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关于太平天国是否邪教的一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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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关于太平天国是否邪教的一点思考

关于太平天国是否邪教的问题，我想说下面几点想法。
第一点意见是关于百家争鸣。百家争鸣推动了学术进步，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一条最基本的经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经验证明，百家争鸣的方针执行得好，学术进步的步子就大，否则就小，甚且影响学术的进步。但是，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不可轻率从事。我们要鼓励不同意见的历史学者、学派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参与争鸣。在学术上提出一个前人未提过的问题，或者修正前人的研究成果，都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在史学研究领域，尤其在清史或者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必须要占有尽可能丰富的史料，作出认真的研究，也许才能提出一个新的判断。轻率从事，可能是无济于事的。按照范文澜范老的说法，一个人也需要花一辈子的努力，或者师生几代人的接续努力，才能在学术上一鸣。他在1956年的一篇文章里说过，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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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长而争鸣是好的，长于教条而争鸣那就很不好；因为教条主义者的特征之一就是不肯多看看多想想，却急于一鸣惊人。有些人不肯下苦功夫，随意发表意见，或者抱着教条主义态度企图一鸣惊人式的争鸣，就像范老批评的那样，那只能叫做“潦岁蛙鸣”，那种雨后池塘里的青蛙鸣叫，噪音贯耳，与百家争鸣完全是两回事。因此，在开展百家争鸣的过程中，要有与人为善的心态，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发表学术争鸣要以深入研究作基础，发表学术批评，也要以深入研究作基础。只有这样，历史学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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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健康的争鸣，也才会有健康的学风。
所以，我们这次研讨会，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戴逸主任的主持下，广邀各方学者，集中众人的智慧，希望在太平天国与邪教问题上作一次争鸣，是很有意义的。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对最近十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估计。最近十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研究领域大大拓宽了，许多具体问题加深了研究，研究方法也多元了。这些进步，使我们对近代中国历史面貌的认识更丰富了，更全面了，也更深刻了。但在取得的进步同时，也出现了否定许多基本历史认识的倾向，其中以否定人民群众的基本历史作用，否定近代人民革命事业的进步作用，最为突出。以“告别革命”为代表的思潮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冲击最大。否定太平天国、否定义和团、否定辛亥革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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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否定孙中山、否定毛泽东等等论调出现在一些学者的论著中和报刊上。
关于太平天国是邪教的说法，只是上述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是上述否定思潮的一种表现。我个人尊重这些研究者发表自己见解的权利，但是我不能赞同他们的观点。
我想说的第四点，太平天国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一种宗教呢，还是一场农民战争？我认为，太平天国的性质是发生在中国进入近代以后的一场全国性的农民战争，是农民自己组织、发动起来要求推翻清朝统治的一种政治行为。晚清统治者所处的时代不仅是清朝统治的末期，而且是整个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末期。当时整个统治机器已经腐朽，对外它不能领导人民抵抗殖民主义的侵略，对内它不能振衰起弊，改良政治。显然，清朝统治者的继续存在，已经变成中国历史前进的障碍物。太平天国起来推翻它，再次表现了中国农民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
像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农民起义往往借用宗教的外衣一样，太平天国在发动起义的过程中也借用了宗教的形式，不过这种宗教与历史上农民起义利用的宗教不一样，由于时代的变化，它利用了经过改造的基督教。洪秀全往往有很多宗教语言，但是太平天国的政治行为往往体现出更多的世俗倾向。太平天国的政治理想是斩邪留正，把天上的天国搬到地上，建设地上的小天堂，建设新天新地新社会。《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编》体现了太平天国对新社会的制度设计和理想追求。这些制度设计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当然没有实现，但是提出这种理想和制度设计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决不能低估。因此，对太平天国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估计，不能被其宗教外衣蒙蔽了。单纯地用“洪秀全的政治性邪教”的说法，完全曲解了洪秀全的本意，也曲解了太平天国的本质。
最后一点，我想从方法论的角度说点看法。关于太平天国是邪教的说法，大体上出现在2000年以后，与我国政府确定法轮功是邪教有关。论者把定法轮功为邪教的标准，与历史上的太平天国简单地相类比，从而推论出太平天国也是邪教。这种简单地类比，就犯了范老以前说过的教条主义的毛病。其实研究历史现象，一定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以内，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违背了这一点，把历史研究简单地与社会现实相联系，没有不出毛病的。对历史上的反政府行为，一定要做仔细地分析。历史上的统治者无一例外地将这些反政府行为，说成是匪、是贼，必欲摧之而后快。清政府对太平天国是这样，对义和团也是这样。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我不久前在美国胡佛研究所看蒋介石日记，有一点小的收获。我发现在1923-1926年期间，蒋介石读过《共产党宣言》、《列宁丛书》、《马克思经济学说概论》等若干马克思主义的书，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他曲解了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的经验，总结出如何把权力集中到自己一个人身上的秘诀。1926年以前，他在日记里对共产党尚无多批评。但是在1927年“四·一二”以后，国民党的权力，国民政府的权力逐渐集中到他一人身上。这个时候，他对共产党就是全力主剿了。1931年，他在日记里记下了自己写的一篇文章，把共产党、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概括为“马克思教”，把所谓“马克思教”拿来与基督教相比。共产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不信仰任何宗教。为了打压共产党，蒋介石却捏造出“马克思教”，对江西红军坚决进行剿灭。近代中国的统治者，总是把人民革命的事业作为“匪”来加以打压。太平天国是“发匪”，义和团是“拳匪”，共产党是“共匪”、“赤匪”。我们今天研究历史，总不能抓着历代统治者的论调不放吧。借法轮功是邪教，来比附太平天国，恰恰认同了清政府的立场，认同了《平定粤匪方略》编者的立场。
不能简单地把我们今天的政策拿去套历史现象。今天的政策是为今天的社会现实服务的，而且今天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历史上的现象是在历史的中国产生的，应该放在历史的中国那样的范围、那样的背景下来分析。比如1979年以后，党和国家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当然是正确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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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研究者在研究近代历史的时候，却放弃了阶级分析方法，这就丢掉了一种重要的分析方法，不利于历史研究取得更大的成就。又比如，今天强调生产力标准，有些人拿来指导历史研究，否定革命的论调就出现了。再比如今天强调社会稳定，有的研究者在研究近代历史时，也强调社会稳定，像戊戌变法那样的改良也犯了激进主义的毛病，要不得了，辛亥革命更不要革了，让慈禧太后去搞她的现代化，也许社会进步得更快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更把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人设计为走向共和的主角，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倒成了走向共和的配角。这就颠倒了历史的基本线索。把今天的社会现象简单地与历史上的现象相比附，所得出的结论，与真正的历史相去甚远，就是不奇怪的了。
我的结论很明确，不能赞成太平天国是邪教的观点。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持下的清史纂修工程，是国家行为，应当在编纂中贯彻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绝不能被不正确的学术观点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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