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清代台湾义冢的救济对象与捐助者———兼论清代台湾的社会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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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4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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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台湾义冢的救济对象与捐助者———兼论清代台湾的社会特质

［内容提要］清代台湾的特殊社会环境，使得丧葬救济极为重要，且颇具特色。就义冢的救济对象而言，大陆移民、戍台官兵等占较大比重。至于义冢的捐助者，除绅士阶层外，像开垦组织、郊商等社会群体，更值得我们关注。通过义冢的救济对象以及捐助者，我们得以透析清代台湾特殊的社会阶层，从而更好地了解清代台湾作为移民社会、海疆社会的特质。
［关键词］清代台湾;义冢;救济对象;捐助者;社会特质
掩骼埋胔的传统，《周礼》已有记载，据称，“昔周西伯掩胔路曲，后世称仁;汉曹褒埋骼山阿，于今颂德”。①在传统社会中，不惟亲属之间有丧葬救济的义务，非亲属间也有死丧相助的习俗。这种习俗，对于社会的稳定与伦理道德的发展，均有不可忽视的意义。②
与大陆相比，清代台湾社会环境较为特殊，丧葬救济尤为重要，也更具特色。③基于掩埋枯骨的功能，义冢在清代台湾社会丧葬救济中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作为最主要的丧葬救济设施，义冢的设置贯穿整个清代，且其分布地域十分广泛。通过义冢的救济对象以及捐助者，我们得以透析清代台湾特殊的社会阶层，进而更好地了解清代台湾作为移民社会、海疆社会的特质。
义冢的救济对象
清代台湾义冢本为无人营葬者而设，然到后来，普通百姓亦有营葬其中者。④此外，地方官也常将不便耕作的荒埔等设为义冢，听民安葬。在清代台湾，义冢的入葬者主要包括普通百姓与戍兵、义民等。他们集中体现了台湾作为移民社会、海疆社会的特质。
普通百姓
清代台湾经历了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型，而在社会转型之前，移民社会特质在诸多方面影响了台湾丧葬救济的发展。
费孝通先生曾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⑤实际上，这种乡土性包含多层内涵，也体现在“生于斯，死于斯”的归葬故土习俗上。台湾与大陆仅一水之隔，但在清代，台湾海峡对两岸沟通影响巨大。许多客死台湾的大陆移民的棺骸，时常暂寄于台湾的殡舍。乾隆四十三年(公元 1778 年)，台湾知府蒋元枢在《建设南坛义冢并殡舍图说》中提道:
查台郡有南北二坛，俱为寄榇之所。南坛在郡治之南郊，北坛在北门外。台郡习俗惑于风水，每多停棺不葬;又流寓而死者，或不能运柩还乡，或无人为营窀穸，皆寄柩于二坛……于是相度南门外竹溪寺后，有园地一片……又有竹围一所……以园地为义冢，葬旅殡之无归暨家贫不能营葬者。又于竹围内另建寄榇之舍共二进，两厢各六间，木料坚固，屋宇宽深，募僧守之。来寄棺者，设簿记其姓名、乡贯及寄棺之年月，以备稽查。⑥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或是音耗不通，内地眷属不能及时运返故乡，或是受到停棺不葬习俗的影响。在蒋元枢之前，台湾县知县夏瑚就已经提到这一问题。夏瑚在乾隆二十四年(公元 1759年)“于饬埋民间棺骸之便，查出流寓棺骸共计三百五十八具”，遂在厦门预先择定一二处宽旷庙宇停寄，选拨僧人端司其事，然后“将有姓名籍贯之棺骸代运赴厦，仍先移知原籍，不必出差，只须示召亲属，定限半年内赴厦认领……如一年之后无人赴领，就于厦门预择无碍闲僻官山，作为义冢”。⑦因此，暂厝的客死者棺椁，一部分经一段时间后由亲属自行运归故土，而一部分则由官方配船帮助。但很显然，能够归葬故里者属于少数，更多的客死者只得葬入台湾的义冢。
台湾早期移民多为获取耕地而来的贫苦农民，在尚未开发的土地上，他们面临着种种危险和困难。⑧生存条件恶劣，人口死亡率相对较高，许多移民客死台湾，安葬本地。瑠公圳新店圳头的“万善同归”墓，就是当年开圳者合葬之地。瑠公农田水利会，于每年 11 月上旬举行祭祀，以示不忘先民的功绩与艰辛。⑨
在疾病、自然灾害的威胁之外⑩，土汉冲突令清代台湾的大陆移民面临更为恶劣的开发环境。当时，居于山地的土著居民多以射猎为生，许多部落有猎首习俗。罗大春《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载，宜兰苏澳附近有所谓“额刺‘王’字之番”，更以杀人为豪，“其俗得一头颅，方能得妇;处事不论情理，以得级之多寡为曲直。故时挟标枪，伏莽狙击;中则割其首，吮血刮肉而去。兵勇、樵夫被其刺杀者，不时而有。”而噶玛兰西、南、北三面均为“生番”之地，各社人数虽有不同，但均有“出草”杀人的习俗。长期以来，移民与土著居民互杀，甚至结下“不解之仇”，“兰民岁遭番害，不下千余;番之死者，亦十之一”。【11】清代史料记载了大量关于“番害”、“番乱”或“番变”的事件【12】，乾隆年间甚至发生过台湾淡水同知潘凯被杀的案件。【13】因此，土汉冲突，对在台拓垦的大陆移民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迄今在新竹丘陵山地区域，尚存在许多大公墓、义冢或万善祠，收埋、祭祀无主的“孤魂”，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当年拓垦过程中死于“番害”的单身隘丁和垦佃。【14】
同时，清代台湾较为特殊的人口结构，也是丧葬救济发展的促进因素。在清代前期，台湾的人口结构以男女比例失调、男性占绝对多数为重要特征，众多移民在台无妻室，甚至无亲人。一方面，移民的早期阶段经常呈现一种“踩路效应”，即通常是富于冒险精神的青壮年首先进行移民实践，他们多系单独一人进入新的地域进行开拓，在迁入地立足脚跟、趋于稳定之后，他们方才考虑举家迁移。这样既能抛开家庭的负担，又能避免整个家庭承担移民的潜在风险，从而实现了移民最大效率与保证家庭安全的双重效果。【15】另一方面，清廷禁止携眷、限制搬眷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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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也促成了台湾男女性别比例的非正常化。
这种人口结构，造成了血缘关系的淡薄，推动了祖籍地缘关系的发展。密切的祖籍地缘关系，有利于移民的团结协作，形成一股“疾病相扶、死丧相助”的救济习俗。但另一方面，“分类”意识又与祖籍地缘关系相伴相生，容易造成各个群体自筑壁垒、互相对抗的局面。闽粤社会素有械斗之风，大陆移民移居台湾以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械斗的发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道光年间，因设义冢鸠费有余，为推泽枯之仁、成柔远之义，台地士人同建台湾府同善堂。该堂兼具“养生、送死、赒穷、恤匮”的功能，有人提出借此淡化分类意识的建议，《台湾府公建同善堂记》云:
考同人之彖传既曰“通天下之志矣”，大象又曰“君子以类族辨物”，说者谓所以审异而志同也。倘所同弗辨善与不善，斯有乖于君子之道而不可贞。即如台郡熙攘往来，其类不一。占籍之民，闽、粤各自为类，而闽之中又分漳、泉，粤之中又分潮、嘉，但以乡里为异同，而善与恶揉而杂焉，海外遂纷纷多事矣。诚能闻同善之风而勃然兴起，何难偏党渐化、徙善远罪而不自知。即测水占风以来同，亦无不羡乐郊乐土，履险若夷，其善气之洋溢曷有既耶!【16】
以“同善”名其堂，含有淡化党同、对抗分类意识的意味，足以显示创设者的良苦用心，又令今人领悟社会救济对于移民社会的特殊意义。
另外，被称为“罗汉脚”的游民群体，是清代台湾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游民在清代台湾社会中的比重，陈孔立先生曾做过估算，详见表 1。
嘉道以后，游民在台湾社会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仍有相当数目。【17】“罗汉脚”人数众多，往往无家无业，游食四方，生活没有保障，甚至连死后都无以营葬、暴尸荒野。为此，清政府以及台地士绅殷商建立的济贫体系，吸收这一群体，努力将其纳入政府可控的范围之内，达到安定社会的作用。【18】而无人营葬的无业游民，便成为丧葬救济的重要对象。
表 1 清代台湾游民人口估算年份

乾隆-清代台湾义冢的救济对象与捐助者———兼论清代台湾的社会特质

资料来源:陈孔立著:《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增订本)，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3 年，第 207 页。
戍兵与义民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 1683 年)，清政府平台，始遣水陆官兵万余人赴台防戍。许多戍守台湾的官兵死于瘴疠疾病等故，他们的归葬问题日益凸显。
乾隆二十一年(公元 1756 年)，乾隆帝谕令，以后驻防兵丁，允许在外置产，病故后即著在该处埋葬，其寡妻停其送京。但各处兵丁内若有无力置地营葬者，令该将军、都统等酌动公项置买地亩，作为无力置地的穷兵公葬之用。【19】乾隆四十二年(公元 1777 年)，鉴于戍台官兵无专设义冢、兵民混葬带来的不便，台湾知府蒋元枢在府城大北门外较场边，购置园地，作为戍兵之冢。他在《捐建北门兵丁义冢图说》中说:
北坛，在郡治北门外较场之西北隅。其地有地藏庵，祀孤之典，于此举行;地势极高。庵前向立天灯，终夜燃照;海艘在洋遥见灯光，知将进口，以此为准———如标的然。旁有殡舍，大小三座;与南坛均为停柩之所，兵民无别。查台郡戍(原文误戌)兵，三年班满，始回内地;病故者随时埋葬，不能择地。元枢既于南坛建设义冢、殡舍，埋寄民棺;因念兵民相杂，易起争端，必须另筹区别。随于较场之东，查有民业五甲有奇———计地六十余亩，地颇广宽。立契购买，建立义冢，专为戍(原文误，同前)兵埋棺之所;别于民人，以杜争竞。其条规，一与南坛无异———详见前说，不复赘陈。【20】
在他的主持下，建立了专门埋葬亡故戍兵的北坛义冢，以区别于百姓的义冢，杜绝纷争。
另外，又有一类专为社会动乱中殉难的官兵、义民而设的义冢。关于清代台湾社会“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俗语，今人虽多有误解，但也绝非空穴来风。清代台湾，社会动乱频仍，其中就民众起义而言，数量虽不算多，但社会影响不容忽视。【21】每当起义发生，清廷常组织大陆官兵、台勇等进行镇压。镇压活动，又多有称为“义民”者协助官府进行。镇压有功的官军或义民往往获得褒奖，而死难者荣葬义冢，受不时之祭祀。
道光十二年(公元 1832 年)，张丙起事，官民死伤无算。其时，把总李瑞麟等购置园地，置嘉义县殉难义冢，掩埋枯骨。王得禄《殉难义冢碑记》载:
道光十二年，岁在壬辰，冬十月，嘉义县属张丙诸逆倡乱，戕官兵，攻县城□□台湾水师副将周君承恩赴援阵亡，兵从死，舟兵尸不可办。时温君兆凤任参将，方领军会战解兵团□□城南地□诸暴露者，水师守备蔡君长青等，自府治□□赴镇帅军前遇贼涌至于县南七十里之曾文溪，战不利，一阵皆殁。把总李瑞麟亦瞻□敉□之，然当余氖未熄之秋，均草草也。余适奉命勘事军营凯旋□□商□□□□副将黄君贵，知会台澎艋舺水师寅僚，慨捐廉俸，筑为义冢□土高大之。以余赀置义田，为春秋祀费，殆礼经以死勤事则祀之之意。【22】
道光十六年(公元 1836 年)，即李瑞麟收埋枯骨后 4 年，原任提督的王得禄又捐廉俸，筑为义冢，并设置义田，作为春秋祭祀经费，不时祭祀。
又如，云林县西南一里处有“万人墩冢”。同治元年(公元 1862 年)，戴潮春事件爆发，清政府先后组织大批官兵、台勇进行镇压，历时近 3 年，终得平定。在这次事件中殉难的兵民即合葬于万人墩冢。该义冢同样设有田业，备春秋祭祀。【23】
同治十年(公元 1871 年)，60 多名琉球人漂流至台湾南部，其中 54 人被高士佛、牡丹社居民杀害。同治十三年(公元 1874 年)，日本借口牡丹社之事派遣所谓的“台湾生番探险队”入侵台湾，对台湾南部各社“生番”进行征讨、分化，并挑起汉民与土著居民间的矛盾。淮军将领唐定奎率铭武军十三营，驰赴台湾应对。后经两江总督沈葆桢奏请，于凤山县建昭忠祠，“其阵亡、伤亡、病故各员弁勇丁，仰蒙赐恤入祀昭忠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唐定奎又于光绪二年(公元 1876 年)七月筹款在凤山县北门外武洛塘购买基地，建立昭忠祠享堂 3 间、两庑各 3 间，旁葬勇棺 1149 具。此外，他还于光绪元年(公元 1875 年)八月在枋藔购地，作为义冢，迁葬前敌、内山等处勇棺 769 具。【24】
在实际中，地方官出于杜绝兵民义冢纷争的考虑，以及对该类义冢所具有的社会教化功能的重视，戍兵、义民的义冢多为官方所设。
义冢的捐助者
与大陆相比，清代台湾义冢的捐助者不仅包括绅士阶层，【25】而且涉及诸多特殊的社会阶层或群体。他们往往承担了丧葬救济的资金负担，并参与到义冢等设施的日常管理中来。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为了保证社会救济的持续有效性，捐助者往往不仅仅实行一次性帮扶而已，多采用“置产生息”的办法，来保证充足的运作资金。【26】乾隆年间，彰化生员魏子鸣创立“敬义园”，为避免“无恒产，势难经久”局面的出现，魏子鸣更以经费购置田园、市廛，以生息之。【27】类似地，台湾知府蒋元枢在率众绅士创设义冢等丧葬救济设施时，亦将“置产生息”作为获取经费的主要方式。【28】然而，丧葬救济所需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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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多，诸如厉祭仪式、义冢维护，在在需费。因此，在经费不敷使用的情况下，又有“重捐”之举措。道光年间，鹿港同知王兰佩在《重捐敬义园序》中称:
顾立法之初，纲纪粗张，施泽未远，计年得息，量入为出，固尝见其有余;而流传既久，生齿日繁，费用日广，则又见其不足。非重捐建业，倍加生息，势恐中阻难支也。【29】
其实在魏子鸣创立“敬义园”后，嘉庆间就已有人重捐。但至道光间，不独费用日广，而且“风雨骤至，桥路多崩，以敬义园岁所出息，给费不敷”，故众人再行重捐。
限于史料，清代台湾义冢等丧葬救济的具体运作情况固然难以理清，但以经费来源为分析中心，来探讨丧葬救济设施如何创立、维护等一系列问题，足以展现丧葬救济的捐助者。
绅士阶层
作为地方社会的精英，绅士是社区中较有威望的一群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地方社会的领导权，拥有参与公共事务的便利。在丧葬救济问题上，他们往往兼具倡建者与管理者的双重身份。
首先，丧葬救济是政府实施社会教化、移风易俗的凭借手段，是地方官员的重要职能之一。【30】与内地相似，清代台湾的地方官对于丧葬救济的推行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纵观整个清代，台湾地区由官员设置的义冢约有 23 处(表 2)。这些官员涉及文武各级，不仅有巡抚、知府、同知、知县、县丞等文官，还包括管带、参将、守备、巡检等武官。另外，官员设置的义冢牵涉到台湾多个地区。·
表 2 清代台湾地方官员所设义冢一览表

乾隆-清代台湾义冢的救济对象与捐助者———兼论清代台湾的社会特质

注:1．关于本表资料来源，参见孙杰:《清代台湾丧葬救济初探》附录 1，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硕士论文 2010 年。
2．本表采用的政区建制标准为光绪十年( 公元 1884 年) 。诸罗县于乾隆五十二年( 公元 1787 年) 改称嘉义县。
如前所述，地方官往往会采用捐廉俸等形式，购置田园，作为设置义冢等设施的场所。例如，在乾隆十七年(公元 1752 年)，台湾县知县鲁鼎梅曾“捐银四十大圆，买置园地计八分”，设水蛙潭、海会寺前、北坛前三处义冢。【31】
而作为非官员身份的绅士往往采取两方面的做法。一方面，他们捐银倡建义冢。例如，康熙五十九年(公元 1720 年)，监生陈士俊于凤山县新昌里购得园地数甲，作为冢山。【32】另一方面，他们还会向地方官员禀请设立义冢。清代台湾的许多荒山荒埔在经过当地绅士向当地官府禀请后，被作为“听民安葬”的义冢。新竹县绅士在乾隆年间多次禀请设置义冢，据咸丰元年(公元 1851 年)，举人许超英、贡生魏绍华、叶呈芳等同勒《宪禁冢碑》称:
台地乃属界外荒山，凡无耕无赋之地、或畬或麓之区，均听流寓民人随处筑坟瘗葬，经于嘉庆年间钦奉皇上恩诏、大宪札行……查乾隆四十二年间，息庄佃民及诸绅士人等先后佥请各前宪准以香山牛埔内、外狮山一带山麓旷地并巡司埔、枕头山、蜈蜞窝、鸡蛋面设为义冢各在案。【33】
这种荒山荒埔经绅士禀请转变为义冢的情形，相当常见。【34】
绅士阶层还往往主持丧葬救济事业。义冢等设施的日常管理由董事主持，而董事多出自绅士阶层。乾隆四十二年(公元 1777 年)，蒋元枢捐置新南坛义冢殡舍，曾以职员韩曰文、郑其嘏司其事，后来又以岁贡生韩必昌为董事。【35】
其他社会阶层或社会组织
与大陆相比，清代台湾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社会群体，包括以“郊”等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以及垦首、结首、隘首、通事等为代表的具有特殊身份的社会阶层。他们在清代台湾的丧葬救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垦户与开垦组织
在清代台湾的开发过程中，为防止“生番出没无常，常扰耕民”【36】情况的发生，设立了大量的“隘藔”。清政府在设置官隘的同时，鼓励垦户组建开垦组织(如金广福、金惠成)，抵御“番祸”。除抵御开垦风险(尤其“番害”)外，许多开垦组织(如诸协和、陈赖章等)的产生，又有协同劳作因素的作用。这些开垦组织往往得到官府的批准，或在近“番”地区建设铳柜【37】，或在未垦地区直接合股开垦。
垦户及其所依托的开垦组织，在开发、耕作土地的同时，积极参与了地方的公益事业。其中，丧葬救济是重要的内容。特别是在台湾的开发过程中，许多隘丁或垦户因“番害”等原因而亡故，守隘者、垦户等捐建义冢，使得亡故者得以安葬。《淡新档案》所载同治年间一份文书云:
至金广福初开未成，每有上下内来孤客，只身入山，抽藤采樵、煎栳做料、把隘等务，或病故，或生番杀毙，均葬隘内各山废坟，久无亲戚祭扫修理，迭被牛猪，风雨损崩，常致骸骨漂流沟窟，曝露犬咬。故金广福目击心伤，遍贴告白，前后建设义冢，雇工捡拾合葬，蒸尝祭祀，四方颂德，城庄悉知，历久无异。【38】
金广福等开垦组织曾为无亲无故的逝者建立过许多类似的义冢。在新竹，诸协和置龟山下义冢【39】，十股垦户置南埔义冢。【40】嘉庆末年，金惠成杨送辉置树杞林义冢。光绪十年(公元 1884 年)，金广福垦户姜绍基置北埔义冢。【41】在苗栗，同治十三年(公元 1874 年)，垦户吴定新倡建大湖八份街万善祠，共一十二间，祀义冢孤魂。其弟吴定□，连年将八份街所收地租银半捐作香祀之费。【42】在台北，光绪十九年(公元 1893 年)，业户徐景云等因“大溪墘一带地方未有义冢，骸骨抛露”，自愿捐地一块，“每年带钱粮银三元，贌佃实收租谷十石，以为祭祀，交就近总理、庄耆办理，永远作为祭祀用费”，并声称“此乃云自己发心乐施……喜捐乐施之田业，日后子孙不敢异言”。【43】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郊商与郊行
在传统社会中，商人及其商帮组织在行商坐贾之余，还积极投身于社会的公共事务。以福建商帮为例，社会公益事业以其求乡誉、资冥福的特殊功用受到青睐，很多桥亭墟街、义仓义冢等公用设施均得到了福建商人的积极捐助。【44】清代台湾的商人正是如此。清代台湾的商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城内的铺商，另一种为城外的郊商。【45】其中，郊商的组织称为“行郊”或“郊行”，是清代特殊的商帮组织名称，仅见于闽台地区。【46】在清代，台湾的郊行及郊商不仅捐银倡建义冢等设施，还承担嬴余捐银的代收、存储与生息，上文提到的彰化县“敬义园”便是一例。乾隆四十二年(公元 1777年)，魏子鸣同巡检王坦率绅士林振嵩及郊商等捐赀建置旱园，充为义冢，以盈余捐项，置买店屋租业，择泉、厦二郊老成之人为董事办理。逐年以所收租税，作敬拾字纸、收敛遗骸、施舍棺木、修造义冢桥路之用。【47】
台湾位居大洋南北交通、东西辐辏之地，具备发展海洋贸易的地理区位优势。福建商人自宋元以降至于明清日益深厚的海洋贸易传统，形塑了清代台湾郊商的重要特征，进而成为郊商参与丧葬救济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海洋贸易的危险，使得长期以之为生的郊商不仅形成敬祀天后的行业传统，而且产生了广行阴德、企求保佑的群体心理。清廷平台以后，开放鹿耳门为贸易正口，台湾商人长期通过此地对外贸易。道光十一年(公元 1831 年)，鹿耳门遭淹没，沿海渔民、佃户多有死伤。“三郊商人素为海上贸易，悯其厄，每年是日设水陆道场于水仙宫，以济幽魂，佛家谓之‘普渡’。”【48】另一方面，郊商经商往返于海峡两岸，具行船之便，故清代前期，政府招募其船只举充太平船，“专为运送兵丁骸骨，并附搭客柩”。【49】
土著居民与通事、土目
在丧葬问题上，许多土著居民本有葬不归土的习俗，但在与汉人的接触过程中，土著居民(特别是平埔族人)不断汉化，渐渐接受了汉人“入土为安”的丧葬理念。光绪五年(公元 1879 年)，时任台澎镇总兵、后山统领兼办卑南厅抚番事务的吴光亮曾拟立《化番俚言》三十二条，其中第二十三条云:
礼宜祭葬，以安先灵。盖人老必死，既死，骸骨必须归土，乃一定道理。尔等番俗，父母死后皆不用衣棺收殓，就将尸身藏于室内或埋之陇亩，不知祭拜;天伦灭绝，莫此为甚! 此后尔等如遇父母、兄弟、妻子死亡，须用衣棺收殓，深埋山冈之上，堆土为记。每年清明，祭拜一次，世代相传，勿忘父母鞠育之恩。如父母死，男子用白线打辫、女子用白绳束发，不可穿红着绿，以表哀慕之诚。三年后始行除去，再从吉服可也。【50】
这一政策的出台却非毫无基础，它以土著居民丧葬理念的转变倾向为基础，这可以由此前土著居民捐献义冢的行为来体现。乾隆二十三年(公元 1758 年)，新竹众“社番”献给嗄唠别义冢。【51】又如枕头冢、埔顶冢、沟仔底冢等，亦由土著居民捐献。【52】
另外，借助权力与财富，具有通事、土目以及社总、土官、头人(即庄耆)等身份的人得以介入地方社会的公共事务，客观上承担了社会精英的角色。例如，乾隆五十七年(公元 1792 年)，竹堑社通事荖莱湘江、土目潘文起献樟树林下排仔、樟树林屏山下二排两处义冢。【53】
结语
毫无疑问，普通百姓在清代台湾义冢的收埋对象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实际上，这部分入葬者的“移民”属性，恰恰凸显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特质。另一方面，移民社会与海疆社会的双重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台湾义冢的施予对象。清代台湾地区开发环境的恶劣、特殊的人口结构以及与大陆原乡隔海相望的地理形势，都增加了社会对于义冢的需求度。而清代台湾的边疆社会特性，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性，又塑造了戍守官兵与义民存在的社会环境。为戍台官兵及义民专门设置的义冢，固然体现官方对其教化意义的重视，实则更反映出清代台湾作为边疆社会的动荡特性。
当然，清代台湾的移民不仅包括以开垦土地为目的的生存型移民，又有因科考、做塾师、充任幕僚或讼师、经商等而来台的发展型移民，【54】后者也常成为丧葬救济的救助对象甚至捐助者。例如，光绪十七年(公元 1891 年)，福建分巡台湾兵备道唐赞衮“电禀抚院，派‘飞捷’官轮来南运载。委员、司事人等棺柩不下二十余具，并委员护送上海，或寄存善堂，或传其家属领回安葬。另酌助盘缠，发给护照，以免流寓暴露之惨”。【55】又如，台湾县有一处“师爷冢”，是江浙游幕人士公置的义冢。【56】
由于血缘性宗族关系不发达，清代台湾的丧葬救济无法过多地依赖亲族之间的支持。《诸罗县志》云:
土著既鲜，流寓者无期功强近之亲，同乡井如骨肉矣。疾病相扶、死丧相助，棺敛埋葬，邻里皆躬亲之。贫无归，则集众捐囊襄事，虽悭者亦畏讥议。诗云: “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此风较内地犹厚。【57】
因此，类似“同乡”名义下的祖籍地缘等非血缘性关系得以充分发展。就清代台湾义冢的捐助者而言，对于绅士阶层，人们并不陌生。但对其他一些难以明确划归绅士阶层的社会群体，像开垦组织、郊商等，是清代台湾特殊社会环境的产物，尤能体现台湾地方社会的特征。他们介入义冢创建与运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这是风俗、伦理对他们的道德性要求。另外，在地处边疆的台湾，这些人群虽未必被承认属于绅士阶层，但他们却肩负起绅士的社会责任。因此，他们参与公共事务，恐怕也存在跻身社会领导阶层方面的企图。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林豪:《澎湖厅志》，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92 页。
②梁其姿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具有明显的社会教化意义。参见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③戴文锋在谈到清代台湾的社会救济事业的特殊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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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列举血缘性的救济事业不发达、儿童救济开展甚晚、贫老济恤机构于领台初始即行设立、义冢数量相当多且侵垦严重、各省罕见的太平船运柩回籍措施等特征，并指出这些现象乃是台湾本身的特殊性造成的。参见戴文锋:《清代台湾的社会救济事业》，台南: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硕士论文 1990 年。
④周翔鹤先生将清代台湾的义冢分为两类:“一是有钱人出钱买地，给贫困无力买地的人用的。这种义冢数量虽不算少，但范围不大。”“另一类是原来的荒山、荒埔，大家在那里营葬，就自然形成公共墓地———义冢。”(见周翔鹤:《从清代台湾公共墓地———义冢看移民的认同心态》，载《台湾研究集刊》1994 年第 2 期。)这种分类并不绝对。有些义冢针对无人营葬者而设，后来，附近的百姓也渐渐营葬其中。
⑤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6 页。
⑥蒋元枢:《重修台湾各建筑图说》，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69 页。
⑦《台湾私法物权编》，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1485 －1487 页。
⑧陈孔立:《有关移民与移民社会的理论问题》，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 年第 2 期。
⑨王世庆:《清代台湾社会经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 年，第 193 －194 页。
⑩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6 年，第 77 页。
【11】罗大春:《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21 －22 页。
【12】据称，雍正年间几乎年年发生土著杀害汉人事件，而自清初至道光年间，此类事件多达 80 起。见黄焕尧:《清季台湾番患事件之本质探讨》，载《台北文献》直字 79 期，转引自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年，第 103 页。
【13】闽浙总督雅德奏为酌筹剿捕杀害台湾淡水同知潘凯生番事，乾隆五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朱批奏折，档案号 04 －01 － 26 － 0010 － 003。
【14】张世明、龚胜泉:《另类社会空间:中国边疆移民社会主要特殊性透视(1644 － 1949)》，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6 年第 1 期。
【15】张世明、龚胜泉:《另类社会空间:中国边疆移民社会主要特殊性透视(1644 － 1949)》，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6 年第 1 期。
【16】邓传安:《蠡测汇钞》，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35 －36 页。
【17】参见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增订本)，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3 年，第 207 －210 页。
【18】戴文锋:《清代台湾的社会救济事业》，台南: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硕士论文 1990 年，第 212 页。
【19】昆冈:《大清会典事例》卷 161，户部，《田赋·直省驻防官兵庄田》。
【20】蒋元枢:《重修台湾各建筑图说》，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71 页。
【21】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增订本)，第四章《社会动乱》，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年。
【22】何培夫:《台湾地区现存碑碣图志:台南市篇(下)》，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1992 年，第 376 页。
【23】倪赞元:《云林县采访册》，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12 页。
【24】卢德嘉:《凤山县采访册》，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337 －338 页。
【25】张仲礼认为，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的，具有上述身份者自然成为绅士集团成员(参见氏著:《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年，第 1 页)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大多认同张仲礼、瞿同祖等学者界定绅士的“身份策略”，但多反对将现任官员纳入士绅的范畴(参见尤育号:《近代士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史学理论研究》2011 年第 4期)。为便于论述，本文采用较为宽泛的概念，以“绅士阶层”包含现任官员以及生员等低级功名者。
【26】王尊旺:《清代台湾社会慈善事业初探》，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 年第 2 期。
【27】周玺:《彰化县志》，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471 页。
【28】唐赞衮:《台阳见闻录》，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78 －79 页。
【29】周玺:《彰化县志》，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425 页。
【30】例如，清廷曾于顺治九年(1652)、康熙二十四年(1685)谕令地方官员，各地设义冢收埋无主枯骨，并对掩埋枯骨的好义之人给匾旌奖。(参见昆冈:《大清会典事例》卷 406，礼部，《风教·收埋枯骨》。)
【31】王必昌:《重修台湾县志》，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102 页。
【32】陈文达:《台湾县志》，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95 页。
【33】陈朝龙:《新竹县采访册》，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208 页。
【34】周翔鹤:《从清代台湾公共墓地———义冢看移民的认同心态》，载《台湾研究集刊，1994 年第 2 期。
【35】谢金銮:《续修台湾县志》，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92 页。
【36】不著撰人:《新竹县制度考》，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102 页。
【37】《台湾纪事》载:“凡深山必有隘。土人目隘寮曰‘铳柜’，亦曰‘铳库’，总以火攻为长技。诸处额设隘首与隘丁若干名，以资守御。”(见吴子光:《台湾纪事》，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4 页。)
【38】“月眉赤柯坪等庄职员刘逢时、监生黄珍祥、佃户叶阿添等为影射冒控、串扰索诈、大害□□□，应佥请洞鉴恩宥，免累无辜事(职员刘逢时等为柳波影射冒控希图索诈，禀请淡水厅同知陈培桂饬查)”，淡新档案，档案号 ntulod － th22407_007。
【39】陈朝龙:《新竹县采访册》，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141 页。
【40】陈朝龙:《新竹县采访册》，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140 页。
【41】陈朝龙:《新竹县采访册》，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134 页。
【42】沈茂荫:《苗栗县志》，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162 页。
【43】《台湾私法物权编》，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1490 －1491 页。
【44】林枫:《明清福建商帮的性格与归宿》，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
【45】卓克华:《清代台湾行郊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8 页。
【46】陈支平:《清代泉州黄氏郊商与乡族特征》，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
【47】周玺:《彰化县志》，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63 页。
【48】连横云，此即台南所言“鹿耳门寄普”一事。(参见连横:《雅言》，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23 页。)
【49】丁曰健:《治台必告录》，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327 页。
【50】黄逢昶:《台湾生熟番纪事》，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46 页。
【51】陈培桂:《淡水厅志》，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72 页。
【52】郑鹏云:《新竹县志初稿》，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39 页。
【53】郑鹏云:《新竹县志初稿》，台湾文献丛刊本，第 41 页。
【54】李祖基:《大陆移民渡台的原因与类型分析》，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