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赵三多与义和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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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赵三多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十九世纪末叶我国劳动人民的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的革命运动。在这场席卷北方波及全国，震撼中外的运动中涌现出了众多的领袖人物，但载入以往的义和团运动史籍的多是昙花一现的诸如朱红灯、张德成、曹福田、王德成、林黑儿等人物，却忽略了与义和团运动相始终的领袖人物赵三多。随着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和义和团事迹调查的深入，从不常见的中外有关书籍和文牍中，从民间老人的传颂中，人们发现了义和团运动的关键领袖人物赵三多及其斗争事迹。1986年12月28日河北省威县人民政府举行了赵三多纪念碑和义和拳议事厅落成典礼，同时，举办了赵三多及其领导的义和团的事迹和文物展览，在典礼会上省地县负责同志和中日学者一致公认赵三多是义和团杰出的领袖和民族英雄，威县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
本文仅就赵三多生平和他率领的义和拳同中外反动派英勇斗争的事迹作一述略。但愿有助于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
一
赵三多（1841—1902）字祝盛，号洛珠，或老祝，直隶（今河北省）威县沙柳寨人。家境贫寒，青年时曾扛过长活，打过短工，中年时做推车挑担的小生意，颠沛流离的生活进一步陶冶了他那刚正不阿的性格。他为了强身保家，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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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学会了梅花拳，由于“拳术冠群，”被推举为梅花拳师傅，从此他广招徒弟，刻苦教拳，成为著名的梅花拳首领。“徒弟有二千多，连师兄带徒侄孙等有三千多人，慷慨义气，惯打人间不平。”<郭栋臣：《义和团之缘起》。>在山东、直隶边境一带广大区域内深孚众望。后来又先后结识了来自永年县的朱九斌（自称朱元璋后代）、刘化龙（自称刘伯温后代），临清的姚文起，平乡的李老岳和广平的韩道士、李九彬等人，在与其交往中，深受其反清复明思想的影响，逐渐使以他为首领的梅花拳带上了排满兴汉的政治色彩。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天，赵三多想利用清政府加捐加租所造成的官逼民反的形势，谋举反清大义。在他召集师徒商议时，年长的师傅们害怕起事会闹出乱子来，乃劝三多师傅说：“我们的祖师自明朝末年传道到今日已十六七代，没有做过犯乱的事，……你要遵守拳规，不要存有邪念”。赵三多则气愤地说：“官府肆虐，民不聊生，难道就这样等死吗？你们不干，我干！你们放心，我闹事决不碍梅花拳的事，你们还叫梅花拳我这支叫义和拳；以后我兴许失败了，还想叫咱们同道老师们隐避我哩！”<郭栋臣：《补充义和团之资料》。>从此赵三多将自己的一支梅花拳改称义和拳。当时在直东交界地区有许多拳会，如红拳、义和拳、梅花拳、八卦拳、金钟罩等拳会，其中义和拳和梅花拳声势为大。这一地区的各拳会有时还相互往来，互相渗透，所以不少的人同时加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拳会，据当地老人讲赵三多除操梅花拳外还操义和拳。由于赵三多拳技高超，因此义和拳会的人也纷纷拜他为师学练梅花拳。义和拳和梅花拳一样，都是民间人民以演习拳棒刀枪为主的武术团体，但义和拳较梅花拳更具有聚集力和反抗性，这可能就是赵三多脱离梅花拳加入义和拳的主要原因。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更为腐败，随着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宗教侵略也特别猖狂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十九世纪末，西方国家的天主教，耶稣教东正教的传教士在中国就有三千二百多人，建立教区四十余个，教会六十余处，入教人数达八十余万。其中，各种教会在直隶的活动更趋猖獗，据史料记载，1900年以前，天主教在直隶分为北境、东南境和西南境三大教区，北境有教堂八百八十六所，东南境有七百零三所，西南境有六百零一所，共计二千二百九十所。<李秋：《拳祸记》，下册，160页。>外国传教士不仅利用宗教迷信欺骗群众，巧取豪夺，而且还依仗特权，勾结封建势力，横行霸道，他们还以传教为幌子拉拢和引诱地主恶霸、流氓无赖入教，教民以教会为靠山更加肆无忌惮地欺压百姓，霸占田产，作恶多端，不断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1898年10月赵三多领导的反洋教起义就是因为教会霸占田产，激起村民反抗而爆发的反帝爱国斗争。
清朝末年，直隶和山东交界的冠县和威县一带是个经济落后的地区，两省百姓的居住状况错综复杂。其中地势显要的直隶威县境内多有外地“飞地”，所谓冠县十八村就是山东冠县的“飞地”。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法两国传教士争先恐后，窜到这块飞地上，为建立天主教教堂与梨园屯村民发生了争庙地的纠分。梨园屯村中原有玉皇庙一座，有一天“不料教民王志尊、阎振东与神父梁宗明（法国人）率领教民三、四十人将庙拆毁，将神碰坏，改修天主教堂。村民大动公愤。”<郭栋臣：《义和团之缘起》。>公推文生王世昌等人与天主教先后讼于冠县和东昌府，在帝国主义淫威高压下，冠县知县何世箴，东昌知府洪用舟“祖教抑民”，不仅对原告“严加责斥”，而且还将王世昌等人监禁起来。于是村中红教首领阎书勤倡言“武力护庙”。当即十七人踊跃加入，人称“十八魁”。在与天主教斗争中，阎书勤深感人少力单，于是便主动联络附近沙柳寨著名义和拳首领赵三多以壮声势。梨园屯与沙柳寨仅距八里，来往十分方便。赵三多是个一身正气，嫉恶如仇，救弱扶贫的人，因此他非常憎恨洋神甫和不良教民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罪恶行经，早想助“十八魁”一臂之力，但他又考虑到梨园屯归属山东，沙柳寨属直隶，不便插手此事。后经“十八魁”再三请求，并跪头拜赵三多为师，加入义和拳，赵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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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决定全力相助。于是反洋教斗争就从这里爆发了。
二
1897年春，不良教民将梨园屯“十八魁”拜赵三多为师且加入义和拳之事报告神甫，神甫要求官府派兵镇压。赵三多不甘示弱，为了显示义和拳的力量，于该年农历三月二十日（1897年4月21日）召集义和拳师徒在梨园屯亮拳三天，“到会者有三千人。”<郭栋臣：《义和团之缘起》。>他们“短衣带刀，填塞街巷”。赵三多率义和拳向洋教士和反动教民以及地方官府的示威举动吓坏了地方官员和天主教会，致使“知县何世箴辞职，署事者不敢履往，已数月无官矣”。<曹倜：《古春草堂笔记》、《解散拳民篇》。>狡猾的东昌知府洪用舟在新上任山东巡抚张汝梅的指使下，施用先抚后剿的伎俩，以赠给赵三多“直良可风”的禀生匾为条件，要赵公开解散义和拳。遭到赵三多义正词严的拒绝。招抚的阴谋败露，张汝梅便决定派兵镇压。
赵三多闻讯后，不畏强暴，立即召集众师徒共谋迎击之策。商议时，仍有人劝赵三多委屈求全，赵三多则说：“我赵三多今日是骑虎不能下了，我不干天主教也未必放过我。”<郭栋臣：《义和团之缘起》。>他征得众人同意后，昼夜将各路义和拳师徒编成“十人为班，百人为队”的能战斗的队伍，选用受传教士欺压最甚者担任首领。赵三多料事精刻，办事有方，当他编好队伍后，又“深虑官方干涉，率加‘不轨’二字，肆行剿刈，乃特创‘扶清灭洋’四字口号即悬，是为彼教旗帜，一以号召人民，一以抵塞官府。用自别于白莲、天门诸教。”<吴永：《庚子西狞丛谈》。>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1898年10月3日）赵三多召集各路义和拳师徒在梨园屯西北十里处的蒋家庄祭旗赵义。起义者“用头帕长靴做标记，他们的武器为火铳或长矛，旗帜系黄色，并镶以黑边，上标‘扶清灭洋’四字。”<传教士伊索勒日记，见《中国与西方》。>起义后，赵三多不与官府对抗，而是首先攻打冠县与临清县交界处的黑刘村、红桃园和小里固等处教堂，诸战皆胜、队伍扩大到三、四千人。清政府闻讯后惊恐万状，飞饬山东巡抚张汝梅“派兵追缉”。未几，起义军又攻占了小芦教堂，后经临清挥师西进至邱县境内时与清军接触，赵三多见清军来势迅猛，便主动避开锋芒。当赵三多徐图北上之时，遭到山东五营盛马军和直隶正定马队、大名练军五营的包围，双方在威县魏候村开战，清军马队往返冲击起义军，义军伤亡巨大。赵三多收捡残部杀出重围，经曲周下临清，在留善固稍加休整。清军得逞后仍不罢休，又“以清乱源”为目标，“跟踪兜拿”<《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23页。>赵三多面对清军围追堵截的形势，当机立断，化整为零，分散活动。这次起义的规模虽然不大，却震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据《冠县志》记载说：“赵三多为统领，啸聚数千人，蔓延十余县，声势大振，凤鹤频惊。”由于山东巡抚张汝梅镇压不力，而被清政府革职。起义军虽暂受挫折，但斗争的影响却十分广泛。据柴萼记载说，从此“直隶、古城、清河、威县、曲周等处之匪渐渐南下，流入（山东）东昌之冠县，自冠县及于东昌各属，再自东昌、曹州、洛宁、兖州、沂州、济南等处，潜滋暗长。关已亥夏秋之间，其势大炽。然出没于黄河以西，而以直隶为老巢。”<柴萼：《庚辛记事》。>随着义和拳反洋教运动的兴起，直隶山东交界地区的红拳会、神拳会、大刀会、红枪会和部分乡团以及白莲教、八卦教等民间武装团体和秘密结社皆先后改称义和拳，在“扶清灭洋”旗帜下，“同仇敌忾，驱逐洋寇，”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便首先从这里爆发了。由此可见，赵三多领导的反洋灭教斗争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篇章。
赵三多起义后，在直东两省清军夹攻下“暂受其挫”，他将义和拳分散隐蔽在同情义和拳的乡团即民团中，或“改名为义和团”<《冠县志》。>，以避免官兵的追剿，从此义和拳的名字为义和团所代替。随后，赵三多率部分骨干沿运河北上，在滹沱河两岸州县展开活动。1899年春，赵三多在枣强、沧州、武邑、晋州一带曾设场传拳，为义和团反帝斗争布下了火种。不久，又协助武修和尚在景县、武强、阜城等州县设场传拳，武修和尚亦效仿赵三多竖“扶清灭洋”旗帜，公开与教会势不两立；与此同时，献县的聂家庄、东大过等地区先后设场练拳，未几，直隶中部各州县亦开始普遍练拳活动。随着各地洋教堂邪劣势力对人民危害的加深和赵三多一行人的积极宣传活动，终于点燃了直隶南部和中部广大地区人民的反帝怒火。5月中旬，赵三多召集各州县义和团首领在正定大佛寺秘密开会，据郭栋臣的回忆记录说：“在这次会议上，赵三多讲了以往起义失败的原因；部署了今后义和团统一斗争办法；确定了联络静海、青县、东光、南皮各州县反帝团体的方针；最后赵三多与其他首领进行了分工领导。赵三多仍在滹沱河沿岸州县活动，并准备随时举义。正定会议后，直隶中部各州县义和团反洋教活动更加频繁，例如：1899年10月22日，阜城义和团和当地人民一举砸毁了临阵教堂；25日景州义和团烧毁景州城内两所教堂；28日烧掉张庄教堂；12月2日阜城义和团又烧了耿家庄教堂；13日景州义和团又毁掉了三岔口教堂，14日献县义和团烧掉了东大过教堂。此外，深县、武邑一带义和团在其首领孙凤歧、田洛河、韩洛顺和王俊陵等人率领下攻打了王乐寺、西河头和深州城内的教堂；任丘县和河间县的义和团也先后开展了反洋教和抗清军的斗争。
大规模的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兴起，使中外反动派十分恐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驻京公使纷纷要清政府迅速派兵镇压。清政府遂令直隶总督裕禄派提督聂士成、淮军右翼统领梅东益率军开赴保定和景州、献县、阜城一带“择要分扎，认真查办”，并要他们在“凡有教堂处所，派队驻巡，随时保护。”<《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59页。>聂、梅命令清军用洋枪洋炮“不分良善。枪毙无辜，”残酷地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爱国人民，然而，围剿和屠杀并没有压服直隶人民的反帝意志，到了1900年春天，直隶各地的反帝爱国运动更加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鉴于运动高潮的即将到来。赵三多于5月（农历四月初四）在枣强县卷子镇率领义和团和饥民万余人举行了第2次武装起义，将义和团运动推向高潮，在短时期内各州县义和团一举攻下了二、三十所中小教堂，任邱义和团集中力量围攻段家坞大教堂；直隶东南地区的义和团也迅速行动起来围攻朱家河和张庄总教堂，同时，涿州、涑水的义和团不仅攻教堂，而且与前来围剿的清军展开了斗争，取得了占据涿州的巨大胜利，从而把义和团运动推向了高潮。
正当义和团反帝高潮到来之际，赵三多率所部回到了南宫、威县一带，继续开展灭洋反教斗争，先后攻下了小芦、红桃园、小里固教堂，并集中力量攻克赵庄教堂，同时还声援山东夏津和武城义和团攻打十二里庄教堂，一时直东交界处的反帝斗争进入了高潮。面对如此局面，地方官叫苦不绝，直隶总督裕禄亦极为不安，深感义和团“散漫于直东各属煽惑滋事，殊为地方大患。”<《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76页。>于是，他勾结新上任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共同镇压义和团。他们决定“所　有直东交界之处，分队防范，遇有匪扰，不分畛域，协力查拿。”<《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77页。>袁世凯立即派武卫右军先锋军与直隶练军和马队围攻义和团，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阎书勤等几支义和团队伍先后被冲散，赵三多在此危机时刻，再次决定将队伍分散隐蔽，随后他率少数骨干潜往巨鹿，待机再起。
三
李鸿章等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9月7日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中国向十一个出兵镇压义和团的国家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从1902年到1940年付清，总计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史称“大赔款”　这些赔款由各省分担。李鸿章在签定条约时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声称“庚子事件”“乱由民作”。因此在大赔款下又列出了一个地方教案赔款，史称“地方赔款”。地方教案赔款划给直隶各州县的有一千余万两，是全国各省中负担最重的。正如王振声在《直隶同乡京官合同词气恩筹偿畿辅教堂赔疏》一文中所写的那样：两笔赔款压得直隶人民喘不过气来，“即无事之秋，已难筹集巨款，况浩劫奇灾惊魂甫定，更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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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此巨万金银。惟议约以教案严责守令，地方官自顾考成，不敢不办。竟至积亩勒派，……臣愚昧，窃恐民穷财尽，老弱待毙，壮者逃亡，难得不挺而走险。”<《义和团史料》，上册，第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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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直隶不少州县早灾霜重，特别是直隶南部地区，如广宗县干旱最为严重，旧历7月12日始雨，8月27日“气候严寒结冰，晚禾尽萎，大饥。”1901年，按直隶署定，广宗县地方教案赔京钱两万吊。知县王宇均将县内所存各款全数支用后还差七千吊，后王宇均因事撤任，新知县魏祖德妄图借此敲榨乡民，竟下令各村每亩摊京钱四十文，按全县土地计算，可收取二万三千吊之多，比实际需要的七千吊，多收一万六千吊，魏祖德借机勒索的丑闻传出后，全县乡民无比愤慨，纷纷在各村“联庄会”即乡团的组织下，聚众抗议，声明坚决不纳“洋差”，东召村武举景廷宾在抗洋差斗争中表现积极，博得群众拥护，公举为广宗联庄会总团总，领导抗“洋差”斗争。这时，在巨鹿吉家屯待机再起的著名义和团首领赵三多派人当景廷宾联络，决定采取联合行动，掀起第三次武装起义。
1901年11月，“廷宾召集各村民合操于城外，以示威”，顺德知府如松闻讯，急忙来广宗县稽核，并召见景廷宾等人商议，每亩摊京钱一十四文或谷子二合，可得京钱七千吊。不足原数由已捐廉补助，廷宾欣然应命，即将东召村应摊之款交足。如松回府后，祖德不饬差赴各村催征，将全县三十二村摊款责于廷宾一人。同时“张大其事”申报直隶总督袁世凯，诡称景廷宾聚众抗拒赔款。袁世凯遂派大名、正定两练军前往“严拿首要，解散胁从”，景廷宾被逼上梁山，遂传集各村民团，“恃众自固，”<《广宗县志》。>1902年2月当清军逼近广宗县时，各地联庄会在景廷宾的率领下，作了起义迎敌的准备，并派人去巨鹿、威县联络赵三多的义和团武装。3月3日清军包围了东召村，联庄会在景廷宾和刘永清的指挥下向两练军四击抄袭，此时清军新盛军自南宫赶到。清军兵多势众，联庄会难于合围，又由于联庄会内部奸细压下景廷宾召集各村联庄会来援的传贴，使战斗失去了主动权，结果景廷宾的助手刘永清负伤，堂弟景廷贞等牺牲，景廷宾率联庄会主动撤出东召村，在巨鹿县厦头寺与赵三多会合。赵三多从惨痛的血的教训中，对卖国的清政府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他们商议后，共同提出了“扫清灭洋”的斗争纲领，4月23日在厦头寺正式宣布起义，寺前竖两而大旗，上书“扫清灭洋”和“官逼民反”，起义军拥戴景廷宾为“龙团大元帅”，赵三多为主将，率部充当先锋，袁世凯奏称起义军“聚众已至二万余人”，“编列队伍，以黑旗为先锋”<《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九日直隶总督袁世凯析》，载《军机处·农民运动》第1860卷。>，据《威县志》称“黑旗白边，此旗为威县赵洛珠所用。赵洛珠……前年充拳匪头目，率万余人攻威县赵庄天主教，未破，死人无数，返又入团匪，图谋雪恨。”由此可知，赵三多余部是会合景廷宾后掀起“扫清灭洋”大起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起义后，景廷宾、赵三多等率义军进攻威县，毁教堂，破官军，声威大振，后又在厦头寺一带与前来镇压的清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歼灭了武卫左军管带鲍贵卿的常备新兵百余人，不久回师广宗县件只村，捣毁教堂，打退了前来围剿的清军，4月25日在威县刘庄和苏庄之间杀死法国传教士罗泽溥，4月28日攻克张家庄天主教堂，至此，起义军声威大振，直南的隆平、柏乡、内邱、邢台、平乡、曲周、任县、新河、南和、南宫、成安、广平等二十四个州县联庄会的广大农民，相继聚集在景廷宾、赵三多“扫清灭洋”的旗帜之下，起义军迅迅扩展到三、四万人，他们到处偷袭清军，捣毁教堂，与中外反动势力进行着殊死的战斗。
反帝反封建的怒火在直隶南部平原上燃烧起来，使清政府十分恐惧，各帝国主义，要清政府速派重兵进剿，于是袁世凯亲自出马，他首先宣布将广宗等州县所摊派的教案赔款“全行豁免”，随后调集大队援军“进剿”，5月初派段祺瑞、倪嗣冲率两营北洋军三千余人，自保定南下。派马龙标武卫右军先锋军、总兵张腾蛟自强军共三千余人，自德州、济宁向西推进，　两支清军成钳形把起义军包围在广宗件只村一带，与此同时，德日法帝国主义惟恐起义军北上，　也派出六千多名侵略军，开赴直隶南部地区“助剿”。
景廷宾、赵三多都是自幼练武习兵，颇有一番军事攻守的韬略，特别是赵洛珠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因此，在清军大队到来之前，他们已作了避开清军主力，化整为零，向四周各州县发展的作战方略，　然而他们没料到袁世凯进犯如此迅速，除命令一部分起义军离开广宗县，主力军尚在件只村一带没有来得及出发就被清军包围了。5月8日，清军先用大炮轰击件只村起义军阵地和民房，后用步兵冲锋攻打，起义军与数倍于己的清军展开了肉搏战，赵三多、景廷宾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在杀伤不少敌人后，各率一部起义军冲击重围，清军烧毁村庄，屠杀无辜百姓数百人。
赵三多率所部向北突围时，吸引了清军主力。在强大敌人追击下，赵三多屡设埋伏，挫伤清军，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军被清军冲散，赵三多在巨鹿吉家屯被捕，解押南宫监狱，7月6日英勇就义。突围到成安的景廷宾所部义军，在北漳堡同清军发生激战，由于起义军得不到补充，粮尽弹绝，最后被三千清军包围在郭家村，义军竭力拼杀，力尽失败，景廷宾突围到临漳县时，身陷重围，终于被捕，解赴威县，于7月25日“被凌迟处死。”
四
综上所述，可以作出以下几点小结：
第一，赵三多领导义和拳开展灭洋反教斗争的时间较早。准确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1898年10月3日）与四川余栋臣领导的反洋教斗争起义几乎同时，其他反洋灭教斗争皆在其后。由此可见，赵三多是反洋教斗争的先驱，是义和团运动的发动者。
第二，赵三多反洋教斗争活动的区域较广。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到了直隶省的南部、中部和直东交界处的几十个州县。另外，他还派其战友和徒弟东下山东，北上京津保设场教拳，发动群众，为即将来到的义和团反帝运动布下了火种，起到了播种机和宣传队的作用。
第三，赵三多起义斗争的时问较长。从1898年10月3日，到1902年7月6日近四年之久，在此时期内他以百折不挠的惊人毅力，克服了无数的困难，与中外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从而经历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兴起、高潮、低潮全部过程，是义和团运动史上仅有的与其运动相始终的领袖人物。
第四，赵三多出身贫苦，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临危不惧，斗争性强。他不畏强暴，拒绝招抚，揭杆而起；不怕镇压，连续斗争；不怕失败，接连领导了三次武装起义，这种不屈不挠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战斗风格，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奴役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不愧为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者的伟大的民族英雄。
第五，赵三多是有战略思想的杰出的义和团运动的领袖。他不仅具有指挥战争的才干和身先士卒的勇敢战斗精神，而且他还富有组织和团结反帝力量，和部署与中外反动派斗争的战略思想。首先是他在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尖锐的时候，提出了“助清灭洋”的口号，这一口号的提出无形中起到了广泛动员各阶级阶层群众（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爱国官吏和开明绅士）参加反侵略斗争的作用，相应地减少了来自清政府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　尽管这一口号后来被清政府利用，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其次，赵三多的才能还表现在战术上，他懂得战争有进有退，而不是孤注一掷地蛮干，因此，他重视保存革命力量，而不作无畏的牺牲，这是他比其他义和团领袖高出一筹的地方。正是这样，他才连续三次起义斗争，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财富。再次。赵三多的大智大勇还表现在他对清政府的认识上，在与中外敌人日日夜夜的战斗中，他没有停留在“助清灭洋”的旗帜下，而是从惨痛的教训中逐渐认识了清政府反动卖国的本质和欺骗镇压义和团爱国斗争的行径后，毅然决然地改“助清灭洋”为“扫清灭洋”，并积极联络景廷宾开展“扫清灭洋”的斗争。从“助清”到“扫清”反映了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人民对清政府反动本质认识的一个飞跃，认识到了反帝必反封和反封必反帝的革命道理。从而丰富了中国人民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宝库，促进了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产生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爆发。由此可见，赵三多是义和团运动中最为杰出的革命领袖。
（资料来源：《河北师院学报 哲社版》1988年第1期 中华文史网编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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