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发展-清代济南地区旱蝗灾害与地方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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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4 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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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济南地区旱蝗灾害与地方信仰

清代济南地区旱蝗灾害与地方信仰
作者简介：李为香，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博士生；济南大学历史与文化产业学院讲师。
文章出处：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三期。
内容摘要：清代济南地区旱蝗灾害严重, 驱蝗神信仰和龙神信仰格外受到重视。在民间, 龙神信仰和驱蝗神信仰有着广大的信仰空间。而官方政权力量对于驱蝗神与龙神的不断祭祀与敕封成为驱蝗神与龙神在民间进一步传播、活跃的重要因素。驱蝗神与龙神信仰彰显了国家政权与民间信仰力量的良性互动关系, 亦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宗教信仰的现世功利性。
关键词: 清代; 济南地区; 旱蝗灾害; 地方信仰
一、清代济南地区的旱蝗灾害
历史上的济南地区是旱灾频发区。从自然条件看, 济南地区深受暖温带季风气候的影响, 季节性干旱非常普遍。另外, 济南地区在春季及夏初的气候以干燥为主, 非常容易诱发蝗虫灾。从社会因素看, 清兵入关、外族入侵给本土民众带来了深重的战争灾难, 原有的正常社会伦理关系被打破; 另一方面, 政府对于河流、植被等自然资源的怠政, 由此而产生的诸多自然灾害(如河流失去管理疏通而导致决口淹田、没有及时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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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造林而导致大风、沙暴等)都具有范围广、程度大、时间长的特点。据统计, 清代济南府蒙受旱灾州县达 1 358年县次, 平均每年近6县次; 而蝗灾达121年县次, 平均两年就有1次。（1）另外, 《济南大事记》中列举 17- 19世纪共258次灾害(包括水、旱、蝗、河决、地震、瘟疫、风、雪灾等 ), 其中旱灾占了90次, 蝗灾占了26次,有近20次灾害的受灾范围包括济南所有府属州县, 可见其被灾范围之广, 又有多次是伴随饥荒, 甚至饿死者, 亦可见其程度之深(详见文后附表)。由此可见, 清代济南旱蝗灾害的程度极为严重, 而且愈演愈烈。到 19世纪时, 旱灾成为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对于旱灾, 一般称为大旱, 而对于更为可怕的蝗灾,则称为“蔽空”、“覆地”、“遍野”等等, 其危害都足以使颗粒尽毁。旱灾与蝗灾几乎是相伴而行,所以济南地区, 一旦缺雨大旱, 便意味着民不聊生、饿殍遍野, 以至出现“食草根树皮”等极度饥荒或“民相食”、“人吃人”等伦理失控现象。与旱蝗灾害特征相适应, 清代济南地方信仰与求雨和驱蝗（2）有很大关系, 具有祈雨、除旱和驱蝗功能的神灵格外受到重视。由于中国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有着极强的功利性与兼容性, 历史上形成的众多神灵如城隍神、关帝、玉皇大帝、碧霞元君等作为全能神往往能够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问题, 具体到济南地区同样存在这样的文化现象。本文所论济南地区与旱蝗有关的信仰将以驱蝗神与龙神为中心, 那些能驱除旱蝗的全能神则不在考察范围。
二、清代济南地区的驱蝗神信仰
清代山东的驱蝗神信仰既受到民间的普遍崇信, 又被加入到国家的祀典, 故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民间与官方祭祀的双重推动, 在济南府属地区, 由于直接受济南府的管辖, 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突出。影响较大的驱蝗神有刘猛将军、八蜡神、金姑娘娘等。
(一)刘猛将军信仰（3）
刘猛将军信仰在宋代时就得到官方的认可。济阳地区在宋景定四年 (1263)时曾出现“飞蝗犯禁, 渐食嘉禾……民不能祛, 吏不能捕”的蝗灾,只有凭借驱蝗神之力, 才扫荡无余, 故“上感其恩, 下怀其惠”, 特敕封驱蝗神刘锜为“天曹猛将之神”（4）, 可见刘锜是宋代官方认可的驱蝗神。《民国齐河县志》中引《济阳县志》云:“据浙水孝廉盛百二云, 当是刘武穆公, 讳锜, 字信叔, 于理宗朝以驱蝗有功, 敕封扬威侯, 天曹猛将之神, 此猛将之称所由始也。” 到清代时, 刘猛将军更是深得统治者的推崇而屡被加封。在济南, 长清的刘猛将军庙, 在清咸丰七年加封保康将军, 同治五年加封普佑将军。由于官方祀典的推动, 济南各地均建有刘猛将军庙, 而且多是奉敕修建, 并得到地方官吏以及民间士商的捐资重修。如上述长清刘猛将军庙 (又称为蚂蚱庙 ), 就是乾隆年间由知县李绍富等捐廉捐俸, 再加上士商捐输, 才终于达到整饬扩建。历城的布政司东街亦建有刘猛将军庙, 该庙在乾隆二十九年 (1764)时由巡抚崔应阶改建为金姑娘娘庙, 嘉庆十七年又得到重修。《道光济南府志》中对此亦有记载, 刘猛将军庙, “旧有二, 一在布政司东街, 今废(后来的金姑娘娘庙址), 一在鞭子巷, 雍正二年布政使司兰泰奉敕建, 以前藩司李成龙书院前堂改为之。”（5）邹平的刘猛将军庙在黄山,“ 乾隆十三年知县雷豫建, 有碑, 嘉庆间知县董大醇、李文耕相继重修。”（6）章丘刘猛将军庙“在城隍庙东, 雍正年奉文建, 道光十二年知县吴璋修。”（7）
(二)八蜡信仰
《民国齐河县志》中云:“《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 一先啬, 二司啬, 三农神, 四邮表畷, 五猫虎,六坊, 七水庸, 八昆虫……坊者, 谓昔为堤防之人,使吾御水患也, 水庸者, 谓昔为畎浍沟洫之人, 使吾备旱涝也, 昆虫者, 谓蝗蝻螟螽蟊螣之属有所司之人, 能驱除之也。” 可见, 八蜡神主管的内容方方面面, 既有农田稼穑、防御水患、疏通沟渠、备旱涝, 又有驱除所有虫灾的功能, 真所谓“八蜡之神, 无所不主”。具体到济南地区, 在历城、长清、邹平等地都建有八蜡神庙, 历城“八蜡庙, 旧在府城南门外, 后废, 明嘉靖中历城知县张鹤鸣创建于东郊”。（8）邹平的“八蜡庙在北门外北极庙之左”。（9）长清亦有八蜡神祠, 明万历三十三年 (1605) 长清县“四境螟蝗, 云集蔽空, 蚕害嘉禾, 公(知县曹一兰)斋宿诣祷 (八蜡神祠), 蝗不入境”。由此可见八蜡神为民驱蝗之灵应。
(三)金姑娘娘信仰
山东的金姑娘娘信仰主要流传于历城、齐河、济宁等地, 似乎主要集中于济南府, 根据《民国续修历城县志》、《民国齐河县志》、《光绪德平县志》等记载, 当地的金姑娘娘庙宇多是乾隆年间所建。历城的金姑娘娘庙是乾隆年间由刘猛将军庙改建而成; 齐河县的金姑娘娘庙则在城隍庙西亦是齐河县驱蝗神中比较重要的一位。在清代济南地区的驱蝗神信仰变迁与发展过中, 存在着驱蝗神祀内部的自我调适与变化。八蜡神的信仰在整个山东地区的创立早于刘猛将军, 所以在蝗灾甚为严重的济南地区, 对八蜡神的信仰丝毫不亚于刘猛将军。然而, 不同的是, 明清八蜡祭祀基本是在民间举行, 官方鲜有蜡祭。当刘猛将军在雍正初年被作为驱蝗正神载入国家祀典后, 继而在民间出现了刘猛将军信仰迅速扩大的趋势。更多的情形却是刘猛将军与八蜡信仰在民间共同接受祭祀, 甚至还出现二者混淆的情况。对金姑娘娘的信仰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如上述历城的刘猛将军庙在乾隆年间被改建为金姑娘娘庙, 即可为一证。
总之, 在济南地区的驱蝗神信仰中, 始终存在着多种神灵并祀或者一种神灵附祀于另一种神灵的情形, 看似比较混乱, 但也从一个层面上反映了民间信仰祭祀的最大特点,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功利性。这一特点, 既造成了多个驱蝗神同时并祀的浩大场面, 又成就了驱蝗神作为多功能神的形象。刘猛将军、八腊神、金姑娘娘最初都属于驱蝗神的范畴, 但随着民间造神运动的深入开展以及官方祭祀力量的有效推动, 有些神灵也可能会发展成多能神, 承担着多种禳灾除疫祈福的功能, 如上述长清县的八蜡神祠, 除了驱蝗外, 还能够致雨, 明万历三十二年, “天不惠绥, 弥月不雨, 稼穑维艰, 民戚不宁, 公(知县曹一兰)率僚吏徒行诣祷 (八蜡神祠 ), 不逾时, 甘霖三日, 炎夏魃虐, 祷之复雨”。事实上, 致雨和驱蝗的功能往往是一致的, 因为蝗虫的泛滥成灾几乎是由于大旱引起的, 只要下雨, 蝗灾便迎刃而解。所以驱蝗神同时被地方民众赋予祈雨之神的功能也符合民众造神情理。
三、清代济南地区的龙神信仰
(一)济南的龙神信仰
影响最大的当属五方龙神, 《道光济南府志》卷十八祠祀中载有五龙潭神祠: “在府城西门外,祀五方龙神, 宋以五色为次封青龙广仁王, 赤龙嘉泽王, 黄龙孚应王, 白龙义济王, 黑龙灵泽王, 元以五方为次, 封东灵侯, 西安侯, 中静侯, 南平侯, 北宁侯。”（10）元至正间始建五龙堂, 元人赵本重、明万历间知县张鹤鸣、巡按毕懋康、清康熙间巡抚赵世显、蒋陈锡、布政使侯居广都曾有记, 记中皆言五龙堂祈雨之应验, 乾隆三十二年巡抚崔应阶曾重修五龙堂。除五龙潭神祠外, 历城还有龙王庙, 在芙蓉街东, 特建福齐惠应龙王庙, 雍正五年奉旨颁送社像于省城设祀崇祠, 岁时抚臣率属致祭, 神主题曰:“灵感沛泽, 龙王至德尊神。按通礼祭龙神之礼凡四，皆春秋诹吉祀，以少牢礼同。”（11）此外，还有奎山神庙、龙洞神庙皆“祷雨辄应”（12）。龙洞神庙在历城县东南的龙洞山下, 又名龙洞寺灵虚宫。据司马光《稽古录》载:宋英宗治平四年( 1067)正月, 诏民间先私造寺观, 及三十间者悉存之, 赐名“寿圣”, 故亦称寿圣院。院内尚存北宋元丰二年(1079)封龙洞神为灵虚公敕牒碑。每遇干旱, 尝来拜神祈雨。北崖存有摩崖石刻“敕建龙洞寿圣院”, 传为苏轼所书。
(二)济南所辖地区(长清、德平、章丘、淄川、长山、德州、平原等地)的龙神信仰
长清: 长清县是旱蝗灾多发地区, 县内有多处庙宇是祈雨之地。五龙庙,《民国长清县志》引《旧志》云:“在县西南三十五里尹家庄东距河岸数十步, 亦祀之, 屡著神灵, 清光绪十四年巡抚张勤果公按部曹州经此河道, 风波忽起, 船几覆没, 张公默祷, 移时风息, 张公感其灵应, 乃奏发帑银修筑此庙, 后经黄水冲激, 庙址毁圮, 至宣统年间本里绅董猛传桢等禀明邑侯黄公转详发帑五百金, 将庙移置
赵官镇东南遥堤上, 土人感五龙之灵, 每年九月间立香火大会以祈丰年云。” 这位巡抚张公的祈祷及修葺行为及邑侯的支持修建无疑是促进“土人感五龙之灵”的一个重要因素。除五龙庙外, 长清县还有龙湾、鸡含店等, 亦是祈雨灵应之地。龙湾,“在县西南四十里, 水冬夏不涸, 每将雨先有白鱼浮游, 而云雾蒸蒸然发即大雨如注, 土人验之, 旱祷辄应”。（13）鸡含店,“店无人居, 止有坑坎, 一隅有大石佛一座, 周围六七丈, 若莲花状, 上刻佛数千, 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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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天旱, 土人掘之方露佛顶, 有水自内出, 即大雨如注, 迄今祷雨犹然, 竟不能穷其底”。（14）
德平: 《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当中记载说, 乾隆五十八年在历城碧霞宫东建水官庙, “因祷雨灵应, 自德平县迎神建刹于此”。嘉庆六年在水官庙东创修风神庙, 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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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将原在朝阳庵的大王庙“移建于县东巷, 祀金龙四大王及诸水神”，说明在德平县早就有对水官的信仰, 正是由于其灵验才被迎请到历城, 朝阳庵的大王庙中供奉的水神及龙王亦与祈雨有关。
章丘: 西龙洞“在县治西南六十余里, 山洞深邃, 入数里许, 有泉一, 自上滴下, 下有石盆盛之,四时不竭, 遇旱取水祷雨辄应, 旁石壁有龙形, 隐隐可见”。西龙洞是章丘县地区的祈雨灵验之处, 所祀之神亦是龙王。另有石龙庵, 在县治东十五里长白山之别麓, “侧有龙王庙, 庙前巨石作龙形”, 亦“祷雨辄验”。（15）
另外, 在淄川、长山、德州、平原等地, 亦各有祈雨场所, 淄川县苍龙湾“遇旱祷雨辄应” ; 长山县龙潭“旱时祷之辄应” ; 天井泉“祷雨辄应”；德州黑龙潭“虽大旱不涸, 其深不测, 官吏祷雨于此, 潭处有龙泉寺”；白龙潭亦“岁旱祷雨有验”; 平原县黑龙潭“其深叵测, 遇旱祷雨, 取水于此”。
总之, 在济南及其所属地区均有多处龙神庙宇, 称龙洞、龙湾或龙潭, 其职能均是除旱致雨。由上述所举龙神信仰来看, 人们对龙神的信仰都是为了求雨或平浪, 从信仰主体上看,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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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的民众 (即土人), 便是居于社会上层的贵族官僚(如知县、巡按、布政使、巡抚、邑侯等), 这些官僚大都代表国家政权对龙王神进行祈祷,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皇帝对龙神的敕封, 如宋元时对五方龙神及龙洞神的封赐, 成为龙神信仰进一步壮大传播的有利政治支撑。如果说朝廷所派官员与地方官对龙王神的祈祷为龙神在民间的活跃创造了良机, 那么皇帝的敕封则为龙神信仰带上了更辉煌的光环, 足以使龙神信仰在民众中威信大增。
另外, 济南各地的龙神大多依潭而设, 潭是由雨或泉汇聚而成。在济南地区, 由于多山, 雨水由山上流下而汇聚成泉, 雨可以时有时无, 但泉 (在一般情况下)却可以长年依旧, 如上述四时不竭的章丘西龙洞。泉, 作为不竭水源, 自然成为旱时祈雨的最佳场所。对龙神的祈拜既寄寓着民众在旱灾时对雨的祈盼, 同时也是对泉水不竭的一种心理渴求。在这种双重需求心理中, 天上的雨和地下的泉合二为一。所以济南地区的龙神聚集了雨神与泉神的双重功能。笔者认为, 在济南民众的造神意识中, 龙神既为天上的雨而造, 又为地下的泉而造, 充分体现出天地人合一的哲学思维。
四、济南地区驱蝗神与龙神信仰的特点及其文化意义
济南各地的驱蝗神和龙王神信仰, 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即地方官祀、国家敕封与民间百姓祭祀的并行不悖。这实际上反映了国家政权与民间信仰的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在对驱蝗神与龙神的信仰中, 既有民间自发形成的信仰行为, 也有官方政权力量的加入。民间自发的祭祀行为往往具有深厚的信仰基础, 而官方政权对驱蝗神与龙王神的敕封与祭祀对当地民间信仰则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为驱蝗神与龙神信仰在民间的活跃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从性质上看, 济南地区的驱蝗神与龙神信仰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宗教信仰的现世功利性。众所周知, 中国人历来极为重视现世利益。在饥荒年代, 只要能够为民众解决苦难、带来好运的信仰在民间便会流传久远, 驱蝗神与龙神信仰的香火不断充分反映了它们在民众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人们将自己无力解决的大旱、大蝗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失控问题, 寄托于龙神与驱蝗神的保佑。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说, 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虔诚祈拜感动神灵, 除旱致雨, 这便是他们最大的现实需要。从官僚政府的角度说, 无论是人间天子还是地方官吏, 他们作为国家政权的代表, 最大愿望便是政权稳定、国泰民安, 只有消除灾患, 民众才能安居乐业, 社会才能稳定。在这里, 虽然民众的需求是基于个体生活的, 官方的祭祀是从政局考虑, 但不可否认的是, 民众的个体需求与国家政权的需要达到了基本一致。正是这种普遍的利益性使得驱蝗神与龙神获得了来自民间与官方的双重推动。
在历史上, 伴随着连年的旱灾与蝗灾, 驱蝗神与龙神信仰曾经在济南民众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职能。尤其是龙神赐福的“七十二泉”造就了济南泉文化的生生不息。而今天, 济南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全球一体化进入了她的现代社会, 驱蝗神与龙神无论对于个体精神还是地方政治似乎都已经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唯一没有改变的却是, 济南依然以“泉文化”而闻名中外, 当下的保泉、护泉工程更是成为济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保泉离不开水, 水在天地之间的循环流动成就叹为观止的“七十二泉”, 连年的大旱却会导致泉水的减少甚至枯竭。为了防止泉水的枯竭, 一方面要加强地下水源的保护, 另一方面则要依赖于天赐良机, 也就是有较为可观的“天雨”。虽然今天的科技不再迷信龙神, 但并不能改变大旱是保泉护泉最大自然障碍的事实, 泉水的喷涌抑或枯竭与天雨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如何保泉、护泉的问题上, 我们依然需要“道法自然”, 做出合理的判断, 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方能成就泉之生命。“泉”作为济南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融合了历史、地理和人文等多种文化资源, 所以泉文化做为济南“和文化”的代表当之无愧, 以泉为线索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
间和谐共生的文化传承发扬下去是所有济南人应当为之努力的。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参见赵家才《清代山东民间社会的灾害救济》, 作者在文中认为水旱是清代山东地区的两大灾种, 其次是虫灾与震灾。载《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年第3期, 第311- 314页。笔者认为, 山东尤其是济南地区的水灾与黄河泛滥有着极大的关系, 朝廷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治黄对预防水灾极为有效。而在老百姓看来, 旱灾与虫灾是当时的人力所未能触及的, 只有靠神灵之力才能解决(民间所祀神灵信仰大多以解决人力所未及为其基本职能)。从这个角度上看, 在清代社会, 旱灾与虫灾应是首先为民众感到恐惧的灾害, 也是民间神灵信仰所首要祛除的灾难。
（2）、施和金《论中国历史上的蝗灾及其社会影响》一文中制作了一个元明清中国蝗灾地域分布表, 表中的山东蝗灾情况位列第二, 仅次于河北, 济南府属于重点灾区, 仅次于河北的真定府, 参见《南京师大学报》2002年第 2期, 第 148- 154页。
（3）、济南地区的刘猛将军最初指的是刘锜。刘锜为抗金名将, 且于刘猛将军诸说中威名最盛, 而且在宋景定年间 ( 1260- 1264)得到官方认可。但进入清代祀典的却是弱冠临戎、江淮缉盗的刘承忠, 因为抗金的刘锜多少会令清统治者心中不快。参见代洪亮《民间记忆的重塑: 清代山东的驱蝗神信仰》, 载《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3期, 第31- 35页。
（4）、(清)胡德琳修, 何永礼, 章永茂纂《乾隆济阳县志》卷五, 乾隆三十年刻本。
（5）（6）（7）（8）（9）(清)成瓘等著《道光济南府志》卷十八, 道光二十年刻本。
（10）（11）（12）(清)成瓘等著《道光济南府志》卷十八。
（13）(清)成瓘等著《道光济南府志》卷二十。
（14）(清)成瓘等著《道光济南府志》卷十二。
（15）(清)成瓘等著《道光济南府志》卷十八。
（16）]济南图书馆. 济南大事记 [ DB /OL ]. h ttp: / /www. jn lib. net. cn:8080 /w as40 /search?channelid= 58656.
（17）杨豫修, 阎廷献. 民国齐河县志 [M ].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8.
（18）李起元, 王连儒. 民国长清县志 [M ].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8
（19）毛承霖, 赵文运. 民国续修历城县志 [M ]. 台北: 成文出版社,1968.
（20）代洪亮. 民间记忆的重塑: 清代山东的驱蝗神信仰 [ J]. 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 ( 3): 31- 35.
（2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济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济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 G]. 济南: 济南市政协文史委, 1984.
（22）杨学渊. 章丘县乡土志 [M ].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