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沈钧儒研讨会研究综述——兼论沈钧儒研究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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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沈钧儒研讨会研究综述——兼论沈钧儒研究的走向

2008年，恰逢伟大的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逝世四十五周年，也是沈钧儒纪念馆建馆十周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建立和谐社会的精神，更好地缅怀沈钧儒先生的丰功伟绩，嘉兴市沈钧儒纪念馆和沈钧儒研究会于6月11日沈钧儒纪念馆开馆十周年之际联合召开了以“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高校教师、在读博士、沈钧儒研究会成员、民盟成员、沈氏后人以及史学爱好者等与会者济济一堂，各抒己见，共商沈钧儒研究与沈钧儒纪念馆发展大计。此次会议共收到来自北京、上海、湖南以及省内杭州、嘉兴等地论文25篇，分涉沈钧儒的思想、沈钧儒与救国会、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等主题，现就研讨会大致情形分述如下：
一、沈钧儒及其思想
对沈钧儒进行整体评价的，有沈人德：《主张坚决，态度和平——纪念沈钧儒老先生逝世45周年》[1]，陆亚琦《沈钧儒：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2]。王聚春对沈钧儒济世救民，反对人治，主张法治的法学思想与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共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进行了阐发。[3]沈松回忆了沈钧儒与周恩来相识、相知的交往历程，缅怀了两位伟人的亲密情谊。[4]李在全从生命史的角度，透视了以沈钧儒为代表的法律人及近代中国法治的艰辛。[5]
沈钧儒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以及新中国三个历史阶段，其思想来源较为复杂并不断向前发展，终其一生孜孜以求的是宪政理想。陈水林认为，沈钧儒之所以能够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从来源上可以追溯到清末新政时期地方自治运动中所形成的联邦制理想。也正是沈钧儒追求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使其能在1927年蒋介石“清党”之时便与之产生冲突，另谋出路，开始与中共合作，终于发展成为人民政协制度。[6]
蔡浩明认为，抗战时期沈钧儒为实现宪政，发起了两次民主宪政运动，并提出了和平立宪、民运促宪、人民制宪、民权宪法、民主宪制、宪制政党以及法治政府等有关宪政的思想及政治主张。[7]
董彦斌认为，从革命这一时代政治背景理解建国后法律的变化，能够更贴切地把握沈钧儒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思想变化。[8]
朱菲菲提出，爱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便能体现出沈钧儒谋求宪政的毕生追求。抗战胜利后，民盟由于积极参与和平谈判，特别是政协的机缘，造成了他在第三党的地位。在内战爆发后，他进了最大的努力，穷尽了一切和平方式来谋求国内和平。由于他对时局的正确把握，最终将民盟引上了革命道路促成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深刻地体现了他尊重与维护每个个体人的存在和发展价值的宪政精神。[9]
作为宪政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自治思想。郭相宏、任俊琳进行了专门探讨。他们认为沈钧儒地方自治思想初成于远赴东瀛、负笈求学期间，并于辛亥武昌起义后更加成熟坚定。因拥护宪政而反对独裁、反对专制、反对中央集权，是沈钧儒宪政思想的内在逻辑，也是他拥护联省自治、反对中央集权之地方自治思想的核心。他于抗战期间多次呼吁地方自治，努力推进宪政运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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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翔从法制的视角探讨了沈钧儒民初的婚姻家庭观的内容及其时代意义。他认为沈钧儒婚姻家庭观的新观点是：家庭的目的在于社会价值，家庭以儿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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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独立，婚姻自由。这一婚姻家庭观的提出，在当时具有显著的时代意义，批判和挑战了民初法制，与当代婚姻家庭立法原则有很多共通之处。[11]
任汝平则系统论述了沈钧儒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他将沈钧儒的教育思想归纳为五个方面：爱国救亡、民主宪政、平等教育、德智体全面发展以及实践出真知。同样，其教育实践也相应地具有教育救国、民主办学、以学生为受益主体、公益办学、专家办学这五个特点。由于沈钧儒的教育思想切合时代主题，因而具有积极进步的时代意义。[12]
沈岚对沈钧儒人权思想进行了探讨，指出：沈钧儒对人权的本质特征——自由与平等予以极大关注，他毕生倡行宪政，认为实现基本的自由权是推行宪政的基础，而推行宪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沈氏人权思想的核心在于维护自由人权，重视人权的法制保障，并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征。[13]
沈继兰对沈钧儒的法学思想在当今的时代意义进行了论述。她认为，沈钧儒先生反对人治，主张法治的法学思想，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仍有其价值，具有积极意义，民盟应继承和发扬沈钧儒先生的法学思想，在参政议政中大力推行法治。[14]
二、沈钧儒与救国会
陈伟桐对救国会的领袖群体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救国会在国共严重对立的中国，站在中间立场，力主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力量的团结御侮，是一个独立超然的政治团体。由于救国会坚定的团结御侮救国方针，能够协调各种抗战方针，从而主导了1936年的中国政局，在某种意义上说，与“西安事变”的发生有着不容割裂的联系。[15]
张芳则对1936年全国救国会运动中沈钧儒的活动、人民救国联合阵线主张的论述进行了探索。她指出，1936年的救国会运动，为挽救“九·一八”以来的民族危机，为实现“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抗战，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沈钧儒组织和领导救国会运动，也成为全国民众和各党派势力所公认的救亡运动的领袖。[16]
沈人德则对沈钧儒发起组织救国会到民盟成立时期的行动进行了回顾，指出在中国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沈钧儒无愧为革命的先驱，是实践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光辉榜样。[17]
陈燎宏通过剖析考订沈钧儒的诗作《听公朴乃器等唱义勇军进行曲有感》，阐明沈钧儒创作此诗所蕴含的爱国之情和矢志不渝的抗战决心。[18]
沈兆祥对沈钧儒与中国民主同盟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他认为民盟的成立与沈钧儒坚持的爱国民主主义关系密切。在新世纪新环境的背景下，民主党派的作用应当从三个方面加强：扩大其参政议政、政治协商的基础和力度；加强其自身建设和发展；加强政党监督的法律环境。[19]
三、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孙平、杨菁、杨树标对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关系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看法：中国共产党同沈钧儒为代表的民主人士搞“统一战线”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要继续发展的统一战线所面对的对象已发生变化，如何继承与发扬沈钧儒所代表的民主人士的爱国民主精神实质，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是当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所面临的问题。[20]
谢兰田对沈钧儒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沈钧儒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他的抗日救国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沈钧儒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结成了“心心相印”的关系。[21]
赵为民也认为，沈钧儒在民族危亡时刻积极促进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发起组织救国会，阐述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团结不同党派，推动救亡运动的发展，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22]
杨强详细叙述了沈钧儒在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地形成和建立过程中的种种表现，认为沈钧儒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立新中国的过程中，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以及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3]
张立程也认为，沈钧儒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实现中国的民主和平积极奔走，多方努力，在国民党撕毁协议，发动内战之后，她毅然决然地团结各阶层民众，进行坚决抗议。在遭到国民党的非法镇压后，他与各民主党派一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当中，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创建新中国而共同奋斗。[24]
陈莉指出，沈钧儒在解放战争时期支持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兴起，推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并最终投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等，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25]
纵观本次研讨会，无论是论文选题还是论文质量都有了一定程度地提高，有力地推动了沈钧儒研究的深入。笔者以为，如欲推动学界对沈钧儒思想研究真正走向深入，需从四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沈钧儒文集的整理出版。学术界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必须从基本的资料整理入手，对散见于各地的沈钧儒之手稿、文章以及日记等资料认真地加以整理，争取在原有的基础上能有新的突破。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沈钧儒的资料，仅有周天度的《沈钧儒文集》，此集编于十余年前，且收录于文集中的沈钧儒资料内容偏少。随着近年来沈钧儒研究的深入，许多研究者在研习的过程中已发掘出不少史料，因而沈钧儒文集的编纂工作亟待提上议事日程。嘉兴市沈钧儒纪念馆于本次研讨会开始前，举办了《沈钧儒家书》的首发仪式，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沈钧儒研究的资料，但收录于本书的沈钧儒家书仅仅是一部分，沈钧儒全部家书手稿的整理出版理应成为沈钧儒纪念馆今后工作任务的重点。如能早日见到沈钧儒全部家书的出版，无疑会为沈钧儒研究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创新。历史是由人构成的动态的过去。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研究者正是通过对重要人物组成的重要事件的研究分析，才能发现历史的规律。对于沈钧儒这样的世纪伟人，必须尝试多种学科交叉的方法，才能使沈钧儒研究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孤立地研究历史人物的生平及其思想在现有的学术发展阶段已经难以占据主流，更多地把历史人物置于社会背景、集团背景之下，探讨在群体内历史人物的作用及影响，这样才能够促使历史人物研究立体化、真实化，也才能真正促进学术水平的提高。
再次，是观点的创新。观点是学术论文或学术研究的核心。诚然沈钧儒被推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在政治上有其历史地位与评价。但学术研究不同于政治评价，学术研究应该坚持求真、求实的原则，对沈钧儒这一历史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与行为，做实事求是地分析与评价，不随意拔高，也不矫枉过正。非如此，难以真正提高沈钧儒研究的格调。
最后，是学术规范的秉持。学术规范是学术研究具有生命力、公信力的标准与原则。在众多沈钧儒研究的论文中，学术规范的坚持似乎并未引起与文者的重视。任何学术研究如欲有所创新，必须在充分占有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具有可信性。拾人牙慧无异于剽窃，而学术剽窃，则不仅无助于学术研究，反而会使其自身的学术品格遭受质疑。显然，充分占有前人研究成果是学术创新的基础与起点，只有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包括观点、资料的引用，才能为沈钧儒研究提供一片学术净土，也才能使沈钧儒研究真正获得深入的空间，结出丰硕的果实。
参考文献：
[1] 沈人德：《主张坚决，态度和平——纪念沈钧儒老先生逝世45周年》，《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3-16页。
[2] 陆亚琦《沈钧儒：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06-107页。
[3] 王聚春：《浅议以构建和谐和会的精神，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学习沈钧儒先生的革命精神与社会实践的一点心得》，《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81-83页。
[4] 沈松：《祖父沈钧儒与周恩来》，《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8-12页。
[5] 李在全：《生命史与法律史——以法律人沈钧儒为视角的透视》，《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0-45页。
[6] 陈水林：《脆弱的联邦制理想》，《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7-24页。
[7] 蔡浩明：《宪政运动的旗帜、民主政治的斗士——轮抗战时期沈钧儒的宪政思想与政治主张》，《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6-53页。
[8] 董彦彬：《革命里的法律和司法三题（1949—1957）：理解沈钧儒的时代背景》，《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4-57页。
[9] 龙菲菲：《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中解读沈钧儒的宪政精神》，《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6-80页。
[10] 郭相宏、任俊琳：《地方自治，宪政之基——沈钧儒地方自治思想述略》，《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8-63页。
[11] 蒋翔：《论民初沈钧儒的婚姻家庭观——以法制的视角》，《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5-32页。
[12] 任汝平：《论沈钧儒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3-39页。
[13] 沈岚：《沈钧儒人权思想刍议》，《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4-71页。
[14] 沈继兰：《试论以参政议政中推行法治集成和发扬沈钧儒法学思想——纪念沈钧儒先生逝世四十五周年》，《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2-75页。
[15] 陈伟桐：《救国会知识群体于1936年中国政局》，《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84-94页。
[16] 张芳：《沈钧儒与1936年的救国会运动》，《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95-100页。
[17] 沈人德：《统一战线的光辉典范——抗战中的救国会到民盟成立》，《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08-112页。
[18] 陈燎宏：《解读沈钧儒的一首狱中五言诗——<听公朴乃器等唱义勇军进行曲有感>》，《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01-105页。
[19] 沈兆祥：《沈钧儒与中国民主同盟——兼论21世纪中国民主党派的作用》，《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 孙平、杨菁、杨树标：《新时代，新对象，老精神——纪念沈钧儒逝世四十五周年》，《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7页。
[21] 谢兰田：《风范长存千古，精神激励后人——沈钧儒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研究》，《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13-117页。
[22] 赵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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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沈钧儒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的作用》，《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29-134页。
[23] 杨强：《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18-124页。
[24] 张立程：《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25-128页。
[25] 陈莉：《沈钧儒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沈钧儒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35-138页。
作者简介： 张立程（1977~ ），中国计量学院人文社科学院社科部讲师，副所长，历史学博士，近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教育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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