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明清广东东江流域森林变迁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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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明清广东东江流域森林变迁及其成因

郭声波 吴理清
《江汉论坛》2011年第8期环境变化与社会变迁笔谈之二
作者简介：郭声波，男，1959年生，四川泸州人，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632；吴理清，男，1972年生，江西鄱阳人，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632。
东江流域，具体而言包括目前广东省的惠州、河源、汕尾三市以及东江三角洲的东莞市。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研究广东森林史的论著中偶有提及东江流域森林变迁及其成因者，如张镜清等著《广东森林历史变迁初探》、《广东省森林简史》和《广东、海南森林的变迁历史初探》，是国内最早对广东森林及变迁作全景式研究的成果。徐燕千《广东森林的历史、现状和发展》一文分地史时期和历史时期两个时期，论述了广东森林从古代到现代的演替过程及其规律。倪根金《浅谈明清广东山林砍伐及其经验教训》一文指出，明清时期，由于人口的膨胀、工矿业的发展和玉米、红薯等新作物的大规模引种，导致广东森林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上述研究成果为研究东江流域森林变迁及其成因打下了基础。但大多数研究者都未专注东江流域地区森林变迁，更未把东江流域森林变迁及其成因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本文拟在详尽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东江流域森林变迁
1．明以前东江流域森林状况
东江流域明代以前原始森林密布，虽然有关森林的直接文字记载并不多见，但从当时文献记录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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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知道该地原始森林密布，气候类似热带雨林气候，“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厉，人尤夭折”[1]。瘴气是指“现在的疟疾及其致病的环境条件”，“瘴气是由于热带、亚热带地区森林茂密，林地潮湿，气候闷热，有利于疟蚊大量滋生引起的，瘴气多就是森林多的表现”[2]。大量犀、象等森林动物的活动，也从侧面证明了该地大量原始森林的存在。唐人在番禺道中作诗云：“常闻岛夷俗，犀象满城邑。”[3]又说：“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潮、循人或捕得象，争食其鼻，云肥脆，尤堪作炙。”[4]循州当今东江流域，其象色黑，与目前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的亚洲象应该属同一种属。《元和郡县图志》中提到循州贡物：“开元贡：蚺蛇胆，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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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藤器，鲛鱼皮。元和贡：罗浮柑子，蚺蛇胆藤箱，大甲香，小甲香，水马，大鱼睛”[5]，其中的蚺蛇也是生活在大森林中。说明当时不但气温高，还很潮湿。史载“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6]，可见，唐代东江流域森林状况与现在云南西双版纳的森林状况相差不远。
2．明代东江流域森林的逐步垦伐
宋、元时期随着北方移民的南迁，东江流域得到了初步开发。明代的森林垦伐在宋、元基础上继续进行，但森林覆盖率仍然很高。明代中期惠州府人少地旷，“延袤几千里，然崇山复岭，盘回深阻，烟火鲜少，土旷不治”[7]。这既不同于明代以前原始森林太多以至于不适宜人们居住，也不同于清代乾隆以后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明代森林相关记载不多，一方面是因为士大夫兴趣大多放在名胜古迹上，另一方面正说明森林与人的矛盾不突出，人与自然环境大体处于和谐状态，所以相关问题尚未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这同清代中后期对该问题记录众多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以上是总体情况，具体而言，森林变迁状况比较复杂，它既有时间变迁也有地域差别。明代初期东江流域人口稀少，森林覆盖率较高，如天顺年间，“地多暑少寒……又于秋仲季月，瘴疠发作，人多疟症”[8]。而到明代中期，瘴气已不多见，这从嘉靖时期在惠州为官的姚良弼的记载可知：“《广东通志》云，岭南诸州通号瘴乡，然郡邑之依山者，草茅障翳，炎气郁蒸，故为害也，旧志瘴候始于三月止于九月。”[9]仔细体会这句话可知，瘴气在平原河谷地区已不见，在丘陵山地瘴气也不严重，提到瘴气发作时间时只是用“旧志瘴候”语句。至明末瘴气已不见，“在今日岭南大为仕国，险隘尽平，山川疏豁，中州清淑之气，数道相通。”[10]
东江下游的博罗县有两大山脉，即罗浮山和象山。罗浮山原始森林保有量一直很高，郑曼在《募修罗浮宝积寺缘疏》中对原始森林有特别的描述，“山兽则有玄猿，挂于隔崖树间掷身，见人而哭，种种不可更仆。予游名山多矣，未有灵异若斯者也，然亦未有数十里内荒旷若斯者也”[11]。叶春及作于万历年间的诗《飞云顶》云：“积气连吴楚，啼猿自古今。”[12]明末清初屈大均言：“猿猴饮者出没水花中，见人弗畏。”[13]象山是博罗县另一座大山，尽管对山林的刻意保护远远不能同罗浮山相比，但原始森林也不少：“象头之山，……其东为流军峰，有道人涉其岭，平广衍沃，古木蒙茸。由此观之，此山尚多佳境，不可得而知矣。”[14]同为东江下游的惠阳县情况基本相同，明初诗人描写白鹤峰：“峰头鹤已去，槛外水空流。明月山间夜，萧萧古木秋。”[15]明中晚期诗人林大春《白鹤峰谒苏东坡祠》曰：“云覆松阴合，天清白鹤孤。”[16]白鹤峰是苏轼祠所在地，森林保护良好不奇怪，宣德、正统年间惠州有诗云：“惠阳十万家，采薪皆此处。荷叶盖头归，知是前山雨。”[17]另一座马头山，“是为西江之源，多木，岁出以供郡人之用，未尝乏绝”[18]。东江中游河源县，“地广人稀，山林深辟”[19]。尤其东江上游地区森林密布，其中九连山脉一带山林在明代中期还处于原始状态，“南条中境，诸山之首曰大望山，其山自大帽山而来，东界程乡，北界安远，层峦叠嶂，茂林丛棘”[20]。由于山路深密，朝廷平叛选择春夏方可成功，史载：“嘉靖六年，春夏大征，贼首俱获，无一能逃。问其故，曰山中虫蛇多，不能久藏也。”[21]而秋冬平叛则难以成功，“盖秋冬虫蛇入穴，备干粮入山，连月可藏，故能亡命”[22]。东江上游龙川县，明人李中游历霍山后言，“流泉溉千里，奇松亘万年”[23]。明代龙川县东江水质非常好，“县东北东江水，水四时常清”[24]，没有水土流失，说明东江流域森林保持很好。东江流域类似记载还有不少，如“石马髻之山，峰峦峻巨，绝顶草木繁茂”[25]；“施坑之山，高山大林”[26]；“观音之山，树木葱菁”[27]；“大林輋之山，材木蔚会，徭人耕艺其上”[28]；“义合山多竹，康禾之山多木，二山俱产茶”[29]，有些地方虽未直接记载山有森林，但从山上有丰富的泉水，甚至山顶有池水可推知当时的森林状况：“罗浮瀑布凡九百八十有奇，流为长溪七十有二，渚为潭七，为神湖一，为渊池者六，天下名山未有瀑布多于此者”[30]。瀑布、溪流、湖泊众多，说明该地区森林植被丰富，涵养水源功能强。
3．清代乾隆以后东江流域的大规模垦伐与森林的破坏
清代初期东江流域森林覆盖率较高，原始森林面积也不少，如东江三角洲的增城县在清初都是古木参天：“增城郭北有山巍然，高者曰华峰，山麓多古树，国初有异僧，爱其胜……时方有虎患，僧与虎画界而居”[31]。乾嘉以后，平原及河谷地区森林虽遭受破坏，但远离人烟的北部山区森林还不错，大部分森林在清代还没有进入破坏阶段，如“牛牯嶂，邑治北九十里，上多奇花古木”[32]；“鹧鸪峰，邑治北八十里，两峰之际，白泡水出焉，飞泉南注”[33]；在牛头山，也有“白云流水过山涧，碧树啼猿破晚烟”的诗咏[34]。而且惠州一些风景区的森林在清末尚能保持很好，如宋湘游惠州永福寺时有诗云，“森森木蔽天，的的花散去。”[35]
东江流域尤其是下游地区森林的大规模破坏，是在乾嘉时期，森林逐步减少的趋势一直持续到清末。具体从地域上讲，尽管上游龙川、河源、新丰一带森林覆盖率直到清末还很高，但有些地区已因森林的破坏而使瘴气消失，如在龙川县，“近来山川疏畅，清淑之气相通，盖亦正气盛而戾气自消也”[36]，但下游海丰、归善、博罗一带的森林在乾嘉时期的破坏则更加严重。
在海丰县，由于清初海禁和迁界原因，“田地荒芜，灌莽极目”[37]。康熙初年频频出现虎患就证明这一点，“康熙六年，是岁多虎患，因界迫近，草木繁殖，虎狼群行无忌”[38]。虽然很多学者认为虎患的出现往往意味人虎争地也即该地区森林的减少，但在这里虎患的出现显然是森林覆盖率比较高所致。此外，森林植被覆盖率高也可使河流的含沙量大大减少，河流清澈，“顺治十四年秋，长沙海口水清见底者三日”[39]。清代中期海丰县人口增长迅速，“今百年生聚，人文互盛，稍成一岩邑也”[40]。
随着人口增多，森林逐步减少，至清代同治年间该县又出现了严重的全县性虎患，“同治三年，南山多虎，行路过者，岁伤毙数十人。同时各乡及梅陇县城，无乎不有，一连数载，人甚苦之”[41]；“平安庵前埔，多虎，行者聚多数十乃敢过”[42]。这次虎患与康熙年间虎患出现的原因完全不同，这一次出现虎患的原因在于森林急剧减少，人虎争地。虽然如此，清代同治年间海丰县北部丘陵、山地和一些风景名胜之所还有些森林，“莲花山，层峦耸拔，翠秀异常”，“虎山，邑东三十里，盘郁幽深，茅庵梵刹”；“五坡岭，邑北里许，茂林修竹”[43]。
在归善县（今惠州市和惠东县），清代早期人口较少，所产木材可供惠州本地使用。雍正年间，“马头山也，是西江之源，多木，岁供郡人之用”[44]。
至清末，由于府治人口增加，以前山林之所都成为居民点：“梌木山在府治后，旧多梌木，故名。……以上旧称城内五山，今俱人居稠密。”[45]至于远离居民点的山区，尤其是海拔较高处，森林保持很好，如惠阳县与东莞县交界处的梧桐山，“山势秀拔，耸列三峰，周匝数十里，顶有天池，深不可测，林木丛生，多梧桐及异草。”[46]归善梧桐山“在府城西南一百七十里，抵新安界，耸峙山峰，周围数十里，其顶有天池，深不可测，林木丛生，多产梧桐及异草”[47]。又载：“梧桐山在县东南十里，形势耸峻与桂山相望，多产梧桐。”[48]“桂山在县西十五里，高约五百丈，绵亘六十余里，上多桂树，产茶绝佳。”[49]至于远离县治的其它山区就更不必说，“仙峰嶂在城东北一百二十里，高四百余丈，绵亘三十余里，屹然耸翠”[50]。
在博罗县，森林主要分布在象山和罗浮山两处，但在乾隆时期都开始遭到较大破坏，尤其是象山，“高材大木已不多见”。据乾隆年间县志载，“罗浮之种蓝，象山之烧炭，焚刈不遗余力，山几秃矣。嗟乎！灵山异境，顾今若此，其濯濯也”[51]。由于盛行烧炭，山林状况已远远比不上罗浮山：“象山在县东北三十里，亦曰象头山，高大亚于罗浮，绵亘环邑之半，民以烧炭为业。”[52]罗浮山作为一座宗教胜地，宗教界和官方对其山林保护可谓不遗余力，乾隆年间就因附近居民乱砍乱伐而勒碑严禁，如《奉宪严禁碑》云：“附近居民，或采以资柴薪，或砍以供售卖，甚至偷葬，籍端横霸，种种不法，任意毁挖，遂伤常美之林，贲成濯濯之牛山。”[53]碑存罗浮山酥醪观。从县志记载和石碑内容综合可知，罗浮山山林遭受破坏的时间为乾隆中期，乾隆年间著名史学家赵翼游罗浮山后的记载印证了这一点：“游罗浮之胜，寓华首台，时树木被种畲者斩伐殆尽，深致惋惜。”[54]罗浮山是宗教圣地，历代官方、民间及宗教界对其山林保护都很重视，相对而言，山林破坏应晚于东江下游其它地区森林，因此该山森林开始遭到破坏，说明东江下游地区森林全面进入破坏期。清代晚期罗浮山森林遭受进一步破坏，现存罗浮山南楼寺附近的光绪朝石碑可为证：“查该处附近村乡，无知愚民，竟敢砍伐树木，或恣意纵火焚烧，指为杉木干柴，三五成群，旦旦砍伐，殊属不成体事。”[55]还有一些诗文也佐证了这一现实，如顾嗣立《游华首台》诗云：“锦屏峰合夜嵯峨，劫里乔松脱斧柯。”作者自注：“罗浮古木尽遭兵火，惟华首台独存。”[56]又梅花村是罗浮山一处著名的景点，乾隆年间由于人们对山地的拓殖，梅花村已经变成耕地，赵翼《游罗浮》有这样的感叹：“至今遗迹一亭在，绕阶绿影莓苔生。惜哉我生何太晚，梅花村已翻田耕。”[57]虽然罗浮山脉森林在乾隆年间就进入破坏期，但由于罗浮山的特殊地位，对其森林保有量也不必估计过低，因为乾隆年间罗浮山竹木资源仍然丰茂，“邑之竹颇给于用”[58]，犀、象虽已绝迹，但老虎等大型肉食动物仍然存在，除前揭增城、海丰两县之虎记录外，博罗县“罗浮有象，又有犀牛潭，稽之故老，从未见也。哑虎不啸不咥，果然。豹文采蔚，然殊异他产。”[59]
二、明清东江流域森林变迁的原因
1．农业发展对森林的侵蚀
农业的发展对森林的侵蚀是明显的，平原地区尤其明显。明清时期直接记录农业对森林破坏的文献较少，但以民国时期的情况可以推算清代尤其是清后期的情况，如在东莞县，民国初年农田已遍及山地丘陵，“而其他十之六，则为谷底与河岸及滨海冲积低田，其低下田土，可谓利用无遗”[60]。因此除村庄附近有一些风水树之外，几无成片树林可言。而丘陵、山区农业与森林的关系，则与平原地区的情况不同。明清时期东江流域丘陵、山区地区的森林变化有两因素值得注意：一是明末番薯从海外的传入对该地区森林的深刻影响，二是明清以来的“种畲”活动对该地森林的影响。番薯早在万历初年就引进广东，至明末番薯在广东的种植就很多，至清代就很普及，学术界主流意见认为“番薯引进养活更多的人口但也引起森林大量减少等环境问题”。这一问题的切入点应该是明清时期东江流域的“种畲”运动。“种畲”通俗地讲就是畲族的生产方式。畲族的生产方式，《粤东闻见录》载：“男女椎跣，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是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肥，是曰火耨。”[61] “山谷之间则燔石及木，俟土膏融化，播种灰中。盖以火之热去水之凉，禾乃易长。李德裕诗‘五月畲田收火米’是也。”[62]在明代以前，东江流域的“种畲”与番薯没有任何关系，种畲只是畲族人的事情，自番薯传入该地之后，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物种番薯与古老的生产技术“种畲”结合起来，竟然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力，可称为“新种畲”。
“种畲”对森林有没有破坏作用，目前有两种意见：多数学者认为刀耕火种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对森林的破坏太大，因此极力主张立即彻底禁止刀耕火种，如司徒尚纪先生通过对海南岛少数民族的“种畲”生产方式的考察，就极力主张禁止“刀耕火种”。但有些学者不认同这种看法，尹绍亭先生就认为，传统的刀耕火种并非森林“杀手”[63]。粤东森林的破坏主要发生在明清时期，而这一时期恰好是汉族大规模开发粤东的时期，因此森林的毁坏不应该归结于畲族“刀耕火种”。这似乎很矛盾，其实不然，在历史时期畲族的“刀耕火种”并没有造成森林破坏，是因为“刀耕火种”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难以养活太多人口，相对而言人均占有林地面积很大，虽然“刀耕火种”会造成森林大量消耗（相比于汉族的生产方式），但某一地区的森林总消耗量并没有超过森林的生长量，畲族完全可以做到“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64]。到明末、清时期的种畲变成“新种畲”，“新种畲”提高了生产力，因此人口增长很快，致使人均林地急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新种畲”对东江流域森林破坏就非常明显。乾隆年间著名诗人张九钺《种輋篇》（按：輋即畲的异写）中对惠州、梅州的烧畲情况有深刻的观察：“輋人走险不用径，侧耕危获为性命。燔山伐石虎为悲，欲辟千峰万峰罄。吾闻梅州循州木所都，土坚石润泉不枯。谁歟黠民欲网利，一朝薙之无根株。”[65]可见“新种畲”对森林的破坏是多么触目惊心！
2．工矿业发展对森林的影响
工矿业尤其是矿业对山林的影响非常巨大。尽管明代以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均对采矿采取比较保守和排斥的态度，主要原因是怕聚众引起社会动荡和破坏所谓风水，“开矿恐妨山陵、龙脉、林材，山冶将为咨寇囮薮”[66]，但东江流域的矿业在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之后，还是有所发展。如明末由于神宗皇帝的提倡，各地采矿业发展迅速，“万历时畅言开矿，严令笃责”[67]。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时期的矿业发展也较快，“采矿之害，旧志有禁，明季及国初间，奸人射利钻营开凿”[68]。这些采矿业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评价不一，不过对山林的负面影响是明显的，矿业尤其各种金属矿藏对森林消耗很大。矿业对山林破坏有两方面：其一，开挖矿床会毁坏大片森林，如长宁县“米筛山在县东南一百里，山产锡矿，上挖如筛孔故名”[69]，其对地表等环境的破坏由此可见。其二，金属冶炼需要消耗大量林木，对金属的冶炼需要大量木炭，而烧制木炭需要消耗大量木材。东江流域山区蕴藏着丰富的矿藏，“铁矿发现一处，在梅都牛牯嶂山麓背阴山，前代历有人承饷开采”[70]。弘治五年，明军守备王守忠“率官兵镇压占踞龙门县南昆山采矿铸铁的民工，捣毁17寨，杀各寨首领。民工数千人溃散入山中”[71]。似此盗矿情形，清代亦不绝如缕：“矿山在陈田，陶钧坑，归善之境也。自昔未有识者，嘉庆甲寅、长乐、程乡不轨之民盗开矿六，聚众数万，近数百里内莫不被害”[72]。清末海丰县，“牛头山，昔有商人谋开锡矿，聚众数千，乡民齐家逃窜，凿崩坟墓，淹没田产不计其数”[73]。
3．人们日常生活中木材消耗量对森林的影响
广东人日常生活中的木材消耗量是惊人的，每人每年消耗的薪柴约0.5吨，“根据专家测算，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人均能源需求量为0.4吨/年”[74]。0.4吨是以标准煤计算，折合成薪柴0.6-0.7吨，也有其他估算约500公斤薪柴，东江流域（包括清代惠州府和东莞县）人口在民国末年约为390万[75]，每人消耗薪柴量以较低水平的0.5吨计，则整个地区一年在薪柴方面的消耗量是195万吨。以一吨薪柴为1立方米计，则195吨薪柴相当于195万立方米。195万立方米到底意味什么？通过下面一些计算就可明白。
东莞县在民国末年几无森林可言，故计算东江流域森林面积时只计惠州府地区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民国末年森林覆盖率为50％，则该地区森林面积150万公顷，根据《广东森林》提供的数据，“用材林平均蓄积量为44.9立方米/公顷，幼龄林、中龄林和成熟林分别为15.8、60.0、226.0立方米/公顷”[76]。为计算方便，假设所有森林为中龄林，该地区森林蓄积量为9000万立方米，因为“不分树种和龄组，全省森林平均年生长量为3.5立方米/公顷，年生长率8.1％”[77]。由此可知该地区森林年生长量为720万立方米，这720万立方米是该地区森林增长的最大值，森林实际增长往往远远低于这一数值。可见，薪柴消耗195万立方米在720万立方米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这是总体宏观情况。就微观而言，情况就会很复杂，在周围森林较少的一些居民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柴薪一般在居民点附近就可提供，但当需求量大于提供量时，人们砍伐柴薪的半径会越来越大，最后柴薪的取得也越来越远。如“光绪二十三年，博罗县民渡东江入山砍柴，舟覆，死78人”[78]。海丰县以干薯苗充燃料就不奇怪了，“薯苗则利用以饲养家畜，或将其晒干之以充燃料，盖本县山岭草木稀疏，柴薪甚为缺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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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这些需求都大大加快了山区森林存量的消耗。
我们再深入考察一下，为什么乾隆以后东江流域居民对薪材的需求有了大幅增加？其实不难明了，这是由于人口大幅增加决定的。森林的消长实际上最终取决于该地区人口的增长。当人口数量超出平衡点时，森林的破坏便开始加剧。东江流域的人口数量在乾隆中期就已经突破平衡点[80]，因此该地区尤其是在下游一带，森林逐步减少的大趋势在乾隆时期就已经形成。
总之，明清时期东江流域森林变迁原因是自然和社会两因素之叠加，其中社会因素是主导力量，自然因素处于从属地位。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变迁对森林树种结构有较大影响，社会因素包括农业、薪材和工商业因素对森林覆盖率影响较大。
注释：
[1]《隋书》卷31《地理志》。
[2][76][77]广东森林编委会：《广东森林》，广东科技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7、47页。
[3]《文苑英华》卷295，陈陶：《番禺道中作》。
[4]刘恂：《岭表录异》卷上，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5]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4，中华书局2005年版。
[6]《隋书》卷26《百官志》。
[7][8][9][19][21][22][24]嘉靖《惠州府志》卷5《地理志》。
[10]《广东新语》卷1《天语》。
[11][56]民国《博罗县志》卷8《古迹》。
[12][15][16][78]惠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惠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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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4、179、181、100页。
[13][30]《广东新语》卷3《山语》。
[14][18][20][25][26][27][28][29]万历《惠州府志》卷6《山川》。
[17]《明诗综》卷24，吴高：《黄洞山》（或曰《半径樵归》）。
[23]嘉庆《龙川县志》卷40《艺文》。
[31]陈徽言：《南粤游记》卷3，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2][33]《增城县志》卷2《舆地》。
[34]民国《增城县志》卷2《舆地》。
[35]宋湘：《红杏山房集》之《丰湖漫草》，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6]嘉庆《龙川县志》卷4《气候》。
[37][38][39][40][41][68][72]乾隆《海丰县志》卷下《邑事》。
[42][73]同治《海丰县志》之《山川》。
[43]同治《海丰县志》之《杂记》。
[44][46]雍正《归善县志》卷6《山川》。
[45][47][48][49][50][52][69]光绪《惠州府志》卷3《舆地·山川》。
[51][58][59]乾隆《博罗县志》卷9《物产》。
[53][55]谭棣华等：《广东碑刻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03、806-807页。
[54]赵翼：《瓯北集》卷5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57]赵翼：《赵翼诗编年全集》卷17，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60]邓植仪等：《东莞县土壤调查报告书》，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土壤调查所，1934年。
[61][62]张渠：《粤东闻见录》卷上《輋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63]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64]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7册《广东上》。
[65]张九钺：《紫岘山人诗集》卷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
[66][67][70]民国《增城县志》卷9《实业·矿产》。
[71]惠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惠州历史大事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9页。
[74]廖世添：《广东人口容量探讨》，《广东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75]广东省人口普查办公室：《广东省人口统计资料汇编》，广东省统计局等1987年编印。
[79]刘天乐等：《广东海丰县土壤调查报告书》，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土壤调查所，1940年。
[80]吴理清：《明清以来东江流域森林变迁及其影响研究》，华南农业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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