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义和团运动研究中若干问题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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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义和团运动研究中若干问题新探

义和团运动史是史学界研究中相当深入的一个课题，近年来不少论者从新的视角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本文拟就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的三个问题提出一点新看法，祈请识者匡正。
一．关于“奉旨”义和团问题
在义和团运动中，存在着“奉旨”义和团与非奉旨的义和团。在以往的研究中，一般都没有注意到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更没有论者将两者区分开来加以研究。把两者混同起来加以研究，势必把“奉旨”义和团的所作所为统统记在义和团运动账上，由此，不可避免地降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鉴于此，笔者主张把“奉旨”义和团与一般意义上的“非奉旨”义和团分开研究．义和团是反帝爱国组织；“奉旨”义和团是慈禧太后为实现小集团私利而临时组合的御用军事力量．实事求是地把“奉旨”义和团从义和团运动中区别出来，有利于我们认清历史真相。
义和团运动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矛盾空前尖锐、激化的产物；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挽救中华民族危机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力量。义和团的揭帖、碑文、乩语中明确提出的“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刘青田碑文》，《拳匪记》卷2。)，“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义和团史料》上，第18页。)，等等，深刻反映了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所在。
“奉旨”义和团虽然是由自发的义和团转化而来，其基本队伍与义和团相似，但是，它的出现，完全是慈禧太后、载漪一伙追求私利所需要的产物。由于列强不支持慈禧太后、载漪的“废帝立储”政治计划，又误传列强“勒令西太后归政”，这就极大地触怒了慈禧太后，她感到“洋人欺负（侮）太狠了”，大发雷霆地叫嚷：“彼族竟敢干预我家事，此能忍，孰不能忍！外人无理至此，予誓必报之。慈禧太后在一怒之下，竟以国运为赌注，向列强“宣战”，表示要“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义和团史料》上，第161页。)
慈禧太后与列强“一决雌雄”，除依靠武卫军为主体的正规军以外，还把希望寄托在有“法术”的义和团身上。于是，从1900年6月起，开始“招抚”义和团。由此而产生的“奉旨”义和团，部分地充任了清政府正规军的职能。“奉旨”义和团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慈禧太后、载漪一伙的政治工具。
1900年6月中旬，慈禧太后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刑部尚书赵舒超前往涿州、良乡等地查访义和团，了解义和团众是否真有“刀枪不入”的“法术”。6月16日，由大学士、六部九卿参加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根据刚毅等人查访提供的情况，提出了义和团“法术可恃”的看法。针对主和派所说的“拳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的言论，慈禧太后严厉责问：“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义和团》第一册，第47—48页。)显然，慈禧太后之所以“招抚”义和团，完全是建立在相信义和团有“法术”的基础上，当天，慈禧太后即责成刚毅、董福祥对义和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45页。)
在慈禧太后的团民“法术可恃”思想的指导下，主战派大量招引义和团进京。至20日宣战前夕，在京师的义和团已“不下数万”。(《庚子记事》，第15页。)当然，京师数万义和团并不等于全是“奉旨”义和团。在京师的义和团仍有“奉旨”与“非奉旨”之分。
“奉旨”义和团与“非奉旨”义和团的主要区别有三：一、“奉旨”义和团直接受清廷内部主战派人物所控制，严加管束；“非奉旨”义和团则由义和团自己的首领领导。二，“奉旨”义和团的行动直接受慈禧太后所操纵，成为其工具；“非奉旨”义和团的行动根据其反帝斗争的需要，行动自如。三，“奉旨”义和团军需粮饷部分地由清政府解决；而“非奉旨”义和团则自行解决。
指派亲贵重臣统率“奉旨”义和团，并严加约束，是“奉旨”义和团成为慈禧太后一伙人工具的根本措施。
在慈禧太后发布宣战诏书的当天，即派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刚毅，“办理义和团事宜”。次日，清廷令户部发放粳米二万石，供京师“奉旨”义和团食用．为强化对“奉旨”义和团的控制，23日，清廷特发上谕：“义和团民分集京师及天津一带，未便无所统属。著派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并派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办理，印务参领文瑞著派为翼长。该团众努力王家，同仇敌忾、总期众志成城，始终毋懈，是为至要。”(《义和团》第四册第127页。)上谕规定了“奉旨”义和团的领导组织机构与武卫军相仿；规定了“奉旨”义和团的最高宗旨是“努力王家”，亦即为慈禧太后一伙效命。
25日，慈禧太后赏给京师“奉旨”义和团银十万两，由此引起更多的义和团众乃至京师闲杂人员投入“奉旨”义和团队伍中去。华芳氏在《庚子记事》中记载道：“六月初一（即公历6月27日），昨因皇太后颁赏义和团银十万两，京城内外游手好闲之人希图分惠，均在各庙宇安坛设团，聚集无业莠民，以保国家为名，乘机牟利。更兼外州县乡团连日纷纷而进，愈聚愈多，约有十万余人。凡初到者，均先至庄亲王府中挂号、报到，何时战防，听候传牌调遣。”(《庚子记事》，第18页。)庄亲王载勋自从奉命担任义和闭“统率”之后，“遂于府中设坛，而近畿四乡人民皆练义和团，日至王府挂号，络绎不绝。”(《庚子记事》，第86页。)被招抚的义和团纷纷竖起“奉旨义民保清灭洋”等旗帜，听候慈禧太后的调遣。
尽管京师及附近的义和团大批到庄王府挂号报到，成为“奉旨”义和团，但他们的行动不可能事事都在清政府控制之下进行，为此慈禧太后屡次令载勋等人对团众“严加约束”。如6月30日，慈禧太后发出的谕旨称：“前因义和团民皆以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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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名，自应深明大义。原冀其戮力报效，借助折冲御侮之用。乃近日京师附近莠民，多有假托义和团之名，寻仇劫杀，无所顾忌，殊属不成事体。若不严加分别，恐外患既迫，内讧交乘，大局何堪设想。所有业经就抚之义和团民，仍着载勋等严加约束。责成认真分别良莠，务将假托冒充义和团，借端滋事之匪徒驱逐净尽。”(《庚子记事》，第19页。)载勋等人根据慈禧太后“严加约束”义和团民的谕旨，即“与京外各团申明约束，刊发团规。”(《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292页。)7月上旬，载勋等人正式刊发《团规》十款。(转引自《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第326页。)
由于自发的义和团与慈禧太后为首的主战派在“排外”思想方面有某些相通之处，又由于挂号报到后的义和团众能领到官方部分军需饷械，因此，京师地区的“奉旨”义和团在数量上不是少数；又由于京师“奉旨”义和团在载勋等人的直接管束下，因此，他们的行动基本上置于慈禧太后一伙人的控制之下，充当了慈禧太后一伙的御用军事力量。
自6月中下旬起至8月中旬，京师“奉旨义和团主要做了三方面事情：
第一，配合清政府的正规军——荣禄直接统率的武卫中军和董福祥统率的武卫后军（即甘军），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前后长达56天，“昼夜番战，苦相持。董军及武卫中军，死者无虑四千人，拳匪亦多有伤亡。”(《义和团》第一册，第16页。)由于担任围攻使馆的指挥荣禄从一开始就采取“明攻暗保”手法，因此，自25日起，“奉旨”义和团络绎调离东交民巷，至7月中旬，围攻使馆者“但有中国之军队，不见拳匪之影。”(《义和团》第二册第301页。)围攻西什库教堂至8月16日结束，前后长达63天，中国军队及“奉旨”义和团死伤无数，仅最后一天，官兵及团众死800人。(李林：《拳祸记》下，第27页。)
第二，充当京师的警卫部队，担负京师各城门及清政府各衙门的守卫工作。据华芳氏所撰的《庚子记事》所记载称：“京城里九外七各城门、皇城各门、王公大臣各府、六部九卿文武大小衙门，均派义和团驻守。比如某处一团，即在某一处屯札。日间插旗摆械，盘诘行人；夜间灯烛辉煌，分班值宿，亦甚威严。”(《庚子记事》，第20页。)为保证担任警卫团民的素质，载勋专令团首持令旗赴京南一带招募精于技艺的团民三千人，以供调用。
第三，被清政府用来镇压诸如白莲教等反清组织。这方面的情况，华芳氏在《庚子记事》中有较多记载。如，7月17日记载中称：“有抄手胡同等处义和团，由永定门城厢获白莲教匪一百余人”，“均解送步军统领衙门审讯”；(《庚子记事》，第23页。)7月20日记载中称：“今日义和团又获白莲教党三十余人，送交提督衙门归案审讯”；(《庚子记事》，第24页。)7月29日记载中称：“菜市口杀前获之白莲教男女七十余人，内有伪皇帝、皇后、东西宫、军师、提督等名。保护法场押送囚车皆义和团，约数千人”；(《庚子记事》，第26页。)7月31日记载中称：“菜市口杀白莲教男女老幼三十余人，大半皆乡间愚民、临刑时呼儿唤父，觅子寻妻，嚎痛之声，惨不忍言。其中怨不无冤屈，诚义和团之大孽也。”(《庚子记事》，第27页。)等等。
京师“奉旨”义和团主要干了上述二方面事情。这些事是“奉旨”而行的。
写到这里，有三点必须说明的：一、“奉旨”义和团在全国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只占少数。清政府宣战后宣布义和团是“合法”组织，“合法”的义和团绝不等于“奉旨”义和团；二，“奉旨”义和团一定程度成为慈禧太后御用工具，仅仅是京师地，其他地方虽也有“奉旨”义和团，但清政府对其控制远不如京师的“奉旨”义和团；三，京师“奉旨”义和团所做事情中，有的事与非奉旨义和团所做的相类似，如攻打教堂等，因此京师“奉旨”义和团某些行动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打击外国侵略势力的作用，也有助于全国规模的反帝声势的形成和高涨。
北京失陷以后，慈禧太后伙逃往西安，原“奉旨”义和团成为清政府及帝国主义列强共同镇压的对象。这时，“奉旨”义和团重新回归到义和团行列，成为“扫清灭洋”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把“奉旨”义和团与“非奉旨”义和团区分开来研究是完全必要的。以往论者把两者混在一起，因此，出现难以信服的分析。例如、为了不给义和团反帝斗争运动“抹黑”，把“奉旨”义和团参与围攻使馆亦称作“反帝”斗争；为了不给义和团运动“抹黑”，对“奉旨”义和团镇压白莲教等一系列事实，千方百计地论证被镇压的是，“假”白莲教徒。(戚其章：《关于义和国运动评价的若干问题》，《东岳论丛》，1980年第4期。)依我看，只要把“奉旨”义和团的行动从义和团运动区别开来，就不会作上述难以使人信服的论证和评价。当然，由于史料记载的混乱，我们很难分清京师自1900年6月中下旬至8月中旬所发生的事，哪一件事是“奉旨”义和团干的，哪一件事是非奉旨义和团干的，哪一件事是冒牌义和团干的。我想，90多年前发生的事，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件件事搞个水落石出，我们只要有一个基本的分析和评价就可以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清政府组织“奉旨”义和团基本上应予以否定，对其客观作用作一定程度的肯定。
二．关于围攻使馆事件中的荣禄
对于围攻使馆事件，史学界有两种相反的评价：一说是义和团发动和领导的反帝斗争；一说是　　慈禧本后一伙为小集团私利而策划的政治阴谋。史实表明：这一事件是由慈禧太后一手策划、由武卫军和“奉旨”义和团参与围攻的政治阴谋。这一事件，是慈禧太后一伙无视国际惯例，盲目排外的恶性发作，是近代中外关系史上清政府最愚昧的举动。这一事件与义和团无关。这一事件的发生，尽管丝毫改变不了中国人民反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正义性，但确实也为列强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提供了口实。
围攻使馆事件不应肯定。那么，对于担任围攻使馆的总指挥、大学士荣禄作何评价呢？据我所接触的文章，多数语焉不详，记事而不论，仅以“狡猾官僚”一语一笔带过。这里，我想化点笔墨作些评说。
在担任围攻使馆总指挥之前，荣禄是并不赞成围攻使馆的。要不要围攻使馆，清廷内部是有明显分歧的。在6月18日的第三次御前会议上，载漪提出“请攻使馆”之议。吏部左侍郎许景澄极力反对，认为：“攻杀使臣，皆无成案，今交民巷使馆，拳匪日窥伺之。几于朝不谋夕，倘不测，不知宗社生灵，置之何地？”总理衙门大臣联元更加尖锐地表示：“倘使臣不保，洋兵他日人城，鸡犬皆尽矣。”许、联反对攻使馆，都顾及违反国际惯例将带来的严重后果。然而，载漪“请攻使馆”之议正合慈禧太后急于“复仇”的心理，她怒斥“许景澄无礼”，(李希圣：《庚子国变记》。“)凭自己的权势，强行通过了围攻使馆的决策。在慈禧太后的淫威面前，荣禄表示缄默。此次御前会议散值后，太常寺卿袁昶对荣禄说：围攻使馆，“开衅十一国，众怒难犯，恐坏全局”，荣禄对袁昶所言表示赞同，并向袁昶表示了“非我能做主”的苦衷。(《义和团》第一册，第338页。)
荣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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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缄默表示对载漪“请攻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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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议的异议，慈禧太后又为什么还让荣禄担任围攻使馆的总指挥呢？我想主要因为：慈禧太后与列强宣战、围攻使馆，主要依靠的军事力量是由荣禄统率的总数达6万余人的武卫五军；再则，荣禄亲率的武卫中军已在6月16日派往东交民巷承担保护使馆任务，不用荣禄，势必要将武卫中军调离东交民巷，这也可能会发生新的不测。
6月20日，武卫中军由原先担任保护使馆改为围攻使馆。荣禄不得不屈从慈禧太后的意旨，担任了围攻使馆的总指挥。但是，荣禄对慈禧太后持阳奉阴违的态度，一开始就对使馆采取明攻暗保。他一方面密嘱部下“不可力攻”，以“竭力保护各使臣无伤，尚可作将来转圜地步”(《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38页。)，另一方面设法扼制董福样所率的武卫后军、“奉旨”义和团对使馆的“力攻”。25日，慈禧太后对列强“转战为和”，荣禄便派人在北御河桥竖立“奉旨停战，保护使馆”的木牌。与此同时，荣禄以前线军务紧急为由，将部分“奉旨”义和团及武卫后军调去天津参战，以减轻对使馆的军事压力。此后荣禄所率军队与使馆区处于若即若离、若战和若和状态。7月中旬起，荣禄所率军队与使馆区处于休战状态，屡次下令停止攻击使馆，并向使馆馈赠瓜果等物，与使馆联络，以求和谈。
在慈禧太后、载漪执意力攻使馆期间，荣禄煞费苦心，采取了种种手段加以抵制。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日，武卫军炮队队长张怀芝得炮击使馆之命，“怀芝忽心动，令部将且止毋放，而急下城诣荣相邸，请曰：‘城垣距使馆仅尺咫地，炮一发，合馆立成齑粉矣。不虑攻之不克，虑既克之后别起交涉，怀芝将为祸首耳。请中堂速发一手谕，俾怀芝得据以行事。’言之数回，荣相终无言。怀芝乃曰：‘中堂今日不发令，怀芝终不肯退。’荣相不得已，乃谓之曰：‘横竖炮声一出，里边总是听得见的。’怀芝悟，即匆匆辞出，至城上乃阳言：‘顷者测量未的，须重测始可命中。”于是尽移炮位，向使馆空地射击一昼夜，未损使馆分毫，而停攻之中旨下矣。”又如，载漪曾矫传旨意，命荣禄用“红衣大将军炮”轰击使馆，荣禄密嘱炮手定高“表尺”，不使使馆遭受轰击。当年担任顺天府尹的陈龙在《梦蕉亭杂记》中曾作了详细描述。
对于荣禄在围攻使馆中这种表现究竟如何评价呢？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用“狡猾”两字加以定论，亦不应予以全盘否定。我认为：
第一，荣禄从一开始就对使馆采取明攻暗保，这是他在围攻使馆之前坚持“剿内和洋”思想与行动的继续。在5月底6月初，荣禄曾派所属部队去芦沟桥、良乡等地镇压义和团的反洋教斗争。6月，初，他曾七上禀片，一再强调对义和团要“赶紧剿办，以清乱萌，而杜外人借口。”(《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38页。)到清政府宣战前夕，荣禄仍坚持“剿内和洋”立场。6月16日即第一次御前会议当天，义和团在京城火烧大栅栏等处，荣禄破口大骂：“这些王八蛋，要把义和延入京，谓其能打洋人，闹得如许烂。”王文韶劝其说：“现在但需先清内匪”，荣禄无可奈何地以“一言难尽”加以回答。(《庚子记事》，第146页。)从清廷宣战前的“剿内和洋”到围攻使馆时的“明攻暗保”，表明荣禄的对内镇压，对外妥协求和的反动立场是一贯的。从这一点出发，对荣禄在围攻使馆中的表现应予否定。
第二，荣禄从一开始对使馆实行明攻暗保手法，表明他和许景澄、联元等人一样，多少还能顾及国际惯例。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荣禄深感自己担任围攻使馆总指挥责任重大。在他既不可公开违抗慈禧太后的旨意，又不能不顾及国际公例的情况下，采取明攻暗保手法是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在慈禧太后的高压下采取这种手法多少有可取之处。也许有人会说，荣禄采取“明攻暗保”手法并非是顾及国际惯例的理智做法，而是怕得罪洋人。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史实依据。在围攻使馆期间，荣禄以前线军务紧急为由，抽调董福祥所部去天津与八国联军交战。围攻使馆与阻击八国联军同样是得罪洋人之举，荣禄舍此及彼，显然，荣禄是明白这样一种道理：调军队去天津阻击八国联军是正义的反侵略之举，而围攻使馆是违反国际惯例的。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荣禄在攻使馆期间的表现还是有值得肯定之处。
三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
义和团运动（不包括“奉旨”义和团）在中国近代史上应有什么样的地位呢？我感到以往论者都没有给予应有高度的评价。我认为，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纪转换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人民进行的前所未有的、伟大的民族自卫救亡运动。它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民族自卫救亡战争的最高峰，是19世纪中国民族革命的终结，是20世纪中国民族革命的基石。义和团运动标志着整个中华民族开始觉醒，预示着新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在义和团运动之前，中国人民曾进行过多次的民族自卫战争。如1840年反对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1856年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反对法国侵略的中法战争，1894年反对日本侵略的中日战争。这一系列的民族自卫战争都是由清政府主持的，人民群众虽零星地、自发地参与了反侵略斗争，但人民群众参与的深度与广度是无法同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的。如果说以往自卫战争的主体是清政府的正规军，那么，反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反对外国洋教侵略势力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在义和团运动之前，清政府也曾企图通过改革内政达成民族自强自主。如1898年的戊戌维新，但戊戌维新只局限于士大夫阶层，人民群众被拒之于运动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戊戌维新运动的夭折便在于脱离人民群众。义和团运动继承了戊戌维新运动，并由改革内政转为直接用武力反对外国侵略势力。这种转变是个历史性的进步。义和团运动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人民要自强自立，首要的任务是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赶出中国。
义和团运动所表现的中国人民觉悟的程度是空前的。1900年以前列强发动侵华战争，只引起统治阶级中极小部分人以及部分知识分子的觉醒，而多数农民群众仍安于现状。就是戊戌维新运动，只表现为统治阶级中某些官吏及康梁谭等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觉醒。只有义和团运动表明中国社会中最下层的农民群众开始觉醒。占全国人口80％左右的农民群众开始觉醒，无疑标志着整个中华民族开始觉醒。这种觉醒预示着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末日即将来临。
有论者认为，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此时出现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其历史地位显然就不应该估价太高，其实，这是对近代中国历史认识上的偏差。我认为，1900年

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和的故事

之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而是一场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与地主阶级总头目光绪皇帝相结合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改革。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已有专文论述，(参见拙文《戊戌维新运动性质新探》。《学术月刊》，1991年第3期。)这里不再赘述。1900年之际，孙中山虽已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并开始了反清斗争。但此时孙中山依靠的力量是海外华侨资本家，他们毕竟不同于植根于中国大地上的资本家。而此时的国内资产阶级尚在形成过程中。孙中山此际在国内进行反清起义，依靠的是会党，且以“革命排满”为号召。也正是在1900年之际，孙中山曾谋与时任两广总督李鸿章策划两广独立。种种事实表明，义和团运动期间，孙中山所从事的反清斗争还不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更不能由此证明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综合考察历史实际，资产阶级作为独立的阶级开始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起码迟至1905年前后．只有在1905年前后，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才开始酝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是在1905年前后，国内资产阶级立宪派开始进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运动。
由此，我认为，义和团运动作为世纪转换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人民进行的前所未有的，伟大的民族自卫救亡运动；同时期的其他任何阶级或任何政治集团，都没有干出比义和团更伟大的业绩来。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分别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不同性质的进步运动；三次运动是承前启后的，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运动。在这三次运动中，义和团运动最鲜明地揭示了近代中国“反帝”的时代主题。
诚然，义和团运动毕竟是没有先进阶级领导、先进思想指导的农民运动，不可避免地出现致命的弱点，如以“扶清灭洋”口号为号召，采取笼统排外的措举，等等。对此，我们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评说义和团运动的消极作用，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苛求义和团的英雄们，更不能抓住其某些缺点、弱点，而否定整个义和团运动。这一点革命导师列宁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列宁在驳斥帝国主义分子污蔑义和团是“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时指出：“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一八五六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列宁全集》第四卷，第335页。)
【资料来源：《求索》1992年第6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59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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