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明清时期赣南客家地区的风水信仰与政府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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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明清时期赣南客家地区的风水信仰与政府控制

摘要：本文以明清时期赣南客家地区地方政府对风水信仰的态度为视点，分析了造成政府对风水信仰矛盾态度的社会历史原因；认为地方政府对风水信仰的矛盾态度，实质上高度统一于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在此基础上指出：民间信仰是否有利于地方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其关键不在于民间信仰的内容本身，也不在于民间信仰的表达方式，而在于官方能否充分依托和利用地方社会的精英阶层，主动掌握民间信仰的话语权而因利势导。
关键词：政府控制，明清时期，赣南，风水信仰，地方乡绅
对乡村社会能否实施有效控制，是系关一个政权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因此，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来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相应地，传统中国的社会控制问题长期以来亦深受史学界尤其是社会史学界的高度关切，其中，透过民间信仰与王朝政府的互动关系来考察传统中国地域社会的构建及社会控制，更成为近年来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关注焦点和重要的学术增长点。[1]但是，由于既见成果均基于特定的地域和信仰背景，因而论者试图进行的理论构架，在地缘辽阔、多姿多彩的传统中国面前也就难免有其局限。或者说，要构建起更具普适性和更强解读功能的理论体系，或许仍有待于更多基于不同地域与信仰背景的实证研究。有基于此，并受已见成果的启发，结合自己多年对赣南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思考，笔者试图以风靡全国的江西形势派风水术的诞生地赣南客家地区（其地域范围相当于明清时期的赣州府、南安府和宁都直隶州的所辖范围）的风水信仰为视点，通过对明清时期赣南地方政府对风水信仰的态度及其原因分析，解读其时地方政府对乡村社会实施控制的途径、特点及实效，以期对传统中国的民间信仰与社会控制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补益。[2]
一
赣南客家地区的风水术是于唐朝末年由北方传入，民间风水信仰亦肇始于此。两宋时期，随着杨筠松师徒在赣南创建的江西形势派风水术的日益兴盛，赣南信奉风水的人也越来越多。迨至明清时期，风水信仰在赣南更是深入人心，转化成了客家人的一种民风习俗。无论婚丧嫁娶、建房造坟、作灶挖井、修桥补路、入学出行、探病会友，都要请风水师勘地利，看风水，择良辰吉日，可以说，赣南客家人的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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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无不披上了风水信仰的色彩。[3]
从赣南地方史志的记载来看，期间的风水信仰不仅深深地影响到民众的生活起居，也一直牵系着地方官员的神经。透过方志中的有关言论，我们可以窥见，明清地方政府对赣南客家地区风水信仰的态度是充满着矛盾而具有双重性的，其中既有否定和打压的一面，又有崇信和倡导的一面。
官方对风水术的否定和打压态度，主要表现在其对风水信仰的某些表达方式的严厉禁止上。诸如禁止丧葬习俗中的坟墓屡迁(即流行于客家地区的“二次葬”)、停柩不葬以及争山争龙等现象。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康熙后期，张尚瑗任兴国知县，严禁惑于风水而“浅殡开棺”[4]。康熙二十九年，安远县知县于作霖亦申：“卖坟盗葬，争山争龙之宜禁也”[5]；康熙三十二年，知县杨允和进而严禁二次葬，“邑俗信堪舆，好以父母枯骨，屡更葬地，名曰“捡金”，公力禁；著《木铎余音》一书，刊布之。”[6]
针对江西省尤其是南康县竟有“停丧数载或至十余年”的现象，康熙四十九年，江西按察使吴存礼专门批示：“为严禁停丧积习，以挽颓风，以敦厚道事。按律凡有丧之家，必须依限安葬。若惑于风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经年暴露者，杖八十。”时任南康知县的葛淳，为落实这一指示，则专作《禁惑堪舆谕》，晓谕全县，指出“风水荫发子孙之说，本属渺茫，即有之亦非强求可得，且亦非乞丐肓地师所知。……县一片苦心，反复开导，如仍不知悔悟，一经告发，除按法重惩外，仍穷究地师，大法处治。其原告亦着先查地师何人，本籍何县，现寓何家，首名具控以便速拿，毋致免脱，为此通行晓谕，各宜凛遵。”[7]他企图通过禁止民众迷信风水和严办地师并举的措施来实现移风易俗。
地方政府一方面采取上述刚性的打压举措，严加禁革风水信仰中逾越正统礼教的表达方式，将民间的风水信仰控制在一定的度内；另一方面，也十分注重运用柔性的控制手段，用正统的儒家文化取代风水术对广大民众实施教化。乾隆十一年，赣州府安远县奉旨严禁“改葬”、“迁葬”，规定“有将已葬祖父母、父母及五服内尊长尸骸，发掘洗筋者，均照服制，毁弃坐罪。帮同洗捡之人，坐为从，地保扶同隐匿，坐满杖。”与这一强硬措施相辅的是，“是年冬科试，学宪金德瑛以之策士，援引唐吕才之说，力辟杨、廖之徒，深切严明，皆所以维赣属之风俗也。”[8]可见，当局也善于利用其在文化教育和选官取士中掌握的话语权，倡导主流文化，控制风水术这一非主流文化对民众的影响。
官方对风水术的崇信和倡导，则主要表现其在修筑城池、改建学府、兴造风水塔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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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体现出来的对风水灵验的默认和肯定。例如，明清赣州府地方官员都非常重视对郡城“凤凰”、“嘶马”、“金鱼”三池的疏通。明天启《赣州府志》的作者谢诏说：“夫三池之开，系俗人文之盛衰。即形家言未必一一皆中，顾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自昔考卜者，不废也。石谶相传已久，岂尽悠谬不足信耶。”其言语对于风水术宁可信其有的心态毫不掩饰。清同治《赣州府志》的作者则在谢氏言论后加以按语申明其志：“旧传三池之通塞，系人文之盛衰。第代远年湮，无从稽考。同治九年，巡道文翼、知府魏瀛、知县黄德溥，督郡人追寻故址兴工疏瀹，池水清澄如故。将来文运日开，端赖于斯也夫。”在他们看来，三池的疏通与否直接关系到赣州府的人文兴衰。又按云：“郡城东门外对岸，有童山一带，色赤如火。据形家言，城内时遭回禄，职是故也。同治九年，巡道文翼、知府黄德溥，购小松千万株，命附山居民种植殆遍。十年复筹款于城内设局，精制器械，妥议章程，以防不虞。局名保安，盖寓阖城永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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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云。”[9]可见，风水不特关人文兴衰，亦系关地方灾祥，故不可等闲视之。
类似上述风水观念影响政府行为的记载，充斥着赣南各县史志。下面再引几则史料以说明之。如上引同治《赣州府志》又记：
“（嘉靖）四十一年，赣抚陆稳以形家言，开兴贤门，寻塞。”
“信丰县城，……隆庆六年，赣抚李棠从形家言，开“迎秀门”于学宫前，以迎巽水。”
光绪《南安府志补正》记：
“古郡志载：堪舆家谓郡城兑龙入首，东有山为眠地木星，南有嫦娥嶂为火星，北有风吹罗带为水星，西有宝珠山为金星，中方平为土星。留谶云：‘宝珠如开眼，一水破天心’。先因志书残失，误听居民开外井泉，罹丙辰洪涨，冲破土形，今始一水中流焉。”[10]
同治《南康县志》记：“南康县城在今城西南隅，后以形家言，迁筑于此。”[11]
对风水术的崇信和倡导也集中体现在政府大造风水塔和对学府选址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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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上。据文博专家的研究，赣南现有的40多座古塔无一另外都是风水塔。[12]关于学府选址，以赣州府学为例，明代成化四年、嘉靖四十一年、万历三十二年先后有过三次搬迁，而这三次搬迁均是出于风水考虑。其中，成化四年的搬迁工作，由赣州知府曹凯亲自主持。据说搬迁之后不到一年，就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始迁之岁，诸生名乡荐者二人，明年进士及第者一人，邦人父老成喜”。实际上，出于风水信仰改迁学府在明清时期的赣南各县已成为普遍现象。[13]
总之，明清时期赣南地方政府对风水信仰的态度是矛盾的，其中既有否定和打压的一面，又有认可崇信乃至倡导的一面。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一矛盾的双重态度呢，下面试作进一步的探析。

*作者简介：李晓方（1974－），男，江西石城县人，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温小兴，男，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1]关于传统中国的民间信仰与社会控制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颇具份量的成果。如：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以莆田江口平原为例证》，《史林》，1995年第1期。赵世瑜《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陈春声《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正统”神明地方化与地域社会的建构——潮州地区双忠公崇拜的研究》，《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钱杭《忠义传说、祭祀圈与祭祀组织――浙江省平阳县腾蛟镇薛氏忠训庙的历史与现实》，《史林》，2002年第1期。王健《祀典、私祀与淫祀:明清以来苏州地区民间信仰考察》，《史林》2003年第1期。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第1期。王日根《习礼成俗:明清东南海洋区域社会控制的一种路径》，《江海学刊》，2005年第1期。
[2]以下关于赣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亦构成了本文重要的学术基础，它们是：黄志繁《乡约与保甲：以赣南为中心的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明代赣南的风水、科举与乡村社会的“士绅化”》，《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饶伟新《明清时期华南地区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以赣南乡村围寨为中心》，《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罗勇《论民间信仰对客家传统社会的调控功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7期。宋德剑《闽粤赣客家地区民间信仰研究的视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3]　罗勇：《客家与风水术》，载《客家学研究》，1997年第4期。
[4]　清张尚瑗《请禁时弊详文》，张尚瑗《潋水志林》卷13《志政·国明文移》（康熙五十年刊）。
[5]　同治《安远县志》卷9《艺文志·文移》。
[6]　同治《安远县志》卷6《人物志·名宦》。
[7]　同治十一年《南康县志》卷1《地理志·风俗》。
[8]同治《安远县志》卷1《地理志·风俗》。
[9]　同治十二年《赣州府志》卷3《城池》。
[10]光绪十二年《南安府志补正》卷10《杂志》。
[11]同治十一年《南康县志》卷2《建置志·城池》。
[12]万幼楠：《赣南古塔研究》，载《南方文物》1993年第1期。
[13]参见同治《赣州府志》卷23《学校》，天启《赣州府志》卷20《纪言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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