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山原互动：明清秦岭北麓经济发展与市镇体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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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山原互动：明清秦岭北麓经济发展与市镇体系的形成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是陕西地方经济发展与市镇体系的形成期，秦岭山地与渭河平原形成一种经济的互动。由于秦岭北麓山高峪深，与渭河南区平原地带在行政区划上构成一体，县域经济的开发带动了原区市场的繁荣与市镇体系的成长，山原互动所形成的市镇格局主要特征有二：其一，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市场体系完备，且多形成一些货连数省区的大的经济型市镇。其二，市镇在分布格局上较为集中，形成集中带状分布。虽然本区在施坚雅所划分的流域区中属西北地区中心地带，但受地貌条件、行政区划的影响与干预，很难形成结构均匀、标准的几何形市镇体系。
【关 键 词】明清时期经济/秦岭北麓/市镇体系econom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north of the Qinling Mountains/urban system
【英文摘要】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aw the 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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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and shaping of the urban system in Shaanxi with the help of transaction between the Wei River and Qinling mountainous region. The high mountains and deep valleys in the north of the Qinling Mountains made up an executive whole, in which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y led to market prosperity and growth of the urban system in the plains. The pattern of urban system shaped by transaction between mountains and plains showed the following two features: firstly, a high degree of market development and complete system of market and great economic towns commercially connected with several provinces around; secondly, a concentrated ribbon-structure distribution of towns. Although located in the centre of northwestern China in Si Jianya’s watershed division, a even-structured and standard-geometric system of towns was little likely to shape with restric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geographic features and executive division.
【英文标题】Transaction between Mountainous and Urban Area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 of the Qinling Mountains and Shaping of Urban System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自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开辟中国传统市场体系研究以来[1]，不断受到学界的关注，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支持，近年来对于中国各区域市场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同时跳出施氏之窠臼，重新审视传统市场体系及其与地方行政体系、经济体系之关系，且将视角转移到边缘区、过渡地带等研究，也产出了大量见解独到的学术成果，使人耳目一新①。这些成果也不断提醒我们去思考，中国传统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究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区域间的各种要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究竟有哪些?地区的行政体系与经济体系之间的关联度有多大?尤其对于边缘地带来讲，经济结构与行政结构之间是怎样一种互动?本文拟以秦岭北麓各县为中心，探讨一下边缘地带市镇体系的形成及其结构因素。
秦岭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它横亘于中国的中部，东西走向，西起甘肃东南部，东至丹江流域与伏牛山相接，全长800多公里，南北宽约200多公里，山岭海拔多在1500—3000米之间，主体部分位于陕西南部，处在渭河谷地与汉江谷地之间，山高坡陡，谷多而深，山岭与河谷相间，山岭向东经首阳山——终南山——华山构成秦岭主脊。秦岭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又是开发较早的区域，由于地处关中平原的南缘，在中国地域开发的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西安古称长安，为周秦汉唐的首都，就地理位置而言即位于秦岭脚下，先秦史籍中不乏对其记载，《诗经•终南》有云：“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其所记终南山即为秦岭主脉，秦岭北麓各县就其历史来讲大多可追溯到战国时期，许多县的地名汉代已经存在。
一、明清以来秦岭北麓各州县设置及其地理特征
就秦岭北麓各州县完善的过程来讲，明清是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伴随秦岭山区的开发，尤其秦岭以南山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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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与县、厅与厅之间的界限逐渐明晰，今天秦岭南北县市地域分割，大体完成于这一时期。
明代秦岭南北大体涵盖20州县卫，秦岭北麓12县，包括潼关卫、华州、华阴、临潼、蓝田、长安、咸宁、户县、周至、宝鸡、岐山、眉县。秦岭以南8州县，包括商州、凤县、镇安、雒南、山阳、商南、略阳、留坝。[2]卷42《地理三》秦岭北麓开发较早，州县较为完备。但秦岭以南，由于受到明政府的严格限制，禁止流民随便进入，因此，未得到大面积的开发。
明初汉中府人口十分稀少，天顺年间南郑县5里，褒城县2里，城固县10里，洋县10里，西乡县5里，凤县6里，沔县2里，略阳县1里，平利县1里，石泉县1里，洵阳县4里，汉阴县2里，金州4里[3]卷34，全部共计53里。按明制1里为110户，每户以5人计算，也不过45650人。嘉靖时期，陕南人口达31万余人[4]卷33《户口》，基本上成为明代该地区人口的最高数字。由于人口稀少，这一区域一度成为川、楚、豫流民出没之地。明初统治者为防范流民起义，采取了一系列的“禁山”措施，禁止流民迁入山区。至明中叶，统治者为形势所迫，才不得不开禁，采取一些安置流民的措施。成化十二年(1476)宪宗派御史原杰出京安抚流民，“杰出抚，遍历山溪，宣朝廷德意，诸流民欣然愿附籍。于是大会湖广、河南、陕西抚按官，籍之，得户十一万三千有奇。口四十三万八千有奇，其初至无产及平时顽梗者，驱还其乡，而附籍者用轻则定田赋，民大悦”[2]卷159《原杰传》。在三省边界置白河、山阳(以上为陕西)、竹溪、郧西(以上为湖北)、南召、桐植、伊阳(以上为河南)7县，并新置郧阳府及湖广行都司，兴兵设戍，悉心抚治。成化十七年(1481年)将汉阴县改为厅治，并分汉阴之石泉堡为石泉县。[2]卷159《原杰传》
清王朝建立以后，鉴于各地战争创伤，人口大量死伤流散，农田大面积荒芜，农业生产极度萧条的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这期间陕西地方政府制定出一系列的政策与法令，吸引外省民户来陕垦荒。康熙年间(1662—1722)，川陕总督鄂海于各边邑招募客民，开荒种山。[5]卷5《地理志•风土》西乡县令王穆还设置招徕馆[5]卷5《地理志•风土》，一时间“楚粤等处扶老携幼而来者，不下数千”[6]卷9《招徕始末》，秦岭山地得以开垦。这中间，由于“以数百万计”[7]的江、广、黔、楚、川、陕无业贫民涌入三省边界老林地区，清政府不得不加强对这一带的管理力度。乾隆四十七年(1782)升兴安直隶州为府，又于乾隆至道光年间在秦岭山区添设了宁陕、孝义、佛坪等厅[8]卷14《艺文下•南山垦荒考》，以加强管理。
伴随着外省移民的不断迁入，陕西人口迅速增加，康熙中期陕南人口只有49万左右，至道光三年(1823)已达到384万余人，增长了近7倍。[7]而全省人口至道光三十年(1850)则达1210.7万[9]，比顺治时的350万增长了近3倍。人口增加，开垦荒地所需的劳动力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经过乾嘉两朝数十年的垦辟，昔日杂草弥望、人口稀少的荒芜之地变成了人烟稠密的农耕区。如嘉庆年间，周至至洋县之间的南山老林“已开者十之六七”。[8]卷14《艺文下•老林说》地处深山之中的砖坪厅(今岚皋县)至道光年间荒地也已“开垦无遗，即山沟石隙无不遍及”[10]《砖坪厅》。从以往学者研究成果来看，陕南山区的开垦速度非常快，从乾隆至道光年间，川、楚客民从商丹盆地及其附近低山丘陵区开垦到海拔800—1400米之间的秦岭中部山区镇安、山阳等县，再到海拔1400—3000米之间的秦岭中部宁陕、佛坪、留坝等地，这中间仅仅经历了100余年的时间。
秦岭山地的开发使州县设置渐趋完备，县与县间的界限也逐渐明晰，关中、陕南以秦岭山脊为分界的格局形成，山脊以南划归陕南各县，山脊以北划归关中各县。如民国《户县县志》记载：“户地形狭长，半入山谷，东西最广处约四十里，南北最长处约五十里，北至咸阳县界二十五里，以渭水为界，西至周至县界十里，以灰渠为界，南至本县终南山二十或三十里不等，东至长安县界三十里，以沣水为界，西南至宁陕县界百里，东南至柞水县界亦百里，此皆以终南山中分属之地言，非谓壤地也，西北至兴平县界二十里，以涝水为界，东北至长安县界二十里，以两县庙为界，面积约八百余方里。”[11]卷1《疆域第三》这里明确说明，户县南部与宁陕县、柞水县为邻，“皆以终南山中分属之”，这一界线的划定标志着秦岭山地已完全纳入到国家行政控制之内，山地开发的深度与广度有逾以往。
作为秦岭北麓各州县，由于形成历史早，这些州县北部界线的确定时间也早于南部界线，渭河成为各县相互区分的天然分界线，户县、周至县、眉县、华州(华县)、华阴、潼关皆如此。
渭河以南，秦岭以北，各县界址的划定使这一地域的州县在地貌特征上形成山原相间的特色。如户县按地貌划分，即可分为两大部分。南部为秦岭山地，占全县面积的56.1％；北部为渭河平原，占全县面积的43.9％。蓝田县地势则形成由东南向西北倾斜的局面，东南部为秦岭山地，最高峰王顺山海拔高度达2311米，西北部则川原相间，县城海拔只有469米。其他如周至、华阴、华县、长安等与之大体类似，县内由南至北逐级分布着秦岭山地、山前冲积洪积扇、扇缘洼地、黄土台原、渭河阶地以及河漫滩地等。多样的地理环境为多种经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成为秦岭北麓州县经济发展的良好保障，在传统经济条件下不断成就着各县经济的繁荣与成长。
二、清代秦岭北麓各州县经济发展特征
清代秦岭北麓各县的经济大多以农为主，北部渭河谷地以及山前洪积扇区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良好土壤，支撑着各县基本的经济生产需求；同时清代秦岭北麓各县大多具有广阔的林区，林区资源的开发繁荣着各县商业经济的发展，形成多样型的经济结构。
(一)丰富的水源与关中水稻产区的形成
秦岭在地质构造上是一个北仰南俯的巨大断块山地，从南北方向上看，山体极不对称，北坡陡峻而短，南坡宽缓而长。北坡总长约40公里，相对高差很大，因此山势陡峭，多断崖峡谷，河流短小，多瀑布、急流和险滩，这种深切峡谷称为“峪”，如流峪、汤峪、沣峪等，秦岭北坡有72峪。从峪口流出的众多河流，随流缓出，坡度逐渐变小，流速减慢，流水挟带的砾沙便沉积下来形成洪积扇，面积大而连续，发育得比较典型。如宝鸡清姜河，周至的大仙峪河、东瓜峪河，西安附近的流峪、汤峪、青峪、大峪、沣峪等都形成了典型的洪积扇。由于溪流众多，它们之间距离较近，山麓的洪积扇已经相连，在秦岭北麓形成了山前洪积扇裙。洪积扇的上部砾石较多，土壤多呈粗骨性，是果树林分布的地带。下部主要为泥沙，坡度又缓，地势低，地下水埋藏较浅，又能引水灌溉，在河流两侧以及河漫滩地形成关中地区重要的水田区，这些水田区成为关中地区最集中的水稻产区。据民国时人调查，在关中一带“稻则仅周至、户县、眉县、蓝田、长安等县产之”[12]44。这5县全部位于秦岭北坡。这些州县水稻种植的历史源远流长，清代中期咸宁县“惟南乡地近终南，所辖有峪口五处，峪内山水流行，共开渠十九道，引水灌田三万六千余亩，土宜稻禾”[10]咸宁县。长安县“南乡则山川环带，风俗淳古，渠水甚多，地宜粇稻。”[10]长安县户县“地土虽不宽广，然多沃壤。……又有丈八沟、渼陂、禹泉、太平泉之水灌溉稻田数百顷。”[10]户县民国《蓝田县志》对本县的水利渠堰做了明确的记载，这些渠堰大多流程不长，灌区灌溉田亩面积不多，虽都不属大型水利工程，但分布密集，引水方便，且全部用于水稻种植，可见水量还是非常充沛的(参表1)，清时期，这些稻米成为供应西安城市居民米食的主要来源。
(二)山区林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秦岭山区素产材木，隋唐建都长安，都城建筑材料与生活用薪炭主要依赖山内提供。宋元以后，都城迁移，秦岭林木资源的利用减少，大片茂林得到恢复、成长。明朝时，此地已是“深山大箐，穷谷茂林”[13]卷61，形成绵亘800余里的“老林”，是内地十分罕有的森林资源。这里木材种类齐全，松、柏、桧、杉、枞、梓、桐、楠、檀、槐、榆、楸、楮、柳、椿、白杨、樟、棕、橡、桦、桑、枝达20余种。
明代的秦岭北麓各州县，东自华州，西达宝鸡、眉县，各县无不饶于材木。蓝田县山中多异木奇卉[14]卷493《西安府部汇考》，户县涝峪为木材销售集散之地。秦岭的木材销售关中各县。“白水县，宫室器用竹木是需，土罕筱，木有数章(柏、柳、榆、槐、杨、椿、樗、桐、檀、桑、柘、楸、皂角)，顾不足以充隆栋干，治室者率易之渭水之涯，驮载而来，亦甚劳矣。”[15]卷2《物产》富平县所需木材也多购于此，“吾郡不通河筏，故取材于山，山木非尽良也，一撤则多蠹而罔适于用，乃賫数十金购之渭上”[16]卷3《重修王将军庙碑》。

入清以后，秦岭山区林木资源得到大规模的开采。康熙年间周至县山内聚集了大量的采木者，这些采伐森林者均为有力之家，他们“捐重赀，聚徒入山数百里砍伐，积之深溪绝涧之中，待大水之年，而后随流泛出，则其利以十倍，然非旦夕权子母者”[17]卷3引。林木资源的开采最早多集中在秦岭西部山区。至嘉道年间向东南延伸，遍布秦岭南北，“西安府之周至县，西南至洋县六百里，骆傥二谷当南山深处，老林已开者十之六七。未开者如黄柏园、都督河、敖山、太古坪等各处，西接郿、宝，东连宁陕，老林广一二百里，长二三百里不等。林内开设木厢，冬春背运，佣力之人，不下数万，偶值岁欠停工，则营生无资”[8]卷14《艺文下》。“道光三年(1823)查明(周至)山内客民十五万有奇，兼有大木厢三处，板厢十余处，铁厂数处。供厢之人甚伙。”[8]卷9《山货》其“黄柏园、佛爷坪、太白河等处，大木厂所伐老林已深入二百余里”[8]卷9《山货》。凤县道光年间有“柴厢十三家，每厂雇工或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10]《凤县》。这些木厢厂在秦岭北坡周至、宝鸡、眉县等地都有大量分布。宝鸡县在秦岭边缘，道光年间虽不比其他山内厅县，但也有些小的柴厢木厂，其时“境内无木厢，止有柴厢十四处……其资本俱不甚大，工作人等亦属无多”[10]《宝鸡》。眉县“斜峪口内有小柴厢二座，营头口内有小柴厢八座，汤峪内有小柴厢二座，每处工匠至多不过十余人”[10]《眉县》。
木厂采伐的木材按材质的好坏分别制成圆木、枋板、猴材三类。圆木主要供建筑房屋使用，梁、柱、柁、檩，材长3丈至5丈，围圆3尺至7尺，多用松木(如黄松、油松、稀叶松、朴木)。枋板主要供作家具、寿材等使用，锯树为尺寸不等的板子，多用杂木，如椴木、桦木、黄肝桃、红白桃、艾叶杉、插柳木。猴柴则主要使用未成材的树木，劈段而成，仅供烧材使用。大木厂往往同时经营圆木、枋板、猴柴三种产品，资本较小者就只能经营枋板和猴柴，或仅经营猴柴一项。[8]卷9《山货》这些产业在清代一直支撑着各厅县经济的发展，成为当地的一项支柱产业，以至民国时人还在回忆清代山内开发的盛况，“人言(户县)峪内若檀庙街、教场子、房梨儿等处，昔年皆居民数十百家，肆廛栉比，今尽衰落，至四五家矣，作厢贩木者，远逾岭在百里之处，故木材亦甚少焉，上下数十年间而盛衰若霄壤，呜呼，可以观世变矣”[11]卷1《山谷》。眉县许多民间谣谚都与林木有关，如“要相富，多栽树；农有十棵柳，烧柴不用愁；家有百棵杨，不用打柴郎。家中富不富，先看宅旁树。今天人养树，日后林养人。山上没有树，庄稼保不住。树栽根，坑要深。刺槐上荒山，杨柳下河滩，橡树满山跑，核桃栽沟边。”[18]62足见山内人家对于树木的看重。
(三)林果加工及山货开发
果树栽植是终南山麓各县经济的重要保障，山区利于果树栽植业的发展，优质水果产出量大。所谓“南山夙称陆海，材木之利，取之不穷”[19]《物产志》。长安县终南山产柿、栗颇多，“缘山柿栗，岁供租赋”[20]《风俗志》。蓝田县是清代关中出产果品的大县。县北果树栽植非常广泛，较多者为桃、杏、沙果，这些果树“春里开花，灿若列锦”，故邑中有八景，一名“绣岭春花”即指此。此外南山内多产胡桃、栗子、梨、苹果、红果等，“每岁运销省城，络绎如织”[21]卷2上《商务》。华州沿秦岭一带桃、杏成林，清后期出产果品以核桃、栗、枣、柿、万寿果为大宗，“而桃、杏尤多，近山沙砾之田，东西数十里，皆桃、杏林也，方春花时，彩霞浓郁，弥望无际，致为佳胜”[22]卷3《物产》。周至县“果之最盛者，桃、杏、李、柿、胡桃、栗子、葡萄也。椇椇(俗名拐枣)、榛柰、木瓜、梨与安石榴，间有重至斤者，难久贮。重阳宫、楼观台之银杏，其树有三四围者；山葡萄，黑色，土人采以酿酒，味颇美，但未得制造良法，故较他省为逊”[23]卷3《田赋•物产》。户县果品有胡桃、苹果、石榴、海榴、杏、桃、柿、李、梨、栗、银杏，银杏为本县特产。[24]卷下《物产》总之，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盛产水果的大县大多分布于秦岭北麓，西安城市所供水果也多由这里提供。
清代秦岭北麓各县所产果品种类虽多，但限于交通运输条件不畅，水果又为不宜久存食品，故新鲜果品的流通十分有限，尽管许多州县记载本地蔬果皆美，但运销往往不出数百里之间，大多在州县之内流通，或运销周围数县。潼关厅有开山货行者，销行“栗、枣、核桃、乌梅、象子”等，均在本境销行，“多则在本境多销行，少则在本境少销行，不出他境转运”[25]卷2《商务》。以鲜果进行加工，既有利于储存，又方便流通，故果品加工业在一些州县得到发展。最主要的为柿饼，柿饼制作较为简单，“乡民刳去其皮，日晒夜露，将干入瓮中，待生白霜，取出如饼，谓之柿饼”[26]卷1《地理•物产》。由于技术简单，农家均可自制，故许多州县出产柿饼，且为县内果品输出大宗。华州亦出产柿饼，东输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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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西输至西安、三原。[22]卷2《商务》华州尚产杏干、桃干。这种经过加工的果品有时会实现越境销售，数量也不少(参表2)。

除水果外，药材也是秦岭山内特产，关中地区沿秦岭北麓各县盛产药材，远近闻名。华州“药类无虑数十种”，以防风、苍术、麻黄为多，最有名的为欸冬花，这些药材或运销省城，或入三原加工远销他省，均十分有名[22]卷2《商务》。华阴虽史无明文记载，但从民国时期药材产出量来看，清代产药当亦不少。其时西安府出产药材最多的州县即户县、周至、蓝田，这3县都位于秦岭北麓。户县南山出产香附、白芷、半夏、泽泻、薯蓣、地黄、茱萸、苍术、南星、野党，阿姑泉所产紫苏尤佳，天麻等均为本县常产。蓝田县南山内出产的药材品种更多，达数十种之多。[21]卷2上《商务》
关中地区药材产出量大，输出也多。“潼关所产药材每年约采得一千斤有余。在本境销行，每岁二百斤有奇；运出本境，从陆路骡驮在华阴庙三月销行，每岁七百斤有奇。”[25]卷2《商务》西安府出产药材较多的州县以地跨南山的户县、周至、蓝田最有名。其中户县仅乌药一项，光绪年间年产即达70—80万斤，“由陆路运至乾、凤、兴、汉、甘肃，水运至山西，每年约销五六十万斤，本境约销二十万斤”[24]卷下《商务》。蓝田县南山内出产的药材品种更多，达数十种之多，“每岁由南山内肩挑负载，运销省城络绎不绝，为出境大宗”。[21]卷2上《商务》
三、经济多样性与州县市镇体系的成长
明清以来，秦岭北麓各县复杂的山原结构形成了多样性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更促使州县商品产出量的增加，同时也促进了本地市镇的成长，形成了有别于原区州县的市镇体系。从目前我们对陕西市场研究的总体结论可以确定，明清时期是关中地区市场体系逐渐完备的时期，明初各县市场已有点状分布，中期以后开始普及，至清中期形成了层级分明的市场体系。秦岭北麓各县的发展进程与之相一致，如华阴县，明初城乡集市三处，“县以二六、岳镇四八，敷水一五”[27]卷1《舆地》，集市主要集中在县城及较大城镇之中。明中叶以后，各县集市有较多成长，万历年间凤翔府岐山县有“市镇”8处[28]卷1《风土志》；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关中地区西安府平均各县市集达9.8个。清乾隆以后，市场数量开始明显增加，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目前可统计秦岭北麓华州等7县乾隆至清末市场数量与集期结构都可以看出，各县市场有了大幅度的增加，集期也较他处密集(参表3)。[29]

市场结构可以映射出一地经济结构状况，施坚雅曾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成都平原进行地理学与人类学的调查，认为在成都平原这样一个较为均质的区域内大体形成了分布均匀的市场结构，这种经济结构同样成为本地社会联系的网络系统。[1]如果从清代秦岭北麓各县市场结构来看，可以发现与之不同的重要特点，那就是各县市场结构受地貌条件影响很大，在地域分布上形成极不平衡的状态，山岭与原区的互动形成市场发育的地方特色。
首先，与整个关中地区相较，秦岭北麓各县市镇发育程度普遍较高。多样性的产业结构是市镇发展的经济保障，明清秦岭北麓市镇大多较为繁荣，甚至形成一些货连数省区的经济型市镇，山区林木资源的开发以及山货开采，不断形成本区对外交流的经济特色，这些地方资源的有效利用形成关中对外输出货品的主流。
林木采伐往往借助渭河水运直通豫皖及苏北地区，清代周至县山内出产木材最多，“每年木植出山之日，黄巢峪地方，木商山客互相交易者，不下数万人，其为利亦不下数万两。其作枋板、椽栈、柴炭等物，又不止独出自黑水，而骆谷、田谷等处亦皆有之，其利亦远及外郡他省”[30]卷10。周至山内所产木材主要借黑河水运，过咸阳报关，经渭水运销晋豫徐淮。这一运输路线在陈宏谋于乾隆二年(1737)六月所作《颁示厢木禁约檄》中有明确记录。檄云：“周至南山，素产木植，厢民出赀雇夫入山砍伐，记号贸积山中，待山水涨发，借流冲出，堆聚黑水黄巢谷河滩，扎筏由咸阳报税运卖，出山之时，随水漂流，有搁浅在马龙岔起至唐家场以上，壅积两岸河滩者，厢民各认号取木，其唐场以下至西寨以上，顺流漂下之木，沿河居民赴水挽捞，厢民认号向滩民给赀取赎，历久相安。近来有等奸民，在唐场以上，将两岸浅搁之木，恃强扛取，分界占据，有本地及外来奸商，不及半价，赴滩收买，以致厢民费本所伐之木，不能自卖，两岸滩民，白手得利，讼端不已。”[31]卷39《文檄》从这一记载可以明确看出渭河水道是周至山内木材最主要的运路，当时这些山内木材运出后，“入渭浮河，经豫晋，越山左，达淮徐，供数省梁栋”[32]卷5《周侣俊墓志铭》。顺治年间，仅咸阳县的商筏税银即达5002两[33]，是全省诸税司中收税额最高的一个税司，而其中很大部分出自木材运销所征税银。这就造成许多来自晋豫徐淮的客商来此购木，形成市场需求，也成就了这里市镇经济的繁荣。明清时期周至县的“殿镇、马召、骆峪、辛口”的木材市场最为繁荣，闻名远近[34]233。
山货是秦岭山内产量最大的商贸品种，这些产品的流通量大，且吸引了大量外地客商来此经营，清代周至县的哑柏镇、祖庵镇经商店铺大多以山西、河南人为主，与此有很大关系。户县秦渡镇是秦岭山货最大的转运市场，此镇位于户县以东终南山北，东出县境可直达西安，西与县城相连，南通终南山太平峪口，北可通长安、咸阳。交通四达，为终南山山货外运的重要孔道。明初秦渡镇即为户县的重要集镇，清初这里的市场很繁盛，康熙年间此镇市集每逢偶日开市，“贸易者多山西、河南客商，较县集为盛”[35]卷1《建置•市集》。雍正年间，由于商贸发展，县令张导特命“筑城建门司启闭，以卫商民”[36]卷2《建置•市集》。形成城内三条大街，丁字形街市布局。至道光、同治年间发展到极盛，山货行成为镇内独具特色的行业[37]。商税收入达209.76元，与县城大体相当。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秦渡镇上共有商铺196家，其经济发展水平可与县城相比拟。

其次，秦岭北麓各县市镇分布较为集中。尽管各县市场层级非常清晰，但是大体均分布于本县海拔高度较低的平原地带，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区基本没有市场，一些州县市场形成集中带状分布的格局。如晚清时期周至县有12市镇，4大镇8小镇，镇内集分大小，“市粮蔬者为小集，市牲畜及诸货物者为大集”[23]卷2《建置•市集》。大集集中于县内4大镇，即县城、终南、哑柏、祖庵镇，其余8小镇无大集，平时只有粮食交易，而无牲畜及诸货物贩卖。这12市镇全部分布于县北渭河平原阶地之上(参表5)，面积狭小，镇市集中。而广大的终南山内民户购买大宗商品则主要依赖庙会市场，当地人称之为“赛会”。志载“二月会场县东六家村初六；东关初八九；县南纪家村十五；县南关十八、九；县西关二十七、八；东南南集贤二会二月二十六、七、八；四月初四。三月会场司竹圃初二；县西街十五；哑柏镇初三起会；临川寺二会十八、冬至日。涧里堡二十二；甘河庙二十七、八；上四处在县东。县西中望处二十七、八。四月会场县镇、豆村、祖菴镇上三处初八。焦家镇初十；马召镇十月初十。”[23]卷2《建置•市集》

蓝田县是秦岭北麓市场发育较完善的州县，据光绪县志记载，县内共有“镇市”23处。这23处市场全部分布在县东北部原区，或秦岭山脉出山峪口，西南部几乎没有市场(参图1)。以其市场形态来看，这23处镇

图1 光绪年间西安府蓝田县集镇分布图
(底图来源：光绪魏光涛《陕西全省舆地图•蓝田县图》)
市在名称上颇为繁杂，有称镇、街、堡、铺者，也有称厂、川、村、庙者。镇市明显分为三个层级。县城为全县的中心商业城镇，本名峣柳城，北周建，至明清有修葺，城周5里，高2.5丈，开四门及一水门[38]卷7《建置志•城池》。城内南北纵街2，东西横街5[21]卷2《道路》。由于蓝田县为省城西安以南的重要门户，“西达会省，南通商络，往来行旅络绎不绝”[39]卷2，交通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故为清代商业较发达的州县。县内2条南北纵街“为来南北冲衢，中段市肆殷盛”，山西商人在此经营者较多。城内设有山西会馆，以联系商贸往来。除固定商铺外，时有集会，尤以会盛。正月十五六日，西街有瘟火会；三月初八九日，北街又有瘟神会；六月十五六日东街有提牌神会；十月二十五日南街有城隍神会；元宵前后城内4街分门为傩。会期商品交易非常繁盛[40]卷198《风俗四赛会》。
县城而外，清代蓝田县又有8大镇，即普化镇、堠子镇、蓝桥镇、焦岱镇、孟村镇、洩湖镇、新街镇、金山镇，8镇居“县城而外，为民间交易最盛处”[21]卷2《镇市》。从文献记载来看(参表6)，这8镇均居于交通要道，为南来北往出入邑境之门户。而8镇亦均有市面，且往往“市面生理颇盛”，也有集会，或为间日集，或“定日有集”，应是县城而外，周围区域村民的贸易中心。
清代蓝田县市场的第三个层级为屏峰镇、许家庙、大龙庙、新店铺、葛牌镇、石灰厂、雷家川、红门寺街、板厂、高家堡、汤峪街、鹿走镇、前卫镇、白村等14个村镇市场(参表6)。从文献记载来看，这14处商业市场明显弱于以上8镇。或“市面颇具”，或“有市肆”，或“有市集”。以上蓝田县市场结构可以显示其市镇体系已很完备，但很明显，它的地域分布还是较为集中的，且越往山内，市场规模越小，明显显示出市场发育程度的低弱，这与山区地貌是有一定关系的。
周至、蓝田如此，户县、华州、华阴与之大体相当。

资料来源：光绪《蓝田县乡土志》卷2下《镇市》。
四、结语——山原互动型市镇体系的形成
从以上对明清秦岭北麓州县自然地理、政区划分、经济类型与市场体系的分析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由于本区域在地貌条件上的特殊性，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地方经济类型。在中国传统时期以资源开发为主的地方发展模式当中，本地资源丰富，生产条件好，加之明清时期本区域在汉唐都城经济没落几百年以后，又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开发时期，山区资源的开采以及方便的运路，都为本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市镇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
就本地市镇成长的历史来讲，其发展进程与关中地区其他地方基本同步，但就市镇规模上来讲，明显较渭北高原、关中内陆州县更加发达。集市的开市频率明显高于内陆州县。以关中地区的同州府为例，清代时期，同州府的集镇市场的开市周期大多以旬二日集为主，光绪年间蒲城县共有市集19处，其中“旬二日”集的市场有11处，占全部集市总数的58％[41]卷之二《市镇》。清末澄城县共有市集15处，其中亦有7处为“旬二日”集，仅列表于后(参表7)，可以看出，旬二日集占全县集市总数的47％左右[42]卷之四《市镇》。但是秦岭北麓这些州县形成常市的市镇却非常普遍，市镇固定商铺数量也高于其他周围地区，这是山原互动型市镇发展的重要特征。

就市镇体系来讲，一方面受地貌约束非常明显，另一方面，受本地行政区划的限制也很突出。各县从南北纵向来说，南部山区明显依赖于北部原区提供广阔的市场平台，北部原区的市镇体系又依靠南部山区提供充足的货源供应，形成一种互动。这样形成的市场体系，往往层级发达，各层级市场关系清晰，但就市镇的空间分布来说，却明显形成一种相对集中的态势。最典型的要数华州、华阴、户县、周至等县，这些州县的市镇基本集中于县内原区，越接近山内，市镇数量明显减少。各县市场结构受行政区划的影响也非常明显，以山川形便的行政区划原则，自然形成市场的内部封闭性，因此，在秦岭北麓各县市镇中，商业往来往往以东西向为主，南北联系并不紧密，渭水作为天然屏障形成市场的南北界线，虽然关中盆地属渭河平原地貌，在施坚雅的九大流域区划分当中，属西北流域区最主要的中心地带[1]242-297，但却无法形成如其所描述的几何形市场区。渭河南北各成体系，如清后期凤翔府岐山县的蔡家镇与高店镇，直线距离非常之近，各居渭河南北，遥相呼应，这样的一种市镇分布格局在渭河两岸比较突出。[43]235因此，至少在秦岭北麓各县区内无法形成分布均匀、层次清晰的市场体系，这种地貌与行政区划的约束显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当然，这种山原格局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均会形成以上市场结构，还需更多的案例实

中国历史民族团结故事

证。
注释：
①范毅军《明代中叶太湖以东地区的市镇发展与地区开发》(《史语所集刊》75本第1分册)；范毅军《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史语所集刊》73本第3分册)；樊铧《民国时期陕北高原与渭河谷地过渡地带商业社会初探——陕西同官县的个案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期)；张萍《黄土高原原梁区商业集镇的发展及地域结构分析——以清代宜川县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民族研究》2003年第6期)；吴滔《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谢湜《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粮长的动向与高乡市镇的兴起——以太仓璜泾赵市为例》(《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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