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试论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海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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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论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海防建设

清末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也是台湾近代化建设的肇始者。在担任首任台湾巡抚期间，他围绕台湾海防问题采取许多重要措施，密切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而且对台湾近代化建设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次年六月，法舰队入侵我东南领海，台湾危急，京畿震动。在这“战阵忧危之际”（注：《法兵已退请开抚缺专办台防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台湾文献丛刊第27种。下同。）， 清廷诏命一等男爵、前直隶提督刘铭传进京，“赏给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全台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注：《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85、卷205。）
经过八个月的艰苦作战，刘铭传领导在台军民赢得了台湾保卫战的胜利。在战争中，刘铭传深刻地认识到台防的重要性。光绪十一年（1885年）五月，上谕：“现在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弛， 亟宜切实筹办善后，为久远可恃之计。著各抒所见，确实奏议，迅速具奏。”（注：《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85、卷205。）六月初五日，刘铭传上疏：“台湾为东南七省门户，各国无不垂涎，一有衅端，辄欲攘为根据。今大局虽云粗定，而前车可鉴，后患方殷，一切设防、练兵、抚番，清赋诸大端，均须次第筹办。”（注：《法兵已退请开抚缺专办台防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台湾文献丛刊第27种。下同。）为此，他主动提出愿辞去“地大而权尊”、且安逸舒适的福建巡抚之职，专办“一有外患，辄当其危”的台防（注：《法兵已退请开抚缺专办台防折》后附“陈澹然记”，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以“固七省海疆锁钥”（注：《刘壮肃公奏议卷首·序》陈澹然（光绪三十二年）。），“为朝廷建远大之谟”（注：《谟议略序二》，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
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清廷下诏：“着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福建巡抚事，即着闽浙总督兼管。”（注：《清德宗实录》卷215。）这标志着台湾正式成为中国一个新的省份，刘铭传成为第一任台湾巡抚。面对这块“外则四面环海，周围约三千余里，无险可扼，内则中亘丛山，横纵约二千里，生番□处”的辖地（注：连横：《台湾通史》第一册，第86页，台湾文献丛刊第128种。）， 刘铭传开始认真考虑加强海防建设的具体措施。
自古以来，台湾的兵备方针一直以“台贼多自内生，鲜由外至”为指导思想。然而，面对前所未有的时局变化，刘铭传改变了兵备方针，转而以“宁以外备为重”为指导思想（注：高贤治：《台湾三百年史》，第87—88页。）。
早在赴台就任之前，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刘铭传在京受到慈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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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的接见时，他就上疏《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指出：“战不如人而欲图强，犹井中求火也；器不如人而不知变，犹当暑着貂也。”进而提出要“整顿海防，以济当时之急；讲求武备，以立自保之基”（注：《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
正式被任命为台湾巡抚，使刘铭传拥有了“整顿海防”、“讲求武备”的职权。在这“瘴疠悍疫之乡，绝海惊涛之地”《惩暴略序十》，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刘铭传认为台湾新建省后，百废待兴，“惟办防以御外侮，抚番以清内患，清赋以裕饷需，此三事均为急不可缓”。其中“办防一事，尤为台湾最重最急之需”（注：《遵筹澎防请饬部拨款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二册。）。
在四面皆海的台湾，刘铭传第一步首先加强“海疆第一要隘”的澎湖海防建设。他认为“澎湖当南北洋关键，闽台要枢”，因而“非特设重镇，不足以保危疆”。为此，他将“牵掣既多”的澎湖副将与海坛镇对调，以求“将来海上有事，声援隔绝之际，稍可自恃”。同时，刘铭传再三强调台湾必须与福建、与大陆保持密切联系，互相支持，“有事必须闽台共济，不分畛域，方足以保孤危。”（注：《遵筹澎防请饬部拨款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二册。）
刘铭传出身于行伍，久历沙场，对清军的实际情况深为了解。在《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中，他就提出要“酌裁募勇，参用练军”，“亟须妥定军制”，“号令操法”（注：《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及至领导军民进行抗法保台斗争后，他深感台湾军务废驰，“已成弩末”，“欲挽积习、杜虚靡，非讲求操练不可”。因此，光绪十一年（1885年）六月，他开始裁汰兵丁、整训军队，“除镇标练兵不计外，拟留三十五营，台南合澎湖十五营，台北合宜兰十五营。中路新竹、嘉、彰、拟派五营。”（注：《条陈台澎善后事宜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全部改用洋枪，聘清外国教习，加强训练。到了第二年，他又在以台北设立营务总处，台中、台南地区设立营务处，负责操练兵丁、整顿军务，并按照留强汰弱的原则，“将无用的绿营冗兵裁撤下来，让他们担任盐务、厘金、邮政、地方保甲局和开山凿路事务。”（注：姚永森：《刘铭传传》，第136页。）此外，他还将四千番丁训练成一支屯军，并设屯军俸饷，其效果“实过于绿营”（注：郭廷以：《台湾的开发和现代化》，见《近代的台湾》（朱建民、薛光前主编）第六章。）。
刘铭传裁减兵丁的出发点，固然有节省军饷开支的因素在内，但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并非无原则地滥行裁员。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月，清廷因“户部奏请筹议河工赈需用款”，下旨令“自十一月初一起，无论沿海、沿边，各营长夫全行裁撤”，“腾出银数，专备河工”。所谓长夫，“即外国辎重、工程各队也”，在当时清政府军队构成中是较先进的力量，“赖有长夫一项，未致空勇废操”。因此，刘铭传力主不可将“长夫”全部裁撤，否则一旦发生战事，“军政何堪设想”？他上疏力谏“惟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兵”，至于“河工用款”，可以其它“冗费”中裁转而来（注：《台勇长夫不能再裁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在这里，刘铭传提出了“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兵”的正确主张，体现了他重视军队建设的思想，但清廷并未予以采纳。
在大力整饬军队的同时，刘铭传开始考虑添设军事设施。他首先考虑到，“台湾面面皆海”，若要“修造炮台，运办各料”，“断非轮船不行”。因此，他上疏请求南北洋拨给快船三艘、福建船政局拨给货船二艘，以助台事（注：《请拨兵商务轮船片》，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二册。）。但事实上他的这一请求并未得到满足。不得已之余，他将台北原有两艘旧轮船“伏波号”、“万年青号”稍加修理后投入使用。不料“万年青号”失事沉没，“伏波号”损坏亟待修理，全台仅澎湖尚有一艘专用的“海镜号”兵船。因此，光绪十三年（1887年0）五月，刘铭传以价银3万8千两向英商购买一艘“威利号”轮船。次年六月，又以价银2万6千两向德商购买旧轮船一艘，命名“威定”。（注：《购买轮船片》、《添购轮船片》，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二册。）
光绪十二年（1886年）正月，刘铭传开始着手修造新式炮台，聘用洋人鲍恩士为监工，“俱仿外洋图形”，“重用铁水泥层累坚筑”。两年后，即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春夏，“计澎湖、基隆、沪尾、安平、旗后五海口共造炮台十座”。其中澎湖四座，基隆、沪尾各二座，安平旧炮台经修葺后重新使用，旗后在原有一座炮台的基础上，又“在大坪山添筑一座”（注：《修造炮台并枪炮厂急需外购机器物料片》，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二册。），共用铁水泥15万6千桶。同时， 刘铭传花费60万两向英国怡和洋行购买31尊“阿马士庄”新式后膛钢炮，“制造精利，体质坚刚”（注：《英国购炮请奖监办参赞片》，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二册。），“随配炮弹架具等件，包运到台”（注：《买炮到防立案片》，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二册。），以加强各炮台的防守力量。
光绪十四年（1888年）九月，刘铭传上疏称“海防利器，水雷与炮台相资为用”，全台必须配置各式水雷200枚，“差能分布”。 鉴于经费问题，刘铭传花费3万两白银，先购沉雷60枚、碰雷20枚， 以及“洋硝黄火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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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火所需物品”（注：《拟购水雷矿药附请核议片》，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二册。），并在基隆、沪尾设水雷营。
战火的硝烟余味犹存，台湾新建为省，岛上经费极不宽裕。然而，就是在“法事粗安”、经费支绌的境况中，首任台湾巡抚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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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传毅然花下大笔款项来加强海防建设，原因即在于他以深邃的眼光认识到：“诚虑疆场之事，瞬息万端，必有备乃可言战，必能战乃可言和”，否则，“猝有兵端，何以自保？”（注：《遵筹澎防请饬部拨款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二册。）刘铭传的这一思想，在外患重重的清末时代，无疑是正确而富有积极意义的。
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月，“台湾先后购买后膛洋枪万余杆”。客观地说，这一大批洋枪的购买，使台湾的海防力量得到较大充实。但是，刘铭传与别人不同，他并不满足于购买洋枪、修筑炮台，并不认为台湾海防可以高枕无忧了。相反，他进一步指出，若“各种弹子，不自仿造，子尽则枪皆废弃”，况且台湾“孤悬海外，有事运济艰难”（注：《奏报造成机器局军械所并未成大机器厂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二册。），要做长远打算，就必须在岛上自办军事工业。所以，刘铭传“于台北城内设机器局及火药，聘德人毕德亚（Bityia）为技监，仿洋式修理制造军械”（注：高贤治：《台湾三百年史》，第87—88页。）。光绪十二年（1886年），制造枪弹的机器局厂和军械所建成。光绪十四年（1888年），制造炮弹的大机器厂建成。刘铭传这种既重视“标”，又重视“本”，两者齐头并进的海防建设思想，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在抗法保台斗争期间，法国人采取禁海措施，以隔绝台湾岛与外界联系。刘铭传曾经在光绪十年（1884年）九月上一份奏疏，直到次年二月才接奉“批折”，历时五个月之久。对这种孤悬海外而通讯极为不便的状况，“公辄痛之”（注：《设防略序五》，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因此，刘铭传正式就任台湾巡抚后，深感“电报关系海防交涉重务”，尤其台湾乃“海外孤悬之地，一旦与内地息息相通，所裨于海疆甚巨”（注：《台湾水陆电线告成援案请奖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二册。）。
光绪十二年（1886年）夏，刘铭传“于经费万分支绌之际”（注：《台湾海防档》第二册，第103页，台湾文献丛刊第110种。），开始勉力筹办此“目前万不可缓之急图”（注：《购办水陆电线折》，见《刘壮肃公奏议》二册。），计划架设水陆电线。陆线由上海德商泰来洋行承办，以台北为中心，由沪尾、基隆两处海口开始架设至台北府城，再至台湾府安平止，计800华里，“中设电局五处，共需价银规平三万两”（注：《台湾海防档》第二册，第94页，《照录粘抄合同》。）
水路电线由上海英商怡和洋行承办，计划总开支22万两。刘铭传深知“旱线损坏易修”，而“水线损伤，无船不能修理”（注：《购办水陆电线折》，见《刘壮肃公奏议》二册。），因而议定由怡和洋行按照中方要求的式样、吨位、尺寸及做法，在英国定制“四铁叶暗轮钢壳轮船”一艘，“由英运载水线到台安放之后，由中国改作巡船”（注：《台湾海防档》第二册，第105页。），以修理海底电线。该轮船命名为“飞捷号”。水路电线原计划以台南为起点，“由安平至澎湖，再由澎湖至厦门”（注：《购办水陆电线折》，见《刘壮肃公奏议》二册。）。但后来由于“取道厦门，海程不便，改由台北沪尾达福州之川石，“福、台两省先行通报”。在台湾与福建之间水线架设峻工之后，又“至澎湖放线，抵台南之安平”（注：《台湾水陆电线告成援案请奖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二册。），进一步把澎湖重镇与台湾联为一气。
由此，“台湾以濒海要区，（光绪）十四年，亦水陆线并设焉。”（注：《清史稿台湾资料集辑》第一册，第93页，台湾文献丛刊第243种。）实际共费银28万7千两。在刘铭传任内， 台湾电讯事业初具规模：“统计水陆设线一千四百余里”，并在川石、沪尾、澎湖、安平四处各设水线房一所；在澎湖、彰化、台北、沪尾、基隆五处各设电报局一所，加上台南、安平、旗后原有三所电报局，全台已有电报局八所。（注：《台湾水陆电线告成援案请奖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二册。）
电讯事业初具规模后，刘铭传紧接着又开始筹办新邮政。光绪十三年（1887年）底，刘铭传要求各县着手将“所设驿站分别裁撤”，呈备“仿照西洋邮政章程变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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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刘铭传抚台前后档案》第二册，第185—186页，台湾文献丛刊第276种。）。次年一月刘铭传以台湾邮政原沈葆桢时已建的“站制”为基础，参考中国海关邮政的体例、组织，颁布《邮政条目十二条》和《台湾邮政票章程》（注：参见潘君祥：《我国近代最早自主的新式邮政——1888年台湾邮政改革略述，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二月，在台北设邮政总局，自初十日起“一律按照邮政新章开办”。邮站设总站、正站、票站、腰站四种，全台共设“各站四十三处”，“所有各站头目、兵丁，均由绿营拨派应用”，“每日按卯、未两班递送”公文和私信（注：《刘铭传抚台前后档案》第二册，第185—186页，台湾文献丛刊第276种。）。至于与大陆各口岸之间的邮递，则以“南通”及“飞捷”两轮船开设定期航班。邮票分官私两种，官用免费，私用收费，由此台湾出现了官民合用的近代邮政机构，比大陆正式开办邮政还早十年。（注：高贤治：《台湾三百年史》第112页、第334页。）
电讯、邮政事业的发展，使台湾内部及与大陆各省之间的通讯面貌大为改观，有力地促进了台湾与大陆的密切联系。
刘铭传海防思想的一个很重要内容，是“筹造铁路以图自强”，认为建造铁路是海防建设中“尤为急不可缓之图”（注：《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对于“南北相距千里，海口纷歧，兵力、饷力断难处处设守”的台湾（注：《台湾海防档》第二册，第115、118页。），刘铭传认为铁路工程“其利赖无疆”、“于海防所裨甚大”，“此非一时之利，乃万世之利”（注：《复陈津通铁路利害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因为铁路一旦建成，可以使全岛联为一体，“调兵灵便”，“何处有警，瞬息即至，无虞敌兵由中路登岸”（注：《台湾海防档》第二册，第115、118页。）。当时大多数官员因此乃“开辟所未闻、祖宗所未创”之事而反对（注：《复陈津通铁路利害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与这种普遍观点绝然不同，刘铭传认为“铁路为国家血脉，富强至计”（注：《拟修铁路创办商务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二册。），坚信“今之訾议铁路，必为异时赞美铁路之人”（注：《复陈津通铁路利害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这正是刘铭传思想的可贵之处，他不仅眼光长远，在极为保守的时代正确地预见到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变化，而且敢于不惧群臣“訾议”，坚持自己的见解，充满自信。
光绪十三年（1887年）六月，刘铭传在台北成立铁路总局，着手修建台湾铁路，计划“基隆至台湾府城拟修车路六百余里”，预计需投资100万两（注：《拟修铁路创办商务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二册。）。聘请德人贝克尔（Becker）、英人玛体孙（Matheson）为技师（注：高贤治：《台湾三百年史》，第87—88页。）。当年八月开始修筑基隆至台北段。 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月正式通车、长64里。同一年，刘铭传离职回大陆， 铁路事业未能如期发展。至光绪十九年（1893年）铁路修至新竹，约185里。
刘铭传作为我国历史上首任台湾巡抚，他为加强台湾的海防建设可谓殚精竭智，呕心沥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凡是他所能知道的海防建设措施，他无不尽心尽力筹办，以求取得实效。但身处保守的封建时代，他的不少措施并未能得到清廷和时人的全力支持，这不能不影响了他办台防的成效。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苛求古人。刘铭传加强台湾海防建设的结果，不仅增强了台湾的海防力量，促进了台湾全省民众凝聚力的形成和台湾近代化建设进程，而且大大便利和加强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资料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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