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对义和团运动学术讨论中几个问题的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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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对义和团运动学术讨论中几个问题的管见

一九○○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到现在已经过去八十六年了。近年来，随着对这一运动的讨论不断深入，不少论者在义和团战争、义和团运动性质、以及它的历史地位等问题上展开了学术论争。本文拟就上述三个问题略陈管见，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能否说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义和团战争是反映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趋向的标志？
战争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是对立的统一，“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81页。)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义和团战争，都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从帝国主义方面来讲，这些战争无一不是殖民战争；从中国方面来讲，这些战争又都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马克思：《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页。)。毛泽东同志正是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从不同的侧面来观察这些战争的。他有时说：“自从一八四○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接着就是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法国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英国、法国、日本、沙皇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373页。)他有时又说：“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革命为止的中国近代史。”(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1402页。)由此可见，殖民战争和民族战争是一个战争的两个侧面，前者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后者则是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政策的继续。列宁同志曾经指出：“如果政策是帝国主义政策，就是说，如果它保护财政资本的利益。掠夺和压迫殖民地和其他国家，那么由这种政策产生的战争便是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政策是民族解放政策，就是说，如果它反映了反对民族压迫的解放运动，那么这种政策产生的战争便是民族解放战争。”(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23-24页。)战争的性质不同，作用迥异。帝国主义通过殖民战争，用坚船利炮迫使清朝封建统治者逐步屈服，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而刻记着中国社会向半殖民地深渊沉沦的标志。中国历次民族战争，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争取民族独立的义战。列宁同志称赞这些战争是“进步的、革命的”(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选集》第2卷，第853页。)。毛泽东同志则把这些战争看作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而加以充分肯定(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27页。)。这些战争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失败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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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消除其固有的光辉和影响历史进程的威力。我们不能以胜败论战争，否则以国内战争形式出现、以失败而告终的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势必也遭到否定的命运。历次民族战争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并非只有间接的影响，诸如鸦片战争的失败加速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爆发，中法、中日战争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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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等等；而且还有直接的影响，这就是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阻止了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的图谋，不断地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起了奠基铺路的作用。一九三五年毛泽东同志曾说：“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斗争，中国还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 毛泽东：《论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28—129页。)

二、能否说义和团运动是民族战争而不是农民战争？
断定义和团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指出义和团运动与前此的历次民族战争相同之处，诸如侵略引起了反抗、采用对外战争的形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等等，固然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历次民族战争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们各自所具有的特殊之点。义和团运动与前此历次民族战争相比较，主要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与清政府的关系不同。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都是由清政府领导的，从宣战、组织抵抗到媾和，清政府始终处于支配地位。然而，义和团运动却是先有群众自发的反帝风暴，后有清政府的介入。义和团和清政府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始则义和团“杀洋灭教”、“聚众抗官”，而清政府此时则对义和团采取了限制和禁止的政策；继而义和团为了“号召人民”、“抵塞官府”(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义和团》第3册，第373页。)，打出了“扶清灭洋”旗号，并把“灭洋”斗争推向高潮，清政府此时则因陷入“剿抚两难”的困境，“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 《军机处寄各省督抚等电旨》，《义和团档团案史料》上册，第185页。)；最后，清政府拜倒在洋人的脚下，攻击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下令“痛加剿除”(李希三：《庚子国变记》，第82页。)，义和团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扫清灭洋”的口号，把反帝反封建结合起来。我们在分析义和团和清政府的关系时，理应通观全局，防止以偏概全。如果从总体上看，所谓义和团运动是“奉旨造反”云云，显然是违背历史真实的。义和团运动根本不是什么“奉旨造反”，而是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风暴促使清朝营垒发生了破裂，变换了策略。第二，战争的主力不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清政府始终采取了以清军为主力、限制人民群众参加、进行消极抗战的路线。人民群众虽然自发地奋起杀敌，但是只处于辅助的地位。义和团运动则是人民群众自发掀起的反帝风暴，是以武装群众为主力的群众战争，而清军只是在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时，才一度同义和团联合对敌，及至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后，就调转枪口，站到了义和团的对立面，义和团也随之把“灭洋”与“扫清”结合起来，抗击中外反革命联军的进攻。
断定义和团运动既是民族战争，但又绝不应该导致否认其农民战争的阶级实质。
否认义和团运动是农民战争的根据之一，是参加义和团运动的阶级、阶层很广泛。勿庸讳言，义和团的阶级成分确实庞杂。时人劳乃宣说：“莠民之狡者从之，良民之愚者亦从之，各处拳党尽有衣冠之族、殷实之家杂乎其中，非尽无业游手也。”(劳乃宣：《拳案杂存》，《义和团》第4册，第452页。)从社会低层的“无业游手”到社会上层的“衣冠之族，殷实之家”都不同程度地卷进义和团运动，乃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趋激化变动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反映。因为当着帝国主义向半殖民地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中国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95页。)否认义和团阶级成分庞杂，固然不能了解它作为民族战争的特点；无视农民群众构成义和团主体的事实，同样难于看清它的阶级实质。据当时地主文人记载，义和团民“俱是乡间业农粗笨之人”(仲芳氏：《庚子记事》，第12页。)“皆农家者流”( 唐晏：《庚子西行记事》，《义和团》第3册，第486页。)，“平时受人欺压，无可伸理，一闻‘匪’说，冀借神道以凌人，以泄积愤，乃相率弃其农业纷纷入城，甘为‘匪’类。”(佐原笃介：《拳匪纪事》。)正是这些所谓“乡间业农粗笨之人”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和政治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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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策者，虽然属于自发，然而却是勇敢地担负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瓜分、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做出了震惊中外的伟大事业。斯大林同志曾经指出：在殖民地和附属国，“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斯大林：《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61页。)。一九四○年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了中国社会实际，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52页。)。既然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抗日战争，实质上尚且是农民战争，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否认主要依靠农民群众而掀起的义和团反帝风暴不是以民族战争为表现形式的农民战争呢！
否认义和团运动是农民战争的另一个根据，是说义和团只反帝而不反封建。关于义和团运动是否反封建的问题，目前史学界众说纷纭。退一步说，如果断定义和团不反封建，难道就可以否认义和团运动是农民战争了么？这里牵涉到判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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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农民战争的标准问题。列宁同志说：“要识别战争的性质，就必须分析战争是由于什么打起来的，是什么阶级为了什么政治目的进行的。”(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23-24页。)这里的首要问题是弄清战争的阶级内涵。如果战争不是由其他阶级，而是由农民阶级发动和进行的，那么这个战争无疑是农民战争。而农民战争的“政治目的”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战争的目的是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争取农民自身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改变。及至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帝国主义已经侵入中国，开始成为中华民族的危险敌人，所以农民阶级除了承担着反封建的任务之外，又肩负起反帝任务，农民战争的主要锋芒也必将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地位的变化而转移。当着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时，封建地主阶级就成为农民战争打击的目标；当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农民战争打击的目标也就随之而转向帝国主义。当然，由于一方面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另一方面封建地主阶级又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所以反帝反封建这两个任务，是既互相有所区别，而又互相是统一的。因此农民战争第一时期反对封建统治不能不同时具有反帝的意义，反之亦然。而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在反帝的同时，对清朝封建统治势力也曾进行过斗争和冲击。有的义和团指斥“罪魁乃当今皇上”( 阿诺德·兰道尔：《中国与联军》，第7—10页。)，断言“大清亡，中国强”( 胡恩敬：《驴背集》，《义和团》第2册，第516页。)，主张“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义和团事实》，《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133页。)。有的义和团标榜“扶清灭洋”，“扶清”意在灭洋，有利于“灭洋”则扶之；否则就自行其事；他们在政治上惩办贪赃害民和“羽翼洋人”的官吏，反对官府破坏、镇压人民“灭洋”的行径，迫使清廷与帝国主义决裂；在经济上则“以均粮为名，希图‘劫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72页。)，“粮赋差徭一概抗停，凡事不容地方官作主”(《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72页。)。从总体上看，义和团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态度，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并且从属于反帝斗争。这种历史现象，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和农民阶级两重性的特点。
三、能不能因为义和团运动爆发在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后而否定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
诚然，义和团运动是在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后的一次自发的农民运动。但是衡量自发的农民运动历史地位的标准，绝非资产阶级是否登上政治舞台，而是应该看它对待阻碍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态度。
庚子年间，在神州大地上，一面是农民反帝爱国运动，一面是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革命派和改良派分别发动的惠州起义和自立军起义，两股浪涛同时涌起，互相激荡而又分道扬镳。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城乡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是社会革新的体现者。它不仅主张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而且通过改良和革命实践推动着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进程。农民阶级是一个与封建制度一起诞生、和封建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却不是社会革新的体现者。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面对着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从所代表的生产关系上说，民族资产阶级是比农民先进的阶级，但是从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上说，农民阶级则超过资产阶级。因此，民族资产阶级要实现以资本主义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理想，就必须得到农民阶级的援助。农民阶级要解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也只有投身于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但是，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农民阶级不愿向资产阶级靠拢，民族资产阶级也自外于农民阶级，这就既使双方在对敌斗争中各自为战，陷于弧立无援的境地，又使农民运动长期停留在自发阶段而不能自拔。
当时，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为职志的资产阶级运动，无疑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杠杆。但是，要实现这种社会变革，首要的问题是必须解除帝国主义的压迫。当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交替之际，这种形势尤其如此，因为“欧州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4页。)“神明华胄”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救亡图存”成了当务之急。然而，恰恰在这个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民族资产阶级尽管不无忧国之心和救亡之志，但却既无力把义和团运动引向资产阶级变革的轨道，又不敢直接同帝国主义进行公开的民族较量，表现出先天的软弱和妥协性。改良派公然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71页。)，革命派则幻想借助英、日“革命排满”。他们企图借机按照自身前进的“策略”来改造中国历史的进程，虽然是革命的或进步的，但却因为他们各自心怀的“策略”不合于历史发展的规律，并自外于农民群众的反帝风暴，就无可避免如同义和团一样遭受失败的命运。
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实行社会变革的主张，明显地表现出小生产者的无力肩负近代中国革命的重任，但是他们直觉地认识到并自发地抓住了中华民族攸关的问题，不惜以血肉之躯同已经开始武力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进行英勇搏斗，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法国一位议员供认：“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劲……吾固谓瓜分中国之说，不啻梦呓也。”(《义和团》第4册，第245—246页。)不仅如此，义和团运动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促进了资产阶级左翼向革命转化，推动了资产阶级由与农民分道扬镳的格局而趋向某种联合的行动。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把同时并存的资产阶级运动和农民运动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民族资产阶级力图进行社会变革，固然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但农民阶级试图解决业已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也绝非倒转历史车轮的逆流，恰恰相反，它正是为资产阶级进行社会变革创造着条件，开辟着道路。当义和团运动刚刚过去，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有人就肯定“义和团有功于中国”，断言“他日吾国而独立也，义和团固其先声乎！”(《皇帝魂》，第293页。)列宁同志在分析亚州民族运动时曾经指出：“资产阶级使亚州觉醒过来了，在那里到处都激起了民族运动，这些运动的趋势就是要在亚州建立民族国家，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最好的条件。”(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11页。)义和团运动虽然没有建立起民族国家，但他们却为以后建立民族国家付出了奠基石的鲜血。
【资料来源：《河北学刊》1986年第3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59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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