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起因于“与和珅对立”说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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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起因于“与和珅对立”说辨析

擅于阐发“微言大义”的西汉今文经学，沉寂近两千年后，又在十八世纪的乾隆时期逐渐复兴，历经嘉道，发展到同光时，康有为等披着今文经学之外衣，吸收西方社会政治思想，昌言变法，掀起戊戌维新运动，成为清代一个重要学术思潮流派，甚至“掩脅晚清百余年来之风气”，直到今日仍是中外学界的研究课题，且在诸多问题上还存在不同意见。为此，特撰写《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起因于“与和珅对立”说辨析——兼论对海外中国学成果的吸收与借鉴》，藉“西学与清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机，求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 问题的提出
18世纪的清代学术，正当尊奉东汉古文经，以名物考据为特征的考据学派鼎盛之际，常州籍的经师庄存与首倡以阐发“微言大义”为特征的西汉今文经学。由于当时“学子者莫不由《说文》、《尔雅》而入，醰深于汉经师之言”，庄存与和当时之“讲论或枘凿不相入”，他本人也“未尝以经学自鸣”其著述在生前也没有刊刻，因未形成什么影响。然其下世多年之后，经过其族人、门生、后学庄述祖、庄绶甲、孔广森、刘逢禄、宋翔凤等人的阐发与张扬，特别是经阮元、龚自珍、魏源等名家，或为之遗书写序，或为之撰写神道碑铭，他们有感于时势变迁，依托故人阐发自己的思想，对之给予很高的推崇和赞誉，如说他“践履笃实，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文字之外，斯为昭代大儒”。[1]甚至说：“以学术自任，开天下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2]，而后庄存与其人其学才大显于世。钱穆先生言：“对庄存与愈后者推之愈崇，辨之愈畅，庄存之学犹显也”[3]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历史实际。后人对前人的评价，往往随世风之变化而抑扬改易，是历史上常有的现象。
由乾嘉考据学而为今文经学，是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为什么会有此转变？今文经学复学的原因何在？研治中国经学史及清代学术史的时哲与前贤都曾有过探讨。
钱穆先生一向推崇朱熹与宋学，对庄存与评价不高，他说：“庄氏之学，既不屑于考据，故不能为乾嘉之笃实；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寻求义理于文字之表，又徒牵缀古籍以为说”，“而考据既陷绝境，一时无大智承其弊而导之变，彷徨回惑之际，乃湊而偶泊焉。其始则公羊，转而为今文。”[4]按钱先生之见，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是由于考据学陷于绝境，庄存与才“湊而偶泊”。其实庄存与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戴震生于雍正元年（1723）二人大致同时，其他清代考据大师之生年，如江声（1721）、王鸣盛（1722）、钱大昕（1730）、段玉裁（1735），大都生于庄存与之后，庄存与生活的时代，正当考据学鼎盛之际，并非处于绝境之时。将常州今文经学之起因，归结为考据学陷入绝境而寻找新的出路，似不符合历史实情。
梁任公先生认为清代学术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乃以“复古为解放”，从清初顾炎武“复于六朝、唐，阎若璩攻古文尚书，绌王（肃）、申郑（玄）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如日中天。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翻腾一度，势则然矣。”[5]梁先生之论，道出了清代学术发展演变之趋势，并未说今文经学复学的直接原因。
还有诸多学界前辈与时俊，对今文经学复兴的原因也有讨论。他们鉴于清代今文经学的首倡者是庄存与，因多从庄存与的学术思想入手去分析。多数学者认为庄处于乾隆盛世，其复兴今文经学，主旨还在为乾隆帝之“大一统”作论证。虽然也有“衰世”的预言戒人，却不是主要出发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各家之见，兹不一一列举。
在众多分析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起因的论著中，美国著名汉学家、清代学术思想史专家本杰明·艾尔曼教授有与众不同的独到之见。他在其《经学、政治和宗教——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6]一书中，对今文经学在18世纪复兴的起因，作出深入具体分析，认为庄存与“与和珅之间的对立在18世纪80年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又说“庄存与晚年转向经学研究，完成一系列著作，开创了公羊学复兴的局面”。[7]还说：庄存与“在为官的后期，转向《公羊传》。假借经典的外衣，表达对和珅的不满”[8]，“在18世纪80年代（庄）转向公羊学的背后，隐藏着更深的问题”，就是“反对18世纪80年代的和珅”。[9]因此，只有把握“庄存与与和珅的斗争”，才能“使我们理解常州今文经学兴起的政治内涵”[10]。而“庄存与和阿桂一道反对和珅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11]。基于上述看法，艾尔曼不同意“近年来所认为的是庄存与的乾隆晚期‘大一统’的爱国心，因为乾隆晚期并不是一个这种空泛的古典口号的时代”[12]。
艾尔曼先生将今文经学复兴的起因，归之于庄存与同和珅的矛盾、对立和斗争，言之凿凿，观点十分鲜明。由于艾氏是国际知名的学者，在国际汉学界与中国内地都很有影响，其提出的庄存与“与和珅对立”说，常为中国内地青年学者吸收与引用。尽管笔者与艾尔曼先生是相交多年、友谊甚笃的挚友，对他的道德文章亦很钦敬，然而，对其此论，则难以苟同。从追求学术上的求真、求实出发，即便是好友之间，对学术上的不同见解，也可相互切磋探讨，这也是笔者提出问题的初衷。
二 从庄存与同和珅的生平经历看二者并未形成矛盾与斗争
庄存与同和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对立和斗争，这必须从他们的生平、经历、进退、际遇，乃至从当事人发生过什么事件入手，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从二者的生平看，庄存与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而和珅则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二人年龄相差三十余岁，再就经历言，庄存与在乾隆十年（1745）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尔时和珅尚未出生。至乾隆十七年（1752），庄存与又入值南书房并在上书房行走，乾隆二十年（1755）即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次年又充浙江乡试正考官，提督直隶学政。[13]此时和珅才五、六岁。和珅直到乾隆三十七年（1771）才被补擢黏竿处，任銮仪卫校卫，至乾隆四十年，被擢御前侍卫，值乾清门并兼任正蓝旗副都统，逐渐受到乾隆帝的宠信。而当时庄存与已是五十七岁高龄，任礼部侍郎达二十馀年，刚刚发迹的和珅，其地位并不比庄存与高，二者还各不相干。也就是在庄存与五十七岁、和珅二十六岁之前，二人绝不可能形成矛盾和对立。
正像艾尔曼先生所揭示的那样，常州庄氏是一个科举世家，其家族中以科举入仕者甚多

中国历史成语故事主要内容

。继庄存与中进士之后，其胞弟庄培因，也于乾隆十九年（1754）中进士，且为一甲一名而“大 魁天下”，遂入军机处办事，旋充日讲起居注，官翰林，授侍讲学士，任福建学政等。这样的任职和地位，如进一步发展，似存在与和珅发生矛盾的可能。但不幸的是庄培因英年早逝，他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仅三十七岁，因丁父忧，哀恸过度，悲病交加而亡。当时，和珅不过是十龄之少儿，二人之间绝不可能存在矛盾和对立。
和珅之飞黄腾达，始于乾隆四十一年（1779），这一年正月，他被擢户部侍郎，三月任军机大臣；十二月总管内务府三旗，赐紫禁城骑马。至乾隆四十二年又兼任步军统领。再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又被任命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御前大臣、领待卫内大臣、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理藩院尚书，可谓大权独揽，集众权于一身。然而，晚年的庄存与在仕途上也没有发生挫折与不快。其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又署礼部左待郎。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告成，还被乾隆帝任命为总阅官。乾隆五十年，又命其偕礼部尚书德保重辑《律吕正义》。同年，乾隆帝举行“千叟宴”，庄存与以六十七岁高龄应邀入席，“被赐以诗杖 ”，可谓“稽古之荣，于兄（存与）已至”[14]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乾隆以庄存与“年力就衰，难以供职”，令其“以原品休致”[15]乾隆五十三年（1788）“无疾卒于里第”。庄存与在世时，曾有种议论，说他“年未四十，即官礼部，后愈三十馀年，未尝一转他部，晋秩正卿”，是否意味着乾隆对其不够重用，但其族弟却认为“虞廷用人,或教稼,或明伦,或典礼乐,或为士终其身,各任一职,至有世其官者”,而庄存与性喜读书,“至老不衰”，其“证今考古，探赜索隐，卒为礼乐名臣”，亦可谓“知遇已隆，而其所得亦复既多矣！”[16]谈不到乾隆对其不重视，而是据其所长，从其所好，适得其所。而且庄存与晚年，以汉官而任礼乐大臣，更是一种特殊的礼遇。据史料载：“有清特设乐部，有神乐、昇平两署，典署各一人，署丞各二人，皆满缺，缙绅皆不载，仅载管理乐部之大臣，故事乐部係简亲郡王一人，及内务府总管一人或二人领之，亦满洲大臣之责也。惟乾隆间，十二世方耕公任礼部待郎，以通律吕，特简为乐部大臣”[17]，说明乾隆帝对其确为知遇。另庄存与既长期在南书房“供奉宸尝翰墨”，又入值南书房，授皇子读书，一人而兼值两斋，这是很少见的。正如史籍说：“康熙以来已然，然一人仅值一斋，偶有两斋互调者，亦不数见，惟方耕公在翰林时，始以侍读入值南书房，继又以内阁学士兼值上书房，一人兼两斋，乾嘉时蓋鲜”[18]。说明他深得乾隆帝信任，在其晚年直至逝世前并未受到排挤，所谓其“晚年政治上失势“，似无所据。
如前所述，庄存与在乾隆五十一年即休致，五十三年就逝世，而和珅之结党营私，排斥异见，贪赃枉法，处于权势薰天之地位，恰恰是在乾隆朝的最后十年及乾隆作为太上皇的四年。他在乾隆五十一年被授为文华殿大学士；乾隆五十三年为嘉奖镇压林爽文起义“功臣”，被晋封为“三等忠襄伯”；乾隆五十四年其子丰绅殷德与和孝公主举行正式婚礼，他成了名副其实的皇亲国戚；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举行八十大寿，又奉命全权操办庆典，乘机既满足乾隆的欢心；又明目张胆地大肆贪污纳贿，中饱私囊；乾隆五十八年，他又受命兼管太医院和御膳房事务；至嘉庆二年（1797），除原任吏部尚书外，还兼任刑部尚书，并仍管户部，且负责军需报销。同年大学士阿桂病逝，又由他任首席军机大臣。[19]此时，他才真可谓居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而且，由于老皇帝乾隆年迈昏愦，凡事仅听信和珅一人。嘉庆帝虽名曰登基，却不能亲政，所有朝廷大事，仍由老皇帝决定，实则由和珅操纵，嘉庆为韬光养晦，也任凭和珅为所欲为，实则乃欲擒先纵，致使朝中所有军、政、财、文大权皆由其一人操柄。其頣指气势，横行霸道，已至登峰造极。而这时庄存与却早已下世十多年。当时，朝中的文武大臣，虽对和珅的横行无法，愤概万端，却无能为力，凡检举弹劾者，必遭陷害打击。如监察御史曹锡宝曾于乾隆五十一年，上奏和珅之管家刘全“持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其名曰揭发刘全，实则弹劾和珅。然由于和珅在乾隆身边耍弄阴谋，乾隆帝对之百般袒护包庇，指责曹锡宝“竟无指实”、“动机不纯”乃“受人唆使”，而终被“革职留任”[20]。作为秉公执法，敢于抗辞执奏的曹锡宝竟得如此遭遇。这也是专制政体使然。曾为乾隆、嘉庆两朝大学士的朱珪为曹锡宝写的墓志铭中说：“和珅当路已十馀年，中外竟一人敢投鼠者，闻公（指曹锡宝）此举，皆咋舌，噤不能吐气。一二有心人，仰屋窃叹而已，亦未敢言公贤”。[21]再如监察御史谢振定，于嘉庆元年（1796）巡视东城时，见和珅之“宠奴常乘珅车以出”，凭藉和珅权势，使“人避之莫敢当”。谢御史为此大怒，“命卒曳奴下笞之，遂焚烧其车”[22]。谢振定虽为此博得“直声振天下”、“真好御史”的美誉，却也为此而“坐罢官”[23]。这些都是当时情势之真实写照，说明全朝上下，对和珅已噤若寒蝉，何敢公开反对，即使有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者，则必遭报复和打击。至于王念孙等弹劾和珅，则在其事发之后。难怪嘉庆四年和珅事发后，嘉庆在一道上谕中说：“和珅情罪重大，实有难以刻贷者。设数年以来，廷臣中有能及早参奏必蒙圣断，立置重典，而竟无一人奏及者。内外诸臣自以皇考圣寿日高，不敢烦劳圣心，实则畏惧和珅，箝口结舌”，因对和珅之罪，“举朝竟无一人敢于弹劾者”[24]。嘉庆的上谕显然有意为其父纵容、宠信、包庇和珅开脱；却也反映了全朝一向既慑于乾隆之严威，恐投鼠忌器，又惧和珅为免遭陷害以致无人敢于挺身与之斗争。
从嘉庆上谕及朱珪所写曹锡宝墓志铭以及谢振定之遭遇中透露的信息，亦可以反证乾隆朝和珅当权时，不可能存在艾尔曼先生书中所说的当时的首席军机大臣阿桂曾组织“反和珅的联盟”，与朱珪、庄存与及洪亮吉等 “一道反对和珅”。艾尔曼提出庄存与与和珅对立，并与阿桂等一道反对和珅之说的主要论据是：宋翔凤所写《庄先生述祖行状》中的两段话，其一 说，庄述祖于乾隆庚子年（1780）成进士时，“相国阿桂公以先生故人子，欲罗致之，避嫌不往谒。时和相用事，阿公门下士稍稍去，亦是疑先生，殿试卷已进呈，后卒置十卷。后引见，归班诠选，先生归，奉母以居。”[25]艾尔曼解释此则材料说：“庄述祖的成绩名列前茅，肯定可以出任翰林院官员。和珅惟恐庄述祖进入翰林院后扩大阿桂在朝中影响，因打乱试卷次序，庄述祖的试卷被排到较低等级，失去任翰林院官员的资格”[26]。然而，这些论述似多出于分析推测。从原有材料看，阿桂看到庄述祖的试卷后，知悉是已故同事庄培因之子，本想罗致，但庄述祖考虑到复杂的人事关系，根本没有去拜谒阿桂，却依然引起和珅的怀疑，将庄述祖的试卷排到后面。我们从中仅看到阿桂念故，对庄述祖有所偏爱，想引到翰林院任职，却难由此得出庄存与与阿桂结有联盟共同反对和珅的结论。艾尔曼所引同一《行状》中的另一段话：“甲寅岁（按：乃乾隆五十九（1794）大计以卓异荐，引见。奉旨交军机处记名，同时记名者，必候和珅门叩头轿前，独先生（指庄述祖）与云南屠君神不往……先生记名谶为和珅所撤。”[27]这则材料说明庄述祖有独立人格，不愿随波逐流而攀附权贵和珅，却不能直接得出因庄存与同和珅有矛盾，述祖才不愿跪见和珅。何况，此时庄存与已死去多年。退一步说，倘若其它史籍记有庄存与同和珅之间存在矛盾的事件，这两则轶事尚可作为旁证，但遍查清宫档案及和珅的同党和其反对者有关事件所涉的名单中，也都没有和珅与庄存与存在矛盾时记述。仅以这两则材料说明和珅与庄氏及其家族有矛盾，难免缺乏应有的说服力。
艾尔曼先生与其他有关论者，还引用魏源的话说：“君（指庄存与）在乾隆末，与大学士和珅同朝，郁郁不合，故于《诗》、《易》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往往发愤慷慨，流连大息，读其出可以悲其志云”。[28]用此证明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同和珅有关，艾氏据此分析“庄存与晚年政治上实失势”，故“借经学研究，抒发其内心的愤懑”[29]。然而魏源这篇书序写于1828年，距庄存与下世已近半个世纪，其对庄存与的心理多出于揣测。何况此说与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如前所论庄存与晚年在政治上并没有突然失势之事。魏源这里所说，不过是以自身经历抒发对现实的感慨，用以讽谕当世罢了。
据有关史料看，庄存与不仅与和珅难以形成矛盾和斗争，且与清廷皇室相处也还算融洽。他长期在南书房行走，乾隆对他“钦爱有挚”；他又在上书房行走，乃皇子成亲王的师傅。成亲王对他十分尊敬，且很有感情。他曾写诗云：“幼童稍识义，实赖与君居。餍饫游余志，深沉授古书。”[30] 抒发对师傅给予启蒙教育的怀念之情。当乾隆三十九年（1774）庄存于出任河南学政时，成亲王还写有《送庄方耕师傅提督河南全省学政序》，文中说“先生教诲余数年，至意周尽，不可一二记忆”，接着回忆了庄存于给他讲述过的经书，其中也提到“教以春秋”。成亲王深有感情地说，“而先生今去矣，志虑闲暇，谓岁月无可惜”，还劝勉其师如何在学政任上为国家选拔培养人才，“督学之使，不可易也，将以养士成风，理正文学，夫学即以教人以厚也，而或示人以巧，甚非国家之意”。[31]字里行间反映了师生间的深厚感情和思想上的一致。经学家臧庸曾说庄存与“在上书房行走，卯入申出，寒暑无间，皇子时亲讲说，爱敬日深”[32]。这些都说明，庄存于早出晚归，忠于上书房职守，是一个很称职的宫廷教师，和当时的最高统治层也不存在矛盾，也没有发生政治上失势的事情。
三、庄存与之研治经学贯穿一生，亦绝非晚年才转治《公羊春秋》
庄存与之讲经、治经特别是研究《公羊春秋》是何起因，目的何在？既然艾尔曼先生认为是起因于其同和珅的对立，而庄存与同和珅又年龄悬殊，如有对立只能是在庄之晚年方有可能。因此艾尔曼再三强调庄存与“在为官后期转向《公羊传》，表达对和珅擅权的不满”，“老人晚年政治上失意后转向今文经学，寻找一种战胜现实腐败的武器”。[33]问题的关键是庄存与是否到了晚年才转治《公羊春秋》？然而，答案是否定的。
生于科举世家的庄存与，其五、六岁时，就入塾读《四书》、《五经》，“幼入塾，即以古人自期，笃志深邃，穷极入微”[34]。早在其中举之前，就对《春秋》有浓厚兴趣。他在乾隆九年（1744）中乡试，次年“大考翰詹”，试题就是《拟董仲舒天人策三篇》，由于“其素精董氏《春秋》，且于原文‘册曰’以下四条，一字不遗”，使“上大嘉叹，即擢侍讲”[35]。如非应举之前，就留心研究董仲舒之《公羊》春秋学，便不可能如此得心应手。另如乾隆四十年（1775），其侄孙庄大久撰写了《周官指掌》，庄存与看到该书定稿后，大加嗟赏，还亲口对大久说，他“于诸经中，对《春秋》用功最挚”，还“尝语余曰，频年究心《春秋》，读二千余遍，精美日出”[36]。这更清楚说明，庄存与并不是到了晚年才转向治《春秋》的。
庄存与之钻研经学，可谓贯穿其一生。不仅从幼年就学习，特别是在其初入翰林院散馆时，因名列二等，“不甚当院意”，谕旨其“闭户读书，留心经学”。[37]于是，又留馆三年，决心认真刻苦地研读经书，结果“所进经义，宏深雅健，穿穴理窟”，甚受乾隆赞赏，认为其“学有根底，极好深湛之思，可备顾问，命入南书房行走”。不久，又“命在上书房行走”，教皇子、皇孙读书。[38]
庄存与在宫廷讲解经书的同时，也不断整理讲章和自己的经学著述，但生前都未刊刻。在其去世多年后，才由族人与后学在阮元支持下，刊成《味经斋遗书》，收入其多种经学著述，却都未注写作年月。但我们细心钩稽有关资料，仍可考定写作的大致年代。如乾隆二十四年，当其四十一岁时，其弟庄培因英年早逝，培因之子述祖由其抚养。后来，有人在所撰《庄先生述祖行状》中说，“学士公（指内阁学士庄培因）早没，先生甫十岁，居丧如成人。时伯父侍郎公于五经皆有论说……先生取法焉”[39]。当时，庄存与正在四十岁上下，已经对包括《春秋》在内的五经都有论说，也证明其绝非晚年才转治经学。再如阮元少年时的业师是李晴川，而李是庄存与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充会试副考官时所得之士。李晴川“常为元言，宗伯践履笃实，于五经皆能阐抉奥指，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40]。如无多年对经学的深入研究，不可能达到如此地步，又怎能说庄存与晚年才转治经学呢。
再如庄存与的同事朱珪，乃乾隆十三年（1748）的进士，曾入翰林院任编修、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也任过礼部侍郎，与庄存与大致同时，且是在翰林院及礼部的同事，虽去世较晚，对庄存与是应比较有直接的了解。其嘉庆六年为庄存与之《春秋正辞》所写序中说：“前辈少宗伯庄方耕先生，学贯六艺，才超九能，始入翰林，即以经学受主知，群经各有论著，斐然述作。”[41]其在序中又说：“公之孙隽甲，为余丙午（乾隆五十一年）典试江南所得士，偕其弟贲甲来京师，持公所纂《春秋正辞》一书，问序于余。”这也说明庄存与在入翰林时，就对经学有深湛研究，对群经已各有论著。其孙能在乾隆五十一年中试当时或在其后，持其所著《春秋正辞》，请朱珪为之作序，也说明在此之前已早有成书。并非在晚年才转治经学，如果不是前所揭示他青年时就有志于《公羊春秋》，也不可能猝然间就有《春秋正辞》等成书。
与前面所引各种资料相比较，能进一步说明庄存与所著经书写作年代的是，前文所说成亲王所写《送庄方耕师傅提督河南全省学政序》中透露的信息：“先生教诲余数年，……教以《周易》，谢未能也；教以《禹贡》，谢未能也；教以《春秋》，谢未能也；教以《周礼》、《仪礼》，谢未能也”；成亲王当时未能抓紧时间，对“以为时优远，可以次及耳”，而深感自悔。清华大学刘桂生教授，曾将成亲王这里列举的庄师所讲解的经书题目与后来出版的《味经斋遗书》的篇目相对照，发现两者基本一致，不妨列表如下：
所讲经书题目
《味经斋遗书》总目
《周易》
《易》一：《彖论》一卷；《彖象论》一卷；《系辞传论》二卷；《八卦观象解》二卷；《卦气论》一卷
《禹贡》
《书》二：《尚书既见》三卷；《尚书说》一卷
《诗》三：《毛诗说》四卷
《周礼》、《仪礼》
《周官》四：《周官说》五卷；《周官记》五卷
《春秋》
《春秋》五：《春秋正辞》十一卷；《春秋举例》一卷；《春秋要指》一卷
《乐》六：《乐论》二卷
《四书》七：《四书记》一卷
两相对照，二者多有相近相似之处。再联系魏源所写《武进庄方耕少宗伯遗书序》所云：“武进庄方耕少宗伯，乾隆中以经术传成亲王于上书房十有余载，讲幄宣敷，茹吐道谊，子孙辑录成书，为《八卦观象上下篇》、《尚书既见》、《毛诗说》、《春秋正辞》、《周官记》若干卷。”刘桂生教授据上述材料得出结论：“如此，则将《味经斋遗书》之基本内容视为存与教学之讲纲、讲义一类，于情于理，当不致过于背谬”[42]。笔者认为，刘先生的分析甚是合乎情理。在笔者看来，《味经斋遗书》所收庄存与各类经学著作，实际上就是在庄存与为成亲王讲授时所留讲义基础上，由庄存与之孙辈庄隽甲、刘逢禄、宋翔凤等再经整理而成。其在世时，之所以“密不示人”，一方面是与当时学坛上普遍讲论古文经的汉学“枘凿不入”；另方面则是他自感不够成熟，因而低调处理不“以经学自鸣”，著述也未刊刻。至嘉道之际，乾嘉考据学（亦即所谓汉学）逐渐衰败，今文经学逐渐盛行，庄存与之学经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等提倡。魏源甚至认为庄氏之学，才是真“汉学”，其学才大显于世。这是庄存与本人所始料不及的。
成亲王之《送庄方耕师傅提督河南全省学政序》，虽然未署写作年月，按常情必然写于庄存与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其五十六岁出任河南学政前后不久，依成亲王在序中所列庄师傅为之开讲的各类经书书目看，包括《春秋正辞》在内的各种经学著述，都已然有讲授提纲或讲义，而庄氏从中年起就在上书房行走，足证庄氏并不是为反对和珅，才转治《公羊春秋》，否则也不能解释既然是为了反对和珅，理应引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为什么又“密不示人”，生前始终不刊刻，直到其死后多年，才由其后人整理刊刻行世呢？
既然庄存与之治《春秋》之起因并不在于与和珅对立，那么其起因与主旨究竟何在呢？简而言之，是为乾隆帝之“大一统”思想作论证。从有关材料看，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就御纂《春秋直解》，其在该书的序中明确指出，编纂此书，“意在息诸说之分歧以翼传，融诸传之异同以尊经”，并命“在馆诸臣，条奏是经，具解以进”[43]。同年十二月，乾隆又谕：“今之于大权，扰法纪者安在？我朝圣圣相承，乾纲独断，政柄从无旁落”，接着又斥责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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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时之明珠、索额图、徐乾学；雍正时之李卫、田文镜；乾隆初之鄂尔泰、张廷玉等各持门户，结为朋党，有碍于政治上“纲乾独断”的“大一统”[44]的推行。庄存与从乾隆十七年起，即入值南书房，直至晚年长期在南书房、上书房行走。他对乾隆御纂《春秋直解》及屡颁“纲乾独断”的“大一统”谕旨，必然有清楚的了解与领会，何况乾隆又“命在诸馆臣，条奏是经，具解以进”。庄存与原本从青年时代就对《春秋》有兴趣，而今皇帝又御纂《春秋直解》，且命包括他在内的馆臣“条奏是经，具解以进”。他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解释《春秋》，撰写《春秋正辞》，且在上书房向成亲王讲授，岂不顺理成章吗？
据查《清实录》，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一月，乾隆又“命皇子及军机大臣订正《通鑑纲目续编》”，认为“《续编》内于辽、金、元多议论偏缪”，实际上是有不利于清朝统治的词语。因十分强调：“向命儒臣编纂《通鑑辑览》，其中书法体例，有关大一统者，均须朕亲加订正，颁行天下，为内中国而外夷狄”。[45]虽然，乾隆时汉族士大夫多数已放弃夷夏之防的思想，但乾隆为实行政治思想上的高度专制统治，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还大兴文字狱，禁毁各种有“违碍统治”的民族思想，贯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态度，而在儒家经典中，惟有《公羊春秋》富有“以文化而非血统之本位民族观”。庄存与因在吸收借鉴元末赵汸所著《春秋属辞》的基础上，而撰写了《春秋正辞》一书。遵照乾隆的意图，大力阐发“大一统，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国无二君，郊社宗庙，尊无二上”[46]的思想。他还进一步解释《春秋》中的“大一统”：“王正月‘曰’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也。”“愚臣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辟邪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47]庄存与在这里简直是在照本宣科的阐发乾隆一再强调的“大一统”、“纲乾独断”、“政柄从无旁落”的专制统治思想，只不过是以阐释儒家经典的形式罢了。至于自龚自珍、魏源以降，援引今文经学抨击时弊，倡言变革，则是庄存与之后的事。
由于本文主旨不在于论述庄存与的学术思想，因而就不进一步分析其《春秋正辞》的思想内容，不过，从上面简要指出的内容，庄存与《春秋正辞》写作的主旨所在。实际上有清一代，作为满族贵族的统治政权，就清统治者的心态而言，从清初到清末，始终都有消除夷夏之防，维护其“大一统”的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不过时而尖锐，时而淡化罢了。
四 余论：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成果既要勇于吸收，又要善于吸收
上文着重对艾尔曼先生提出的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起因于“与和珅对立”说进行了辨析，所论未必就一定能成立。只是就这一具体问题进行切磋与商榷。而对于艾尔曼先生的大著《经学政治和宗教——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的研究》整体而言，我仍然肯定其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如同著者在本书的《序论》中所说：“本书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清代经学形成过程中经学、宗族、帝国正统意识形态三者的互动关系，并由此说明思想史的研究与政治史、社会史研究一旦结合起来，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内容是何等的丰满”，所论甚是，不少研究清代学术史、思想史的著作，的确常常将思想史与社会史断裂为两截。而艾尔曼先生在本书中则运用了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二者连接起来，并以常州学派为经，常州庄、刘两家为纬，搜集了庄、刘两家族谱、家乘、文集等大量史料，以庄氏家族的主要代表人物庄存与为核心，分析其为何兴起今文经学，论述了继庄存与之后，庄述祖、宋翔凤、刘逢禄、庄大久、庄绶甲等人对今文经学的发展和演变，史料丰富，内容翔实，可谓一部研究常州今文学派的力作。尽管其提出的今文经学起因于对和珅的反对与斗争尚可商榷，但这并不妨碍本文书整体上的成功之处。据笔者与艾尔曼先生多年的相交与了解，他是一位治学勤奋、严谨笃实有成就的学者，除本书外，他的《从理学到朴学》也早就译为中文，在我们国内的清史学界有很好的作用和影响。他继多部论著后，近几年辛勤完成大著——《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科学在中国（1550－1900）》也将由国家清史编委会编译组组织翻译出版。应该说多年来艾尔曼先生在研究清代学术思想，与科举史、科技文化史，以及在促进中美文化交流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学术界同行理应从他的学术著作中吸收和借鉴有益的思想内容和研究方法。不仅是对于艾尔曼先生，对其他国际朋友有关中国学的研究成果也应为此。正如《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序所指出的：“（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封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特别是近年来，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成果甚多，无论是在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方面都有新的开拓与发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研究中国的历史，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敢于和善于吸收世界的优秀研究成果，以开阔视野，提高研究水平。伴随新时期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我们在引进、吸收、借鉴国外学术成果，已有长足进步，已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今后理应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从近年来学术界在吸收借鉴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实际情况看，我感到除积极引进吸收外，问题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既要勇于吸收，还有如何吸收和善于吸收的方面。中国毕竟是中国学赖以产生与发展的本土，既保存开展研究的大量的、丰富的原始史料，也有代代相传的研究成果的丰厚积累，包括清史、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便是如此，这是得天独厚的研究优势。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本身的历史课题时，应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条件，在吸收借鉴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同时，首先应占有保存在本土的大量原始资料，并消化、吸收、吃透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这样便能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否则，就有可能“食洋不化”，而事倍功半。
总之，应从大处着眼，吸收其科学的精华。倘确如此，那就必须下一番刻苦的功夫，悉心阅读，用心咀嚼，以融会消化引进的海外中国学著作。而不能生硬套用一些新方法，或简单摭取一些名词概念，并将这些名词概念运用到自己的表述之中，使文字表述失去中国化、民族化的特色，使人读来徒生困惑与难解。再有，对于海外中国学有关著作中的一些具体结论的吸收与引用，应该对照第一手、原始的史料，客观的分析和衡量，而不应不加分析，即予吸收。然而，目前在一些青年学者的论著或者是在一些博士学位论文中，在未认真分析的基础上，便吸收某些有待商榷的观点，作为自己论证问题的论据。显然，这无益于科学事业的正常发展。
本文仓促写成，定有不当，不妥之处，尚祈吾友艾尔曼先生及海内外学者不吝惠正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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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味经斋遗书》卷首。
[2] 龚自珍《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龚自珍全集》第141-143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3]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2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版。
[4] 同上，第525页。
[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6] 艾尔曼著，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1998年版。
[7] 艾尔曼著该书中译本第78页。
[8] 艾尔曼著该书中译本第6页。
[9] 艾尔曼著该书中译本第74页。
[10] 艾尔曼著该书中译本第78页。
[11] 艾尔曼著该书中译本第76页。
[12] 艾尔曼著该书中译本第16页。
[13] 关于庄存与之生平经历参看汤志钧《庄存与年谱》，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版。
[14] 庄勇成《少宗伯养恬兄传》《昆陵庄氏族谱》卷二十。
[15]《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一四九。
[16] 庄勇成《少宗伯养恬兄传》《毘陵庄氏族谱》卷二十。
[17] 见《毘陵庄氏族谱》卷十八《盛事颂》。
[18] 见于庄勇成《少宗伯养恬兄传》。
[19] 参见冯佐哲《和珅评传·和珅经历大事年表》，第347-36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20]《清史稿·曹锡宝》，见《清史稿》卷三二二，列传一零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
[21] 朱珪《曹公墓志铭》转引自冯佐哲《和珅评传》。
[22] 《清史列传·谢振定传》，见《清史列传》卷七十二，第5937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23] 《清史列传·谢振定传》，见《清史列传》卷七十二，第5937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24]《清史列传·和珅传》见《清史列传》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87年版。
[25]《庄述祖先生行述》见钱仪吉《碑传集》卷108。
[26] 见艾尔曼该书第75页。
[27] 见钱仪吉《碑传集》卷一

中国历史故事大全初一

0八。
[28] 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魏源集》上册第230页，中华书局。
[29] 见艾尔曼原书第79页。
[30] 《治晋斋集》卷一，转引自刘桂生《从庄存于生平看清初公羊学之起因》，载《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 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1] 《治晋斋集》卷一，转引自刘桂生《从庄存于生平看清初公羊学之起因》，载《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 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2] 臧庸《礼部侍郎庄公小传》，见《碑传集补》卷三。
[33] 以上引文均见艾尔曼该书中文本。
[34] 《武进县志·儒林传》。
[35] 刘逢禄《记外王父庄宗伯公甲子次场墨卷后》，《刘礼部集》卷十。
[36] 左辅《大久先生传》，见庄大久《幕良杂纂》卷首。

中国历史故事之湘西

[37] 臧庸《礼部侍郎庄公小传》。
[38] 庄勇成《少宗伯养恬兄传》。
[39] 宋翔凤《庄先生述祖行状》，《碑传集》卷一〇九。
[40] 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味经斋遗书》卷首。
[41] 朱珪《春秋正辞序》《春秋正辞》卷首。
[42] 见前注刘先生文。
[43]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六八。
[44]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七六。
[45]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一六八。
[46] 庄存与《春秋正辞》卷一。
[47] 庄存与《春秋正辞》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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