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清初经学复兴与李光地倡导的科举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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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初经学复兴与李光地倡导的科举改革

摘要：明末清初，经学复兴。在此过程中，学者认识到科举制度存在很大弊端，使得经学空疏、学术凋敝。由此引发了李光地所倡导的科举改革。其改革的内容包括：提高五经在科举中的地位、考试中增加经世之学的内容，改变八股文的文风及写作方法。此次改革不仅获得了康熙皇帝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广大学人和士子的响应。在这次改革中，尊崇经学的意味十分浓重，重视经学、提高五经的地位成为改革的核心思想。此次科举改革的意义影响深远，不仅推动了经学的发展，也为后来乾嘉学派崛起准备了条件。
关键词：经学；科举；八股文；复兴；李光地；改革
中图分类号：Z126.27； k249.2
文献标志码：A
科举是中国古代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产生于隋唐，完备于宋，至清末废除。经学作为古代官方的主流思想，它的发展与科举颇为密切。二者的关系，前人多有研究。有学者认为五经在科举地位中的提升多始于清代中晚期，即乾嘉学派影响到科举。艾尔曼说：“18世纪末至19世纪除，开始反映出操纵儒学科举的学术脉络之改变。虽然在乡试及会试的第一、二场所考的‘四书’、‘五经’引文大多未曾改变，且受制于正统程朱派解释，汉学趋势及考证问题仍能经由第三场的策论题渗入科举。”[1]冯建民说：“清代中期，以训诂考据为核心的乾嘉汉学独领学风潮流，不仅对经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还使清代中期科举考试留下鲜明的文化印记。汉学推动了科考科目的调整，五经地位明降实升。”[2]也有学者否认经学与科举之间的关系，认为经学并不能对科举制度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余英时说：“科举受考据学的影响不大，……这和考官本人是否重视考据有关。戴震考不上进士便可以说明问题。另一方面，科举也谈不到理学或义理的问题，四书不过是敲门砖，用过就丢了。”[3]以上代表了近年来学界的主要看法。但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从明末清初学者有关科举改革言论和李光地倡导的科举改革事件入手，指出清初经学复兴的原因与科举改革关系密切，并认为五经从清初在科举考试的地位就开始提升，由此产生的由虚转实的学风成为乾嘉学派的滥觞。
一、明清间科举对经学发展的阻滞及反科举思潮的兴起
唐代科举有“进士”和“明经”科。“进士”以考察诗赋为主，更受重视，而经学在科举考试中还不为人所重。宋代，范仲淹和王安石、司马光曾经先后对科举进行改革，把科举考试中的诗赋部分逐渐取消，而转以儒家经典为主。经过历次改革，经学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明显上升。
此外，科举制度中作为考试标准的五经注本一直都有变化。元之前，唐宋科举主要采用唐代孔颖达、颜师古等人注疏的《五经正义》作为标准本。北宋使用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元以宋人的传注为主，《易》用程颐的《伊川易传》，《春秋》用胡安国的《春秋传》，《诗》用朱熹的《诗集传》，《尚书》用蔡沈的《书经集传》。 还有就是四书在科举考试中重要性的逐渐显露。《孟子》和《论语》，在北宋已经是科举考试的内容。《大学》和《中庸》仅仅是《礼记》当中的两篇，经过程颐和朱熹等人的表扬，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逐渐为学人所重视并成为元代以后科举考试的标准。
明代科举，大体继承了元代的制度，而后明成祖又命令大臣编撰《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大全》主要是根据宋、元两代学者的经说、注释，拼凑、抄录而成，并且没有注明来源。《大全》完成后就成为明代科举考试的主要参考，并使得科举考试的内容完全抛弃了汉唐的注疏而专以宋元人的传注为主，因而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皮锡瑞评价说：“元以宋儒之书取士，《礼记》犹存郑注；明并此而去之，使学者不睹古义，而代以陈澔之空疏固陋……故经学至明为极衰时代。”[4]
清初科举承明制，有乡试和会试，“顺治三年，定第一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第二场，论一篇，诏、诰、表各一通，判五条。第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5]。第一场，“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诗》主朱子本义，《书》主蔡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6]。第二场，考试的内容增加了《孝经》，“顺治十六年，定考官于论题间出《孝经》，以励士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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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康熙“二十九年，议准乡试二场，《孝经》论题甚少，嗣后将《性理》、《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一并命题”[8]，“五十五年议定，二场论题专用《性理》”[9]。由上述这些材料，可见明清科举呈现出以下特点：一、程朱理学继续成为考试中的主流。清初科举中新增加的内容全为程朱理学的经典。二、自元以来随着程朱理学地位的提高，在科举中四书的地位逐步超越了五经。
因此衍生出明清科举更重视八股文的写作。明清科举乡试和会试的第一场，要求按照“八股文”的文体答题。这种文体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严格的规定。首先，内容诠释必须以程朱学派的注解为准，还要求用圣人的口气行文，“代圣人立言”。其次，结构体裁有整套、严格的硬性规定。一般要求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后又有大结，来总结全篇。但有时也有变化，“康熙十六年，议准乡会应试诸生文字内槪不许作大结。”[10]。最后，对八股文的字数和书写款式也有要求。顺治二年规定八股文“文有正体，凡篇内字句务典雅纯粹，不许故摭一家言，饰为宏博。”[11]“顺治二年定，初场文字，每篇不得过五百五十字。”[12]从八股文的这些特点可见，这种文体十分的呆板和僵化，而它与四书的结合，更凸显八股文在清初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往往士子八股文作的好坏就决定了整个科举考试的成败。即“国家设科制科取士，首重在四书文”[13]，“国家以制科取士，崇尙经义而尤重四书文。士工其业，往往取巍科显爵。其大者建勋绩，次亦以能文章称。”[14]八股文通过反复的练习更加容易掌握，经学与之相比更加繁复。因此大部分考生把精力都用在学做八股文上，只看范文，而不读儒家的经典。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明清科举考试存在以宋明理学为主流而汉唐经学边缘化的弊端。考试内容重视四书使得士人不读六经。尤其八股文文体使得学术更加的僵化和空疏。
对于科举制度的这种状况，明清两代学者也多有不满，并指出了其中症结所在。而尤以八股文为学者质疑，成为主要议论和攻击的焦点。
杨慎说：
“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谓之策套。其割取抄节之人已不通经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15]
袁黄说：
“今教子弟者多不读五经，务记臭烂时文，以为捷径者入。”[16]
詹景凤说：
“嘉靖中年而后，士人专以诵习时文为捷径。不但古经传生平目未睹见，即国朝经书中传注义训一切抹去，止留揔语读之，以求经书速完，如业《易》，则不复辨《诗》、《书》、《春秋》、《礼记》为何物，或教以诵五经诸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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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经语可用者，时文中自有之。’乃不读。”[17]
钱谦益说：
“自唐宋以来，为古学之蠹者二端：曰制科之习比于俚，道学之习比于腐。斯二者皆俗学也。”[18]
顾炎武说：
“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19]
“今满目皆坊刻……天下人唯知此物可取功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20]之读。读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等第，则无知童子俨然与公卿相揖让。……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间有一、二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相斥责，以为不能够专心于时文，将为坎坷不利之人。”[21]
“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22]
黄宗羲说：
“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而钻研于蒙存、浅达之讲章。又其后则以为泛滥而说约出焉。又以说约为冘，而圭撮于低头四书之上。童而习之，至于解褐出仕未，尝更见他书也。此外但取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移前掇后，雷同下笔已耳。”[23]
贺贻孙说：
“空疏不学即为科名快捷方式、时文秘诀。倡此论者，误天下后世愈甚，又不独足下自误已也。”[24]
魏禧说：
“八股之法，一在于摹圣人之言，不敢称引三代以下事，不敢出本题以下之文；一在于排比有定式。夫题之义理，有博衍数十端，然后足以尽者；有举其一端，扼要而无遗者。今必勒为排比，则是多端者不可尽。而得其一说而毕者，必将强为一说以对之。其对之又必摹其出比之语，斤斤然栉句比字，而不敢或乱。六朝之文，排俪为工，虽杂施于游咏笺记，而后人尚讥其陋。今之以长对排俪而译经传，其陋抑可知矣。”[25]
“明世黜杂学，尊孔子，勒四书五经为题目。法视前代，为独正、贩夫、监子莫不知仁义道德之名，然才略迂疏，不逮汉唐远甚。及其后，则遂欲求为东晋、南宋而有不可得者。天下奇才异能，非八股不得进。自童年至老死，惟此之务。于是有身登甲第，年期耄，不识古今传国之世次，不知当世州郡之名、兵马财赋之数者。而其才俊者，则于入官之始而后学。”[26]
陈廷敬说：
“学者……所服习者，本义、集传、蔡沈、胡安国、陈澔，之所谓五经而已。《易》、《诗》、《书》、《礼经》，学文者犹加诵习焉。《春秋》则概删。圣人之经不读，读胡氏传。传亦不尽读，择其可为题目者。以其意铺叙为文，不敢稍踰分寸，以求合于有司。又最甚者，……慢弃圣言，割裂传注。又如朱子所谓：‘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者也。’”[27]
张履祥说：
“世教大坏，父兄子弟但知读时文，作时文，为逢时捷径。而不知得失有命，一朝陷溺其心，即终身汨没于此，无复迁于乔木之日也。”[28]
阎若璩说：
“三百年文章学问不能直追唐、宋及元者，八股时文之害也。”[29]
钱大昕说：
明初袭用元制，乡会、试题四书在五经之前，由是士子应试专以揣摩四书文为事，经义徒有其名尔。”[30]
崔述说：
“明以三场取士久之。而二三场皆为具文，止重四书文三篇。因而学者多束书不读，自举业外茫无所知。”[31]
以上学者的言论多批评八股文对于经学的危害。如袁黄、阎若璩、张履祥、贺贻孙、钱大昕、崔述等人都认识到八股文对于经学有严重的负面影响。魏禧认为八股文最大的两个缺点是“拟圣人之言”和使用排比句。这样就使得八股文只重视形式而忽视内容。魏禧又认为科举考试中缺乏经世致用的内容。黄宗羲认为正是八股文使得学子放弃有关经、史的书籍，只读四书。陈廷敬指出科举使学者不读五经，而只读宋元人的传注。顾炎武、杨慎看到科举中充斥着考试舞弊的现象。钱谦益把八股文与理学并称，认为都是俗学，对古学都不利，背后似乎蕴含着通过对八股的攻击来批评程朱理学的目的。可见学者已认识到科举中最大的弊端为八股文，学者对八股文不满的背后也隐含着对四书、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学术的一种排斥和反抗，而这这种思想的产生可以说是汉宋之争的萌芽。
由此可见，明末清初科举制度中的八股文已经成为对经学发展的最大阻碍。学子们往往为了取得功名，不得不受到制度的裹挟，主动或被动的练习时文，这样学者花费在经学研究上的精力和时间自然受到影响和分散。
如俞长城就讲述了自己放弃经学，转向八股，后又幡然醒悟的过程，从而告诫学子们要研究经史。他说：
“城生六龄，先君子授之书……七岁熟四子书，八岁授《周易》，九岁授《尙书》，十岁授《春秋左氏传》，十二岁将授《毛诗》、《戴记》，而先君子以复职赴京师，遂不果。十四岁先君子捐馆舍，先慈勤纺绩以课读。是时家贫亲老，思得苟且一第，受微禄以养亲。乃从时师学作时文，取数科卑烂程墨，试牍读之。以前诸经束之高阁。凡五载，赴童子试，皆不利，乃援例补博士弟子员。十九岁而先慈又即世。盖自壬子以至己未，八年间，皆废学之日也。其后游学云间，念两亲继殁，无意进取，茕茕苫块中痛思遗训，中夜泪下。爰取幼时所读三经，温习再三，继之以《毛诗》、《戴记》、《性理》、《通鉴》诸书，秦汉以来儒者之古文，洪永以来诸先辈之时文，次第展读，而卷帙浩繁，夜以继日不能阅遍。”[32]
当时的学人，当面对功名利禄与真才实学的选择时，往往选择了前者，其中即有社会环境的原因，也有士人个人选择的因素。但更重要是明末清初的科举已与唐宋的科举不同，这时的科举逐渐成为阻碍经学发展的因素，而八股文成为科举核心更加剧了这种趋势。既然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了科举、八股文的问题，必然就会有所行动，希图改变现状。因而在清初兴起了对科举、八股文改革的思潮。
二、李光地科举改革思想的酝酿与形成
在这股思潮中，以李光地提出的观点比较典型。他深刻认识到清初的科举存在的弊端，他说：“制义之业其来六百年，至今而沿革未变，然前辈之朴既不足以悦夸靡之心，末流之冗又有以成厌倦之势。”[33]“前代自洪永之间设科取士，以经义为先，……今择其至者，则不过熟读《章句》、《或问》、《大全》之书，专精于先儒之说而已。”[34]又说：“今士子徒诵几篇坊刻时文，又不能辨其美恶高下，但以选者之丹黄为趋舍。浮词填胸，千里一轨。遇题目相近，剽剥不让，公然相袭，不复知有剿说雷同之禁也。间或理致及典宝、题样，与所习相左则荒疎杜撰，无一语中肯綮者。”[35]
但他不主张在废除科举。他说：科举，“然则不可废也。……恒其道者使不厌，通其变者使不倦。革而当者存乎其人而已矣。奚必废之哉！”[36]他看到科举最重要的是可以选拔遵守孔孟之道人才。
由此，他提出自己几点改革意见，归纳起来就是希望科举走回归经学之路。
第一，主张科举考试应该回归经学，而不应仅仅重视四书、八股文。他说：
“八股取士弊坏极矣，离却四书、五经不可。《周礼》经也，公、谷于孔子为近，与左氏当列于学宫。首场试经说五篇，令学者述先儒之异同，而析其孰为是，孰为非。皆所不可，则自出已意。四书说三，经说二，只此足觇穷经，多则敝士子之精力，无谓也。又以五年试大科，俾兼通数经，习三春秋、三礼者，得殚所长，登斯选者，授以馆职。”[37]
这里说明他把提高五经在科举中的地位作为目的，认为应该把《周礼》和《春秋》三传列于第一场的考试内容，而把四书降为第二场的考试内容。又认为首场应该考试“经说”五篇，让学子对五经各家注疏进行辨析，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的这一观点来自朱熹，朱熹曾认为科举“当更写卷之式”，应采取“明着问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约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说，而论其意。又次旁列他说，而以巳意反复辩析，以求至当之归”[38]的答题方式。他又提出仿效汉代的五经博士的方法，通过经学来选拔人才。他在自己主持的童生考试中就以经学为主，他说：“科考预戒童蒙，有能诵三经，二经，或经书圏内外注，及小学，全部古文百余篇，成熟者，文理略通即与入泮。”[39]他认为学子应该达到“淹该经史”“沉潜经书，使先儒理解融汇通贯”的程度。[40]
第二，提出科举应吸收汉代和唐宋取士制度的优点。他说：“汉唐宋试士之法，明收而兼用之。其初务于是也，专经义守师说。比之诗赋可谓近之矣。”[41]他更看重汉、唐宋的“专经义守师说”优点，而不同意用诗赋取士。他认为科举考试中更应该采用汉唐的注疏而不是宋人传注。他说：“所谓程朱当从者，非谓一字不可异同也。如《礼记》陈澔注，自然不如郑康成；《春秋》胡传，自然不如啖、赵三家之清通简要。”[42]他猛烈批评了王安石不用汉唐注疏，而用《三经新义》作为标准。他说：“荆公变科举之制亦是如何。将孔子所定之经竟欲重加去取。去《仪礼》，又去《春秋》，至诋为断烂朝报。而自己作《三经新义》尽废前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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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几几欲夺孔子之席，狂妄孰甚焉。”[43]
第三，指出科举应更加重视经学，但同时也应兼顾经世之学。他说：“策论则试以时务，如礼、乐、兵、刑之属。革奔竞之，独取经眀行修之人，如此亦庶几矣”，“殿一甲之例，亦不过数人而已。即以其年，试天文、律历，专门名家分别录用，如此则士皆务实学”。[44]又说：“顾宁人之音学，梅定九之历算，居然可以待王者之设科。”[45]
第四，对八股文的写作方法进行改造。他说：“制义之根本六经也。”[46]因此八股文的作用应该是“羽翼经传”。所以他认为八股文的写作应该模仿经传。他说：“盖制义无论为一代取士之制，其精者羽翼经传，至者语皆如经。……精于经学，而其辞又能补经之所未备，而不悖于经，亦可为经矣。”[47]又说：“制举而能有发于圣贤之意，有助于儒先之说，虽与义疏注解佐，佑六经可也。”[48]“时文要字字可以讲得方妙，一片雪白。虚字体贴虚神，实字如铁板般搬不动，如经传一般。”[49]他认为八股文的文风应该以“清醇”作为标准，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通经”。他说：“己丑会试，予与同事者极力欲返之清淳……夫极清淳之至，必也通经、学古、理明而气盛。”[50]“汉唐宋明之盛，未有不泽于经术，使其文雅驯者也。故大为斯世之休征，上为国家之和应，然要不出于经明行修，则文不期醇而自醇。”[51]其次，他认为时文写作应该以“理”为核心，不要追求辞藻的华丽。他说：“小学生初作文，要得有词。有了词又要有气。有词气再要他有法。终之要他有理。成人不如是。第一须求理，理足而法气词具焉。此正法也。百余年不讲矣。”[52]“时文之坏，由于不肯看书。书理懵然而思以词采胜，则必求新奇灵变，以悦人之耳目，遂至离经叛道而不可止矣。”[53]“时文名句与诗词不同，要从性命道理上出。经义之文，主于明理。明理之文，主于深厚、简切、平易、疏畅，而恶乎以才乱之，使人务为文词之华而不尽心理义之实，又岂设科之初旨哉。”[54]最后，八股文写作应该改变过去“代圣贤立言”的写作方法，他认为这样做的原因是“圣贤说话，不过数言可了，正须以我意论断耳。如今之描画口角以求拟肖，圣贤肯为之哉！我所以欲变经义，意正如此。”[55]
李光地提出的这些措施可以清晰的勾勒出，其科举改革的总体思路完全是以崇尚经学为主。他希望无论是对科举本身的改变还是对八股文的改变都要建立在经学复兴的基础之上。他尊崇宋学，但也不排斥汉唐注疏。作为具有政府高级官员和程朱理学派学者双重的身份，李光地试图在清政府的上层和国家制度层面，推动清初的科举的改革和经学的复兴。
三、李光地科举改革的施行和成效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七月，康熙皇帝下诏，让李光地等人针对科举中的弊端提出具体的解决意见。
上谕大学士等曰：观九卿所议考试一事，科道亦不心服。况今年会试所中大臣子弟居多，寒士子未能入彀。如此欲令人心服得乎。张鹏翮、李光地，任学院时居官皆善。彭鹏、郭琇，居官好。着将郑维孜、满普、慕深等所条奏，及九卿会议事件，尽行录出，差保举笔帖式送示四人。果否得当？如何方能除去弊端，永远可守。务令各抒已意，详议具奏。[56]
借此机会，他向康熙皇帝上《条议学校科场疏》，把自己的整体理念上奏朝廷，建议科举应以五经为主。他说：
“经学宜崇也。皇上表章经术，以正学养天下士。而迩来学臣率多苟且从事，以致士子荒经蔑古。自四书本经不能记忆成诵。其能者，不过读时文百篇，剿习雷同，侥幸终身。殊非国家作养成就之意。前岁皇上旨下学臣，使童子入学兼用小学论一篇。其时幼稺见闻一新，胸中顿明古义。此则以正学诱人之明验也。然书不熟记，终非已得。宜令学臣于考校之日，有能将经书、小学讲诵精熟者，文理粗成，便与录取。如更能成诵三经以至五经者，仍与补廪，以示鼓励。庶几人崇经学，稍助圣世文明之化。”[57]
他的意见上奏之后，会同他人建议一起呈进给康熙皇帝。
直隶巡抚李光地、河道总督张鹏翮、湖广总督郭琇、广西巡抚彭鹏各遵旨先后详议科场事宜，得旨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确议论具奏。[58]
同年九月，康熙皇帝经过与九卿商讨、研究，肯定的他的意见，认为他的建议要好过他人。据《清代起居注》记载：
“上顾王熙等问曰：张鹏翮、郭琇、李光地所议考试事孰当？王熙、熊赐履奏曰：臣等看得李光地所奏差为得体。上又顾吴琠问曰：尔以为何如？吴琠奏曰：此三人所奏内俱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熊赐履又奏曰：此三人所奏颇觉详细。上曰：朕看李光地、郭琇所奏尚好。”[59]
康熙皇帝对他意见的赞同，从康熙同年对于其评价上也可以得到佐证。康熙皇帝说：
“李光地为学院时，官声最优。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果其贤也，问之於民，民自极口颂之。　如其不贤，问之於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於此立辨矣。”[60]
由此可见，康熙皇帝基本同意了他提出的改革方案，并根据该方案制定相关的措施。同年十一月，仅在李光地等人上疏两个月后，康熙下诏命令开始改革。据《清圣祖实录》记载：
九卿等议覆，湖广总督郭琇等遵旨，详议科场事宜。……童生内有将经书、小学真能精熟，及能成诵三经、五经者，该学臣酌量优录。[61]
此后，李光地提倡以经学为主的科举改革收到了成效。两年之后，康熙四十一年乡试，庄令舆和俞长策没有作四书题，而全作五经题。这虽然与当时惯例不符，但清政府还是对这一情况加以认可，并且允许他们参加会试。同时对于以后有学子作五经题并不限制，并提高了五经中试的名额。
“礼部议，本年乡试，监生庄令舆、俞长策，试卷作五经文字，与例不合。奉谕旨，五经文字，若俱浮泛不切，自不当取中，若能切题旨，文理明顺，一日书写二万余字，实为难得。庄令舆、俞长策，俱着授为举人，准其会试。嗣后作五经文字不必禁止。作何定例，着九卿、詹事、科道议奏。寻议，嗣后乡、会试作五经文字者，应于额外取中三名。若佳卷果多，另行题明酌夺。五经文字草稿不全，免其贴出。二场于论、表、判外添诏、诰各一道。头场备多页长卷，有愿作五经者，许本生禀明给发从之。五十年，增五经中额。顺天二名，外省一名。会试增中三名。五十六年停止。雍正二年议准，每额中十九名，加中五经一名。”[62]
据上可见，“五经”在清初甚至有时超过了“四书”，提高到了乡试和会试首场的位置。这种情况虽然不是主流，但其产生的蝴蝶效应是惊人的。在庄令舆和俞长策之后就有很多学子加以效仿。
如王棠就说：
“本朝顺治乙酉，法若贞以五经疏请，奉旨准作举人。康熙戊辰，查嗣韩、林文英亦五经奉旨赐进士。壬午有庄令舆、俞长策二人亦疏请，特赐举人。遂有旨以后愿作五经文字者听自。后五经中而抡元者多矣。癸已万寿，各省定额外，另加中五经者二人。”[63]
陆廷灿也说：
“康熙丁卯，顺天乡试，海宁查嗣韩、侯官林文英皆全作五经题，以违例贴出。榜发后，云间受业。族叔，监察御史祖修，具疏以闻。上许一体会试。戊辰俱成进士，入词林，盖特典也。庚午，武进庄令舆、桐乡俞长策，亦皆五经，具题准会试、中式。今已一体取中。外省皆然。每科多至数人，人才之盛，超越前代矣。”[64]
综上所述，李光地提出的以五经为主的科举改革不仅获得了上层统治者的认同，也得到学子的响应。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与他唱为同调。在康雍年间，提出的科举改革的就有魏禧、黄中坚、陈廷敬、朱彝尊等人，可见改革声浪的巨大。
四、康雍间其他学者的科举改革观
陈廷敬希望通过科举改革来扭转当时经学、学术界颓敝的状况。但与李光地希望改变八股文的写法、文风不同，陈廷敬的态度更为激烈。他把经学颓敝的原因全归之于八股文，他说：
“盖经学之弊，原于时文。昔者经义之兴，本以论断为体，不执一说。引据经传。非如后之描画声口，簧鼓吻唇。乳儿小生，侮圣言而代为之词，势不得不单守一家之诂训，以便行文。而其腐朽恶烂，不逾时历岁，改头换面，以趋新巧。使学者穷年积月，从事于无用之空言，考其实枵然无所得也，又何有于经学哉。”[65]
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用朱熹的方案来改革。他说：
“然则何以正之？曰：必如朱子之言而后可。朱子论经义，欲令明著问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约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说而论其意。又次旁列他说，而以已意反复辨晰，以求至当之归。但令直论圣贤本意，与其施用之实。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题，对偶敷衍之体。每道限五六百字以上，则虽多增所治之经，而答义不至枉费辞说，日力亦有余矣。”[66]
所以他指出八股文与经学不能共存，主张废除八股。
“故欲正经学之失，须革时文之体。时文之体革，然后学者可以旁通诸家之说，以求得乎圣人精意之所存，而士不苦于无用之空言，国家收实学之效也。”[67]
朱彝尊认为清初科举改革，首先要改变自元明以来科举考试重四书而忽视五经的现状，提高五经的地位。这点与李光地改革方案的内容相一致。朱彝尊说：
“（元）舍五经而专治四书……明代因之。学使者校士，以及府州县试，专以四书发题。惟乡、会试有经义四道，然亦先四书而后经。沿习既久，士子于经义仅涉略而已。至于习《礼》者恒删去经文之大半。习《春秋》者置左氏传不观。问以事之本末茫然不知。经学于是乎日微。此学者之所深惧也。……谓试士之法，宜仿洪武四年会试之例。发题先五经而后四书。学使、府州县卫，宜经书并试。亦先经后书。盖书所同，而经所独专精，其所独而同焉者，不肯后于人，则经义、书义，庶几并治矣。”[68]
魏禧认为：法令实施久了一定会存在弊端，“法未有久而不敝”，取士“专岀于制科，而其法尤未善”。[69]魏禧给出的改革方案是“废八股而勒之以论策”[70]。具体措施是：
“凡童子试，小学论一道，科经书白文三（四书一，易、书、诗、礼所占经一，春秋胡传一。令自某处起，默书

中国历史故事 负荆请罪

至某处止。兼唐人考字，宋人帖括之意。）；弟子员，试四书一道，所占经一道，策一道；乡试，策一道，春秋一道，判一道，四书一道，所占经一道；会试，策二道，判六道。皆一试。凡小学、四书、经，为论无定体，无长短格。……乡试策以其乡，会试策以天下之利害。会试之策，策论国势治道，或古人当国事业者一。分吏、户、礼、兵、刑、工六职，命题者一。自为弟子员使各占其所能。”[71]
魏禧以策论代替八股文的观点，表现出他更注重对经世人才的选拔，这点是超出李光地的地方。但仅仅以论策来代替所有的考试内容，其观点就显得有些狭隘。所以就有学者对于魏禧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黄中坚指出魏禧“欲变八股，而易之以策论，或易之以诗赋，则亦仅一偏之见，而未为得其中”[72]。他认为清朝可以对明代的科举制度加以继承，不需要废除八股，只要对八股文加以改革。他说：“自汉以来，皆以言取士，而议者独咎明制。至谓八股一日不废，则人材一日不岀，呜呼，亦甚矣。愚以为，八股之不可不变者，其势也。因八股而议明制之失，则非也。原夫有明立法之初，实取历代之法，而折中之，其为具盖至备也。”[73]虽然黄中坚认为明代科举制度已经很完善，但也认识到“天下固无久而不弊之法也。八股之制行之已三百余年，士子之心思才力，毕竭于其中，不可复有所加矣。……故八股之在今日，其亦穷而必变之势也。”[74]因此黄中坚给出的方法是：
“今之试士者，稍变其法而分为数科。其一曰：精通经术科法。在取十三经之义疏，比附其异同，而质以所疑。如古条议之例。其二曰：博综典故科。法在取史书所载，或端举一事，或兼举数事，使之论列其得失。是即古者史学之科也。其三曰：洞达时务科。此即今对策之法。但必使之昌言无讳，直陈所见，庶有以见其抱负。其四曰：富有才华科。试以诗赋，而兼之以表可也。其五曰：明习法律科。法在取古人已事与部案之疑难者，设为甲乙之语，而使之剖决。毋拘声律对偶。”[75]
黄中坚上述观点，尤其用经学、史学、法律等科目取士在当时已是很有见地的观点，以具备了近现代考试制度的影子。　　　
五、结语
纵观李光地等人对清初科举改革意见，可知，清初的知识精英们，对提高经学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这一问题，已达成了或隐或明的共识与默契。五经在科举考试中地位的上升，意味着扭转了元、明以来经学在科举中日渐颓势的窘境。朝野学人的呼吁得到了康熙的支持后，科举改革得以实施，且成效斐然。由此而带来清初学风的转变：经学复兴，学术由虚转实。笔者认为，经学在科举考试中地位的变化，对清代学术的嬗变影响深远，这也为我们重新认识，清代学术何以在程朱理学一片繁荣之时却走向衰落，而乾嘉考据学继之成为学术的主流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探讨视角。
从唐开始，经学逐渐取代诗赋成为了科举考试中的主要内容，呈现了一种上升的态势。在历代统治者的扶持下，经学通过科举考试不断强化了自己在学术中的正统地位，科举又借助经学发展的成熟，制度也更加完善，经学与科举之间呈现了一种互动的形态，逐渐融为一体。我们也要看到，虽然科举对经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但随着历代统治者对科举考试标准本经说的不断改变，汉唐注疏被宋元人的学说取代，四书和八股文占据了科举考试的中心地位，经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扭曲和阻碍。经学中不同派别在科举中的地位，往往能够影响该学派的兴衰。从汉代章句之学和唐代的注疏学衰落，到北宋的王安石的新学的昙花一现，南宋程朱理学的的崛起，及明代陆王心学的兴盛，最后到清初经学的复古，这些学术风气的变迁都能在科举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倒影。由唐至清经学与科举之间的互动成呈现出一幅复杂和动态的画面，经学、科举二者相互交织。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Early Qing Dynasty And The Reform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dvocated By Li Guangdi
WANG Y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
Abstract : It was revival that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In this process ,scholars realized that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had had many abuses,so that Confucian classics and scholarship was becoming empty and destitute.For changing status quo, Li Guangdi proposed a reform plan.There were three parts in this plan that consist of improving the position of the Five Classics,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the Statecraft learningi in the examination and changing the writing style and method of the eight-legged essays.The reform was supported by Kangxi Emperor,Confucians and scholars.In this reform, Confucian classics was venerated by people and the core thought of it was the positon of the Five Classics should be enhanced.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form influenced future very deeply,not only promoted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classics ,but aslo prepared conditions for the rising of Qian-jia School.
Key words: Confucian classics; imperial examination; eight-part essays; revival;Li Guangdi, reform
作者简介：王寅（1982-），男（汉族），吉林省双辽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博士生，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清代学术史研究。
Author Introduction: Wangyin (1982 -), male (han nationality), jilin province shuangliao city people. History Department of Nankai University.,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doctoral student, mainly engaged in historical philology, the Qing dynasty study academic history. TEL: 15102288493.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南开大学，西区公寓，8号楼A座8层102室。
邮编：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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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艾尔曼：《经学•科举•文化史》，北京：中华书局，179页。

[2]冯建民：《考试文化的历史印记——乾嘉汉学对科举考试的影响》，《考试研究》，2012年第1期。

[3]陈致访谈：《余英时访谈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52页。

[4]《经学历史》，210页。

[5]《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31，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920页。

[6]《清朝文献通考》卷47，《选举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5301页。

[7]《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31，920页。

[8]同上书，921页。

[9]同上。

[10]《钦定科场条例》卷17，《乡会试艺·附载旧例》，《近代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三编第四十八辑，第473册，1221-1222页。

[11]同上。

[12]《钦定科场条例》卷17，《乡会试艺·附载旧例》，1257页。

[13]《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31，《贡举》，931页。

[14]李绂：《程文四书文序》，《穆堂别稿》卷26，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233册，237页。

[15]杨慎：《升庵集》卷52，《举业之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1270册，447-448页。

[16]袁黄：《了凡袁先生论文》，《游艺塾续文规》卷4，《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718册，209页。

[17]转引自林庆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0页

[18]钱谦益：《答唐训导（汝谔）论文书》，《初学集》卷79，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2册，381页。

[19]顾炎武：《拟题》，《日知录》卷1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58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760页。

[20]顾炎武说：“明制会试，用考试官二员，总裁同考官十八员，分阅五经，谓之十八房。”（《日知录》卷16，《十八房》，757页。）

[21]同上。

[22]顾炎武：《经义论策》，《日知录》，卷16，858页。

[23]黄宗羲：《科举》，贺长龄、魏源：《清经世文编》卷57，《礼政上》，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443页。

[24]贺贻孙：《答友人论文一》，《水田居文录》卷2，李祖陶：《国朝文录》，《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669册，555页。

[25]魏禧：《制科策上》，《魏叔子文集》卷3，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92册，107页。

[26]同上。

[27]陈廷敬：《经学家法论》，《午亭文编》卷32，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53册，331页。

[28]张履祥：《答张佩葱（十六）》，《杨园先生全集》卷11，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36册，461页。

[29]阎若璩：《潜邱札记》卷1，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41册，8页。

[30]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90，《元史卷五》，《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54册，808页。

[31]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55册，276-277页。

[32]俞长城：《自订四书稿序》，《俞宁世文集》卷3，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222册，520-521页

[33]李光地：《成絅斋制义序》，《榕村全集》卷12，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60册，202页。　

[34]李光地：《名文前选序》，《榕村全集》卷11， 188页。

[35]李光地：《申饬学校牒》，《榕村别集》卷5，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60册，566页。

[36]李光地：《榕村全集》卷1，《治》，56页。

[37]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18，《治道》，李光地著，陈祖武点校：《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854页。

[38]朱熹：《学校贡举私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9，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册。3362页。

[39]李光地：《上猗氏卫先生》，《榕村全集》卷32，440页。

[40]李光地：《申饬学校牒》，《榕村别集》卷5，566页。

[41]李光地：《榕村全集》卷1，《治》，56页。

[42]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16，《学》，785页。

[43]李光地：《榕村语录》卷22，《历代》，李光地著，陈祖武点校：《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399页。

[44]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18，《治道》，854页。

[45]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16，《学》，776页。

[46]李光地：《成絅斋制义序》，《榕村全集》卷12，202页。

[47]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19，《诗文》，878页。

[48]李光地：《名文前选序》，《榕村全集》卷11，188页。

[49]李光地：《榕村续语录》，《诗文》，卷19，878页。

[50]李光地：《己丑前后场合选序》，《榕村全集》卷11，189页。

[51]李光地：《己丑墨选序》，《榕村全集》卷11，189页。

[52]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19，《诗文》，878页。

[53]同上。

[54]李光地：《杨宾实制义序》，《榕村全集》卷12，201页。

[55]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19，《诗文》，877页。

[56]《清圣祖实录》卷200，康熙三十九年七月至八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册，36页。

[57]李光地：《条议学校科场疏》，《榕村全集》卷26，370页。

[58]《清圣祖实录》卷201，康熙三十九年九月,51页。

[59]《清代起居注·康熙朝》，康熙三十九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5册，8173-8175页。

[60] 同上书，8257-8260页。

[61]《清圣祖实录》卷202，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61页。

[62]《清文献通考》卷48，《选举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5310页。

[63]王棠：《五经中式》,《燕在阁知新录》卷1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子部第100册，387页。

[64]陆廷灿：《五经题》，《南村随笔》卷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子部第116册，281页。

[65]陈廷敬：《经学家法论》，《午亭文编》卷32，331页。

[66]同上。

[67]同上书，332页。

[68]朱彝尊：《经书取士议》，贺长龄、魏源：《清经世文编》卷57，《礼政上》，1445页。

[69]魏禧：《制科策上》，《魏叔子文集》卷3，107页。

[70]同上。

[71]同上。

[72]黄中坚：《制科策》，《清经世文编》卷57，《礼政上》，1440页

[73]同上书，1439页。

[74]同上。

[75]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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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李光地-清初经学复兴与李光地倡导的科举改革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李光地-清初经学复兴与李光地倡导的科举改革；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338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