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丁入亩-论“摊丁入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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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摊丁入亩”（二）

四实行“滋生人丁 永不加赋”
清朝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摊丁入地”之前，首先对旧有的户丁编征制度进行了改革，这就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发布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这年二月，康熙帝在给大学士和九卿等有关官员的渝旨中说：“朕览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又说：“直隶、各省督抚及有司官编审人丁时，不将所生实数开明具报者，特恐加征钱粮，是以隐匿不据实奏闻，岂知朕并不为加赋，止欲知其数耳。” ①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虽然阐明了不加征丁银的原则，但是要具体推行，还有一 些问题需要澄清。首先是时间的断限，即以何年为准开始实行。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的 诏令就是为此作补充的，“嗣后编审增益人丁，止将滋生实数奏闻。其征收办粮，但据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②。其次是如何解决人丁生老病死的变动问题。五十一年1712年的诏谕中说，“将见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所谓“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为了纠正疏漏，五十五年1716年经户部复准，规定：“新增人丁，钦奉皇恩,永不加赋，今以新增人丁补足旧缺额数。除向系照地派丁外，其
注释：
①《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九，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壬午。
②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三十三，《户部》，《户口》，《编审》。
按人派丁者，如一户之内，开除一丁，新增一丁，即以所增抵补所除。傥开除二、三丁，本户抵补不足，即以亲族之丁多者抵补，又不足，即以同甲同图之粮多者顶补，其余人丁归入滋生册内造报。”①
自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原来所制订的有关编审考成的规定，也不适用了，必须作相应变更。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朝廷宣布：“将增丁之州县官员议叙停止。”同时又题准：“如有州县将滋生人丁私行科派者，该督抚即行题参”②。
清朝统治者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并不完全象康熙帝自己所说：“不为加赋，止欲知其实数”。实际上正是它以往户丁编征制度进入死胡同的一种反映。如前所述，自清初以来，封建朝廷对于编审溢额，一直采取奖励的办法。但是，随着丁银编征矛盾的激化，这种编审，在很多地方已经抵补不了因逃亡隐漏而造成的缺额。反映在户口册籍中也就是，越到后来，溢额越少，有的甚至根本不增丁额了。康熙帝自己也说：“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六、七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一、二人交纳钱粮。诘以余丁何事?咸云：蒙皇上宏恩，并无差徭，共享安乐，优游闲居而已。” ③所谓“共享安乐，优游闲居”。这当然是一种自我粉饰的无稽之谈。但是他确实看到了编审不实，有大量户丁隐漏的基本事实。
为了进一步了解当时户丁隐漏的情况，还可以考察一下地方志中有关编审的记载，虽然比较琐细，但选录一些，还是很有意义的。
先以湖北省的某些州县为例。这些州县在康熙年间的历届编审中，虽然也审增人丁，但是增加的数字，和按照人口自然增长规律应增加的数目，相差很大。比如黄冈县，原额人丁一万二千八百八十三丁，康熙四年1665年豁免运夫人丁二百三十丁，实在人丁一万二千五百五十三丁。“康熙十一年起至五十年止，逐次编审共六十七丁”，平均每年只新增一个半丁④，递增率不超过千分之零点一二；同样，麻城县原额人丁一万六百零五丁，自康熙十一年1672年至五十一年1712年，审增四十九丁，平均每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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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增一丁多，递增率比黄冈还低⑤；钟祥县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共编审人丁八千五百九十一丁，康熙四年1665年除豁免运夫人丁外，实在人丁七千七百一十九丁。康熙十一年1672年至五十年，“共额外新增人丁六十九丁”⑥。每年人丁递增率是千分之零点二二。广济县实在人丁一万一千三百三十二丁，“自康熙二十五年至五十年逐次编审，增人丁一十九，共丁一万三千三百五十有一”⑦。结果全县在二十五年中，每年平均连一丁都增加不了。与广济相类似的黄安县今红
注释：
①②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三十三，《户部》，《户口》，《编审》。
③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九，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壬午。
④ 刘恭冕：光绪《黄冈县志》卷之四，《户口》。
⑤ 潘颐福：光绪《麻城县志》卷十三，，《赋役》，《户口》。
⑥ 张琴：乾隆《钟祥县志》卷之三，《田赋》。
⑦ 刘烽：同治《广济县志》卷三，《户口》。
安县，也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至五十年1711年的二十五年中，一共只增加了十丁①。上述情况，除了说明编审的严重失实以外，是不能作其它任何解释的。
再就每次编审中具体增加的人丁来看，也很有意思。沔阳县自康熙十一年1672年至五十年1711年，经历四次编审，共增加十七丁；其中十一年1672年增十二丁，二十五年1686年增一丁，四十五年1706年增二丁，五十年1711年增二丁②。汉川县自顺治十四年1657年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编审九次，其中增丁情况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并康熙元年1662年四百九十五丁，康熙十一年1672年十四丁，二十一年1682年十四丁，二十五年1686年二十四丁，三十年1691年十四丁，三十五年l696年九丁，四十年1701年二丁，四十五年1706年二丁，五十年1711年二丁③。通过沔阳、汉川两县的例子，进一步告诉我们，越到康熙后期，审增的人丁也越少，到了最后一、二十年，所谓增丁，不过是一种对付土司的虚应故事而已。
必须指出，我们所列举的湖北省某些州县的例子，在其它省分也同样可以见到。
湖南宝庆府共辖邵阳、武冈、新化、新宁、城步等五州县，原额人丁五万三千八百八十三丁，自康熙五年1666年起，几经编审，到三十五年1696年共计实在人丁五万四千零七十四丁，比原额增加一百九十一丁，平均每县增丁不到四十④，宜章县依据明代册籍，原额男子成丁四千七百六十四丁，清代经顺治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实在人丁四千七百九十八丁，比原额只增加三十四丁，每年还增加不了一丁⑤。安仁县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到五十年1711年，总共也只增加十八丁，平均每年不足一丁⑥。又比如江西新城县今黎川县，从康熙七年1668年到十三年1674年的七年间，编增丁男二百一十二，妇女二十五口，但从十四年1675年到五十年1711年的三十七年时间里，却只“新收三十二丁，十八口”⑦。广东东莞县，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编审，新增男一百零四丁，妇女七十五口；3四十年1701年只增男六丁，妇女六口；四十五年1706年又减为男三丁，妇女三口；到五十年1711年，男仍三丁，妇女仅只二口了⑧。
北方的直隶宝坻县，在清初虽因圈地、投充和逃亡、故绝等变动，人丁减少很多。但自顺治十三年1656年到康熙元年1662年清理户籍，仍新增七百八十四丁。以后康熙五年1666年增九十九丁，十年1671年一百零二丁，十五年1676年一百九十三丁，到二十年
注释：
①朱锡绶：光绪《黄安县志》卷五，《赋役》，《户口》。
②杨钜：光绪《沔阳县志》卷四，《食货志》，《赋役》。
③林祥瑷：同治《汉川县志》卷十，《民赋》。
④郑之侨：乾隆《宝庆府志》卷十一，《户口》。
⑤陈永图：嘉庆《宜章县志》卷之八，《田赋志》上，《户口》。
⑥张景恒：同治《安仁县志》卷五，《赋役》，《户口》。
⑦夏之翰：乾隆《新城县志》卷之三，《民赋志》，《户口》。
⑧彭人杰：嘉庆《东莞县志》卷之十，《户口》。
《1681年》就“如原数无增减”，二十五年1686年以后虽然又有增丁，但数目已大大减少，而且愈来愈少。如二十五年1686年增二十二丁，三十年1691年十丁，三十五年1696年六丁，以后直到五十年1711年，三次编审，都竟不增不减了①。
自实行均田均役法以后，丁银矛盾相对比较缓和的江南各州县，也同样存在人丁编审下降的趋势。比如溧阳县，额编人丁四万四千三十七丁，顺治五年1648年审增八千七百九丁，十四年1657年增一千六十三丁，康熙元年1662年审增二百二十四丁，四年1665年又增二百二十八丁，十一年1672年一百三十二丁，十五年1676年三百一十六丁，二十年1681年一百五十三丁，二十五年1686年一百五十五丁，三十年1691年三十八丁，三十五年1696年三十三丁，四十五年1706年六丁，五十年1711年八丁②。溧阳县自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以后就不满百丁，四十五年1706年以后则连十丁也不到，这些事实都说明，越到后来，由于征丁矛盾愈益深化，州县官吏们在编审中也只好草草从事了。
在有的州县，我们还发现，自清初以来，户口一直没有变动过。安徽巢县从康熙元年1662年到五十年1711年，人丁数额始终停留在二万八千四百三十二丁的水平上③。广东三水县，康熙十一年1672年帐籍记载：户五千五百六十五，男九千二百三十一丁，妇女九千一百六十七口，男妇合计一万八千三百九十八丁口，到了五十年1711年，实在男妇仍为一万八千三百九十八丁口④，四十年里，生死相抵，竟然毫无变化。
由于清代的田土、户丁规定以明末数字为原额，所以，这种长期不变的人口记载，有的就是从明代沿袭下来的。福建永春州，明万历间户一千五百六十二，口七千二百九十五。清初规定原额户数仍旧，口则分为人丁四千二百一十六，妇女 □ 三千零七十九，合计七千二百九十五。以后“节年编审”，人户丁口悉如旧额。直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才发生变动。这一年计“溢出男子一百零六丁，妇女四十三口”⑤。同样，永安县的户口，也是从明末起一直没有变动，到雍正五年1727年才滋生人丁一百一十六丁，五百六十口⑥。安徽建平县的人丁额则是沿袭明崇祯六年1632年的，它们至“康熙五十一年以前，编审概无增减”⑦。浙江慈溪县的户口，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起，直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才有“盛世滋生增益市民一百三十口，乡民一千零九十二，民丁一千零六十一口，灶丁二百二十三口”的记载⑧。
注释：
①洪肇桃：乾隆《宝坻县志》卷之五，《赋役》，《民丁》。
②李景峰：光绪《溧阳县志》卷六，《食货志》，《户口》。
③舒梦龄，道光《巢县志》卷之六，《食货志》一，《户口》．
④李友榕：嘉庆《三水县志》卷之二，《赋役》，《户口》。
⑤郑一崧：乾隆《永春州志》卷之六，《田赋志》。
⑥裘树荣：雍正《永安县志》卷之五，《户口》。
⑦李国相：乾隆《广德州志》卷之九，《户口》。
⑧冯鸿模，雍正《慈溪县志》卷二，《户赋》，《户口》。
在清代，还有一批州县，虽然历年的户丁编审都有所增加，有的还增加不少，但是直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以前，它们的户口总数始终没有超过明代。这里，我们且不谈四川省的情况，因为此省到康熙后期，还属于土满人稀的宽乡。在湖南，我们就找到不少这样的例子。攸县原额人丁六千一百一十五丁，清初因战乱荒亡，开除一千九百七十八丁。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到五十年1711年六届编审，共审复人丁七百四十五丁，实在人丁四千八百八十二丁，比原额仍少一千二百三十三丁①。湘潭县原额七千一百一十二丁，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实在人丁仍只三千一百九十六丁，少于原额三千九百余丁②。桃源县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共“民、更、屯丁八千零五十三丁”，比原额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丁，少了五千余丁③。差额较大的是平江县。该县原额七千五百丁，康熙五十年1711年，实在人丁一千六百七十三丁，两者相差竟达五千八百二十七丁④。
在北方，由于丁银的负担重，所以人丁不满额的情况更加严重。山东省不少州县的户丁，在康熙年间就始终没有超过明代。比如高苑县今高青县一部分，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成丁一万六千四百九十九，自顺治十一年1654年起，每次编审都新增人丁，但直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也只有七千一百五十二丁，比前少去九千三百四十七丁⑤。邱县“明崇祯年间原额不分等则，一例人丁三万二千二百七十七丁”，清代“续增至雍正五年，实在当差人二万二千六百一十丁”⑥，相差将近一万丁。另外象河南光山县，“崇祯间人丁五万二千七百三十六丁”，康熙五十年1711年编审实在人丁四万零五百九十三丁，差额一万余丁⑦。安徽霍山县原额一万五千零十一丁，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到五十年1711年，“审增人丁八百零八丁”，共计实在人丁七千七百六十七丁，也大大少于明代⑧。山西孝义县，“旧管行差人丁三万六千七百零”，顺治五年1648年编审，“所存不及三之一”，以后“渐次滋生”，伹直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编审里甲丁男，只有“大口共一万四百八十六”，两者比较，竟少去二万六千余丁⑨。
类似上述各州县的人丁缺额，原因固然很多，比如明清之际破坏的严重。但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清朝政府的户丁制度本身所造成的结果。长期以来，对于很多官员而言，编审溢额实际上已经变得无利可图了。因为溢额的奖励，常常顶朴不了因户丁不堪赔累引起逃亡而受到的申斥和处分。此外，正象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对于不断增多的摊丁入地的州
注释：
①王元凯：同治《攸县志》卷之八，《田赋》，《丁册》。
②吕正音：乾隆《湘潭县志》卷之十，《赋役》上。
③罗行楷：同治《桃源县志》卷之四，《疆域考》，《丁额》。
④谢仲玩：乾隆《平江县志》卷之十，《赋役》。
⑤张耀璧：乾隆《高苑县志》卷之七，《赋役志》，《丁口》。
⑥黄景曾：乾隆《邱县志》卷四，《田赋志》，《户口》。
⑦杨殿梓：乾隆《光山县志》卷十二，《户口》。
⑧程在嵘：乾隆《霍山县志》卷三之一，《贡赋志》，《丁户》，《里甲》。
⑨邓必安：乾隆《孝义县志》卷之一，《里甲村庄》。
县，他们也往往不求取于人丁的溢额，因为人丁的增加，意味着摊入田地的丁银也要有相应的增加，这除了在丁粮征收中要产生不少新的麻烦以外，更重要的还会引起有地之家的更多反对，而这也是一般官员所忌讳的。
当然，在我们翻阅的地方志中，也有不少州县，每次编审，人丁都有增加，总额也有超过明代的，然而即使这些州县，也有苦于丁银征收的问题。正是户丁编审和丁银征收中矛盾的不断加剧，才是清朝统治者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真实背景。
必须指出，清朝统治者所以能够在康熙末年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也是有它的客观基础的。康熙帝在诏谕中说：“今国帑充裕，……国用所需，并无不足之虞。”这就是说，封建国家有充足的财政来源，作为它推行这一政策的后盾。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如果没有一定的财政力量，比如象清初那样，即使统治者有意“永不加赋”，也很难做到。但也要说明，推行“永不加赋”，对于清朝政府在经济上并不造成很大的损失。且看下表：
年 代
丁 银 额
银
米
豆
顺治十八年（1661年）
3,008,905
21,570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
3,136,932
12,715
雍正二年（1724年）
3,291,229
12,794
26,150
按，据萧奭《永宪录》卷一：“康熙四十五年总计直省……丁徭银三百二十九万五千一百六两零，米豆二万三千七百六十六石零。”
从顺治十八年1661年到雍正二年1724年的六十多年时间里，一共才增加丁银二十八万二千三百二十四两，米豆一万六千多石，平均每年银不过增加四千多两，米豆二百五十余石。而清朝政府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以后，户部每年积存的库银就超过四千万两，最少的康熙六十年1721年，也达三千二百余万两①。以四千多万两库存银，抵补平均每年增加的四千多两人丁银，二百五十余石米豆，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零头而已。
但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规定，仍有它的重要意义。因为它毕竟经过朝廷允准，正式肯定了不增丁课的有效性，特别对那些还在苦于增丁的州县，则更可以因此有所喘息。当然，“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最大意义，还在于它进一步推动了“摊丁入地”的实行。因为丁银的固定，这就使之比前更容易地归并到田土中去。所谓“自续生之赋罢，丁有定数，征乃可摊”②，“今滋生人口概不加赋，则丁口亦有一定，可以派归田粮，永为成例”⑧，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注释：
① 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一。
② 吴元庆：嘉庆《无为州志》卷七，《食货志》一，《户口》。
③ 战效曾：乾隆《海宁州志》卷之三，《田赋》。
五 “摊丁入地”的全面实行和各省区的具体行施情况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诏谕的颁布，大大促进了“摊丁入地”的推行。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初，御史董之燧给朝廷上疏说：“续生人丁永不加赋，皇上轸念民生高厚之恩，真有加无已。但现在人丁尚多偏苦，各省丁制亦有不同。”而“现在人丁之累也，嗣后既不增额，则有定数可稽。”因此，他请求朝廷“行令直隶各省地方官，确查各县地亩若干，统计地丁、人丁之银数若干，按亩均派”①。当时，朝廷虽然没有允准他在全国按亩均派丁银的建议，但对原来“丁从地起”中因买卖土地，经常发生“地去而丁存”的严重弊病，却作出了规定。凡“买卖地亩，其丁银随地起者，即随地征丁，傥有地卖丁留，与受同罪”②。无疑，此项规定，不仅有利于巩固已往“摊丁入地”的成果，而且对于尚未实行“摊丁入地”的州县，也起着促进的作用。就在这一年，户部议准：“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分摊” ③。而四川省也在这前后实行“丁随地起”④。从康熙中期以后，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州县开始“摊丁入地”，但是全省规模的丁随地起，则从广东开始的。
雍正帝继位以后，针对康熙末年“各省库项亏空动盈千万” ⑤的情况，加紧了对史治和钱粮的整顿。雍正帝的这一行动，促进了各级官员对钱粮管理的重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摊丁入地”的进行。元年（1723年）六月，山东巡抚黄炳奏请朝廷，“将东省丁银援照浙省之例，摊入地亩输纳”，并请“通饬五省一体遵行”⑥。黄炳的奏议没有被雍正帝所采纳，但无疑已引起了他的思考。此后不久，当直隶巡抚李维钧也请求“摊丁入地”时，雍正帝显然改变态度，立即将李的奏请发交朝廷有关官员进行讨论。当然，有的大臣曾经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然雍正帝在得到李的澄清奏报后，立即批示，认为“分析甚明，筹度极当”，“摊丁入地”是“实可准行的”。这样，经户部和九卿议准，从雍正二年（1724年）起，直隶正式开始了“摊丁入地”。
雍正帝支持李维钧“摊丁入地”的行动，使各省督抚十分震动。接着，其它省分也纷纷效尤，请求“摊丁入地”。计在雍正年间先后“摊丁入地”的，除直隶外，还有福建、山东、河南、浙江、陕西、甘肃、云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湖北等十三省。稍晚的是山西和贵州两省，它们也在乾隆年间开始或完成了“摊丁入地”。个别地区，象盛京、吉林等，因为情况特殊，到清末才进行改革。
注释：
①② 尹继善：乾隆《江南通志》卷六十八，《食货志》，《田赋》。
③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三十三，《户部》，《户口》，《丁银摊征》。
④ 王庆云：《石渠馀记》卷二，纪丁额》。
⑤ 《清世宗实录》卷三，雍正元年正月辛巳。
⑥ 《朱批谕旨》，雍正元年六月初八日山东巡抚黄炳奏。
由康熙末年开始的‘摊丁入地”的活动，已经不是过去那种由各州县单独进行的情况了，而是在朝廷允准下，自上而下的一种改革。但尽管如此，在地区之间仍存在着差异，朝廷也并不求其划一，各按其具体情况，分别进行匀摊。就形式而言，直隶、山东等省，主要采取通省丁银摊入通省地粮的办法，河南、福建等省则以各州县分别计摊。甘肃虽然按通省计摊，但却分成河东、河西两个则例。其次在计算方法上，有的是以亩计摊，即“摊丁入亩”；有的以银两计摊，如每地赋银一两，匀摊丁银若干；还有的更以粮石作为计算的标准。上述形式，在某些省的各州县之间也不完全相同。为了说明各省的“摊丁入地”情况，下面我们将分别进行叙述。
一、广 东
广东省的“摊丁入地”，虽然从明末巳开始实行，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制，又加上明清之际及三藩叛乱的影响，存在着不少弊端。因此，在清初，有的官员纷纷议论，要求改进。如四会县，“会之户口，在昔固有定额，大约以计亩而均分。邑数遭寇乱，逃亡几半，或无半亩而挂数十丁，户仅一丁而积数百亩，总由实业已去，而虚丁空留也。宜循宜豁，是在当事有以调剂之耳”①花县的情况也大致相同，该县“自崇祯十年通行各州县，皆随粮派丁，然小户粮少及下户无粮者亦挂一丁。又于收税者报增，而于开税者不减，乃纸上之户口，非实在之繁庶也。有谓如浙省爬平之法，以粮之零数派之丁，分厘无伪增，亦无缺额，可为良规，以俟采择。”②康熙五十五年1713年，户部在“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基础上，议准该省的“摊丁入地”，除了确认已往“随田均丁”的成果以外，也是为了统一均摊则例。
广东省所以成为全国第一个推行“摊丁入地”的省分，根本原因是与该省的丁银矛盾比较突出有重要关系。
从明末起，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十分迅速，到了清初又有明显的进展，不但农业生产中的粮食生产有新的提高，而且经济作物也得到推广。在城镇，商业和手工业也十分发达。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农村的影响不小，除了传统的土地兼并活动以外，商业高利贷的活跃，使农民失去土地的进程更加速了。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多数当然沦为佃农，但也有不少成为农村的雇工，比如在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上，雇工的情况就更多些。在珠江三角洲地带，不少农民还流向城镇，加入城市雇工和城市贫民的行列。此外，入山成为矿丁、矿徒的，广东省也是数量较多的。无业贫民的增多，户口流动的日趋频繁，使固有的户丁编审和丁银摊征的矛盾更加突出了。
不仅如此，广东省的丁银摊征本来就比较复杂，除征收一般丁银③以外，还有一种叫盐
注释：
① 陈欲达：康熙《四会县志》卷之七，《户口》。
② 王永名：康熙《花县志》卷之二，《赋役》前，《户口》。
③ 在广东等省，也叫“四差银”，即徭差有的地区称里甲、均平有的地区叫均徭、民壮有的地区叫兵款、驿站有的也称驿传等银的合征。
钞银。盐钞银不但摊派所有成丁，其余不成丁、优免丁，以及妇女，都不能免。
关于“盐钞银”，广东的不少地方志中都有记载。《香山县志》考证说：
“按明洪武初，男女成丁者岁给盐三斤，征米八升。永乐三年，大口支盐一十二斤，纳钞一十二贯，小口半之。正统三年，令户口俱半征，全征惟官吏并随宦大口。后不给盐，征钞如故。又折以银，每钞一贯，折银三厘。然州县所纳多寡或异。至于男女，或同派，或异派，或派以米，非其旧也。”①
其它省分也有类似记载，如福建《将乐县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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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丁计口授盐，并女口而征之。后不复给盐，而料盐丁、食盐课口之征亦自此始。万历间编赋役全书，遂以丁口名。”②原来这是从明代沿袭下来的一项弊政。不过在很多省分，这项食盐钞银都已先后合并。如湖南《平江县志》中说：“男为丁，女为口，丁征例有额银，女口止食盐钞。……其盐钞征银，前明久派入田赋。”③只有广东等少数省分，直到清代仍保留盐钞银。顺治十三年（1656年），户部曾专门作出规定，《赋役全书》内载：“惟江西、福建、广东有妇女盐钞银，按口征派不等，他省无妇女名色，其盐钞银均派地丁内，仍照旧行”④。征派盐钞银，不只是增加银数的问题，由于它是丁口普遍征收，在手续上也比一般省分复杂得多。这种情况，对于封建国家来说，又并不意味着就能保证足额的丁口银，相反由于官僚吏胥串通作弊的机会增多，百姓的负担加大，丁口银则更加难征。
因此，将丁口银摊入地粮征收，既能解决丁银难征的问题，而且在客观上也符合广大贫苦农民和城市工商业者的意愿。
但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的“摊丁入地”，在广东并不是全部都实行了，大概只占一半左右。据雍正四年（1726年）巡抚杨文乾的奏摺中说：“至丁银一项，从前丁银、地粮原系各办。自康熙五十年审定之后，奏圣祖仁皇帝谕旨，不复加额。是以粤东各属丁随粮者已有十之四、五，其余未随粮转者，臣已令布政司并各府州县，将丁银尽行归入地粮之内，并项征输，永免无粮征丁之累。” ⑤杨文乾的这份奏摺得到了雍正帝的认可，这样，其余丁粮分征的州县，也开始了“摊丁入地”。比如潮州府所属州县的丁银，就职从雍正五年（1727年）“摊入田亩”的⑥。
广东省实行的“摊丁入地”，是“就各州县地亩分摊”的，大约“每地赋银一两，均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有奇怪” ⑦。至于食盐课银摊入地亩，时间要更晚一些。据《新会县志》记载：直到乾
注释：
①申良翰：康熙《香山县志》卷之三，《食货志》，《税粮》。
②徐观海：乾隆《将乐县志》卷之十一，《赋役志》，《户口》。
③谢仲土元 ：乾隆《平江县志》卷之十，《赋役志》。
④《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考》。
⑤《石朱批谕旨》，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广东巡抚杨文乾奏。
⑥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二十一，《赋役》，《户口》。
⑦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三十三，《户部》，《户口》，《丁银摊征》。
隆十一年1745年才“编入税亩派征”①。
二、四川
四川也是较早推行“摊丁入地”的一个省份。
自明末直到清初，四川省的兵燹之祸接连不断，社会经济的破坏十分严重。大量的田土荒废了，人户四散流窜，很多人还逃亡他省。清朝统治者为了恢复和发展该省的封建经济，增加赋税收入，大力招徕流亡，谕令原迁居外省的民人回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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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奖励外省居民迁入四川进行垦荒。特别是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以后，成批的贫苦农民从湖广以及江西、陕西，甚至广东，福建等省进川。他们对恢复和发展四川省的社会生产，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但是，客籍民户的大量增加，也造成户籍编审中的很多困难。我们曾翻阅了该省的一部分地方志，发现在相当数量的州县中，都缺少康熙以前的户丁数字，这在其它省份中是很少见到的。人丁既然缺少统计，而封建国家却并不因此取消丁银的征收，所以，很多州县只好采取把丁粮匀入田赋的办法，进行摊征。这也是四川省较早实行“摊丁入地”的原因。
与广东一样，四川省的“摊丁入地”，也不是在康熙年间全部实行了，其中威州等十一州县，是雍正五年1727年，经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才摊入地粮的②。
四川的“摊丁入地”是采取了“以粮载丁”的办法。据雍正五年1727年户部议准威州等十一州县的科则是：“每粮五升二合至一石九斗六合零不等，算人丁一丁征收” ③。其余州县就稍有出入，丁银较轻的州县，如江安县，每粮四石六斗六合零载丁一丁④，巴县，每粮四石四升零载丁一丁⑤，灌县，每粮二石一斗六升一合零载丁一丁⑥，等等。四川省的这个办法，是与该省田赋征收中，以粮石作为计算单位是分不开的。“再川省征粮之例，先按亩分派粮数后，以粮石科算条粮银数，又将粮石载丁，再于每丁科银若干，转折合并，始得每亩应征银数”⑦。这种匀摊办法，在手续上十分繁杂。如成都府所属新繁县：
“丁粮额办：
一、全书原载亩粮自康熙六年奉行清查起，至雍正七年征输止。
上田每亩载粮一升三勺四抄，
中田每亩载粮八合，
注释：
① 黄培芳：道光《新会县志》卷五，《经政》，《户役》。
② 《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一，雍正四年十二月癸亥。
③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三十三，《户部》，《户口》，《丁银摊征》。按：《石渠馀记》，六合作六升。
④ 赵模：嘉庆《江安县志》卷之二，《赋役》，《田赋》。
⑤ 王尔（原字为左金字旁，右为见）：乾隆《巴县志》卷之三，《赋役志》，《丁粮》。
⑥ 孙天宁：乾隆《灌县志》卷之三，《田户》，《赋税》。
⑦ 《朱批谕旨》，雍正七年闰七月十三日四川巡抚宪德等奏。
下田每亩载粮六合三勺三抄三撮三圭，
中地每亩载粮四合，
下地每亩载粮二合五勺。
每粮一石征粮银一两二钱四分一厘三毫一丝一忽四微。
每粮一石征条银二钱九分七厘二毫四丝七忽三微九尘七纤。
每粮一石一斗二升六合三勺八抄二撮四圭五粒二粟载丁一丁。
每丁征银二钱九分七厘二毫四丝七忽三微九尘七纤。
原载税粮一千一百五十七石三斗四升七合四勺七圭二粒。
原载人丁一千二十七丁四分九厘八丝五忽。
原载丁条粮银二千八十六两六分五厘五忽一微六尘四纤。”①
又如达县：
“自顺治八年奉文清查起至雍正七年征输止，
上田每亩载粮七合四勺六抄，
中田每亩载粮六合五勺二抄八撮二圭，
下田每亩载粮五合五勺九抄六撮一圭，
土地每亩载粮二合三勺，
中地每亩载粮二合一抄二撮三圭，
下地每亩载粮一合七勺二抄四撮七圭。
每粮一石征银二两二钱七分二厘。
每粮六斗载丁一丁。
每丁征银八钱八分六厘八毫。
原载税粮一千三百五十四石八升零。
原载人丁银二千二百六十六丁八分一厘三毫一丝零。
原载丁粮银五千八十一两八钱九分一厘八毫一丝零。”②
其它州县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由于各州县之间原来的田地和丁银的科则互不相同，征收地粮的总数和丁银总数也有差异，所以在实行“以粮载丁”后，它们的征额也是不同的。
四川省的“以粮载丁”，因为需要反复转换，一般百姓“不能尽晓算法”，而吏胥衙役们又往往从中“洒派侵渔”，造成不少弊病。因此，经巡抚宪德等人的奏请，从雍正七年1729年起，实行“丁条粮合并积算，按亩征银” ③。既简化了折算手续，“使通省画一易晓，无致参
注释：
① 郑方城，乾隆《新繁县志》卷之三，《田励，《赋役》。
② 余永宁：嘉庆《达县志》卷九，《田赋》。
③ 王尔（原字为左为金字旁，右为见）：乾隆《巴县志》卷之二，《赋役志》，《丁粮》。
差①，而且也进一步消除了丁银和田赋的界线，使之合而为一了②。
三、直 隶
直隶的摊丁入地是雍正二年1724年开始的。它的摊征办法，既不同于广东，也不同于四川，采取把各州县的地丁银两通筹计算，合并匀摊。这是因为直隶地区，宗室庄田和八旗官兵庄田，遍布所属的八十余州县，丁银本来偏重，而顺天，保定、河间、永平、宣化等所谓“北五府”，“圈占之地，其所拨补，大约远隔数百里不等，而地亩半属洼下，每年除完粮之外，所余无几” ③，“丁浮于地”的情况尤为严重。因此，如果按照四川那样，以各州县单独计摊，势必造成某些州县的地银负担大大加重。
比如河间府，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人丁二十二万七千一百六十三，征丁银四万一千九百九十九两有奇，同时的田土总数是八万七千六百顷六十亩零，共征田赋银二十一万八千一百三两零④。在二十万余两田赋银中，再摊入四万多两丁银，等于使田土的负担一下于又增加五分之一。再如永平府所属七州县，实在行差人丁十一万四千一十丁半，征银二万三千四百六十三两零，各色田土共二万三千四百四十一顷零，实征地粮银五万六千四百七两零，即令再加上应征本色米一万三千余石，豆三千二百余石，草九万四千余担⑤。要把二万三千余两丁银摊入地粮内，其负担比河间府还要重出不少。更为严重的是该府所属的乐亭县，全部田赋银为三千七百七十二两余，而丁银却高达四千二百四十一两余，“丁浮于地”近四百七十两⑥。正是根据上述原因，才使负责筹划直隶摊丁入地的巡抚李维钧，采取了“通筹计摊”的办法。
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李维钧在给朝廷的奏摺中，谈到了他的想法：
“……臣亦计之再三，北五府地少丁多，难就本州县之丁银摊入本州县地粮之内，自当筹度尽善，以苏民困。……臣查直隶通属地粮共二百零三万四千七百两有奇，丁银共四十二万零八百两有奇，统为核算，将此四十二万零八百两之丁银，均摊于二百零三万四千七百余两地粮之内，仍照上中下三则之田，各计其纳粮轻重之数，而分摊其丁银，永无偏累之患。”⑦
注释：
① 《朱批谕旨》，雍正七年闰七月十三臼四川巡抚宪德等奏。
② 比如乾隆《德阳县志》卷五载：“自雍正七年奉文丈量，恩准部复，丁条粮合并积算，按亩征银，清查田地，至雍正十二年征输止，……新旧承粮花户姜罗第等二千七百六十五户垦输，上中下田地共四千二百二顷七十三亩零。内上田每亩征丁条粮银二分九厘四毫七丝零，中田每亩征丁条粮银二分二厪八毫零，下田每亩征丁条粮银一分八厘六丝零，上地每亩征丁条粮银一分七厘一毫零，中地每亩征丁条粮银一分一厘四毫零，下地每亩征丁条粮银七厪一毫二丝零。”其余各州县情况，大致同德阳县，不一一列举。
③《朱批谕旨》，宜隶巡抚李维钧奏。
④ 杜甲，乾隆《河间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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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卷之六，《田赋》。
⑤ 王金荚：乾隆《永平府志》卷之七，《田赋》。
⑥ 陈金骏：乾隆《乐亭县志》卷四，《田赋》，《税粮》。
⑦《朱批谕旨>，直隶巡抚李维钧奏。
据户部复准，直隶“摊丁入地”的科则是，“每地赋银一两，合摊丁银二钱七厘有奇”①。也就是说，封建国家每征收田赋银一两，就要额外再加征二钱七厘多丁银。
由于直隶原征丁银，每遇闰年需要征收丁闰银，所以“摊丁入地”后，碰到闰年，每两银子也要加派“丁闰银七厘九毫四丝一忽零”②。
需要说明的是，直隶摊入的二钱七厘多丁银中，还包括了匠班银在内，故此统称丁匠银。关于匠班银的摊入地粮，下面还要专门论述，这里只顺便提一下。
因为直隶的“摊丁入地”是采取了通筹计摊的办法，这对于象河间、永平等府，当然大有好处。比如乐亭县，“摊丁入地”后，只匀入丁银七百八十四两余，比原征额减少三千四百五十七两余。但是，对于某些府县，却并不有利。象沧州，原征丁银一千三百五十四两零，均摊后却需征银二千四百四十三两零’，比前多征一千余两③。这种情况当然会发生些矛盾。不过因为直隶的各州县间，土地的肥瘠程度差距并不太大，而已往的丁银负担，有的州县又过于偏重。采取通筹计摊，实际上就是把丁银摊派中某些不合理的情况，适当进行调整，使其稍为均平。这既无损于封建国家的经济利益，对于缓和一部分地区的社会矛盾，却大有好处。所以尽管也有人提出反对，但还是得到雍正帝的支持，毅然地推行起来了。
四、福 建
福建也是一个既征丁银，也征盐钞银的省份。雍正元年1723年，巡抚黄国材奏准朝廷，自二年1724年起，实行“摊丁入地”。
福建所采取的办法是，不分丁银和盐钞银，按州县为单位，统一进行匀摊。乾隆《福建通省赋役总册全书》载：
“实在人丁六十八万二千七百七十丁，共征银一十七万四百五十五两零。……实在食盐课七十三万五千一百七十九口，共征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两零。……以上丁口共征银一十八万一千二两零，……续于雍正二年匀入田粮征输。”摊入以后的科则是：“每地赋银一两，摊入丁银五分二厘七毫至三钱一分三厘零不等。”④少数州县，由于情况特殊，在时间上也有迟于二年1724年的。长泰县就是如此。当时，该县因“富者坐拥不粮之产，贫者已驮无产之粮”，田赋征收十分混乱。在这样情况下，“再以丁银匀加”，必然“偏枯愈甚”。所以需要“先行清丈，后便匀丁”。而此项工作二直拖到雍正九年1731年才告完成。长泰县的匀摊科则是：“每田粮乙两匀征银一钱三分七厘二毫。”⑤
注释：
①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三十三，《户部》，《户口》，《丁银摊征》。
②李钟祥：乾隆《延庆州志》卷之三，《田赋》。按：有关丁闰银，其它县志或州志亦载有，情况均同。
③徐时作等：乾隆《沧州志》卷五，《赋役》。
④孙尔准：同治《重纂福建通志》卷之五十，《田赋》。
⑤张懋建：乾隆《长泰县志》卷之四，《赋役志》。
宁洋县则因为“丁多地少，不能概匀”，“粮户”和“穷丁”之间围绕“摊丁入地”，矛盾十分尖锐。
直到雍正五年1727年，经知县唐孝本“议详”，决定“以一半匀入地亩征收，一半仍存丁纳”①。乾隆二年1737年，朝廷下谕将该县丁银“照中则每丁征收二钱，其余尽行宽免②”，这样才解决了问题。当时，与宁洋县情况类似的寿宁县，也一体得到蠲免③。
还有一些州县，比如南平县，原征丁银六千八百多两，而全县田粮统共才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余两。以“每田粮一两匀征银二钱之例，共匀入丁银三千四百二十六两零”，剩下丁银也“不能通匀”。乾隆二年1737年，朝廷谕令该省将南平县“浮多丁银”悉行蠲免”④。接着，平和，清流、永安等县，也以田粮一两征银四，五钱，援引南平县事例，给予减免。象清流县，就减免了“匀征丁口银三千六十两零”⑤。
在福建省的“摊丁入地”中，台湾府的情况比较特殊。
清朝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后，次年即规定：“台湾每丁征银四钱七分六厘。”这个科则，比该省内地的一般府县，高出将近一倍，甚至几倍。另外，又加上其它原因，所以雍正二年1724年福建“摊丁入地”，并没有包括台湾在内。乾隆元年1736年，朝廷首先降低了过重的科则，“将台湾四县丁银悉照内地之例，酌中减则，每丁征银二钱⑥。”接着，十二年1747年五月，户部又咨文福建省，“将台属通郡之丁银，匀入通郡之田亩⑦”。由于台湾的田土以甲作为计算单位，“计一甲约内地十一亩三分一厘零”⑧。所以在“摊丁入地”时，首先必须统一度量衡。当时，全府·“通计新旧额征田园六十六万六千一百七十四亩零”，按照不同等则，分别将丁银匀入地亩之内：“每亩上则田匀丁银四厘一毫八丝六忽， 中则田匀丁银四厘三毫八丝一忽，下则田匀丁银、M厘六毫三丝九忽。
“每亩上则田匀丁银四厘一毫八丝六忽，
中则田匀丁银四厘三毫八丝一忽，
下则田匀丁银四厘六毫三丝九忽。
每亩上则园匀丁银四厘九毫二丝九忽，
中则园匀丁银五厘二毫五丝七忽，
下则田匀丁银五厘六毫三丝三忽。
新垦化甲为亩，并照同安则例，下则田每亩匀丁银七厘一毫六丝九忽，园每亩匀丁银八
注释：
①董钟骥：光绪《宁洋县志》卷之四，《赋役志》，《户口》。
②《清高宗实录》卷四十二，乾隆二年五月己丑。按：据《宁洋县志》，该县料盐差丁每丁原征银四钱二分零。
③ 《清高宗实录》卷四十二，乾隆二年五月己丑l李拔l乾隆《福宁府志》卷之十，《食货志》，《寿宁田赋》。
④ 《清高宗实录》卷五十四，乾隆二年十月丙申，傅尔泰：乾隆《延平府志》卷十四，《户役》。
⑤ 李绂：乾隆《汀州府志》卷之九，《户役》。
⑥ 余文仪：乾隆《台湾府志》卷之五，《户口》。
⑦ 乾隆《福建赋役总册全书》，《福建省总》。
⑧ 黄叔璥《赤嵌笔谈》，见《台海使槎录》卷三。
厘六毫三丝九忽零”①。
很显然，台湾的“摊丁入地”，在做法上与内地各州县是不同的。首先，在内地都以州县作为匀征单位，而台湾则全府统一计算，下辖四县不再另有则例；其次，内地州县都采取把丁银匀入地赋银的办法，如每两匀入若干等等，而台湾则依照不同等则，按亩匀入丁银。这些做法上的不同，说明清朝政府是考虑到当时台湾的特点的。
“摊丁入地”后，丁银与田赋结合在一起，因此，田土的增减，也就影响丁银的增减。象连江县：
“共征丁银二千三百二十六两八钱九分六厘八毫零。内乾隆二年飓风堆伏，通查缺额各案内蠲免田粮一十二两七钱一厘零，应扣匀丁银二两一钱七分三厘二毫零；
乾隆七年水灾冲陷，缺额蠲免田粮三十一两九钱七分八厘九毫零，应扣匀丁银五两四钱七分二厘；
乾隆九年被水冲陷缺额蠲免田粮五十七两九钱二分四厪七毫零，钱一分九毫零；
乾隆二十四年海潮冲陷，田粮扣匀丁银一两三钱九分六厘。
实征银二千三百七两九钱四分一厘零。”
在同一时期该县因“增垦田、山”，连田赋、人丁，共增银四十九两四钱二分五厘九毫七丝②．
福建省的情况，说明人丁银已经不再具有独立的计算含义了。
注释：
①余文仪：乾隆《台湾府志》卷之五，《户口》。
②李菶：嘉庆《连江县志》卷，《田赋》。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中华书局1982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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