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中国近代海军战略战术思想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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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近代海军战略战术思想的演进

以1866年福建船政局的创建为标志，中国开始建立近代新式海军。中国近代海军建立后，它的战略战术思想如何？从清末到民国，中国海军的战略战术思想如何演进？学术界系统地研究不多，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讨，以求教正。
一
在清末海军建立前后的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主要讨论的是要不要建立新式海军和如何建立新式海军的问题。围绕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建设思想基本形成。而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海军的战略战术思想问题却未有广泛深入地探讨。这种情况的出现，既同当时中国海军处于初创时期，如何建设海军的问题更显得紧迫和重要的历史条件有关，也同当时中国海军的创建者们海军军事知识缺乏、对先进的军事理论掌握不多有关。
清末中国虽然还未形成海军战略战术这个概念，但是并不等于说没有关于海军战略战术方面的认识和主张。尽管当时人们对这方面的问题研究涉及不多，但也提出了一些看法。主要有这样一些：
关于海军作战的主要对象。如果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前，中国海军的海上防御还是泛对西方列强的海上入侵的话，那么，七十年代中斯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则明确提出，中国海军的主要作战对象是日本。指出“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历史上就多次侵犯中国。明治维新后，日本“持强坐大，渐有窥伺台湾高丽之意”（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0卷。）。而且，日本在地理上靠近中国，具有入侵中国的便利条件，“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相对西方列强来说，“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54卷。）。基于此认识，清政府在光绪初年形成了“以日本为假想敌”（注：《李鸿章传》台湾1978年版，第174页。）的战略思想，强调“今日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注：《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498页。）。海军作战的主要任务是防御日本的侵略。
关于海军布防的重点。认为中国海疆万里，海军兵力有限，若处处设防必导致“备多而兵分”，陷于被动应付。因此海军应重点设防。渤海的天津大沽地区“系京畿门户”，“天下根本”，是为“最要”；江苏吴淞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财富奥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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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次要”。此二处海军应重点设防。东南其余各省海口则“略为布置”（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
关于海军作战指导方针。比较普遍的认识是，中国“自古有海防而无海战”，主张只要“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注：《洋务运动》丛刊第1册，第122页。）。认为中国没有强大的海上水师，若与敌争逐于海洋之中，没有胜利的把握，因此，对外敌的海上入侵，“不必与敌战于海”（注：《洋务运动》丛刊第1册，第131页。）。海军作战方针应是：“不争大洋冲突，只专海口严防”（注：《左文襄公全书》第59卷，第51页。），“无事扬威海上，有警时收进海口，以守为战”（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19卷。），强调海疆防务，“战不如守，而守即为战”（注：《洋务运动》丛刊第1册，第101页。），普遍缺乏运用海军去保卫中国领海，争取制海权的观念，“防口守岸”的消极防御思想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海军作战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不仅将海军作战的任务降低到防口守岸，保卫大陆国土的层次，而且要求海防各个方面的力量都要配合海军实现防口守岸的目的。提出水师作战应“以船为用，以炮台为体”，舰船与炮台“极宜并举”，沿海各口炮台均应“仿西式增拓改筑”，并在海口布设水雷旱雷以制要冲，配合海军在口岸作战，实现“水陆相依”（注：《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498页。）。
应该指出，在此期间，具有积极防御性质的海军作战思想也开始萌发。郑观应主张海军作战应攻防结合，部分兵轮防海口，部分兵轮专于海上进攻袭击。张之洞则认为，“战守两事，义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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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二者相辅相承，海军只有“能海战而后海防乃可持”（注：《清末海军史料》第51卷、第800页。），指出了海上作战对巩固海防的必要性。王先谦更明确提出海军应实行“以战为守”的作战方针。认为“不敢出洋一步，坐待敌人来攻，而竭力加以防御”，是难以御敌的。强调“只有能战而后能防”（注：《洋务运动》丛刊第1册，第201页。），反对不言海战而专门防守海口。主张购进铁甲大船在海上同敌国兵船交锋。上述海军作战方略虽未得到清政府当局认同，但表明积极防御的海军作战思想已在孕育之中。
1900年上海《东亚时报》以《海上权力要素论》为题，开始连载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第一章。这是马汉的海权思想首次被介绍到中国来。以后，《新民丛报》、《华北杂志》、《海军》、《时报》等刊物，也先后刊登了多篇论述海权问题的文章。马汉的海权思想开始被国人所了解，并在中国文化界和军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为，开始将海权论运用于研究中国海军的建设和作战问题，它体现在1907年练兵处提调姚锡光奉命拟制的海军规划之中。认为当今世界海权竞争激烈，中国海疆如“无海军控制，则海权坐失”（注：《清末海军史料》第800页。），应建造由大型战斗舰和装甲巡洋舰为主的舰队，改变中国海军只能巡弋近海而不能长驱远洋的局面，方能固中国海权。同时提出，海军作战应攻守全能，尤其要具有较强的海上攻击能力，能在中国海疆与敌国海军作战。表明在接受了海权论之后，中国海军作战思想正在开始发生变化，单纯防口守岸的思想已经被逐出主导地位。中国海军战略战术思想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
如果说清末主要是侧重海军建设问题的研究的话，那么，民国时期侧重的主要是海军战略战术问题的研究，这是民国海军学术与清末海军学术的一个显著不同点。
民国时期对海军战略战术思想的研究，在方法上也比清末有许多进步。
第一，注意汲取外国先进的军事理论，构建中国自己的战略战术理论体系。
民国时期，海权论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不仅中国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对中国海权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提出要兴船政以扩海军，维护中华之海权，而且中国海军界对海权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也明显提高。《海军期刊》从1927年12月的1卷6期起，连载刊登了《海上权力要素》，将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主要内容第一次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次年，中国海军学术界还产生了自己的第一部论述海权的著作——林子贞的《海上权力论》。除此之外，海军部长陈绍宽以及朱伟、王师复、吕德元、张泽善、卓金梧、蔡鸿干、王慕超、唐宝镐等海军界人士，或是发表演说，或是撰写文章，或是翻译书籍，宣传海权理论，大声疾呼振兴中华海权，并提出以争夺制海权为目标来建设中国海军，指导中国海军作战。他们在海权理论指导下，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海军的作战问题进行探讨研究，构建中国自己的海军战略战术理论体系，产生了一批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文章。
第二，注意吸取外国海军作战的历史经验，运用于指导中国海军的作战。
同清末相比，民国时期中国海军对外国海军海战历史的了解和研究明显加强了。《海军杂志》、《海军期刊》、《海军整建月刊》等民国海军刊物，从一开始就比较注意对外国海军战史的介绍，探讨外国海军作战的历史经验教训，并据此研究中国海军作战应遵循的原则。海军部长陈绍宽也很重视世界海战史的研究。1934年7月，他撰写了长篇论文《海战》，在分析了日俄日本海海战、英德日德兰海战等世界海战史上的著名战例后，提出了中国海军作战应遵循保持目标、攻击、奇袭、集中、调节兵力、防卫、活动力、合作等8项战略战术原则。《海军战术》等论著，也很注意对外国海军作战历史经验的借鉴。
从内容上说，民国时期海军战略战术思想同清末相比较，最显著的进步是，明确提出海军战略的根本原则是争夺制海权。
民国海军学术界已较为普遍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兴衰，无不与海权有重大关系”（注：吕德元《海军与国家之国际地位》，《海军杂志》第8卷，第3期。），“海权问题，为中华民族解放的总枢纽所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经济贸易的发展，“皆有赖于海上控制权”（注：吕德元《海军与民族消长之关系》，《海军杂志》第8卷，第4期。）。“只有伸张海权，国家才能强盛，外贸才能发达。发展海权唯一的办法就是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没有一支强大海军把握制海权，太平洋就永远不会太平”（注：《陈绍宽文集》第305页。）。正是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民国海军学术界将争夺制海权作为海军作战的根本目的和基本指导原则提出来。
如果说，清末中国还未形成海军战略战术这一概念的话，那么，民国时期不仅明确提出了海军战略战术这一概念，而且对海军战略战术问题从多方面展开了论述。主要有以下这样一些内容。
1、关于海军作战的任务。认为海军有3条作战线，第一线为敌海，第二线为近海，第三线为我之海岸。海军应以第一线作战为主，以攻为守，积极争夺制海权。强调海军作战的战略任务，“在战时当然是执行制海权”（注：《陈绍宽文集》第326页。），而所谓争取制海权就是击灭敌舰队，或将其封锁于港内，使之绝迹于海上，海上全归我管制。因此，海军战时的“唯一任务”就是“搜索敌舰队主力所在，一战而歼灭之”（注：王慕超《海军战术》，《海军杂志》第9卷，第1期。），“这是海军战略任务上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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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目标”（注：卓金梧《海军战略要论》，《海军杂志》第9卷，第1期。）。此外，破坏敌之海外贸易线，亦是海军战时的重要任务之一，但它不能决定战局。海军最主要的作战任务仍是消灭敌国舰队，获得制海权。
2、关于海军作战的主要对象。在分析远东和国际形势的基础上，认为未来与中国在东亚争夺海权的主要对手是美国和日本。尤其是日本，对中国久存侵略野心，积极向亚洲扩张，对中国的威胁更为直接和严重。“九一八事变”后，海军当局更明确提出，中国海军主要作战对象是日本。中国海军的兵力建设和作战计划的制定，都应以对付日本的海上入侵为主要目标。
3、关于海军作战的指导方针。民国初期，海军当局认为，中国陆海交错，海防与陆防处于同等重要地位，海军作战方针照理“应取攻守兼营主义”。但是，由于国家经济不发展，财政困难，海军力量弱小，所以海军作战“暂宜专主守势”，实行“巡弋防御与守卫防御”（注：《中华民国海军史料》第153页。）的方针。巡防分辽东湾至长江口以北，长江口以南至铜山，铜山至琼州三个巡区进行，主要装备巡洋舰；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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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守卫港湾、严固江海门户为主，主要装备猎舰及驱逐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确定了中国海军主要作战对象是日本海军，从而提出中国海军作战的指导方针是与日本海军争夺中国海制海权。提出：中国海军应“在防御的攻势下，能在中国海上与之对抗。决定海军诸势力，以能制胜海上作战为主，以夺得中国海上交通为第一，保持沿海交通为第二”（注：《国防计划（1934年）》，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787宗1453卷。）。当时提出中国海军实行攻势防御的作战方针是有前提条件的，这就是：中国海军的兵力与日本海军相当，至少达到日本海军的七成；日本海军主要力量被英美牵制而不能全部用于对华侵略。由于中国经济落后，政治腐败，最高统治当局不重视海军建设，致使中国海军发展计划一再落空。同日本海军相比，中国海军力量上的差距越来越悬殊。在此情况下，中国海军当局在1937年初被迫放弃了同日本争夺中国海制海权的作战方针。改而提出，中国海军的作战指针是：配合陆军作战，阻止日本海军进入中国内河和实施登陆。实际上是实行守势防御战略。
4、关于海军作战样式与阵式。民国时期对海军作战样式和阵式的研究比清末有了明显进步。在汲取外国海军军事理论和借鉴外国海战史经验基础上，将中国海军作战样式归纳为舰队作战、要塞作战、水雷作战和阻塞港道4种。其中，又将舰队作战置于更重要的地位，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研究。提出舰队作战的阵式有纵队、横队和梯队三类。单纵队为舰队作战“基本阵形”，横队和梯队为“应用阵形”。
5、关于海军作战原则。民国时期，特别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一段时期，海军学术界对海军作战原则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讨，形成了这样一些认识：
第一，海军作战目标的选定应是敌之要害，这就是敌人的主力舰队。强调要将“海军作战目标，全注重在击灭敌舰队一点”（注：唐宝镐《海战之剖析》，《海军杂志》第9卷，第12期。），而不应有所偏离。战时“应搜索敌舰主力所在，一战而歼灭”（注：王慕超《海军战术》，《海军杂志》第9卷，第1期。），使敌丧失战斗力。
第二，海军作战力求集中兵力，最忌先用一部分兵力而后逐次“添油”。认为当今海军作战第一“要诀”就是“集中各种舰种之势力，先乘敌之虚，以击破其一角，从而再移战局，获得全胜”（注：唐宝镐《海战之剖析》，《海军杂志》第8卷，第12期。）。集中力量“一举而歼灭敌人根本之主力舰队”应成为海军作战的“方针”。决胜时，更须“将优势之舰队集中，以作雌雄一决”（注：《陈绍宽文集》第129页。）。强调集中兵力歼灭敌之主力舰队是实现海军战略目的争取制海权的最主要手段。
第三，海军作战应处理好海军作战能力诸要素的关系。认为攻击力、防御力及运动力（含速力、回施力）为海军作战能力三大要素。这三大要素，“须使其完全融合，方成为战斗力”。其中，“攻击是海军制胜的唯一方法”，海军作战首先应“以发展攻击力为要，其它各力须与合致”（注：李北海《海战之方式》，《海军杂志》第8卷，第5期。）。对于舰船的运动力特别是速力也必须高度重视。军舰之速力“其重要性不在武力及装甲二者之下”。因为，速力问题是时间问题。在战斗期间，有优势的速力才便于运动，“在短时间内完成最大的任务”。速力低者，不仅“在攻的方面不能有所发挥，即用以负守卫之责，亦甚不相宜”。军舰在速力上的优势，往往能“左右战况”（注：王慕超《海军战术》，《海军杂志》第9卷，第7期。）。速力的价值在于：“有优越速力，则军舰各种活动无论攻击或是防御均称便利；有优越速力，可以准时到达目的地以破坏敌方秘密布置及动作，或解围与突击；有优越速力，可以减少实施已决计划之时间，对于袭击亦为较便；有优越速力，则在逆流之航向，可占相当之优势；有优越速力，可以攻守自如，给予指挥员以相当便利自由。”（注：王师复《从战术上论军舰之速力》，《海军杂志》第8卷，第1期。）军舰的防御力亦不可轻视。虽然“海战以攻击力为第一，防御力则为第二”，但二者是相关联的。“攻击为最优良的防御”，防御则是“为使攻击力发挥起见而防御”。因此，“仅注重攻击力之发挥而轻视防御力，尤为不宜”（注：李北海《海战谈要》，《海军杂志》第9卷，第1期。）。必须认识到，“决战时关于防御力的优势，亦大有影响于战争之胜数”（注：唐宝镐《海战之剖析》，《海军杂志》第8卷，第12期。）。此外，还必须重视海战中通讯力的作用，认为“通讯力在广域战略之场中更为重要”（注：唐宝镐《海战之剖析》，《海军杂志》第8卷，第12期。）。对于战斗力要素中的无形要素精神和技术的重要性，海军学术界也很重视。认为战场上要取得优势，必须“综合有形无形两要素上之战斗力”。“数量上优势越多固然越妙，但若技术及精神二者之力较弱，则数量上无论如何优越，亦将归于无用”（注：卓金梧《海军战略》，《海军杂志》第9卷，第4期。）。攻击力、防御力、速力、通讯力等战斗力要素要发挥作用，必须“借助优良之战略战术”（注：王师复《从战术上论军舰之速力》，《海军杂志》第8卷，第4期。）和良好的精神。
第四，海军作战应出其不意，先发制人。认为先发制人与集中兵力同样是“海战战胜之要决”。所谓先发制人就是“集中宜速，进取宜迅”。而“欲达先发之目的，贵在能准备迅速，而以秘密手段行之”（注：王慕超《海军战术》，《海军杂志》第9卷，第1期。）。海军作战还应“洞察形势，不失时机，出其不意，迅速攻击”。达到出其不意，以“间谍侦察最为要紧”。它能“探悉敌情，而获制机之先，并以之为根据，自立为主动地位，控制敌之机谋，而使敌不得不立于被动地位”。这是“海军作战无上之策略”（注：卓金梧《海军战略》，《海军杂志》第9卷，第4期。）。
第五，海军作战应注重协同。认为“自空军出现后，海军战术遂为大变，将来领海之保持，将不复专赖炮舰。近代之海军，必须有空军参加合作，方能发挥其威力，完成其任务”（注：何埒权《我国建设国防应陆海空三军并重说》，《海军杂志》第7卷，第5期。）。因此，军舰海上作战，必须“以最优势之空军部队参加”，才能使海军“整个之机能，得有百分之百之活跃”。为此，海军不仅应同空军密切协同，还应建立海军自己的航空部队。无自己航空部队的海军，在近代“已不能称之为海军”，“直类于失去一手一足之跛者”（注：李北海《现代国防与海军航空兵备之关系》，《海军期刊》第3卷，第7期。）。海军作战还应与陆军协同。为确保海陆军协同，可将在一个地区作战的海陆两军统属于一人指挥下，同时罗致两军的重要人物进入指挥机构，共同计划作战事宜。海军内部舰与舰、官与官、官与兵之间，也应加强合作，协调一致。
第六，海军作战不应忽视海岸防御。海岸防御是防止敌军登陆的须要，又是保卫海军根据地、保证舰队有可靠后方的须要。海岸防御的方法是：敷设水雷，这是海岸防御“最有效之武器”（注：唐宝镐《海岸防御之研究》，《海军杂志》第7卷第3期。），再是建造炮台。
第七，海军作战应机动灵活，善于调节兵力。认为机动灵活是海军制胜的一项基本战术。机动灵活的实现，必须注意海军兵力的调遣分配。作战时须“审查敌我之势及地势，决定何处为主作战地，何处为支作战地，而适宜分配我之舰队”（注：王慕超《海军战术》，《海军杂志》第9卷，第7期。）。兵力调节分配的“第一原则”是，一旦发生战争，我之舰队能先敌集中于主要之战场。兵力的调节分配还要注意适当，有分有聚，使能受我调节的兵力分配适宜，运用得法，战斗力不虚耗。
第八，海军作战应根据不同的战斗样式实行不同的战术。攻击的原则是：破敌之骨干；勇猛接近敌军；选择敌军正在展开时为攻击最好时机。防御的原则是：戒备敌夜间奇袭；把握时机及时转入攻击。遭遇战的原则是：如敌先我展开，我宜后退而再行展开；我如先敌展开，宜猛进包围。决战的原则是：先破坏敌之无形兵力如士气等；切不可顾虑战果而节省少用兵力；胜负之分经常在最后几分钟，坚持即能获胜；对敌勇猛奇袭。追击的原则是：务宜迅速；尽量接近敌舰；扼敌之退路奇袭。退却的原则是：用鱼雷攻击敌舰；扼敌之进路奇袭。战时护送与运输的原则是：布置护送队环绕运输队；采用Z字形航向，防止潜艇袭击；尤其要随时注意周围鱼雷之踪迹。封锁的原则是：首先压迫敌方工业的产量，并束缚敌方机动的能力，以断绝敌方前线需要的军械军火的供给，并摧残其一般实业，使敌方难以继续作战；关注封锁舰船在海上的耐久性，不致使封锁发生困难。反封锁的原则是：注意事先防范，并备有相当之武力。封锁之打破，“亦唯赖武力以攻之”（注：《陈绍宽文集》第140页。）。
6、关于大舰队的作战问题。民国时期，中国海军学术界尚未产生海军战役这一概念，海军战役问题被包含在海军战略战术中加以研究，未形成独立的海军战役理论。从抗战前夕开始，特别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海军学术界汲取了世界海军作战的历史经验，探讨研究了大舰队作战问题，形成了一些具有海军战役理论性质的认识。
提出大舰队作战实施前，应制定严密完整的作战计划。计划应对作战目的、作战方针、兵力区分及部队任务、通讯保障、后勤补给、情报、宣传、根据地防卫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和筹划。
提出大舰队作战兵力的运用应有主次之分。主力部队是舰队骨干，是决定大舰队作战胜败的关键因素，其它部队应与之配合，使主力部队发挥出最大攻击力。
提出大舰队作战目标主要是攻击敌之主力舰队。在未完成对主要目标的攻击任务前，不可随意更换主要攻击目标。
提出大舰队的海上作战，一般可划分成绪战期、酣战期和终战期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应实施不同的作战指导。
上述观点的提出，表明中国海军学术界已开始涉及海军战役理论的探讨，初步形成了关于海军战役问题的理性认识。这是中国海军战役理论的萌发。
总之，民国时期在汲取外国先进海军军事理论和世界海军作战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明确提出的海军战略的根本原则是争夺制海权，并依此为指导，为海军作战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研究。中国海军战略战术思想同清末相比，无论是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说，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但是，民国时期中国海军战略战术思想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主要有：
第一、所提出的海军战略战术原则，援引外国海军的东西比较多，同中国海军的兵力及装备技术的实际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脱节，因而这些战略战术原则难以在中国海军训练和作战中贯彻施行。
民国时期，在研究中国海军战略战术原则时，认真面对中国海军实际，切实从中国海军实际出发不够。许多战略战术主张的提出，是以在中国建立一支由众多大型巡洋舰为骨干、多种类型舰艇配套齐全、总吨位达60万吨，能在中国近海遂行作战任务的海军舰队为前提的。但是，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中国海军大小舰艇才120多艘、总吨位6万余吨，而且大多是清末民初购进的陈旧的老式舰船。在此基础上，要实行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之要害，歼灭敌之主力舰队，夺取制海权，控制海上交通线；要依靠航空兵力量，夺取领海作战的制空权；要机动灵活，善于调节海上兵力等等战略战术原则，都是难以作到的，甚至连出海作战，运用这些战略战术原则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出现了比较先进的海军战略战术思想和落后弱小的海军现状之间的巨大反差。第二，研究中国海军作战的战法不够。民国时期，虽然明确了中国海军主要作战对象是日本海军，但是，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中国海军作战究竟应该有哪些战法，却未进入深入的切合实际的探讨。在众多的战术教材和学术文章中，涉及到海军战法问题的不多，直到抗战爆发，中国海军还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对日作战的基本战法。抗战开始后，中国海军实施的许多战法，都是在形势所迫的情况下临时决定实施的，而不是战前在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基础上预先策划的。所以，中国海军从抗战一开始，就面临着许多作战方面的具体问题，例如：在中国海军兵力不足的情况下，用什么样的办法在沿海口岸抗御日军登陆？在无制空权的情况下，舰船用什么办法对付日本空军的袭击？航道阻塞线建立后，海军用什么办法保卫封锁线？等等。这些，均与战前对战法的研究不够有关。
【资料来源：《军事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52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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