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乾嘉学案：高扬汉学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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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乾嘉学案：高扬汉学的旗帜

在辨伪学史上，判定伪书有多种方法，其中得到学者公认并被奉为经典的有八种，这就是“辨伪八法”。
“上自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课读，没有一天不背诵它。忽焉真赃实证，发现出全部是假造，你想，思想界该受如何的震动呢？”
戴震把古音学的知识运用于群经字书的训诂中，打破前人“即形求义”的框框，而注重从声音上探求字义，这就是训诂学史上极为重要的训诂方法：“因音求义”
中国传统儒学在宋明时期是以理学为主，到了清代，则以经学为主。由于清代的主流学术主张回溯和尊崇汉代的经师经说，所以清代的经学被称为汉学;由于汉学以文字音韵、章句训诂、典章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朴实的经史考证为研究方法，学风朴实谨严，故人们又以朴学概而括之；就其研究方法而言，清代的经学研究尤为重视证据，强调考证，几乎“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因此又称之为考据学;由于清代汉学在乾隆、嘉庆时期发展至高峰，成为有清一代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流派，所以又被称为乾嘉汉学或乾嘉学派。我们把清代学术的讲题定名为“乾嘉学案“，其涵义也在于此。
任何一个时代的学术，都有它的来龙去脉；同时，还具有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独特之处。我们今天讲的“乾嘉学案”，就是要从“乾嘉汉学”来看传统儒学在清代特别是乾嘉时期的发展演变及其特色。
一、乾嘉汉学的渊源
明清之际，社会动荡。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数百年之久的宋明理学迅速走向衰颓，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挽救社会危机为目的，以朴实考经证史为方法的实学思潮勃然兴起。
大家知道，到明中叶，王阳明的心学取代理学的主导地位而风靡一时，成为明代中后期最有影响的思想潮流。但是，心学发展到后来，却日益走向极端，形成一种清谈空疏的风气。士子不读群书，不讲经世，只知空言心性，造成了严重的学术危机。接着，明王朝大厦轰然坍塌。东北满族政权挥师入关，明清易代。
严酷的社会现实，促成了整个学术思想界的觉悟和警醒。许多学者从现实和理论的反思中，深刻认识到心学以及理学的弊害，不同程度地对包括心学在内的整个宋明理学进行修正和批判。
在各种批评声音中，有几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批判心学乃至理学的空疏学风，认为它造成社会风气的败坏，最终导致误国误民的严重后果。这一点可以说是明末清初学人士子的共识。
其二，指斥心学及其理学实乃道家、佛家之学，而非真正的孔门儒学。主张剔除杂质，恢复儒家经学的本来面貌。这一点，可以说抓住了理学的要害所在。
其三，批评理学家借经典以立言的治经方法。这一点，可以说点中了理学的死穴。理学的理论体系许多重要命题和概念都是理学家的主观发挥甚至是附会，并不符合原始的古典儒学。
可以看到，从理论体系到文本依据，从学术风气到研究方法，理学无不遭到普遍的质疑和批评。这些质疑和批评此呼彼应，互为影响，交相推动，汇合成一股汹涌澎湃的反理学的思想潮流，为学术的转折和变化提供了空间和契机。
在学术界普遍抛弃宋明理学之后，清初学术向何处去?一代学术又如何发展?对此，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归古学，复兴经学的道路。
在这股努力回归传统儒学的学术趋向中，有两位学者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钱谦益和费密。
钱谦益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一生历经明万历、天启、崇祯，清顺治、康熙等两朝五代。在个人仕途上，先后出仕明廷及南明福王政权，亦在清廷短暂担任官职：在政治立场上，仕明时对祸国殃民的阉党先是反对，后又阿附，入清后先是降清，后又反清。他对明清之际学术潮流转换影响最大的是其经学观。他倡导回到经学本身去寻求圣人之道，提出“反经”以及“正经学”的主张，要求消除后世学者特别是理学家的误解曲说，回到汉唐章句之学的传统，甚至“以汉人为宗主”。这一主张成为后来许多学者尊崇汉学的依据。
费密也非常推崇汉儒的地位和作用，他举出三条理由，来说明汉儒在儒家经典授受源流中的独特贡献。这就是：“汉儒虽未事七十子，去古未远，初当君子五世之泽，一也；尚传闻先秦古书，故家遗俗，二也；未罹永嘉之乱，旧章散失，三也。故汉政事、风俗、经术、教化、文章，皆非后世可几，何敢与汉儒敌耦哉！”可以说，钱谦益和费密回归经学、表彰汉儒的主张，开启了后世学者尊崇汉学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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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理论思维及学术取向的变化，还带来了学术界研究方法的变化和研究领域的开拓。在这方面，影响最大，最受后世推崇的就是著名学者顾炎武。事实上，顾炎武尖锐的学术批评，高扬的民族气节，峻洁的个人品行和经世致用的治学目的，都为一代学人士子树立了典范。而他在治学方法和研究领域所作的探索，更是为一代学术的发展开启了先路。鉴于宋明以来学风空疏，学者几乎不通文字音韵，以致臆改经书，误解经义的现象，顾炎武明确提出了“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学方法，这就是说，要从考辨文字音韵入手以通经学。他身体力行，积数十年之精力，先后五易其稿，撰成研究音韵的专门著作《音学五书》，成为清代古音学研究的第一人。他还努力从事群经诸史、典制舆地，金石碑刻，乃至政事风俗、河漕兵农的研究，搜集归纳大量例证，反复排比钩稽，力求融会贯通，甚至多次进行实地考察，其研究成果汇辑而成的《日知录》一书，也被后世学者推为经典之作。可以说，顾炎武提倡的治学方法及其所从事的诸多领域的研究，直接促成了清初学术由宋明理学向乾嘉汉学的转变，后世学者或继承他的治学方法，或发扬他的治学精神，或拓展他的治学范围，或推进他的专门研究，终于演成一代学术鼎盛的局面。顾炎武也因此被尊为清代汉学的开山。
二、乾嘉汉学的奠基
在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向乾嘉汉学转变的过程中，有两位重要的学者不能不提，这就是阎若璩和胡渭。他们的学术主张和学术成就，为汉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先来看阎若璩。阎若璩是江苏淮安人，1644年明朝灭亡时他才8岁，可以说基本上是在新朝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据记载，他幼时资质极为鲁钝，还口吃。但少年时期的阎若璩有股不服输的韧劲，他刻苦攻读，反复背诵，甚至将书册拆散，一页一页诵读，背熟一页就烧掉一页，无论盛夏三伏，还是寒冬腊月，都不间断。功夫不负苦心人，有一天忽然开窍，从此聪明异常，据说别人读书，只能看到正面，而阎若璩读书，却能看到正面和背面。正是因为早年打下了坚实的经史功底，所以阎若璩后来才能在经史考证上取得杰出的成就。他曾与胡渭、黄子鸿、顾祖禹等学者共同参与康熙时《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后来还得到雍亲王，也就是以后的雍正皇帝的赏识，特意把他请到王府，尊为上宾，可惜不久即卒于京师。
阎若璩在学术上明确表示自己“主汉不主宋”，并尤为崇尚考据，强调精审博证，注重求真求是，凡著一书、立一说、论一事，必定有根有据，做到“旁参互证，多所贯通”。本着这种求真求是的治学态度，阎若璩在经史、地理，特别是对伪《古文尚书》的研究考证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我们知道，《尚书》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六经之一，秦始皇焚书时曾遭到焚毁。西汉初年，老儒伏生凭借自己的记忆口授，朝廷派专人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二十八篇，加上后得的《泰誓》一篇，总共二十九篇，这就是《今文尚书》。后来，孔子屋壁中发现了一部用春秋战国时期六国文字写成的《古文尚书》，经孔子后人孔安国校读，比《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但未能列入学官，至西晋时亡佚。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忽然献出一部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共计五十八篇，其中今文三十三篇、古文二十五篇，书前还有孔安国所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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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这部今文、古文合一，又有孔安国《传》的《古文尚书》出现之后，便逐渐取代《今文尚书》而流传开来。隋唐时期，与其他儒家经典一道，被定为一尊，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宋代以后，陆续有学者对《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的真伪表示怀疑。阎若璩在前人怀疑的基础上，进一步穿穴经史，广搜证据，从该书渊源、传授、篇数、篇名、史实、文体、典制、地理、历法，乃至音韵、训诂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费时三十余年，著成《古文尚书疏证》八卷，考证出《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是后世的伪作，解决了一个千古疑案。他的著述被视为清代汉学考据辨伪的经典之作。
与阎若璩同时的胡渭擅长考据。影响最大的就是《易图明辨》。
《易经》位居儒家六经之首，历来受到学者重视。五代宋初时，华山道士陈抟钻研玩味《易经》，编造出由黑色、白色圆点排列组成的《河图》、《洛书》，并据此说《易》。其后，宋代理学家都接受了陈抟的说法，辗转传授增益，又附会出《先天图》(包括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共四种)、《后天图》(包括文王八卦次序图、文王八卦方位图两种)、《太极图》等，加上最早的《河图》、《洛书》，总共九种，称为九图。从此以后，以图说《易》，据图解《易》，也成为宋明以来《易》学的主流。
但是，历代也有一些严肃的学者对《图》、《书》的来历及其真伪提出怀疑，胡渭集前代各家大成，对《图》、《书》进行系统考辨。他明确指出《诗》、《书》、《礼》、《乐》、《春秋》，都可以有图，只有《易》完全不需要图，因为六十四卦本身，就是《易》图。并且，胡渭还运用穷源竟委的方法，来判定《图》、《书》的真伪。在辨伪学史上，判定伪书有多种方法，其中得到学者公认并被奉为经典的有八种，这就是“辨伪八法”。“八法“的其中之一，就是追溯其渊源来历。任何一部古书，若在《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都未见著录，而出现在《宋史·艺文志》中，如果没有确凿的考古依据或合理的授受源流，那么，十有八九可以断定这是后世的伪作。《图》、《书》的出现正是如此。虽然古代曾有“河图”、“洛书”的记载，也有“河出图，洛出书”的说法，但并没有确切地说明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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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更重要的是，都没有提到有图。可是，这些图却忽然出于五代宋初的道士陈抟，显然是造伪之作。
阎、胡通过他们的学术研究，于后世昭示出强烈的思想意义。譬如对于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的辨伪，梁启超就说：“请问：区区二十篇书的真伪，虽辨明有何关系，值得如此张皇推许吗?答道：是大不然。这二十几篇书和别的书不同，二千余年来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上自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课读，没有一天不背诵它。忽焉真赃实证，发现出全部是假造，你想，思想界该受如何的震动呢?”
三、乾嘉汉学的确立
乾隆年间，中国古代社会进入了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鼎盛时期。一代学术亦即乾嘉汉学终于正式形成。
学界公认，惠栋(1697~1758年，字定宇，号松崖)是清代学术史上最先明确打出汉学旗帜的学者。他是江苏吴县人，出生于世代传经的官宦之家，其家族“四世传经”，源远流长。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惠栋精通经史，纵贯百家，学养极为深厚。但却命运不济，乡试不第，荐举亦落选，故一生未涉仕途，而以讲学著述终老。
惠栋继承家学，十分尊信和推崇汉儒经说。为构筑汉学的森严壁垒，惠栋有力地揭橥并确立了汉学的治学宗旨。他十分强调：“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正是经由惠栋的倡导，由古书的文字、音韵、训诂以寻求义理的主张，才得以正式确立，并成为汉学家共同尊奉的学术宗旨。
惠栋最受时人和后人推崇的学术成就，是对《易经》的研究。他在深厚的家学基础上，精研二十余年，辑录两汉经师孟喜、虞翻、京房、郑玄、荀爽诸家《易》说，并发明《易》理，著《易汉学》八卷。又考证汉儒《易》说，发明《易经》义例，著《易例》二卷。在爬梳汉儒《易》说的基础上，惠栋进而以荀爽、虞翻为主，参以郑玄、宋咸、干宝等各家之说，融会贯通，疏解《易》，撰《周易述》一书。虽然这部书由于惠栋病逝而未能最终完成，但他复兴汉儒经说的努力和成效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钱大昕有一句话，非常到位地说明了惠栋学术的作用和影响，这就是：“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灿然复章矣。”
不过，汉儒经说本身，不仅有今文、古文的分别，还不同程度受到当时谶纬之学的影响，或多或少流于阴阳灾异之说。对此，惠栋大多不加别择，全盘继承。这就造成了今文古文杂糅，精华糟粕并陈的状况。所以后来的学者评论惠学“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
由于惠栋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声望，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学友和弟子，如沈彤、余萧客、江声、王鸣盛、钱大昕等人。他们大多恪守惠栋尊崇汉学、强调文字、音韵、训诂的学术宗旨，治学风格和研究内容也与惠栋相近，甚至就连表现出来的一些弊端也大体相同，由此而形成了清代汉学的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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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阵营。因为惠栋是江苏吴县人，而他周围的这批学者基本上都是江南人，所以以其地望命名，称之为“吴派”，在清代学术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四、乾嘉汉学的高峰
继吴派之后，把汉学推向发展高峰的，是以戴震为首的皖派。皖派与吴派并非两个对立的学派，而是先后相承，互为师友，体现了清代汉学发展、演进历史轨迹的两支劲旅。
戴震(1724~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他幼年家境贫寒，曾随父为商贩，但仍孜孜向学，刻苦自励。塾师讲授朱熹的《大学章句》，读到“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一段，年仅十岁的戴震当时就提出疑问说：为什么说这是孔子之言而由曾子所述，又为什么说这是曾子之意而由门人所记呢?塾师回答说：这是朱文公即朱熹说的。那朱文公是哪个朝代的人呢?宋朝人。孔子、曾子又是何时人?周朝人。既如此，朱文公又怎么能知道呢?这一下把塾师给问住了，他惊叹说：“此非常儿也。”戴震后来拜著名学者江永为师，学业日进。33岁时至京师，得到钱大昕、王昶、纪昀、王鸣盛等学者的一致赞赏。35岁时在扬州与惠栋结识，二人交相推重，戴震尤深受惠栋的影响。《四库全书》开馆后，戴震以举人身份被特召入馆，充任纂修官。因校书成绩显著，被赐以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但他也因此积劳成疾，不幸去世。
戴震是清代中叶最著名的学者，学识渊博，识断精审，集清代考据学之大成。他对乾嘉汉学的继承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大力阐扬汉学治学宗旨。戴震曾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这就是：“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由字而词而道，准确而又简明地阐发了汉学的治学宗旨，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同。
其二，倡导训诂、考据与义理的结合，强调义理的重要性。由于汉学的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入手寻求经书义理，一些汉学家过于强调训诂考据，不免有所偏向，少讲或不讲义理，甚至将义理完全归之于宋儒的空言议论。为纠正这一偏向，戴震特别倡导训诂、考据与义理的结合。
其三，努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戴震以一个思想家的敏锐眼光，觉察到汉学开始显露出的泥古倾向，因而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从而使汉学得以及时克服泥古、佞汉的弊端，达到一代学术发展的高峰。
其四，致力于文字、音韵、训诂、考据以及古天算、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成就卓越。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例。戴震把古音学的知识运用于群经字书的训诂中，打破前人“即形求义”的框框，而注重从声音上探求字义，这就是训诂学史上极为重要的训诂方法：“因音求义”，也称为“因声求义”。
其五，批判程朱理学，阐发义理思想。理学家把人性分成“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认为前者是产生“人欲”的罪恶渊薮，后者才是符合“天理”的真正“人性”，因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戴震根本反对这种理欲观，在他看来，“欲”乃是人的本性，也就是“血气之自然”，“圣人之道”就在于“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而理学家把“理”、“欲”截然对立起来，“理”实际上已经成为杀人的借口和工具。戴震的思想学说，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关怀，在清代中叶的学术思想史上独树一帜。
在清代汉学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戴震继惠栋开创之后，以其大力推阐的实事求是的学风，训诂、考据、义理三者结合的学术实践以及多方面的学术成就，成为一代学术发展高峰的标志。当时的学者汪中认为，戴震的学术集清初顾炎武以来之大成，这一评价是颇有见地的。
戴震的学友和弟子很多，他们大多为安徽人，有的虽地望不一，但因亲受其业，学术宗旨、风格和治学方法十分接近，故而同被称为清代汉学中的皖派。在他的弟子中，有的主要继承了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方法更加严密，成就也更为突出，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有的则兼承戴震的哲学思想，在音韵训诂和义理方面均有所成就，如洪榜、凌廷堪等。
五、乾嘉汉学的总结
继吴派、皖派之后，深受皖派学术影响，又继续保持汉学发展态势，并为清代汉学作总结的是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云台，江苏扬州人，占籍仪征。与惠栋、戴震相比，阮元最大的不同在于，他长期一身二任，既是官吏，又是学者。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考中进士之后，历官乾、嘉、道三朝，一直做到体仁阁大学士。而在长期的仕途生涯中，阮元始终没有放弃学术活动和学术研究，成为盛极一时的乾嘉汉学特别是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
阮元的学术主张主要有：第一，努力推阐汉学治学宗旨。强调要寻求圣贤之道和经书义理，就必须通过文字、音韵、训诂，舍此无他途径。第二，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在这方面，可以说阮元继承了皖派学术的特色而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戴震尚未直接揭明“实事求是”一语，阮元则不仅明确揭出，而且反复予以强调说明。第三，主张折衷汉、宋，兼采二者之长。阮元认为，汉学宋学两家各有所长，不可偏废。在他看来，古代周公制礼之时，已有“师”、“儒”之分，后世之学，大体不出此范围，即如相互对立、纷争不已的汉学宋学，实际上也是各得一端，皆有所长。因此，阮元主张将宋学重视义理的特点和汉学崇尚考据的长处结合起来，用他的话说，就是“崇宋学之道性，而以汉儒经义实之”。这一点，可以说是扬派学者独具的特色。即汉学发展到高峰以后才出现的一种总结、融合的学术取向。一般认为，汉宋之间的调和是在嘉道以后，实际上，在乾嘉后期就已经开始了。
在始终不懈地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阮元还凭借学者、官吏一身二任的有利条件，大力提倡学术，奖掖人才，整理典籍，刊刻图书。学者提供了读书治学的津梁，也总结了清代前期经学、小学等领域研究的主要成果。史称其“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确非过誉之辞。
在阮元周围，有一批学者，他们或与阮元互相师友，唱为同调，或是阮元的弟子和学生，如汪中、任大椿、焦循、罗士琳等，由此而形成了清代汉学的最后一个阵营，即扬州学派。
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的出现，为盛行一时的汉学作了一个总结。此后，随着社会的变化，特别是近代以降，汉学日益走下坡路，而被重新崛起的今文经学所取代。虽然其流风遗韵尚存，但其地位和影响已经无法与乾嘉时期相提并论了。
六、乾嘉汉学评价：学术成就与思想意义
综而论之，乾嘉汉学是清代最具特色，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渊源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由顾炎武开山，阎若璩、胡渭奠基，至吴县惠栋正式确立，经徽州戴震发展到高峰，再到扬州阮元等学者而进入总结阶段。乾嘉汉学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对古代典籍的系统整理和传统文化的全面总结，从而使得中国数千年来包括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在内的许多专门绝学得到发掘和彰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意义。那种认为乾嘉汉学有考据而无经世，有学术而无思想，汉学家纯粹“为考证而考证”、“为学问而学问”的传统观点，是不确切的。
今天，当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再次掀起文化热、国学热之时，我们确实有必要重新了解、研究、评价清代的乾嘉汉学，以便更好地借鉴、利用汉学家给我们留下的这份丰厚的文化遗产。
（资料来源：光明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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