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试论道光初年漕粮海运

道光,中国近代史,清朝,天津历史,历史
中国历史故事-小虎历史故事网
2023-09-12 12:33
小虎历史故事网

道光-试论道光初年漕粮海运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道光-试论道光初年漕粮海运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试论道光初年漕粮海运

道光四年（1824年），洪泽湖决口，河漕受阻。协办大学士英和指出，要解决漕运危机，唯有“暂雇海运”，得到道光帝、琦善和陶澍等人的支持，于第二年将江苏漕粮全部海运，由此开始了清朝历史上的首次漕粮海运，但仅实行一次即宣告停止；直到二十余年后，漕粮海运才再次启动。因而，道光初年这次漕粮海运的利弊得失、是非曲直，值得思考。
一、漕粮海运的争论及筹措
唐宋以来，经济重心南移，南粮北运，成为历代统治者最为关注的问题。清承明制，额征漕粮，每年经运河运抵京通二仓的，约300万石，供皇室、官员消费及八旗兵丁口粮，因而在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清中叶后，随着吏治的腐败，漕政日趋败坏，交仓粮额日减，质量下降，弊端渐多，各种问题牵连纠葛，整个漕运体系成为一个大的贪污网，使得河运漕粮再也难以维系下去，从而使得海运在清代的漕运体制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清朝前期，政府曾多次策划海运之事，但限于小农经济的传统思维方式，海运始终缺乏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尽管多次议而不行，但到道光初年，已具备实行海运的多方面有利条件：
运道熟悉。元明海道屡有变更，不利于航运；而到清代，路线清晰，商船往返关东、天津等处，习以为常，而且他们还掌握风信，故商船多为夏至前后放洋，海运危险大为减轻。
二、运输工具改进。江浙一带因沿海皆沙滩，多用沙船，该船舱底有甲板，船旁有水槽，其下有承孔，“水从槽入，即从孔出，舱中从无潮湿”[1]，是理想的运米船只。嘉道时期，这种沙船已有3500余只，可一次运输粮食几百万石。
三、海运漕粮有利可图。未装漕粮以前，沙船以由北而南为“正载”，贩运东北的豆麦等物；由南而北装载茶布之类，每不满载，谓之“放空”。为求航行稳妥，通常要在吴淞口取泥压舱。雇沙船运漕，官为给价，并允许携带商货，船主自然乐意。
道光初年，黄河淤垫，黄水倒灌，运道更坏。道光四年冬，清江浦高家堰大堤溃决，江苏高邮、宝应至清江浦一段漕船搁浅，京畿地区的粮食供应出现严重危机。监察御史查元偁上奏，请以上海商船买米运京，但被驳回。由于危机无法缓解，道光帝只好发布上谕，表明实行海运乃不得已之举动,“果系河流顺轨，漕船自可照常由内河行走”,他又指出，江南等地“商船装载货物，驶至北洋”，“每年往来数次”，故而“海道尚非必不可行”[2]，他命两江总督孙玉庭、漕运总督魏元煜等人，讨论来年漕粮海运事宜。
不料孙玉庭、魏元煜等人惧于更张，最初以“海运涉险创行，殊无把握”，欲借黄济运；在借黄济运被否定后，又以“盘坝较之海运为稳妥”入奏[3]。孙玉庭请盘坝接运漕粮40万石，费银120万两；不久复请截留米100石，导致过黄之船，仅1700余只，不及总数的1／3，耗时却达两月之久。由于夏至将临，水势更难预料，“即使每日穷昼夜之力，能催趱数十只，或百余只，计未渡之船尚多”[4]，漕粮已无法按期运完。
四月初十日，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上奏《筹漕运变通全局疏》，指出在目前的严峻形势下，解决漕运危机的唯一办法，只能是“暂雇海运，以分滞运，酌折额漕，以资治河”。他归纳历次反对海运之人的诸多说法，相应提出了“四善”说：雇商分运，不致歧误；脚价从漕费拨出，无须另筹；准带商货，商必踊跃；洋面安静，必无意外。
道光帝对英和的奏疏极为欣赏，当即朱批“所奏各款，意在漕河并治，永资利赖”，再命魏元煜等人“悉心计议”[5]，魏元煜却说事关创始，“如蒙宸断，敕令施行，容臣再督饬司道详晰妥议”[6]，道光帝非常恼火，指责魏元煜首鼠两端，“意存推诿，殊非实心任事之道”[7]。道光帝命山东巡抚琦善前往江南

中国历史近代故事

查勘河工，并有意让他摸索海运。琦善将盘坝之情况如实上奏，道光帝得知几百万两银子化为乌有，大为震怒，魏元煜、孙玉庭等人均获罪遣。
为加强海运派力量，道光帝对江南封疆大吏进行大幅度人事调整：调江苏巡抚张师诚为安徽巡抚，安徽巡抚陶澍为江苏巡抚，主张海运的琦善也正式出任两江总督。五月二十九日，陶澍上奏《筹议海运折子》，认为英和之议，“诚识时之要着，目前筹运之策，无逾于此”，但漕米改征折色，则会“需银而银不可得，闾阎之所骚矣”[8]，绝不可行。尔后，许多督抚如琦善、李鸿宾、杨懋恬、嵩孚、程含章等人也纷纷上奏，积极支持海运，并大都反对折色。道光帝权衡众议，最后决定将改折之议“概予驳斥”[9]。
陶澍接调令后，由水路赶赴江苏，并顺路视察河漕。六月二十日，他在清江浦见数万运夫挥汗如雨，加紧盘坝运米，漕运情况之艰难，超乎他的想象。陶澍在此拜会琦善，两人商定，派布政使贺长龄赴上海筹备有关海运事宜；他们还决定，由于现任上海知县武念祖才识平庸，“于办理海运不甚相宜”，将其撤回[10]。
漕运事关重大，为慎重起见，七月十日，陶澍借覆勘黄茆工程之机，由华亭赴上海，与贺长龄展开细致工作，“遍历江干”，议定水脚雇值及剥兑章程。二十日，陶澍召集众船商，“与约期冬归，受兑新漕”，发布了著名的《筹办海运晓谕沙船告示》。在告示中，陶澍详细列举了海运对船主的好处：漕粮已兑，沙船不致等候；载米给价，不致赔累；任听放洋，不致掣肘；春初东风盛行，不患风涛；管运不管交，不患收米勒掯；准捎客货及前往奉天装豆饼，多有利润；奏请奖励，名利双收。他郑重承诺：“一切便宜，断不稍滋牵累”[11]。
由于措置得当，“商情颇形踊跃”，陶澍很快雇得沙船一千余只，三不像船数十只，计两次可以运米150余万石。不久，上海海运总局成立，以川沙同知李景峄、苏州督粮同知俞德渊为主管，并确定前往天津的随船交米委员为邹锡淳、河库道李湘臣、泰州知州王有庆等人。
八月中旬，琦善专程赴京口，与陶澍及贺长龄等人，对海运章程“逐条计议”。九月初二日，琦善等人上奏《筹议苏常等处漕粮请由海运并酌定兑收章程》，其兑收章程共六条：一、沙船运送漕粮，酌给耗米；二、漕粮无故缺损，令船主赔补；三、验米交米，专派大员经理；四、海运漕粮，饬沿海水师巡防；五、海运船商，分别奖叙；六、河运漕船，酌加调剂。他们还提到，所有海运水脚费，是由贺长龄与上海的牙行船户面议而定，届期漕粮上船后，水脚费将由上海道员潘恭常当堂发给，“克扣之弊，可期杜绝”[12]。
另外，浙江道监察御史熊遇泰为防止经纪刁难，奏请“派亲信大臣赴津验收监兑”[13]；直隶总督那彦成则要求仓场派员同经纪赴津，“候钦派大臣验明，斛收兑交剥船”[14]，道光帝均谕准，并命令届时派步军统领官兵，“沿途稽察”[15]。
海运议行如火如荼，但仍有人表示反对。左都御史松筠认为上海难行，御黄坝“仍应照常开放”。道光帝不为所动，指出此次海运确有把握，且与内河如出一辙，松筠所奏，“著无庸议”[16]。正是由于道光帝的坚持，反对派意见才没有得逞。
十二月初五，琦善等人再次上奏，报告此次海运所需商船已经全部雇好，并坚持海运应以天津交兑为竣事，万无再运通仓之理。奏章还中提到，川沙营参将关天培，“堪以委押头船只”；京口协副将汤攀龙，“堪以委押次运船只”[17]。此后，仓场侍郎百春奏《大通查米章程》，规定如何核查米质，以及商船自带商货二成，“由海关查明免税放行”，前往关东装豆，则“仍照例输税”[18]，明确了各自利益。六年正月初八，那彦成则奏明天津海运总局成立，并檄饬天津镇，预期随同照料[19]。至此，海运章程方面的讨论大体结束。随着海运的进行，以后又制定了一些补充性的措施和条例。
二、漕粮海运的实行及其善后
“烟开岛豁黄龙远，潮满神停白马看。指点扶桑云五色，日边好路近长安”[20]。此次海运，于六年二月初一正式启动。
海运的第一步是沙船受兑，沙船按载米州县，分别悬挂各色旗号，州县按色斛米，先在船舱铺席片等物垫底，装米后盖稻草以收潮气；每船另装样米一桶，盖贴印花，带津备验。兑竣后，开三联执照，记载详细情况，一给船户，一发州县，一交天津受验[21]。
由于陶澍等人亲自督验，受兑活动进展顺利，日兑商船90余只，兑米量8万石左右；至二月二十一日，已兑米1,122,000余石；到三月十五日，又兑米11万余石，连前共兑米1,234,900余石[22]。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条件，这个速度是相当惊人的。船只受兑后，陆续开出上海十一滧。接到奏报后的道光帝两次发布上谕，传令沿途官员注意保护，并派穆彰阿赶往天津，会同仓场侍郎，全力准备漕粮的收兑工作。
由于船只行驶迅速，天津镇总兵克什德很快奏报，二月二十八日，苏州长洲县第13号郁同发海运沙船，已经行抵天津洋面，并于二十九日早晨，乘潮引入天津口岸。预料此后各船可接踵而至，那彦成飞饬天津镇亲赴海口，“查探迎护”[23]。郁同发的沙船入港，揭开了海运到津的序幕，此后，有关海船到津的奏报络绎不绝。
此次押首的是关天培，当初琦善、陶等人对于督运人员，“颇难其选”，他不避毛遂之嫌，“力请身任”[24]，遂兑运开行，一路平安。关天培到达天津后，于三月十五日向穆彰阿报告，已经进口米船424只，稍后的390余只，也将“次第停泊风顺，不日可来”[25]。
天津方面则出现了意外：本来，根据那彦成的奏报，此次海运所需转运剥船2500只，到二月初可到齐听用。不料二月十八日，百春却向道光帝上奏，实到剥船仅1000只，且船底尚未修艌，仅202只可用；至于那些未到剥船，“更难保其齐备”。道光帝下旨责问：此项剥船，既据奏明“全数修艌”，何以又称“尚未油艌?”况且海运之米将至，“岂能停斛等船，节节延搁?”[26]他命仓场侍郎申启贤前往天津，查明缘由。几天后，申启贤回奏，原来是由于本年冰泮较迟，北仓起运往年囤积漕粮的速度较慢，船只无法全部调拔；经再三权衡，他奏准暂先只调剥船500只前往天津，以后再陆续增加。
由于海运商船带有余米，按章程可在天津出售，为防止船主“希图贱价售买”而延误时间，争取沙船快速二运，经英和奏准，由政府拨款20万两，并通知船户，愿卖余米者，任由百姓按市价收买；销售不完，即照市价官买，价银由江南委员转发，“毋得假手吏胥，致启勒掯短发诸弊”[27]。
三月二十日，穆彰阿报告了天津的收米情况：沙船行抵上园，江南委员即排列顺序，经验米后由清河、天津两道配给剥船，坐粮厅核准对验单。为节省时间和减少粮食浪费，他们实行对船接卸，斛手加紧工作，每日一斛起米竟多达一千斛，“是以一斛之用，仍收两斛之功”。据他统计，到十九日，已退空252船，起米221,000余石。穆彰阿亲自询问船主海运情况，船主皆称“斛收公允”，余米甚多，所得费用，“较贸易尤多余润”；其中程聚泰等14位船主，在交卸完毕后，情愿不往奉天装货，即行回南二运，“踊跃情形，更可想见”[28]。
第一次海运胜利在望，而上海尚有余米30余万石，寄存上海栈房等处待装。据关天培的反馈信息，抵津沙船500余只中，除去奉天买豆时间，四月底均可返回上海，“五月内即可将未运米石，扫数运北”，但陶澍认为，四五月间盛行南风，海船北行最为适宜；至六、七月后，风暴靡常，多有失事，节省时间乃为海运“第一关键”，因此他要求沿途官员加紧督促船主回南，军机大臣则特意行文：“贵抚奏前事一件，已奉寄信谕旨，交钦差穆直督（璋阿）、那将军（彦成）等迅速饬催矣”[29]。
与此同时，户部也在高速运转。四月十四日，户部报告道光帝，漕粮海运到津后，“米色均属干净”，但为保险起见，他们仍要求仓场侍郎命令各仓，“加谨收贮，板蓆铺垫，妥放气筒，如数安置”[30]。结果证明，他们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海船离开天津后，大部分前往奉天购豆贸易，并于五月二十二日左右返抵上海；直接回沪的船只，时间自然更早。据李景峄的报告，自四月初六至十九日，已有回空沙船31只。由于采取挑选大船、随到随兑的方式，二运的起始时间并不相同，其中周隆顺、孙永盛等人之船，于四月十六日出海，为二运之首[31]。
二运交兑时，已回省城的陶澍又赶回上海督办。由于存放时间过长，有部分漕粮发热或变色，陶澍下令全部改换好米[32]。所有此次海运船只，全部于六月五日以前北航。六月五日，他“亲诣海口，督饬放行”，派京口副汤攀龙“押尾前进”，并向道光帝报喜：所有应运海运漕粮，至此已“扫数斛交完竣”[33]。从船只的使用情况来看，首运船只为1375，二运的船只为580，二者合计为1955只，首运船只数占全部使用量的70.33%。
六月初九，武隆阿奏报，先后经山东抵天津的商船共1,277只，进展顺利，海运成功大局已定[34]。因事故而姗姗来迟的黄遇泰的沙船，于八月二十六日到达天津，经检查“米色干洁”，天津总局当即挑选官船四只，督同经纪、斛手，于八月二十七日“兑竣”[35]。九月三十日，海运之米全部由天津转入通州，海运结束。
清政府对海运善后的处理，进行得很早。海运之初，陶澍即到海口致祭风神、海神。兑米结束后，陶澍又上疏请加封海神。六月十七日，道光帝赐大藏香十柱和匾额，“以答神庥”[36]。他们将海运的成功归功于“上苍”的保佑，自属滑稽，但同时也揭开了论功行赏的序幕。
对于主要出力大员，道光帝按情况分别奖赏：英和赏紫缰议叙，琦善、那彦成议叙，陶澍赏戴花翎，穆彰阿加二级。其余办事人员，则经琦善、那彦成等人分别题奏，照章办理，嘉奖者多达130人[37]。按章程，商船运米在1万石至5万石的，“奏请奖叙”；运米万石以下的，由地方官赏给匾额。九月三十日，陶澍对此次海运出力的船商46人进行保举，各受其赏，如崇明县举人施彦士倡导有力，以知县签掣；上海县捐职布政使朱增慎“殷情报效”，运粮万余石，却不收水脚银，以捐职优先选用[38]。
此次海运的沙船损失情况，据记载，“蒋朱顺等四船斫桅松舱，例应豁免238石6斗5升……在洋失风事故赵联盛等四船共米2850石”[39]，两者合计为3088石6斗5升。而实际交仓漕米为1,507,619石，也就是说，此次海运的失米率仅为2.05‰，相较元代高达23.61‰的失米率有了很大的进步[40]。对于这些失事船只的处理，均照章办事，如船主蒋朱顺一船抛米70余石，“实因风猛松舱，并无捏饰盗卖情弊”，准其到津之后，“将给船耗米抵补”[41]。
漕粮海运到津，均“米色干净”，但由剥船装赴通州后，却“间有微变，不能久储”[42]。原来，剥船船主在剥运时，私造燥烈药末，搀和热水浸泡，致使米石涨大；尔后经纪与花户“通同受贿，颟顸验收”[43]，百春、申启贤等人均受处分。但这已是另一方面的问题。
三、海运成功与中止的检讨
漕粮海运，是清代漕运制度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其雇用商船海运，也是一种创举。从最初议行到正式实行，海运经受了艰难的历程，但它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具有丰富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魏源在海运结束后，对此次海运做了归纳，认为它优于前代海运者有“三因”：“因海用海、因商用商、因舟用舟”；其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44]；达到了“众善”的“六便”：“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45]。
纵观此次海运，从二月初一日商船受兑，到九月三十日，漕粮全部转运入通州，耗时长达8个月，却于正额“颗粒无损”；且沙船在天津交兑后，尚余米65007石，每石平均作银2.12两，由政府收买。有学者估计，清代正常年份的河运，每运米1石约需支付2石米的代价，如将河道修筑管理费计算在内，则在3石米以上，而海运漕粮“用银不及一两，用米不到二斗”[46]，考虑到此次海船运粮到津，随到随兑，更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既然河运漕粮有诸多弊端，海运漕粮有许多优点，道光六年的初次海运漕粮又比较成功，为什么道光帝却不再继续推行海运了呢[47]？
最深层的原因，乃是由于当时清政府无法从战略高度考虑海运，仅视海运为河运一种替补手段。由河运改为海运，从熟悉而受限制的内陆平地，一跃而变为瀚浩陌生但生机勃勃的海洋，这种转变会触一发而动全身，彻底改变传统社会中的主权意识、海疆意识、军事战略意识，并对农耕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无疑，这是需要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战略远见的。
联系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变迁、生态环境的恶化、吏治的败坏，以及英和、陶澍等人的精明实干，可知历史已经向他们提出了这种要求。但经过认真的考察，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这种可能性在当时并不能转化为可行性。“海运乃权宜之计”的思想，严重束缚着海运的进一步推行。反对海运者自不必说，即如支持海运者，也都存在这种思想。在有关材料中，笔者多次发现道光帝、英和等人对海运的态度，并非一贯积极坚决。正是由于他们无法跳出固守成规的老套路，极大地消减了海运持续进行的可能性。
通过具体分析，又可以找到如下线索：
其一，道光帝的保守和安于现状，是此次海运不继的最重要原因。道光帝为典型的守成之君，他心目中的理想是恢复康乾盛世，恪守祖宗法典。但乾嘉以来，国家承平日久，各种矛盾激化，清朝迅速走向衰落，道光帝为扭转被动局面，亦曾致力于改革，并取得一定的成效，“无如当时风习治术，拘守成例，不敢稍有变通”，“然一齐终不敌众楚”[48]，而道光帝又往往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先紧后松，浅尝辄止，其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致使一些改革，如禁止浮奢、革除漕弊、缓解河工等等，最后全都走向失败。漕粮改河运为海运，是清朝近二百年来不曾有过的全局性变革，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作为最高决策者，道光帝只有坚毅果敢，力除阻力，才能取得成功，否则，瞻前顾后，投鼠忌器，注定要失败。海运的夭折，正是道光帝屈从臣下压力和“祖宗成法”的结果。
其二，漕粮海运，不由内地，不经层层私饱，必然要触及一些既得利益者。魏源说海运所不利之人有三，“海关税侩也，天津仓胥也，屯弁运丁也”[49]。这些人与整个官僚集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反对海运者历来都多，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海运舆论，影响了政府决策。他们反对海运的口实，如海洋风大浪恶，津通收兑必难，海商经久难靠，漕运受制于商、有伤大体，难以持久等等，虽大多经不起仔细推敲，却颇有市场。相比之下，力主海运的下层知识分子如包世臣、魏源等人却权微言轻，影响有限。
其三，此年河工的持续好转，为恢复旧制提供了物质基础，并对继续海运提出了挑战。经蒋攸銛、张井等人的努力，道光七年的河工紧张形势大为缓和。八月份，南河伏秋两汛，湖水叠涨，“存逾定志”，但由于修堤得法，山盱河坝、昭关车南中新等坝，“始终坚守”；而在此之前，豫东黄河屡次涨水，加上山洪暴发，两岸漫滩险情屡出，经严烺等人的共同防守，卫粮厅阳武19堡及北厅兰阳汛11、13等堡，也化险为夷，“普庆安澜”[50]。由此看来，此间河道情况较好，顶住了一次洪水的袭击，为道光帝的废除海运，提供了较好的外部条件。
其四，对于河运十数万运丁的安置，也是清政府不得不考虑到的现实社会问题。河运漕粮虽然弊端很多，但极能安置人手。清代的漕粮河运，每年约船六、七千只，每船所需运丁、水手及纤夫以20人计，“此中可容数十万人”[51]。运丁有卫所屯田，安置起来尚不太难，最要命的是数万名水手。清中叶，运河沿线的漕运水手，已经结成行帮会社；嘉道以后，他们更大多加入青帮。水手们以船为家，以运漕为生计，一旦废除河运，生计断绝，势必群情激愤，一触即发。事实上，道光五年，就因漕粮海运，在水手船帮中引发生了一系列骚动，其中潘安帮与老安帮发生械斗，“约计潘安水手先后共死40余人，老安水手死者数人”[52]。
此外，海运自身的一些具体细节问题，如对海盗的防范、海船水手的控制等等，都需要政府花费巨大精力和心血来解决。
道光帝停止海运，“其后各省岁运额漕，逐短少，太仓积粟，动放无存”，京师地区的粮食供应危机更加严重。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道光帝于无奈之中，又下诏复行海运。轮船出现后，海运更在股掌之中，故“无复运河之事矣”[53]。但时过境迁，到那时，各种因素及条件已经全然不同，方式与效果也就迥然相异了。

注释：
[1] 魏源：《复魏制府讯海运书》，《古微堂集》卷5。

[2]《上谕内阁》道光五年二月初五日。

[3]《大清十朝圣训·宣宗成皇帝》卷122《漕运》。

[4] 程祖洛：《覆奏海运疏》，《清经世文编》卷48。

[5]《上谕内阁》道光五年四月十七日。

[6]《朱批奏折》道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漕运总督魏元煜折。

[7]《上谕内阁》道光五年六月十六日。

[8]《朱批奏折》道光五年六月十五日，江苏巡抚陶澍折。

[9]《上谕内阁》道光五年八月初九日。

[10]《朱批奏折》道光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两江总督琦善折。另，琦善还奏准，将兴修河工的丁忧人员前江苏按察使林则徐、降调河南河北道邹锡淳二人，届期调赴上海筹办海运。林则徐参与了一些海运筹备工作，后因“构劳成疟”请辞；邹锡淳则出任交米委员，前往天津负责漕米交收。

[11]《江苏海运全案》卷5《详禀文移》。

[12]《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五年九月初二日，两江总督琦善等折。

[13]《道光起居注》道光五年九月初八日。

[14]《朱批奏折》道光五年十一月二十二，直隶总督那彦成折。

[15]《道光起居注》道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6]《道光起居注》道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7] 陶澍：《会同江督漕督筹议海运陆续应办事宜折子》，《陶文毅公全集》卷8《奏疏·海运》。

[18]《道咸同光四朝奏议》卷1，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6月版，第192—193页。

[19]《朱批奏折》道光六年正月初八日，直隶总督那彦成折。

[20] 此日陶澍作《丙戌二月一日海运初发偕同事诸君赴吴淞口致告海神登炮台作》，以兹纪念，见《陶澍集（下）·序》，第563页。

[21]《朱批奏折》道光六年二月初三日，江苏巡抚陶澍折。

[22]《江苏海运全案》卷7《详禀文移》。

[23]《朱批奏折》道光六年三月初四日，直隶总督那彦成折。

[24] 关天培：《筹海初集·序》。

[25]《朱批奏折》道光六年三月二十日，钦差大臣穆璋阿折。

[26]《道光起居注》道光六年二月十八日。

[27]《上谕内阁》道光六年三月十九日。

[28]《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六年三月二十日，钦差大臣穆彰阿等折。

[29] 陶澍：《请饬催沙船以速海运折子》，《陶文毅公全集》卷8《奏疏·海运》。

[30]《道光起居注》道光六年四月十四日。

[31]《朱批奏折》道光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江苏巡抚陶澍折。到四月底，天津镇总兵克什德发现周隆顺、孙永盛等人之船已经驶入天津，见《朱批奏折》道光六年五月十五日，直隶总督那彦成折。

[32]《朱批奏折》道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江苏巡抚陶澍折。

[33]《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六年六月六月初十日，江苏巡抚陶澍折。

[34]《朱批奏折》道光六年六月初九日，山东巡抚武隆阿折。

[35]《朱批奏折》道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长芦盐政使阿扬阿折。

[36]《道光起居注》道光六年六月十七日。

[37] 参见《道光起居注》六年、七年，以及《江苏海运全案》的相关记载。

[38]《道光起居注》道光六年十月十六日。

[39] 光绪《户部漕运全书》卷91《海运事宜·淀津督收》。

[40]《元史》卷93《食货志一·海运》。

[41]《朱批奏折》道光六年三月二十日，江苏巡抚陶澍折。

[42]《道咸同光四朝奏议》卷1，第194页。

[43]《道光起居注》道光七年七月初三日。

[44] 魏源：《道光丙戌海运记》，《清经世文编》卷48。

[45] 魏源：《海运全案序（代）》，《古微堂集》卷5。

[46] 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版，第463页。

[47] 见《道光起居注》道光七年十一月初四日，此日道光帝表示：“所有前议海运，著即行停止，其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仍著照常河运。”

[48] 印鸾章：《清鉴纲目》卷10。

[49] 魏源：《复魏制府询海运书》，《古微堂集》卷5。

[50]《道光起居注》道光七年九月十一日。

[51]《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1《户政十八》。

[52]《军机录副奏折》道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浙江巡抚程含章折。

[53]《清国史》卷122《食货志三·漕运》。
（资料来源：由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上一篇：试论同治朝江浙“减漕”运动下一篇：寇连材之死与“烈宦”的诞生收藏挑错推荐打印

栏目列表

史学总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党史专门史国史观点访谈评论书评、读后感随笔

随便看看

原始服饰三皇五帝时期服饰特点上古苏联解体前的五张老照片，最后一张令在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中继续推进改革开孙悟空的真实身份母亲是女娲父亲是“天府学”建立恰逢其时恐怖又仁慈的复仇三女神古希腊神话沉香救母的故事沉香的母亲三圣母为熊姓的六个来源及姓氏图腾姓熊的名陈纳德与妻子陈香梅老照片:生育两个贝隆夫人的故事：成为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