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辛亥革命史料抉择之困惑--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与《革命逸史》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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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辛亥革命史料抉择之困惑--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与《革命逸史》异议

随着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来临，人们对于叙述这场革命历史的著作，兴趣日益浓厚。尤其是对同盟会元老冯自由的著述更是好评如潮，认为是“可以弥补前者的不足，为研究辛亥革命史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的可信资料。”[1]“ 这本书的史料非常丰富，也反映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书评说它材料搜集二十余年，无一字无来历。”[2]笔者以前也持类似观点。但从二00三年在东京大学地域与文化研究所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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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晚清史与档案研习班之后，我们与研究生们一起，接触了不少日本外务省档案。从而对冯自由笔下的辛亥革命史著作，也有了新的认识。笔者认为，冯氏笔下的辛亥革命史是同类著作中的上乘之作，其重要作用，非其他人的著作可以取代。但是，对冯氏论述必须考而后信。区分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千万不可全部视作信史。否则，辛亥革命历史的若干重要真相，将永远不可能大白于天下；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原来面貌，也不可能得到恢复，同时，也会影响到正确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及其教训。此事关系重大，不可不辩论清楚。
一 学界对冯自由辛亥革命史论著评价过高
冯自由辛亥革命史著作之所以被学界推重，是与其特殊的革命经历有密切联系。
冯自由（1882年—1958年5月6日），原名懋龙，字健华，原籍广东南海县盐步高村人。其父冯镜如，出生于香港，主要从事文具印刷业，始而经商香港，继而定居于日本。冯自由出生于日本横滨，幼年时曾短期回国，较多时间在横滨读书。
光绪二十一年（1895）孙中山领导的乙未兴中会起义失败后，到海外宣扬革命，组织力量，在横滨得到了冯镜如的大力支持。后来兴中会横滨分会成立，冯镜如出任分会会长。年方14岁的冯自由也加入了兴中会，帮助从事分送信件工作，遂有“革命童子”之称。此后，冯氏于1897年在横滨华侨大学学习，于1899年转入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习。毕业后，冯自由又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深造。与此同时，冯自由还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先后与郑贯一等创办了《开智录》半月刊，与沈翔云等创办《国民报》，又与章太炎、秦力山等人一起署名号召，组织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
1905年冯自由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不久，孙中山即派冯自由去往香港、广州、澳门等地，并亲自书写手谕称：
中国革命同盟会总理孙文，特委托会员冯君自由、李君自重，二人在香港、粤城、澳门等地，联络同志。二君热心爱国，诚实待人，足堪本会委托之任。凡有志入盟者，可由二君主盟收接。特此通知，仰祈察照是荷。中国革命同盟会总理孙文（印）。天运岁乙巳年八月十日发。[3]
同盟于1905年8月20日成立，而此委任状则为9月8日签发。此状充分表现了孙中山对冯自由非常信任。委任状中的“天运”，是同盟会使用过的年号；而李自重则是香港富商李煜堂之子，李氏父子均为孙中山先生早期革命活动的支持者与追随者，贡献良多；冯自由又是李煜堂之乘龙快婿。
冯自由在香港担任《中国日报》社长兼编辑，稍后被选为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冯氏又参与策划潮州黄冈起义与惠州七女湖起义。辛亥革命前赴加拿大筹募革命活动经费，并接办《大同报》。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即着手表彰勋臣，“咨参议院，请议决设立稽勋局。”孙氏咨文称：
盖闻劝扬之典，莫要于赏功，服务之官，必望其称职；是故官惟其才，赏惟其功，截然为两事，断未有以官为赏，论功授职者也。溯我民国，自造谋光复称兵统一以来，殉义与积功者，既已不可殚数。夫在个人私愿，尽分子之劳，决非市赏；然准建国通法，造公家之利，必当酬庸，此赏恤之规制，未可不定。况赏恤之制未建，军兴之际，将佐官属杂以有功与有才者兼任，国人之观听易淆，必有以为既树建国之勋，例应得官，故有立功而已官者，更望因功迁擢；其尽命而不及官者，亦议按事赠廕，如此则帝王以官赏功之流毒不塞，竟可以不止。现在统一之局大定，干戈待偃，国家之设官有限，而论功者众。借官为酬，与有功不录，皆伤国本。是以急咨贵院，务请速行建议，在临时政府时代，特设一开国稽勋局，俟所议通过，即委任专官领受局事。对于开国一役，调查应赏应恤之人，分别应赏应恤之等，详订应赏应恤之条，再咨贵院议决施行。 [4]
以上文字，体现了中山先生眷念昔日同伴，不忘革命旧交的情怀。1912年3月23日，参议院接受孙中山建议，临时稽勋局成立。经孙中山、黄兴之推荐，冯自由出任临时稽勋局局长。同时，在全国各省成立分局，负责搜罗征集对开国有贡献之人的革命事迹。[5]冯氏在稽勋局任职15个月，对全国各地之史料做了汇综核实，掌握了大量与辛亥革命有关的人物和事迹，为其日后的辛亥革命史撰写奠定了基础。
1913年冯氏因参与“二次革命”被捕，获释后由香港转赴日本、美洲等地继续革命活动。1924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冯氏坚决反对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被开除出国民党，1935年虽然恢复国民党党籍，却一直受到蒋介石之冷落，仅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等职。1948年冯氏年移居香港，1951年赴台湾，任国民党“总统府”国策顾问。
冯自由长期追随孙中山先生，有着极为丰富的人生阅历，后来又有空闲时间，于是，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撰述辛亥革命史著作，获得丰硕成果，出版了《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此外还有《华侨革命史话》、《华侨革命开国史》以及《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等著作。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是冯氏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出版的，它记述了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起义开始，到汪精卫谋炸清摄政王为止的重要历史事件。此后，又出版了该书之续编。
章太炎在为此书所撰序言中称“南海冯自由，与同盟会最久，又尝为稽勋局长，以其所见，又遍访故旧，而作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虽未周悉，然阿私之见少矣。其以‘开国前’名者，以为情有诚伪，事有轻重，事后之所为者，不得与事前比；且将前之艰难，晓示后进。”[6]章氏要言不烦，尚属平实。章太炎称冯著“阿私之见少矣”，不是说没有。可见，张氏受朋友之邀写序，尚留有余地。
冯自由自己亦在自序中谓：“余不敢谓此取材之丰富出于一切载籍之上，然自信此书实较出版以前之任何记载为详细确实，此余可以负责公言者。” [7] 这表明作者对此书内容非常自信。
1936年，冯自由又针对国人对于辛亥革命“多数典忘宗，喜谤前辈”的现状，又陆续出版了《革命逸史》，凡6册，书前有孙科所写的序言，对冯氏书称颂备至。其文曰：
冯自由先生为吾党之先进，博闻强记，著作等身，年逾舞勺，即加入兴中会，亲炙总理，从事革命，于总理创业垂统之伟绩丰功，嘉谟嘉猷，以及诸先烈先进经邦纬国之精神，致命遂志之奇节，莫不亲见亲闻，参与其事。其于南方及国外之党务报务与军事活动，躬为主持者，历有年所。民国成立，出长稽勋局，旁求博采，访查考订，于海内外同志效忠党国之勋劳事绩，更深明晰。囊年以所搜集数十年资料与访问耆旧所得，证之本身之见闻经历，著成《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各二集，均属吾党珍贵史料，取材精审，考证确切，依历史之演变，辨性质之异同，发潜德之幽光，揭清政之黑暗，或显或晦，经其笔述，莫不趣味盎然，历历如绘，感人至深。出版以来，不胫而走，一版再版，风行遐迩。今者将其近年著述，辑为《革命逸史》多集，内蕴丰富，与前相埒，彰善瘅恶，正谬补阙，一人一事，均堪为景仰先烈之资，加强国人对本党之认识，了然民国缔造之艰辛，阅历之险阻，确立共同之信念，而振发其爱国保种之心志，奠定民族复兴之始基，则其直接间接贡献于党国者，诚不浅矣。[8]
孙科是晚辈，对革命先进毕恭毕敬。他称赞冯著“取材精审，考证确切”，实际上是过誉之词，是客套话，不可全部信以为真。冯氏之《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与《革命逸史》长期以来被称为“不虚构、不夸张、不隐晦，是尊重事实的”的美誉。这种评价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一直到现在，均无大的改变。
近年来，对冯自由这两本书更是称赞有加。这些文章对冯氏著作称赞不一而足，大多相信冯氏著作“材料搜集二十余年，无一字无来历。”几乎看不到对冯氏著作的严肃评论。
我们在2003年东京大学地域文化研究所开办的晚清历史与档案研习班时，自然少不了讲述引用冯自由的著作。后来发现冯氏笔下的辛亥革命史实，虽然活龙活现，生动传神，但是，倘若与日本外务省保存的档案比较，便会发现冯氏所记，有许多与历史真相不符。为将辛亥革命史研究更深入一层，笔者谨将对冯氏著作之异议陈述如下。
二 冯书对孙中山己亥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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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活动记载不确
冯自由长期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关系密切。因此，对于他笔下所记述的中山先生的活动，无不视作信史。然而，我们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发现冯自由有关孙中山先生于戊戌变法后到庚子义和团期间活动的记述，很不完整，或者说不真实。尤其在叙述孙中山与刘学询之关系上。
刘学询，字问刍，是孙中山先生的广东香山老乡。冯氏撰写此文时，孙中山已离开人世，被尊为“国父”。而刘学询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赌棍。然而，孙、刘二人却是关系相当密切的朋友。如何写这种关系，冯自由颇费斟酌。于是，冯自由写了一篇《刘学询与革命党之关系》，收入《革命逸史》，其实，说的就是孙中山与刘学询之间的关系。该文称：
刘学询字问刍，又号耦耕，粤之香山人，少登甲榜归广州为大绅，交结权要，势倾一时，有土豪之称。时粤垣有一种官督商办之公开赌博，号闱姓者，每届科举皆以投考士子之姓氏为赌，政府度支及试官私囊均恃为收入之大宗。刘包办闱姓多年，其金钱势力足以左右士子之成败，及官吏之进退，典试者莫不仰其鼻息。总理于乙未春在广州创办农学会，尝以医术纳交于政绅各界，绅士中署名为农学会发起人者，颇不乏人，刘及潘宝璜兄弟预焉。总理与刘有同邑之谊，往还尤密，因知刘平素蓄志非常，遂与商榷起义大计。刘大悦，引总理为同调。然刘夙抱帝王思想，绝不了解欧美民权学说，故总理相与协议多次，刘均以朱元璋、洪秀全自命，而以总理为徐达、杨秀清。总理以其思想陈腐，势难合作，遂渐疏远之。[9]
据此可知，孙、刘两人关系，的确不同寻常。孙中山发动兴中会乙未起义时，刘学询即提供了“闈姓银两”的消息。[10]此后孙中山同刘学询之间关系，绝非如冯氏所说“以其思想陈腐，势难合作，遂渐疏远之。”
历史的真实是：由于刘学询在广东操纵闈姓，横行乡里，康有为于乙未曾通过王鹏运严词弹劾。光绪帝下令严查。[11]刘学询东躲西藏，狼狈不堪，对康有为恨之入骨。因此，在戊戌政变爆发后，刘氏自告奋勇，愿意前往日本捕杀康梁。后来被慈禧、奕劻选中，与庆宽一起，作为办理中日结盟特使被派往东京。[12]孙中山是清政府要抓捕的“逆贼”，流亡海外；而刘学询则是钦派“二品衔道员”，“沿途炫耀”。刘氏刚到东京，孙中山即找上门来，多次密谈。当时，刘学询希望孙中山帮助其完成捕杀康有为与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使命；而孙中山则希望刘学询拿出金钱，帮助他从事反清政府活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保存有上海总领事馆官员松村将所知情形向上司的禀报，并附上了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九日（9月23日）上海的《字林沪报》所刊消息，报道“密使近状”。其大意略谓曰：
皇太后日前所派遣二位密使，前往日本考察商务，不料却屡屡偾事，贻笑邻国。其事迹屡见各地新报，国人无不知之。前闻刘氏一行，幸喜已归上海，却迟迟未上京覆命。然尝闻日人所言，偾事往往咎在刘氏。盖刘奉朝命之后，不知慎重，性喜自吹，沿途炫耀，竟将所奉国书，向人宣示。且清日联盟密约此等大事，理应慎密，守口如瓶，不料刘氏大肆吹说。
及至东京，辄复嫖娼酗酒，至所奉公事，却置之不问。且伊与孙文（孙逸仙），谊属同乡旧交，堪称莫逆，故每逢夜深人静之际，刘学询则于私处会孙。刘氏至，二人则户闭密谈。故日本人闻之，举国哗然，诮谤腾沸。
且刘学询在日本所作所为，日本警察署在外部派人，密探详报，朝夕动静，纤细无遗，并闻都载于一册，因太秽乱不堪，故未向日人传播。
据称，其与孙文私会往复，每至深更，往往电话相约，至其昵所。妓女阿菊，乃私门女子，暗中招待，合住吉亭。每当阿菊赴刘、孙之幽会，其间所议何事？警察署事后对阿菊审问。阿菊申诉：刘欲孙在日本将梁启超刺杀立功，刘则保举推荐孙，招抚孙手下人马，保证孙氏必得大权，然后创成大事。又据云：孙有党徒数十万人，刘学询答应给饷二十万两，作起事之资，以成大事，不知今竟如何云云。[13]
“密使近状”将孙刘会谈情形，和盘托出，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如果说上引松村之报告，来自《字林沪报》，有些内容出诸新闻记者之手，不甚可靠的话，还有其他史料可以证明，孙中山在东京与刘学询的确进行过多次密谈。
首先，日方陪同刘学询、庆宽一起由上海赴日的宗方小太郎，在日记中记载了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九日（1889年7月16日）刘学询、庆宽一行抵达东京，下榻日比谷帝国大酒店，孙中山即来访。宗方小太郎在当日日记中写道：
“16日，访问住在帝国旅馆的刘学询、庆宽等，协议各事，12时归。午后，孙文来访。18日，访西乡内相，见中国公使李盛铎，畅谈至午后。孙文来访。”[14]
宗方小太郎的日记写得有点含糊不清，孙中山是否见到刘学询，日记未交待清楚。
十天之后，如宗方小太郎之日记又记载：
“27日，访刘学询，一道拜会西乡内相。同夜，又伴孙文与刘密谈，至夜一点归。”
宗方在此处称“又伴孙文与刘密谈”。可见，在7月27日之前，孙、刘已经密谈过。
其次，不但宗方有记载，孙中山自己也留下了此后他与刘学询交往的文字记录。可以确定除以上两次外，孙、刘二人还于七月二十三日（8月28日）、七月二十五日（8月30日）又有两次相见。孙中山还将刘学询介绍给犬养毅、大隈重信等日本政坛要人。孙氏之函曰：
木堂先生足下，今晚与刘学询会谈。彼欲於后日（三十日）朝八时来拜会先生，并欲顺候大隈伯，托弟先为转达先生，祈先达大隈伯可也。弟明朝有事，复回横滨，晚当再来京投宿先生家，次早一同会谈也。[15]
关于孙、刘双方会谈情形，据《国父年谱》记载，包括以下内容：密谈中，刘问：“现在中国与日本联盟，君之革命宗旨究如何？”先生答曰：“我之革命宗旨，始终在兴起中国。”刘表示：“若政治革命，可以协力，种族革命，恐其事甚难。”[16]
以上会见仅仅是见诸宗方小太郎日记与孙中山先生之信件的记载，而孙、刘实际会面次数，可能比这四次还要多。刘学询日本之行，仅仅两个月，与孙中山的交往却如此频繁，可见他们所商讨之事是相当广泛的。《国父年谱》成书甚晚，所述内容，过于简单，有为尊者讳之嫌疑。笔者以为，刘学询到日本的目的就是捕杀康有为、梁启超；而孙中山则一心一意要为推翻清朝而筹款。此乃孙、刘二人密谈无法回避的内容。刘学询作为朝廷派往日本的密使，居然还敢与朝廷要捉拿的头号要犯秘密往还。刘氏之所为，引起了同行之庆宽的不满。[17]
孙、刘二人在戊戌政变后之密切交往，在冯自由笔下，完全被省略了。但是，孙中山与刘学询在东京所谈事项并未了结。次年庚子义和团运动爆发，北京一片混乱，朝局动荡。孙中山曾有计划策动广东独立。冯自由才开始记载二人关系：
冯氏《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八章，庚子李鸿章之独立运动中，对庚子孙中山策动李鸿章实行“广东独立”的始末，记载如下：
庚子某月，中山在日本得刘学询书，谓粤督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中山在乙未广州一役，早与刘发生关系，时方经营惠州义师，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然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遂偕杨衢云、日人宫崎、平山等人乘法轮烟狄斯赴香港。抵港之日，粤吏已派安澜兵轮来迎，邀中山及杨衢云二人过船开会，中山得香港同志报告，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阱捕孙杨之计划，故不欲冒险赴粤，仅派宫崎乘兵轮晋省，代表接洽一切，而己则转乘法邮船赴法属西贡。宫崎至广州，寓刘学询宅，与刘密谈一夜，刘述李督意，谓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嘱宫崎向中山转达。宫崎以时机未至，遂返香港。[18]
同一件事在《革命逸史》则称：
至庚子夏，总理在日本忽接刘自粤来书，谓粤督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时总理方经营惠州军事，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然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遂偕杨衢云日人平山周宫崎滔天等乘法轮烟狄斯赴香港，抵港之日为西历一九○○年六月六日。先是何启、陈少白已由香港总督卜力斡旋，劝李鸿章乘机宣告独立。李幕府中有刘学询、曾广铨二人亦极力从旁怂恿，闻总理等将由日本至港，遂预派安澜兵轮来迎，邀总理、衢云二人过船开会，总理得香港同志报告，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阱诱捕孙、杨之计划，更有谓刘实为之主谋者，故不欲冒险入粤，仅派宫崎随刘乘兵轮晋省，代表接洽一切，而己则乘原船赴法属西贡。宫崎至广州，寓刘宅密谈一夜，刘述李督意，谓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嘱宫崎向总理转达，宫崎遂失意返港。未几，联军攻陷北京，清廷电召李督北上议和，特派招商局轮船安平至粤延接。李督遽受清廷恩遇，遂决计北上。舟过港时，港督重申前议，李坚不允。刘、曾二人时亦随行，陈少白尝登安平轮访之，刘谓傅相意志坚决，无法劝阻，事遂绝望。及惠州革命军起，总理时在台湾，闻刘独留上海，未随李督赴津，遂使平山周持密函至沪访刘求助巨款，并约与合作。[19]
上引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与《革命逸史》中的文字大同小异，但是，都有一个毛病，即缺少了光绪二十五年刘学询与庆宽前往日本，实行联倭杀康之策，其间与孙中山有不少接触，谈了不少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与次年庚子义和团运动中，孙中山策动两广独立有直接关系。这些重要内容，则统统被冯自由省略了。
对于冯氏上述记载，如果仔细斟酌，会发现有很多漏洞，难以自圆其说，而且使人疑窦丛生。中山大学教授邱捷即怀疑“总理在日本忽接刘自粤来书”一事的真实性。[20]当时，孙中山是在海外流亡的国事要犯，而李鸿章却是堂堂大学士、两广总督，怎能说李鸿章想要广东独立，主动与孙中山联络？孙中山反倒认为“不妨试一试”？这在逻辑上是无法讲通的。
事实是，刘学询可能有信，内容也是有关与孙中山在日本讨论过的筹款的问题，此事与己亥年在东京之密谈有承上启下的关系。冯自由省略了己亥年孙中山在东京与刘学询多次密谈以及所谈内容，因此出现了这样明显的无法衔接的差错。
冯氏在《刘学询与革命党关系》一文中，还附录了孙中山先生致刘学询信函一通。文曰：
耦耕主人足下：
今特遣深信人周君平山来见足下，面托足下主持内局，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其余内政一人，外政一人，财政一人，此三人由足下择人当之。弟意以杨君文优当财政，李君伯优当外政（未知此人与公同气否），盛宣君足当内政，兵政一人弟自当之，先行攻取土地，然后请公等来会也。外局则宜先发代理使职人于外国，此等人弟自能择之，如何容皆可各当一面也。今日事机已发，祸福之间不容发，万无可犹豫，且清廷和战之术俱穷，四百州之地，四百兆之人，有坐待瓜分之势，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以毅然命众发之。今欲计出万全，转祸为福，第一要著为厚雄资财，速办外局之事，欲保全苍生，瓦存羊石，则欲速雇舟直渡内地，以慰众心，而一众志，否则玉石俱焚，生灵涂炭，列强瓜剖，华夏陆沈，弟固蒙不仁之名，足下亦恐难逃奇祸，故求足下及杨、李同志等，即速代筹资百万交周君汇带弟处，以便即行设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华也。勿以斯言为河汉，幸甚幸甚。[21]
孙中山先生此函包含了许多内容。他为什么会平白无故地尊奉赌棍刘学询为“主政一人，或称总统”？其中大有文章。而冯氏著作对于其中奥秘，则全部省略。其实，在日文史料中，还有许多相关记载，围绕刘学询在日本与孙中山密谈杀康与筹款的主题，与日本档案所述相辅相成。冯自由称“总理以其思想陈腐，势难合作，遂渐疏远之”的记载，完全不符合实际，堪称为为尊者讳的一个典型事例。
三 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与人物记载失误
冯自由的辛亥革命史著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记载失真，并且长期被人们接受。一个突出的事例，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东京发生的中国留学生反对日本政府颁布的取缔规则运动中陈天华的表现。当时，同盟会成立未久，对这场斗争采取何种策略，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激进派主张全体同学罢学回国；而稳健派则认为归国是“出奴入奴”，主张忍辱负重，留在日本，继续求学。两派斗争激烈，互不相让。陈天华的政治主张究竟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蹈海？
冯氏《猛回头作者陈天华》一文称：
民报出版未一月，值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所求，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留学界异常愤激。同盟会对于此事亦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归国，另在上海办学，以洗日人取缔之耻辱。天华与易本羲、秋瑾、田桐等主之。一派主张求学，宜忍辱负重，胡汉民、朱执信、汪精卫等主之。两派互相驳论，争之至烈。秋瑾、易本羲等以是归国。天华愤不能平，乃作绝命书累万言，竟于十一月十二日投大森海湾自杀。孙总理时在南洋，闻之哀悼不已。[22]
冯自由将陈天华作为“主张归国”派代表人物的记载，与日档记载全然相抵触。日档对于这场运动中，主张罢课的激进派学生名单有十分准确的记录：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1905年12月12日）反对取缔规则运动正方兴未艾，清政府要从严处理那些极力主张罢课、归国的滋事学生代表。日本档案中有驻日公使杨枢转达的《照录政府来电》称：
学子倡乱，太不自量，养痈终成巨患，尤足玷辱学界。希执事密商日廷，将纠合滋事暨携有凶器者查明捕禁，派警押解到津，接受查办，余均妥为拊循，照旧上课。希酌裁。枢部。铣。
该电报还附带了一份应惩处学生名单：
程家柽 安徽人 帝国大学农科大学，
田桐 湖北人 法政大学，
张继 直隶人 中央大学，
宋教仁 直隶人 法政大学，
韩汝庚 贵州人 路矿学堂，
胡瑛 湖南人 宏文书院，
王镇南 湖北人 明治大学，
张昉湖北人 同文书院，
冯树猷，龚国輝，曾运檄，龚国煌。[23]
当学生运动高潮完全过去后，清政府还是不忘追究在运动中“带头滋事”的留学生代表人物。杨枢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1906年3月15日）专门为此事致函日本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该函曰：
敬启者：
敝国留学生上年冬间借端罢学，业经本大臣查出尤为滋事之人，奏请惩处。现已钦奉谕旨，著照所请。钦此。相应将滋事各生姓名，另单开送，请烦转告文部大臣，约各学校查照单开各生，不准收容，所有本使馆前送该生等入学之绍介书，作为无效，并希见覆为荷。顺颂，时祉。 杨枢谨具。
附惩处名单：
韩汝庚 路矿学堂
胡瑛 弘文书院
吕复 早稻田大学
保衡 弘文书院
王克文 成城学校
向佐周 成城学校
朱剑 现已回国
凌盛仪 现已回国
龙凌骧 东斌学堂
田桐 法政大学
宋教仁 法政大学
冯世骧 现已回国
蓝永藩 现已回国
樊翀 现已回国
曾运檄 未经送学
冯树猷 未经送学
龚国辉 未经送学
龚国煌 未经送学
刘隶英 现已回国[24]
从这些档案中，可以看到：宋教仁、田桐、胡瑛、韩汝庚等8人，两次名单均被开列。他们无疑是这次学生运动中“借端罢学”的带头“滋事者”，也是清政府最希望从严惩处的留学生。冯自由所提名单只有田桐一人，是这场政治风浪中领头的学生领袖之一。至于易本羲、秋瑾，虽然在反对取缔规则斗争中选择了归国立场，后来在反清政府斗争中，建立了很多功劳，但是，此二人在东京那场风暴中，并不是极力倡导罢课归国的带头人。
笔者还注意到，近年来有关秋高捐赠的《秋瑾为抗议取缔规则决定归国致秋誉章的亲笔信》。秋瑾此信格外珍贵。其内容称：
“近日留学界全体同盟停课，力争规则之辱不取销则归国交涉”,“决议全体归国。”“妹亦定此月归国”。此信并述及家庭子弟辈学习问题和国内外时事。[25]
据此可知秋瑾当时所采取的归国立场。然而，它无法证明，秋瑾是这场斗争的领导或代表人物。
再有，据介绍，信封正面墨书“北京宣武门内西四牌楼北帅府胡同西头路北西城路工局内秋莱子样”，背面墨书“五月十七日廿七到”。由于此件藏浙江省博物馆，笔者无缘目睹原件，而相关网页上的原信图片不清晰，只是对所署日期表示怀疑。盖因此次事件高潮发生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1905年12月），由内容判断，秋瑾此信似乎不可能如文件所示于“五月十七日廿七到。”
总而言之，冯自由将带头归国罢课的代表人物以陈天华与易本羲、秋瑾取代了韩汝庚、胡瑛、宋教仁等的记述，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难以找到依据。冯自由的说法，显然是根据辛亥革命胜利后多年对这些革命家的印象，来推论他们三十年前在东京的学潮，故有此失真。
尤其是对陈天华在反对取缔规则运动中的立场，与日本档案的记载完全相反。冯氏对陈天华的内心世界，似乎缺乏真正的了解。
陈氏爱国情切，却很有个性，而且固执。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与宋教仁等立场不同。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陈天华提出依靠清政府救亡的主张。陈氏认为，在列强登堂入室，外患日深，革命并非一朝一夕即发生的情况下，他坚持“以救亡要求政府也”。[26]他不但散布印刷《要求救亡意见书》，而且，还四处奔走，主张亲赴北京向清政府请愿，立即颁布立宪，以救危亡。陈氏《要求救亡意见书》称：
各国民党之对于政府也，必先提出要求之条件，要求而不纳，然后有示威之举动，无不如此者。吾侪躐等以为之，则政府不知吾等意向所在，而国民亦不知吾等之宗旨为何，纵掷数人之头颅，亦不过等诸无意识之作为。而吾侪之主义，终难暴白于天下。惟先将主义标出，能可平和则平和，当激烈则激烈，一出于公，而不杂以一毫之私，使政府有所择取，使国民有所依，然于将来或不至全无影响。此吾侪今日之苦心也。政府之无可望，则久已知之矣。谓因此恐荒功课，骚动学界，则吾侪岂于今日而欲全数之辍学哉？亦先以意见书，公举数人送之政府，其余则仍可日夜并学，以待政府之任使。[27]
陈天华特别批评了那种“因此恐荒功课，骚动学界”的观点，认为只是“先以意见书，公举数人送之政府，其余则仍可日夜并学，以待政府之任使。”这同陈天华日后在留日学生反对文部省颁布取缔规则浪潮中，开始时表示沉默，继而反对归国等激烈手段，是一脉相承的。此事与梁启超之影响殊有关系。《宋教仁日记》1905年1月的日记有连续记载。其文曰：
二十七日 晴
巳初，彭希明、徐运奎来，谈最久。时陈星台将有北京之行，运奎谋与余极力反对其说，余允之。[28]
二十八日 阴
时陈星台发有要求救亡意见书于学界，其宗旨专依赖政府对外与对内之政策，而将北上陈于政府。余等皆反对其说，拟于明日开同乡会时，行干涉主义，议决。戌初，回。[29]
二十九日 阴
辰正，至湘西学会，是日为湘西学会开本月例会之期，时至者约五十人上下。先经谢伯勋演说开会理由，讫，余乃次演对于瓜分问题，大反对要求政府之说，而主张各省独立自治。座中有反对者，亦有赞成者，未决议而散。[30]
三十日 阴
辰正，往锦辉馆，赴湖南同乡会。时至者约二百人，皆决议不赞成要求政府之说，而主张全省独立自治，至午正始散。[31]
三十一日 阴
午正，黄庆午来，相商阻止陈星台北上之行。以星台前对余说，有曾谒梁卓如及屡次通信之事，遂以改变宗旨、受保皇党运动责之。庆午乃约明日至渠处开特别谈判，余允之。”[32]
宋教仁的这些日记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陈天华主张依靠政府救亡，而宋氏则大反对其说，主张各省独立自治；其二，在湘西学会的例会上，对于陈天华观点有反对者，亦有赞成者；其三，宋教仁主张用湖南同乡会行干涉主义，从而否决了陈天华的建议。从宋教仁日记中，看到的只是干涉主义的效果。陈天华并没有像是学界通常所说，在宋教仁帮助下，改变立场，放弃自己观点的记载。陈天华在1905年春的行动，与10个月后在反取缔规则运动中的表现，是互相联系的。日档记载表明：陈天华是不主张采用宋教仁等提倡的罢课、归国等激烈手段，来反对文部省颁布取缔规则的。
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他在蹈海之前，与抵制学潮的杨度站在一起，赞成其在学潮中反罢课、反归国的立场。
陈天华蹈海之前，将激励广大留学生“去绝非行”“坚忍奉公，力学爱国”的《绝命词》，挂号邮寄给杨度，并非宋教仁。日本档案记载显示：
陈天华蹈海事件，发生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1905年12月8日）。经过打捞检验后，日本警察署正式向外务省等部门呈递了有陈天华遗体的验尸报告。此报告透露了许多有关陈天华蹈海事件的重要信息。其文称：
本月8日午后11时，府下荏原郡大森町字滨端海岸，同町住人田中龟五郎发现有一具尸体漂浮，告知巡查派出所。所辖警察署即时派警部与医生赴现场。经调查确认，死者上身著黑罗纱洋服，脚著短靴，似系清国留学生。死者怀中揣有现金23钱5厘。经查，死者口袋中尚留有本月八日发的邮件挂号领取证。该证记载如下：
发信人，神田区西小川町一番地东新馆陈天华；收信人，神田区骏河台，清国留学生会馆杨度。
经医生检查诊断与检验死者之意见，死亡原因系自溺身亡。因为尸体暂时无人领回，警察署将陈天华遗体转送大森町役场。
经调查证明，死者系清国湖南省宝庆府新化县人留学生陈天华，年30岁。
而后，陈天华之同乡学友谢国藻等14名，前来大森町役场，出面领回陈氏遗体。[33]
上述警视厅的报告表明，日本警察是凭借挂号信件领取证，而确认死者身份的。值得注意的是，此通重要信件的收信人不是别人，而是杨度。
杨度，乃陈天华的湖南同乡，又是清国留学生会馆的总干事。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反对取缔规则的学潮中，杨度的立场是反对学生罢课、归国等过激行动，与当时驻日公使杨枢的立场如出一辙。陈天华在采取蹈海行动之前，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将自己的《绝命书》郑重其事地用挂号信寄给杨度。此事的确非同小可。它表明了陈天华对杨度这位清国留学生会馆总干事的信任。
一位视死如归的壮士，在临离开人世之前，不想家人父母，而是全神贯注当时的学生运动；他不是将《绝命书》以寻常邮件寄出，而是以用挂号寄出，难道不应该引起后人与历史研究者重视其中的含义吗？
但是，陈天华所寄挂号信杨度并未收到。因为杨度害怕激进的留学生伤害，而躲到远离东京的枥木县。枥木县警方发现杨度后，对其进行跟踪观测，并进行审讯。日本外交档案中存有枥木县知事的报告，该报告还附有一份杨度的亲笔书写的《杨度供词》，其原文如下：
仆实姓名杨度，清国留学生会馆干事。此次学生纷扰，欲将文部省规则全部取消，仆最为反对。诸学生恨仆反对，有持刀枪，有杀仆并杀杨公使者。杨公使与仆皆不能挽救。且同盟休校之事及全体归国之事，皆仆所反对。今避众人之凶恶，故暂避于此。[34]
杨度之供词说明，他最反对“同盟休校之事及全体归国之事。”陈天华蹈海之前，将《绝命词》寄给湖南同乡杨度，而不是革命党人宋教仁。对此事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陈氏和杨度一样，反对学生们在反对日本政府颁布取缔规则运动中的激烈举动中罢课与归国。而冯自由为了表彰陈天华的革命形象，将其和秋瑾一齐列为主张罢课、归国的代表人物，显然是对此事件的一种错误叙述。
陈天华蹈海行动的思想与所持立场，还可以从他去世前所留下来的《致留日学生总会诸干事书》（1905年12月7日）得到证实。陈天华谓：
干事诸君鉴：闻诸君有欲辞职者，不解所谓。事实已如此，诸君不力为维持，徒引身而退，不欲有留学界耶？如日俄交战，倘日本政府因国民之暴动，而即散机关，坐视国家之灭，可乎？否乎？今之问题何以异兹？愿诸君思之。[35]
日本警视厅报告云：清国留学生总会干事杨度、张继、范源廉、蹇念益等与清国公使商议，图谋同日方交涉，修改文部省所颁布之取缔章程第一、四、九、十条。自5日来，清国留学生总会干事被投不信任票。激进的学生极力要求改选留学生总会。[36]
警视厅报告还指出：1905年12月5日以来，“清国留学生总会干事被投不信任票”，陈天华于1905年12月7日，即撰写此文，明确反对杨度等欲“引身而退”，陈氏主张挽留杨度等干事，认为他们不当置身事外，其同情杨度之立场已跃然纸上。
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认识：一事当先，愈是激进，愈是受到赞扬。在清末那场反对取缔规则运动中，愈是要罢课，要全体归国，愈是受到称赞、讴歌；而那些主张理性思考的，则往往会被历史遗忘，甚至被数落。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要唤醒人们对昔日革命壮士的怀念，因此，他的笔下就出现了似乎不是原来模样的陈天华。
四 冯自由甚至对自己参加过的历史事件记忆不清
大约是年龄关系，冯自由撰写辛亥革命史著作时记忆力已经有些问题。譬如，支那亡国纪念会是革命党人组织的规模较大的反清政府活动，由章太炎、秦力山与冯自由等人参与发起。此事对后来的革命运动发展影响深远。冯自由在记述支那亡国纪念会之缘起时曾指出：
时湘人周宏业（号伯勋）、王思诚、浙人王家驹（号伟人）及余同寓东京牛込区早稻田大学附近榎木町。菱溪、犹龙（号桃痴，后易姓名曰左仲远）莅东后，与周王等有同乡关系，亦移居榎木町周寓。力山与王宠惠同居。太炎则居某旅馆为广智书局修订译文。众以周寓为谈话机关，每日恒在此讨论革命排满之宣传方法。壬寅（一九0二年）三月初旬，太炎提议谓欲鼓吹种族革命，非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不可。今距是年三月十九日明崇祯帝殉国忌日未远，应于是日举行大规模之纪念会，使留学界有所观感云云。众赞成之，即推太炎任起草宣言书，并定名曰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37]
据此可知，此次纪念会发起者中，多为在早稻田大学附近居住的留日学生。冯自由是此次运动的发起者。作为当事人，冯自由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等书中，对亡国纪念会均有记述。后来在《革命逸史》中，冯自由又专门写了一篇《章太炎事略》，记载得更加详细。
我们在日本外交档案中，找到了一份与此事相关的专题档案，名曰：《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启》[38]。
如果将冯自由关于亡国纪念会的记述与日档对照校勘，发现冯自由记述，有不少失误处。
首先，关于亡国纪念会十名发起人中的差错。
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中，曾记述发起人称：“纪念会之发起，壬寅清光绪二十八年三月，章太炎等为鼓吹种族革命，振起历史观念起见，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于东京。署名发起者，有章炳麟、秦鼎彝、冯自由、朱菱溪、马同、周宏业、王家驹、陈桃痴、李群等十人。由章氏手撰宣言书。”[39]
可是，冯氏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仅罗列了九位发起人的姓名。后来在《革命逸史》中，冯氏在原来基础上有了调整，增加了一个王思诚的名字。
但是，据日本外交史料馆所保存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启》原文记载，支那亡国纪念会之发起人为，“支那遗民：章炳麟、秦鼎彝、周逵、唐蟒、马同、冯懋龙、王熊、冯斯栾、李群、朱愣。[40]”
将冯氏记载与日档比较，可以看出其明显区别如下：
首先，发起人顺序，冯氏的记述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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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名字，由原来排列的第六名，提前到第三名，似有突出个人作用之嫌。
其次，冯氏记述的十名发起人，与日档中的人名殊不相符。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专门增加的发起人王思诚，不见于日档。冯氏多次强调的陈犹龙（桃痴）亦不见于日档。
现在看来，日档中的“王熊”，很可能是个化名，可能是由书中所提及的发起人王家驹或王思诚中间的一个人。
再者，日档中所记载的唐蟒与冯斯栾二人，则不见于冯氏所开列的发起人，此事最为费解，盖此二人很有特色。
先说唐蟒。唐蟒1887-1954，字圭良，湖南浏阳人。唐才常之子，时在日本留学，后来加入同盟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归国，参加了辛亥革命。历任岳州镇守使、湖南都督府参谋长、湘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谋长等职。据时人记载：唐才常在鄂起兵反清失败，叶德辉竟至编述《觉迷要录》，以为“康梁逆案之定谳”。辛亥湖南独立，唐才常之子唐蟒任湖南都督府军政部长，怀疑其父之被害，与叶德辉有关，故将叶逮捕，旋即获释。在亡国纪念会宣言书上署名时，唐蟒年方十四、五岁。
唐氏在日档中排名第四，相当靠前，说明这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惧怕签名带来的杀身之祸，也是参预发起者中的唯一少年英雄。冯氏似乎不应该忘记这位少年发起人的名字。
另外一个是冯斯栾。冯斯栾是发起人中与与冯自由关系最为密切者。据冯自由之《中兴时期之革命同志》记载，斯栾号自强，广东鹤山人。“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生，与郑贯一及冯自由同创开智录。辛丑春以报载清廷割广东于法国之说，遂约李自重、王宠惠、冯自由等发起广东独立协会。后数年，毕业法律回国，易名贡世。”[41]
由上述可知，冯斯栾与冯自由同姓，且同为粤人，一起创办过《开智录》，组织过“广东独立协会”等重要活动，而冯自由却忘记了冯斯栾也是亡国纪念会的发起人之一。此事亦颇费解。
在亡国纪念会发起人名单当中，出现何人名字，是与回忆者本人的记忆力、认识与情感紧密相关的问题，比较复杂。笔者不敢妄加评论，只是觉得应该揭示真迹，以说明冯自由之记述，与日档不符。
再次，冯氏所记亡国纪念会召开之日期亦有误。冯氏记为农历三月十九日（4月26日），而日档中是三月二十日（4月27日），二者相差一天。冯氏所记亡国纪念会之发起宣言书本身，亦与日档中所存原件文字有异。尤为重要的是，冯氏刊落了会约五条，其中包括有“本会每岁开设二次，会期临时择定，要以阳历四月、九月为限”，“本会暂设东京牛込区天神町六十五番地，此次开会于上野精养轩”等重要内容。
最后，东京留日学生亡国纪念会，由于日本警方禁止，未能如愿举行，个中原因，据冯自由记载称：
会期原定三月十九日，讵清公使蔡钧据使馆学生报告，知留学界有此举动，极形恐慌，乃持此会宣言书亲访日本外务省请求禁止开会，以全清日二国友谊。日政府竟徇其请，特令警视总监解散此会。[42]
然而，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禁止亡国纪念会起主要作用者，是日本参谋本部的谍报人员福岛安正。福岛禁止此会，另有其个人企图。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电报档称：
收南洋大臣致外务部电。
准日本少将福岛来电，顷有贵国不良之徒，在东设会，抬出亡国纪念会之名，诱惑留学生，即由当局者已行严办矣。成城学校学生内有一名稍可疑者，现已饬令退学。其余学生则有事类儿戏，几未预闻者，请放心云。当复以：电悉。彼国之徒设会诱惑，承贵国当局严办，并于游学诸生详加防护，感荷关顾，实非浅鲜（显）。谨复申谢云。谨闻。坤。江。[43]
日档中亦存有福岛安正致外务省要员信函一通。其文曰：
拜启者，四月廿七日，不稳的清国学生十数名，发起在上野精养轩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频频诱导该国留学生参加，闻讯之下，觉得形势颇为不妙。谨以奉闻，请斟酌考虑。又，此辈学生中的重要人物，多在（东京）牛込区天神町附近居住。此敬具。山座贤台。 安正拜。四月廿三日。[44]
上文中的山座，是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日档所存福岛信函内容，与中文档案记载吻合，可知警视厅采取禁止开会之举动，正是由福岛安正强烈要求所致。外务省根据福岛之要求，并非蔡钧之交涉，方才动用警察，严厉禁止亡国纪念会之召开。[45]
福岛作为日本参谋本部谍报人员，一方面写信给外务省官员，另一方面又专门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毫无疑问，他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是为了取得刘坤一的信任，才极力主张阻止支那亡国纪念会召开。
支那亡国纪念会是冯自由参与发起并积极参加的革命活动，而所记与档案的差异尚如此之大，至于冯氏未曾参加的历史事件，记述是否准确，是更值得探讨的问题。冯自由无缘接触第一手档案，仅靠回忆和手头现有的资料写作，难怪出现此类差错。此事如作为“逸闻轶事”本不必苛求，然而事过百年，对如此重要的事件，总以还原其本来历史面貌为佳。
五、冯自由有关辛亥革命历史记载不确的原因
冯自由作为同盟会之元老，长期跟随孙中山先生，对辛亥革命成功贡献至伟。中华民国成立后，又担任临时政府稽勋局之局长，搜集革命先烈史料，尔后又用较长时间分门别类地整理出版了多种辛亥革命史著作。冯氏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贡献丰厚，堪称是辛亥革命史的开山之作，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研究的日渐深入，冯自由关于辛亥革命的著作亦被发现有许多不足之处，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档案，利用不够充分。
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起义开始，直到武昌起义成功，革命党人浴血奋战，长达十六年之久，走过了漫长曲折的道路。这些斗争，有的发生在国外，大部分则在国内进行。因此，在清政府和外国政府相关各类档案中，有不少关于辛亥革命史的记载。冯自由撰写此类著作时，由于条件所限，对于清廷及日本等外国政府所存之档案，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因此，冯氏所记事件与人物，每逢遇到档案中有相关之记载，则可以对应找出冯氏记载之不确与遗漏。
其二、冯自由在撰写有关辛亥革命史著作时，对重要历史人物的日记、信札、笔记等原始史料，搜集不够全面。即使是担任稽勋局局长期间，也未能广泛搜集当时社会上所存有关辛亥革命之史料。
其三、革命党人长期处于奔波流离状态，没有条件书写、积累、保存那些记载革命党人所经历事件的档案资料。因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所进行的许多重要活动，或经历的重大事件，冯氏只能依靠当事人的回忆及口述史料来勾画当时的历史场景，而这种回忆及口述史料虽然弥足珍贵，但是却很难做到准确无误。
总之，冯自由的辛亥革命史著作，可以说是为后来学人搭好了一个框架，描绘了一个轮廓。辛亥革命史研究要真正深入下去，还必须靠当代学者花大功夫，用大气力，做一番原始史料的深入发掘与爬梳考证的工作，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笔者认为，与中国近代史其他领域相比，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发掘史料，澄清史实的工作，显得更加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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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傅国涌：《由国民党失意元老转为历史学家的冯自由》，《炎黄春秋》2002年第2期.。
[2]张继才：《“革命通”冯自由其人其书》，《北京日报》，2011年08月29日。
[3] 冯自由：《中华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扉页图片。
[4] 罗家伦等编：《国父年谱》增订本，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版，1985年版，第484页。
[5]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页。
[6]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章太炎序，良友印刷公司，1928年版，第1页。
[7]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自序，第6页。
[8]冯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
[9] 冯自由：《刘学询与革命党的关系》，《革命逸史》，中华书局版，下同，初集，第77页。
[10] 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1988年版，第224页。
[11] 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99-100页。
[12]孔祥吉 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123-209页。
[13]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刘学询庆宽来朝之件。
[14]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东京原书房，1973年版，第383－384页。
[15]罗家伦：《国父年谱》增订本，上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版，第126页。
[16]罗家伦：《国父年谱》增订本，上册，第126页。
[17]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明治32年9月6日《清国派遣密使在留续报》称：二密使自从日比谷帝国大酒店移往公使馆之後，时时发生矛盾，常闹纠纷。庆宽对刘学询不满。……刘学询屡次私会孙逸仙，谈事甚密。孙逸仙即革命党人孙中山。庆宽有所不悦。
[18]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中国历史故事讲

上编，第59页。
[19]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7-78页。
[20] 邱捷：《孙中山与李鸿章秘密交涉真相》，南方都市报 2011年5月6日。
[21]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7-78页。
[22]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20-121页。
[23]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
[24]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杨枢公函第206号。
[25] 秋瑾此函收藏单位： 浙江省博物館。
[26]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档案编号：3-10-5-3-7。
[27]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档案编号：3-10-5-3-7。
[28]湖南省社科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第31页。
[29]湖南省社科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第31页。
[30]湖南省社科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第32页。
[31]湖南省社科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第32页。
[32]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1980年版，第33页。
[33]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警视厅12月13日报告。
[34]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杨度供词原件。
[35]刘晴波 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232页。
[36]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警视厅415号报告。
[37]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57页。
[38]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第3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启。
[39]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良友印刷公司，1928年版，第114页。
[40]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第3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启。
[41]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1册，第171页。
[42]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59页。
[4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电报档》，综合类收电档。
[44]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第3册，福岛安正《致山座贤台函》。
[45]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从东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清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广东人民，2011年版，第324页。
（本文系作者为武汉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讨论会所写论文，已于《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刊布，此次发表对若干文字有润色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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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孙中山-辛亥革命史料抉择之困惑--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与《革命逸史》异议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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