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修四库全书-试论清代学者《禹贡》研究之总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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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论清代学者《禹贡》研究之总成绩

[摘要]：清代学者对《尚书·禹贡》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形成了八十多种著述的规模。按照其著述类型，大致可分为五类，注疏型、集解型、辑注型、专论型、泛说型。其大要探讨内容为厘定经文文本、辨析地理方位、深考释诂音训、研讨经文大义，主要研究方法有排比文献、援经证经、考辨同名异地、详析矛盾抵牾，辅以实地目验考察、参考域外纪行，辗转考辨，反复讨论，从而将《禹贡》研究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关键词]：清代学术史，《禹贡》，地理考据
作者简介：孔祥军（1979-），男，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历史地理、清代学术史。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清人经解地理考据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3YJCZH07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清代地理考据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批准号：06JJD770021）。
《禹贡》是保存至今最为古老的经书《尚书》中的一篇，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地理文献，今人认为其开创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征实一派[1]，故而历来为古今学者所重视。清人全力治经，《禹贡》兼具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之大义，自然首当其冲，一时学界治者踵起，蔚然成风，遂成一代专门之学。今人所编《历代<禹贡>文献集成》共收录清人《禹贡》论著四十一种，而据笔者统计达八十七种之多[2]。近代以来历史地理研究者借鉴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采取了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对《禹贡》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共出版专著十四种，论文七十多篇，集中讨论了《禹贡》成书年代、文献性质、所载江源情况、重要地名方位等方面的问题。其中对于《禹贡》成书时间的讨论最值得一提，顾颉刚等人持战国说[3]；辛树帜等人持春秋说[4]；此外甚至还有持汉代说者[5]；目前战国说已经成为了学界的共识[6]。虽然取得了这些重要的成绩，但就其总体规模和研究范围而言依然无法与清人相比，这样一笔丰富的学术遗产，理应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继承，从而为推动今日《禹贡》乃至历史地理学研究发挥应有的作用。
清代学者《禹贡》研究的学术成果，异彩纷呈、五花八门，既有煌煌巨著，又有单篇论述，若稍加概括，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种主要类型。其一，类似于传统注疏，津津于详加阐发，依经出注，随文作解，卷帙浩繁，细大不捐，此以胡渭《禹贡锥指》为代表。其二，广录前人笺释，合为集注，间下按语考述，颇便后学，此以丁晏《禹贡集释》为代表。其三，专辑某家古注，立意恢宏汉学，此以焦循《禹贡郑注释》为代表。其四，深入探讨某一问题，着力解决疑窦，此以程瑶田《禹贡三江考》为代表。其五，附经随讲，泛泛而谈，此以魏源《禹贡说》为代表。兹就此五大类型，分别加以考察，以期呈现出清代学者《禹贡》研究总成绩的大概面貌。
一 注疏型：《禹贡锥指》
《禹贡锥指》二十卷，胡渭撰。此书在充分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禹贡》作了系统而全面的深入研究，《禹贡锥指略例》云：“经下集解，亚经一字。首列孔传、孔疏，次宋元明诸家之说，郑康成《书》注……其说与颖达相似，故不多取……至于地志、《水经》，覙缕本末，附以夹注……诸家《书》解及《河渠书》、《地理志》、《沟洫志》、《水经注》外，凡古今载籍之言，无论经史子集，苟有当于《禹贡》，必备录之。” [7]自此书出，清人甚谓：“自有胡氏之书，说《禹贡》者可以无作矣”[8]，在当时引起了经久的反响[9]。今人称《禹贡锥指》是“具有一部总结性的书”[10]，洵非过誉也。清人朱鹤龄撰《禹贡长笺》十二卷，徐文靖撰《禹贡会笺》十二卷，亦属同一类型。
《禹贡》所存古史地理率多同名异地现象[11]，胡氏能于历代记载中条分缕析、明辨毫厘，为后人继续探求先秦地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其考辨孟门云：“《尸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皆言：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水经注》云：河水南迳北屈县故城西，有孟门山，即龙门之上口也……渭按：龙门之上口为孟门，在今吉州西，西直陕西延安府之宜川县，其下口即今河津县壶口山尽处，近世亦谓之龙门者也。西与韩城之龙门相对，上口至下口约一百六十余里。”胡氏依据文献记载指明孟门即龙门之上口，而龙门之下口即壶口山，实为一体。继此，胡氏又指出古孟门有二，“孟门有二：一在龙门山北，三子言‘河出孟门之上’者是也。一在太行山东，《左传》襄二十三年齐侯伐晋，取朝歌，入孟门，登太行。《史记》吴起谓魏武侯曰：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吕氏春秋》曰：通乎徳之情，则孟门太行不为险矣。刘孝标《广绝交论》曰：太行孟门，岂云崭绝？凡与太行连举者，皆非吉州之孟门也。”胡氏通过引证大量文献，指出除了龙门之孟门外，尚有太行之孟门，二者并存而非一。又考此孟门所在，“杜预云：孟门，晋隘道。而不言其处所，司马贞注《吴起列传》云：刘氏按：纣都朝歌，则孟门在其西，今言左，则东边别有孟门也[12]。其注《齐世家》则曰：孟门在朝歌东。盖据起言以立说，今其地实无山以应之。齐师自朝歌而西入，亦不当反在其东，然则孟门者太行隘道之名，疑即今辉县之白陉也。”胡渭据杜预注所谓“晋隘道”推测其为太行八陉之白陉，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亦持是说，“司马贞谓（孟门）在朝歌东北，盖以意言之，卒未能明其处也。今以太行之全势论之，《述征记》、《元和郡县志》皆曰：太行首始河内，北至幽州，凡百岭，连亘十三州之界，有八陉：第一轵关陉，第二太行陉，第三白陉，此三陉在河内……白陉在辉县，辉县界连淇县，淇县即古朝歌也……入孟门，入白陉也，登太行，登羊肠阪也。吴起谓魏武侯：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盖以纣都朝歌，太行如屏，拥其西北二陉，分列左右，可恃以为固也。当时齐庄公好勇喜兵，是役也，不藉友邦之力，独与数十勇士，分将六军，轻兵深入。盖欲出人不意用奇以制胜也，是故既取朝歌，则分兵为二部，一入白陉，由朝歌而堕其险厄；一登太行，自河内以瞰其腹心。”[13]高说虽可视为胡氏之补充，然亦属猜测，难为定谳也。清人武亿《群经义证》卷四“孟门”条辨云：“《左传》此文当在晋境中求之，《外传·晋语》‘公伐原’下云‘乃去之及盟门而原请降’，注：盟门，原地也，传曰退一舍而请降。然则盟门即孟门也，盟、孟古字通，欲知孟门所在，当依原推之，后汉《郡国志》轵县有原乡，《通典》云：原在济源县西，由原而退舍三十里，在今济源城之西北，俗名封门镇，封亦盟音转讹也。”[14]武氏谓此孟门在轵县，与朝歌相距甚远，似未尽合古史情势，然其由音转声通而求古地，亦可备一说也。无论太行之孟门何在，其究非晋西昵河之孟门也，胡氏据此揭明后世文献之误云：“乐史《太平寰宇记》云：相州安阳县有鲧堤，禹之父所筑以捍孟门，今谓三仞城。盖亦指朝歌西之孟门，但不知从孟门来者为何水，须筑堤以捍之。若谓此孟门即龙门之上口，则筑堤当在太原府濒河之地，安阳距西河千里，山脊隔断，何用为孟门筑堤？窃疑此堤为清淇荡洹诸水而设，后人误认两孟门为一山，遂附会其说，以为鲧所筑，以捍孟门耳。”[15]后人不辨古史有两孟门，遂将大禹所治壶口之孟门移于河内安阳，又由此传出鲧堤之名，可谓以讹传讹，谬上加谬也。
蔡沈《书集传》为明清科举用书，官方钦定之身份大大加强了其影响力，而所释《禹贡》地理多有舛误，胡氏对此能反复详考、审究其谬[16]。如《禹贡》“治梁及岐”蔡沈传云：“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吕梁山也，在今石州离石县东北。《尔雅》云：‘梁山晋望’，即冀州吕梁也。吕不韦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谷梁》皆以为晋山，则亦指吕梁矣。郦道元谓：吕梁之石崇竦，河流激荡，震动天地。此禹既事壶口，乃即治梁也。岐山在今汾州介休县狐岐之山，胜水所出，东北流注于汾。郦道元云：后魏于胡岐置六壁，防离石诸胡，因为大镇。今六壁城在胜水之侧，实古河径之险厄。二山河水所经，治之，所以开河道也。先儒以为雍州梁岐者，非是。”[17]胡氏于蔡沈此说，先溯其所本，“王应麟《困学纪闻》曰：治梁及岐，若从古注，则雍州山距冀州甚远，壶口、太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经注》以为吕梁、狐岐，读此始知蔡传说宗晁氏。”则蔡沈梁岐冀州说当源自王、晁二氏也，胡氏从学术史的角度首先揭示出此说后起，其可信度则大打折扣。继之，胡氏分别由地理方位与地名释解入手，以辨蔡说之非。“渭按：蔡氏所指吕梁在今永宁州东北，本名脊山，去河一百五十余里。狐岐在今孝义县西，一名薛颉山，去河三百三十余里。安得谓河水所经而治之以开河道乎？且使二山果为此经之岐梁，则当在太原役中，不得与壶口连举矣。”胡氏据蔡说推求其所定梁岐二山所在，均距大河尚远，恰与蔡氏所云“二山河水所经”者自相矛盾，蔡说之谬，不言自明。又上文王应麟所谓“古注”或指伪孔传：“壶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从东循山，治水而西”，蒋廷锡云：“案：孔传：梁岐在雍州，今陕西西安府韩城县西北九十里之梁山，凤翔府岐山县东北四十里之岐山也。蔡传疑雍州之山不当载于冀州，指今山西汾州府永宁州东北之吕梁山一名骨脊山者为梁山，汾州府孝义县西之狐岐山一名薛颉山者为岐山。然二山去河甚远，不得谓河水所经。”[18]蒋氏所驳与胡氏可谓合辙也，然胡氏复对蔡氏援引诸书所载之“晋望”者详加解释，“《尔雅》曰‘梁山晋望’，正谓夏阳之梁山。夏阳，故少梁，秦地也。《左传》文十年晋人伐秦，取少梁。梁山由是入晋，成五年梁山崩，晋侯所以问伯宗，而行降服彻乐之礼。下逮战国，少梁犹属魏，故梁山虽在雍域，而实为晋望。蔡氏以为在冀州，即离石之吕梁，何其考之不详邪！”[19]蔡沈望文生义，见地名“晋望”即以为在晋地，而晋地又在河东，遂以吕梁当之，不知此“晋望”虽属晋然地在河西，蔡沈于先秦疆域地理蒙昧如此[20]，胡氏所驳是也。蔡说误说影响深远，清人朱鹤龄《禹贡长笺》卷一“治梁及岐”条云：“黄度谓《禹贡》冀界逾河，自梁至岐，包汉三辅于其中。若然，则《禹贡》可不立雍州，且龙门之河何以谓之西河耶？此盖因传疏而误耳。”[21]朱氏所疑，实秉承蔡沈二山在冀州之见。对此，四库馆臣所作提要驳曰：“（朱氏）皆有所见，惟解治梁及岐，力主狐岐为冀州之境，则于理未合。盖岐实雍地，当时水之所壅于雍为甚，故治冀必先治雍，而后壶口可得而疏。孔传所云：壶口在冀州，岐在雍州，从东循山，治水而西。此语最为明晰。鹤龄所以反其说者，殆以冀州之中不当及雍地，不知冀为天子之都，何所不包。古人文字原未尝拘泥，如荆州云‘江汉朝宗于海’，荆固无海，亦不过推江汉所归言之耳。即此可以为例，又何必斤斤致疑乎。”“治梁及岐”述于《禹贡》冀州，而伪孔传则注在雍州，此乃王应麟、晁以道、蔡沈及朱鹤龄诸人误说纷起之根本原因，四库馆臣所辨恰中其要，所驳甚是。清人夏之芳《禹贡汇览》卷一云：“梁岐雍州山，不言于雍而见于冀者，以壶口、梁岐为一役，不可分而言之也。”[22]此言亦得其实。
古往今来之学者于古史文献记载抵牾之处，往往纠结于认定一家，争论于孰是孰非，而胡渭却能深析地理情势，寻绎岐说成因，化解所谓矛盾，得出令人较为信服的结论。如其云：“《汉志》钜鹿县：《禹贡》大陆泽在北，一而已。而唐人所言不一，《通典》有二：赵州昭庆县，隋为大陆县，有大陆泽；深州陆泽县，有《禹贡》大陆泽是也。《元和志》有四：邢州钜鹿县，大陆泽一名钜鹿泽，在县西北，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葭芦、菱莲、鱼蟹之类充牣其中，泽畔又有咸泉，煮而成盐，百姓资之；赵州昭庆县，广阿泽在县东二十五里，即大陆别名；深州鹿城县，大陆泽在县南十里；又陆泽县南三里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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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之泽是也……愚窃谓唐钜鹿县东境，亦汉钜鹿县地，泽在西北，接昭庆界。盖一泽跨二县之境，即班固所云‘在钜鹿县北’，孙炎所云‘今钜鹿县广河泽’者也。而志家唯以平乡为古钜鹿，求此泽而不得，遂言今尽为丘陇，岂知《元和志》独详于钜鹿，原不在平乡界邪。”[23]文献所载大陆所在各不尽同，至唐又歧为四县，胡渭详度地势，精辟的指出大陆虽名为一泽，然泛滥蔓延，实跨数县之地，志书分县各述，遂至疑义。这样的考辨思路为解释文献记载中有关先秦地理之分歧矛盾，提供了一把甚为有效的钥匙。胡渭不但明乎于此，更能得心应手的加以运用，可谓难能可贵，又如：“《汉志》祝其县南有羽山，杜预《左传》注亦云在祝其县西南，县之故城在今贛榆县界。而《隋志》朐山县有羽山，《元和志》云：羽山在朐山县西北一百里，又云在临沂县东南一百十里，与朐山县分界。朐山，今海州，临沂，今沂州也。近《志》郯城县东北亦有羽山，接贛榆界，《齐乘》云羽山旧在朐山县东北九十里，今属沂州，在东南百二十里，时郯城未复故在州境也。诸说不同，要之，此山在沂州之东南，海州之西北，贛榆之西南，郯城之东北，实一山跨四州县之境也。”[24]羽山所在，记载纷纭，究属何地，莫衷一是，而胡氏则能跳出传统思路斤斤于孰是孰非的桎梏，一针见血的指出诸说虽异而皆是，羽山乃跨四县之实质，这为后世学者推而广之，更加合理的考证先秦地理，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
《禹贡》为《尚书·夏书》一篇，攻治《禹贡》实为研经之范畴，胡渭颇能援经证经、互辨以明，显示了深厚的经学功底。有援据《毛诗》者，如其云：“卫之封域，东得桑土之野，楚丘、帝丘皆是也。其诗曰‘降观于桑’，又曰‘说于桑田’，又曰‘期我乎桑中’，又曰‘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此木屡见于歌咏，则其多可知”[25]，此引《毛诗》以证卫国封疆东至桑土之楚丘也；又“渭按：卫文公迁于楚丘，其诗曰‘树之榛栗，椅桐梓漆’，是亦兖土宜漆之一证也”[26]，此据《毛诗》以明卫地楚丘之物产也；又“《诗·大雅》‘芮鞫之即’，芮即《职方》‘泾汭’之汭，水名也。《汉志》扶风汧县下云：芮水出西北，东入泾，《诗》芮阸，雍州川也。师古曰：阸读与鞫同。余因此悟水北曰汭之义，盖泾水东南流至邠州长武县东，芮水自平凉府灵台县界流经县南，而东注于泾。公刘所居故豳城，正在二水相会内曲之处，及其后人众而地不能容，则又营其外曲以居之，故曰‘止旅乃密，芮鞫之即’，《郑笺》曰：水之内曰隩，水之外曰鞫，外即南，内即北也。推之洛汭，亦然”[27]，此引《毛诗·大雅·公刘》以考辨泾汭水道及公刘所居也。又有援据《左传》者，如其云：“云梦，经传诸书有合称者，有单称者。《周礼》荆州薮泽曰云梦，《尔雅》十薮楚有云梦……此合称云梦者也。《左传》定四年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此单称云者也；宣四年?夫人弃子文于梦中，昭三年楚子以郑伯田江南之梦……此单称梦者也。单称特省文耳，云可该梦，梦亦可该云，故杜元凯注‘梦中’：云梦，泽名，江夏安陆县东南有云梦城。则梦在江北。注‘云中’：云入云梦泽中，所谓江南之梦。则云在江南。注‘江南之梦’云：楚之云梦，跨江南北。则南云北梦，单称合称，无所不可，绝无江北为云，江南为梦之说。”[28]胡氏此解云梦，依凭《左传》及杜注，将云梦、云、梦糅合会通，合文散文，一体视之，甚见其通脱之眼光，据今人谭其骧考证，先秦地理中存有作为楚王游猎区之“云梦”与作为薮泽之“云梦泽”之别，前者地跨大江南北，后者专指江陵之东、江汉之间的华容地区[29]，胡氏所解即为前者也。
胡渭虽旁征博引、考证精审，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对一些历史地理学常识存在着认识误区。如其云：“《汉志》济阴郡治定陶，山阳所领县有成武、单父、南缗、方舆，皆在济水之南。二郡，《志》并属兖州，故以为兖州之境，跨济而过，不知汉武置十三州，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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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界，不尽与古合，安得以汉之兖州为禹之兖州乎？”[30]又“汉复置兖州，后汉、魏晋并因之”[31]，又“汉复置扬州，后汉、魏晋并因之”[32]，等等。按照胡渭的理解，汉武帝所置十三州部刺史皆为实际行政区了，然实非如此，此十三州部刺史实为监察区，绝非行政区，没有所谓疆域分界的指标意义[33]，胡氏不明地方行政制度沿革，遂有如此错谬之言。清人丁晏对《禹贡锥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修订工作，撰成《禹贡锥指正误》一篇。纠正胡氏所引文献之误，是丁氏此篇之重点。如胡渭云：“渭按：云土梦，《汉书》作‘云梦土’，《史记》、《水经注》并作‘云土梦’，沈括《笔谈》云：《石经》倒土梦字，唐太宗得古本《尚书》乃‘云土梦作乂’，诏改从古本。”[34]丁晏驳之云：“今考《梦溪笔谈》云：旧《尚书·禹贡》云‘云梦土作乂’，太宗皇帝时得古本《尚书》作‘云土梦作乂’，诏改《禹贡》从古本。沈括所称太宗谓宋太宗，故称皇帝，所以尊本朝也。东樵加‘唐’字，大误。又引《石经》倒土梦字，今《笔谈》亦无此语。唐《开成石经》亦系‘云土梦作乂’，东樵谓从《石经》本，则传云‘泽中有土’，义甚惬当，此《石经》又不知何据？盖一误再误也。”[35]今检元刊本《梦溪笔谈》卷四“辩证二”云：“旧《尚书·禹贡》云‘云梦土作乂’，太宗皇帝时得古本《尚书》作‘云土梦作乂’，诏改《禹贡》从古本。”[36]则丁氏所正是也，胡氏不察，误引文献，非但其说谬甚，所致贻害亦远矣，清人芮日松《禹贡今释》卷上“云土梦作乂”条曰：“唐以前做‘云梦土作乂’，太宗得古本《尚书》，改为‘云土梦作乂’”[37]，其门人潘锡恩云：“（是书）因已撷《锥指》之菁英”[38]，故芮说即延胡渭之谬论也，以讹传讹者，此之谓也。类此之谬，丁氏此篇所揭夥矣。
二 集解型：《禹贡集释》
《禹贡集释》三卷，丁晏编撰。顾名思义，是书乃丁氏蒐集前人解说之作，然亦自有其独到之处，丁氏于《禹贡》各条之下，详列《史记》、《汉书》所引《禹贡》异文，另行低一格别择诸家解说罗列于后，再另行低两格出按语阐释疑窦、平亭是非。
丁氏是书多为释语，论辨甚少。若论考证之功，则丁氏可谓熟稔文献，善于全面占有材料，以考订先秦地理也。如卷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条：“按《汉志》据古文以太一为终南，孟坚所称即孔壁古文说也。《初学记》终南山引《五经要义》云：终南山，长安南山也，一名太一。《要义》刘向所撰，向亲校中秘古文，故所说与孟坚合，足征《汉志》之核。《续汉书·郡国志》右扶风武功：永平八年复，有太一山，本终南。《文选·西京赋》‘於前则终南太一’吴薛综注：二山名也。李善从其说，失之。然《水经·渭水注》引杜预曰：中南亦曰太白山，在武功县南。《初学记》引《秦州记》：太一山，古文以为终南。《福地记》云：终南，太一山，在长安西南五十里。陆德明、孔颖达并据《汉志》太一即终南，《史记索隐》同，皆古文说也。”[39]丁氏旁征博引，罗列众书，以辨终南即为太一，时人魏源则援经证经，以明此说，其云：“释终南为太一山，则古今文无异说，自家法不明，信道不笃，于是皆析终南与太一山为二……请以经正之……《秦风·终南》美襄公始有岐周，《史记》曰：襄公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以兵破戎，辟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盖岐在渭北，终南为太白山正在渭南，地相准直，故秦人美其始有终南，若岐以东之南山，则襄公兵未至其地，其子文公又以献诸周，安得为秦有哉。以《诗》之终南证《禹贡》之终南，非太白而何……盖太白山居群山之中，隆然独高，故名中隆，其中终隆南皆同声假借，不以始陇终秦为义。”[40]丁魏二人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也。
不仅如此，丁氏复能从文献记载先后入手，仔细梳理异说源流，从文献学的角度揭示误说之源，以明是非，足见其广泛占有材料的深厚学养。如卷二“岷嶓既艺”条：“案《班志》谓嶓冢在西县西汉水所出。郑君谓汉阳，据后汉时地名即西县也。《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嶓冢山在陇西氐道县之南。《郡国志》：汉阳，西有嶓冢山。今甘肃秦州即汉陇西地，嶓冢山在秦州西南，即《禹贡》之嶓冢也。自《后魏地形志》华阳郡嶓冢县有嶓冢山，汉水出焉。华阳，今陕西汉中府宁羌州沔县界。杜佑《通典》云：嶓山在今汉中郡金牛县，《括地志》：嶓冢山在梁州金牛县东二十八里，并承魏收之误。后人遂以宁羌州北之嶓冢附会为东汉水之源，不知东汉水即《汉志》沮水，未尝经宁羌之地也。”[41]经过丁氏细密爬梳，异说起源于《魏书·地形志》盖无疑也。又卷三“东过洛汭至于大伾”条：“《水经》河水又东过成皋县北注云：‘河水又东迳成皋大伾山下，《尔雅》云：山一成谓之伾，许慎、吕忱等并以为邱一成也，孔安国以为再成曰伾，亦或以为地名，非也。《尚书·禹贡》曰过洛汭至大伾者也，郑康成曰：地喉也，沇出伾际矣。在河内修武武德之界，济沇之水与荥播泽出入自此，然则大伾即是山矣。’案大伾在成皋，《说文》作坯，字从土。薛瓒注《汉书》误以黎阳山当之，黎阳石山，甚高且大，非一成之坯，明矣。《隋地理志》、《括地志》、《书正义》、《史记正义》、杜氏《通典》、蔡《传》、程大昌《图》并沿薛氏之误，唐洪经论刻石黎阳，名为大伾，皆后人肊说，不足据。”[42]丁氏采用这种方法不仅示人以是非，正本清源，而且对后世沿袭误说之系列记载加以彻底驳斥，从而避免因误说文献记载的堆积和罗列最终动摇正解，实际上为考证纷纭疑滞，解决文献两歧之说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与丁书旨意相仿佛者，有清人李慎儒所编之《禹贡易知编》十二卷。其自序云：“是篇专为初学而辑，历来讲《禹贡》诸家，精考据者不免繁冗，究义理者多属空虚……予于《禹贡》毫无心得，第参合诸家之言，及非讲《禹贡》而有关于《禹贡》者，辑为是编。务使繁者简，空者实，皆根据前人之言，其以敝见论断处，亦皆从前言中寻绎得来，无一自造者，名曰‘易知’。”[43]据此，则是书对象为所谓初学者，编辑宗旨在于汰去繁冗考证，汇集众说精华，从而提供一部简编本《禹贡集解》，如此则考证疑窦本非其所究心。丁李二书相较，从收集资料角度来说，李书卷帙繁复、后出转博，甚至参考了域外舆地图说，如其云：“（程大昌云）今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余里，卓立可见……近来西洋人所绘海道图及英国人金约翰所辑《海道图说》，于海中岛屿綦详，皆不云此海中间峙有一岛，则程氏之为凿空毫无疑义。”[44]又云：“《地理今释》谓澜沧由缅甸入海，今考光绪九年云南新绘《越南国图》，及法国所绘《越南国图》、英国所绘《平圆地球图》，皆系入越南合富良江入海，《地理今释》之误无疑。”[45]此外，李氏又收入官方奏折，如“康熙四十三年河南巡抚徐潮奏”[46]、“雍正九年吏部尚书南河总督嵇曾筠疏”[47]等，此则流于泛滥也。若论严谨细致，则李氏远不及丁氏，如丁晏、李慎儒同列《禹贡》异文，而详略悬殊。《禹贡集释》卷一“禹敷土”下列异文：“《史记·夏本纪》作傅土，郑注《大司乐》亦作傅土”，“随山刊木”条：“《汉志》作栞，颜云古刊字。《淮南·修务训》亦作栞，《说文》作栞云槎识也，读若刊。《史记》随作行，刊作表”，“奠高山大川”条：“史迁说奠为定”。[48]《禹贡易知编》卷一“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条亦列异文：“案敷，《史记》作傅。刊，《汉书》作栞。”[49]既然要列出异文，就应全面无遗漏，否则毫无意义，二书相比之下，可见李书漏列太多，即使供初学者参考，也不应疏忽如此之甚，岂非有误人子弟之嫌？
三 辑注型：《禹贡郑注释》
《禹贡郑注释》两卷，焦循撰。自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出，而学者尽知《古文尚书》及孔传之伪[50]，故考究古经，纷纷惟古注是求，则有郑玄注之辑录，所谓“乾嘉以来，讲经家皆以康成为主”[51]也。焦氏亦着意于此，“以嘉定王光禄、阳湖孙观察所集之本为质，考而核之，编次成卷。专明班氏、郑氏之学，于班曰志，于郑曰注，而以《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一篇条列而辨之于末。”[52]是书首列《禹贡》原文，后低一格分列班固之《志》、郑玄之《注》，前者缀郡县，后者明出处，再低一格各下按语。表面看似辑佚之编，而实多有独得之见，时人汪莱评云：“是书麤视之下，不过抄撮旧文，蒐罗残简，然而辈原流、区真赝、精批导、慎斡旋，若阅者真神不充，则作者内心全隐。”[53]焦书确有创见，汪氏所评是也。兹集其着力考辨、独出机杼者，分述简评，以见此书之价值。
焦循思维缜密，善于在细读经文的基础上，寻觅其中的蛛丝马迹，总结出带有规律性质的所谓书例，此点堪称焦氏是书之一大特色。如其云：“又按凡他水自源来赴者，谓之入；经流迳过他水者，谓之会；自经流分出衺行者，谓之迤；自经流分之又合为一，谓之播、谓之同。”[54]此类书例是否完全正确，尚待研究，然这种研经思路，却颇值肯定。焦氏又不止于此，更将此种书例用于考辨疑窦，阐释经文大义，如卷上“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条：“循按：傅同叔《禹贡集解》云：‘浮潛以至汉上，去沔为近，故舍舟陆行以入沔。而沔之相通者，有褒……自褒逾斜，北达渭。言入不言达者，以褒斜之间绝水百余里……上文既言逾沔，亦所以该下而省文也。沔褒既是水道，言沔不言褒可也，斜渭既是水道，言渭不言斜可也。如必欲言沔渭之间有褒斜，绝水不通，则当曰逾于沔逾于渭，古人之文岂如是之不简直哉！’……余于同叔之解逾沔入渭，而有悟于夹右碣石入于河。此‘入于河’尤言‘入于渭’，与‘导水’言渭洛泲之入于河异义。彼言水之入水，此言人之入水，水之入水则此水达于彼水，自人言之则谓之达；人之入水不言达而言入，则非由水而水矣。逾沔之后，言入于渭，自陆而水也。郑言禹从碣石山西北行，还从碣石山东南行入河，亦谓夹山而行，不言泛海。注本明析，自不明碣石入于海为山脉入海，又不明夹右碣石入于河为自陆入河，遂以河之入海在碣石，入于河为泛海逆入于河，因而为岛夷之贡道，且谓碣石沦于海中矣。若果由海入河则宜曰‘沿于海达于河’，扬州之文可例也。”[55]焦氏受前人启发，遂将经文“达于河”、“入于河”之区别彻底揭明，由此又进一步推究经文“夹右碣石入于河”，实乃大禹由碣石陆行入河之义，此与郑注恰合，经义由此遂明。
是书虽颜曰“禹贡郑注释”，然焦氏于班固《地理志》有关《禹贡》者，亦辑录条列，且其所重似更胜郑注一筹，谓之奉为圭臬，不为过也。行文之中，比比皆是，“班氏《地理志》叙云：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盖其所采博，所择精，汉世地理之书，莫此为善，故郑氏注经，一本于是，或明标所自[56]，或阴用其说，间有不合者，亦必别据地说等书，明言其所以易之义”[57]，“班氏地理，其旨精妙，求之乃见”[58]，“地理之书莫精于班《志》，其言简而意赅，互出旁通，至博至慎”[59]由此可见，焦循学有宗主，秉承一家，盖为汉学家之本色也。然尊奉太过，则固步自封，顿失严谨审慎之义。《禹贡》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说文解字》“菏”字下引作“达于菏”，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辗转考述，据经证经，以辨此“河”字当作“菏”[60]，而班固《汉书·地理志》山阳郡湖陵县条小注则谓：《禹贡》浮于泗淮通于河水在南。胡渭驳曰：“汉时湖陵县安得有黄河，此‘河’字明系‘菏’之误。水在南，谓菏水在县南也，郦道元《泗水注》引此文云‘菏水在南’，《水经·济水篇》言菏水通湖陆县南东入泗。皆确证，不独许慎作‘菏’也。”[61]班氏此处显误，本无异议，然焦循却一意回护，辨称：“班《志》作河，盖省文……经于徐州之菏作‘河’，《史记》亦作‘河’，《汉书》仍之。而于湖陵下引《禹贡》文，则正恐误河水为大河之水，非谓大河迳湖陵也。《志》从省文，《说文》用其本字。菏之为河，由来已久，岂伪孔所改耶！”[62]焦氏所云，毫无根据，省文之说，足见其弥缝之迹而已。时人成蓉镜总述诸家云：“颜氏师古谓渡二水而入于河，黄氏度谓河是古文传写误，徐氏文靖谓是豫州入河之河，焦氏循谓《说文》用本字《志》从省文，皆失之。”[63]是也。
道光时人何秋涛编有《禹贡郑氏略例》一卷，何氏年辈晚于焦循，然是篇亦属同题之作，其自序云：“乾隆以来，王西庄氏、江艮庭氏、孙渊如氏为《尚书》今古文之学，咸以郑注为主，虽互有得失，而于《禹贡》则未能专明其谊。余既治《禹贡》学，因徧观而详考之，知郑之言地理得者有三，诸家述郑而失者亦有三。博综图籍，详稽沿革，援东京之简策，订邃古之遗文，可以上缀班《志》，旁证桑《经》，郑之长一也；沱濳证以《尔雅》，降水不在安平，虽精密如孟坚，犹必考证其失，不为苟同，郑之长二也；考东原，覈九江，读和为桓，质是为氏，其所不知，不事傅会，证实质疑，可为后法，郑之长三也……诸家掇拾成书，务尊师说，然王则偏执己见，历诋群儒，质诸郑义，转多乖繆；江则鲜所发明；孙则简略已甚；其于地理，咸无裨焉。因惜郑学未明，经恉有舛，辄不自揣，为作《略例》一卷，求其会归，析其疑滞，庶以旁推曲通，拾遗补佚，存此一家之言。”[64]则是篇旨归在于申发郑注之例，而其意不在考辨先秦地理也。然何氏历数王鸣盛、江声及孙星衍，而未提焦循《禹贡郑注释》，不知何氏未见焦书，亦或弃而不论。然何氏此篇陈述为主，极少有考辨之言。不独于此，即从学术撰述态度来看亦然，郑注本为集腋之裘，焦氏于各条之下明其所辑之书，而何氏则全部抹去，并谓“其出处诸家皆具列，今不复赘”，则若读何氏《略例》，则需同时参看王氏诸家辑本，方能核对出处。两下相较，焦书显胜何氏，而同被收入《清经解续编》，何水平参差不齐如此之甚也！
四 专论型：《禹贡三江考》
《禹贡三江考》，程瑶田撰。全篇析为三卷，内分诸条，娓娓详辨，祛疑阐明，其通篇主旨乃津津于考述《禹贡》三江非实指三条径流，而为上游三水之合流，故有三江之名也。程氏开篇即云：“《禹贡三江考》者，所以别异于诸说三江必分三条水也。故凡言某江为北，某江为中，某江为南者，皆非《禹贡》经文之三江。据《禹贡》经文考之，明有三水纳彭蠡中，纳三出三，决不以其浑为一流，而疑其所出者之非所纳之三也。”[65]又云：“江自彭蠡以下，入扬州之域，何以谓之三江也，曰以一江而纳上流江之水、汉之水、豫章之水。三水会而并为一江，故谓之三江也。”[66]其核心考据手法，乃据经以证经，援经以释经，程氏及门弟子洪黻评曰：“右《禹贡三江考》，先生立破两千年来诸家之说，而专涵泳《禹贡》‘导汉’、‘导江’及荆扬二州诸经文，得其端绪而是正之者也”[67]，诚然也。
《禹贡》三江之辨，由来已久，纷纷岐说起于读经之疑，“夫三江之名，见于‘淮海惟扬州’篇；而北江之名，见于‘导汉’篇；中江之名，见于‘导江’篇。无疑义矣，乃后人纽于一江不可三名之说，必欲求三水以实之，则与经文不合矣。”[68]《禹贡》前有三江之说，后又有北江、中江，后人遂疑其间必有所谓南江者，以足所谓三水之目，“后人必欲舍经文而从焚阬之后世远言湮，摸索而得之三江，此何说也”[69]，程氏谓之为大惑矣，“三江为解经者之一大惑也久矣，欲辨其惑，言人人殊。然而群言衷诸圣，《禹贡》之文，未残缺也。古人立言成章而达，克紬绎之，如亲承口讲而指画之也。舍传从经，神游其世而尚友之，乃知后世诸儒，虽不无各有师承，然皆粗涉其藩，鲜不参以臆见。”[70]程氏于此大发议论，感慨世人未能准本圣经，泥于师说，故臆度杂呈，经义遂泯。
程氏则一反旧辙，回归本文，依经说义，以释三江之惑：“经文又曰‘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余涵泳之，窃为比物而言之。导渭会沣会泾，至入于河止矣；导洛会涧瀍会伊，亦至入于河止矣；河水行至两入河处，亦不见会渭会洛之文。盖河以洪涛受之，泯然无迹，渭洛诸水尽为河水矣，此小水入大水之例也。”程氏对照两组《禹贡》经文，两下相较，遂有明显之别，“今汉水入江，亦为小入大，则入江后亦尽为江水，书曰‘南入于江’，亦可止也，而‘导漾’条下乃变其例，增成之曰‘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不以汇泽为江之力，而直以汇泽归之于汉。”导渭导洛界河而止，导汉则直书入海，程氏拈出此别，甚为重要，继此又释云：“于此知禹盖目验而得之，既目验见为汉之汇，则汇后之江水中，为汉水所占者不少矣，是乌得而灭之哉！”据程氏推论，大禹治水之时，因见汉水入江水量澎湃，故不灭其名也，然既已入江，无迹可求，故称所谓北江，变通而呼之也，“然而汉水在江水中，固已泯然无迹，不得仍汉之名，别之曰北江，见一江水中明明以其三分之一予之矣。”[71]至此，程氏三江说已和盘托出，《禹贡》三江非谓分派独行、并列入海之三条大江，乃是一江而有三股，合股入海，所谓“扬州之三江也，止一大江，而寄北江南江于中江之中，以成其为三江而入于海也”[72]。股又各有别名，明其为上游所自来也。北江即为汉水之股，中江即为导江之股，此甚明了，而南江则为豫章之股，“彭蠡以下，即欲没其三江之名，而亦有所不能，何也？以其至此而南江始见”[73]。所谓南江者，程氏又解之云：“扬州表其迹曰三江，言江至此有汉入焉，禹目睹其汇彭蠡状，而于其东也，目之曰北江。禹又目睹江之迤北会汇之状，而于其东也，目之曰中江。其目为中江也，禹实目睹豫章之水在其南，足以配江汉而三之，故于江而大书特书曰中江也。假使汉水入江之后，东行焉，而无豫章之水北入于江，无数百里之一片大地，予汉水以汇泽之资，则虽终古无彭蠡可也，亦终古但有江汉朝宗于海耳，乌在其名大江为中江，又乌在其名汉水为北江哉。江之有北也，由于中江也；而江之有中也，由于有豫章水之南江也。”[74]程氏辗转反复，详述南江始末，而其说亦有所据，《尚书正义·禹贡》“东迤北会于汇”条引郑玄云：“东迤者为南江”，则郑氏亦有南江之说，程氏曰：“经文不见（南江），郑君作注，必须补出，所谓先经始事，后经终义，作传者之体裁”[75]，又云：“吾谓是东迤者，不独为中江也，曰为南江。言豫章之水入江，既不能他逃，则与江之东迤者，并行而东，以为南江也。此《禹贡》所以虽无南江之名，而藏南江于中江中，郑君之为经师，宜其涵盖汉儒，如日月之出而烟火浸息其光也。”[76]程氏复绘一图，以见三股合流之说，一望即知，甚为方便[77]。三江既明，程氏遂贯通经义，直揭《禹贡》本义云：“惟有豫章水，而又据其一片大地，然后有彭蠡之汇，然后汉水亚江之力乃见，而大江居中以抚有南北而庆安澜。禹于是定三江之名，而史臣之作《禹贡》，乃纪之曰‘三江既入’也。”[78]时人成瓘亦从三江合流之说，然其谓彭蠡为江右之水，即程氏所谓南江之豫章水者，而实非三水之会也，成氏云：“导漾言汉至大别入江，是举江左旁之水；言东有所会之泽，号为彭蠡，是举江右旁之水。于彭蠡止言汇，犹既豬耳，尚未言其流也。导江言东迤北会于汇，则流其所豬而成川矣。彭蠡非汉所汇，亦非江所汇。经明言彭蠡，则是彭水，综扬州西南诸水，锺为大泽，扬州西南即今江西全省地也，彭水即今章江之上源也。《汉书·地里志》南埜县下有彭水，《水经注》谓之豫章水……《水经》谓赣水总纳十水，同凑一渎，俱注彭蠡。彭蠡即今江西之鄱阳湖，大江会于汇之地，即今九江府东之湖口县也。彭蠡既出湖口，江汉之合流者，可得而汇之；彭蠡未出湖口，江汉之合流者，不得而汇之。何者？湖能入江，江不能入湖，入湖则无海之路也。”[79]成氏之说，以彭蠡湖口为三江合流之所，可谓似是而非也。《禹贡》经文明云：“嶓冢导漾……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又“岷山导江，东别为沱……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清人沈练云：“汇者，彭蠡之泽也。不言汇于彭蠡者，蒙上文汇泽而言也”[80]，则皆汇于彭蠡无疑也。程瑶田辨云：“然则禹之治水，在能择其地也。于汉水入江之后，而得江右数百里之地，以汇汉水成大泽而为彭蠡。蠡，旋蜗也，回旋其水，使汇之，而自浚自深，状如蠡，彭彭然大，故象形名之。”[81]徐文靖《禹贡会笺》“三江考”亦云：“三江相触，江水盘涡，旋转为螺纹”[82]，则若无三江汇于大泽，何得水流回旋之势，彭蠡之名有自何而来？钱穆先生云：“‘蠡’是螺旋义，‘彭’是大义。上游长江汇纳汉水，水势灏渺直下，遇水涨时每倒灌入彭蠡，彭蠡成为长江一大蓄水池，水势到此甚急，每激荡成大螺旋，故此水名‘彭蠡’”[83]，所见与程说合若符契矣。
清人《禹贡》三江之说，最为复杂者莫过于杨氏守敬《禹贡本义》所释。杨氏根本否定《禹贡》导江有所谓南江者，“余谓《禹贡》本只有中江、北江而无南江，若果以彭蠡为南江，何必不云‘东迤为南江北会于汇’，而省此三字，待郑氏补成乎？盖《禹贡》所谓中江、北江者，只此一江。其以北江系导漾下者，以漾水发源嶓冢至武都为汉水，与《汉志》东西汉水分流者不同，其水较大，故《禹贡》于荆州称‘江汉朝宗于海’，明明谓江汉同流，特以汉在江北，故以北江系于导漾之下，其不复称汉而称北江者，江终大于汉，于同流之中略分名实耳。所称中江者，即此毗陵入海之江，非荆溪入海之江也。中者，正也，大也，不必为中心之中，有北即有南以为配之也。”[84]于此，程瑶田早有成说，杨守敬拘于经文，不知《禹贡》从未有所谓二江之说[85]，且豫章之水由南而来，揆诸地理水势，郑注为是也。清人晏斯盛《禹贡解》卷三云：“或曰：中江、北江见于经，而南江无所考证。曰：《南史·王僧辨传》陈霸先自岭南起兵讨侯景出南江行至湓口，胡三省云赣江谓之南江，唐张九龄都督洪州有《望南江入始兴郡路》诗，又《自豫章南还江上作》诗云：归去南江水，磷磷见底清，此明徵也。”[86]则清人于“南江”自有所见。又民国人姚明煇云：“南江为赣、鄱之水诚不易矣，今湖口于中历九月江湖对流，而秋冬两季湖水由石钟山下傍两岸东流，清水一条，不混黄色，即南江矣，此予所目验者。”[87]杨氏误解经义，又不能亲赴实地目验考察，其说之误，明矣。杨氏又以为《禹贡》导江之北江、中江合流，后汇为《禹贡》扬州“三江既入”之北江，此北江亦即《汉志》毗陵之北江，而《禹贡》扬州“三江既入”之中江、南江亦即《汉志》芜湖中江、吴县南江，“《禹贡》扬州‘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导漾东为北江，导江东为中江，而无南江……《禹贡》扬州本有‘三江既入’之文也，《汉志》蜀郡湔氐道湣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东南至江都入海，此即毗陵之北江也，是则班固固以北江为正流，并不涉荆溪之中江可知。班氏但截江水之下流为扬州之北江，不以芜湖之中江为《禹贡》导江之中江，则吴县之南江但以诠扬州之三江，非为导江补南江，又可知也。”[88]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复杂怪异的说法[89]，大抵是因为杨氏必欲以班固《汉志》自注之三江强解《禹贡》之三江，进退维谷，左右为难，遂逼出这样明显勉强的解释。这实际上与杨氏《禹贡本义》的撰写宗旨恰恰背道而驰，杨氏此篇专辨《禹贡》同名异地之例，以此种思路考辨《禹贡》地理亦不失于一种有效手段[90]，其对碣石、九江、大别等聚讼纷纭的问题从此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启发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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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然杨氏考辨“三江”则未曾区别班固三江与《禹贡》三江，惜乎不能一以贯之，此当亦应以同名异地视之也[91]。清人袁自超《禹贡翼传便蒙》云：“松江下七十里分流，东北入海者为娄江；东南流者为东江，并松江为三江，此解‘三江既入’之三江……若论《禹贡》南条之三江，莫如郑氏之说，左合汉为北江，右合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为中江。”[92]袁氏以同名异地解《禹贡》“三江”，实乃调和二者之见，未见其所必信也。全祖望《经史答问》卷二“三江”条云：“惟《水经·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纯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初学记》误引以为韦曜之言，盖自扬州斜转，东南扬子江，又东南吴松江，又东南钱唐江，三处入海，而皆雄长一方，包环淮海之境，为扬州三大望，南距荆楚，东尽于越，中举勾吴，此外无相与上下者，恰合《职方》大川之旨，即《国语》范蠡曰：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也耶？子胥曰：吴之与越，三江环之。夫环吴、越之境，为两国所必争，非岷江、松江、浙江而何？”[93]以郭璞三江说为是，晏斯盛《禹贡解》卷三概括前人各类“三江”说云：“《班志》会稽吴县云：南江在南东入海，毗陵县云：北江在北东入海，丹扬芜湖县云：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入海；以大江与松江、芜湖江为三。郭璞《尔雅注》以岷江、松江、浙江为三。韦昭《国语注》以松江、钱塘江、浦阳江为三。郦道元《水经注》以毗陵江为北江，以分江水至会稽余姚东入海为南江，而中江缺焉。顾夷《吴地记》、庾杲之《南都赋注》俱以太湖东注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东北入海者为娄江，东南入海者为东江。”[94]包括郭璞注在内的诸家之说，虽皆释三江，然非指明为《禹贡》之三江也，后人据引，遂致纷纭，亦由不识同名异地之义也。
五 泛说型：《禹贡说》
《禹贡说》，魏源撰。是书上下两卷，分篇详说《禹贡》贡赋、导山诸条诸列、导水诸条诸水，各篇先自设问，后自辨答。细读魏氏此书，颇以经师自诩，津津于盘亘宗主家法也。
以解经视角阐释《禹贡》，是魏源此作最大之特色。如其释三江则云：“国朝讲明经学师法，始知执后世所行之江不可以求三江，犹按后世所行之河不可以求九河，于是信地志水经所述禹迹，分彭蠡为三孔东入海者，盖今古文师说近古得实。”[95]然魏氏对既往所谓史学之《禹贡》研究则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其谓：“胡氏史学非经学”[96]，又“谭经师家法，又孰有亟于《禹贡》者乎，近世治《禹贡》首推胡氏，惟其沿史学之地志，而昧经学之断限，故考河济故道与历代迁徙，有功于经，而江汉弱黑则纰缪百出。”[97] 其所言经学家法，既非唐人注疏，“阎氏若璩辈犹袭孔颖达为吠声”[98]，也非郑玄《禹贡》注。此点与焦循、何秋涛等人依据郑注发明经义、考求地理亦复有异。而是上通班固、桑钦之说，处处标榜所谓今古文经学也。[99]“夫今古文家法，又孰有明于《禹贡》者乎！班固《汉书》皆用今文说，其《地里志》特称《禹贡》山川者三十有五皆欧阳夏侯《书》说也，又特称古文说者十有一……桑钦《水经》末特书《禹贡》山水泽地所在凡六十事与《地里志》古文说合，则是《禹贡》今文家言备于班固之《地里志》，《禹贡》古文家言备于桑钦之《水经》”[100]，故魏氏斤斤于区分孰为今文说，孰为古文说，于两说之中再择一以为定谳，如卷上“释道山北条阳列附”篇：“问：终南惇物至于鸟鼠，或谓起陇山及南山皆谓终南，或谓止太乙一山而惇物则莫知所在者何？曰：《地里志》右扶风武功太一山古文以为终南，垂山古文以为惇物，《水经》陇山、终南山、敦物山在扶风武功县西南，此并以太白山为终南，而武功山为惇物，故古有‘武功太白去天三百’之谚，此《古文尚书》说也。《隶释》载《汉无极山碑》云：有终南之惇物，岱宗之松，扬越之篠簜。洪氏适谓以惇物为终南所产，于松篠同科。此欧阳夏侯《书》说，程氏大昌本之，谓终南产物殷阜，故称惇物，非别有一山。考此文与原隰底绩至于豬野耦文对举，惇物正与底绩对文，此《今文尚书》说也。”魏氏既已罗列今古文惇物之说，遂详析而以今文为是，“惇物之训则必从今文，盖‘九州’叙事异于‘导山’，若空述脉络，不著随刊，则与‘导山篇’何异，‘九州’无是例也，故荆岐必言既旅，蒙羽必言其乂，蔡蒙必言旅平，原隰必言底绩，终南必言惇物。鸿荒之世，终南奥阻，人迹不至，虽材产殷阜，无由显于人世，自随刊涤源以后，樏橇四通，于是终南材木金箭取给不穷……故以惇物与底绩并书。”[101]其考辨手法大抵如是。[102]
虽魏氏一以班、桑为据，然亦非笃信不疑，反能详考究竟，辨别伪讹，如卷上“释道山南条阳列”篇：“（《汉书·地理志》）六安国安丰，《禹贡》大别山在西南……《书·正义》谓：“《地理志》无大别，惟郑注云：大别在庐江安丰县，杜预纠其与汉水不相近，疑后人取郑注以增入《汉志》，且《志》果有此条，杜预岂不知而讬为或说者？《正义》岂有不见《地理志》而直言其无者？郦注于《汉志》无条不引岂有独阙此文而俱引杜预者？故知此注必在郑氏之后，而其混为《班志》原注又必在唐本之后，孔颖达时尚未紊殽也。”[103]魏氏所疑，不为无据，焦循《禹贡郑注释》于此无说，成蓉镜《禹贡班义述》则云：“述曰：孔《疏》云《地理志》无大别，《尚书今古文注疏》讥其验之不密，是也。《史集解》、《正义》引郑注：《地理志》大别在庐江安丰县，《郡国志》庐江郡安丰有大别山。”[104]然据何秋涛考证，郑玄所引《地理志》并非班固《地理志》，则成氏之说不可从，魏说是也。
据陈澧云：“余忆与君初见时，谈分江水不能越山数重而横入震泽。君拊掌曰：吾疑此久矣，今将往观焉。盖君勤于考古，又健于游，考地理有疑则走数千里，目验而定之。读嶓冢导漾，遂往甘肃而观所谓三洞者，以著于书。书中凡若此者，皆卓然可传之说也。”[105]则魏源不独纸上穷经，复能跋山涉水，以证其解，其求真之精神，亦属难能可贵也。《清经解续编》收入有倪文蔚《禹贡说》一篇，主要对彭蠡、云梦、三江、九江、敷浅原、东陵几个聚讼纷纭的地名加以讨论，经生常谈，无多新意，然倪氏云：“余尝自龙坪至黄梅，过所谓蔡山者，平地一邱，旁无附丽，高不过数丈，询之土人，水大则在江心，去岸十余里，相传为产龟处。褚先生称庐江常岁时生龟，长尺二寸，二十枚输之太卜官。与《禹贡》九江纳锡大龟正合。”[106]则其作与魏书同名，而其实践精神与魏氏亦同也。
本文从研究著述类型的角度，对清代学者《禹贡》研究的基本成就和主要方法，进行了鸟瞰式的考察。据此可见，清人将《禹贡》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历久弥新的研究方法对今天的学术研究有着极大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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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顾颉刚《禹贡注释》，收入《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学苑出版社2005年新版，第6页。

[2] 此处数据主要根据《清史稿·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等文献著录情况统计。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几种目录均只录书名，不注版本与收藏地，经过笔者调查摸索，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可能仅有书名著录，而无全书传世。今人李勇先以为“清代关于《禹贡》的专著就有近三十种”（《中国历史地理文献辑刊·禹贡集成序》，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据上文所述 ，清人《禹贡》著作当远不止此，这一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3] 顾颉刚详列七重证据认定《禹贡》成书于战国时期公元前三世纪（《禹贡注释》）；史念海则从五个方面论证了《禹贡》成书于梁惠王元年至九年之间（《河山集》二集）；蒋善国从九州观念的产生、名称的来源等角度认为当在公元245年前后（《尚书综述》）；英国学者李约瑟则认为当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册）。

[4] 辛树帜从孔子编定《尚书》的角度，认为《禹贡》为孔子作于公元前500年左右（《禹贡新解》）；郭沫若则认为其为子思所作（《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高师第详列十二证认为《禹贡》成书年代至迟不超过春秋中期（《禹贡研究论集》）。

[5] 日本学者内腾虎次郎《先秦经籍考》则从《禹贡》九州、四至、山脉、贡赋、土色等五个方面分析其未被《墨子》、《孟子》征引，故认为《禹贡》成书于汉代，而其作为传说则发展于战国至汉代之间。

[6] 近代以来《禹贡》研究详情可参看华林甫《近年来<禹贡>研究述略》一文，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十期。

[7]《禹贡锥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8] 俞樾《禹贡正诠·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四辑第三册影印清光绪十一年姚丙吉刻本，第427页。

[9] 汪彦石《禹贡锥指解要·后序》云：“德清胡氏朏明《锥指》二十卷，采摭繁富，疏通证明，摘孔蔡之谬，


诸家之精，自来释《禹贡》者所未有，固宜家塾诵习。”（《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四辑第三册影印清咸丰三年家塾刻本，第305页）则除了在学术界广为流传外，胡氏是书甚至被改写成童蒙读本，进入私塾课堂，成为《禹贡》解读的公认基准。


[10] 顾颉刚《禹贡注释》，第6页。

[11] 杨守敬《禹贡本义》便专以辨别《禹贡》同名异地现象为撰述宗旨，其自序云：“以《禹贡》本书言之，雍州之荆山何以与荆州之荆山同名，兖州之蒙山何以与梁州之蒙山同名，雍州有漆沮何以兖州又有灉沮，梁州有沱濳何以荆州又有沱濳，皆是异地同名，不能合一之证……余博观往籍，综览形势，始悟古人简质，地连滇池便有黑目，流经广郁皆得郁称，秦汉犹然，何论三代。”（《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影印南京图书馆藏清光绪三十二年刻本，第585页）。

[12] 今检《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殷纣之国左孟门”条，司马贞《史记索隐》云：“刘氏按：纣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则东边别有孟门也。”此云“孟山在其西”，胡氏引作“孟门在其西”，有篡改文献之嫌。

[13] 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五“孟门”条，《春秋战国史研究文献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影印康熙间钱塘高氏刊本，第232-234页。

[14] 武亿《群经义证》，《清经解续编》，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0页。

[15] 此段所引胡渭文皆见《禹贡锥指》卷二，第23-24页。

[16] 胡渭《禹贡锥指略例》云：“蔡传较劣，其本师文集语录所言《禹贡》山水如龙门、九江、彭蠡等说，亦不能善会其意而有所发明，况其他乎？”（《禹贡锥指》，第1-2页）由此可见，胡氏本对蔡沈《书》传有不屑一顾之见。

[17] 《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 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梁岐”条，《清经解》，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5页。

[19] 本段所引胡渭考辨，皆见《禹贡锥指》卷二，第25-26页。

[20]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六云：“蔡氏郡邑之迁改，朝代之换易，尚所不详，而可与谈水道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乾隆十年眷西堂影印本，第739页）则清人于此亦有共识也。

[21] 朱鹤龄《禹贡长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 夏之芳《禹贡汇览》，《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三辑第五册影印清乾隆积翠轩刊补修本，第584页。

[23] 《禹贡锥指》卷二，第57页。

[24] 《禹贡锥指》卷五，第121页。

[25] 《禹贡锥指》卷三，第75-76页。

[26] 《禹贡锥指》卷三，第80页。

[27] 《禹贡锥指》卷十，第307页。

[28] 《禹贡锥指》卷七，第261页。

[29] 谭其骧《云梦与云梦泽》，收入《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125页。又据石泉研究，先秦至汉初，云梦说专指古云杜县境，今汉水中游以东之今京山、钟祥间；汉魏六朝时，云梦说则转指华容；且亦认为并不存在跨越大江南北的所谓古代大云梦泽，详参《石泉文集》第二编《古云梦泽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又石泉、蔡述明合著《古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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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0] 《禹贡锥指》卷三，第64-65页。

[31] 《禹贡锥指》卷三，第66页。

[32] 《禹贡锥指》卷六，第150页。

[33] 详参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34] 《禹贡锥指》卷七，第215页。

[35] 丁晏《禹贡锥指正误》，《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影印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清同治山阳丁氏六艺堂刻本，第350页。

[36] 文物出版社1975年影印元大德九年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

[37] 芮日松《禹贡今释》，《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四辑第三册影印道光八年求是斋刊本，第406页。

[38] 潘锡恩《禹贡今释·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四辑第三册，第393页。

[39] 丁晏《禹贡集释》，《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324页。

[40] 魏源《禹贡说》卷上“释道山北条阳列附”篇，《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影印湖北省图书馆藏清同治六年方氏碧玲珑馆刻本，第267-268页。

[41] 《禹贡集释》，《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320页。

[42] 《禹贡集释》，《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334页。

[43] 李慎儒《禹贡易知编·序》，《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影印湖北省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第443页。

[44] 李慎儒《禹贡易知编》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462页。

[45] 李慎儒《禹贡易知编》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553页。

[46] 李慎儒《禹贡易知编》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481页。

[47] 李慎儒《禹贡易知编》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483页。

[48] 《禹贡集释》，《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296页。

[49] 李慎儒《禹贡易知编》，《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446页。

[50] 丁晏《禹贡集释·自叙》云：“释《禹贡》者，以孔安国为最古，顾安国传为赝作，不足征信”（《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293页），此可代表清人于《尚书》孔传之普遍看法。

[51] 李慎儒《禹贡易知编·凡例》，《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445页。

[52] 焦循《禹贡郑注释·序》，《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影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道光八年刻《焦氏丛书》本，第203页。

[53] 汪莱《禹贡郑注释·跋》，《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256页。

[54]《禹贡郑注释》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219页。

[55] 《禹贡郑注释》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226-227页。

[56] 清人何秋涛所见正与焦氏此说相反，其谓：“郑注《禹贡》所引地理志往往别有所据，不本班《志》”（《禹贡郑氏略例》，《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影印《清经解续编》本，第433页），据何氏考证，“班《志》河东彘县东有霍太山，此称故彘县与班异者，考《续志》河东永安县故彘，阳嘉三年更名，有霍太山，与郑同，是郑所称《地理志》实东汉时书也”（《禹贡郑氏略例》，《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431页），又“刘昭注《续汉志·序》云：推检旧记，先有地理。是东汉别有《地理志》，郑据当代之书，故不与班合”（《禹贡郑氏略例》，《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433页）。则郑注所引《地理志》非班固《汉书·地理志》甚明，焦氏不察，此说误甚。

[57]《禹贡郑注释·序》，《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203页。

[58]《禹贡郑注释》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213页。

[59]《禹贡郑注释》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234页。

[60]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三，第227-228页。

[61] 胡渭《禹贡锥指》卷五，第142页。

[62]《禹贡郑注释》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214页。

[63] 成蓉镜《禹贡班义述》，《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影印湖北省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四年广雅书局刻本，第400页。又成氏此书以班固《汉书·地理志》所引《禹贡》说为宗主，此与焦氏此书以郑注为宗主，有其相似之处，然成氏广肆收罗、旁征博引，已经超出了“班义述”的范畴，谓之《禹贡》古注集解，不为过也。

[64] 何秋涛《禹贡郑氏略例·序》，《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431页。

[65] 程瑶田《禹贡三江考·序》，《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影印上海师大图书馆藏清嘉庆刻《通艺录》本，第161页。

[66] 《禹贡三江考》卷二“论汇泽为治水一大法”，《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184页。

[67] 洪黻《禹贡三江考·校录附记》，《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161页。

[68] 《禹贡三江考》卷一“三江辨惑论”，《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166页。

[69] 《禹贡三江考》卷一“禹贡三江依经说义篇”，《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165页。

[70] 《禹贡三江考》卷一“三江辨惑论”，《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166页。

[71] 《禹贡三江考》卷一“禹贡三江依经说义篇”，《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164页。徐文靖《禹贡会笺》“三江考”云：“今案《海内东经》曰：庐江出天子都入江彭泽西，郭注：彭泽，今彭蠡在寻阳彭泽县。《史记·货殖传》：吴东有海盐之饶，三江五湖之利。道元注《水经》谓：庐江之名，禹时已有。则庐江自大江之北而入江，其为三江之北江，何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徐氏援《山海经》谓庐江为北江，于《禹贡》本经无征，不可信据也。

[72] 《禹贡三江考》卷一“三江辨惑论二”，《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168页。

[73] 《禹贡三江考》卷一“禹贡三江依经说义篇”，《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162页。

[74] 《禹贡三江考》卷一“三江辨惑论二”，《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168页。

[75] 《禹贡三江考》卷二“论郑注补南江必于东迤者句之义”，《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176页。

[76] 《禹贡三江考》卷一“荆州江汉扬州三江异名同实说”，《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171-172页。

[77] 《禹贡三江考》卷一“三江辨惑论二”，《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169-170页。清人王澍《禹贡谱》卷下《导水图·江汉二》亦绘为三江合流，并在大江上注明：“漾水为北江，大江为中江，彭蠡为南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五十九册影印湖北省图书馆藏清康熙四十六年积书岩刻本，第233页），然三江盘旋细微之处则不如程图之精密也。

[78] 《禹贡三江考》卷一“三江辨惑论二”，《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168页。

[79] 成瓘《篛园日札》卷二《读尚书偶笔》“三江异义”条，商务印书馆1958年标点本，第142-143页。

[80] 沈练《禹贡因》，扬州大学图书馆藏光绪年间杭州青简斋刊本。

[81] 《禹贡三江考》卷二“论疏河为治水一大法”，《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185页。

[82] 徐文靖《禹贡会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3] 钱穆《我如何研究中国古史地名》，香港《新亚生活双周刊》七卷五期，又收入《学龠》，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页。

[84] 杨守敬《禹贡本义》“三江”条，《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影印，第594页。

[85] 今人辛树帜所见与杨氏略同，其言：“不知《禹贡》时代，西周人对南方之事知道极少，赣江果为南江，书中何不直接指出，实由《禹贡》作者不知南江之所在，我们后来研究《禹贡》者为什么要代它添上南江，真可谓庸人自扰。”（《禹贡新解》，农业出版社1964年版，第287页）《禹贡》作于何时，本有争论，辛树帜考订为西周全盛时代，以此一家之言为基础，再推断出《禹贡》时代对南方之事知之甚少，本身就犯了一个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又按照辛树帜的思路，凡《禹贡》不言之山川皆不存在，则其时天下未经大禹治河足迹所经之处皆为平原一片也，信乎？其考辨过程可谓十分荒唐。

[86] 晏斯盛《禹贡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五十九册影印南京图书馆藏清乾隆新喻晏氏刻《楚蒙山房集》本，第297页。

[87] 姚明煇《禹贡注解》，扬州大学图书馆藏民国六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排印本。

[88] 杨守敬《禹贡本义》“三江”条，《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592页。

[89] 曹尔成《禹贡正义》卷下云：“北江者，广陵建业之江，在扬之北，故曰北江；汉既入江，则江为主，故曰江；导北江入海而凡扬北之地跨江之左右者，无不治矣。按：汉在北，江在南，彭蠡更在江之南……中江者，三吴之江，以其贯乎扬州之中而名也；导中江至松江入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57册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清乾隆刊本，第141-142页）曹氏以为北江实为汉、江及彭蠡水之合流，而又有所谓中江者，却更无南江，其说法之繁复怪异，与杨氏盖可比肩也。

[90] 阎若璩早已运用此法，如考辨《禹贡》九江（《尚书古文疏证》卷六，第733-739页），然未能将之明确提出，杨氏能发扬此法，亦自当有其学术价值和地位。

[91] 杨氏陆荣《禹贡臆参》卷上“三江既入”条云：“考《国语》吴之与越仇讐战伐之国也，三江环之，又曰：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耶。其言三江俱在越地，以事迹考之，则今三江城、三江卫、三江闸、三江场并在浙省三江口之上，考古证今，三江属浙无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五十九册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乾隆刻《杨潭西先生遗书》本，第190页）杨氏以清时地名逆推《禹贡》故地所在，荒唐可笑，无需置辩，可谓不明同名异地通例之尤甚者。于此类非常可观之说，谭澐评曰：“夫扬居东南近海之地，水自为源而入海者甚多，诸家见经有三江，随其所见执指三水，至于经文中江、北江，反弃而不录”（《禹贡章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四辑第三册影印清同治九年谭氏家塾刻本，第573页），此言深中其病。

[92] 袁自超《禹贡翼传便蒙》，扬州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五年金陵李光明家书庄刊本。

[93]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1-1892页。

[94] 晏斯盛《禹贡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五十九册，第296页。

[95] 魏源《禹贡说》卷下“释道山南条三江”篇，《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282页。

[96]《禹贡说》卷下“释道山北条泲水”篇，《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276页。

[97]《禹贡说》卷上“通释《禹贡》”篇，《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258页。

[98]《禹贡说》卷上“释道山北条阳列二”篇，《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267页。学术考辨不必加入主观情感，而魏氏评述前人用辞鄙俗、苛责如是，实有失学者风范，陈澧《禹贡说·序》云：“人言君性傲然”，人言不诬矣。

[99] 时人丁晏则惟《尚书》古文说是信，于今文家亦复弃而不顾，所谓汉学家之复古，至此殆臻其极也，详参丁晏《禹贡集释·自叙》，《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293页。

[100]《禹贡说》卷上“通释《禹贡》”篇，《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258页。

[101]《禹贡说》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267-268页。

[102] 今检百衲本《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武功县云：“太壹山古文以为终南，垂山古文以为敦物，皆在县东。”上文魏氏引作“垂山古文以为惇物”，似误。又段玉裁《校汉书地理志注》以为垂字篆文与物字相近，或为敦物得名之故（《经韵楼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段氏以为敦物即垂山，此见与魏说适相对立，可资参考也。

[103]《禹贡说》卷上“释道山南条阳列”篇，《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270页。

[104] 成蓉镜《禹贡班义述》，《续修四库全书》第为五十五册，第414页。

[105] 陈澧《禹贡说·序》，《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第257页。

[106] 倪文蔚《禹贡说》“九江”条，《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五册影印《皇清经解续编》本，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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