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兴也勃焉，亡也突焉——清代历史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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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兴也勃焉，亡也突焉——清代历史评说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又是由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满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整个清朝历史，习惯上把满族兴起至清军入关前这段历史称为清朝前史。从满族迁都北京(1644年)取代明王朝到辛亥革命(1911年)清朝被推翻，前后268年，这是清朝历史的主体部分。

一
明清两代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特别是明清之际，更是世界和中国处于大变局的关键时刻。
我们先看当时的国际大环境。明代以前，由于中西交通的阻隔，东方和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起不到互相影响的作用。西方和东方各国都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按照各自国家的发展轨道运行。从总体上看，直到明朝初年，西方和东方国家发展的差距并不大。欧洲中世纪宗教统治，制约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高度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一样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说有差别的话，那就是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经过近两千年的发展，已经高度成熟，以其国家统一，疆域广袤，以及辉煌的文化，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的前列。
明朝初年，国力强盛。高度成熟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已经进入其衰落时期，并且严重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行将灭亡的封建制最终也必将为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西方和东方都在探索发展生产力，积累社会财富，增强国力的道路。
“地理大发现”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自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欧洲到美洲以及亚洲的航路都已打通。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海上交通的开辟，扩大了人类的视野，使世界各国之间，特别是西方和东方之间，由于海上交通的开辟，为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人类从陆地向海上发展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海外贸易又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海上贸易是其重要的途径之一，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难得的机遇。
由于新航路的发现打通了欧洲到东方的通道，于是欧洲商人迫不及待到东方开展海外贸易，而物产丰盈的中国是其贸易的主要对象。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葡萄牙人踏上了中国的国土，在广东沿海上川、电白、澳门等地居留贸易，并在嘉靖、万历年间逐渐将我澳门以少量租金租用，妄图据为己有。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西班牙人自大西洋经美洲大陆南端进入太平洋到达菲律宾，开辟了欧洲到东方的新航路，开始与葡萄牙人展开了海外贸易和海外掠夺的竞争，并侵害和危及我国来往于南洋商人的利益。16世纪末17世纪初(明嘉靖、万历年间)荷兰人步葡萄牙、西班牙人的后尘来到了东方，并在明末清初曾一度占据我台湾岛，后为郑成功所逐。英国殖民者几与荷兰人同时来到中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的商人来到东方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攫取东方的财富，寻找市场，掠夺原料，为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丰厚的财富基础。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是通过残酷的剥削和野蛮的掠夺实现的，但是最终它催化新的生产关系成长，促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海外贸易和海外掠夺推进了欧洲殖民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在同样掌握航行技术的关键时期，欧洲殖民国家不遗余力地推进海外贸易和大肆进行海外掠夺，为资本原始积累奠定基础。
明代初年的中国，作为东方泱泱大国，在长期封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国家统一，国力强盛。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派遣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横渡印度洋，实现洲际航行，最终到达了非洲的东海岸。其造船技术之先进，其船队规模之大，其航程之远，其海图及航海罗盘之精确，都是当时世界上一流的。航海技术是多种学科技术的综合，足以说明当时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并不落后。就航海技术而言，即使几十年后航行到东方的葡萄牙人及其他欧洲强国也只能望其项背。但是同样拥有先进的航海技术的中国远洋船队，装满丰厚的礼品，向途经各国宣示中华帝国的国威，宣示儒家的恢宏大德，唯独没有想到发展海外贸易，并通过海外贸易拉动国内经济发展，为国力强大积累丰厚的财富。自明成祖一死，竟视航海为劳民伤财的畏途，航海停止了，与航海相关的各项科学技术也停滞了。直至明隆庆时期开放海禁后，海上私人贸易才有所发展。但明朝政府始终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把发展海外贸易作为积累财富的一项基本国策，加以推进，主动出击，积极向海外寻找市场，推销中国产品，相反只靠守株待兔式的沿海贸易和私人贸易。其结果，明王朝自己断送了一次经济发展的契机。
此外，到了明嘉靖、万历年间，在中国近两千年封建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条件下，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和手工业中的一些特殊行业内，已经孕育出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若以这一新生事物微弱的力量冲破延续了近两千年的强化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谈何容易，事实上，它一出世，就遭到了暴风骤雨般的摧残。
首先，明中叶以降，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农、牧文化的冲突引发了北方的民族矛盾。九边烽火绵延，蒙古残余势力以及新兴的女真族(即后来的满族)不断地扩大势力，不断地蚕食明王朝统治的周边地区。特别是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采取“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方针，只用十年时间就统一了建州各部，又经过三十多年的兼并战争，女真各部基本上都统一在努尔哈赤的麾下。努尔哈赤从起兵开始，即逐渐成为明王朝的一大隐患。女真族的兴起既有历史的机遇，又有自身的必然。明王朝的软弱，边关废松弛，使女真人得以不断丰满自己的羽翼，从最初边关寻衅发展到横行边关，势力不断壮大，一旦定居辽东山区，立即成为明朝的大患。女真不断内移，以至占领辽沈，统治整个辽东，并以此为根据地向全国范围拓展。应该说，满族及其先人女真人确实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充满锐气的民族，他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力量，并从辽阳而沈阳，短短几十年时间，壮大成为与明王朝争夺天下的主要力量。
满族的兴起，使明王朝为了维持其大明的一统天下，不得不从全国征粮调兵，其结果又使得民不聊生，各种负担都转嫁到广大农民身上，从而进一步激化了本已存在的阶级矛盾。由阶级矛盾引发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是使当时天下大乱的又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先是群雄并起，最后聚集成李自成、张献忠两大力量。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大西政权首先消灭了明王朝的主力，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大顺政权则利用明清之争以及张献忠削弱明王朝主力的机会北上明都，逼迫明崇祯皇帝自缢煤山。由于李自成、张献忠自身的局限性，他们尽管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但却没有能力在旧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王朝。农民起义的悲剧就在于他们的领袖是一个农民，即使胜利了，也无非重走前朝旧路，再建一个新的封建王朝，而李自成、张献忠自身的素质尚不如当年同样是农民起义军领袖的朱元璋，所以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大明、大顺及大西最后都败亡于大清之手。
问题在于当时的满族是奴隶制特性尚未完全褪尽，只占据东北一隅之地的落后的少数民族，由它来统治一个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制的中原大国，实在是勉为其难了。然而历史就是这样，这一历史重担还是落在了满族统治者的肩上。尽管满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民族，尽管明王朝腐朽，不堪一击，尽管农民起义有许多局限性，可是这一历史重任仍然是满族统治者不堪重负的。
从满族入关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的几十年中，满族统治者一直忙于对付南明小朝廷，对付各地风起云涌的抗清斗争，对付各路农民起义军的余部，尽管拼尽锐气，终于统一全国，但几十年战事不断，社会不得安定，经济谈不上发展，整个社会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如果从明代万历年间努尔哈赤兴起算起(明万历十一年，即1583年)，到康熙年间统一台湾(康熙二十二年，即1683年)，前后一个世纪。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长期以来一直站在世界民族之林前列的国家，却在这个动乱的世纪里因为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引发的战乱丧失了发展机会。当时的外部世界亦处于风云突变之际。欧洲中世纪宗教的黑暗统治已经摇摇欲坠，行将灭亡。以英国为例，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英国农民开展激烈的反圈地斗争，其目的就是要求取消封建地租和实行根本性的改革，城市居民也开展了反封建斗争。而新旧势力的斗争在上层则表现为议会和国王之间的斗争，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用城市中风起云涌的人民群众反封建斗争，向代表旧势力的国王展开斗争。1638年苏格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发动反英战争，更引发了一系列的人民反封建斗争，在革命形势业已成熟的情况下，1640年初，新议会在威斯敏斯特召开，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旧势力决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于是英国发生了第一次内战和第二次内战，直到1644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废除君主制，英国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出现了共和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取得了政权。
而与同一时期的中国相比，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手工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却被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所引发的战争所摧残。中国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仍然是旧式的农民战争，没有英国那样新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作为新的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代表，不可能冲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不可能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因此最终仍然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同样是处于一个矛盾激烈的动乱时代，中国与西方却走了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中国最终由一个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成为统治者，仍然在封建制的旧轨道上爬行。而西方却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成为统治阶级，新的生产关系日渐取代了旧的生产关系。历史在这里拉开了差距。
西方新兴的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很快就露出了殖民主义的狰狞面目，开始了扩张主义行径。从一开始他们就把目标瞄准东方，特别是印度和中国。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东进的目的并不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寻找市场，掠夺原料，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殖民地的中国。后来的鸦片战争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中国只有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大明王朝在当时的世界上应该说也是一个泱泱大国，而且自身的发展也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可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风暴骤起，旧生产关系的束缚和战乱摧残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低下，甚至一度倒退，把一度已经孕育出的资本主义萌芽扼杀在襁褓之中。再者，中国当时新生产力代表者的力量极其微弱，那些由地主转化成的作坊主每天都在回味他们熟悉的土地主的生活，广置土地，一夫多妻，根本没有扩大再生产的意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原始积累阶段就这样被有意和无意地扼杀了。甚至明王朝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封建统治已经处于行将灭亡的衰落时期，走上了末路。近两千年的旧体制矛盾百出，官吏腐败，互相倾轧，社会动乱，民不聊生。明王朝即使不亡于农民起义，也必亡于清，似是历史的偶然，实是历史的必然。
二
清朝前史，实际上就是清朝的先人满族兴起、发展、奋斗的历史。清朝前史又与明朝后期历史相交错，所以也是明朝衰落以及明清(后金)争战史。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兴起到崇桢十七年(1644年)清入关，迁都北京，前后60多年，一个旧王朝覆灭了，一个新王朝诞生了。王朝更替，改朝换代，这在中国历史上司空见惯。问题在于一个刚从深山老林中走出来的落后的少数民族，何以能在60多年时间内不断成长壮大，并最终入关取明而代之?而入关之后，一个年仅六岁的小皇帝，依靠什么力量，用了不到20年时间，最终完成了除台湾以外全国大陆的基本统一?
首先是明王朝的腐朽，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是明末农民大起义把明王朝送进历史的坟墓，同时又为清入关提供了前提。清朝统治者把握了这个有利时机，乘胜而进，最终取明朝而代之。
明王朝的腐朽，最终导致其灭亡是咎由自取。明朝中叶以后，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险象丛生。皇帝昏愦不理朝政，朝野上下党争纷起，宦官佞臣擅权干政，官吏腐败贪索暴敛，赋繁役重民不聊生。嘉靖、万历年间社会已经动荡不安，到了崇祯年间，更是危机四伏，摇摇欲坠。崇祯皇帝虽有重振纲纪之心，却已乏回天之力。明朝后期，地主阶级更加疯狂地兼并土地，尤以皇族为凶。熹宗赐给惠王、瑞王、桂王湖广、陕西两省土地，每人3万顷，两省地方官使出混身解数也括不出这么多土地，只好又摊派给四川、山西、河南三省协同解决。勋戚官吏，缙绅豪民，富商大贾，通过巧取豪夺，“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大宦官魏忠贤占有土地多达100万亩。随着土地的高度集中，广大农民沦为佃农和奴仆，在浙江和福建，有田的占十分之一，为人佃作食力的占十分之九。
明朝后期，封建国家向人民征收的赋税和摊派的徭役也是相当沉重的。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起，明朝政府借口对辽东用兵，按亩加派“辽饷”，前后三次，共征银520万两，相当于全年赋税总额的三分之一。后来又有关税、盐课及其他名目的加派，一律按亩征银。地主总是用各种办法把这些赋税负担转嫁给广大农民，“田连阡陌者诸科不与，室如悬罄者无差不至”。为了交纳赋税，广大农民只好卖田卖屋，卖儿卖女，远走他乡，成为流民、饥民，社会矛盾急剧激化。
明朝后期，统治阶级内部更加腐朽黑暗，皇帝深居后宫，纵情声色，恣意挥霍，不问政事。神宗一次采办珍珠，就花费白银2 400万两。为了争权夺利，统治阶级内部党争不断，大狱频起，各级官吏只顾自己升官发财，互相构衅诬陷，无人过问国事，各部门的日常事务都无人处理。在户部，各边境的边饷无人发放，各地解来的饷银无人批收；在礼部，外国来的使者，竟无人过问，久不发遣回国；在刑部，“狱囚积至千人，莫为问断”。明朝的国家统治机器处于半瘫痪状态。
残酷的政治压迫和野蛮的经济剥削，广大农民已无法忍受，造成一些地区的农村十室九空，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以致水灾、旱灾、蝗灾和瘟疫不断发生。广大农民衣食无告，“老弱填委沟壑，壮者辗转就食。”濒临绝境的广大农民，为了生存，只好铤而走险，进行斗争。以张献忠、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爆发了，濒临死亡线上的农民一呼百应，农民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并建立起农民政权。在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消灭明军主力，并大量牵制明军的有力配合下，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只用一个多月时间，攻关夺隘，势如破竹，兵锋所至，无所不摧，迅速抵达北京外城，城外明军三大营不战而降，北京西郊的农民也自动赶来帮助农民军攻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太监曹化淳开彰仪门迎降，外城遂破。三月十九日晨，崇祯皇帝在煤山(今景山)寿皇殿旁的一棵槐树上自缢而死。随后李自成率农民军胜利地开进北京城。至此，统治中国277年的明王朝灭亡。显然，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明王朝的腐朽，最终引发国内阶级矛盾的大爆发，农民以大起义的革命手段埋葬了明王朝。
其次，满族的迅速兴起，并利用明王朝的腐朽和农民起义的冲击，特别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有效的军事政治策略和措施，为清入关奠定了基础。
女真是居住在我国东北广袤疆域内的古代边疆少数民族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与中原历代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到了明朝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派人招谕奴尔干女真诸部酋长来朝，于是，奴尔干诸部“因悉境附”。对于归附的女真各部，明廷因其部族，设置卫所，建州卫是明廷在女真地区设置的第一个卫，从任命的官吏，赐予的信物，到经历司衙门的设置，完全与辽东都司的其他卫一样。这就是明廷与建州女真结下不解之缘的开始。永乐十年(1412年)，明廷又分设建州左卫，以猛哥帖木儿为卫指挥。猛哥帖木儿即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后来，猛哥帖木儿被杀，建州左卫的凡察(猛哥帖木儿之弟)与董山(猛哥帖木儿之子)争夺卫印。于是，明廷又于正统七年(1422年)分置建州右卫，命董山掌左卫，凡察掌右卫。至此，建州三卫先后置定。建州三卫女真人成为明王朝统治下的臣民，建州三卫所统治的辖区，成为明王朝统治下的行政区划。
努尔哈赤的先世，从猛哥帖木儿到其父塔克世，凡六代，历200余年，几经周折，数度迁徙，最后定居在赫图阿拉。赫图阿拉意为横岗，在今辽宁新宾境内，后来被清王朝定名为兴京。
建州女真的杰出首领努尔哈赤兴起于明王朝日益腐败之际。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袭祖、父职任卫指挥，继祖、父之志，“仍学好忠顺”、“自结于中朝(指明廷)”。努尔哈赤因而深得明廷信任，明廷先后加升其都督职衔，又晋封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他注重学习汉民族先进的经济文化，信任有才干的汉人。努尔哈赤身边掌笔墨的秘书之类的人物，主要是汉人。甚至在努尔哈赤的亲信侍卫中，亦有不少汉人。努尔哈赤熟悉汉语，能读汉文书籍，对于中国古代典章文物非常熟悉，言必称汉唐，奉明制为圭皋。
从明万历十一年到万历二十一年(1583～1593年)，前后历时十年，努尔哈赤采取“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方针，逐步统一了建州各部。此时，努尔哈赤并未具备与明王朝抗衡的实力，因此，表面上仍旧表示“忠于大明，心若金石”，并不断接受明王朝的封赠。
统一建州女真各部后，努尔哈赤开始了对女真其他各部的统一战争。到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努尔哈赤又统一了海西女真的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四部。在统一海西女真的同时，又逐步降附了野人女真。
努尔哈赤早在统一建州女真的过程中，羽毛渐丰，就开始制定独立于明王朝的计划。万历十七年(1589年)，努尔哈赤一面受封为明王朝的都指挥佥事，一面在已构筑衙门楼台的费阿拉城“自中称王”。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在经过33年对女真各部统一战争之后，努尔哈赤已拥有了足够的实力。努尔哈赤于是年在赫图阿拉城正式称汗，建元天命，史称后金。
后金建立后，努尔哈赤走上了与明廷公开决裂的道路。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书“七大恨”焚香告天后，亲率大兵2万，攻下东州、马根丹和抚顺三城，毁抚顺城，并掳人畜30万而回。接着，率军攻下明与后金接壤的抚安、鸦鹘关、清河等处。
努尔哈赤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使明廷“举朝震骇”。为了安定辽东，明廷遣将调兵，发动了一场大规模进攻后金的战争，这就是明与后金之间一场关键性的战役——萨尔浒之战。
对于这场战争，明朝政府几乎倾全国之力，以图一举成功。努尔哈赤也意识到战争的胜败关系到后金的存亡，于是动员所有精锐兵员参战。努尔哈赤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经过五天的激战，大败明军。萨尔浒之战以后金的胜利和明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努尔哈赤一生，戎马倥偬，东征西讨，用武力统一女真，征服辽东，促进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后金政权的统治基础。
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努尔哈赤的后继者皇太极成为后金王朝的新汗。但他得到的远不是一份太平基业。各种潜伏着的危机，各种萌发中的矛盾，亟待一个个去排除、解决。当时，后金周围三面临敌，南有强敌明朝，西有叛服不定的蒙古，东有与之为敌的朝鲜。内部满、汉、蒙几十万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都聚集在辽河东西，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满族统治者内部的各种矛盾等等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后来，满族军队又四次入关掳掠了上百万人畜，辽东汉人一下子几倍于满人。如何稳定汉族人的民心几乎成为后金胜败存亡的关键。面对“邦家未固”的局面，皇太极意识到“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因此，他在即位之初，就强调“满汉人民，均属一体”。他曾形象地比喻满、汉、蒙三者关系譬诸五味，只用醋则过酸，只用盐则过咸，唯调和得当，才为美餐。基于这种认识，皇太极特别注重消弭和缓和民族间的矛盾。
皇太极在登极之年，即屡下谕旨，强调宽待汉人。他规定凡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者，事属已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强调满汉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下令禁扰汉人，有抢劫汉人牛、羊、鸡、豚者，加以惩办；明确规定除了每备御止给八个壮丁，供其使令外，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特别重要的是，皇太极一改努尔哈赤屠戮汉人的政策，而代之以“恩养”。皇太极屡次谕其臣下，对于新旧归附之人，皆宜“恩养”，并且规定“管辖汉民各官”，以抚养之善否作为“分别优劣”的考核标准。皇太极“恩养”汉民及其它一系列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争取汉人民心的作用。
皇太极对于归降后金政权的汉族官吏和知识分子采取笼络手段。皇太极在攻下大凌河以后，对降后金的明将，仍旧原衔，分别授职，赐之世袭敕书，并且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八贝勒轮流宴请、款待，以安其心。后金天聪七年(1633年)，明军将领孔有德、耿仲明携红衣大炮投后金，皇太极亲自以女真最隆重的抱见礼郊迎，并给以丰厚的赏赐，当日即授其都招讨印。对于有才干的汉人，皇太极一律擢升重用，引为心腹。天聪三年(1629年)八月，皇太极下令开科，结果录取了200个本来为奴的汉人生员。
为了扩大兵力和进一步利用汉族地主阶级，皇太极分编汉军八旗作为八旗组织的一部分。汉军旗与满八旗编制相同，皇太极是汉军八旗最高统帅，可以随时对之调遣指挥。这样，既加强了对汉人的控制，扩大了兵力，又发挥了汉族地主阶级的作用。同时，皇太极自己则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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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了八旗中的正黄、镶黄、正蓝三旗，实力大为加强。其余各旗旗主已无力与之相抗衡，皇太极的权力和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
皇太极强化汗权的又一举措是仿明制对中央统治机构进行改革。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设文馆，“命儒臣，分为两直”，各司“翻译汉字书籍”、“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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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得失”事宜。文馆实已是内阁雏形。清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内三院的设立对八旗起着重要的牵制作用。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曾设立六部，即吏、户、礼、工、兵、刑。各部内除以一名贝勒总理部务外，还设满、汉、蒙古承政、参政、启心郎。不久，为了直接控制六部，皇太极下令“停止贝勒领部院事”，进一步削弱了贝勒的权力，将各贝勒排斥于国家政务机构之外，皇太极以汗权独主政务。后来，皇太极又设置了掌监察的都察院和专管蒙古等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皇太极通过设立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把原先由八旗旗主共同行使的国家权力接管过来。皇太极通过对国家机构的改革，终于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
皇太极自即位后，即承努尔哈赤之志，决心取代明朝，入主中原。但当后金尚处于“邦家未固”、“事局未定”的重重困难之中时，皇太极明智地与明朝采取议和策略，以便积蓄力量，等待在时机成熟时，进取中原。与此同时，皇太极于天聪元年(1627年)，乘朝鲜内乱之机，派遣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出兵朝鲜，迫使朝鲜政府与之签约，割断了朝鲜和明朝的联系，并迫使孤立无援的明朝东江驻军毛文龙部投降后金，基本上解除了后金东部的威胁。皇太极又采取“恩威并用”、“征抚兼施”的办法，统一了漠南、漠北蒙古诸部，并不失时机地迅速统一了黑龙江流域各部。
皇太极在即位后的九年中，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巩固了后金统治，为进军中原、取明朝而代之奠定了基础。一旦时机成熟，皇太极即于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正式即位称帝，宣告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
皇太极在称帝后，集中主要力量开始了与明朝的进攻。其实，皇太极自即位后，即使是在向明王朝“上疏称臣，求款再四”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过对明王朝的军事行动。皇太极在天聪元年至天聪八年间，数度进攻明朝，并两次纵兵入关，大肆掳掠人口和财物。到了崇德元年，当皇太极巩固了后方之后，即抛弃了对明议和的策略，倾其全力，进攻明王朝。
崇德元年五月，皇太极遣将率军远征明朝。清军兵分数路，兵锋直指明朝京畿，清军在攻陷京师周围十余城池掠夺人畜18万后返回盛京。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皇太极再次命将出师，清军铁骑横扫千里，腐朽的明朝军队不堪一击，望风披靡，清军轻而易举地连陷河北数十城，然后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山东。崇德四年(1639年)正月，清军攻占济南。
皇太极称帝前后，数度遣大军入关，但在掳掠大批人畜、财物后即退往关外，并没有据守关内尺寸之地。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明军仍控制着作为北京屏障的山海关要塞，控制着作为山海关门户的锦州。崇德五年至七年间，在皇太极部署的一系列军事进攻中，明朝的辽西军事重镇锦州终于落入清军之手。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皇太极乘松锦大捷之余威，再次遣大军入关，陷蓟州，连克畿南数州县后转攻山东，至第二年五月始满载而归。
清军的屡次纵兵深入，严重消耗了明王朝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更使明王朝陷于穷途末路。新兴的清王朝生气勃勃，兵锋直指宁远、山海关，准备夺取北京入主中原。正当清王朝的胜利指日可待之时，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突然“无疾崩”。但是基石已经铺就，清朝统治者抓住时机，迅速入关，第二年(1664年)就把都城迁到北京，取明王朝而代之。
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所推行政治军事政策和策略中，不难看出他们都是了不起的军事家，前有萨尔浒之战，后有松锦大捷，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数度入关，横扫千里，速战速决，出奇制胜。他们也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当自身力量不足时，韬光养晦，不露锋芒，一旦时机成熟，毫不迟疑，迅速出击。当初努尔合赤势弱之时俯首称臣，屡屡接受明朝封赠，不露声色。一旦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时，立即使明王朝“举朝震骇”，措手不及。当皇太极“邦家未固”之时，明智地采取“上疏称臣”和与明朝议和的策略，以积累力量。一旦有了一些实力，兵刃相向，分庭抗扎。他们懂得策略，笼络蒙古，使其成为侧翼力量，联手对付明王朝；拉拢汉人，强调满汉一体，“恩养”其中坚，重用汉人知识分子为其出谋划策。以至于入关之时，满、蒙、汉百万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聚集辽河东西，入关取明而代之成为其共同奋斗目标。此外，满族的八旗制度具有先天的优越性，其组织之严密，战斗力之强，是当时其他军政机制难以比拟的。既有杰出领袖，又有严密的军政机制，加之善于骑射的习俗，剽悍的特性，使满族人得以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力量，并从辽阳而沈阳，大清大旗一旦打出，就势不可挡地成为与明王朝争夺天下的主要力量，并最终取明王朝而代之。
清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摄政王多尔衮看到时期已经成熟，即准备挥师入关。这时，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已经攻占了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多尔衮顺应形势的需要，改变策略，将过去入关后的“抄掠之暴”改为“吊伐之仁”，甚至打起为吊死煤山的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号，企图与汉族官僚地主阶级联合，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以实现满洲贵族对全国的统治。镇压农民起义，成为满洲贵族和汉族官僚地主勾结的基础。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誓不两立的明朝宁远总兵吴三桂剃发称臣，投降了清王朝，大开关门，迎清兵进入山海关。多尔衮纵兵三路入关向北京进军。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清军和汉族官僚地主势力的双重夹击下，决定弃京返回关中。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多尔衮率军进入北京。接着，清王朝决定迁都于北京。这一年十月初一日，顺治皇帝福临在北京举行盛大的登极典礼。从此，满洲贵族成为“定鼎燕京”的新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
顺治元年，福临虽然已在北京即皇帝位，但距离成为真正的中原之主尚很遥远。满洲贵族在入主中原后，对汉族官僚地主阶级的上层人物实行笼络政策，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而对广大汉族人民则采取血腥的民族高压政策。清统治者强制汉人剃发、易服、充当奴婢，强行圈占汉人土地房屋来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特权。清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强烈反抗。一时间，全国大河上下、沿海内陆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抗清高潮。活跃在陕西和西南地区的李自成大顺农民起义军和张献忠大西农民军成为满洲贵族实现对全国统治的重大障碍。
多尔衮在顺治即位不久，即集中全部精锐之师进攻大顺农民军。第二年，清军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夺取潼关，迫使起义军连续陷城失地，退出陕西，进入湖北，据守武昌城。清军穷追不舍，分水陆两路进袭武昌。起义军退往通山。李自成在通山力战不果英勇牺牲，大顺农民起义军归于失败。
清军入关后，张献忠在四川建立的大西农民政权不为清军的威胁利诱所动，坚持抗清斗争。多尔衮派遣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诸军，进兵四川，镇压大西农民军。顺治三年(1647年)十一月，张献忠在挥师北进时，于西充遭清军突然袭击，英勇牺牲。
清朝统治者在派兵进攻农民起义军的同时，开始了对南明弘光政权的进攻。早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之后，明福王朱由崧即在南京称帝，建元弘光。弘光政权为了剿灭农民起义军，恢复大明王朝，在长江以北的广大区域作了一系列的军事部署。清军入关挥师南下后，弘光政权的这些军事部署理应成为抵御清军南下的主力。然而，南明弘光政权是如此腐朽，它完全不能担负起领导各种抗清力量的重任，弘光政权据守江淮重镇的军队或降或溃，致使清军很快兵临城下。扬州守将史可法坚守孤城誓不投降，无奈兵少援绝，清军攻陷扬州城，接着进军南京。弘光小朝廷满朝文武如鸟兽散。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十五日，清军进入南京。清政府改南京为江宁府，并以此为根据地，继续进军南方，逐个消灭各地抗清武装和明朝残余势力。清军在摄政王多尔衮的指挥下，所向披靡，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随着清军的胜利推进，多尔衮的威望如日中天。顺治元年多尔衮被进一步封为“叔父摄政王”。福临于顺治五年(1648年)“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此后，多尔衮的权力逐渐达到顶峰。“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大小臣工的奏章，均需另备副本呈摄政王。甚至连皇帝的印玺也贮于多尔衮的王府，“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潜拟至尊”。
正当多尔衮踌躇满志，以摄政王之名君临天下之际，盛年的多尔衮却因长期“披坚执锐”于沙场，以及长年为国事“劳心焦思”而积劳成疾。特别是到北京后，水土不服，纵欲无度，使多尔衮逐渐病入膏肓。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死于喀喇城。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十二日，顺治帝福临在太和殿宣布亲政，时年14岁。空前激烈的民族矛盾并没有消弥，南方人民的抗清斗争在大规模农民起义失败以后，仍然此起彼伏，南明残余势力建立的两个政权还在企图复辟。亲政后的少年天子顺治皇帝听取了大臣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意见，决定一改以往多尔衮单纯军事征剿政策，开始采取“剿抚并用，抚重于剿”的策略。这一策略的转变迅速瓦解了各股抗清力量，孙可望降清，李定国败亡、桂王朱由榔逃亡缅甸，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退守台湾岛。总之，到了顺治帝后期中国大陆的统一基本实现。
此外，顺治帝极力笼络蒙古贵族和汉族官吏及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结成满汉蒙地主阶级统治联盟，以巩固刚建立的大清基业。面对清初连年战争及自然灾害，顺治帝采取一系列恢复农业经济的措施，特别是下令开垦荒地和招抚流亡，并局部推行“轻徭薄赋”政策，起到了促进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顺治帝整饬吏治，惩治贪官污吏，还仿明太祖立铁碑，禁宦官干政，一定程度上整肃了纲纪。上述措施和政策虽只是顺治帝亲政后才实施和推行，但对清初政权的巩固起到了奠基作用。
顺治帝冲年践祚，六岁临朝，14岁亲政。一个幼童，一个少年天子，何以能统一当时动乱不堪的天下?第一，前期功归多尔衮。正如顺治帝亲政时所言：“朕以冲龄即位，削平寇乱，垂衣端拱，统一多方，皆皇父摄政王之功也”。论能力，多尔衮精明强干，勇敢善战；论功绩，多尔衮为大清王朝奠都北京，安邦立政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多尔衮，甚至就没有清初的统一局面，没有多尔衮也没有清初政局的稳定，连小皇帝的皇位也很难保全。第二，在顺治帝背后始终站着另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精明强干、颇富谋略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多尔衮当年之所以建议立福临为帝，年轻貌美的庄妃与多尔衮关系密切是一个重要原因。顺治元年多尔衮率清军占领北京后，立即接福临母子进北京。孝庄皇太后看到当时多尔衮大权独揽，又排斥异己，“关内外咸知有睿亲王一人”，深恐多尔衮威胁福临皇位。于是采取措施，多方笼络多尔衮。多尔衮一死，她又辅助福临亲政，当时，外有抗清力量和南明残余势力，内有满洲贵族争权夺利的斗争。孝庄皇太后辅佐福临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第三，面对满族统治者已经入关称帝，南明小朝廷的统治者们仍旧不改他们的初衷，视农民起义为寇仇，他们把主要力量不是集中在抗清，而是集中在对付农民起义军上，从根本上削弱了当时国内抗清的整体力量。第四，满族兴起后，在辽阳、沈阳建立政权，对辽东汉区实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统治。这一段经历对满族统治者非常重要。实际上是入关后对全国汉区统治前的一次尝试，积累了一定的统治汉族地区的经验。
三
康熙八岁即位，尽管当时除台湾以外，全国统一的局面已经形成，但社会并没有安定。好在外有索尼、苏克隆哈、遏必隆、鳌拜等四大臣辅政，内有经过顺治朝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治国平天下经验的孝庄太皇太后，坐镇幕后，控制政局，终于度过了六年难关。康熙六年(1667年)，14岁的玄烨宣布亲政。与同样14岁亲政的顺治帝不同，颇有胆略的康熙帝，在亲政不到两年时间里，迅速而又果断地一网打尽擅权的鳌拜集团，集天下大权于自己手中。并只用十多年时间平定了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收复了长期孤悬海外的台湾，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清朝统一大业基本完成，使中国获得了一个稳定发展时期。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国家空前统一，政治比较清明，经济有新发展，文化有所繁荣的盛世，史称康雍乾盛世。康雍乾盛世与它之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永乐之治相比，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巅峰。
康雍乾盛世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得到巩固发展。这一时期，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频频叩关，企图以枪炮和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从而开辟市场，掠夺原料，北方的沙俄侵略势力不断南下，蚕食我国北方领土。而国内复杂的民族关系，以及连绵不断的民族战争也成为国家统一的障碍。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清朝统治者抵御了西方殖民主义的侵逼，打击了北方的沙俄侵略者，维护了国家的独立的和民族的尊严，完成了国家统一的宏伟大业，从而奠定了我国辽阔的领土疆域的基础，并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建树了巨大的历史功勋。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经济较前代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尽管清初长期的战争曾一度使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但是，一旦全国统一的局面形成，社会经济便迅速从清初的凋敝状态中恢复和发展起来，人口迅速增加，从而出现了康雍乾盛世。前后持续了近百年的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经济发展的最后一个巅峰。明代中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亦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清王朝的民族政策也自有其成功之处。清朝统治者一直注意调整与人口众多的汉族及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的关系，极力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和蒙古族上层统治者。同时对西南地区实施了有效的改土归流政策，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分裂举动及时镇压，巩固了清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特别是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取得了超越以往任何朝代的成就，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
总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国家空前统一，版图更加辽阔，经济较前代有了较大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出现了自明代中叶以来从未有过的盛世局面。因此，对于三朝在清朝历史上以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低估的。
就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而言，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颇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但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因其所处的环境不同，其治国的主张和方略也不一样，其历史作用也各有千秋。大体上，康熙帝主宽和、雍正帝主苛猛、乾隆帝主张宽猛相济。康熙即位时，除台湾以外，全国统一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但是天下并未安定，康熙力主“御下以宽”，“屡行怜恤，绝去繁苛，终思尚德缓刑，乃为至治之极轨”。他一生辛劳，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抵抗沙俄入侵，北巡塞外，南巡治河，建立了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的功业，是不仅有清一代，乃至整个中国历代帝王之佼佼者，与其前后的法国路易十四、俄国彼得大帝相较也毫不逊色。他博学多闻，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熟悉中国古代典籍，凡天象、地舆、历史、音乐、经济、战术、棋艺、骑射、医药及蒙古、西域、拉丁诸文字，无所不通。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重视西洋科学，他将懂得西洋科学的耶稣会传教士徐日NFEAB、张诚、白晋等人引进内廷，每日轮班传授西学，教授测量法、标本、天文、人体解剖、物理等学，又引进南怀仁等一起研究天象，改建观象台，颁布康熙永年历法。数学在中国早有很高成就，西洋代数学传入中国(实为中国原有的天元术)，康熙将其译为借根方，于是，天元术因为借根方法而重新得到世人的重视。我国很早就能绘制地图，但都无经纬度线，记载里程也多有讹错，康熙帝就亲自指派中国人与西洋学者一起，按省测绘，费了30年功夫，绘制成精密度远超过前代的《皇舆全览图》。康熙帝更以历代贤圣自律，政务之外，学习不辍，平时起居皆有常度。虽酷暑燕处，从不免冠。祈雨祷疾，皆步行天坛，即使花甲之年，有病在身，仍扶病力行。这位宽厚仁和、宏图大略、博学多闻、修身养性的皇帝御政61年，为康雍乾盛世奠定了基础。但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王，他狭隘的民族心理，使他处处防范汉人，清代的文字狱就是始于其时；他时刻监视官场和民情，严防人民的反抗斗争。他学习西洋科学，却害怕人们掌握西洋科学威胁其统治；他妥善处理了许多军政大事，却为嗣位问题弄得焦头烂额。
雍正帝即位时已45岁，他在藩邸40余年，对于宫廷内部矛盾和地方政务情况了如指掌。特别是诸皇子争夺嗣位，他身临其境。对于康熙帝晚年不免失之于宽弛，亦有切肤的了解。康熙为储位弄得心力交瘁，以至于晚年决心不立皇太子。但越是虚位以待，越是竞争激烈，必致你死我活。一旦雍正即位，矛盾必然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客观而言，雍正帝确实不如康熙帝宽厚，但是雍正帝所处的地位环境与康熙帝所处的地位环境完全不一样，诸王“彼此视若仇雠”，在诸王及其党羽林立中能否保住皇位，甚至能否保住其身家性命问题，严峻地摆到了新皇帝雍正面前。雍正帝不愧为综核之才，他综观全局，审时度势，一改康熙帝治国“宽和”的政策，使用严厉的手段，果断地处置“狂悖妄为”的胤礻题、实力雄厚的胤禩及其同党胤礻唐等人。对于结党擅权的年羹尧、隆科多也一网打尽，解除了皇权的威胁。同时对于地方官吏的贪索和疏懒，一即位首颁整肃纲纪诏令11道，训饬督抚提督以下文武各官，对不称职的翰林詹事等官，勒令解退。对于蛮横的旗人，谕令密奏以闻，予以严治。对于“苟且塞责”不干实事的“清官”予以训斥，对于“实心任事”敢于负责的官吏予以褒奖。同时设立军机处，提高办事效率，及时处理军政大事；极力推行改土归流，调整民族关系；推行摊丁入亩，一改历朝税制。这些措施和政策，使政局得到稳定。雍正帝自知处境艰难，不敢懈怠，勤于政务，批答章奏，动辄数百千字，日日不辍，虽只为政十三年，化解不少各类社会矛盾，确实为康乾盛世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雍正帝事无大小，均要察察为明，未免过于苛细；甚至为了控制臣下，不惜密设缇骑，四出侦伺，连闾里细故都不放过，未免过于苛密，以致于落得个暴君的骂名。
乾隆帝即位，天下承平，经过康熙、雍正两朝，各种社会矛盾基本平息或缓和，社会比较安定，国家实力有了一定基础。作为守成之君，乾隆帝在秉承祖荫的基础上，要想进一步创业和发展，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乾隆帝不愧为有为之君，他在总结乃父、乃祖两代国策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刚柔相济”，作为“以臻平康正直之治”的基本方略。他实行“减去繁苛，与民休息”的政策，以轻徭薄赋，减免钱粮，来舒解民困。乾隆当政63年，五次“普免天下钱粮”，先后蠲免赋银2万万两。又奖劝农桑，赈灾治河，释放皇庄庄丁为民，将入户家奴“出旗为民”，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盛世大业奠定了基础。乾隆时期成功地平定了阿睦尔撒纳及大小和卓木叛乱，统一了天山南北；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正式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进一步以文字形式肯定了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政府早就开始的隶属关系；妥善地接待和安置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和有效地安定苗疆。总之，乾隆帝安定边疆，开疆拓土，为最终确定我国的基本版图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以来，经过近两千年不断开拓和发展，到了乾隆时期最终形成了国家大一统的局面。乾隆皇帝还组织全国力量编纂《四库全书》，该卷帙浩繁，为保存古籍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文化大业。乾隆帝把康雍乾盛世推到峰巅，他的文治武功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屈指可数的。但是，天下承平日久，必有忧患。乾隆中期以后，满足于天下昌盛的局面，产生了“持泰保盈”的思想，满足现状，不思进取，其结果，经济日益衰退，吏治日益腐败，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最终引发了川楚陕农民起义。乾隆帝虽然倾其全力予以镇压，但是今非昔比，盛世之后的衰败，已经使他无力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盛世已不过徒有其名，败絮其中是其实质，最终不得不把一大堆社会矛盾和烂摊子作为盛世遗产留给他的儿子嘉庆皇帝。
综上所述，康雍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一代盛世，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是一代有为之君。但是，如果我们把康雍乾盛世放到当时整个世界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盛世显得黯然失色了，而且正是在这个盛世背后，中国丧失了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又一次发展机遇。康雍乾盛世处于17世纪60年代至18世纪60年代，前后大约一个世纪。当时正是世界局势剧变时期，欧洲在经历了资本原始积累以后，先后在一些国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在摆脱了封建制的桎梏以后，新的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新兴的资本主义以前所未有的锐气领导着世界历史的潮流。
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国依仍旧在封建制的旧轨道上蹒跚。要使一个濒临灭亡的封建制的僵尸恢复生气已经不可能，而要把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古老帝国推上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更是清朝统治者力不能及的。
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历程。历史的积累曾造就了这个古老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使之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但又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得它喘不过气来，迈不开前进的步伐。面对世界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形势，清朝统治者不是采取明智的开放政策放眼看世界，反而抱残守缺，采取狭隘的、保守的“闭关锁国”政策。尽管这种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御西方殖民主义入侵的作用，但更多的是隔绝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拉开了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距离，使中国没有能赶上正在迅猛前进的世界历史进程。而极端强化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一方面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使新的社会力量难于出头；另一方面推行文字狱压抑新思想，其结果压抑了广大人民的聪明才智，使得人们的思想僵化，墨守成规。这种封闭麻木的思想状态显然不能适应新观念、新思想不断迸发的飞速发展的世界形势。因此，康雍乾盛世的背后，仍是中国继续落伍于世界资本主义的事实。
如果我们将康雍乾盛世对后世的影响再深入考察一下，应会发现其留给后世的遗产除积极的一面外，另一面则是土地高度集中，民生困难，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吏治败坏，军备废弛，是一大堆难以解决的难题，难以克服的矛盾。
随着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势力的日益巩固和发展，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开始了对土地的疯狂兼并。满族贵族入关之初，即以皇庄田、宗室庄田、八旗庄田等名义圈占了大量土地。康熙八年(1669年)清廷虽正式下达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后满洲贵族仍依恃政治特权广占良田。乾隆时，仅由皇室控制的官田皇庄即达8 000余顷。汉族大官僚占有土地的数目也十分惊人。康熙时的大官僚徐乾学在江南苏常一带占有大量土地，仅无锡一地，占田即达10 000顷。大官僚、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使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使广大农民破产、流离失所。土地的集中势必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局面。康、雍、乾三朝是清代人口急剧膨胀的时期，在短短100多年时间里，人口突破一亿、二亿、三亿大关。人口的剧增并不是太平盛世的标志，而是康熙五十一年开始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政策的结果。随着土地的高度集中，人口的不断增长，使人民的生计陷于极度困难。大批失去了土地或根本没有土地的农民或沦为佃户和雇工，或成为耕无田、居无所的流民。沦为佃民的农民被迫承受地主阶级高额地租的残酷剥削，当时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户六)，一般是对半分成，主佃各一半。佃农除了向地主交纳正额地租外，往往还得向地主缴纳名目繁多的各种附加租。除此而外，农民还需负担清政府的各种捐税。农民终岁勤耕劳作，所得粮食除交地主租息外所存无几。而沦为流民的大批农民，有的不顾清政府的禁令，进入清政府封禁的东北、蒙古及沿江沿海垦殖。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备尝，还得设法应付官府的驱逐，颠沛流离，难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镇、街头，沿街乞讨，朝不保夕。更多离开祖居之地的农民，进入深山老林地区，辛勤垦辟，以求生存。当时川、楚、陕边界的南山、巴山老林地区，成为四川、湖北、河南、江西、安徽等省流民的集聚之地。在那千山万壑、深谷纵横的川、楚、陕交界区，乾隆末年聚集的流民达数百万之多，他们主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因清政府的严缉而失去生活手段的靠私盐、私铸为生者。这些人扶老携幼来到深山老林，结草为棚，或垦荒，或到木厂、炭厂、林厂做工，但仍摆脱不了官吏、地主豪绅、地痞恶霸的压榨、欺凌。那些社会恶势力串通一气，山民受其摧残，无处评理，更没有地方伸冤。备受凌虐的流民被迫铤而走险，走上了以斗争求生存的反抗之路。流民成为乾隆末年爆发的川楚陕农民起义的基本群众。
“府库充盈”曾是乾隆盛世的一个标志。但由于乾隆对边疆地区不断用兵，在建立千秋功业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历年国库的积存。仅两次用兵金川，即耗帑银7 000万两。乾隆中期后，因承平日久，统治阶级中奢靡之气日长。皇家寿典婚丧，铺张奢靡；乾隆六次南巡，挥霍无度，使府库积存像流水一样消耗殆尽。为乾隆皇帝博得宽大德政美名的五次普免全国钱粮的义举，使府库出多入少，以至入不敷出。乾隆晚期，吏治败坏，因钱粮亏空、积欠而严重影响了政府正常的财政收入。各级官吏以各种名目侵吞钱粮，使国帑亏空日益严重。据嘉庆三年至五年的清查结果，积欠银即达2 000余万两。财政的严重困难影响了国家机器的运转，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增加财政收入，如开捐例、增关税、加盐价等。这些措施无一不直接或间接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各地官员以追缴积欠为名对农民的巧取豪夺更引发了各地农民的抗粮斗争。
乾隆中叶以后，社会政治日趋腐败，各级官吏有的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婪索营私，有的因循疲玩，尸禄保位，骄奢淫逸，不思进取。嘉庆初年，编修洪亮吉对乾隆末年的吏治情况曾在上疏中给予了深刻揭露。他指出，当时官员的普遍情况是“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
从乾隆中期开始，武备废弛的问题已很严重。清朝曾以雄厚的武力，依靠八旗的骁勇善战统一中国。而入关后，优越的寄生生活腐蚀了八旗官兵，承平日久，疏于训练管理，战斗力严重蜕化。白莲教起义不仅没有被镇压，势力反而越来越大，活动范围越来越广。究其原因，实与乾隆末年军备的废弛直接相关。
在镇压白莲教的过程中暴露出的军中问题主要有：各省督、抚及带兵大臣和各路将领明目张胆的“营私肥橐”行为。白莲教起义发生后，在京城供职之人，即便是谙达、侍卫、章京等，也无不营求前往围剿。这些人并非要为朝廷分忧，而是为在军营得到好处，实现发家致富的美梦。由于军营中可为许多人提供财源，故而各路带兵大员有意迁延，藉此肥己私囊。军中将领及督抚大员的冒功侵饷是军中又一严重问题。为了围剿起义军，清廷自嘉庆元年至四年耗费军饷7 000余万两。然而，成千上万两的军饷竟被诸将大量侵吞，有的用以寻欢作乐，有的被馈送转赠，有的浮冒开销，以弥补过去的亏损，军营竟成为带兵将领及地方官员发财的渊薮。清军各路将领及地方大员的推诿塞责、畏缩避战是导致清军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在镇压白莲教起义军时，清军将领和地方大员们或虚张声势，将起义军逐出管辖地段而后粉饰奏报以塞责；或以绕截为名远远避开起义军的锋芒，只是逐日向朝廷奏报起义军的行踪为事。河南巡抚景安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景安率军驻扎南阳一带，任务是堵截湖北起义军进入河南境内，然而，景安只知远避尾随，故人皆呼之为“迎送伯”。
总之，乾隆中叶盛世开始转衰，到嘉庆亲政，盛世积累的本钱已经消耗殆尽，交接到嘉庆手中的只是一个烂摊子。
　四
嘉庆帝从太上皇乾隆手中接过权杖之时，历史已经发展到19世纪初。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大变局，西方国家已逐步在世界范围构建起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确立起强权政治地位。对尚处于落后阶段的民族和国家，实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军事侵略。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的时代，西方殖民主义者看准了中国这块肥肉，纷纷东来，在我国沿海地区制造事端，枪炮和毒品双管齐下，不敲开中国这个古老帝国的大门，他们是不会罢休的。后来的鸦片战争正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
西方殖民主义要灭亡中国，而中国要自强图存，矛盾都集中在嘉庆、道光两朝。是中兴?还是中衰?已不是嘉道二帝所能主宰得了的。国际大环境，国内的小气候，注定这场战争非打不可，而中国完全处于一种挨打的局面，中国人民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面前，表现了前仆后继、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致使外国侵略者不能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然而，人民自发的分散的斗争，是不能取得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的。近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需要在先进阶级领导之下，组织全民族的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嘉庆帝和道光帝这两个对资本主义世界茫然无知、又视国内人民为寇仇的封建帝王，是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的。
而就清王朝内部而言，自乾隆后期已经险象丛生。国家帑藏困匮，军备不修，吏治腐败，内乱四起，盛世表象下潜伏的种种危机已见端倪。嘉庆帝即位之际，内政疲败，内乱频仍。嘉庆帝力图通过整肃朝政来遏止清王朝走向衰败的趋势，其结果毫无实际成效。道光一朝，为了力挽颓败之势，历尽沧桑。整顿吏治，改革弊政，矫正奢靡之风，禁止鸦片流毒等方面也不无建树。这说明嘉庆、道光二帝还是企图有所作为的皇帝。尽管他们也勤政治世，但都不能除弊起衰，成为中兴之君，原因何在?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大厦，历经2 000余年已经百孔千疮，其基础已经朽烂动摇，任何修补已经无济于事。康乾盛世只不过是病入膏肓的封建制濒临灭亡前的回光返照，起死回生已经不可能。嘉庆、道光二帝要使一个濒临灭亡的封建制的僵尸恢复生气，更是不可能的。
嘉道时期封建社会的衰落疲败有历史的必然性，正是这种必然性使嘉庆帝和道光帝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然而，作为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嘉庆帝、道光帝，能不能通过一些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已经衰败的朝政有些起色，使当时的中国拥有一定的力量，外以对抗侵略，内以避免政局的动荡呢?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嘉庆、道光没有做到。总结嘉庆、道光两朝朝政得失教训，将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综览嘉庆一朝政务之得失，从全局看，嘉庆帝在处理清王朝当时面临的两大社会问题时，没有抓住问题症结之所在，并倾全力加以解决。嘉庆帝在亲政时，虽然已经看到百姓所以“不顾身家性命，铤而走险，总缘亲民之吏，……多方婪索，竭其膏脂”所致，然而他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打击惩治那些贪官污吏。即便惩治，也是初则电闪雷鸣，继则细雨和风。嘉庆帝在诛灭和绅时，曾将和绅死党吴省兰、吴省钦分别给予降职和削职回籍的处分，但未几而又起用吴省兰，召见之时，又为吴省钦辨冤。嘉庆帝初政时，因因循畏缩而获罪的陕西巡抚秦承恩，初被褫职，逮京论大辟，不久，又“诏以承恩书生，未娴军事，宥归。寻遣戍伊犁”。如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所言：嘉庆帝惩治贪官污吏和渎职官员“重者不过新疆换班，轻者不过大营转饷。”更多的时候，嘉庆帝采取的不过是警告和虚声恫吓。然而，这些威胁性言辞，对于那些已经陷于贪赃枉法泥淖中不能自拔的官员早已失去了任何警戒作用。严厉惩治，对严重败坏的吏治来说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手段。嘉庆帝对他们的姑息宽容，是与他整肃纲纪的口头宣言和愿望背道而驰的。嘉庆帝在处理另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即阶级矛盾的尖锐、农民起义的屡扑屡起时，则果断迅速，充分显示其组织、指挥的“才能”。嘉庆帝在处理两大社会问题上截然不同的做法，是由其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因为农民起义从根本上危及了清王朝的统治，是你死我活、生死存亡的斗争，而吏治腐败等弊政，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的问题，它对清王朝的统治不会构成近期的威胁。两害相权，嘉庆帝自然要以镇压农民起义为先。因此，嘉庆帝不能重振朝纲带有必然性，它和嘉庆帝本人的才能并没有多大关系。嘉庆帝在整饬内政方面的失败，还要归咎于其革新尝试的半途而废。嘉庆帝亲政之初，雄心勃勃，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在一个时期内对乾隆朝的弊政多所更张。为时不久，竟自食其言，公开批判起“咸与维新”的提法。嘉庆四年（1796年）十二月，国子监祭酒法式善条奏事件，折首有亲政维新之语。没想到，维新一词竟惹恼了嘉庆帝。他在对法式善横加指责后，公然宣称：“朕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率循旧章，惟恐不及，有何维新之处？”此后，嘉庆帝虽然仍不时颁发一些革新朝政的上谕，但这些上谕或者是在非要害问题上小题大作，或者高调空弹，成为沽名钓誉的手段，对革除弊政不起多少实际作用。广开言路是嘉庆帝亲政后最具革新精神的措施。他屡下求言之诏，并信誓旦旦，作出不罪言者的保证，然而，言犹在耳，即对上书军机大臣言事、所言又切中时弊的洪亮吉大兴问罪之师。嘉庆四年八月，洪亮吉在上书中指出，嘉庆亲政后，言励精图治，“当一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洪亮吉所陈，是嘉庆帝亲政后确实存在的问题，只因言词尖锐且又切中要害，使嘉庆帝怒不可遏，斥责洪亮吉“语涉不经，全无伦次”，将洪亮吉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审讯结果是将洪亮吉照大不敬律拟以斩决，不久，免死改为遣戍伊犁。洪亮吉因言获罪，朝野震动。嘉庆帝亲政后言路大开的局面也随之而结束了。嘉庆帝自己也承认，“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论官吏常事，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尽管后来嘉庆帝意识到“岂非因亮吉获罪，钳口不复敢言？”还为此下诏说：“朕不闻过，下情复壅，为害甚巨。亮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勤政远佞，警省朕躬”。嘉庆帝还将洪亮吉原书宣示中外，以“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嘉庆帝传谕伊犁将军，将洪亮吉释放回籍。然而，嘉庆帝的这些弥补措施，已无法挽回洪亮吉事件的影响。对乾隆中期以后，社会经济停滞这个事关清王朝兴衰的根本问题，嘉庆帝并没有采取任何得力措施给社会经济发展以新的活力。“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思想禁锢着他的思想，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使他在经济政策上显得比康、乾更为保守。矿山的开采，在清代时禁时弛，而嘉庆帝是严厉禁止开矿。嘉庆帝自亲政后，屡次谕令臣工不得言利。他在反对言利的名义下，以开矿聚众滋事为由，不断下达封禁矿山的命令。嘉庆十九年 （1814年），因军需河工费用浩繁，财政日渐短绌，嘉庆帝欲觅开源之方。当时许多大臣因循旧例，不顾遗害累累，惟知开捐例，卖官鬻爵。朝臣中也有人对开捐集财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吏部尚书英和提出：“治国不可言利，而圣人不讳理财，理财不外开源节流。”“既应讲求开源之计，不得以事涉言利，概行斥驳。”他主张，对矿山“毋庸封闭，或官为经理，或任富商经理”，“取弃置之物以济生民之用，实属有益无损，且可赡养贫民。虽聚集多人，而多人即藉以谋生，人有谋生之路，即无滋事之心。虑其滋事不令谋生，不免因噎而废食。”英和主张的正确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嘉庆帝仍以“开矿流弊滋多”为由，顽固地拒绝废除开矿禁令。虽明知“捐例本非善政”，仍然以开捐作为开源筹饷之方。清代，关内各省大批流民通过各种渠道出关进入辽东、蒙古等地开荒、垦殖。清初的封建统治者实行了明智的开放政策，不仅不禁止关内各省人民出关垦荒种地，而且采取了积极的招徕政策。这种政策使关外荒僻之地得到开垦，对关外经济发展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但自康熙七年（1668年）开始，清廷实行了对盛京和整个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乾隆时进一步厉行封禁政策，嘉庆时期继续奉行乾隆厉行封禁的政策。嘉庆八年（1803年），嘉庆帝为此订立有关章程，规定：“其携眷出口之户概行禁止。”并令“直隶、山东各督抚接到部咨，遍行出示晓谕，以现在钦奉谕旨饬禁民人携眷出口。”不久，又“通谕直隶、山东、山西各督抚转饬各关隘及登、莱沿海一带地方，嗣后内地民人有私行出口者，各关门务遵照定例实力查禁。”对于已经进入蒙古地区垦殖的民人，嘉庆帝更采取了严厉的武力驱逐政策。这一年八月，嘉庆还作了“再有无执照之民任意栖止，不特将该民人从重治罪，必将该盟长扎萨克等一并治罪”的规定。嘉庆实行的这种政策，对关外经济发展是十分不利的。此外，嘉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具有高度的警惕性，予以严密的防范，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嘉庆对先进事物，采取盲目愚蠢的拒绝态度，这对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国内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害的。道光帝从嘉庆帝手中继承了一个积弊更深、社会经济更加衰败的王朝。道光孜孜图治二十载(至1840年)，也没有使朝政旧貌有所改观。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数端：其一，除弊乏术。道光帝君临天下之后，曾力图革除弊政，为衰弱的清王朝注入新的活力。然而，综览道光帝为政之道，他致力于革除的，枝节者居多，切中要害者甚少。当时的社会弊政，最要害的莫过于吏治的腐败，军备的废弛，社会经济的停滞不前。如前所述，吏治的腐败为封建制度的一大痼疾。然而，随着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特别是在清代广泛实行的捐纳制度，使清代吏治的腐败更甚于前代。乾隆帝的骄奢淫逸，和绅的揽权纳贿，使吏治的腐败更加严重。嘉庆帝企图通过诛和绅这样的大手术来根治吏治腐败、重振朝纲，由于各种原因，嘉庆帝的整饬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道光帝对吏治腐败问题，也曾力图整饬，但最后总是屈服于腐朽势力的压迫而退避三舍。致使道光朝，官吏贪污婪索之风不仅没有受到遏制，反而逾刮愈盛。
鸦片战争中，闽浙总督颜伯焘因临阵脱逃的罪名被革职回粤，路过漳州。颜伯焘随身所带行李，每天六七百名扛夫，从初一日直运到初十日。颜伯焘随行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再加亲军营300人。这些人，沿途皆得酒饭犒劳，每天开酒席至数百桌。颜伯焘在漳州一住五天，仍没有离开之意。地方官不堪重负，只好贿赂颜伯焘的亲军营黄守备50金，才将他打发起程。颜伯焘在漳州仅住五天，地方用银达10 000余两。一个革职官员，沿途尚且如此排场、繁扰、苛索，在任官员的作威作福，巧取豪夺更可想见。道光朝吏治中的另一个问题也很突出，那就是各级官员的昏愦，沉缅声色，将国事、政事视同儿戏。闽浙总督庆瑞“不肯究心公事，惟幕友之言是听。”他与“司道幕友宴会，……较力唱曲，俗语村言，无所不说，不学无术，殊不自重。又甚至醉眼模糊，踉跄而行，同至教场，比射赌酒，屡射不中，定欲马射，以逞英豪。”封疆大吏如此，道府官员的昏愚更令人瞠目。陕西雁平道章荆凡不理政事，公事皆幕友斯为盛主持。即使遇到京控发审案，皆令书吏在外劝言，从不提审。结果到判决时，“两造到堂，原、被莫辨，而口钝言涩，狱不能断。”一个国家依靠这样一些官员来管理，怎能弊除政明？从乾隆中期开始，清朝武备废弛的问题已经很严重，经嘉庆朝的有限整顿也未见成效。道光帝在振兴国家武备方面，虽然也采取了诸如清除冒滥、裁汰老弱、额设民壮充补训练等除旧布新的措施，然而国家武备废弛状况毫无改观。可以说，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惨败，是对道光朝武备不修的惩罚。清朝曾以雄厚的武力，依靠八旗的骁勇善战入关统一中国。清军入关后，优越的寄生生活腐蚀了八旗官兵，绿营遂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然而承平日久，绿营亦渐趋腐化。原始的弓箭藤牌也早已落后于时代。清朝文恬武嬉、装备落后的状况，早为识者所忧。道光帝在整治武备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亦缺乏行之有效的得力措施，导致国防力量的衰弱日甚一日。在福建漳州，建有一军工厂，每月督造战船一艘，以为驾驶巡缉之用。可是，水师将船领去，或赁与商贩货运米粮，或赁与官府以备送往迎来。偶然出洋，亦不过寄碇海滨而已，从无缉获洋盗之事。更有甚者，水师与洋盗竟为一家。其父为洋盗，其子为水师兵。水师兵丁误差革退，即去而为洋盗。营中召幕水师兵丁，洋盗即来入伍。海防武器的配备更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并未引起道光帝的重视。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已是道光帝当政后的第二十个年头。各地海防要塞的武器配备依然如故。广州海口水师船只陈旧，炮台的陈年旧炮只可供摆设。亦间有铸新炮的时候，但所铸新炮不但膛口不与炮口吻合，火门亦不端正，用则炸裂无疑。北部海疆的重要战略要地山海关，竟连一尊摆样子的大炮都没有。在英军北上窥伺山海关时，只得匆匆忙忙从废弃炮位内拣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的旧炮，蒸洗备用。军队纪律的败坏、训练的废弛更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海疆防卫，首重大炮，而浙江水路各营镇将备弁，“能知放炮之法者，惟黄严镇标中营游击林亮光，尚称谙练，余则绝少其人。各处海口，所安炮位，形同虚设。”鸦片战争时，被调到广东的湖南兵，“沿途骚扰，所过市镇，居民多受其累。当逆夷进攻乌涌，其时湖南兵皆在乌涌驻扎，闻炮即逃，自相践踏，落涧死者数百名，其余逃至猎德，竟因抢夺财物，至有伤毙乡民之事。粤民既苦於寇，复苦于兵。”这样的军事装备，这样纪律败坏到极端的士兵，再加上遇敌闻风即逃的将领，还指望它来抵御用坚船利炮武装起来、训练有素的资本主义侵略者，那不是如同白日作梦吗？
另外，就社会经济而言，清中叶以后，社会经济凋敝，和土地的高度集中、封建剥削的苛重紧紧联系在一起。道光帝对此却熟视无睹，听任其恶性发展。贵族、官僚、地主对土地的兼并由此而更加疯狂。大量的土地愈来愈严重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学士琦善占有土地256万余亩。江苏吴江县的沈懋德占有良田10 000亩。湖北武陵县的丁炳鲲占有良田4 000余亩。直隶静海娄步瀛占有良田亦4 000余亩。贵族、官僚、地主占有大片良田之后，对农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农民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既没有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能力，也没有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从而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停滞不前。社会经济衰敝，国家财政困匮，道光帝一切革新朝政的尝试，全部成为无林之木，无源之水，国家的振兴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其二，宰辅非人。道光帝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急剧走向衰落、内忧外患交加的非常时代。非常之世，必须起用非常之才。道光一朝，曹振镛当政于前，穆彰阿揽权于后。曹振镛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进士，乾隆朝累迁至侍读学士，嘉庆朝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晋太子太保。道光帝即位后，晋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道光四年，充上书房总师傅。道光六年，入值南书房。道光七年，晋太子太师。道光八年，晋太傅，赐紫缰，图形紫光阁，列功臣中。按照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如果在承平时代，曹振镛可能不失为一代名相。然而，要让这个“小心谨慎，一守文法”，但知“多磕头少说话”，“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殿廷御试，必预校阅，严于疵累忌讳”的人，来辅助道光帝应付激变的时代提出的许多新问题，显然是做不到的。如果说，曹振镛由于“小心谨慎，一守文法”，因而还能使封建政权维持旧貌、不致使政局迅速败坏的话，权相穆彰阿的当政，则使政局益发败坏。
穆彰阿，嘉庆十年进士。嘉庆朝，历任兵部、刑部、工部、户部侍郎。道光初年，充内务府大臣，寻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又署漕运总督，授工部尚书。道光七年，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道光八年，授军机大臣，直南书房。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历兵部、户部尚书。道光十四年，协办大学士，晋太子太保。道光十六年，充上书房总师傅，拜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工部。道光十八年，晋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在道光朝，官晋爵加，道光帝对其倚任尤深，“终道光朝，恩眷不衰”。穆彰阿是怎样行使他手中的权力呢？穆彰阿当政时，“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穆彰阿恃宠结党营私，因而“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穆彰阿利用手中职权，多方扶持旗员为外任。因知府率兼税收，为膏腴之地。因而这时旗员外放府道者率三四倍于汉员。而旗员“多不识字，听信幕友家丁，恣为奸利。”这些旗员的胡作非为，直闹得各地乌烟瘴气。穆彰阿还恃宠倾排异己，鸦片战争时，穆彰阿对主战派的林则徐、坚持在台湾抗击英军侵略的达洪阿、姚莹等，构陷倾轧，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投降派的琦善、耆英之流“同恶相济，尽力全之。”鸦片战争中，穆彰阿力主妥协投降，“为海内所丛诟。”道光帝重用穆彰阿及其党羽，国事焉得不坏？ 其三，用才非途。道光帝虽然也曾说过：“词章何补国家？但官翰林者，不得不为此耳！”他也承认“经史讲义，行之日久，徒成具文，无补实政。”他因而要人读有用之书，不要为词章所困。但是，实际上道光在用人方面最重翰林，凡工卷

中国历史简史负担故事

折试帖律赋者，登第后不数年，每至督、抚、尚书、侍郎。道光不仅在平时处理朝政时，一味倚任翰林出身的官员，即使在遇有战争时，亦往往派他们去指挥战争，似乎翰詹皆能文能武者。由翰詹出身，位至督抚者，不能说无人才，然而，确也有许许多多的人才散处于翰詹之外。道光将翰詹视作唯一的储才、选才之途，而不能不拘一格用人才，自然使许多才识之士不能被发现，更不能被任用。道光要革新朝政，应付变局，没有非常之才的辅佐，焉能成功？
嘉道二帝的一生，按传统的封建道德标准来衡量，他们都不属于贪暴、荒淫之君，这是确定无疑的。他们勤政、节俭、不尚浮华，他们企图除旧布新，做个有为之君。然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激变的世界大势，使他们扮演了那个时代的悲剧角色，想有所作为而不能为，为图除弊起衰而国势更衰。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在嘉道二帝扮演着历史舞台上的悲剧角色时，中国历史翻开了沉重的一页。
五
乾嘉后期朝政中衰之后，历史就步入了内忧外困、步履艰难的道光时代。在度过平平淡淡的数十年之后，资本主义风暴呼啸而来，惊醒了沉睡的封建王朝，于是本来准备平凡地守护祖业的道光帝极不情愿地应对此前从未接触过的外部世界。
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大清王朝的历史甚至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被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仍然是传统封建社会的延续，封建王朝所固守的政治理念、政治框架，以及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特征的经济模式依然顽强地延续着。此后则在鸦片战争的冲击之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都在自主不自主地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
长期以来，史学界在论述中国近代史的时候，都习惯以“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的研究模式来分析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历史事实。80年代以后，新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陆续被史学界吸纳采用，从而使近代史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尤其体现在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相关理论的创新上。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它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也许对于战争本身史实的考证会有一个终结，但对于鸦片战争的理性认识和反思却永远无法达到极致。鸦片战争甫一结束，统治阶层的有识之士就有感于此次战争的震撼，开始发出了解西方科技、学习西方科技的呼声，倡导封建王朝走救亡图存的道路。对战争本身及其影响的认识与反思越深刻，就越能够认识到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即使在100多年后的今天，鸦片战争仍然能够作为我们牢记国耻、振兴中华的历史镜鉴。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存在诸多的变与不变。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经济、军事方面的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萌生了传统的封建社会所没有过的社会因子，启动了中国社会早期近代化的步伐！但中国社会固有的传统习俗、社会观念、人文伦理，以及遍布广大城乡的经济生产方式，基本上维持了固有的运作模式。这些根植于传统文化积淀的深厚的民族生活方式，保证了中国社会一个多世纪的稳定，使中华民族能够在不断遭受外来强敌入侵、领土不断沦失、主权日渐破碎的危困局面下，依然延续了社会的发展，维系了中华民族坚强的凝聚力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使之没有彻底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附庸。
近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变化源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双重打击。道光初期，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依然显示出较高的统治效率，能够应对国内的一般行政事务，使道光初政虽没有辉煌之处却也显得自然平和，为政理事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纰漏。鸦片战争之后，清廷首先要应对的就是在鸦片战争中战胜自己的西方列强，应对洞开国门之后日益增多的外交事务。从行商代管口岸通商事务过渡到沿海封疆大吏管理，尔后又由两广总督移交到长江口的两江总督，再扩展到京畿的直隶总督参与，以至于在中央设立总理衙门，总负一切对外事务职责。从权力的归属来看，初始对外事务的处理职权下放民间组织，回避直接管理，继而依靠封疆大吏代行职权，传宣朝廷旨意，直至由朝廷中枢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管辖，与地方封疆大吏一起共同负责对外事务。对外事务管理体制的变迁，一方面反映出外国列强对中国社会侵害的加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步入近代的中国封建朝廷的开放步骤。尽管这一步骤伴随着列强船坚炮利的威胁和国土沦丧、权益流失的屈辱，显现出被迫开国的无奈，但开放的中国无疑符合近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在整个世界文明已经进入到资本主义时代的时候，不管清朝拥有怎样高度的封建文明，都无法与资本主义文明长期对峙；也不管大清朝廷是否愿意，帝国主义瓜分海外殖民地的侵略行为都将降临到东方的大清王朝身上。咸丰帝抵制世界资本主义大潮，拒绝主动应对世界的变化，结果被英法列强抓住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自己也亡命避暑山庄。慈禧太后、奕訢主政之初，在外重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能臣平息宇内民众的反抗，在内支持洋务尝试，学习西方技术，追赶世界技术领先的步伐，试图加强王朝的军事力量，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封建政权，因而出现了所谓的“同光中兴”的良好发展势头。
清承明制，沿袭了隋唐以来较为成功的封建制度，并根据满族原有的传统，对隋唐以来的中央政治制度加以调整，在强化中央集权、强调“首崇满洲”原则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这种制度保证了政府运作的高效率，维系了皇权的绝对权威，使整个社会政治运行有序，成为康雍乾盛世能够出现的政治前提。进入近代以后，在维持封建政治制度基本框架不变的前提下，清王朝也开始了对政治制度的革新，并伴随着思想意识的转变和维系王朝统治压力的加大，这种革新步调在清末有所加速。最明显地反映在与世界交往的领域和督办近代经济、文化事业中。从综理对外交涉和洋务事务的总理衙门，到专门负责对外事务的外务部；从典学选官的礼部，到专门管理教育事务的学部；从增设海军衙门强化相关职权，到变兵部为陆军部，这种机构的变迁勾画出了机构拆细、责权专一，向近代社会制度转型的轨迹。机构设置的变迁，也反映出深层次社会变革的要求与趋向，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对机构体制改革的诉求。
政治制度的革新因为涉及到大清王朝统治阶层的利益分割，清廷实施的时候，不免瞻前顾后，摇摆不定，甚至阻碍改革，扼杀革新思维与行动，走回头路，充满了极大的惰性和破坏性。比较而言，对经济制度的改革要宽容得多。在反思鸦片战争失败的基础上，同光之际的洋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声势不小。这种经济领域的有限度、有节制的开放，在古老的王朝内部孕育了新生的经济因素。如果说厘金制度是为后人诟病的恶政，有碍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是大清王朝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缓解日益窘迫的财政状况而迫不得已采取的饮鸠止渴举措，那么，近代海关制度、盐政及其后兴办的经济实业，则是缓解王朝财政危机的经济财源。对于洋务运动，由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还处于非常薄弱的阶段，民族资本根本没有实力独资举办近代工业，尤其是投资规模巨大、市场指向较为单一的军工企业。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可以说是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程度的合理模式，离开封建朝廷在政策、物质、资本、市场等方面的大力支持，早期的洋务企业就无法经营下去。尽管早期洋务企业的经营成本、利润观念淡薄，很多中小企业亏损严重，但发展的趋势却是受到价值规律的调节，逐渐改变无条件的划拨，走向市场经营的道路。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政治环境还不顺畅，甚至是一种阻碍因素的条件下，某些行业如海关、盐务、航运、铁路、邮政、电报等新近兴起的经济事业逐渐显现出了后来居上的经济实力，占据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很大比例，维持了经济状况逐年困窘的王朝财政运转。虽然海关行政权长期操持在外国人手中，各地分关也被外国人把持，国家政治主权受到损害，但纯粹从海关的经营角度来看，赫德主管中国海关的数十年间，海关收入一直稳步增长，成为中央财政的主要经济来源。交通通讯事业也同样如此。尽管这些经济事业举办之初清政府财政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并在若干年内没有获得什么经济效益，但清政府通过举办这些事业获得大量的外国借款，实现了周转资金的目的。何况到清末，交通事业已经能够获得较多的利润，支持中央财政，因而成为各地封疆大吏争相经办的事业。
经济领域的变化不仅表现在经营领域空前的拓展，遍及面粉、酿酒、纺织、烟茶等传统的民营领域，而且举凡近代的军工、海关、盐务、交通、通讯、金融等事业均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兴。经济领域的扩展带动了经济发展区域的扩展，边疆地区的土地开垦以及与内地、沿海的经济交流日益兴盛。边疆地区的陆路开放是一把双刃剑，便利了外国列强对边疆的渗透，同时也把边疆地区拉入了全国大市场之中。翻检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资料就会发现：近代中国的经济开放是从东南沿海开始的，之后由南往北、沿江沿河逐步向内地延伸。一般说来，在魏晋南北朝之前，黄河、淮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居于领先地位，形成两个北方经济中心：围绕河南的安阳、洛阳、开封的中原经济圈和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经济带。依靠这种强势的经济支撑，北方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大抵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移民南迁，使高素质的人口汇入开发江南的大潮中。虽然隋唐时期中原、关中经济继续发展，但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得到中原移民人口的充实以及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使南方的经济出现跳跃式的发展，催生了杭州、南京、泉州、广州等区域经济重镇。随着水田耕作技术的普及，纺织技术的不断提高，加之对外贸易交流渠道的拓宽，以至于宋元明清时期，南方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北方。清代，广州成为清朝对外开放极为重要的窗口，南京成为能够与北京地位相齐的大都会，江南的漕粮，苏杭的纺织品，闽浙的茶丝，景德镇的官窑瓷器，源源不断地供给北京朝廷的用度，俨然成为维系京城社会生活运转的经济支柱。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列强的殖民经营，尽管带有畸形的痕迹，但上海确确实实超过广州、南京，成为与北京并肩的经济中心，而且领先经济地位非常鲜明。在上海龙头的带动下，由于洋务事业的大力举办，由上海上溯直到长江中游的武汉，形成了长江流域经济带，集中了中国近代主要洋务企业，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地区。如果联系沿海地区开放城市的点线分布，可以看出近代区域经济发展的“丁”字形格局。
在经济区域格局变迁的过程中，近代交通通讯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铁路、航运的延伸把技术、人力与资本带到相对落后地区，沟通了地区之间的联系；电信、邮政缩小了地域的空间距离，加快了经济区域的协调步伐，并在发展中融入了近代经济的先进因素，不仅带来了新的技术生产力，加大了科技含量，而且自主不自主地引入了先进的管理方式，引起生产领域的带有革命性的变革，使中国社会发展尽管稍有迟缓但还是坚定地走进了大机器工业生产时代。而由于新经济因素的迅速成长，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政治阶层。他们出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的诉求，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社会经济以其间接的方式通过政治革命而展现出对社会发展的本质推动。
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思想文化意识的激变引人注目。由于清代文字狱频兴，诸多文人士子怯于阐发义理，专注于考据词章，致使乾嘉时期形成了以考据训诂为特征而成绩斐然的乾嘉学派。然而，时代发展已经来到近代的门槛，整理国故已经不能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因此出现了龚自珍、魏源等有识之士关注世情民隐，不满万马齐喑的社会现实，强调“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糜，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熟若自改革”，倡导改革社会弊政的主张。鸦片战争之后，天朝惨败的现实在社会上的有识阶层中间产生巨大的震撼。道光年间，封疆大吏广泛兴起的实学举动更加贴近社会实际，针对整个王朝对外界的茫然无知而兴起了了解西方社会地理的求知活动。林则徐、徐继畲等疆臣组织编译有关外国舆地的书籍，《四洲志》、《瀛环志略》等图书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与此同时，深感外来列强威胁的人们开始思索挽救王朝的方法。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开启了近代思想界学习西方挽救危亡的思想先河。
起于道咸之交的太平天国运动对传统思想形成巨大的冲击，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同时衰落。太平天国杂糅西方教义的“拜上帝教”宣传的思想，在其统治区域掀起了极大的思想狂澜，传统的儒家经典遭到摧毁。在单纯的义理阐发和整理国故而显得缓不济急的情况下，倡导经世致用思想的曾国藩等人挺身而出，以捍卫“圣道”、维护传统的面目站在了思想先锋的位置。他的《讨粤匪檄》指责太平天国诋毁孔孟之道，扫荡千年礼仪人伦。并在随后与太平天国多年的对抗中倡导经世致用，以自己的亲身实践把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付诸践行，成为咸丰同治朝著名的理学经世致用派的代表。
但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主要在修身齐家方面显示出了功力，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以其深厚的理学功底深刻自敛自省，主动裁撤湘军，约束胞弟良朋，把因湘军崛起而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因素遏制在萌芽之中。然而这种过于重视自省的经世致用，在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显得落伍，需要在政治思想方面有崭新的思维创见。戊戌维新的政治思想改革应运而生。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戊戌维新人士，以“托古改制”的思维方式，从中国儒家经典中寻找到改革的思想依据，通过把孔子塑造为一位改革的前贤而展开改革理论的宣传，进而用充满时代危机感的语言，鲜明地喊出了“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政治口号。
在鸦片战争后的思想传承中，最早的有识之士只是表现出了了解西方、学习西方“长技”的愿望，认识到的只是中国与西方在器物层面的差距，期望通过学习西方的船舰大炮优势强兵御敌，而对于自身的治国理论充满强烈的自信。著名理学大师倭仁就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观点，以为不必学习西方。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民众反抗的巨大冲击和屡败于西方列强而割地赔款的惨败现实，使思想界的认识进一步加深，意识到不能只是单纯地学习西方物质技术，也要主动打开国门走出去，借鉴西方政治改革的成功经验，改革政治体制。于是洋务运动中开设同文馆学习西方的科技知识和政治理论，派遣官员出国游历，派遣驻外使节，派遣出国留学人员，逐步淌开了对外交流的渠道。戊戌变法之际，康有为一方面以“圣人倡改”为理论撑开托古改制的天地，预留了缓冲顽固人士疯狂攻击的空间，另一方面又利用中国古典经籍作为改良维新的历史理论依据，构筑维新变法的理论框架。但是由于戊戌维新派提出的具体改良措施中包含了“开制度局于宫中”这样的建议，非常容易触动顽固保守势力垄断权力的敏感神经。在近代中国的改良意识进展到制度层面的时候，具有一定改革意识的王公大臣、封疆大吏们，对于改良的设想要远远落后于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戊戌维新运动进入高潮的关键环节，朝中重臣张之洞发表了《劝学篇》，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使维新运动遭到当头棒喝。
戊戌政变后，清朝统治者的政治思想要落后于具体政策的实施，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喧闹京城，朝廷统治秩序暂时失控；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朝廷被迫第二次蒙尘出狩，统治权威一再遭到削弱的时候，晚清新政在具体政策措施方面才有较大的进步。除弊兴利，试图恢复元气，收拢权力。同意中央与各地设立咨议机关，发起改革宪政的运动。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与资产阶级的立宪制度是无法和睦相融的，当封建皇权退到最底线无法再作出让步的时候，展现出的是体现皇权集中最为鲜明的“皇族内阁”。封建主义无法超越自身的社会阶段。
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及其政治运动，经历了前仆后继的过程。在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维新派被封建皇权击败后，思想领域的发展并不因此而停滞不前，而是异常迅速地实现了领导改革思想旗手的角色转换，短时间内，资产阶级立宪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纷纷登上了政治改革的思想舞台。立宪派借助于晚清新政的咨议机关，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革命派在沿海和湖广地区屡屡发动武装起义，扣打清朝专制的大门。在立宪派遭遇“皇族内阁”，立宪运动失败之后，革命派再接再厉，以武装起义的暴力革命，在国之中部的武昌振臂一呼，获得全国响应，使延续2 000余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迅速土崩瓦解。
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是在遭受严重外来侵略的背景下，以挽救危亡为目的而展开的。由于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接连遭受大强度的外敌侵略，严酷的民族危机现实不允许近代中国的思想界进行按部就班、缓缓有序的思想启蒙与发轫，表现出的思想变化都是疾风暴雨、刚性激烈、转换急骤的。本来，思想变迁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润物无声的理性过程，但国家民族的危机已经不给国人以这样的机会，因此中国近代社会的各方面变迁都是非常急促草就的，思想意识的启蒙先天不足，这就迫使其后五四新文化等思想解放运动接连涌现，思想启蒙连绵不绝。
六
回顾中国近代史的历程，有两点需要明晰：
一是帝国主义与近代中国。显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贯穿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对华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给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其危害主要表现在：
第一，破坏中国领土完整。从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割占香港起，沙俄、日本不断通过侵略战争割占中国的领土，尤其是沙俄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其后的边界勘定，霸占了中国东部、西北部160万平方公里以上的领土；日本也借甲午中日战争之机，割占了中国的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使中国自康乾盛世时期奠定的基本版图遭受重大损失。
第二，侵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主权之害，林林总总，几乎无法全部枚举。“租界地”的圈占是其中的典型。以英国在上海谋取“租界地”开其端，其后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沿海内地的主要城市都圈占了“租界地”。与此项类似的还有部分国家借兴筑铁路的机会，在铁路沿线划定铁路附属地，与“租界地”一样拒绝中国官吏的管理，自行拥有独立的行政管辖权、司法裁判权，成为中国主权无法涉足的“国中之国”。在经济方面，当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确立之时，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的经济条款，攫取了协定关税、开放商埠、商品倾销、举办实业、兴办金融等特权，使近代中国经济领域出现洋人把持、洋货遍地的局面。特别是英国人李泰国、赫德长期把持中国海关，使海关主权长期落入帝国主义手中，便利于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海关进行经济盘剥。尽管其中部分条款如《浦安臣条约》含有对等的文字内容，但积贫积弱的中国还不具备享受条约对等利益的能力，因而总是表现出近代条约制度的不平等性。
第三，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及损害中国主权的过程，实际上同时也是一个干涉中国内政的过程。诸多原本属于中国地方官吏管辖的区域如“租界地”，由于拒绝中国主权管辖，使其中的中国居民也要脱离地方官吏的管理，听从于外国租界当局的处置。尤其是外国公使驻京之后，他们往往在某一国家发动侵略战争之际以“调停”的身份出现，影响清廷的决策，骗取某些权益。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深入，清廷的某些涉外举措甚至内部的朋党之争都留有国外势力渗透的痕迹。直到清末干涉中央行政、拒绝“己亥建储”，并在其后组织八国联军攻占京城，最终把清廷变成“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驯服政府。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达到了极点。
第四，冲击中国的经济秩序，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依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市场。尽管在近代之初他们的商品遭遇到中国自然经济的顽强阻击，但随着对各种经济特权的不断渗透攫取，尤其是从商品倾销过渡到资本输出之后，外国列强兴办了许多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经济实业。通过这些实业的举办，列强把经济势力渗透到新兴经济事业的各个部门，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造成对中国经济的全面侵害。此外，每一次侵略战争讹诈的巨额战争赔款，对于中国民众来说都是一次无理的经济盘剥。最初的《南京条约》英国只榨取了2100万两，到了《马关条约》时就增加到2亿两，到《辛丑条约》时更达到4亿5 000万两。《南京条约》的战争赔款通过摊派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其后越来越沉重的战争赔款不得已分解到海关税收、盐厘收入、交通收益以及其他新兴的经济事业中，使中国新兴经济受到列强势力的渗透干涉而不能自主、正常发展，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发展态势。
然而，一切事物总是具有多方面的属性，帝国主义在给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客观上也带来某些新的文明因素。毕竟西方列强所处的是资本主义文明，工业革命创造的社会生产力要优于清王朝所处的封建社会的农业文明。在这种文明巨大差异下，我们无法否认西方列强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冲击。正是在鸦片战争的惨败之后，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直接面对西方文明冲击的严酷现实，喊出了“师夷长技”的口号。第二次鸦片战争失地赔款，使洋务派人士发起了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运动，试图通过器物层次的革新增强国家的实力。并因此开设同文馆学习近代科技知识，引导思想的探索不断走向深入。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等人主张变法的理论依据来源于中国的传统经典，但其中倡导的维新措施却借鉴了西方国度的成型先例。至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主旨思想——三民主义，则明白无误地借鉴了西方三权分立的思想和实践经验。倒不是说帝国主义给孙中山带来了新的革命思维，而是说孙中山通过研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现实，凝结了他的三民主义理论思想体系。当然，从被侵略的教训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并不是帝国主义的赠与，而是先进中国人民的痛苦求索。
其二是近代王朝的兴衰。清朝入关以后，经过短暂的调整，迅速进入到封建社会最后辉煌的阶段，历经100多年的康乾盛世之后，嘉道时期已经显示出颓败迹象。进入近代之后，国难重重，终至王朝的灭亡。解析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治乱兴衰之变，探讨其中的因果得失，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清王朝在近代的衰亡可以探讨出许多的历史原因。从封建社会的传统方面来看，封建文明在两汉、盛唐之后又一次达到顶峰。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跃进、政治体制、文化思想的重构，以及具有近代意义的版图勘定、藩属体制的稳定，在清代都达到了极点。按照近代的国家观念衡量，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都需要成本，在百废待兴时期，“船小好调头”，不用花费多少制度、法律成本就可以铺开一种政策，实施一种措施，其引起的负面影响将很快被正面效能超越。在盛世辉煌的背后，制度法律体制的成本越来越变得巨大，成为封建王朝除旧布新的负担，迟滞着王朝向近代社会发展转变的步伐。许多在清初实行的制度政策，例如官吏体制中的“满汉并重”任职体制，尽管有其歧视性的一面，但对汉族官吏来说是一种明朝灭亡后重新走入政治生活的渠道，汉族官吏更看重的是能够重新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因而，这种体制很快就建立起来，奉行不爽。故而，建立这种体制没有遭到汉族官员的强烈反对，制度成本较小。但是，步入近代以后，与满族官吏长期共事的汉族官吏，在为康乾盛世奉献了巨大热情和能力之后，也要求获得平等分享政治利益的权力。如果说在朝廷中满族官吏占据了主导地位的话，那么汉族官吏则撑起了地方政务的天地，尤其是当外来侵略严重袭来的时候，满族大员甚至宗室贵族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都是不能令朝廷满意的，反倒是汉族疆臣林则徐、邓廷桢等运筹布防，透察周边；关天培、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苦战顽敌，血洒疆场。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政府主力军绿营已经不足恃，被太平军浩浩荡荡扫平长江流域，只有曾国藩编练的湘军出湘作战，清廷才稳定阵脚与太平天国进入相持阶段。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相并袭来的时候，内忧外患使得中央朝廷不得不调整重满抑汉的官吏任职体制。在湖北，满族总督官文屡遭汉族巡抚左宗棠的参劾，朝廷为笼络汉族地方疆臣全力镇压太平军，只好内调官文到京城。待太平军后期将领李秀成、陈玉成打破江南、江北大营，朝廷军队已经溃不成军之时，中央朝廷就把彻底镇压太平军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湘军及其后起的淮军身上。于是曾国藩权摄四省，总督军马，荣誉权势达一时之盛。清廷在实现这种体制的转换中付出的代价是中央权威的衰落，它使汉族官吏察觉的是朝廷用人的投机性，是清廷在用兵乏人的困窘状态下的临时政策，没有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胸怀。因此，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曾国藩急流勇退自释兵权，解散湘军。虽然其后汉族大吏李鸿章颇受朝廷重用，几乎主持了一切洋务实业和对外交涉，为内外倚重，但李鸿章从来都是一个政策执行者，而不是一个政策的决策者。满汉畛域一直或隐或现地存在，以至于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际，有南方中下级官员试探唆使李鸿章割据南方，称王独立；后起疆臣张之洞、刘坤一发起东南互保运动，公然与中央朝廷对列强宣战的政策唱对台戏。光绪三十三年岑春煊北上扣关，掀起“丁未政潮”，失意之后寓居上海，坐看时局变幻。编练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被载沣逐回老家河南彰德之后，已经与朝廷离心离德。最后在武昌起义的情况下，回旋于革命党人和清廷之间谋取了最大的个人利益，而丝毫没有顾惜清廷利益的损害。可以说，“满汉并重，首崇满洲”的官僚体制愈到王朝的后期，愈显出制度成本的沉重。朝廷改善这种体制的结果却使原来衣食王朝俸禄的封疆大吏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在探讨晚清王朝盛衰之变的时候，我们无法忽视朝廷决策人的能力及影响。封建专制政体对皇权的代表者——皇帝的能力及权威的要求非常高，特别是清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中国封建社会顶峰的时刻，形成了整个社会政务运转对皇帝个人理政能力的高度依赖。如果晚清的皇帝有着清初努尔哈赤的雄才大略，康熙帝的睿智雄浑，雍正帝的果敢雷厉，乾隆帝的文治武功，那么进入世界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封建王朝就不会那么应对无措，进退失据，终使中国社会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就耗去了积累数千年的封建文明辉煌，而惨败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船坚炮利之下。遍览近代大清王朝的几位皇帝，道光帝才智平平，一味守成；咸丰帝资质鲁钝，墨守成规；同治帝疲玩奢华，缺乏理念；光绪帝谨小慎微，跬步不前。同光两朝的实际政策决策人慈禧太后由宫廷政变起家，她的理政才能主要体现在对宫廷斗争的把握和应对方面。执政之初尚能外用曾国藩、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内用奕訢主理中央朝政，使社会出现20年的稳定与恢复，被时人誉为“同光中兴”。中法战起，慈禧太后也能在战事进入关键时刻启用老将冯子材，扭转战局打败法军。但自甲午战争始，60岁的慈禧太后进入了人生的老年，思维迟钝，草率任性。在对抗八国联军毫无希望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听到列强让她“归政”的传言就索性一搏，对八国宣战。数天之后局势不妙，又自毁前言，慰问外国驻华使节，镇压义和团民。政策转换极其突兀，充满情绪

超长中国历史故事

化，感情色彩极其浓厚。朝廷百官视为任性短视，普通百姓认为言而无信，此前积累的威信急骤下滑。慈禧太后之后的载沣和隆裕太后更是平庸无识，御政无方，在政局恶化的时刻一味收拢权力于宗室贵胄，不知扩大统治根基却自挖墙角，把维系统治的军事力量袁世凯及其北洋军队赶到朝廷的对立面。王朝的覆灭无可挽回。
尽管封建帝王的御政无方是大清王朝衰微的主要原因，但整个王朝的人才体系都无闪光之处。中央朝廷之中能够有拯救王朝识见和能力的实在寥寥，恭亲王奕訢算是一位能够顺应时事的能臣，但自从中法战争之际与慈禧太后政争失败后，磨去了勃勃锐气，以至于在甲午战争败象已露被重新启用的时候，能够提出的主张也只是退战求和，流于平庸。其后辅助中央朝政的奕劻、刚毅等臣子，围绕权势利禄设计政策，缺乏力挽狂澜的真知灼见。
清初建立的制度体系适应了封建社会的高度发展，但在康雍乾100余年的时间里已然释放了这一制度体系的全部能量。在全球步入资本主义文明的近代，清王朝遭逢内而太平天国、捻军，外而西方殖民列强的连续打击，丧失了自我拯救的再生能力。从这点来说，封建文明的衰落使清朝的灭亡成为必然。
（资料来源：《明清论丛》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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