''''ien-lung Reig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4] 每年一度的承德之行也有例外。比如，乾隆在1777－1778年就没有去承德，因为他要哀悼他死去的母亲。
[5] 哈罗德·康：《皇帝眼中的君主政治》，250页。
[6] 乾隆四十五年是从公元1780年2月5日到1781年1月23日。
[7] 关于1780年乾隆南巡的更详细资料，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106，16页；卷1918，19页。
[8] 比如，1705年康熙从北京到承德总共用了30天，1706年则用了42天。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卷1，478－482页（Arthur W.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 ‘ing Period, 1644-1912.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9] 如果必要的话，乾隆会只用三天就完成北京到承德的行程。1754－1755年之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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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他在承德避暑山庄对阿睦尔撒纳（归顺清廷的一位重要的准噶尔首领）进行封赏。然而，他必须主持当年的冬至祭祀大典，这要求他须在北京呆到12月22日，而此时阿睦尔撒纳还在承德等候他。乾隆当然不愿意冒犯他的这位新盟友，于是他在12月23日动身火速赶往承德，将行程缩短到三天。阿睦尔撒纳和其他漠西蒙古的首领将在12月25－26日拜见他。见《清高宗实录》，卷473，3a－4a页。 然而，乾隆帝让阿睦尔撒纳来京觐见并没有带来欢乐与和平。
[10] 1705年，在离开承德之后，康熙帝用了25天时间绕道向西奔张家口而去，10月1日通过了这座关隘之后，他在回京之前又巡游了31天。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卷1，471－480页。 1781年，乾隆帝从承德到古北口用了三天时间，而此后他又在北方平原上巡游了44天才返回北京。1780年，正如文中所提到的那样，他在返程中拜祭了东陵，在古北口与北京之间的路程耗费了8天时间。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卷2，736－752页。
[11] 关于1780年前后乾隆帝启程的日期及其与6月21日夏至的关系，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1776年6月28日、1777年和1778年由于太后驾崩而没有启程去往承德，1779年6月25日、1780年6月23日、1781年6月29日、1782年6月22日启程。
[12] 1793年，斯当东得了痛风，因而坐在轿子里，马戛尔尼则坐在四匹马拉的“英式轻便马车”里。马戛尔打算把这辆马车作为礼物送给乾隆帝。此前在中国，马车车夫乘坐的箱子通常要被撤掉，因为坐在箱子上赶马车会使车夫的位置高于乘车的皇帝。参见克兰默-宾：《一个来华的使团》，106页（J.L.Granmer-Byng, An Embassy to China：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London, 1962）；乔治·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164页（Sir Georg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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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u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Nicol, 1797）。
[13] 克兰默-宾：《一个来华的使团》，第117页。
[14] 克兰默-宾：《一个来华的使团》，第116页，现代英语版。
[15] 引自斯文·赫定：《帝王之都：热河》（Sven Hedin, Jehol: Kejsarstaden. Stockholm, 1931）；参见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277页；克兰默-宾：《一个来华的使团》，177页。后两处对这些道路有更为详细的记述。
[16] 在《中华帝国全志》中，杜赫德使用了相似的夸张手法。在描述乾隆帝经过古北口的时候，他写道：“这一地区距离北京大约40里格（1里格约合3英里或5千米——译者注），一直延伸向北，乾隆围猎取乐的地方是个多山的地区，从北京到这里的道路是用手垫高铺平的，铺得与保龄球的球道一样平坦。”（Jean Baptisté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Paris, 1735, vol.1, p.130）
[17] 例如，马戛尔尼9月21日从热河启程返回北京。他们是在持续了6个小时的大雨过后，在入夜以前动身的。12英里的路程一般只需要两三个小时就可以走完，结果他们用了9个小时。
[18] 克兰默-宾：《一个来华的使团》，109页。
[19]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175页。
[20] 克兰默-宾：《一个来华的使团》，117页。
[21] 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卷1，195－196页。
[22] 马国贤：《马国贤回忆录：清廷十三年》，74页（Ripa Matteo,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C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with an Account of the College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nese at Naples. London :Murray, 1855）。
[23]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卷1，520页。
[24] 维切斯勒：《作为贡品的翡翠和丝绸》，161－169页（Wechsler，Offering of Jade and Sil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5] 对康熙南巡最精彩的叙述，参见史景迁：《曹寅与康熙》（Jonathan Spence, Tsao Yin and K’ang-hsi Empero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26] 哈罗德·康：《皇帝眼中的君主政治》，89－97页。朝廷严格要求商人和官员豁免钱粮来供应乾隆的第五次南巡。但是在巡游经过的地区，只有最多30%实现了赋税的豁免。应招接待巡游队伍的官员都得以官升一级。见《清高宗实录》，卷1918，19页；卷1919，4页。
[27] 哈罗德·康：《皇帝眼中的君主政治》，88－92页。
[28] 《清高宗实录》，卷1918，19页；卷1106，16页。
[29] 罗韵致认为乾隆最后一次前往热河与木兰是在1795年 。 见《清代木兰围场的探讨》，102－103页。哈罗德·康在《起居注》中发现，乾隆在1798年还去过承德与木兰。见氏著《皇帝眼中的君主政治》，250页。
[30] 通常来说，乾隆每年都会免除北京至热河所有地区30%的赋税。尽管实际免税的比例经常低于这个数字，但是在灾害危机时期还是会高于这个数字的。见《清代名人传略》，卷1，519－520页.
[31] 《清代名人传略》，卷1，519－520页。
[32] 《清代名人传略》，卷2，675页。
[33] 《清代名人传略》，卷1，623页。
[34] 《清高宗实录》，卷1114，2－12页；卷1115，2－3页。《起居注》，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初四日、十六日。
[35] 《清高宗实录》，卷1114，2页；《起居注》，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初三日。
[36] 《清高宗实录》卷1114，第8页。
[37] 《起居注》，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初七日。
（资料来源：《清史译丛》第十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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