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奁田”

论清代“奁田”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论清代“奁田”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论清代“奁田”

【内容提要】清代在奢靡之风的影响下，妆奁日趋华靡，中等以下家庭纷纷典卖土地等产业筹备嫁妆，宗族土地流失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士人提出与其“鬻产嫁女”不若直接用土地做嫁妆的对策，并能过奁田权属分割等办法将土地权利尽量保留在宗族之内。但是，由于奁田权属问题十分复杂，极易引发土地纠纷。
【关 键 词】奁田/“鬻产嫁女”/权属问题/土地纠纷
在所有的陪嫁物品中，土地是比较特殊的嫁妆。说它特殊，一方面是由于陪送土地在许多地方既非人们的习惯做法，又不符合礼法规定，在嫁妆中并不常见；另一方面，土地的权属问题十分复杂，极易引发家庭矛盾和土地纠纷。尽管如此，清代仍有一些家庭将土地作为嫁妆陪送给女儿，即“奁田”。但是，女家在陪送奁田的同时，往往通过土地权属的分割、母家对于奁田权利的保留等做法，将土地权利尽量留存在宗族之内。因此，相对于其他的嫁妆而言，妇女对于奁田的权利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
一、“鬻产嫁女"与陪送奁田
如果仔细研究清代各地方志，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社会现象：有关人们“鬻产嫁女”的记载比比皆是。如湖南《兴宁县志》：“嫁女者，前此奁物不过日用布帛，富者侍婢、奁田；今则中等之家亦彼此相效为观美装。郎须寒暑衣服，女更倍之，绫缎远求京扬，珠翠争夸新样，一切器具备极精工，除婢女外，尚有奁钱数十千、数百千不等。富者即侈费，故绰有余裕，中户亦欲争夸，遂有典田鬻产以资奁仪者”①；福建《厦门志》：“妆奁，先期鼓乐迎送至男家，珠翠衣饰无论已，外如□字糖、福饼、绒花彩缯，动盈数十箧，谓不如是则见诮于人。在富者为所欲为，中户嫁一女费过半矣，甚有鬻产嫁女者，何其愚也”②；四川《威远县志》：“贫户或鬻产嫁女，不则翁姑、夫婿或以奁薄而轻其妇”③，等等。这些记载反映出清代婚嫁中的奢靡夸耀之风盛行，那些没有多余财产可供陪嫁、又碍于体面不愿“见诮于人”的家庭，只得典卖产业以嫁女。而他们所典卖的产业中，土地占到很大比例。这种行为使得许多家庭家道中落，甚有“因嫁一女竟至败产倾家，一蹶而不可复振”者[1]。以上资料会使我们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与其鬻产嫁女使得家道衰落，为何不直接以田地作为嫁妆陪送给女儿？
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嫁妆的习惯构成和礼法限制。清代嫁妆的构成以衣物首饰和日用器具为主，按照家庭的贫富决定不同的陪嫁等次。如天津地区陪送嫁妆，最贫困者“仅备女子常用之物若干件而已”，随轿带至男家，“不遣人送”；稍有余力的家庭，“则十六抬或十二抬”，中等人家“大率为二十四抬或三十二抬”，富家“递加至百余抬不等”。④ “抬”中所置以衣物首饰、家具器物为主，并不涉及土地等资产。最具代表性的是杭州的嫁妆，共分为六个等次：“最简者曰‘四只头’，仅有衣箱四口，现在除清寒人家外，绝无仅有。其进一步者为‘赤脚两裙箱’，所谓‘赤脚两裙箱’者，系无榻床，无圆火炉，仅有裙箱两口而已。（‘裙箱’木制，门向上开，极呆笨。）其稍进一步者为‘两裙箱’，则有圆火炉，有榻床，有显被矣。（显被于发妆时置榻床上，大都绸绫，至少半条。）其又进一步者，则‘裙箱’之外，更有玻璃衣橱，但此种木材，均属椐木。其更进一步者，则为‘红木两裙箱’，是则全用红木所制者矣，显被之增加，从八条至十六条，有银桌面等位陪衬妆奁。其再进一步者，则为‘红木四裙箱’，显被多至二十条，银桌面增至二桌，衣橱亦随增之为四。穷奢极欲，无有止境。至乡间之最简陋者，则仅一桌四杌而已”。⑤ 从一桌四杌到“红木四裙箱”，体现出严格的等级界线，每个家庭可以根据自身的贫富，置办不同等次的嫁妆，但是，金银、土地等并不在陪送范围之内。即出于习惯的做法，人们很少使用金银、土地等物陪嫁，即使嫁妆中含有一定的金银、土地，也是在前两类物品（衣物首饰和日用器具）齐备的前提下另外陪送的。比如清初吴三桂嫁女时，除丰盛的奁具外，又“买田三千亩，大宅一区”作为女儿的嫁妆。⑥ 这是豪门富户的特例，并不具有普遍性，多数家庭没有陪送土地的习惯。如《合水县志》中明确指出：“力有者之妆奁，亦颇备具，特无以人畜、房田资送者”。⑦ 康熙朝状元彭定求的儿子彭正乾在分家时也说，彭氏家族从无陪送奁田的先例。⑧
礼法规定也对嫁妆有着直接的影响。《周礼》：“嫁子娶妇，入币纯帛，无过五两”。这里的五两，并非金银，而是缁帛，“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为一两，五两共十端也。”⑨ 即嫁妆和聘礼皆不得超过五两缁帛，更不得使用其他物品。清代法令对于嫁妆虽无明确限制，但是规定：“汉人婚娶，纳采及成婚礼四品官以上，绸缎不得过八匹，金银首饰不得过八件，食品不得过十。五品以下官各减二，八品官以下有顶戴人员以上又各减二。军民人等，绸绢不得过四，果盒不得过四。其金银财礼，官民概不许用。至庶民妇女，有僭用冠帔补服大轿者禁，违者罪坐夫男。”⑩ 此法令虽然是针对男家纳采而言，其中的“其金银财礼，官民概不许用”对于女家陪嫁同样具有约束力，直接证明婚嫁中使用金银等物属于违背法规的行为。礼法的规定，一方面是为抑制婚娶中的奢靡之风，另一方面表达出聘礼和嫁妆的意义在于，男女两家在缔结姻亲时互送礼物给对方，以示尊敬和友好，达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的目的(11)。若在婚姻缔结中使用金银，无疑亵渎了这一神圣的使命。从这一角度来看，土地与金银同样违背礼法的规定和婚姻的大义，思想家陈确即明确指出：“聘之用黄白，非礼也”，“质产，尤非礼也”(12)，反对在婚姻中使用金银和田产。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土地对于家庭而言比金银更为重要，它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来源和生存之本：人们通过耕种土地获得粮食、维持生计；有盈余的家庭便设法买进土地，以扩充产业，即使城居的官员也往往积蓄俸禄，在家乡置卖土地，以为养老之需和留传后世子孙的财产(13)。拥有土地的多少成为判定家庭贫富的直接标准，只要家有土地，就被视为有产业，家庭就不至太贫乏。因此，家庭和宗族对于土地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金银，陪送土地尤其属于“非礼”行为。譬如在曲阜衍圣公孔府的田产转移记录中，“没有看到把田产作为女儿嫁奁的材料”，只有“婆媳之间的田产相互授受”。就是说，外姓女子嫁入孔府可以带来奁田，而孔氏宗族的女子出嫁绝不陪送奁田，带入孔府的奁田也只传给媳妇，不许授予女儿。“这种在女性中，田产传媳不传女的作法，同封建族谱上规定祭田不能卖与别家他姓具有同样功效，目的是使田产不致分散，维护其贵族封建门第。”(14)
第二、奁田容易引发家庭或家族纠纷。中国传统社会土地的权属问题十分复杂，土地交易或转移程序也十分繁琐。如果一个家庭想要出卖一块土地，首先要受到亲族优先购买权的限制，即“卖地时需先遍问叔伯弟侄等有优先购买权的‘亲房’。亲房不买，则由亲及疏、遍问本家族人。族人不买，则由亲及疏遍问姻戚，姻戚不买，则问承典、承租人。承典人或承租人亦不买，还要遍问地邻。又不要，才能找其他人承买。”(15) 如果没有征得亲族的同意擅自将土地卖出，族人有权出面阻止或干涉。事实上，即使在征求过亲族意见的前提下，往往也会有族人到时干涉、挑衅。如以下案例(16)：
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河南登封县陈刘氏，丈夫已故，“因贫难度”，只得出卖土地。陈刘氏首先在陈姓本家本族之内征询买主，包括其夫的侄子陈雅，都说“无银置买”。按照乡规，在这种情况下陈刘氏可以卖与外姓，于是托中人陈兆凝寻到买主王仁，议定每亩价银三两三钱，共出卖约七八亩土地，双方当即写定“觅买文约”，王仁向陈刘氏交纳买地定钱一两二钱六分银子、九百钱，言定其余银两在丈明地亩之后交齐。然而买卖双方及中人在丈地之时，侄子陈雅却跑来阻挡，“混骂”王仁“擅买他陈家的地”。王仁表示：“这地既有口舌，我就让你买罢”，便欲回家取文约还陈刘氏，并索回定钱。陈雅仍追上来混骂扑打，王仁失手将陈雅打死。案例中，尽管陈刘氏在卖地之前已经按照惯例征求过亲族的意见，并得到允准，但是仍然产生纠纷，引发命案。从案例中王仁见陈雅“跑来阻挡”立即表示退让可以看出，他对于土地买卖中的宗族优先权十分明了。而这种权利极易引发家庭、家族的矛盾和纠纷。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阐述土地交易中的亲族优先权，是由于用土地做嫁妆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奁田虽然是由母家赠送给女儿，不涉及金钱交易，但是像其它嫁妆一样，其权属或收益要由女儿从娘家带到婆家。对于其他的家庭和宗族成员来讲，此举无疑使得土地旁落，会引起不满或纠纷，即使在婚嫁当时没有阻挠干涉，也难保日后不寻到女儿夫家挑事。有关此方面内容，我们将在下文奁田引发的纠纷中详细论述。
第三、土地的不可迁移性。嫁妆中的衣物首饰、家具器皿，乃至金银，都属于容易搬运迁移的物品，无论缔姻双方家庭距离远近，都没有大的影响。清人吴炽昌在《客窗闲话》中记录了长途运送嫁妆的盛况：浙江钟俊妻，其父母“盛备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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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群艘，由水路行”。“运奁之日，自京至通，四十余里，络绎不绝于道者，翌日始毕”。(17) 可见陪嫁多、路途远，对于富裕之家而言并不是大问题。但是土地则不同，它属于“不动产”，不能随着女子的出嫁而迁移。男女双方家庭距离较近自不待言，如果缔姻两家相距较远，则婚后对于土地的管理和利用都极为不便，一些家庭不得不因此将奁田变卖。如下例(19)：
二十七年都立批遗祖父朱廷鹏，因次男世学早丧无嗣，只有一女名酉英，身今年老，将土名坑底租壹拾砠零拾斤，批与酉英，以为遗念，永远收用。立此批遗存照。
乾隆八年八月，其田因路途遥远，收租不便，原（愿）转与本家朱□名下为业，当得价银四两整。陈晋升批　押
崇祯五年五月　日　立批遗祖
父　朱廷鹏　押
同男　室宝　押
侄　世杰　押
世芳　押
侄孙　宗良　押
宗礼　押
代书侄　世传　押
以上是徽州一份地契上的两项“批遗”，即在土地在更换新主人时，不另写立契约，直接在老契上进行批注。两项“批遗”分别加于崇祯五年（1632）和乾隆八年（1743），百余年间，土地由朱家划拨陈家，再由陈家转归朱家。事情的缘由是，崇祯五年，徽州朱廷鹏因孙女酉英远嫁陈氏，将一块收益为“租壹拾砠零拾斤”的土地批给酉英作为奁田。但是，由于朱陈两家“路途遥远，收租不便”，乾隆八年，酉英的子孙陈晋升将这块土地以四两银子的价格，又转卖给朱氏本家。此事例中，土地由陈家经管112年（酉英出嫁后亦算陈家之人），虽然没有言明土地几亩几分，但从其租额为“壹拾砠零拾斤”和转卖的价格为四两白银来看，土地并不多，按照清代的土地价格推算，可能只有很少的几亩。陈家百余年来为几亩土地的管理和收租所经历的辛苦麻烦，可想而知。最终由于距离遥远，收租困难，按照土地交易的乡规乡例，将其转卖给朱氏本家。
总之，由于陪送土地属于“非习惯性”或“非礼”行为、管理不便并容易引起纠等方面的原因，嫁妆中较少陪送奁田。经济能力有限的家庭，有时宁可典卖土地置办其他类型的嫁妆。
但是，尽管奁田可能带来不便和纠纷，清代还是有一些家庭在女儿出嫁时陪送土地给她们。对于富者而言，他们陪送的嫁妆无所不包，几乎将女儿生前死后可能用到的一切物品全部予以陪送（比如台湾一些地方的嫁妆中还包含棺木），土地也不例外。而对于中下层家庭而言，“鬻产嫁女”不仅使家庭丧失生存之本、家道衰落，而且使许多土地流入外姓，与陪嫁奁田“非礼”的初衷背道而驰，一些士人疾呼应力挽此风(19)，如一向持“质田非礼”论的陈确即指出：陪送田产虽属“非礼”，若在无钱办妆的情况下，与其典卖田产嫁女，不如直接将土地作为嫁妆。他举出自己家的例子来证实其说法：
然吾王父为吾父婚，仓猝不成一币，质田八亩附聘书。他日，外王父以归，吾父藉此起家。吾父为季确聘于王，亦不成一币，质田六亩，季亦藉此以起家。则质产虽非礼，犹胜废产，故附记于此，以明产不可废之意，非欲我子孙以质产为礼也。(20)陈确的祖父、父亲由于没有余资，都用土地作为子妇的聘礼，而其外祖父、岳父再将这些土地作为嫁妆返还给陈家，陈确父子凭借这些土地得以立业。陈确引用自己经历告诫人们，不要轻易出卖田产，如果没有足够的资财置办嫁妆，陪送奁田也不失为一种对策。陈确的观点肯定了我们前文所提出的疑问，说明清代士人对于陪送土地的观念已经开始转变。
至于奁田所导致的不便和纠纷，人们也相应采取一些措施予以避免。
首先，许多家庭在陪嫁土地时，会预先考虑男方家庭的距离问题。如前文提到的吴三桂，清初他受封“平西王”，驻云南，而女婿王永康是苏州人，两家相距甚远。吴三桂在为女儿置办嫁妆时，“檄江苏巡抚”，在苏州“买田三千亩，大宅一区”作为女儿的陪嫁。(21) 吴三桂在苏州置买土地，避免了日后管理和使用的不便，可谓明智的举动，清代不少官员都效仿这种做法。雍正年间，年羹尧之女嫁入曲阜衍圣公孔府，“年羹尧在济宁州汶上县地方置买田庄四处，计十九顷有零”，作为女儿的奁田；乾隆年间，大学士于敏中之女亦嫁孔府，为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之妻，于敏中斥资于附近置买“吴寺、泉头、石井”三处庄田送给女儿。(22)
其次，为避免日后的纠纷，家庭在陪送奁田时往往还会写立契约文书，明确土地的权属问题，以杜绝将来可能发生的纠纷。如以下奁田契约(23)：
立永远妆奁字父□□□，窃谓男女原为一体，父母固无二心，余有长女名□□，性质纯良，善事父母，未字之时代理家政，克勤克俭，余颇积囊资，半藉助焉！兹当于归在即，托配与西门外家罗□□者，余夫妇妥议，愿将买过□□□□庄刘□□水田壹宗，址在打猫好收庄拔仔林洋，又买过□□庄何□□水田壹宗，坐落土名充吉庄后，此二宗界址具载上手契内明白。保此二宗之田永远归长女及女婿□□□□掌管，子子孙孙世守勿替，后日兄弟不得争较生端滋事。合给永远妆奁字壹纸，连二宗田契共拾纸，付交媒人送执炤。
光绪十一年六月廿三日
代笔人□□□
婚配媒人□□□
立永远妆奁字父□□□此契约中，父亲将两宗土地陪送给女儿，他首先将土地来源、土名界址等情况交代清楚，然后明确两宗土地的所有权永远转归女儿女婿，“子子孙孙世守勿替，后日兄弟不得争较生端滋事”，契约开头的“立永远妆奁字”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两宗土地从此与女家无干，在法律上属于女儿女婿的财产。有了这样的契约和土地的地契，应当说可以有效地防止女家族人的纠纷了。
二、奁田的权属问题
奁田作为女子娘家馈赠的土地，与男子继承家庭的土地有些不同，其土地权属问题十分复杂，并且具有不确定或不完全的特性。
1、田面权与田底权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土地权属分为田底权和田面权两部分，这主要是用以区分土地的所有权和耕种权的。在婚嫁问题中，田底和田面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田底权指土地的最终归属权，而田面权则指土地的收益权。如广西《平乐县志》记载，当地有“崽吃田底，女吃田面”谚语，方志作者将其解释为：在陪送女儿嫁妆时，“富者每按其一岁之租额所入以为支出之标准”(24)，即将土地一年的收益作为女儿的嫁妆费用，而土地的最终归属权属于儿子。但是，根据我们对地方志及各种风土志的研究，这句谚语的含义应该更为广泛。清代许多地方，陪嫁奁田只意味着赠予女儿土地的收益权，如台湾，妆奁中若含有一块田地，则“表示分配一份田租”(25)，土地原本的所有权（田底权）不变，女家对土地的管理和佃户的耕种权也不变，只是将土地每年的收益（田面权）送给女儿。以下列契约为例(26)：
（一）
立对妆奁租字人叶际昌，有承父明买过林辉显、彭煌赞等水田贰所，坐落土名大店□榔庄，四至界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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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内载明。现耕佃人林天顺、彭堪。兹因小女锥者婚配林家，其衣食等用饶足可知，但自己针线花粉，时或需用淡薄，爰将该田每年六月早季对佃人林天顺踏出小租谷六拾贰石，又对佃人彭堪踏出小租谷参拾四石，计共七十六石正，付锥者对佃收去，以便自己零星费用。此系喜悦，亦须有凭，合立对妆奁租字壹纸，付执为照。
批明：每年六月早季踏出小租谷计七拾六石正，付锥者对佃人林天顺、彭堪支收足讫，再炤。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十月日
在场人叶宣记
立对妆奁租字人叶际昌
（二）
立喜添妆奁租谷字人魏贤森，今因遵慈亲遗命，即将祖父遗置田业一所，址在六张犁庄，愿将此处租谷拨出五拾石正，以付胞妹妍记，借作历年花粉之需。至早季收成之日，自当依时结价，统算银项若干，一齐支付胞妹收入。合应喜立妆奁租字一纸，付执为照。
光绪拾玖年葭月二十七日
立喜添妆奁租字人魏贤森以上两份奁田契约中，与前文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的奁田契约一样，都对土地的来源、土名、界址等进行说明。不同的是，这两份契约只将土地的收益（田面）赠给女儿，做“针线花粉”费用。当然，女儿若将收益用于他项，亦无可厚非，女家以“针线花粉”的名义陪送奁田，只是出于对男方家庭的尊重。从两份契约的字面意思来看，前家的租额由女儿自行向佃户收取（或女婿及夫家人代收），后家则由妇女的兄长收取租谷之后折算成银两支付给胞妹。两份契约恰巧反映出妇女对田面权的两种不同占有方式。但是，两则契约中均没有明确女儿拥有田面权的时限。那么，这个土地的收益权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或者说，只是妇女生前供其购买“针线花粉”，还是也供其子孙后代花费使用？根据贵州《平坝县志》记载：凡是用土地做嫁妆的，“苟无特别契约”，“其效力只及于嫁女之生前。谚所谓‘姑娘田，姑娘土，姑娘死了归旧主’是也。”(27) 如果女家没有写立契约，或者在契约中没有明确土地的权属分配，则女儿只拥有土地的收益权（田面权），而且此权利只在出嫁女有生之年有效，一旦去世，土地的权益将归还男家，其子孙不得继承。如此看来，以上两则契约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奁田收益权的期限，但是也没有说明此权利可代代下传，则母家在女儿死后将把奁田的收益权收回。
也有的奁田契约中写明土地收益权期限，如以下契约(28)：
立随奁字父□□□，夫邻里乡党，原有相周之义，膝下小女岂无分赠之财，况小女未字在家，又能孝顺无违。余平生薄有储蓄，特向内人及小儿等妥议，许将买过□□□堡□□庄□□□田壹宗，年收小租粟□拾□石对佃，交与小女□□□作于归随奁之费。其契券仍存在吾家，俟小女□□身故后，女婿外孙等须就此小租粟□拾□石对佃，交还外家原主掌收。合立随奁字壹纸，付小女□□执照，以杜日后争端。汝辈须曲体吾意，切勿违背前言。
光绪三年月日
代笔人□□□
婚配媒人□□□
立随奁手父□□□此契约中明确指出，奁田地契仍然存放母家，女儿只享有土地的收益权（田面）。如果女儿去世，女婿和外孙不得占有土地收益，须“交还外家原主掌收”。这样，土地的各项权利就没有任何疑义存在了。
奁田的另一种陪送方式是将田底与田面全部转赠给女儿，为女儿女婿家庭世代所有。台湾《南投县志稿》记载了当地陪送奁田的习俗：在陪嫁女儿土地时，如果“用一量斗内装一块土”，就表示“其陪嫁的田地永远属于此女，即使此女死亡后仍可属于男方所有”；如果“量斗里放一束稻禾”，则表示“此女陪嫁的田地仅给女有使用权，直到此女死亡后，此田地仍然需归还女方”。(29) 用量斗内分别装土和稻禾的方式，使得陪送土地的权属分别一目了然，是一种非常简明的办法。但是，这种非书面形式的授权，在经历长久的时间之后往往容易界线模糊、引发纷争。大部分陪送奁田的家庭，特别是将田底权和田面权全部转赠给女儿的，一定要另采用书面契约的形式来证明奁田的权属。以下为福建地区的两份奁田文书(30)：
（一）
立据字父弘庆，己手置有民田数号，坐落十二都新乾田中地方，土名上确头、左福坪、墙头等处，年载租米陆石，应受苗米六斗，立在淳化乡陈君威户下的价银陆拾陆两纹广（银）正。今拨与长女为妆田，向胡处前去收租管业，俟后原主或凑或赎，胡家自行理论，其粮色口即割入户，不得负累。今恐无凭，立据字并承佃叁纸，统付为照。
外兄水牛姆并仔姆并仔统付再照。
计开
佃户池德受，年载租米陆石正
年例田牲贰只，中旦壹席
乾隆拾玖年柒月
立字据父 弘庆（花押）
代字舅公 德义（花押）
（二）
立嫁女妆奁字人郑茂炳，有名买过王湖田园壹宗，大小合共玖丘，抽出契内田壹丘，受种子壹分零壹毫三丝正，蕃薯种叁仟捌佰余种。东至宵太路，西至郑本田，南至郑本园，北至郑本田、吴田、埔仔乾，四至明白为界，交过李学官掌管收成，以为祀业之物，与房叔兄弟侄无干，亦无交加来历不明，保此田果系是郑茂炳大契内抽出作嫁女妆奁，日后子孙不得争讨。恐后来反心无凭，今欲有凭，苟立嫁女妆奁田业字壹纸，交过女婿李学官，付执存照。
咸丰拾年二月
立嫁女妆奁字人　郑茂炳
代书人　自笔
两张契约文书都是由出嫁女的父亲出名写立的，文书主要内容大致仍是说明陪嫁田地的土名、四界、来历、收益和租佃等情况。这两份文书与前文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的奁田契约，都属于《平坝县志》中所说的“特别契约”。有了这样的契约，说明女家将奁田的所有权（田底）和收益权（田面）一并转归女儿女婿，由他们负责“收租管业”。第一份契约中的奁田系他人典出的土地，今后原地主如何处置，也由女儿女婿交涉办理。这种形式的奁田将留传给女儿的子孙后代，母家不再收回。后一份文书还特地说明“日后子孙不得争讨”，以杜绝日后可能发生的纠纷。
2、母家对于奁田的权利保留
有学者认为，奁田属于分割产权：所有权在娘家，使用权在夫家。(31) 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奁田是一种特殊的土地转让形式：既区别于土地买卖，因为双方并不涉及金钱交易；又不属于土地的完全转移，因为即使母家写立契约，将土地所有权、收益权全部授予女儿，他们往往还会保留对于奁田某种权利。
《清史稿·列女》记载：浙江桐乡濮氏女，“其父无子”，“万金悉畀女”，嫁妆中“田宅、奴婢、什物皆具”。但是，由于濮氏女违背母亲的意愿为父亲置妾生子，“母憾女，尽收田宅、奴婢、什物，驱就他舍，屏勿复相见”。濮氏女嫁妆中的奁田是否写立契约文书，今已无从考证，但无子家庭所陪送给女儿的土地一般是具有田底权的，如果只给女儿“田面”权，女儿死后母家亦无兄弟子侄可继承接管，相对于将土地留给其他亲戚，家庭更愿意把土地永久地赠送给女儿。尽管如此，濮母在一气之下仍可以将赠给女儿的所有奁产全部收回，其女“乃骤贫”。(32)
《清稗类钞·婚姻类》记载了类似于濮氏女的事例：“香山郑家村，其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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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尽管母家将土地等产业陪送给女儿，仍然可以随时将其收回。这说明妇女对于奁产的所有权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她们的行为不符合母家要求——濮氏女为父纳妾、郑某外孙不尊敬外祖，都可能导致她们失去奁产。江苏松江一带陪送奁田的习惯则是，“须出嫁之女生有外孙，方将田单交与过户”(34)，如果没有生育男性后代，女家即有权将奁田收回。
母家对于奁田的限制和干涉也在契约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如道光二十年（1815），四川巴县朱氏因女儿生下外孙陈庆美，特追赠奁田一份，并写立契约文书。文书中规定：地契上虽注以陈庆美之名，但必须存放在朱家，“其田业不准甥父子私当私卖，其租谷每年以一半给甥攻读用费，以一半存蚁家为甥男聘娶之需”。(35) 这里，朱氏购买土地的目的是作为奁田赠送给女儿，用来支付外孙的读书婚娶费用，地契上注明的土地所有人是外孙陈庆美。如此看来，土地的收益权、所有权都应属女儿的小家庭无疑。但是奁田契约明确规定，陈庆美父子不仅没有土地的完全所有权（不准私当私卖）、地契先要存放在朱家，而且对土地收益的使用亦有严格限制：一半给陈庆美读书，另一半为其婚娶费用（此部分亦存放朱家，婚娶前不得随意动用），不可将奁田收入用作其他花费。因此女儿家庭对土地的收益权也是不完全的。
此外，即使女家没有对奁田做出任何规定或限制，当奁田出卖时，女氏宗族仍然具有对于奁田的优先购买权，这是土地交易中的惯例。上文酉英的子孙只能将奁田卖给其母家朱氏族人，就反映出女家对于奁田的此种权利。
三、由奁田引发的纠纷
由于奁田权属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其极易引发家庭矛盾和土地纠纷。我们通过具体的案例进行分析。
案例1.道光四年（1824），巴县朱太贵起诉姐夫将其姐的奁田随意变卖。朱太贵之姐嫁陈以谦为妻，由于陈赤贫无业，朱家“所赠妆奁服饰不少”，朱太贵姐生子陈庆美后，朱氏娘家又追赠奁田一份，“于嘉庆二十年三月，用银四百七十两，置买曾家岩戴姓田业一份，每年收租谷二十八石。契注甥（陈庆美）名，仍存蚁（朱太贵）家”。朱氏在赠送奁田时双方立有合约：“其田业不准甥父子私当私卖，其租谷每年以一半给甥攻读用费，以一半存蚁家为甥男聘娶之需”。不料，陈以谦乘岳母去世，“将田蓦卖，获价在手”，朱太贵因此提起诉讼。(36)
这是前文提到的巴县朱氏陪送女儿奁田案的详细情节。在朱氏赠送奁田的契约中，主要受益者为外孙陈庆美，这与松江生育外孙方“将田单交与过户”具有同一含义。因此奁田的收益是围绕外孙服务的，供其读书、婚娶，不得挪为他用。外祖父将产业划拨给外孙，一方面体现出对于亲家男性继承人的关注，更多的则是出于对女儿及其后代的关爱，即女儿血脉的链条是绝对不可忽视的。所谓的“外孙继产”只是奁产的一种变相赠予。本案例中，朱家奁田契约的最主要限制在于陈以谦和陈庆美父子“不得私当私卖”，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奁田的限制条款如此之多，陈以谦又“赤贫无业”，很容易发生违背契约的事情。陈以谦将奁田私自变卖，违反了契约规定，自然引起女家控诉。
案例2.雍正六年（1728），刘连俸的祖父君辅“将业一份附与姑爷张九安以作奁业。议明世守业不问，倘有典卖，业仍还刘姓。”“不幸九安夫室俱丧，去腊（嘉庆五年）遭九安之子张世文忘恩负义，不令蚁知，听棍刘永亮等主摆，蓦将业私售与土豪陈文桂，立定价银一千二百六十两。”因此，刘连俸以“蓦买蓦卖”将张九安控诉公堂。(37)
此案例系刘君辅之孙刘连俸控告刘君辅的外孙张世文，私自当卖其母的奁田。刘家于雍正六年（1728）陪送给女儿奁田一份，当时明确规定：如果婿家世代守业，女家对于土地不予过问。一旦将奁田变卖，女家有权收回。也就是说，婿家拥有对奁田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唯独没有出典或出售权。刘家禁止典卖奁田，一方面是为了限制婿家对于奁田的权利，维护女儿对在夫家的“私产”；另一方面也是为保证田产不流入外姓。但是，72年之后（嘉庆五年）刘君辅的外孙违背契约将奁田变卖。此时，陪送奁田的当事人刘君辅及其女儿女婿都已去世，但是奁田契约的限制性规定并没有因此而模糊，君辅之孙立即以“蓦买蓦卖”之罪将张世文控诉在案，请求将土地归还女家。
案例3.安徽太湖县妇女黄阿查，夫故，只有一子，娶妇阿徐。不幸阿查之子亦故，留下“姑媳两寡，茕茕无子”。因黄家“拥腴产”，为族中各家垂涎，“争立继，争逐继，家庭构难，竟无宁日”。经宗族商议，决定立族人黄宗荣之子黄二为阿徐之子。后族人黄香“妒黄二享厚产”，并且看到阿查将财产分给自己的女儿女婿，“眼热生嗔”，捏成自己的弟弟黄朝应当立继，黄二不是同宗，到县衙控告不休。第一任县令李某，在未经详细调查的情况下，即断令“立黄朝，而逐黄二”，同时判令将阿查批给女儿的田产追回。第二任县令徐士林经过周密的调查和分析，将此中过节一一澄清，判定二人都立，黄朝按辈分过继给阿查，黄二仍然为阿徐继子。对于阿查批给女儿的田产，徐

关于中国历史小英雄的故事

士林认为李县令在以前的类似案例中，曾判令阿谢分给女儿三分之一的田产做嫁妆，此次却判追还，“何独厚于阿谢之女而薄于阿查之女？”但是由于如今已经立继两子，“不便任其多分”，判给两位女儿“各准给田二石”。此案才算了结。(38)
本案的中心内容是围绕族人争相立继而展开的，其间牵扯到女儿的奁田继承问题。案例中，黄家拥有丰厚的财产却无人继承，主妇阿查虽然立族人黄二为儿媳阿徐的继子，同时将部分田产分给女儿女婿。根据清代的法律，女儿只有在亲生子、继子、奸生子皆无的情况下才可以继承财产，因此族人黄香在控告黄二不当继的同时，也控告阿查私自将黄家田产分给女儿。前任李县令根据法律规定，判令追还阿查之女的田产。后任县令徐士林认为，李县令在以前的一例争继案件中，曾经判给当事人阿谢的女儿三分之一田产做嫁妆，而此案件中却判令追还，前后判决不一致。况且“律载无子者，女婿有量给财产之条”，应当酌量分给阿查之女一些财产，遂决定判给阿查的两位女儿各“田二石”。这一案件显示出清代官员在法律实践中对于女子田产继承权的态度。前后两任县令在家庭无子的情况下，都判决由女儿继承部分田产，其中阿谢之女未婚，以留做嫁妆的名义继承；而阿查之女已婚，以追赠嫁妆的形式继承。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在没有亲生儿子的情况下，往往倾向于将财产（起码是部分财产）由女儿继承，此乃人之常情。官员在判决中也会考虑到民情因素，在维护宗族整理利益的前提下（徐士林判决族人提出的两子皆立继），兼及女儿的财产继承权利。判决中没有说明阿查的两个女儿所得到奁田的权属问题，但从许是林判给女儿土地是从财产分配的角度出发，并且要避免日后不再引发纠纷，此奁田应当是所有权（田底）和使用权（田面）皆具的。
案例4.原告浦金氏为被告易浦氏即浦银妹之继母，银妹父浦浩贤前室王氏生两女，先故，无子。前清光绪三十年，浩贤嫁长女银妹于易五保，赠奁田五十亩，有奁帖为证。三十一年银妹丧夫，仅遗一女，浩贤因其食指无多，减奁田十六亩九分，以三十三亩一分写立过粮凭字，由浩贤亲自签押，过易浦氏奁银记户名，有三次粘呈粮串可证。浦浩贤后娶金氏，生有子女。上年冬间，浦浩贤病故，浦金氏、浦仁芝等屡令银妹将奁田改回浦姓户名，银妹不允，并呈民政署备案，请禁擅自过粮，以防盗卖，经民政署批示，无论何人，不得觊觎在案。浦金氏、浦仁芝亦诉其私过奁户，毁议欺母，请移送核办，旋以浩贤遗嘱令银妹过户正名等语来厅呈控。本厅初令邀同亲族理处，该民固请传究，并据西徐市公民缪缟等十人、浩贤舅母陈钱氏、公亲王银保、浦企棠等七人先后代易浦氏申诉，指称原告捏写遗嘱，饰词攮夺。(39)
此案是发生在清末民初的一件由奁田引发的家庭纠纷。浦浩贤于光绪三十年（1904）女儿出嫁时陪送给她奁田五十亩，一年后由于女婿过世，收回其中的十六亩九分，并将剩余三十三亩一分写立字据，过户给女儿。浦浩贤病故后，其继室金氏及儿子浦仁芝（易浦氏同父异母弟）欲索回奁田，不得，遂控告易浦氏“私过奁户”，即在没有得到家长的允许的前提下，私自将奁田过至自己名之下。尽管此案中易浦氏得到亲戚们的支持和帮助，法官判决她为奁田的合法所有者，只需要交还浦金氏七亩土地作为父亲的丧葬费用，但这个案例充分反映出奁田权属的复杂性：奁田于光绪三十年（1904）陪送给易浦氏，但是土地所有权仍归其父，浦浩贤随时可以将土地收回。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浦浩贤收回部分田产，将其余的三十三亩一分的奁田权属正式转归易浦氏名下，浦浩贤的签押和“三次粘呈粮串”可以证明这一点。浦浩贤去世后，金氏母子“屡令银妹将奁田改回浦姓户名”，又捏造浦浩贤遗嘱令易浦氏“过户正名”，这说明他们认为浦氏家族拥有收回奁田的权利。此案易浦氏胜诉的前提是，浦浩贤遗嘱为假（各亲友的证词也着重于此）。那么，如果浦浩贤真的留有遗嘱，则易浦氏很可能失去败诉。也就是说，即使过户到女子名下的奁田，仍然可能被母家收回，切实反映出女性对于奁田的权利是不确定或不完全的。
清代有关“鬻产嫁女”和陪送奁田的争论，体现出人们对于宗族土地的重视和土地权属问题的关注。女家在陪送奁田的同时，将土地权属分割为“田底”和“田面”，并对奁田的收益权、使用权、出售权等做出一些列限制性规定。这些规定一方面是为维护妇女在夫家的“私产”，但主要目的是力图保持对于土地的控制和所有权，在许多情况下，如女儿故去、奁田出卖、男家违反奁田契约中的规定等，女氏宗族都可以将土地收回，从而有效地遏制了宗族土地外流。女家对于奁田的限制，还体现出妇女对于奁田权利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这种特性又成为产生土地纠纷的根源。
注释：
① 《兴宁县志》卷5《风土志》，光绪元年刻本。
② 《厦门志》卷15《风俗》，道光十九年刻本。
③ 《威远县志》乾隆四十年刻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第13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版。
④ 《天津志略》第一编第十一章《礼俗》，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⑤ 《苏州风俗》第27页，《中国风土志丛刊》第36册，广陵书社2003年版。
⑥ 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第203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⑦ 《合水县志》卷下《风俗》，乾隆二十六年抄本。
⑧ 《彭氏宗谱》卷一一。
⑨ 《周礼注疏》卷14，第3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⑩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二十五《礼部》，第9439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版。
(11) 《礼记正义》卷第六十一《昏义》，第16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 《陈确集》，第51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13) 如清人彭玉麟之父“宦二十余年，节廉俸，托亲党为购田庐，以为归老资”，参见《彭玉麟集》中册，第241页，岳麓书社2003年版。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14) 参见何龄修等：《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第160—16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5) 张研：《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权属的再思考——以土地交易过程中的“乡规”、“乡例”为中本家心》，载于《安徽史学》2005年第1期。
(16) 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第304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17) （清）吴炽昌撰：《客窗闲话》卷三，第9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
(18) 转引自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第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19) 这一点可以从地方志作者的记载中反映出来，如《续修永定县志》（清同治八年刻本）：“惟妆奁竞尚华靡，力足者动费千金，即力不足者亦转相效尤，至鬻田以偿所费，此则风之宜革者也”；《古田县志》（民国三十一年古田县志委员会铅印本）：“奁值累千金，有鬻产治具者，若延师则纤毫必较。谚云：‘有钱嫁女，无钱教子’，其风为已下矣。今后此俗或可渐革欤”；《上杭县志》（民国二十八年上杭启文书局铅印本）：“女家以嫁奁不丰恐失体面，于是多索聘金、猪酒；男家亦以争体面，故事事必求其丰，致有鬻田宅以行之者卒之。婚嫁两难，此俗之所宜亟正者也”；《万载县志》（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至奁具，则靡费已甚，始而富家稍炫其妆，继而迭出求胜，渐至贫窭效尤，典卖以从，此则侈靡之宜变者也”，等等。
(20) 《陈确集》，第51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21) 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第203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22) 转引自何龄修等：《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第160—16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23) 《台湾私法人事编》，第382—384页，《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九辑，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版。
(24) 《平乐县志》卷2《风俗》，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
(25) 《台北市志》卷4《社会志·风俗篇》，1957年至1980年铅印本。
(26) 《台湾私法人事编》，第381—382页，《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九辑，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版。
(27) 《平坝县志》第二册《民生志·风俗》，民国二十一年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
(28) 《台湾私法人事编》，第383页，《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九辑，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版。
(29) 《南投县志稿》卷6《风俗志》，1954年至1979年铅印本。
(30) 转引自卢增荣：《清代福建契约文书中的女性交易》，载于《东南学术》2000年第3期。
(31) 参见张小军：《象征地权与文化经济——福建阳村的历史地权个案研究》，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32) 《清史稿》卷五百八《列女》，第14030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33) 《清稗类钞·婚姻类》，第203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34) 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197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
(35) 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第464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6) 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第464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7) 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第459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8) 陈全伦、毕可娟、吕小东：《徐公谳词——清代名吏徐士林判案手记》，第171—175页，齐鲁书社2001年版。
(39) 常熟地方审判厅民庭判词：“判决浦金氏呈诉易浦氏违背遗嘱欺母措粮一案”，载《江苏私法汇报》第八期，1912年12月1日出版，转引自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妇女的“财产权”》，载于《史学月刊》200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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