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饿殍一千万：1928年——1930年西北、华北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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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饿殍一千万：1928年——1930年西北、华北大饥荒

饿殍一千万：1928年——1930年西北、华北大饥荒
夏明方 康沛竹
【原文出处】《中国减灾》2007年第11期。
“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当叛变革命的蒋介石战胜北洋余孽，掌握国家权力并在全国实施白色恐怖统治的时候，一场罕见的大灾荒无情地袭击着中华土地。这场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等8省，并波及山东、苏北、皖北、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的一部或大部，形成了一个面积广袤的灾区。
关中平原是陕西渭河流域最大的川地之一，也是西北黄土高原最肥沃的地区之一。但数千年来，由于森林和草原不断遭到破坏，无情的暴雨山洪，在缺少植被的地面上犁出了一条条土沟，黄土高原日益支离破碎。关中的庄稼已经习惯了“十年九旱”，农民勉强维持着家中的吃用和后代的延绵。
然而，1928年的干旱时间特别长，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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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到8月，没有落过一寸雨水，“复收只三分”，“野草均枯，赤地千里”。人们被持续的高温和干燥压迫得喘不过骑来。渭河干涸，河床裸露。遍地黄烟，播下去的种子在灼热的土地里烤成了灰末。
无法再耕作的农民一村村地聚结起来祈神求雨，但是干旱的日子却是一个节气接着一个节气地没有尽头，在冬春之交进入了严重时期。第二年的谷雨时分，是夏麦秋作一年之计的关键，一场巨大的风沙、冰雹和黑霜，又袭击了东自朝邑、西至阳武的十几个县。此后的夏秋两季，依然是烈日当空，四野龟坼。西安郊区和咸阳，十之八九的耕地没有播种，秋末收获不足一成。
直到1929年与1930年之交，关中才一连下了六场大雪，这几场雨雪标志着旱期已越过了极限而趋向缓和，但灾民已经没有了种子和牲畜，没有垦荒的力气和等待新谷的时间，致使有地不能耕，灾情愈演愈烈。关中40余县，“田野荒芜，十室九空，死亡逃绝，村闾为墟。床有卧尸而未掩，道满饿殍而暴露”，“白昼家家闭户，路少人行，气象阴森，如游墟墓”。
除旱灾外，陕北还受到蝗灾和罕见的鼠灾的摧残。1930年，陕甘交界到处流窜着难以数计的“五色怪鼠”，“大者如狸，小者如常鼠，猫狗见之皆惊避，斑斓之色，满山塞野，至人不能下足，越日尽失农作物”。
早在1928年冬天，陕西就进入了被当地人称为“年馑”的粮荒时期。在华阴县，麦子每石许洋30余元，油渣每千斤也需洋40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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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比平时涨了5倍多；在三原县，每石小麦平日约七、八元，1928年涨到了27 元；1930 年，小米的官价达每石30元。在粮荒的冲击下，百物价格直线下跌。灾民被逼出卖一切可以换取口粮的家产。市集上的毛驴7元买3匹，只相当于2斗多小米的价钱。失去土地和房屋的小农家庭纷纷崩溃了。十六七岁的闺女，自嫁本身，不取财宝，依然无人收容；男女儿童被抛弃的比比皆是。帮会、人贩子活动异
常活跃，妇女儿童被贩出潼关的不计其数。令人惊奇的是，国民党地方当局竟和人贩子们互相勾结，抽人头税。1930 年1月9 日，陕西籍国民党元老、检察院院长于右任在南京的一次报告中揭露：
两年内由陕卖出的儿女，在风陵渡山西方面，可稽者40 余万，陕政府收税外，山西每人5 元，收税200 万，此无异陕政府卖之，晋政府买之。饥肠辘辘的灾民挣扎着寻找一切可吃的代食品。饥馑来临的第一个冬天，“凡树叶、树皮、草根、棉籽之类，俱将食尽”。次年开春，刚刚破土的野菜，萌生嫩芽的树叶，转眼就被饥民挖光捋净。有的甚至将干草煮食，或者吞吃观音土。汉中留坝灾民挖吃野菜，结果有5000 余人中毒而死。
当代食品吃尽时，荒原饿殍也成了口中之食。有时“道上有饿毙者甫行仆地，即被人碎割，血肉狼藉，目不忍睹”。许多饥民由吃饿殍发展到骨肉相残。1930 年7月7 日《大公报》刊载了这样一则通讯：
饥民初则偷窃死尸，继则公然脔割，终则以婴儿、妇女的腿臂作腊肉，家居供食品，出外作干粮。各处税局翻检行客，常有人腿包裹其中。严诘之，答曰：本人子女之肢体，若不自食，也为他人所食。
甘肃灾情和陕西大体相似。官书和时人谈到西北这场旱荒时，总是陕甘并列。甘肃位处黄土区域的西端，当时全省约有3000 万亩耕地，由于黄土的覆盖层远比陕西稀薄，耕地的绝大部分是年收一次的旱田，某些高寒地区隔年才能一收。在古代曾经以导水屯田著称的甘肃，曾经号称“金张掖, 银武威, 秦( 天水) 十万”，以河西走廊的块块绿洲沟通了丝绸之路的甘肃，在岁月的流逝中，日益沦为大漠、戈壁、秃原和荒沟综错交织的荒芜区域。
数年的大荒、鼠灾，在加上兵荒之余，疫病大作，死亡的人数不计其数。可悲的是，甘肃延续了数年的大荒，竟是由于人口的锐减而趋向缓解的。甘肃全省不足600 万人口，每平方公里平均只有47 人。表面上看，天灾似乎不分贫富地袭向人间，但是因灾荒而无法维持简单再生产的人，归根到底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贫苦农民。大灾之年，地价狂跌，在某种意义上，天灾却为官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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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提供了比平日更为有利的土地兼并机会。据调查，陕西中部的饥馑之后，有7/10 的田产集中在军人手里，其余3/10 为官僚、商人所夺，自耕农民数锐减。斯诺的通讯也证实了这种以大灾为标志的农村危机：“在1930 年灾荒中，三天的口粮就可
以买到20 英亩的土地，折合121.4 市亩。”
大批农民就这样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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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社结构中游离出来, 颠沛流离，四处逃荒。在逃荒无路、乞食无门时，那些被逼到死亡线上的饥民只有奔向绿林，铤而走险。三年大荒，是继民初之后又一次土匪高峰时期。
1928 年9 月，国民党“中常会”拨给北方7 省灾区赈灾仅14.5 万，不及每月兵费的一个零头。陕西领到4.5 万，500 万灾民人均只有9 厘钱！灾民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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