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洋务企业失败的微观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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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洋务企业失败的微观原因探析

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趋于平息,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告结束,洋务派利用国内外暂时的和平环境这一有利时机,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现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引发了一场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了以办洋务企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这固然有洋务派死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信条,使洋务企业所代表的现代的新的生产力与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产生尖锐矛盾等宏观的根本的原因,同时也有一些严重阻碍洋务企业创办和发展的微观原因。这些微观原因普遍存在于洋务企业而成为共性问题,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有加以分析和研究的必要。
一、决策错误,缺乏科学论证和合理规划
洋务派是抱着“自强”的信念创办现代企业的。这个出发点虽好,但在缺乏经验,也缺乏知识的情况下,创办企业难免多有舛误。由于没有进行科学论证和合理规划,往往从一开始就为洋务企业的失败埋下了先天性病根,使企业长期不能正常运转以至最后转让或破产。典型一例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办汉阳铁厂。
张之洞的办厂动机和意图是很明显的,他在开始筹办这个厂时说:“华民所需外洋之物必应悉行仿造,虽不尽断来源,亦可渐开风气。洋布、洋米而外,洋铁最为大宗。在我多出一分之货,即少漏一分之财,积之日久,强弱之势必有转移于无形者。是以虽当竭蹶之时,亦不得不勉力筹办”[1]。1889年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本打算在广州设立钢铁厂,并委托驻英国公使刘瑞芬购办机器设备。英国工厂方面说,要先化验铁砂、焦煤,才能决定用什么样的炼钢炉。张之洞对创办近代冶炼工业完全无知,对厂方建议大不以为然,断然答复说:“中国之大,何处无煤铁佳矿,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也”[2]。结果买来的三座炼钢炉中有两座酸性转炉,不适合于后来汉阳铁厂所用的含磷较多的大冶铁矿,影响了所产钢铁的质量,问题长期无法解决。
其实张之洞贸然决定在广州设厂就是个错误,因为广州既没有大铁矿,也不产可炼焦的煤。如果张氏真在那里建立铁厂,由于生产成本特别高昂,铁厂非早日关门不可。幸而他调任湖广总督,这个拟办的工厂也就跟着他到了湖北,在距汉阳不远的大冶找到了铁矿,办厂条件比广州好多了。然而把铁厂设在汉阳亦非明智,这里远离煤炭产区,铁矿也要从大冶运来,炼钢炼铁成本大大提高。若把厂址选在大冶,运煤就铁,可节省许多运费,成效将大不相同。张总督以“省城地岸,可以时常亲往督察”为由,决然设厂汉阳龟山下。这里地势低洼,须垫地基九尺,还要修一段江堤以防涨水受淹,仅建厂垫地基一项就耗费白银百万两以上。1893年汉阳铁厂建成,拥有大小十个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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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铁的高炉两座,炼钢的酸性转炉两座,平炉一座,还有轧制铁轨的设备等等,是当时东亚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张之洞可说是“政绩”斐然,但是工厂的效益呢?汉阳铁厂开工时,铁矿来源虽然有了,炼焦煤却尚无着落。为了寻找与机炉型号相匹配的炼焦煤,跑遍了湖北全境也只找到两处可用的煤,但储量很少,又没有机器开采,使用马鞍山的煤又炼不出合格的焦炭。为了风光开炉炼铁,不得已购买德国的焦炭数千吨,巨舶载来,宝若琳琅,结果还是没有炼出一吨合格生铁来。后又远道从开平运煤,不仅往往因煤供应不上而封炉停火,生产时常陷于停顿,且因炼一吨生铁价才20余两白银,所耗焦炭一项价格也是20余两白银,所以生产越多,赔钱也越多。又因大冶铁矿含磷过多,而厂中酸性转炉不能去磷,致使所炼之钢,尽不合格……。上谕责备张之洞说:“铁政局经营数年,未见明效”[3]。汉阳铁厂实在维持不下去了,转让给盛宣怀了事。
汉阳铁厂失败的例子说明,洋务派纵有“寓强于富”的雄心,但不按科学原则,单凭长官意志和行政命令,必然频频错误决策,给企业带来诸多生产经营后遗症,使企业效益低下而趋于失败。汉阳铁厂的教训实在非常深刻。
二、官字当头,管理混乱,虚报贪污现象严重
洋务派办企业,先后采用了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三种形式,但万变不离其宗,官字当头始终如一。官派的总办、帮办大部分是既不懂经营管理、又不懂科学技术的庸碌官僚,掌握着企业的重大决策权,然而企业的盈亏盛衰却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企业的前途也就不卜而知了。以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办为例,第一任筹办者彭汝琮,好大喜功,只图上规模,热衷铺摊子,经费开支往往一掷千金,毫不痛惜,根本不考虑投资的实际收益。第二任筹办者郑观应,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挪用商民股本为自己搞投机生意,迫使基建工程停歇下马,使织布局“局事未成,而用途已至四万余两,且又有买空卖空等弊,以致延搁八年,毫无成就”[4]。第三任筹办者龚寿图,规定商股旧股一律打七折,即每一百两只算七十两,要认股商民追加三十两,才给以新股一百两;又规定补交时间限定三个月,过期不交则旧股三股并作一股,使旧股贬值三分之二。在这种仿西法创办的公司里,软弱的私人资本任由官方管理者处分、宰割,怎能不使人视“官”而畏呢?官商混合,官企不分是阻碍洋务企业发展的症结之一。
洋务企业还普遍带有封建衙门的习气:管理机构庞大,冗员充斥,企业的官员们坐食高俸,还有许多仅凭一张八行书而挂名支薪的人员。例如在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一开始就形成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一个1000多人的局厂,仅官方委派的各种管理人员就有100多人。1866年9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那天,碰到的第一件事竟是“荐书盈箧”,“户为之穿”。随后,通过各种关系进厂的勤杂人员就达88人。该局每月定额经费是5万两白银,仅“薪水工食”一项开支即达3.9万两,几占总经费的80%。人员冗滥,生产资金缺乏,使船政局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发展起来举步维艰,有时一年都造不出一只船来。造出的船舰质量也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5],一经风浪,毛病百出。当时的舆论也对洋务企业安插达官显贵的亲戚故旧颇多微词,指出其所任用之人,“不过徇情面倚声势,大率纨绔居多,不知稼穑之难,焉知大体,惟好为排场,任其挥霍,迄历久无成”,“如是而求其成,不亦南辕而北辙耶”。这段评论非常中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洋务企业人事管理上的弊端,是很说明要害的批评。
财物管理混乱,虚报贪污是洋务企业与生俱来的毒瘤,特别是在那些投资最多的造船制炮的军事企业,从购置设备、原材料至员工薪金均向官府报销,浪费虚耗、中饱私囊现象十分严重,大大加快了企业的衰败步伐。如驻德公使李凤苞受李鸿章委托向外国购买军事设备时就有人指摘说,李“浮开价值,尽入私囊,闻其数目足敷十余营一年之饷”[6]。这种指摘是可信的,因为“采办西洋军火器械,有浮报价银两三倍者,并有浮报四五倍者”[7],这是当时的通病。沈葆桢也发现福州船政局的采办系统存在着大量侵吞公款的现象,他还经常发现买来的木材、煤炭和金属材料不能使用。而在江南制造局,工厂缺乏严格的财物管理,各级管理人员随意取用公家物料,浮冒侵吞。轮船招商局的调查报告则指出:“每年结帐又徒务虚名,纷然划抵,究难取信。患在公私混乱,挪欠自如”[8],等等。可见洋务企业中财物管理混乱,虚报贪污现象已经非常普遍、相当严重了。难怪有人说:“……人谓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9]。试想,有什么样的企业能经得起这种持续不断的“大出血”呢?这不是一般的跑冒滴漏,而是明目张胆地挖企业的墙角,企业不倒闭才真是奇迹呢!
三、缺乏商务观念,违背经济规律
洋务企业的主要目的是“求富”,也就是赚钱,牟取利润,通过利润的积累扩大再生产。既然外国人在中国办企业能大赚其钱,中国自己办的企业为什么不能同样赚钱呢?土法采矿,已有长久的传统,再加上新式机器,看来是能够赚钱的。至于纺织业,中国有原料,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更应该提供较高的利润,正如李鸿章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所声称“……翼稍分洋商之利”[10]。然而由于普遍缺乏商务观念,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大批洋务企业亏折倒闭。这主要表现在:
生产成本较高,产品质量较差。以江南制造局造船为例,其成本高昂主要由于两项原因:一是几乎所需用的全部材料都是进口的。在19世纪70年代中叶,这所工厂总经费中差不多百分之五十用于购买外国材料(不包括新机器和其他永久性设备)。在1884年,制造局共支出银七十万两多一点,其中仅购买“外洋物料”即达四十五万二千多两,占总支出的近百分之六十五[11](P59)。对此,李鸿章说:“沪局(江南制造局)各船虽系自造,而大宗物料无非购自外洋”[11](P33),“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12]。二是雇员费用(尤其是洋员和中国官员的薪水)高,工厂经费中有近百分三十用于薪水和工资。雇员费用增加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洋员人数不可避免地增长(他们的薪水甚至按照西方标准衡量也是相当高的),一部分是中国管理人员的人数也在增加。不算小职员,隶属于该厂的中国管理人员在19世纪70年代初是四十人,到70年代末便增加了一倍。造船成本如此高昂,但所造的船却行驶迟缓,对于一些通商口岸来说又吃水太深,而且耗煤过大,按19世纪70年代的欧洲标准,这些船也在淘汰之列。
产品商品化率低,市场销售困难。按说民用企业应体现“民用”,按“买卖常规”办事,但洋务派的民用企业却首先服务于官方需要,是“官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首先要保证漕粮运输,有时还要运载兵员、军火,甚至还要迎送官员;煤矿产煤主要供应官办机器局及海军
舰船用煤,而且必须是好煤,只有一部分次等煤在市场上出售;电报局也要首先拍发官报等。这些企业没有完全面向社会,适应市场需求,并且有时受官价限制,甚至还要无偿“报效”官府。企业产品商品化率低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转和资金周转,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即使是那些面向市场组织生产,产品完全商品化的企业(除个别企业外),也发现市场销路不容乐观。仍以汉阳铁厂为例,张之洞在该厂快要建成时说:“地球东半面凡属亚洲界内,中国之外,自日本以及南洋各国各岛,暨五印度皆无铁厂。……中国创成此举,便可收回利权。各省局、厂、商民所需,即已甚广”,而且他认为产品还可远销日本,因此,“此后钢铁炼成,不患行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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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13]。可是销售的情形远不如张之洞预想的那样美妙:计划中的卢汉铁路还没有开工,而且李鸿章表示“造路专任洋匠,彼以华厂试造,不若洋厂精熟可靠”[14],所以不能买汉阳铁厂的铁轨。由于找不到销路,张之洞甚至把自产的钢铁请上海的洋行试销,也遭到抵制。
经营机制僵化保守,转换不易。企业作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独立实体,应该能够根据市场需要合理调配资源进行生产,使产、供、销相互衔接,这就要求企业有灵活机便的经营机制。然而,僵化保守的经营机制窒息了洋务企业发展的活力。比如,前述的福州船政局为了摆脱困局,曾想“间造商船,招商领雇”,即进行民品生产,实行商人承包经营等。从船政局的实际看,这不失为官办军事工业脱困的一条好出路,结果却遭到主管官僚的坚决反对。于是船政局进行民品生产和市场化经营的道路被堵死,经营机制未做任何改变,生产经营日渐困顿,终使新兴的造船工业蹒跚裹足,举步维艰。与此类似,基隆煤矿试图转换经营机制的努力也告失败。刘铭传曾想将办不下去的基隆煤矿招商承办,“官不过问”,这本是挽救基隆煤矿的高明做法,然而经三上三下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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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几番折腾,终无济于事,1892年基隆煤矿只好全部封闭。李时岳先生评论说,洋务派既是洋务企业的兴办者,又是洋务企业的扼杀者。“到处创办,到处无成”成了洋务企业的必然结局。显然,不做任何改进的僵化保守的经营机制是导致洋务企业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整体上看,洋务企业的发展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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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为近代资本主义大生产方式在中国安家落户奠定了基础,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成长,也对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西方近代文明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洋务企业的创办,延缓了中国殖民地化的进程,提高了中国与外国列强较量的水平和能力,同时洋务企业也使国人广开眼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到了甲午战争以后,再也没有人以“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等等荒唐言论来公开抵制现代化了。在现实性上,洋务企业的失败对于我们今天的国企改革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该认真吸取教训,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大国企改革力度,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
参考文献:
[1]《张文襄公全集·奏议》二十七卷,第3页.
[2]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75.
[3]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C].北京:中华书局,1962.809.
[4]徐蔚南.上海织布局的始末[A].上海研究资料续集[C].北京:中华书局,1937.306.
[5]《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第393页.
[6]《国子监祭酒盛昱片》,见《洋务运动资料》第三册,第12页.
[7]刘锡鸿:《筹办海防划一章程十条折片》,见《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第485页.
[8]马良:《改革招商局建议》,见《洋务运动资料》第六册,第126页.
[9]刘锡鸿:《读郭廉使论时事书偶笔》,见《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第289页.
[10]《李文忠公奏稿》四十三卷,第43页.
[11]《洋务运动资料》第四册,第59页.
[12]《李文忠公奏稿》二十四卷,第17页.
[13]《张文襄公全集·奏议》三十三卷,第7、8页.
[14]《覆鄂督张香帅》,见《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十四卷,第24页.
（资料来源：《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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