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李 文 海 教 授 访 谈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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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 文 海 教 授 访 谈 录

许殿才　张立生
2000 年9 月23 日下午,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一行3 人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办公室,采访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李文海教授。访谈中,李文海教授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关心史学发展的宽广史家胸怀深深感染了我们。
一、史学要发挥社会功能
李文海教授首先谈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他说：
近20 年中国史学研究有很大的发展,比起以前来说应该是有很多的进步,很多的前进,对此大家有目共睹,认识是一致的。前一段时间曾经流行史学危机的说法,这几年很少听到了。事实证明历史学在它的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成就。但是,面对新世纪的发展,历史学也还有许多问题值得去思考。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前些日子召开了第二次“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有的同志在会上谈到历史学被社会冷落。说不光中国是这样,世界上也是这样。所谓冷落是个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还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这有个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历史学的问题。历史学研究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以前的事情,这样一种学问在今天的社会里到底有什么用处? 它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大家的认识不一定完全一致。章开沅先生提出一个看法,叫做“参与的史学和史学的参与”,意思是说历史学应该更多地去参与社会生活,历史学应该在参与社会生活中得到发展。这个观点是很对的。这几年大家的工作很忙,都着眼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建设四个现代化。在这个环境下边,我想,对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社会上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我们搞历史学的人更应该有一个正确认识。这是我们自己的社会责任。我想是不是可以把它概括成这么四个方面:第一是掌握历史规律,说起来这是个老话,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讲,要讲掌握历史规律;第二是总结历史经验;第三是研究我们的历史文化;第四是增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这四方面与今天的社会生活的关系都非常密切。
第一是掌握历史规律。
历史规律好像很抽象,但实际上是非常具体的。我是搞近代史的,近代以来凡是做出过贡献的,有历史功勋的历史人物,所做的事情都是符合社会要求的东西,他不一定非常自觉地去了解历史发展规律是什么,但是他所作的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这就是历史规律的体现。或者用孙中山的话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是说你做事要适应历史规律,适应社会发展方

中国历史故事的主人公

向。从我们党的工作来讲也是这样。我们党是非常强调掌握历史规律的,党的政策是否正确,它建筑在一个什么基础上? 就看它对我们的国情掌握得是不是正确,对我们社会的发展方向掌握得是不是正确。它并不是很抽象的。有很多具体问题的正确与错误,在客观上,也都是判断它是不是符合历史规律,包括一些具体的政策。有时候觉得有些政策起非常重大的作用,为什么,因为它确实符合历史规律,符合历史的发展方向! 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当它起反作用,或者是对社会生活造成不好后果的情形,比如文化大革命,也包括文化大革命以前某些“左”的思想指导下边的一些“左”的政策,它为什么起消极作用哪? 它不符合这个历史发展规律! 所以历史规律不是个抽象的问题。过去我们把他谈得很抽象,一讲我们研究历史的要掌握历史规律,就好像历史规律是干巴巴那几句话似的,实际上不是这样。它体现、渗透在许多的问题上。最近江总书记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有个讲话,其中专门有一段就讲到历史规律,他说:人和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有规律性,不论其发展的具体进程怎么样,最终都不可能摆脱客观规律。但是,客观规律指向的历史结局,从总体上来说在它的整个演化过程终结之前是不可能提前出现的,任何客观规律都是在历史的具体演进中逐渐地展开和愈来愈深刻地发生作用的。他就讲到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摆脱客观规律。所以,这是我们搞历史的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个历史规律与每一个人也都是有关系的。你的所作所为,你的想法也有个是否合乎世界的潮流,是否合乎社会发展的潮流的问题。所谓历史规律就是这样一个东西。这不是一个空的、抽象的东西,它非常具体。
第二是总结历史经验。
我们的历史经验很丰富,这是多少年来延续下来的东西,是宝贵财富。历史是不可能再现的。比如说一个历史事件,具体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完全原原本本再现是不可能的。但是,历史是有联系的,很多事情由于有共同的规律,在特定的环境下,会以惊人相似的面貌出现。因此,有很多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会起作用。所以,历史上很多经验对于我们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历史工作者就有这个责任,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对于社会所产生的积极的影响、消极的影响提出来,供大家来掌握它,接受它。对这一点,从毛泽东一直到江泽民,包括邓小平同志,都非常重视。他们讲很多现实问题的时候都讲到历史问题。如江泽民同志就在很多报告里边讲了很多历史上的事情。像反腐败,他就引用了很多历史上的故事。对于干部的要求,他也经常引用些历史上的事情,或者诗句呀、历史人物的言行呀,等等,用来说明一个道理,说几千年、几百年以前的人,连他们都认识到这一条了,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今天不能去认识它哪? 对此他说了很多。这就是教我们去总结历史上的那些经验教训。我们人类有很大的弱点,往往不断地讲要尊重历史的经验教训,但是又往往忘记了历史,在很多事情上,我们不断重复我们前人所犯过的错误。所以,我们吃了很多苦头,付出过很大的代价。如果历史工作者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一点的话,就会对社会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对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对于民族素质的提高,会起很大的作用。
第三是研究我们的历史文化,或者叫做继承、弘扬我们传统文化里边的优秀部分。
我觉得传统文化是中国与世界各国相比一个最重要的优势所在。这一点社会上虽然说得很多,但也不一定都能够认识得非常透彻。过去我们讲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我们的一个优势,现在看光这样讲不行。人口众多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包袱,一个很大的负担。地大物博主要是指我们土地的面积比较大,但是可耕地面积所占比例与世界各国比较少的多。地下物产也不那么丰富。可是有一点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不能比的,那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世界上一些与中国有同样悠久历史的国家,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古代文明大部分都已经不存在于现在的世界上。一些现在很发达的国家,它的历史传统很短,象美国,只有很短的历史传统。有这么悠久的历史,至今在世界上保持这么大活力的国家,中国应该是唯一的。所以,这是一个世界无可比拟的优势所在,这个优势能够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当然,中国的历史文化非常博大精深,内容很丰富,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所以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让13 亿人口都去全面掌握这个文化。必须要通过一个中介,由专门的力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进行研究。确定哪些是值得今天提倡、继承、弘扬的东西,哪些是要摒弃的东西,哪些是应该改造的东西。这个工作就应该落到历史学家身上。
第四是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现在国家和国家竞争很激烈。到了新世纪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级化、信息网络化,国家的交往多了,竞争也更激烈了。竞争最重要的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失败了,那么将来就很难有自己的地位了。我觉得这几年来我们党、我们社会对于综合国力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前几年讲综合国力主要讲经济力量,有多少吨钢呀,有多少度电呀,有多少吨石油呀,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是多少呀。接下来,跟经济力量相联系的是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强不强也是综合国力的一个表现。后来,觉得仅仅这样考虑问题好像不行,还有点儿不够,增加了一个科技水平。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再加上科技发展水平,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到了十五大,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十五大《报告》里边有一句话,叫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也是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文化放到综合国力里边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过去简单地从物质方面考虑综合国力,现在把它扩展了,或者说提升到考虑人的精神因素、文化素质方面。到了前年,我们在跟水灾的斗争中表现出那么一种非常高的精神境界,非常强的民族凝聚力。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讲话,里边就提到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也是综合国力的一种重要表现。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提高。这个认识的提高,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我们不要把综合国力简单看成一些物质的东西,要看到人的精神因素、精神状态、精神面貌。江泽民同志在讲到这个问题时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讲这个民族凝聚力是怎么来的? 它是在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那么你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没有灵魂。这个灵魂是什么? 是我们的精神力量! 这个精神力量,民族凝聚力是怎么来的? 是在千百年来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由传统文化的熏陶、陶冶,在共同的生产和斗争里边凝聚成的这么一种精神状态、精神力量。历史工作是研究千百年来历史发展的,它应该在营造、锻造这个民族凝聚力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历史工作做得好不好,一个重要体现是看能不能在增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上起到应有的作用。
从毛泽东到江泽民,都非常重视历史研究,他们不断地讲历史的作用。我归纳起来好像主要有这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没有一条不是与我们现实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党的政策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你的所做所为是否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是否能够通过总结历史教训来少犯历史性的错误,是否能够利用传统文化来加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否能够促进民族凝聚力的提高,这都是跟现实社会生活关系十分密切的事情。所以历史学绝对不是一个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好像是象牙塔中的东西。江泽民同志不是有一句话吗,叫做了解历史是为了更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更好地走向未来,了解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现在,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他的这句话清楚他说出了历史和我们今天的关系。
史学要努力发挥他的社会功能,我们不能埋怨社会对我们不重视。我曾经在上课时跟同学们说:看社会重视不重视史学,首先要对史学本身有一个恰当的定位。重视得过头了,社会可能就不正常了。全社会上下都来研究历史,像评法批儒、评《水浒》,那就有问题了,社会就不正常了。所以,重视不重视历史,只能放到一定的位置上。应该说,社会上有轻视历史的这个倾向,这是不对的,应该呼吁。但是,也不要要求把它放到压倒一切的突出地位,说我们历史学是最重要的,其他都不重要。这样的要求也不合适。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 因为很多年轻人觉得搞历史很难见到成效,没什么用。我们应该明白搞历史非常有用,它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个问题如果弄清楚了,社会上对历史会形成一种正确的看法。我们自己也会认识到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是很值得去做的。这样才会把我们的史学工作做得更好。
二、史学应该怎样创新
李文海教授关于发挥历史学社会功能的论述给了我们深刻的启发。接下来他又谈起了史学的创新问题。他说:
从另外一方面讲,历史学本身也有个改革的任务,要根据现实的需要对自身进行改革。我们的历史学要通过改革进一步适应社会的需要。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值得研究,比如历史学要怎么创新? 中央最近特别重视创新,提出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等等。江泽民同志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他说一个民族是否有创新精神,是这个民族是否有活力、能不能发展、能不能存在的一个表现。我觉得这样讲创新是很对的。历史学也要创新。历史学的创新跟其他的创新是不一样的,跟其它学科的创新是不一样的。什么是历史学的创新? 要讨论、要思考。
科学从本质上讲都是要求创新的。科学的研究是对未知的探索,如果老是去重复已经了解的东西,那你这个科学就毫无意义了,所以,科学本身、学术本身,都是要求创新的,如果都是说人家说过的话,都是重复人家已经达到的研究成果,那就没有前进了。这个创新对于历史学来讲,有它的特定意义。恩格斯讲过一段话,说人类对于历史的认识跟其他的认识不一样,它要借助于过去的事情。所以对于历史的认识,只能借助于历史资料,不象搞别的现代学科,是现实生活里边的,你去调查就行了。我们的这个调查,是进行历史资料的调查,而人们对于历史资料的掌握总是有限的、不可能穷尽的,不可能一下子把历史的资料都掌握了。所以恩格斯也讲,人类对于历史的认识永远是不会完成的。对于历史的研究,永远不能说我已经研究完了,没什么好搞的了。我参加过很多会议,对于一些问题,比如说太平天国史、义和团史,有的人就说这些我都研究差不多了,没法深入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儿。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条件,会引起人们不同的历史思考,提出不同的研究的切入点,会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重新进行新的认识。更何况恩格斯所讲的历史资料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发掘,所以对历史的认识永远不能穷尽。历史学的创新也就永远不能停止。
但是,历史学的创新,应该有一个标准。什么叫做历史学的创新? 我看过一些书和文章,只是简单地把某种结论颠倒过来就叫做创新。这是一个简单化的办法。过去我们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检验历史学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是符合历史的真实。历史学创新的最高标准,就是历史认识对历史真实的追求。真正接触了历史,了解了真相,正确地解释了历

有什么中国历史故事大全

史的状况,我看这就是创新。
“新”跟“旧”“, 左”跟“右”,这都不是历史是否创新的标准。新与旧这个说法很难说。说新的观点是对的,旧的观点是错的,也不能笼统这样讲。解放以后我们经历过唯物主义史观的教育运动,很多人都是去用唯物史观去研究历史。旧历史观曾经有一个颠倒,曾经经历过了一次历史的颠倒,现在反过来简单的再颠倒一次,有可能好象是新的观点,其实又回到了老的路上。我们不能简单地看观点的变换,而要看观点是不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是不是符合历史的真实。在这方面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有的文章说我们的历史学过去老是对帝国主义口诛笔伐,这是感情用事,缺乏理性的思考。为什么哪? 因为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西方文明呀。有的说得更厉害了,说没有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中国就没有办法发展,有了西方文明的冲击,我们才发展起来了。这个观点当然完全同我们五十年代流行的观点不一样了,好象是新的了。但是再往前看看,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这个观点一点也不新鲜。看起来是一个很新的观点,实际上是一个很老的观点、很旧的观点。所谓西方冲击中国引起反应,就连西方的一些年轻学者也开始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象这样一些问题,就不能以什么“左”跟“右”呀、“新”跟“旧”呀的研究来判断是否科学,判断的标准只有一个———是不是符合历史实际。符合实际的,你是创新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就不是。现在这方面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今年是义和团运动100 周年,也是八国联军侵华100 周年,我也在思考一些问题。有一种说法,说义和团赤手空拳、大刀长矛去跟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对抗,不是以卵击石吗? 不是活该倒霉吗? 这一定失败,而且毫无意义! 打的结果是签定《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民族苦难的加深,它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呀! 这个说法对不对? 看起来他说的好像还很有道理,但你仔细想起来,从道理上来讲它也不能成立。为什么呢? 如果弱小民族面临强大敌人侵略、欺负的时候,由于力量弱,抵抗了要失败,就不来抵抗,不来抗击,世界早就变成了几个霸权国家统治的格局了。为什么现在并不是这样的? 就因为大家都同它斗争。所以,弱小的民族,并不是必须等到自己强大到足以取得必胜的把握的时候,才来反抗侵略。从来不是这样。而是只能够在抵抗中提高自己,总结经验,壮大自己,逐步发展自己,再取得最后胜利。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从鸦片战争开始,中法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 100 多年来都是失败的,唯一的一次胜利是抗日战争,过去都失败了。失败了是否毫无意义? 不是! 因为它为更高的、更新的斗争形式提供了一个台阶,是一个链条上的必要的历史环节。如果我们的历史工作者有正确的态度,可以去分析义和团运动本身有多少弱点,而且不仅分析义和团,还要分析它的社会环境、社会条件,当时有多少先天不足、后天失误,这是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是应该去做的。美化义和团,拔高义和团,这是不对的。但是历史学家没有权力去指责、去嘲弄、去取消义和团的反抗精神、反抗斗争,那样就不行了。那就是“顺民哲学”,有的人讲是“孙子哲学”,那是不行的。侵略者的胃口大

翻译的中国历史故事

的很,大家都当孙子,什么事情都让步,就让无可让了,只能是永远当殖民地。
所以说什么是创新,要有一个分析的态度。创新,我以为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研究题材的扩大、研究领域的扩展、新史料的发掘和考订、掌握,及原有问题的新的进一步的认识和新的更加深刻的分析,这些都是创新的内容。包括历史学成果的表现方式。历史学发表的成果现在都过于枯燥,发表、接受的范围过于狭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历史学,请走出史学界》,现在史学工作者发表一篇文章,也许只有几个人看,一篇非常重要的学术论文,读者也可能很少很少。一本书也是这样。历史学成果的发表方式有很多讲究,怎么样让社会上的人去接受? 实际上有很多成功的先例。这些不一定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有很多的著作写得很好。我看过《第三帝国的兴亡》,它讲非常严肃的问题,讲得很科学。材料扎实到什么程度?几月几日几时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有根据。但是看起来非常好看,很吸引人。我不研究世界现代史,但是,觉得非常能看得下去,不枯燥,很生动。我们这种著作很少,有的书干巴巴的、板起面孔来,大大削弱了历史学功能的发挥。
我觉得,历史学创新最重要的,还是一个观念和方法的创新。历史观上要进一步端正,历史研究的方法上要出新。
我经常有这个感觉,二十多年来历史学有很多的前进、进步,有很多新的观点。但也有些文章,虽然在结论上跟过去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但是,从方法论上来讲,却没有什么前进,没什么进步,还是老的思维方式,还是将今天同历史进行简单的对比,简单地把历史作为配合政治的一个工具。这不行,这个方法就没有跳出来。50 年代简单化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把历史作为政治的一个工具,用历史来解释政治的需要。今天很多文章结论完全相反,但它还是这么个思路,在方法上没有进步,在科学上没有前进。过去我们讲到反帝、抗美援朝那种情况的时候,就把义和团抬得非常高,今天我们改革开放了,我们好像是就讲另外一套道理了,实际上还是想服务于政治,好像正确、客观的评价它就会损坏我们改革开放。最近我就说这个道理。我说不会,实事求是去评价并不会影响改革开放。义和团有一个毛病,叫做排外主义,笼统的排外主义,不能正确处理学习西方和抵抗侵略的关系。我们做为一个历史的教训去总结它,怎么会影响改革开放哪? 中国对待西方文化的主流,从林则徐、魏源开始,从提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一直到后来的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他们基本上都是强调要抵抗侵略就要学习西方,学习西方的长处使得我们自己强大起来,来抵抗侵略。革命派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要抵抗他们就要把他们的长处学到手,不把他们的长处学到手,我们拿什么去抵抗侵略? 这个思想非常明确,把学习西方跟抵抗侵略统一起来,这是中国近代对待西方文化的主流。义和团的思想并不是主流。我们客观地讲这个历史问题,不会影响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总结它的教训,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肯定他的抵抗精神、正义性,同时也正视他们对待西方文明上的错误、局限性,这只会推进我们的改革开放。
近几年看到一些文章提出一些观点,我不同意。譬如有一篇文章,讲到如果要总结解放以来历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的话,一个最大教训是过分地强调了历史观,而缺乏必要的历史感。因此它提出一个意见来,要“多一点历史感,少一点历史观”。它说的有一部分是有道理的,但是总的来讲是不对的。说它有道理? 因为我们确实在很多情况下缺少历史感,不能将历史事件放到它的历史环境下去看,拿今天的标准来评论历史,出了很多问题。所

中国历史上有关智取的故事

以提倡把历史事件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看,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把历史感和历史观对立起来的提法就不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历史观来指导他去研究历史,不存在多少的问题,只有对还是不对的问题。我按照唯物史观去研究历史,你又按照别的历史观去研究历史。也有人不明确自己有一个什么历史观,实际上却有一个历史观在指导他如何看待历史事实。所以,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意识到没有意识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观。至于这个历史观科学不科学,对还是不对,或者你部分是对的,部分是不对,那都可能。包括过去的一些资产阶级的实证史学家,你不能说他完全是错的,他有一部分是对的。就是国外的一些资产阶级史学流派里边的史学观,也有一些是有道理的,也有一些合理的东西,不能全部否定它,不能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是错的,不能这样简单化。所以只有对还是不对,没有多少的问题,说你这个历史观多了,你那个历史观太少了,不存在这个问题。也不是历史观多了,历史感就少了,或者相反,它们之间并不是一个“此长彼消”的关系,恰恰相反,唯物史观要求把一定的历史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看,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过去毛主席说过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所谓历史主义,就是个历史感的问题。要有历史的这种感觉,注意到历史环境、条件。有浓厚的历史感正是唯物史观的要求,对立起来就不对了。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充分强调发挥历史学的功能,让社会来重视我们,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注意历史学的创新,从各方面来适应社会的需要,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来接受你的研究成果。
李文海教授强调关于学风问题也是关系到历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说:
历史学要发展,学风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学风上的问题很多,归根到底仍然是一个尊重历史真实的问题。现在有一种急功近利、浮躁的心理,不遵守学术规范,甚至抄袭、剽窃,侵犯人家的著作权、知识产权的情况相当严重。拼拼凑凑几个月内可以出一本大书,抄来抄去的东西太多。有的标新立异,胡编乱造,没有一点科学的根据。我们提倡标新立异,但是应该言之成理。完全没有科学根据地提出一个怪的想法,或者以假设来提出一个历史的判断,这都是很没有道理的事情。
我曾经写过两篇小文章,一篇是针对社会上曾出现的一种“扬袁抑孙”现象。有人把袁世凯提得很高,而把孙中山贬得很低,说袁世凯是一个伟大的什么什么历史人物,他所作的一些事情都是很符合历史规律的,甚至说他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教育家。他搞了什么教育? 他没有搞什么教育! 我在他书里边找了半天,只见到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里边提了几句关于教育的话,这是表面文章,凭这个怎么能说他是前无古人的教育家? 没有任何一点根据!还有一本书讲徐世昌,把他说成是一个历史的先行者。作为一个封建官僚他可能算是可以的,但至少他不是个一流的历史人物,怎么能说成是历史的先行者呢? 没有任何历史的事实可以作为这种判断的凭据。实际上,书中讲的很多事,即使做为一个封建官僚来说,也不是值得肯定的。比如讲他如何通过贿赂奕　,爬上权力高位,写了很大一段。这样的事,就是做为一个封建官僚来讲,也是不为人所称道的。
针对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学风问题还是值得提出来。要提倡扎实研究的、尊重科学的、严格遵照学术规范的学风。如果我们不是不断地大声疾呼,呼吁严谨的历史学学风,学风问题将会极大地制约历史学的发展,现在大家都作关于新世纪历史学的发展的文章,我觉得,恐怕还是要强调这么几点:要充分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要强调历史学创新,要强调历史学的好学风。
端正学风,要靠几个方面来努力: 一个是提倡好学风,抵制不好的学风。一个是利用法的武器。现在已经有很多违反著作权法的事件得到解决。我们要进一步学会用法的力量来维护学术尊严,制裁不守学术规范的事情。另外,要提倡好的史学评论,学风问题口头提倡很重要,但是力度不够,这就需要好的评论。这方面现在作得很不够,对真正好的东西,评论、提倡不够,对不好的东西斗争也不够。说好话的史学评论太滥了,其中有些是有各种关系的,你说好话说多了,人家也都不相信了。史学刊物有责任起到对史学风气的引导作用。现在有的刊物作了一些工作,但还不够。我们所有史学刊物都应该多做这个工作,需要进一步努力。
三、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
我们知道李文海教授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请他谈一谈治学的经历和体会。李文海教授非常谦虚,一再讲自己没什么好说的。在我们的再三要求下,他说：
我1952 年作为调干生考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研究生班,在这以前没有读过大学。那时候刚解放,年轻人都积极去为国家工作,所以我高中毕业以后就参加革命了,到人民大学以前对历史一无所知。三年学习后留校搞古代史,大致有一年时间主要搞唐史的研究。以后有一年左右下放, 58 年准备10 周年国庆,被调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搞了一年多,从那时候起搞近现代史,一直到今天。实际上一直是双肩挑,先后在清史研究所当副所长、所长,在历史系当系主任,后来调到学校,所以真正搞历史的时候很少。
前些年主要的精力是放在研究灾荒史上,我来牵头由一个课题组完成。我组织搞灾荒史也是建筑在这样一个基本思想上,那就是历史学应该对今天的社会生活发挥直接参与的作用。我们国家是一个多灾的国家,历史上,灾害对社会的影响很大,不仅造成对人民群众直接的损害,造成人身的伤害,经济财产的损失,而且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很多方面都有影响,包括政治的影响、经济的影响,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对观念的影响,等等。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还是很大。所以要了解历史上的社会,我觉得灾荒这一块是应当重视的。更何况现在灾害对社会也还有重大影响。比如说生态环境问题,历史上很早就有人提出来这个问题,也提出了很多精辟的看法,有很多经验教训。我们的长江、黄河的上游过去都是森林茂密的好地方,后来过度开发造成了很多的问题。象这样的一些历史经验,在今天都是非常有用的。所以这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题目,这也说明历史题目的选定也体现了一种你对历史的社会功能的一个看法,历史不是简单地研究过去,研究与今天没有关系的事情,有很多与今天很有关系的,需要我们去研究。
我经常处于双肩挑这种状态,能够集中搞研究的时间并不多,但是对我来讲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相对来讲比一天到晚专门研究的人,思想开阔一些,现实感强一点。我过去在市委宣传部干过九年,以后再做学校的工作,都是现实感很强的,所以不太可能专门去研究一些纯学术的东西,我写的文章大部分都是些现实感比较强的东西,这是我的一个优点,也是我的一个弱点,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吧。
结束采访,离开李文海教授的办公室,我们走入大街,汇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回味李文海教授饱含历史智慧的话语,我们实在地感受到现实生活与历史的紧密联系,感受到历史工作者心中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内在统一。
来源于：《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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