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侨乡女性史：资料与方法的探讨

构建中国侨乡女性史：资料与方法的探讨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构建中国侨乡女性史：资料与方法的探讨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构建中国侨乡女性史：资料与方法的探讨

摘 要：中国侨乡女性史是中国海外迁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外华侨华人史、侨乡史、东南沿海社会史的主要内容之一，但长期未受到学界重视。本文以闵南侨乡女性研究为例，举隅并分析构建中国侨乡女性史的重要资料，并探讨有关研究方法。本文认为，构建侨乡女性历史关键在于研究资料的获得与社会性别研究方法的运用。除了在海内外各档案馆、图书馆、资料室、私人收藏家等处尽可能地搜索相关资料外，田野调查是发现、获得新研究资料不可缺少的途径。特别是寻找相关女性进行口述历史访谈，对构建这一女性群体的历史尤为重要。同时，运用社会性别研究方法对构建侨乡女性史有特别意义。
关键词：女性史 侨乡 社会性别 人口迁移 华侨华人
作者简介：沈惠芬，女，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副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
人口流动影响中国边境地区民众的生活，居住在此区域的女性的生活亦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自汉唐以来大部分历史进程中，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等，包括广东、福建、广西、云南等地民众跨越边境从事海外贸易或移居他乡。在19世纪中期伊始的一百余年间形成较大规模的人口国际迁移，以青壮年男性为主体的人口国际迁移产生大量的跨国家庭。在男性的海外迁移过程中，成千上万的留守女性，包括移民的母亲、妻子、女儿和姐妹等与她们的亲人长期分居，形成庞大的跨国家庭留守女性群体。作为中国人口国际迁移史重要的参与者，跨国家庭留守女性对人口国际迁移现象的发生和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她们的生活不但受到中国本土社会诸种因素的影响，也与人口迁移密切相关，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与特殊性。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学者呼吁应开展对侨乡女性的研究，之后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呈现，较有系统论述的有关专著最近出版。但总的说来，侨乡女性史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尚有许多学术空白。②作为中国人口国际迁移史重要的参与者，跨国家庭留守女性的历史是海外移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跨国家庭留守女性的关注和深入研究，有助于较全面地了解侨乡社会和中国海外迁移史，也是解读东南沿海社会历史的关键之一。③
2010年学者陈瑛珣撰文指出利用已经出版的民间生活资料，包括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私文书、印度尼西亚华人民事诉讼公文书(公案簿)和闽南地区、香港大澳水上人家等所传唱的民间歌谣，窥见海洋社会华人女性(包括海外华人妇女和中国侨乡妇女)的生活实况，对侨乡女性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④在此及笔者有关研究基础上，近年来笔者针对侨乡女性史研究资料做了一些探讨，认为生产于人口迁移过程中跨国家庭与国际移民的书信(侨批)、流传于侨乡及海外华人社区的民间歌谣、及包括小说、戏剧、传记、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等文学作品等，经过研究者的辨别、整理和分析，可以成为构建侨乡女性历史的珍贵而重要的研究资料。⑤当然，有关中国侨乡女性史的研究资料不止以上所提资料，而是种类多、内容丰富。但是，这些资料非常零碎且分散各处，尚未得到有效的整理、出版与利用。有鉴于此，在笔者所接触的有关资料和研究体会基础上，本文总体探讨构建侨乡女性史的研究资料，并探讨有关研究方法，希望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学者关注侨乡女性研究，以期更全面、客观地揭示、了解海外迁移史、中国东南区域社会史、华侨华人史、侨乡史与中国妇女史。
一、有关中国侨乡女性史料探讨
有关中国侨乡女性资料包括出版或未出版的文本资料和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的口述历史资料等。文本资料存于海内外特别是中国侨乡各地档案馆、图书馆、资料室和私人收藏家等处，包括官方档案、报纸资料、侨批资料、文史资料、期刊、地方志书、族谱、墓志铭、各地侨乡所编的华侨志、乡讯、包括传记、民间歌谣和报告文学等在内的文学作品。以及相关图片、实物资料等。下文以涉及福建泉州侨乡跨国家庭留守女性的相关资料为例，探讨有关资料的价值与利用。
(一)官方档案
长期以来，官方档案资料被视为权威资料而广泛运用，但这类档案往往代表官方的、上层的看法和意见，常常忽略对女性的记述。如果有涉及，也往往不完整，或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和偏见。⑥虽然如此，从这些记述女性活动或与女性生活有关的资料中，研究者往往可以窥见女性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地位、活动和她们在官方文书中的定位，对于文字资料相当缺乏的女性来说，也是重要的资料。
在侨乡和海外华人聚集地各级档案馆藏有许多涉及侨乡女性的档案，含有丰富的

中国历史上的国际故事

信息，一些资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如晋江市档案馆收藏的民国档案“救济侨眷”(1942年)显示，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多跨国家庭的生活由于侨汇中断与抗日战争的进行陷入危机，部分华侨母亲和妻子得悉政府对战争爆发后侨汇断绝的侨户进行救助，写信给晋江县振济会、晋江县政府请求救助或者要求减免税捐，一般政府给各户三十到五十元的救助或者给予一定程度的税捐减免。⑦此档案文件中女性家长的呈状描述了家中困境，足证太平洋战争对跨国家庭与留守女性生活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与此时期产生、流传的民间歌谣和有关的回忆记述(下文将提到)互相佐证，勾勒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留守女性失去主要劳动力和经济来源的困境及其对策。⑧
(二)报纸资料
报纸资料是研究晚清以来历史、特别是社会史、生活史、政治史等重要的研究资料。从1915年《新民周报》在泉州创办以来至1949年，民国时期泉州市区及其所属各县公开发行的大小报纸估计有70多家，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泉州日报》(泉州)、《福建日报》(泉州)与《民声报》(泉州)等。⑨这些地方报纸兼具地方性与跨国性，它们对泉州地方事务的报道和评价，是了解侨乡社会与人文的窗口。同时，记者对侨乡与跨国家庭的观察和报道为研究者了解留守女性的社会生活提供重要资料。
以《泉州日报》为例，该报1930年由国民党晋江党部创建，是民国时期泉州存在时间最长(19年)、影响较大的一家报纸。除了部分有关世界和中国局势的报道分析外，地方事务、社会动态的报道涉及泉州市区及泉属各县，而且占据主要报道焦点。⑩1939年以后《泉州日报》加大对华侨事务的报道。特别地，日报关注留守妻子的社会生活。部分对侨乡女性的报道和描写运用富有情色的字眼和题目，类似桃色新闻，研究者利用时要加以小心。虽然如此，这些报道常常揭示了侨乡女性“非正常”的婚姻生活状况和她们的应对措策。(11)以1948年1月17日报道《蔡玉守通奸案判徒刑八个月》为例，报道称：
去年六月间石狮大埔发生蔡玉守与王候通奸案一起。奸情败露后，玉守竟控其夫王海土重婚罪于地院，据称：渠现年廿七岁，彭田人，十七岁嫁与海土，婚后三个月，夫即渡洋，后生一女，现年九岁，因其夫不接济其生活费，十年来均赖娘家维持，而乃翁王局亦与人通奸，七月前夫由岷返国，始知在外已另娶番婆，惟其夫住址不明，故法院无从传讯，以玉守确有通奸，该案经地院查诬告罪名，昨经宣判有期徒刑八个月云。
这则报道虽然简单，却勾勒留守妻子祭玉守十年间的留守生活与挣扎：17岁嫁入夫家，3个月后丈夫出洋在外。蔡10年间没有收到丈夫的侨汇和音信，在家侍候公公、养育幼女，长期靠娘家接济。十年后丈夫回乡方知他已在外娶番婆。在长期与丈夫分居过程中，蔡玉守自己发生婚外情，暴露后反控丈夫重婚罪，法院却因缺乏海土地址无法进行调查，反指蔡“诬告”，并予以判刑。蔡玉守的经历显示侨乡跨国家庭部分留守女性寂寞、压抑和贫困的生活，以及权益无法得到保证的社会现实。(12)
与其他报道一起，报纸资料也显示侨汇流通之下侨乡繁荣景象掩盖下侨乡留守女性的真实生活图景，及她们与夫家、娘家和周围社群的关系。报纸刊登的源自侨乡女性的各类启事，一定程度上揭露她们的思维方式、内心考量和心声。除了《泉州日报》外，笔者也在《民声报》和《南光日报》(南安)发现数量颇多的跨国家庭留守妻子结束婚姻或家庭关系的启事。研究者利用启事资料需要辩别真伪，从而了解作为启事者的留守女性的婚姻生活或婚姻、家庭观念等。(13)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关于侨乡女性(包括侨眷妇女等)的新闻报道也不少。在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和完成社会主义过渡。侨眷一方面提高了政治地位，合法权利受到宪法的保护。同时她/他们也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此时期对跨国家庭留守妻子的报道集中在侨办报刊如《侨乡报》等和一些专辑如《归侨侨眷归国学生先进事迹汇编》等。大部分报道具有鲜明的政治宣传色彩，但大体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侨乡女性的生活变迁。(14)
(三)侨批资料
侨批是海外华人与家乡亲友(侨眷)的汇款、通信同体的文本，记录着海外华人所汇钱款、礼物及海外华人与中国亲友之间的联系沟通等。作为海外迁移过程中的文本记载，侨批资料反映了海外华人与中国亲友的跨国联系、社会经济关系和情感联结等，是双方在国际迁移过程中的叙述与情感表达。侨批资料是研究侨乡女性生活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特别是那些涉及女性的内容、女性书写或托人书写后寄出的信件直接揭露迁移过程中女性的经历、感受和情感表达，是构建侨乡女性史的珍贵资料。(15)
以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许建平先生收藏的一份侨批为例，这封信写于1947年夏天，是一位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丈夫寄往晋江龙湖妻子的信，信中除了说明所寄钱款、物品数量外，丈夫用一种语重心长的口气嘱咐妻子要尽儿媳之责，照顾婆婆，叮咛她要与家人相处和谐，“勿与家人有所争执，或虚荣人生”，并要妻子意志坚定，鼓励她向着“新生活轨道前进吧，前面是光明的”。此信反映了男性移民与留守女性的密切关系。
侨批笔墨之间流露的感情和所议事情显示了海外迁移过程中男女两性的合作与冲突，反映了迁移作为家庭策略在执行过程中双方的牺牲和取舍、体现了海外迁移对女性生活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利用这类资料的一个明显缺陷是来批与回批常常分离保存，难以一并利用等。(16)随着2012年5月侨批档案人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和2013年6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相信会有更多侨批资料得到较好的收集、保存和利用。
(四)文史资料
文史资料是少数记载侨乡女性生活的文字记录之一。如果说侨批资料直接保存彼时彼地海外迁移过程中个人的经历、思想和情感，那么文史资料则是多年以后的记忆遗产。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忘、加强或扭曲过程之中的内容、细节与色彩，所以利用文史资料时也需要甄别。地方文史资料记载了许多20世纪地方情况、事件和人物，其中一部分涉及侨乡女性。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南洋华人与中国家乡失去联系，作为侨乡经济主要来源的侨汇几乎断绝，女性成了家庭的顶梁柱，她们被迫大批走出家门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支持家庭经济达数年之久(许多人实际更久)。(17)这段侨乡集体经历后来被记录并

中国历史积极的故事

载在文史资料上，如陈天瑞的《抗日战争时期侨属生活情况》(18)、洪祖良的《抗日时期侨乡经营私盐实况》(19)与《菲岛沦陷时期晋江华侨眷属的生活境况》，(20)以及周海宇的《官逼民反，侨眷请愿》(21)等。这些文史资料与上文提到的其他文字资料和下文将提到的口述历史访谈资料相互呼应、佐证，从而为构建战争期间跨国家庭生活与侨乡女性史提供了可能。
(五)期刊
晚清以来，由于华侨对中国事务的广泛参与和贡献，华侨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重视(文革期间是另一种体现)。(22)为了争取、保持和加强与华侨的联系和沟通，侨乡各地出版了许多地方期刊。在福建，《福建与华侨》和《闽侨月刊》分别在1938年和1939年创刊，成为报道海外福建籍华人和福建侨乡、侨眷的主要期刊，从中可以观察到侨乡女性作为侨眷在地方政治上的地位和部分社会生活。(23)此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福建侨务工作通讯》等的出版为了解侨乡社会变革对侨乡女性的影响提供了资料。
民国福建还出版其他专刊如《福建妇女》、《新福建》等，陈月英的《南安侨眷妇女的转变》和苏苏的《永春妇女》描绘了侨乡女性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自力更生的新形象，对她们在妇女运动方面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24)
(六)地方志书、族谱、墓志铭和华侨志
这些颇具地方性的资料亦是研究侨乡女性的重要资料。以道光《晋江县志》为例，在其《烈女传》中，可以粗略了解跨国家庭丈夫出洋后留守妻子的生活概况。例如：“黄氏，陈章宪妻，章宪死吕宋”(《节烈》)；“陈氏，蔡国龙妻，生孩数周，国龙往吕宋。氏贫苦抚儿，年二十往吕宋寻父，归与氏双白聚首”(《名媛》)。又如“颜氏，夫经商暹罗不返，家计萧然”(《节孝》)。(25)
有关侨乡女性的记述更多地出现在族谱中。在闽粤地方存有数量颇多的族谱，涵盖丰富的有关海外迁移的信息。对个体移民的记述内容往往包含其婚配及生育情况、家庭成员出洋时间、海外经历、与故乡故国的联系等，对较有建树者还有专门列传或纪实人谱。(26)因此，这些有关男性移民的记述往往包含留守女性的信息。有关此类资料已经部分整理、收集在庄为玑和郑山玉主编的《泉州谱牒华侨资料与研究》(上、下册)中。笔者举一则资料为例，永春《桃源前溪周氏族谱》中记载：“……(敬辣)娶颜氏，于归后，越年夫远出外夷，氏孤灯自守四十余年，代夫事翁姑甚谨。螟一子，及长娶妇，颇能克意承志，得姑欢……”(27)
在一些墓志碑文中也存有侨乡女性的资料，陈盛明先生就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方面的几则宝贵资料，相信经过发掘会有更多资料发现。(28)
县志、族谱、墓志铭的记述不但保留了侨乡女性的有关资料，提供她们在海外迁移过程中的部分经历；而且显示地方政府、宗族、家庭以或以立节烈为名、或以收入族谱、刻入墓志铭为励，一定程度上鼓励女性牺牲自我、保全家庭，维护地方、宗族、家庭利益的野心或努力。了解这种企图和目的对考察侨乡女性身处的社会环境大有裨益。
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福建、广西等省、地、市、县各级机构出版的华侨志，这些颇具地方特色的志书往往阐述海外迁移史和华侨华人的经济发展等，其中侨乡部分涉及侨眷历史，(29)许多资料可为侨乡女性史的研究提供参考。
(七)乡讯
乡讯虽然是报纸诸多门类中的一种，却有别一般的报纸，它是“在较小区域(地区、市、县、镇、乡)创办，专门向海外同乡传递本地相关信息、沟通亲情、联系乡谊的报纸”。(30)乡讯也为研究侨乡女性提供了一些有用资料，如晋江县(后改为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编的《晋江乡讯》刊登有关泉州侨乡的谚语、泉州侨乡历史介绍和回忆文章等，其中不乏侨乡女性的资料。《晋江乡讯》第199期(2002年2月28日)第四版的《锣婶》描写留守妻子锣婶的生活和她解决乡村械斗的方法，揭示了她的勇敢、独立和智慧。第20期(1983年12月20日出版)上有王人秋搜集整理的《侨乡谚语集锦》中有“半年不见批，头发离乱无心梳”和“甘愿破衫将身缠，不要当夫卖子钱”。生动地描述了留守女性半年没有受到丈夫的侨汇，担惊受怕，无心装扮的情景和留守妻子对侨汇的特别解读。这些谚语和下文提到的广泛流传的民间歌谣等述说着广大没有记名的留守妻子的经历、情感、心声和对海外迁移的主观判断，是构建侨乡女性史的珍贵资料。
(八)包括传记、民间歌谣、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
文学资料作为史学资料利用是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创举，新文化史运用文学作品主要是研究大众文化。(31)有关侨乡女性的文学作品多种多样，包括小说、戏剧、传记、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民歌、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等。其中反映侨乡女性的传记作品是解读侨乡女性生活和心声的重要资料。而民间歌谣反映了海外迁移过程中的性别分工和两性对海外迁移的不同解读。(32)
笔者曾撰文探讨华侨妻子的文学形象，发现此形象具有多样性，反映的主题却相当一致，主要是探讨男性海外迁移过程中女性的婚姻生活和应对种种压力的经历和智慧，反映了海外迁移过程中留守女性生活的不幸。华侨妻子的文学形象是否符合史实只有通过更多的历史研究和其他资料的佐证才能判定，但是这些形象反映了华侨妻子在侨乡社会民众特别是文化人和文学创作者眼中的形象，是海外迁移带给侨乡的一项文学收获，发展和丰富了侨乡文化的内容。除了提供参考资料之外，对留守妻子文学形象的解读启发了历史研究者的相关思考和有关构建。(33)
除了以上讨论的资料，笔者也在海外华人社区及闽粤侨乡田野调查中发现诸如照片、明信片、大字(护照)、防疫证、留守妻子用过的生活用品及住屋等实物，这些图像呈现侨乡女性的面貌、风采及生活环境，提供了个体女性生命史的重要资料。对于泉州地区以外的侨乡女性，除了以上资料，还有其他资料可供利用，如广东潮汕地区的歌册及其传唱实践等，反映了部分留守女性的留守生活及其哀思。
美国女性主义史学理论家Joan Wallach Scott指出，与妇女相关的信息亦与男子相关，对妇女的研究意味着对男子的研究。(34)反过来说，目前涉及海外迁移和侨乡社会的大部分有关资料，尽管是以男性为主的叙述和书写，也包含着有关女性的重要信息，从一个侧面或反映或歪曲侨乡女性的生活图象，加以甄别后，是构建、了解侨乡女性历史的有益窗口与资料。运用这些资料的关键是如何解读。研究者须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深度的感悟力，去伪存真，身同体感，把自己置身于其时其地其景，以“同情之了解”的眼光看待女性的历史。不得不提的是，口述历史资料也是构建侨乡女性史极其重要的研究资料，由于这类资料与田野调查方法关系紧密，故放在下文讨论。
二、构建中国侨乡女性史研究方法试谈
历史研究走到今天，仅仅对文献资料的挖掘、解读和运用已经不足，新史学倡导多学科的交叉渗透与运用，讲求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各学科各方法的有效利用。(35)特别是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已经为越来越多历史学者借用。在构建侨乡女性史时，多种学科方法综合运用尤为重要。
首先，田野调查是侨乡女性史研究不可缺少的途径和手段。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新研究资料、获得地方知识，(36)特别是找到相关女性和男性进行口述史访谈，对构建侨乡女性的历史尤为重要。
对现有海外华人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侨乡研究等有关研究成果的研读可以发现，田野调查方法广泛运用于对海外迁移的发生与发展、海外华人与中国的联系、侨乡社会经济发展等课题的研究。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社会学家陈达于20世纪30年代在闽南、粤东华侨社区采用家庭采访及实地考察的方法，了解海外迁移对华侨社区的影响。(37)又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的林金枝、庄为玑、郑山玉等对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和侨乡族谱进行有计划的、系统的、卓有成效的田野调查，他们的研究成果至今广为引用。(38)
可是，研究者的目光虽然也投向侨乡，却往往从男性的角度出发，忽略或者有偏见地定位、判断侨乡女性的历史，夸大了她们对男性移民的依赖。虽然有少数学者部分地肯定了侨乡女性在侨乡社会、家庭生活与子女教育上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对侨乡女性的充分研究，无法恰当地定位侨乡女性在人口迁移史、侨乡社会史和生活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笔者于2004年为撰写博士论文到泉州对18位跨国家庭留守妻子(即番客婶)进行口述历史访谈。实践证明，对这些妇女的访谈不但充实、佐证、丰富了研究资料，而且解决了笔者研读纸质资料时产生的困惑和遇到的问题。这些妇女中，有丈夫定期寄侨汇的，不定期寄侨汇、寄一段时期侨汇之后失去联系、或出洋后无音无信的。既有丈夫回乡探亲一次或一次以上的，也有丈夫离家之后再无见面的。既有丈夫在外组织另一个家庭而放弃国内家庭的，有丈夫组织家庭后把海外出生的孩子送回泉州给番客婶养育，也有老年得病、空手回乡依靠番客婶生活、服侍的。现实生活中的番客婶虽然已经进入老迈之年(当时最年轻的是75岁，最老的是100岁)，但她们对生活经历的记忆深刻且富有个人色彩。虽然，经年月侵袭而保留的记忆是不完整、不精确、也不完全的，但她们对自己生活经历的讲述、对自己命运的解读令人反思，她们对海外迁移的价值判断与主观观察为研究者解读这群女性的历史及其心声提供了有效途径和重要资料。更可贵的是，她们中的部分人直觉地意识到，对她们的口述历史访谈是对她们历史的一种记录，从而愿意分享她们的生命故事。口述历史资料有力地补充纸质资料的不足，它是女性抒发的心声；通过口述历史访谈，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了解更深一层。
其次，在构建侨乡女性史时，运用社会性别研究方法特别重要。社会性别研究理论吸收了人类学、社会史、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已经在各个研究领域取得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展现不同社会制度下女性经验的多元和复杂，对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及有关现象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从事迁移研究(migratio

中国历史讲坛精美历史故事

n studies)的各学科学者运用社会性别研究方法讨论女性移民在不同社会体系下多姿多彩的迁移经历，以及迁移过程中存在的性别差异。这不但使妇女的身影出现在迁移过程，而且使有关迁移研究的论述更加丰富和完善。(39)
20世纪80年代是社会性别研究逐渐兴起的时代。与此同时，对华人女性的关注亦逐渐兴起。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亚裔研究(Asian American studies)学者兴起了对美国华人女性的研究，探讨华人女性在美的经历与心声，成绩斐然。(40)近来中国大陆学者范若兰运用社会性别研究方法探讨1929-1941年中国女性迁移马来亚的原因、她们在马来亚的适应和对华人社会的重要贡献，社会性别研究方法的运用相当成功。(41)运用社会性别研究方法研究华人女性历史呈现了在悠久的中国人口国际迁移中一直缺席的女性的历史，使有关研究成果更接近历史真实、内容亦更丰富与多元。
相对而言，侨乡女性史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之外学者研究侨乡女性的难度比研究在地华人女性的难度大得多，也在于中国境内相关学者常常关注人口迁移所带来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影响，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海外华人的参与，而忽略了侨乡女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同时，要研究这群女性，学者需要转变学术观念，把社会性别理论引入研究中。显然，对中国社会侨乡女性的历史，学界至今一知半解。侨乡女性在历史构建中的缺位、失语，似乎是一种宿命，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必然。而运用社会性别研究方法，把女性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收集、梳理、解读有关文献和口述历史资料，综合考察她们与男性移民、家庭、家族、社区、国家等的互动和之间关系的变化，才能比较全面地呈现女性的历史，提供由两性共同参与的人口国际迁移史、社会史、华侨华人史。因此，须要充分重视侨乡女性的历史，把侨乡女性列为课题考量的主要因素之一。从社会性别的角度，考查两性在人口国际迁移与地方社会中的经历、地位和作用，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
综上所述，构建侨乡女性史须要参考海内外各种研究资料，包括官方档案、报纸资料、侨批资料、文史资料、期刊、地方志书、族谱、墓志铭、各地侨乡所编的华侨志、乡讯、包括传记和民间歌谣等在内的文学资料、以及图像、实物等，特别是口述历史资料等。这些资料包含侨乡女性的各种信息，经过辨别考证加以利用，将使构建中国侨乡女性史成为可能。
在研究的过程中，笔者认为，许多有关侨乡女性的资料并未收藏于公共机构，因此要特别注重通过田野调查收集女性的资料，观察女性生活本身。同时，在构建侨乡女性史时，应注重运用社会性别研究方法、注重多种学科方法的运用。
一个由两性共同构成的人口迁移史及华人社会的历史，应由两性的历史有机地组成，一方的缺席只能简单化复杂多元的历史本身，也是单调的、不成系统的阐述。因此，构建东南沿海侨乡女性史势在必行。
本文在以下研讨会论文基础上修改：《构建东南沿海侨乡女性史：资料与方法的探讨》，“海外华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方法、理论、视域”国际学术会议，2014年3月21-22日，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第六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s2015年10月15-18日，厦门。
注释：
①详见Huifen Shen,China's Left-Behind Wives:Families of Migrants from Fujian to Southeast Asia,1930s-1950s,Singapore:NUS Press,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Honolulu: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2.
②有关研究，如晓照：《一个值得开拓的园地——谈华侨华人妇女问题的研究》，《八桂侨刊》，1992年第1期；谭雅伦著、鸥济霖节译：《金山箱，守空闱——五邑歌谣中的侨眷妇女》，《五邑侨史》，总23、24期(2001-2002)；王连茂：《明清以来闽南海外移民家庭结构浅析：以族谱资料为例》，陈志明、张小军、张展鸿编：《传统与变迁——华南的认同和文化》，北京：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3-23页；Woon Yuen-fong,"From Mao to Deng:Life Satisfaction among Rural Women in an Emigrant Community in South China",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5(January 1991),pp.139-169; Madeline Hsu,Dreaming of Gold,Dreaming of Home: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1882-194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Xiaojian Zhao,Remaking Chinese America:Immigration,Family,and Community,1940-1965,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c2002; Michael Szonyi,"Mothers,Sons and Lovers:Fidelity and Frugality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Divided Family before 1949"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vol.1,no.1(May 2005),pp.43-64; Siumi Maria Tam,"Engendering Minnan Mobility:Women Sojourners in a Patriarchal World",in Tan Chee-Beng(ed.),Southern Fujian:Reproduction of Traditions in Post-Mao China,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c2006,pp.145-62; Shen Huifen,"Engendering Chinese Migration History:'Left-behind Wives of the Nanyang Migration' in Quanzhou before and after the Pacific War",Ph.D dissertation,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2006;沈惠芬：《华侨家庭留守妇女的婚姻状况——以20世纪30-50年代福建泉州华侨婚姻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沈惠芬：《福建泉州民间歌谣里的海外迁移与留守妇女》，《南洋学报》，第65卷(2012年)；沈惠芬：《构建东南沿海侨乡女性生活史：侨批资料的价值与利用》，《福建论坛》，2013年第7期；Shen,China's Left-Behind Wives:Families of Migrants from Fujian to Southeast Asia,1930s-1950s，前引书。
③沈惠芬：《论华侨妻子番客婶的文学形象和史学意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137页；沈惠芬：《构建东南沿海侨乡女性生活史：侨批资料的价值与利用》，第103-104页，前引文。
④陈瑛珣：《海洋社会华人女性生活史料运用举隅》，《学术研究》，2010年第12期。
⑤有关研究，可见拙文：沈惠芬：《论华侨妻子番客婶的文学形象和史学意义》、《福建泉州民间歌谣里的海外迁移与留守妇女》、《构建东南沿海侨乡

大川历史故事解说中国历史直播

女性生活史：侨批资料的价值与利用》，前引文。
⑥参见Joan Wallach Scott,"Gender: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in Joan Wallach Scott,ed.Feminism &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52-180。
⑦《晋江县民国档案财政：救济侨眷》，晋江市档案馆馆藏档案，编号：旧2-4-200。
⑧有关讨论详见Shen,China's Left-Behind Wives:Families of Migrants from Fujian to Southeast Asia,1930s-1950s,pp.139-160，前引书。
⑨黄梅雨、曾天水：《解放前泉州报业概貌》，《泉州文史资料》新16辑，1998年，第123-126页。
⑩参见黄梅雨：《解放前的泉州报界(二)——〈泉州日报〉》，《泉州文史资料》，新17辑，1999年12月，第107-110页。
(11)有关讨论，详见Shen,China's Left-Behind Wives:Families of Migrants from Fujian to Southeast Asia,1930s-1950s,pp.71-133，前引书。
(12)有关讨论，详见Shen,China's Left-Behind Wives:Families of Migrants from Fujian to Southeast Asia,1930s-1950s,pp.117-124，前引书。
(13)参见沈惠芬：《华侨家庭留守妇女的婚姻状况——以20世纪30-50年代福建泉州华侨婚姻为例》，前引文。
(14)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编印：《归侨侨眷归国学生先进事迹汇编》，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1959年，第96-98页。有关此时期侨乡女性生活变迁，见Shen,China's Left-Behind Wives:Families of Migrants from Fujian to Southeast Asia,1930s-1950s,pp.161-188。
(15)详见沈惠芬：《构建东南沿海侨乡女性生活史：侨批资料的价值与利用》，前引文。
(16)有关侨批资料作为史料的重要作用与局限性，详见沈惠芬：《构建东南沿海侨乡女性生活史：侨批资料的价值与利用》，第103-110页，前引文。
(17)Shen,China's Left-Behind Wives:Families of Migrants from Fujian to Southeast Asia,1930s-1950s,pp.139-151，前引文。
(18)《晋江文史资料》，第3辑，1983年3月，第55-60页。
(19)(21)《晋江文史资料》，第1辑，1981年11月，第42-47页，31-41页前引文。
(20)《泉州文史资料》，新13辑，1995年8月，第119-121页。
(22)Leo Douw,"The Chinese Sojourner Discourse",in Qiaoxiang Ties: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Cultural Capitalism" in South China,eds.Leo M.Douw,Huang Cen and Michael R Godley(London: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99),pp.22-44.
(23)参见Huifen Shen,"Qiaojuan Politics:Government Policies toward the Left-behind Family Members of Chinese Overseas,1880-1990s",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vol.6,no.1(May 2010),pp.43-79。
(24)分别刊于《福建妇女》第4卷第5、6期，1945年10月；《福建妇女》第3卷第1期，1943年11月。
(25)转引自李国宏：《温陵杂识》，石狮：石狮市绿洲读书社编印，1998年，第116-118页。
(26)郑山玉：《侨乡谱牒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代绪论)》，庄为玑、郑山玉主编：《泉州谱牒华侨资料与研究》(上)，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第3页。
(27)庄为玑、郑山玉主编：《泉州谱牒华侨资料与研究》(上)，第205页。
(28)陈盛明：《晋江地区华侨墓志所反映的史实》，晋江地区华侨历史学会筹备组编：《侨史》(第1辑)，晋江：1983年，第89-107页。
(29)广东方面的介绍见潮龙起、邓玉柱：《广东侨乡研究三十年：1978—2008》，《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63—64页。
(30)何少川：《〈论乡讯〉序(一)》，《炎黄纵横》，2007年第12期，第12页。
(31)王笛：《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
(32)详见沈惠芬：《福建泉州民间歌谣里的海外迁移与留守妇女》，前引文。
(33)有关讨论，参见沈惠芬：《论华侨妻子番客婶的文学形象和史学意义》，前引文。
(34)Scott,"Gender: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35)参见王笛：《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张小也：《历史人类学：如何走得更远》，《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36)有关田野调查的重要性，见侯杰：《试论历史人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5年第9期。
(37)陈达：《南洋华侨与闵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9年。
(38)详见林金枝、庄为玑编著的有关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选集(分福建、上海、广东卷，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和厦门大学出版社于1985、1989、1994年出版)；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庄为玑、郑山玉主编：《泉州谱牒华侨资料与研究》(上、下册)。
(39)G.Kelson and D.Delaet(eds.),Gender and Immigration,London:Macmillan,1999.
(40)有关作品，如Stacey Guat-Hong Yap,Gather Your Strength,Sisters:The Emerging Role of Chinese Women Community Workers,New York:AMS Press,1989; Judy Yung,Unbound Feet: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c1995; Xiaolan Bao,Holding Up More Than Half the Sky:Chinese Women Garment Workers in New York City,1948-1992,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
(41)范若兰：《移民、性别与华人社会：马来亚华人妇女研究(1929-1941)》，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
本文转自《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11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4414.html

以上是关于构建中国侨乡女性史：资料与方法的探讨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构建中国侨乡女性史：资料与方法的探讨；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344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