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源-清代科举世家与地方政务——以婺源县程允中家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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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科举世家与地方政务——以婺源县程允中家族为例

《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在讲到清代地方政府特点时，十分强调绅士的作用：“在地方上，当地的小绅士，以及有时可能出现的大绅士，他们左右着众多的事情”；“地方长官只有在与当地绅士头面人物的密切配合下，才能做他的工作。”[1]P17-25受该书这种观点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学者纷纷撰文论述生监或绅士在地方政务中的作用（如王跃生《清代生监的社会功能》；[2]王先明《清代社会结构中绅士阶层的地位与角色》[3]）。笔者认为“生监”或“绅士”的概念过于空泛，无法准确反映清代地方政府的真实活动。本文拟从“科举世家”这一新的视野出发，以近年来出版的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中所载程允中乡试硃卷履历为基本史料线索，并以程允中家族在清代婺源县九代近百人事迹为例，试论科举世家在清代地方政务中的重要作用。

　　一、程氏兴起与科名仕宦

科举世家这一概念，是指在清代世代参加科举考试、取得举人以上功名、出仕人数较多的家族。清代士人考中进士、举人之后，有自行刊刻其试卷分送亲友之风尚，时人称之乡、会试硃卷。乡、会试硃卷正文之前为作者履历，“这项记载普遍都很详尽，而且凡是家世中有功名官职和德行著述的没有不尽量记上”[4]。因此硃卷履历就成为研究科举世家的最基本资料。《清代硃卷集成》一书中载有同治九年1870庚午科举人、安徽省徽州府婺源县（今属江西）人程允中的江南乡试硃卷履历，结合乾隆、光绪和民国三种《婺源县志》中有关程允中家族的传记资料，将程氏兴起与科名、仕宦详情概述如下。
程氏家族先人自宋朝末年由歙县迁居婺源后，世居西培崇化坊，故三种《婺源县志》都将程氏族人写作城西人或西培人。婺源山多田少，每年农田收入“不足供通邑十分之四，乃并力于山，收麻、蓝、粟、麦，佐所不给，而以其杉、桐之人易鱼稻”。不利的自然环境和生存需要，使家族组织在当地普遍存在，“乡落皆聚族而居，多世族，世系数十代，尊卑长幼犹秩秩然”（乾隆《婺源县志》卷4）。祠堂是家族祭祀祖先的场所，也是家族组织的重要标志。程氏家族建有祠堂两处，一处为“程氏宗祠溯源堂”，另一处为“程氏支祠承志堂”。程允中硃卷履历记载的家族连续世系，是从支祖程克鉴算起。康熙、雍正之际，程克鉴之子程宸“偕兄（程）寅及（程）宇，以巨资创建溯源堂宗祠”（乾隆《婺源县志》卷17《程宸》）。程氏支祠承志堂乃是程宇之子（程克鉴之孙）程应鹏、程应华、程应鹄、程应鹤、程应鶛所建。由此可知，程允中家族是清代婺源县新兴起的一个家族。
程允中支祖程克鉴（注：本文以程氏支祖程克鉴为程氏第1代，文中所述皆其直系后代事迹，并于首次出现时标明代际关系。），是程氏家族兴起的关键人物。程克鉴“性伉直，重然诺，乡里事无巨细，必取衷焉。……甲寅、乙卯间，军兴旁午，供亿浩繁，居民多畏葸退缩。（程克）鉴独毅然身任，部署注措曲中机宜，公事既无诖误，闾左又复贴然，以是人益德之。晚年笃志课子，皆能有成”（乾隆《婺源县志》卷25）。史料中所说“甲寅、乙卯”年间战事，指康熙十三年（1674年，农历甲寅年）靖南王耿精忠于福建响应吴三桂叛乱，派部将“别犯徽州、婺源、祁门”事件[5]。在战争过程中，程克鉴“独毅然身任”军需供应，其家中之富有可想而知。清代婺源商人“服远贾者率贩木，木商以其赀寄一线于洪涛飞浪中”（乾隆《婺源县志》卷4）。程克鉴靠经营木材发家致富，从他的两个儿子事迹中可以得到证明：长子程寅，“偕弟宸先后食饩，树帜文坛。长历江湖，出其绪余，恢宏先业”；次子程宇，“游江湖，重然诺，恢扩先业”（乾隆《婺源县志》卷23、卷17）程寅兄弟“长历江湖”和“恢宏先业”，显然都在继续其父程克鉴的水运木材生意，并且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于是才有前面提及的“以巨资创建溯源堂宗祠”之事。
程氏家族凭藉程克鉴父子积蓄起来的财富世代应举，成为婺源著名的科举世家。据程允中硃卷履历统计，程氏家族自程克鉴起至程允中中举，计9代成员中，拥有科举功名者达174人。程允中硃卷履历列名家族男性人口数为410人，有功名者占家族人口42%以上。在获取功名的174人中，生员134人，贡生33人，举人7人。程氏家族中第一个获取贡生功名的是程克鉴之子程宸，“雍正丙午1726岁贡生”，他也很可能是程氏家族的第一个生员。第一个获举人功名的是程允中曾祖父程组，“乾隆壬子1792举人

中国历史故事集的字数

，内阁中书”[6]P3-4。
程氏家族获取功名的人数众多，其中不少人成为清朝各级政府官员。清朝任用官员首先重用“科甲出身”之人，“文进士、文举人出身者，均谓之科甲出身”（光绪《大清会典》卷105）。程允中硃卷履历记载其家族7名举人入仕情形如下：程组（程氏第6代），乾隆五十七年1792壬子科举人，官内阁中书、文渊阁检阅、内阁方略馆分校、候选府同知；程肇祺（程氏第5代），乾隆六十年1795乙卯科浙江商籍举人，官德清县训导；程鸾渚（程氏第7代），嘉庆十五年1810庚午科举人，拣选知县；程鸾台（程氏第7代），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科举人，官陕西中部县知县，署清涧、石泉、安康知县；程元恺（程氏第9代），同治三年1864甲子科举人（后中进士，官湖北安陆县知县，作者注）；程达璋（程氏第7代），同治九年1870与程允中（程氏第9代）为同榜举人。清朝任用官员除科甲出身外，其次则为“正途出身”的恩、拔、副、岁、优五贡（其他方式均被视做异途出身）。程允中家族由正途五贡入仕的有5人，其中居官最高的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科拔贡程尚义（程氏第5代），历任山东肥城、荏平县知县，高唐州知州、曹州府同知，广西平乐、思恩府知府。另外4人为：岁贡生程宸（程氏第2代）官巢县训导；岁贡生程烈光（程氏第6代）官训导；优贡生程珮琳（程氏第7代），历官镶蓝旗教习，陕西白河、渭南县知县；优贡生程履丰（程氏第8代），署理甘肃秦安县知县。程氏族人由生员、例贡、捐纳、军功等异途入仕的有40余人，其中大多任州同知、县丞、教谕、典史、布政司理问、按察司照磨、盐运司经历等政府低级佐贰官员。其中惟一的例外是程荣春（程氏第8代），以军功官至署理福建福宁、泉州府知府。另外，程氏族人因功名或捐纳具备候补、候选、议叙、军功衔等做官资格的还有70余人（以上数字据《清代硃卷集成》第155册第3-15页统计）。
程氏族人任职府、州、县，掌有地方实权者不多，但颇有些政绩。嘉庆二年1797，程尚义任山东肥城知县时，遇上运河溃堤，清政府决定另挑引河，泄水便运粮船，肥城分担挑挖工程二百余丈。主持工程的官员因经费无着，打算按亩征银，造成百姓人心惶恐。程尚义向主管官员提出：“愿竭产贷赀，不忍贻百姓累。上宪善其言，得如所行，于是东境贴安。”程尚义前后任州县官十余年，“民未有犯死狱者，咸以为德化之徵，旋任广西思恩、平乐知府”（光绪《婺源县志》卷20）。程珮琳任京城八旗官学教习九年，后升任陕西白河知县，“时值旱蝗，便宜开仓散赈，更劝富民贷以余粟，全活者多，捕蝗不留余孽。”他后来调任渭南知县，“邑多盗，谓之刀客，严行保甲以清盗源，邻境有械斗者，单骑驰谕，斗遂息，上宪嘉之，记功优奖。以积劳病殁，任所宦橐萧条，三年始能归榇”（光绪《婺源县志》卷20》。
上述程氏家族的兴起，以及科名和仕宦情况，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程氏家族自支祖程克鉴父子起，靠经商起家致富，并凭借其财富“笃志课子”，而成为婺源县著名的科举世家；其二，程氏家族世代应举，科名甚众，出仕人数虽多，然官未过知府，其家族势力之影响主要在地方。其三，程氏家族科举功名算不上显赫，科甲出身者仅1进士6举人，却热衷于出仕，提任各种官职者则多达50余人。在上三点，就成为程氏家族在地方政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前提条件。

二、修建地方公共工程

作为婺源县的著名科举世家，程氏家族受到历任地方官的特殊礼遇。雍正年间，岁贡生程宸是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以致“邑宰下车，敬礼咨访”（民国《婺源县志》卷23）。知县亲自登门，足见程氏在地方威望之高。候选盐运司经历程若金，因系广西思恩府知府程尚义之子，“历任邑宰，皆相器重，时以治体访之”（民国《婺源县志》卷40）。程氏家族如此受地方官尊重，除了其族人科名众多出仕为官外，更主要的是历任婺源知县在地方行政事务中，往往离不开程氏家族的支持与合作。
清代地方政府的一个特点是：“它没有独立的预算，它们被指望用当地征收的陋规自行支付费用来进行工作”[1]P26。前面曾提到程尚义任山东肥城知县时遇上挑挖运河，主管工程官员试图征收陋规解决费用之事。但征收陋规往往导致严重后果，不仅损害地方官声誉，甚至可能激起民变。故程尚义深知征收陋规之害，才动用个人私财用做工程费用。清代类似程尚义富商出身的地方官毕竟是极少数，在一般情况下，地方官遇到兴建公共工程时，都要依赖地方上有影响的富家大族协助解决。程氏家族主持兴建的婺源县公共工程具体如下：
文庙和崇圣祠，均为清代婺源县学中的主要建筑。雍正二年1724，“邑人岁贡程寅、州同程宇捐造崇圣祠”（光绪《婺源县志》卷10）。程寅之弟程宇及其后代曾多次主持修建文庙、崇圣祠等工程，“尝协众改建文庙，又偕伯兄新崇圣祠”（乾隆《婺源县志》卷23）。乾隆三十四年1769，婺源县内文庙因多年失修，言知县倡议重建，程宇之孙、侯选同知程文达（程氏第4代）被公推为主持人。程文达悉心筹办，无间寒暑，建成文庙。程文达又以崇圣祠为祖父程宇所建，“遂与堂兄（程文）遴，捐金数百，焕然一新，以继祖志”（民国《婺源县志》卷29）。
书院，为清代地方士子读书之所。乾隆中期，婺源言知县于县内三贤祠旧址重建紫阳书院，继任唐知县拓展书院规模，均由程文达负责整个工程。在修筑书院大堂时，经费出现严重不足，程文达便慷慨解囊，用自家财产独立建起书院大堂。嘉庆年间，程文达之弟程文暹再次投入巨资修建书院大堂等附属工程。吴熊光《重建紫阳书院大堂及二门记》一文，对程氏家族在兴建过程中作用记载较细：“乾隆四十一年1776，邑人鸠金重新之前门后寝，翼以书舍，时故绅程君应鹏（程氏第3代）冢嗣文达，独力捐赀营建大堂，规模始备。洎嘉庆九年1804，邑人复议增修。程君文暹，应鹏季子也，率其侄暨孙等重建大堂及两廊二门，视前规加廓焉”（光绪《婺源县志》卷59）。
婺源地处山区，交通极为不便，县内许多桥梁道路都为程氏族人独资修筑。程宇之子贡生程应鹄，在修桥筑路上“挥千金不惜”，他个人出资修建的工程有四项：“弦歌门外之新亭，小北门外之石磡，均独立建造；诸如香坑口石桥、镇头观音亭，所费甚巨，皆不藉人佽助”（光绪《婺源县志》卷32）。程寅次子生员程应凤出钱修筑的工程至少也有四项：“造福洋、石田等处石桥，费千余金；梅田大路、石田水口亭，均行人所倚藉，独力营建”（光绪《婺源县志》卷32）。婺源县南乡黄家尖岭，为清代江西与浙江两省交通要道，道路长期失修，倾塌难行。盐运使司衔程志章（程氏第5代）“独力重造石级，置亭设茶”（光绪《婺源县志》卷34）。由于黄家尖岭工程过大，直到程志章去世尚未完成，他的儿子廪贡生程守谦继承父志，“悉成之”（光绪《婺源县志》卷35）。
程氏还有许多族人，对婺源地方工程捐助银两：同知衔程志晖（程氏第5代）“建书院、考棚，均协力捐助”（光绪《婺源县志》卷35）；州同衔程世杰（程氏第6代）急公好义，“修路造桥，莫不踊跃捐输”（光绪《婺源县志》卷34）；程若金（程氏第6代）不辞劳费，“建文庙、葺衙署，创造书院、考棚，修整城垣、尊经阁以及郡乘邑志，无不倡首捐赀”（民国《婺源县志》卷34）；生员程辉（程氏第8代）遇到“本邑及省垣大兴作，每输钜金”（民国《婺源县志》卷24）。婺源地方文献说程氏家族对地方公共工程“每输钜金”，并非溢美之词，如程世杰修城垣捐银1400两，海疆经费捐银1000两。程世杰同代族人程光纬兴建紫阳书院时“首捐千金”（光绪《婺源县志》卷33）。道光时，清政府下令各地筹措海疆经费。候选员外郎程锡绂（程氏第6代）“慨然与兄（程）组，共输千余金”。
程氏家族在兴建婺源地方工程时，逐渐形成以下特点：其一，积极参与兴建公共工程，已经成为一种长期的家族连续行为，而不是个别人的临时活动。以上所举兴建地方工程事例中，程氏族人在时间上持续数代、人数上多达几十人参与。其二，程氏家族在修建公共工程中，往往投入巨额资金独力承建，仅在桥梁道路上，程氏族人独力修筑的就有9项之多。没提到的还有许多，如候选道程文逑（程氏第4代）于嘉庆六年1801“独力重建”县学明伦堂（民国《婺源县志》卷36）。其三，程氏家族多由有功名或官职者出面参与兴修公共工程，因此被推举为主持人，如州同知程宇协众修建文庙，他们在地方上的威望和号召力，往往对工程顺利完成起着关键的决定作用。由是可知，历任婺源知县上任伊始，就前往程家拜访其头面人物，恰是因为地方公共工程没有程氏族人主持参与，是难以完成的。

三、从事地方文化教育

与徽州府中歙县、休宁等地相比，婺源虽然在经济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读书摘记

上相对落后，却是宋朝理学大儒朱熹的故乡，“至今俗尚儒学，诵弦者比户而是”（何达善《乾隆乙亥邑志序》）。程氏家族正是在这种“俗尚儒学”的文化氛围中，由经商起家后转向科举。作为婺源地方著名科举世家，程氏有众多族人从事文化教育，为发扬光大“俗尚儒学”这一优良传统，培养地方人材，推动地方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首先，刻苦读书并以此为荣，是程氏族人从事文化教育的前提。程氏重视教育始于支祖程克鉴，而贡生程应鶛（程氏第3代）的作用最大。程应鶛幼年习儒，“郡、邑试列前茅，未获隽父命就商，历游吴越，称干济才”。他把经商获取的财富投入于家族教育，“集兄弟兴文会，给膏火以培后学，俱捐赀不吝”（光绪《婺源县志》卷37）。刻苦读书在程家蔚然成凤，有的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监生程耀祖（程氏第5代）“顾日焚膏断晷，肆力于学，积劳成疾以卒”（光绪《婺源县志》卷37）。廪生程承诏（程氏第7代）“好学不倦，日理茶务，夜读书，尤淹贯群史。惜年不永，未竟其功”（光绪《婺源县志》卷34）。对教育的重视加上族人苦读，保证了程氏家族功名不断，为程氏族人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创造了条件。
其次，程氏不少族人“卓志业儒”，终身以任教为乐。其中事迹较为突出者有：廪生程致祥（程氏第7代）“系出宦门，无豪贵气。读书稽古，舌耕四十余年。尤工制艺，奈屡荐不售。后掌教湖山书院，评陟公允，士林钦重”（民国《婺源县志》卷23）。岁贡生程鸾池（程氏第7代）五次乡试落第，遂选择教书为业，“授徒四十余年，不干外事。门下列胶庠、举贤书、入仕籍者，不一而足”，直到88岁去世（光绪《婺源县志》卷26）。增生程学源（程氏第8代）6岁时父亲去世，家庭生活陷入“一门孤寡，贫乏难存”的困境，年长后母亲让他出外经商以维持温饱，而程学源“甘枵腹，卓志业儒”。他获取生员功名后“舌耕奉养，授徒不倦，多沐裁成”（光绪《婺源县志》卷26）。廪生程执中（程氏第9代）以教书著名，“门下多端士，……从不出入公门，故士林敬服”（民国《婺源县志》卷23）。
第三，程氏有些族人还出任教官，在其他州县从事文化教育。清代州县教谕、训导（均为八品官），一般由举人和五贡出身的本省士人担任。岁贡生程宸曾任安徽省巢县训导，任教期间“课士有方”，不仅不收学生礼物，“间资诸生匮乏，且捐俸为巢立学”（乾隆《婺源县志》卷17）。举人程肇祺受邀主讲河南西平书院，任浙江省德清县训导，讲学所在“文风丕振”（光绪《婺源县志》卷25）。廪贡生程道南（程氏第6代），先署铜陵县教谕，后任无为州学正，“按月课勤宣讲，士风因加厚”（光绪《婺源县志》卷30）。廪贡生程祖训（程氏第7代）“历任滁州学正，海州、凤台县训导”（《清代硃卷集成》第155册第9页）。
第四，程氏族人在任教或仕宦之余，还勤于著述。举人程组曾任内阁中书，归乡后潜心宋儒之学，著有《资治通鉴札记》、《春秋经传集解》、《艺荪堂制艺》、《小蓬菜仙人诗稿》等书（民国《婺源县志》卷23）。程组之子程诒“著有《南窗寄》、《傲琴谱》四卷”（光绪《婺源县志》卷30）。岁贡生程鸾池任教之暇，著有《绿满轩诗文稿》、《史学述要》、《周易述义》等书。此外，据光绪《婺源县志》卷55《典籍》条记载程氏族人著作有：程文在（程氏第4代）《周礼撷华》20卷；程尚志（程氏第5代）《古经义钞》、《史镜》、《算学卮言》3种；程尚志同代人程尚友《近思录辑要》6卷；程学金（程氏第6代）《金石纪闻》、《书巢吟草》、《消寒诗帖》3种。在程氏族人中，著述多而影响大的是廪生程文远（程氏第4代），“怡情子史，著作多不收拾，所传惟《史液》四卷、选订《文载》一部，《吴门刻烛诗》一帙”（道光《徽州府志》卷11）。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士人读书以做官为最终目标。教书授徒多为科场失意穷儒，因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他们之中即使有人做了州县学校教官，因手中无权无钱，并不认真执教，而且经常撰写楹联自我嘲讽：“百无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象官”[7]。程氏族人出自富商宦门，而能够“卓志业儒”，以教书为乐，与程氏的教育思想有很大关系。程允中之父、附贡生程蕙春教授他的弟弟们读书时，“见能读者，教之读；不能者业商，均成立”（民国《婺源县志》卷32）。反映程氏读书目的，除了提高人的素质之外，只是视做谋生手段。教书育人与经商致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同样有益于社会发展，所以程氏才有众多族人从事文化教育。婺源有“东方邹、鲁”（光绪《婺源县志·序》）之美誉，是与程氏族人的努力分不开的。

四、热衷地方公益善举

在清代地方政府的日常政务中，有大量的事务属于公益福利活动。诸如赈济灾荒，解救贫民，出谷平粜，修筑社仓，施药饵，给棉衣，施茶，助婚，偿逋等等，程氏家族都率先响应，因而赢得了“善服贾勇为善”（光绪《婺源县志》卷38）的名声。婺源县内的集善局，是由程氏族人倡议兴办的。贡生程应鶛花在各种福利上的费用“不下累千金”（光绪《婺源县志》卷37）。盐运司运同程志章因乐善好施，县中“给银建坊”（光绪《婺源县志》卷34）。程氏族人在婺源地方公益福利活动中，成为最热衷的参与者，给当地百姓解决了许多具体困难。
赈济灾民，平粜粮价。婺源山多田少，本地粮食不能自给，遇上水旱灾荒就更加困难。乾隆八年1743，婺源发生严重旱灾，粮价涨至斗米三百钱，贡生程应鹤（程氏第3代）从外地贩米“三十余石，以赈族里”（乾隆《婺源县志》卷20）。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婺源县又发生两次严重水灾，当地官员拟设米局平粜粮价，都察院都事程文邃（程氏第4代）“首先踊跃捐输”（民国《婺源县志》卷29）。程氏族人赈济灾民的活动，屡屡见于当地文献纪录：增贡生程应鹏凡遇水旱灾荒，“皆捐赈，邑里多所全活”（乾隆《婺源县志》卷20）；候选道程文逑每遇岁饥，“屡捐米百余石平粜”（民国《婺源县志》卷36）；附贡生程尚友（程氏第5代）“居恒好施，遇灾歉，力任周恤”（光绪《婺源县志》卷28）；嘉道年间，当地叠遭水旱，同知衔程志晖“并捐赀平粜”（光绪《婺源县志》卷35）；道光年间岁荒，盐运司运同程志章“首输千金赈济”（光绪《婺源县志》卷34）。婺源地方的赈灾事务中，几乎每次都有程氏族人的慷慨捐献。
乐善好施，周济乡邻。候选盐运司运同程文暹家中备有灭火器具，见到领居失火，“则以器往，复捐金赏能救灾者，尤厚恤遇灾之家”（民国《婺源县志》卷31）。生员程先（程氏第5代）发现乡里“处士”王某贫困无以为生，就经常予以周恤，“又虑其年老无嗣，赠金使娶”；乡里举人王某，向程先贷银数百两做生意，结果未赚钱还亏蚀了本钱。程先得知后，找到王举人“焚券慰之”（民国《婺源县志》卷31）。廪贡生程守谦（程氏第6代）有某旧友“突生事端，几至身名莫保，得谦一诺三百金，俾两造冰释”（光绪《婺源县志》卷35）。巡检程馨年（程氏第8代）辞官还乡后，睦亲族和邻里，“尝焚贷券一万八千余金，乡里义之”（民国《婺源县志》卷42）。程氏族人的这些善行，受到当地百姓的称赞，说程氏“有求必应，负欠不追，背德不校”（光绪《婺源县志》卷32）。
族医送药，治病救人。封建社会医学落后，地处山区的婺源更是缺医少药，很多人患病后得不到有效治疗而丧失生命。州同程志熙（程氏第5代）少习儒业，以老父患疯疾，遂绝意科名，发愤研究医术。程志熙后来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掌握精湛的技艺，“多活人”，而且将他毕生从医经验上升为理论，写成《脉论》、《治病杂论》两书留给后人（光绪《婺源县志》卷29）。除程志熙外，程氏族人因业医而出名的还有：候选道库大使程振基（程氏第6代）“业歧黄，施药饵，……人皆德之”（光绪《婺源县志》卷40）；议叙八品衔程立猷（程氏第7代）“尤专外科，费钜赀买药敷治，见功不受谢，全活无算”（光绪《婺源县志》卷35）；铜陵县教谕程钟麟“精歧黄，活人无算。季学使艺昌按临池郡，宿下血，延治数剂顿瘥”（光绪《婺源县志》卷20）。
经商仕宦，不忘善举。程氏族人外出经商时，也尽其所能兴办福利。候补同知程尚忠（程氏第5代）长年经商江浙地区，“丙午1786吴郡（苏州）大饥，继之以疫，领袖设糜施棺，又尝修同乡义冢，葺吴地宗祠，示不背本云”（光绪《婺源县志》卷28）。监生程承谕（程氏第7代）“曾贩籴江西，同舟有病死者，（程承）谕独施棺殓之”（光绪《婺源县志》卷30）。增生程葆醇（程氏第7代）于道光十二年1832赴南京参加乡试，“过吴门，输金同善堂以施棺槥”（光绪《婺源县志》卷34）。程氏族人之热衷公益由是可见。

五、结论

根据《清代硃卷集成》所载程允中家族九代人世系、功名、官职，以及乾隆、光绪、民国《婺源县志》中程氏家族近百人的传记资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
首先，程氏家族自支祖程克鉴于康熙年间经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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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其子程寅兄弟“以巨资创建溯源堂宗祠”，利用家族组织结族人，凭借家族财富鼓励族人读书应考，使程氏家族成为婺源地方著名科举世家。程氏家族科名不断，依然保持经商传统，族人业商者频繁见于地方文献记载，程同春（程氏第8代）还被县中各界“公举商会正会长”（民国《婺源县志》卷20）。程氏家族有强烈的入仕愿望，据程允中硃卷统计，出仕为宦和拥有官衔的人数超过上百人。家族的地方声誉，雄厚的财力资金，入仕的极度渴望，这三个方面就构成了程氏家族踊跃参与地方政务的根本原因。
其次，清代地方行政经费的不足，是程氏家族参与地方政务的客观条件。清代地方官由于回避制度规定均为外省人，他们来到任职地方后，若想在不征收陋规情况下，解决经费不足困难，开展正常有效的行政工作，而且在地方得到好官声，必须赢得当地上层集团的支持。类似程氏家族这样的科举世家，恰恰是地方官员所必须争取和依靠的主要对象。婺源历任知县频繁拜见程氏代表人物，是看中程氏家族拥有的财富和在地方上声望，以及程氏族人急公好义不辞辛劳的热情，与他们能够在地方政务中发挥地方官无法做到的作用。
第三，程氏出仕众而官职低的特点，使程氏族人热衷于参与地方政务。程氏家族获取科举功名和官衔人数都超过上百人，但科举功名不为显赫，仅1进士7举人；为官职务不高，任知府者只有2人（程尚义和程荣春）。这种情况既限制了程氏家族向外发展势力，又促进程氏族人在县内政务中投入更大的热情。程氏族人响应地方官员号召，主持修建文庙、书院等文教设施；他们轻财重义，修桥筑路，赈灾济贫，稳定地方秩序；许多人从事文化教育，讲学著述乃至研究医学，为百姓施医送药解除病痛。程氏家族所做的这一切，有力的推动了婺源地方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效保护了程氏家族利益，进一步增强了程氏在地方的影响。
最后，程氏家族九代近百人的活动，有力证明了科举世家在清代地方政务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绅士”在地方行政中的关键作用，曾盛行于美国史学界，但始终存在着较大分歧。如张仲礼主张：“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和官职获得，凡是上述身份者即可成为绅士集团成员”[8]。何柄棣则争辩说：“生员要排除在绅士之外，理由是他们的社会地位绝不能和具有较高功名的人相比”[9]P3-4。我们选取“科举世家”这一新的视角，更能准确说明清代地方政务活动中的实际情况，而且有助于推动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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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汉达的中国历史故事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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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其元.庸闲斋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9.
[8]张仲礼.中国绅士[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9]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资料来源：《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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