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春天-蕾切尔·卡逊对施韦泽和利奥波德生态伦理观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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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蕾切尔·卡逊对施韦泽和利奥波德生态伦理观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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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是一部描绘农药污染危机的文学作品，这部作品在生态伦理思想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卡逊的生态思想体现了她那个时代的最前沿的生态伦理观——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生态伦理观和利奥波德的整体主义生态伦理观。施韦泽和利奥波德的生态伦理观颠覆了长久以来人们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从而奠定了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根基。卡逊的生态思想由于对施韦泽和利奥波德生态伦理观的运用而达到了一个崭新的理论高度。
关键词：蕾切尔·卡逊；施韦泽；利奥波德：生态伦理观
蕾切尔·卡逊(1907 - 1964)，美国生态文学家、生态思想家。1962年，卡逊以一本《寂静的春天》开启了现代环保运动的先河。副总统阿尔-戈尔在为该书所做的前言中赞誉《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可以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媲美。《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所描绘的奴隶形象感动了民族的良知，而《寂静的春天》措绘的化学药物对环境的污染触目惊心，使得民众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卡逊的作品之所以能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因为她揭开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人正在使用化学药物毒害自己！在此之前她用了4年时间搜集有关生物化学污染的资料，阅读大量的化学生物研究报告，请教许多化学届、医学届等领域的相关专家。从理论上来讲，她的生态思想颠覆了长久以来人们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施韦泽和利奥波德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两位伟大奠基者，卡逊的生态思想是施韦泽和利奥波德生态伦理观的延伸，她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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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因为对施韦泽和利奥波德生态伦理观的运用而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从而在生态伦理思想史册中留下了不可抹去的一页。
一、施韦泽“敬畏生命”生态伦理观的体现
阿尔贝特·施韦泽(1875-1965)被誉为20世纪人道精神的伟人。29岁的他在哲学、神学和音乐方面已经有所成就，但他却决定去非洲行医，为此他首先进行了9年的医学学习，38岁赴非洲从事医疗援助直到去世。施韦泽在思考人类文化问题时提出了“敬畏生命”理论。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物质发展大大超过了精神发展，现代人生活在过度紧张而导致的不自由之中，过度忙碌导致了精神的退化，劳动的专业化导致了不完整的人，什么样的哲学才能拯救现代人的文化危机？施韦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认为“敬畏生命”的哲学理念能够将人们从物质和精神的毁灭中拯救出来，实现人类精神上的相应进步，，“敬畏生命”不仅适用于人与人之间，也适用于人与动物、植物等其他物种。在后一种意义上，敬畏生命理论构成为一种生态伦理思想。
依据“敬畏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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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伦理观，“善就是保存、促进和提升生命，而毁灭、伤害和阻碍生命则是恶”。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施韦泽举例说明，如果农民在草地上割了许多花草饲养牲畜，那么他应避免在回家的路上浪费时间采摘花草，以免“在没有必然强力的情况下伤害了生命”。关于利用动物做实验，施韦泽并不彻底反对，他主张在“真的有必要的情况下”，而且必须“尽可能减轻动物的痛苦”。在他看来，动物以各种方式被迫为人服务，每个人都必须慎重对待由此给动物带来的痛苦。他甚至帮助一只为了活命而苦苦挣扎的蚯蚓，以“减轻人类不断伤害动物的罪过”。在他的眼里，“如果有这么多虐待动物的事情发生，如果在铁路运输中饥渴的动物在哀叫，如果我们在屠宰场野蛮粗暴，如果动物在厨房的生手中痛苦至死，如果动物受到冷酷的人的折磨，成为儿童残酷游戏的玩具，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对此负有罪过”。[1] 自然不具有主体性因而不懂得去敬畏生命，它“以最有意义的方式产生着无数生命，又以毫无意义的方式毁灭着它们”。只有人具有主观思维能力，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因此人有责任去敬畏生命。
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理论在卡逊那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卡逊小时候就热心于保护鸟类等各种生物，她母亲在这方面对她也产生很大影响。卡逊认为母亲是“最能体现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精神的人，，”而卡逊的著作中也不是显现出她敬畏生命的态度．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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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在写作有关海洋的作品时，在用显微镜观察完或标本之后，她会把它们重新放回海洋．，卡逊在《寂静的春天》这本书的前面写着：“献给阿尔贝特·施韦泽”。1963年卡逊被授予施韦泽勋章。
《寂静的春天》的写作正是因为卡逊无法忍受人们使用杀虫剂毒害“生命”，，而对人们产生震撼的是杀虫剂毒害的不仅仅是“害虫”，而且毒害其他生物，甚至包括人类自己。卡逊指出，杀虫剂不能专一地杀死某一种昆虫，它具有杀死每一种“好的”和“坏的”昆虫的力量，它们使得鸟儿的歌唱和鱼儿在河水里的欢跃静息下来，它毒害了所有与之接触的生命：可爱的猫、耕牛、野兔、云雀、甚至人，致毒的连锁反应“就像一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塘”，不断扩大的死亡波纹扩散开去。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叫做“杀生剂”。在美国，合成杀虫剂的生产逐年猛增，而且每年都在研制成功杀伤力更强的化学药物，这些化学药物杀死的不仅是美国土地上的“害虫”，其杀伤力遍及全球每一个与之接触的物种。人类对其他物种生命的傲慢轻率的态度和行为给整个生态系统造成了灾难。
在使用化学药物的过程中，人甚至对自己的生命也是不负责任的，历经漫长的时间进化而来的人体是十分神奇的，即便是景先进的科技也只能对它略知一二，然而化学合成物的入侵却终止或改变了生命体细胞运行的能力，使人措不及防。为了对付蚊子、跳骚等，人们选择各式各样的喷雾剂，并幻想着这些化学物质对人无害。尽管人们每一次暴露在有毒的化学物质是微不足道的，但这种反复的暴露会导致化学药物在人体内蓄积，并最终导致“累积性中毒”。暴露于化学物质的人群中可能有一部分是婴儿，由于在他们出生前母体曾暴露于化学物质中，那么这些婴儿也会被感染肿瘤。有研究表明精神疾病很可能是由于病人长期暴露于有机磷杀虫剂，化学药物可能摧残人的神经系统，导致人的神经错乱、幻觉、健忘，狂躁。皮肤癌则源于长时间暴露于柏油和沥青。总而言之，人们生活在“人造致癌物的汪洋大海”，而制造这一切的正是人自己！
近代以来，从康德到霍布斯再到洛克等的伦理思想都是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之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责任。但这种伦理体系完全排除了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之间的权利与责任。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理论强调生命的权利，强调人对其他生命的责任。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没有直接提到草、虫、乌、鱼等物种的权利，但她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那些生命和生命过程的尊重，表达了人对于其他生命应当负右责任的思想。施韦泽把对生命的敬畏当作人的义务。卡逊则这样说：“由于竟然能默认对活生生的生命采取这样使其受害的行动，作为人类，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不曾降低我们做人的身份呢？”[2] 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观在卡逊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
二、利奥波德整体主义生态伦理观的延伸
奥尔多·利奥波德(1887 - 1948)，美国著名的生态文学家和思想家。1909年获耶鲁大学林学硕士学位，之后在联邦林业局工作将近20年。在此期间，他热衷于资源保护运动。1933年，他成为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管理系的野生动物管理学的教授。最让人羡慕的是，1935年他在威斯康星河畔购买了一个荒废的农场，此后十几年他除去到城市的重要工作之余大部分时间过着远离都市的荒野生活。这种生活一方面使得他真正融入荒野，另一方面使他对自然的研究和思考更加深入，甚至打破了他以前那种依然站在人类立场上的环境保护主义观点，他提出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大地伦理”理论。
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1869年首创“生态学”概念。1916年美国生态学家克菜门茨的著作论证了植物群落是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1927年英国生态学家爱尔顿提出“食物链”概念，在食物链中最不复杂的生俞形式在整个生态结构中却最为重要。利奥波德的生态思想吸收了生态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依据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理论，土地是一个生态有机体人与土地之间存在生死与共的关系。生态金宇塔的结构可以表示为：土壤——植物——寄生的昆虫——鸟类和啮齿动物——大型食肉动物。，在这个生态金字塔的结构中，土壤起着生命攸关的作用。在人们看来一点儿也不具备现代化气息的土地是一个能量的源泉。能量在土壤、植物和动物之间循环流动。食物链引导能量不断向上层生物形态流动，死亡和腐败将能量回归土壤。动植物群落结构越复杂，这种能量流动越稳定和丰富。贫瘠土壤上生产的产品远远比不上肥沃的土壤所产生的产品，人们可以通过追施肥料来提高亩产量，但是却无法提高农产品的营养价值。
生物进化的趋势在于增加生物群落的复杂性，然而人类第一次开始破坏大自然的多样性，从而对自然能量循环造成了超乎想象的影响。大型哺乳动物逐渐从金字塔的顶端被剔除出去，驯化的外来物种代替了野生物种，一些物种被当做有害物种被消灭，农业的发展、驯养业的发展不断透支土壤的存储，工业的发展污染了环境，发达的交通运输以非自然的方式进行能量运送，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土地生态机能的紊乱。土地曰以进行自我修复，但是这种过程非常缓慢，根本赶不上人类干预大自然的速度。反过来说，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活动越温和，能量金字塔内的调整就越可能成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人类对自然界改造活动的剧烈程度取决于人口的密度”。[3] 因此，人类应当促进自然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进程，而不是相反。
基于对土地有机体的认识，利奥波德进一步提出，人类“开明的利己主义”远远不够。正是在整体主义生态观的意义上，而不仅仅是出于人类利益的需要，某些极为稀有物种应当得到保护，因为稀有物种是土壤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利奥波德生活在物质利益原则主导一切的资本主义时代，他认为以经济利益为行动基础的自然资源保护是失败的。在利奥波德看来，不管一个物种是否具有经济价值，由于它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有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他提出“我们现在应该明白，这些看起来好像缺乏经济和商业价值的生物物种，对整个生物群落的健康运作来说是缺一不可的”，因而“那种主观地认为自然界只有摈除那些毫无经济价值的物种才能有效运转的想法实在可笑”。[4] 以经济利益为行动基础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以经济价值衡量生态系统中的成员是否值得存在，这是违背整体主义生态观的。
卡逊的生态思想显然也具有这种整体主义生态观的特点。1941年卡逊的第一本书《在海风的吹拂下》卡逊描述了在海里，如果没有人类的干涉，生物界不会失去任何东西，一种生物死了，另一种生物却能坚强的繁衍下来，就在生物链里无穷地传递下去．因此“海洋中没有什么是浪费的”《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则以农药污染这一事实为载体进一步阐释了整体主义生态思想。卡逊在这本书中明确指出，“自然界里没有任何孤立存在的东西”大自然是个有机整体。在人类出现之前，地球上就居住着丰富多样的各种物种，它们在大自然规律的支配下和谐共存。为了产生现在居住于地球上的生命已用去了千百万年，各种物种要调整他们之间的平衡所需要的时间非常漫长，而人类出现以来因其改造自然的异常能力使得这种调整来不及完成。也就是说，人类活动破坏了大自然有机整体按照自然规律的运行。
人类无视生命的复杂与神奇，喜欢用简单而粗暴的方式解决生命界的问题。除草剂被用来对付在人们眼中看来的“野草”，但是大自然中没有“野草”这个概念。地植物是生命之网的一部分，植物和大地之间，一些植物和另一竺植物之间，植物和动物之间存在重要的联系，某种美丽的植物只有在那些出售和使用化学药物的人眼里才是“野草”。杀虫剂被用来对付一些吃掉庄家或者毁坏森林的昆虫．但是这些昆虫可能早在人类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作为大自然生态有机体的组成成员，它们拥有自己按照自然法则生存下去的权利。是人类首先大规模种植某种对自身有益的农作物，才导致某些“害虫”大量繁殖。人类首先破坏了大自然的多样性，又试图保持某种单一性，这是违背自然发展规律的。
三、基于现代生态伦理观而产生的深远影响
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不仅在美国激起了轩然大波，而且使得全世界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通过这部著作，人们发现了一个很难觉察到的事实——可能是由于受到商品生产者和相关利益部门的花言巧语的欺骗，大多数人感觉不到他们自己正在用剧毒的化学药物把自己包围起来，，如果农药可以导致鱼类等动植物的死亡，那么它对于人而言所引起的中毒、致癌、精神病变也就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人们竟然长期以来理所当然地认为农药的使用对人是安全的。卡逊在谈到这些时忍不住疾呼“为什么我们要容忍带毒的食物？为什么我们要容忍一个家庭建在枯燥的环境中？为什么我们要容忍与不宪全是我们的敌人的东西去打仗？为什么我们一面怀着对防止精神错乱的关心，而一面又容忍马达的噪音？”。[5] 卡逊基于化学药物灾害事实的呼吁对于全世界产生了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深远影晌。
从理论层面上看，生态伦理学观念通过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迅速传播开来。《寂静的春天》出版于1962年，生态伦理学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短短几十年就获得飞跃式的发展。这其中当然有工业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但卡逊的作品无疑起到了传播生态思想的巨大作用．从生态伦理学的发展历程来看，19世纪中期，生态伦理思想只是零散体现在一些自然文学作品中，如19世纪美国作家梭罗(1817-1862)的《瓦尔登湖》，早期环保运动的领袖约翰·缪尔(1838-1914)的自然随笔和专著，，20世纪初期，施韦泽和利奥波德的作品有专门的章节有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经典论述，，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观从生命个体的角度肯定了大自然中各个成员拥有生存的权利。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观从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角度肯定了大自然中各个成员的权利。二者的思想彻底颠覆了长期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卡逊的生态思想是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延伸，她在谈到杀虫剂的危害的同时，认力世界的污染不仅仅是一个大规模喷药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人类试图“控制自然”的问题？《寂静的春天》对于生态伦理观念的传播促进了生态伦理学的飞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伦理学开始出现专门的著作，生态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初步建立。美国科罗拉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设置了该学科课程和相应学位，《环境伦理学》、《动物与伦理学》等国际性学术专业刊物得以创立。沿着施韦泽的个体关怀的生态伦理观，出现了澳大利亚学者P．辛格和美国哲学家T．里根的动物权利说，出现了美国学者P．泰勒的生命中心论。沿着利奥波德的整体主义生态伦理观，出现了美国哲学家H．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
从实践层面上看，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施韦泽、利奥波德、卡逊等思想家的生态思想理念影响下新环境运动首先在西方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而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报纸或书刊中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寂静的春天》的影响远远不止农场主、杀虫剂生产部门、农业监管部门以至各级政府。它引发的一系列辩论增强了民众的生态环保意识，促进各种环保组织的建立，使美国政府重视并重新制定环境政策，推动了美国举国上下轰动世界的环境保护运动，．《寂静的春天》不久被翻译成各神语言文字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作为世界环保运动的种子播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中。环保政策推行于世界上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不同地域．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开始了人类共同的环保事业。直到今天，人类干预自然的能力与几十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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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不但没有得到有效抑制，人类生存环境反而日益恶化。施韦泽、利奥波德、卡逊等思想家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更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学习和思考。
参考文献：
[1l[法]施韦泽文化哲学[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14．
[2][5][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M]．吕瑞兰，李长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86，10．
[3][4][美]利奥波德．沙郡年记[M]．岑月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203，197．
作者简介：韩秀霜(1983-)，女，河北邢台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转引自《理论月刊》2013年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46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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