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柯文教授的清史研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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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柯文教授的清史研究（下）

（上续） 中国历史研究视角的变动[①]
2003 年11 月,应华东师范大学邀请,柯文教授第二次来到华东师范大学。这次和他的接触中,我又发现他关于中国近代问题和清史研究的新想法。他应英国伦敦RoutledgeCurzon 出版社的要求,将他近半个世纪的学术文章收集在一起出版,题目是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2003 年出版。柯文为这本著作的英文版写了导言,题目是“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中山大学程美宝教授将这篇导言翻译成中文《二十一世纪》杂志2003 年8 月号发表。11 月10 日,他在学校的科学会堂演讲,主题就是关于《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的内容。柯文的报告无疑很精彩,对自己的学术经历做了回顾和反思,贯穿的中心思想就是——“中国中心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就是他所说的——历史研究视角的变动——“什么变了,什么没变”。演讲一开始,柯文就强调他所有探索的基本学术立场,即:“根据中国人自己的经验而非西方人的想法去重构中国历史”,他说“, 我希望摆脱欧洲或西方中心为主的假设来审视中国的过去”。他强调,他这样的想法来自于自己的两位导师即费正清和史华兹。他重申说,早在1964 年出版的《严复和西方》就对西方学者并不了解东方的问题提出过警告。他说他试图批评“冲击- 回应”说,开始于对王韬的研究“, 标志着(他) 渐渐向寻找中国内部的变革动力的方向发展”,而完成对此的探索,是1984 年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柯文说,他走了一段漫长而不平坦的道路;不过,现在要提出一个近年来因为最新的学术发展而出现的问题——“中国中心观”
潜在的局限问题。
他的这次演讲,比较多地在谈这个大家所关注的问题即所谓“局限”问题。不过他强调:不会改变中国中心观核心特征的“任何部分”。所谓“核心特征”, 就是从中国历史出发。[②]柯文解释说:“研究者竭力尝试从中国历史的观点出发
——密切注意中国历史的轨迹和中国人对自身问题的看法——而不仅从西方历史的期望的观点出发。”
在这次演讲中,柯文着重谈了中外学术界所关心的一些新问题,主要就是彭慕兰、王国斌、滨下武志等学者的著作及其学术影响。他分析说,王国斌的《转变中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两本著作,都尝试处理西方在过去两三个世纪崛起这个棘手的问题。虽然两者方法有差别,但他们的相同之处远比他们的差别大。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柯文说“, 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过去西方人随便拿欧洲和其他地方比
较,实际上提出了一套错误的问题”,“他们被十九世纪欧洲中心的社会理论所约束,假设欧洲变迁的轨迹是常态,如果在欧洲发生的工业革命没有在其他地方诸如中国发生,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柯文肯定两位学者的研究,他们“都企图正面地与这种研究方法抗衡”“, 两位学者都摆脱了欧洲中心的前设”。[③]柯文继续说,王国斌著作的最值得称道的价值,“是他谨慎地构建和发挥了一套新鲜而不偏不倚的方法来进行比较历史的研究,这套方法没有偏执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历史轨道”。至于彭慕兰,柯文认为,他的首要目标,是寻求一种新的眼光——回答现代的世界经济如何产生的问题。由此,柯文还提到日本经济史学家滨下武志的学术观点。他认为这位学者的思想也非常值得重视,因为他认为东亚是一个有自己的历史过程组合和霸权结构的区域,由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制度内在的机制推动所致。柯文说,这些新的研究成果都使他想到自己提出的“中国中心观”是否恰当和完美。
柯文教授又谈及满族问题研究。他认为美国学者对清代满族问题研究还是有贡献的。“他们研究的课题包括:满洲人的身份认同(文化和P或族群) 、清帝国边疆的特性、满洲统治的多元性及其对清帝国管辖的运作的贡献、重要的满洲制度(特别是八旗制度) 、满洲人对20 世纪的民族主义的贡献等等。”柯文说,在这个问题上,史景迁、弗莱彻(Joseph Jr.Fletcher) 、白彬菊(Beatrics S. Bartlett) 可以说是比较早尝试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理解清代满洲人的经验的外国学者。而90年代以后的学者主要有帕米拉·克罗斯列(Pamela K. Crossley) 的《孤军:晚清最后三代满族人》(1990) 、《历史透镜:清代统治思想的历史演变与民族特性》(1999) 、欧立德(Mark C.Elliott) 的《满洲之道:清代八旗制度与满族特性》(2001) 、罗斯基《末代皇帝:清代宫廷社会史》(1998) 、《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2000) 。柯文显然对这些著作非常关注。他还特别提到当时罗斯基、肯特·R. 盖(Kent R. Guy) 、何炳棣等学者也发表了关于这些研究的书评及其批评。当然,柯文这样细致地去介绍美国中国学界的满洲问题研究,目的之一,还是为了自己的“中国中心观”的全面理解和阐
释。他还是在考虑他的“中国中心观”是否完美的问题,但无形中为我们指出了美国清史研究的又一重要动向。
柯文认为他的中国中心观不适用于对中国境内的非汉族群体的研究,也同样不适用于对中国海外移民问题研究。对此,中国的学者们还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但他对中国海外移民问题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柯文讲这些,也是想对这几年学术界对他的中国中心观的批评作一个总体的回应。一个关键思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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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不认为自己的“中国中心观”完美,随着历史研究视角的变动,可以做适当调整,“与其他的研究取向互相配合”,但,“中国中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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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仍然大有作为”。柯文强调,狭义的中国中心观受到质疑,广义的中国中心观贡献良多。“它们打破了毫无准则和误导的‘东’、‘西’之别,削弱了西方长期以来把中国视为‘离奇古怪’的‘他者’的看法,让西方研究者有可能尽量不再把中国看成是充满异国风情的典型,而是一个有人性、通人情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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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柯文着重地说:“让我在最后一点上加以发挥”,因为这在自己的研究中“变得愈来愈重要”。柯文说,“对于西方过于夸大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别的立场,我愈来愈感到怀疑,这种立场往往(虽然并非一成不变) 根源于西方中心的观
点”，“ 不论研究什么课题,我都会认真对待文化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否认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有重大差别。不过,我同时也相信,那些过分强调双方的文化差别的历史研究方法,很容易产生不幸的扭曲。”柯文认为,扩大差别会有两个很不好的结果:其一,使西方历史学家倾向于低估中国的变革的能力,并把中国看成静止不变;其二,使历史学家难以掌握文化性格复杂和互相矛盾的元素,难以理解文化所经历过的变迁“, 忽略了某文化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往往反映了跨文化的、人类与生俱来的特性,与世界上其它文化群体的思想和行为有许多相同之处,彼此互相呼应。”柯文强调:“如果我们要对中国的过去有一个更全面、更细致、眼光更广阔的认识,我们在探讨文化差异的同时,必须注意人类社会有许多共通的方面。”说到这里,柯文还特别提到他1987 年刊载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这是他对法国学者谢和耐的批评文章。[⑤]
柯文在这里提出的思想,可以说是代表了美国中国学专家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很重要的理论思考和学术走向。同样,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需要与他的老师史华兹的思想联系考虑。关于不同语言的理解问题,史华兹早在《严复与西方》书中就提出了。关于东西方文化的理解,他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也有特别强调。所谓“超越的时代”的思想,就是主张通过问题意识的对话,达到相互理解。[⑥]他还特别谈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和人文思想的脆弱问题。柯文在为史华兹编写纪念性的个人专集时,都着重强调史华兹的全球视野和跨文明研究。诚然,柯文在很多问题上的表述和史华兹不尽一样。可以看出,在对中国近代史和清史的研究上,美国学者中所出现的新情况,就是从中国中心取向走到人类中心取向,或者两者的结合。所谓人类中心取向,就是在对中国历史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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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不仅批评西方中心主义,更注意某一历史问题的探讨上的人类共性的探讨,“将他所钟爱的地方性知识小心翼翼地转化成全球意义的话题”。柯文以义和团为例说,这个思想的意思就是“, 突出义和团和其他人的共同之处”。就是让中国历史“从狭隘的眼光所造成的框框里释放出来”“, 使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人的历史经验,对西方人民显得更容易理解、更有意义、甚至更重要”。
回顾和柯文教授的几次接触,我有几个深刻感触:首先,柯文对历史科学、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执着的探索精神,坚持不懈,从善如流,顺应时势,知不足就调整; [⑦]其次,他的“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和发展,和他及时的、比较正确的观察和分析美国乃至世界中国学发展情况和趋势有关,尤其是对美国清史研究动态的观察和分析,当然也和整个美国中国学与国际局势发展大背景有关;其三,他的“中国中心观”的核心思想,有他导师尤其是史华兹思想的重要影响,虽然两个人的表述内容不仅一致,但大方向一样,由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到“中国中心观”,到走向对人类文明共性问题的探索。其四,他不主张两种文化的一般比较,而主张一种文化在两个时间点内的研究,注重历史变迁中比较敏感问题的研究方法。[⑧]以上几个方面涉及到研究者的个人素质与方法、研究者所面临的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以及研究者的学术渊源。这几点,不仅反映了柯文本人的清史研究特点,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反映了当代美国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特色和现状。我们对美国对中国清史研究内容、特点和重要学术思想观点的研究,透过柯文的学术论著,可以知其大概。
作为美国的中国清史研究大家,柯文教授对于中国的清史编纂大业也非常重视。在学术座谈会上,我们说国家清史委员会非常重视国外中国学界、特别是美国家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希望能够把这些成果间接性地吸收到清史编纂中,想听听他的建言。柯文教授不加思索,侃侃而谈。根据录音,谨将他的话转录如下:
我知道中国学者也经常讨论断代史和超越断代史的问题。在某些方面断代史不能说不重要,但在编纂清史时要学经济学、社会学,清代的社会史也要提到明代
和明代以前的历史。至于断代史,有优点也有缺点。现在中国编纂清史,这是要继续一个中国很长的传统。我自己很高兴编纂清史的学者注意到中国以外的意见,这很大气,一点也不狭隘,过去作断代史没有这样的看法,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中国现在越来越注意外国人的研究,虽然我们在很多方面比不上中国同行,但是我们对中国历史也可以谈自己的看法,虽然中国同行可能不同意我们的观点。至于具体的外国人对清史的解释,这很复杂,比如说最近有些美国学者研究清代的妇女写论文和诗歌的历史,这类研究过去没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这将会改变我们过去对清代社会史的解释。另外,王国斌、彭慕兰他们把十八世纪的中国经济和欧洲比较,想解决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这一问题,如果把这个世界性的问题放到清史中去,那样的清史可能会更好一些。我很赞同清史编纂委员会这个作法。
柯文是从美国学者的立场来谈中国的清史编纂。他看问题的立足点,基本是西方的,但评价相当积极。他认为当前中国修清史的决定非常重要“, 很大气”“、一点也不狭隘”。而且认为中国同行也相当开放,“越来越注意外国人的研究”。当然,他也希望中国学者多吸收一些海外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为此,他特别提到要“把世界性的问题放到清史中去”,据我的理解,这是内涵了他希望中国学者研究中注意探讨与世界史相关的共性问题。这一点,与我们国家对此问题的考虑也相当接近,对我们正在进行中的清史编纂是一个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1 ]Paul A. Coh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 - 1870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2 ]〔美〕柯文.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3 ] Michael Gasster , “Discovering China in the History : Some Comments on Paul Cohen’s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J ] .The American Asian Review(Summer 1987) .
[4 ]汪熙.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J ] . 历史研究,1993 , (5) .
(责任编辑:戴利朝)
资料来源：朱政惠：《柯文教授的清史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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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1 月12 日,柯文教授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举行的学术讨论会,本节中涉及这一讨论会的发言记录,是博士生马少甫整理的。谨致谢忱。
[②]柯文在华东师大12 日的学术讨论会上说:“二十年前我写那本书时,我坚持中国中心观,认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都可以用,但是现在我不那么固执了。好朋友林同奇告诉我说,我最大的好处是能够从外部来看中国历史,这样可以看进去。因为中国人在里面,我在外面,当然我觉得外面看也有问题,有时外国人看中国历史容易歪曲历史本来面目;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有中国人不易抓住的要点,因为外在的看法也有他的优势。”
[③]柯文在12 日的学术讨论会上说:“彭慕兰我不熟悉,但是他的同时事王国斌十年前认为我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非常好,而且完全赞成我的观点,现在会不会这样说就不敢说了。对他们的评价我在昨天曾提到过,我认为他们的研究是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史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很重要,二十年来美国中国历史研究没有达到他们那样高的水准,他们不但对中国历史有很好的理解,对欧洲历史的理解也很深。我赞同他们,也钦佩他们。”
[④]柯文在12 日的学术讨论会上说:“关于人性方面的看法,一般搞义和团研究的外国人,常常在资料中能碰到典型、滑稽、神话化的现象,这是外国人创造的,也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这种历史的真相不容易看到。我认为一个办法是看这些材料时要仔细看清楚义和团员到底在说什么、想什么、爱什么、恨什么、怕什么? 这是人性的普遍现象,我用的是人性看法。但是我看义和团的信仰和中国民间文化有密切关系,这我们不得不重视,我在西方历史中没有碰到类似的现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仅要用人性的观点,也要用中国中心观。”
[⑤]柯文说,“综观全书,谢和耐隐约地在提倡一种语言决定论,使任何有意义的跨文化理解都似乎变得不可行,这种看法在该书的结论部分尤觉明显。我对此书的评论,详见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7 ,no. 2 (December 1987) 674 - 83”。
[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参见拙文《史华兹中国学研究析略》,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11 月出版。关于这一想法,杜维明解释得更生动,他说:史华慈所讲的故事中,中国思想家正在不断地和摩西、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对话,“史华慈将他所钟爱的地方性知识小心翼翼地转化成全球意义的话题”。
[⑦]柯文在12 日的学术讨论会上说:“不少听众问我中国中心观在什么时候可以用,认为中国中心观是一种绝对化的观点,其实不是这样。这个观点只是一种假设,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二十年以后如果有比较好的看法,就不用它了,这也是历史学发展很自然的现象。”
[⑧]柯文在12 日的学术讨论会上说:“我认为一个社会的文化和另一个社会的文化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但是我认为在比较两个文明时很难避免把每一个文化看成是不变的,其实,文明是变动的、变迁的。如果我要比较美国和中国文化,我必须列出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要点,但这样就容易把每个文化的真实情况简单化,因此两个不断变化的文化相比较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在昨天的讲演中说我提出的中国中心观不注重比较两个文化,而是注重一个文化在两个时间点内的变迁,是注重历史变迁中比较敏感方面的研究方法。这并不是说绝对不要注重一个社会的文化,一定要避免把一个文化同另一个文化进行比较,而是在进行这一工作时要非常小心,不然将会碰到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只有承认当时两方面都经历了很重大的变迁,你就可以采取一种发展的交流观,然后就会看出二者的交流是非常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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