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清代团练问题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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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团练问题研究述评

【内容摘要】清代团练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控制组织，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以往的学术成果中，国外学者多从地方军事化方面予以探讨，而国内学者则多从政治制度史、军事制度史方面进行研究。近年来学者用力较深的内容，涉及到团练与地方社会结构、团练与地方基层组织、团练与基层社会控制等，拓宽了研究领域，并融入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运用的趋势。但是，清代团练研究也有一些缺陷，如整体性研究缺乏，微观性研究失衡，史料有待于挖掘和整理等。克服上述缺陷，并且加大相关理论分析的力度，这将成为团练研究走向深化的应有之义。
【英文摘要】As an organization of social control in grass-root society, tuan'lien has been emphasized by researchers. In the previous achievements of research, most of foreign scholar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local militarization, while the domestic ones paid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military affairs. Recently. scholars concentrate more on tuan'lien and local social structure, tuan'lian and local organizations, and tuan'lien and the social control in grass-root society with some soci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methods, leading to the trend of the cross use of multi-disciplin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in the studies to be overcome.
【关键 词】清代团练/基层社会

刘青文中国历史故事

结构/地方控制组织Tuan'lien of the Qing Dynasty/Local social structure/Controlling organization in grass-root society
团练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控制组织，在有清一代动荡变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团练来源于保甲，它在官方的督导下由地方士绅领衔组建，以村寨为基点，筑墙设防，坚壁清野，奉行寓兵于农，实施地方武装自卫。尽管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团练，以行其地方治安和基层控制之职能，但团练真正从幕后走到前台、活跃于中国历史舞台上却是在晚清时期。
清朝团练又称“乡兵”，萌生于社会控制严重衰弱的年代。嘉庆元年(1796)的白莲教大起义，暴露了清朝军事体系令人吃惊的虚弱。嘉庆五年，四川、湖南等地团练相继兴起，成为镇压白莲教起义、实行基层社会控制的一种有力组织。19世纪中期，以太平天国、捻军起义为中心的国内战争及其交织的兵祸匪患对社会秩序和清王朝的有力冲击，成为团练普遍兴起的历史契机，亦促使团练发展为一种完备的社会控制组织，并发挥了普遍的实际效用。地方团练势力的崛起，打破了清代长期以来“稳定”、“均衡”的双重统治格局，使得中央上层政权与地方基层社会组织关系发生错位，对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p351)团练势力的凸显，甚至被有些学者论为“传统国家的崩溃”与“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显著标志。[2](p2-3)同时，团练又是清代勇营制度的主要渊源，对推动晚清军事制度近代化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非洞悉保甲团练，不足以对19世纪中国政治、军事的实质与基层地方社会结构有一个完全而明确的把握与认识。本文拟对以往的团练研究成果作一简要述评，遗漏和错失在所难免，尚祈方家不吝指教。
国外学界对团练问题的关注与研究起步较早，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的魏斐德、孔飞力、裴谊理等人。早在1966年魏斐德就出版了《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翻译出版）一书，此书以英国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了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市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如官府、绅士、团练、农民、宗教、秘密社团等对外国的态度，各自的活动，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变化，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史开始阶段的某些趋势。作者用社会史的观点把团练置身于一个较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分析了团练在地方政权、基层社会、反对外来侵略、发展地方主义等方面所起的作用。魏氏这种观察历史的角度和方法，对以后的团练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而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一书可能是迄今为止关于团练研究着力最多的一部著作。在关于19世纪中国地方军事化问题所作的开创性研究中，该书研究了中国晚清时期的团练、地方武装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他以主要篇幅讨论19世纪中叶起出现的各种类型和形式的地方武装问题，着重研究由正统的名流——绅士创办的各类团练的形式、规模、财政基础，同氏族的关系，尤其是同官方的官僚政治制度如保甲、里甲、地方治安和征税网络之间的关系问题。又以江忠源、胡林翼、曾国藩、刘于浔等人为对付太平天国和其他造反事件而创建各类地方武装为例，对上述这些问题作了详尽具体的分析。[2](p2)孔飞力在书中吸取了魏斐德的研究成果，但也与魏氏展开了讨论，比如在关于团练与氏族关系的研究中，孔飞力不同意魏斐德的“团练削弱了南方宗族的血缘联合，增强了穷苦农民之间的联合”的说法，相反，他认为“宗族组织和地方防御有一种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如果说宗族起到了军事化的组织基础的作用，那么同样的是，军事化也可以用来加强促进亲属休戚与共关系的那种传统纽带”。[2](p79)具有重要价值的是，书后的征引书刊目录使我们对海外该问题的研究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学术史的了解，而且孔飞力运用大批地方志材料与回忆录来探讨团练和基层社会组织，这无疑为我们指出了一条用基层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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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解读基层社会历史的研究路径，对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美中不足的是，孔飞力该书虽说以全国为范围，但研究的空间却是有限的，他集中考察了华南与华中地区的社会基层组织。作者主要用华南与华中的材料来说明全国的问题，似乎缺乏代表性，缺乏对北方与南方团练差异的分析可能是该书的缺憾之一，诚如作者在书中序言所说“如果根据近期的研究进行修订，我一定要更系统地论述地方军事集团领导、规模和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材料出处的地域性”，“提高大概是有条理地探讨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差别”。[2](p3)还有此书偏重分析太平天国与湘军，并非以团练为主，且某些观念亦有待商榷，如民团观念、军事化观念、团练与勇营之分别不清、团练的基础分析不够详尽、传统武力与叛乱武力之比较等等。而且该书主要讨论19世纪中叶至1864年地方军事化、农村名流与地方行政关系的状况，由于时段的限制，孔飞力很少涉及和分析在此之后的团练发展状况，这一点，连作者本人也承认：“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社会史还存在着大量未被研究的课题。”[2](p4)尽管如此，但孔飞力对这一问题所做的开创性的研究，必将为我们进一步研究19世纪中叶地方军事化与此后几十年地方军事化的异同，研究19世纪中叶农村名流与地方行政关系的状况与此后几十年状况的异同，带来重大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19世纪中叶以来对地方军事力量的控制，尤其是对团练的控制，是清末民初地方权贵势力形成的关键，但团练控制权在某些地方权贵势力的建立、维持和扩大方面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孔飞力的研究似乎还缺乏充分的论证。而美国学者爱德华·麦科德却在《地方的军事化力量与权贵的形成：贵州兴义的刘氏家族》[3]一文中，通过对贵州兴义刘氏家族成为地方权贵这一典型事例的研究，详细地说明了军事力量尤其是团练控制权在刘氏成为地方权贵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弥补了孔飞力研究的不足。
同时爱德华·麦科德也不满足于孔飞力将19世纪中叶的地方军事化与20世纪早期以至二三十年代的情况联系起来的观点。他在《清末湖南的团练和地方军事化》（《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3期）一文中对孔飞力把湖南作为例子证明19世纪军事化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提出了异议。恰恰相反，他认为湖南的情况不能证实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一直保持高度军事化这样一个看法。更有甚者，他认为这个时期在大部分时间内地方军事化的水准很低，民国期间所出现的数量较多的团练行为，应该看作地方军事化的新生，而不是原来的继续。麦科德对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湖南地方军事化的衰弱或锐减的研究，对孔飞力有关军事化为正在进行的、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的绅士权势的扩大提供了基础的论点提出了疑义，他认为晚清的军事化是倾向于加强了官方的控制而不是倾向于众多绅士的自治。这样的推论意味着我们有必要对于那些依据持续的或发展的地方军事化状态所得出的有关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结论作出重新的解释，而19世纪中叶以来绅权的扩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传统社会的崩溃，看来似乎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另外，萧公权著《十九世纪的中国乡村与帝国控制》[4]与裴谊理著《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5]也都与团练有关。不过，萧氏之书只在分析地方行政时，附带提及团练，似嫌简略。裴氏对淮北的地方土匪组织与地方军事化组织的分析颇具特色，该书主要从淮北的社会历史环境对农民的两种生存性策略（即对有限生存资源的掠夺型策略和防卫型策略）的影响方面分析了农民集体叛乱和革命的根源。在分析地方性的这两种生存性策略组织和他们之间的相互转换及与其他地方社会组织的关系时，裴谊理对地方的军事化组织及其团练稍有着墨，但她主要的目的在于分析捻军和红枪会缘何从一个地方性的自卫组织和抢劫掠夺组织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组织转变成为与政府对抗的叛乱组织，而不在于对团练进行探讨。然而她采用的社会学手法的“生态学”研究方法及其根据地域理论来阐述农民起义问题的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地方基层组织及其团练，开辟了一种新的渠道和视角。同时萧、裴二人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看待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深入研究近代中国社会也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国外研究团练的成果还有日本学者西川喜久子的《顺德团练局成立始末》、[6]并木赖寿的《苗沛林团练事件》（《学术界》1994年第1期）、韩国学者都重万的《嘉庆年间广东社会不安与团练之发展》（《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等。
以上是对国外研究概况的述评，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国内的研究情况。
团练一词，虽然时人屡曾述及，咸同之际论者亦众，（注：咸同之际力倡团练者甚众，如孙鼎臣、沈兆霖、朱孙贻、王应孚等，参见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一、八十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然而由于团练体制无定，有兴有废，资料散于各地方志及公私著述之中，搜求稽考不易，所以历来对此无多专论，即使有所涉及，也只是就事论事，较为简略，且大多集中于太平天国时期。但是关于晚清为镇压太平天国和其他造反而引起的地方军事化，中国史家其实早已有所注意，并就这种现象对中国兵制、政治的影响作了很好的研究。罗尔纲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湘军兵制时就对这个问题有过涉及，[7]台湾的王尔敏先生论述清代的勇营制度时，也曾提及团练，但与国外专门的团练研究成果相比，他们的研究似乎还稍嫌简略。
建国后对团练的研究，可以198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80年代以前的研究成果由于受某种政治观念的影响，往往把团练视为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并把它置于农民阶级的对立面来描述，如郭存孝的《太平军消灭地主团练》（《新华日报》1962年12月28日）、曹郭祉的《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团练的组织及其反动性》（《史学月刊》1964年第11期）、何若钧的《团练的阶级属性和它在近代反侵略斗争中的地位》（《华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等。
80年代以后，虽然有些研究者或多或少仍然受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但研究状况已摆脱了单纯为政治服务的束缚，呈现出了多样化的趋势。这一时期，相关的团练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主要有：梁碧兰的《太平天国时期的广西团练》（《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广西、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杨学涯、王万里的《浅析太平天国北伐时期直隶中南部的地主团练》（黎仁凯编《太平天国北伐史论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李达三、方尔庄的《直隶团练的钳制与太平天国北伐的失败》（《太平天国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1987年版），杨奕青的《咸丰初年的湘乡团练及其对湘军崛起的影响》（《求索》1987年第1期），赵宏章的《贵州咸同大起义与贵州地方团练势力的形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黄清源的《宋景诗投诚官军及攻打柳林团问题辨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萧放的《清代的乡兵及其对湘军的影响》（《军事历史》1996年第4期），吴竟、万心刚的《太平军在无锡地区与团练的斗争》（《苏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谢俊美的《翁同书、袁甲三与寿州绅练仇杀事件》（《安徽史学》1999年第1期），杨国安的《社会动荡与清代湖北乡村中的寨堡》（《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李鸿锡的《甲午战争期间“越垦韩民”团练及其反对日本奸细的斗争》（《延边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戚俊杰的《甲午战争期间的黄县团练》、[8]《从甲午期间举办登州团练看王懿荣的爱国精神》（《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王明伦的《团练与义和团运动》[9]和周源的《试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直鲁民团》[10]等。
上述个案研究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省份的团练，为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团练的性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不难看出上述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缺陷，那就是研究时限多集中在太平天国时期，关于甲午战争与义和团时期的研究成果也有，但相对较少，而其他时期的团练研究几乎无人涉及。此外各地的团练研究也不平衡，存在着南方团练研究成果较多而北方团练研究相对偏少的状况，尤其对于受太平军北伐和捻军起义影响较大，后来又借鉴了团练形式，最早爆发义和团运动的山东地区的团练研究相对偏少，这不能不说是团练研究的缺憾之处。而团练是清王朝在全国各地实行的举措，如果只偏重某时段、某个区域的研究，势必会影响我们对清代团练制度的整体把握。
与微观研究相比，团练的宏观研究及整体研究尚属薄弱。由于种种原因，对于清代团练的成立背景、结构、功能、时代意义及转化演变过程，尚缺乏一个全面性的观照和系统深入的探讨，而揭示各地团练差异性并从总体上来把握团练变迁的研究也一向乏人陈述。文章方面，笔者只搜到了夏林根的《近代团练问题研究》（《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和黄细嘉的《近代团练和团练制度》（《历史教学》1997年第10期）两篇文章。夏的研究只是笼统地对近代团练的组织及其职能与社会影响作了概要介绍，其研究深度与细度都不够，而黄的文章只是对前者研究的重复，没有新的突破。但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郑亦芳先生的论文《清代团练的组织与功能——湖南、两江、两广地区之比较研究》却对此作出了贡献。[11]郑氏以湖南、两江、两广三个地区为个案，探讨了清代团练的形成背景、组织、功能和团练在组织功能上的缺陷及其产生的后果，并对上述三个地区的团练作了比较研究，这对我们从整体上了解清代团练组织状貌和清代中期社会基层与军事制度的的实质，具有较大的帮助。而且作者采用之资料多系原始资料或方志，这就为后人对该项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线索。
著述方面，以前几乎所有的近代史通史著作和有关太平天国的著作都提到了团练，但大多是泛泛而谈，对团练本身缺乏全面深入的探讨。近期张研、牛贯杰所著《19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一书当属深入研究团练的最新力作。该书以安徽省为例探讨了19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运用翔实的安徽地方史资料，将清代社会、经济、政治组织放到双重统治的结构下进行整体性研究，提出了具有挑战性的新范式。他们认为，为了重建和确立被战乱打破了的以上层政权为主导地位的双重统治秩序，清政府从政权和军队两个方面做出了调整，从派遣团练大臣到改造国家军队，其结果均与清统治者本来的愿望相差甚远——新建的双重统治格局凸显出代表基层社会实体组织的各种政治力量，已不是原来的以上层政权为主导的双重统治格局了。[1](p276)而王先明通过对晚清士绅在基层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晚清乡村社会控制体系变迁的研究，也认为代表基层社会力量的士绅正是通过团练由原本的控制对象演变成为地方控制的主体，（注：参看王先明的两篇文章：《晚清士绅基层社会地位的历史演变》，《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史学月报》2000年第5期。）这与张研的结论似乎是不谋而合。张研和王先明等人从基层地方社会结构、地方权力结构、社会－政治统治格局、社会控制等角度来研究团练及其社会基层组织，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趋势，体现了国内学者们从社会史的角度拓宽研究思路及其主动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努力。
除上述对团练的研究之外，在研究义和团的起源时，围绕着“义和团是否起源于咸同年间的民团”这一问题，史学界掀起了一阵对义和团与团练关系探讨的小高潮。“义和团起源于乡团”的最早说法始见于1898年6月30日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由于张在奏折中确认所谓的“义民会”实际上就是咸同年间成立的乡团义和团，因而很自然地得到不少人的认可，这份奏折也就成为“义和团起源于乡团说”的最主要的史料依据。后人研究最早持“义和团来自团练说”的来自于美国人施达格的《中国与西方》一书，60年代台湾的戴玄之在《义和团研究》一书中又详细发挥是说，影响甚大。此后大陆的一些学者如前述的王明伦、周源等也部分认为义和团是当时清政府倡议创办的团练。而冯士钵在《义和团源流杂议》（《史学月刊》1986年第3期）中认为当时直东各地民众“自为团练”的现象相当普遍，但这多是没有被当局认可的私团，直到义和团运动高潮时，一些义和团组织才被纳入清政府的地方团练。而不同意此种说法的主要有路遥、程嘯、林华国等。路遥、程嘯合著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版）一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戴玄之的回应。他们认为戴玄之所持说法的证据有值得推敲之处，并指出张汝梅所说的义和拳就是乡团的说法，有其政治目的。林华国也利用扎实的考据方法对“义和团是否起源于乡团”作了逻辑最为严密而极有说服力的论析。[12]而陈贵宗在考察了义和团内部的基本特征后，认为义和团很可能是各具特征的“义和拳等农民结社与地主民团的部分组织的短暂结合”。[13]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义和团并非起源于乡团可能已得到大多数史学家的认可。义和团虽非起源于乡团，但义和团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借用了团练的形式，甚至当时许多地方团练支持和参加了义和团，却是不容辩驳的事实。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清政府和地方基层社会组织的支持和认可，进行“集团御侮”，义和团运动会发展成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也正是义和团与团练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所以才造成了义和团起源于乡团的假象。然而遗憾的是，与秘密教派和刀会拳社习武团体相比，我们对这一时期民团的研究仍然十分不足，民间自卫武装、乡团、团练之间及其与各类民间结社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不过，上述对团练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辨明义和团的起源问题，而不是针对团练本身及其历史演变进行的研究。针对史学界多年来在“起源论”上的探讨，程嘯认为“过去的研究偏重于考察以特定社区为依托的各种组织是怎样从历史的深处‘走’出来的，现在应该讨论它们是怎样在变化了的社区格局中‘动’起来的”。[14]为此他提出了“社区精英群”——下层士绅、各种民间组织领袖以及各色乡村能人——的概念，他认为从“社区精英群”的角度找出一种对特定社区的多种组织进行政治动员的力量，通过晚清变动中的社区空间，把握“社区精英群”所主导的各种组织和力量的重组，可能是通向进一步勾画义和团起源的一个衔接点。对地方组织的研究，他也认为，以往的团练研究比较拘谨，没有充分注意它们构成的复杂性和从这里展开的社区格局的新变动。在此指导思想之下，他写出了《社区精英群的联合和行动——对梨园屯一段口述史料的解说》（《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该文分析了义和拳发源地冠县十八村和威县沙柳寨的“社区精英群”在西方教会势力急剧扩张的形势下，利用各自控制的乡村资源，动员他们所分别主导的多层民间组织和各种社会力量加入到反教会斗争中去的过程。程氏把这个动员过程称为社区精英群的联合与行动，并且力图通过对这一过程的考察去破解19世纪末乡村社会民众是如何进行社会动员的。他从乡村民众社会动员角度所进行的思考，不仅为义和团运动研究的继续深入打开了缺口，同时也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团练及其地方基层组织提供了方法，指明了路向。
实际上，研究义和团，如果不是以义和团本身为中心，而是转换研究视角，把促成义和团运动的各种社会因素考虑在内，尤其是重视在社会控制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的团练与其他基层社会组织，义和团研究或许会呈现出柳暗花明的景象。由此把视角转向基层乡间，考察团练与其他基层社会组织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历史地位，研究它们与太平天国时期相比前后变化的异同及其原因，也是将来义和团运动时期团练研究的一个新的趋势和方向。
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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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术界，无论是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角度方面，对团练的研究都正在逐步走向深入。尤其是国内学者，已由以前单纯的政治史、军事史研究转向对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史的考察，由以往的宏大叙事转向对微观基层社会的关注。研究方法也由以往单纯的历史学方法转向多学科交叉使用，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加入，无疑对团练研究和近代基层社会的解读起到了促进作用。
然而，与近代史其他研究领域相比，我们不难看出，团练研究无论在学术探讨还是资料整理方面，都还存在着诸多缺陷，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弥补和加强。
首先，缺乏系统性的团练整体研究。虽然团练研究陆陆续续地有相关科研成果问世，但大多是个案式的考察，对于清代团练的整体研究，尚付阙如。而且许多论者只是在论及地方军事化、湘军、乡绅在基层社会地位的变化时附带提及团练，较为简略，因此这种研究只能是“东一块西一块零零碎碎的进步，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15](p66)无论从国内还是国外来说，很少有人对清代团练的前后演变进行全景式的考察，对团练的成立背景、结构、功能、时代意义及转化演变过程，尚缺乏一个全面性的观照和系统深入的探讨。
其次是微观研究失衡。虽然有关的团练个案研究成果很多，但从地域上看，大多集中于湖南、两广、安徽、江西等南方省份，而北方如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团练研究相对薄弱；从时间段上看，现有的研究成果又多集中在太平天国、捻军时期，其他时间段涉及较少，尤其对于太平天国之后的团练发展及其历史演变、与前期相比有何异同等缺乏探讨，即使涉及也大都语焉不详。如果从整体上来把握团练，现有的微观研究成果还远远不够。虽然团练是作为遍布国内大多数地区的基层地方社会组织，但它还是具有明显的地区性特征，南方与北方不同，即使是同一省份各地区之间也不尽相同。正因为地区性强，所以团练在各地的特点也不一样。比如某地区有什么重要的社会组织，常常会被团练所借用，像南方各省团练所利用的地区性社会组织，如家族、客民、苗团……等，在北方就不常见，而北方团练则多与秘密结社、刀会拳社等习武组织相结合。况且清代各省团练在各个时期表现也颇不一致，这就需要我们对特定区域文化语境下的不同时空环境对民众组织、士人和大众的观念、行为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应该进一步地关注。除从整体上加强对团练及其历史演变的研究外，还应扩大不同区域、不同时期团练的个案研究范围，尤其是把团练与近代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政治局势、文化传统、社会风气等密切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将成为未来团练研究的方向。
最后，与团练相关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还亟需加强。笔者认为，团练研究之所以出现上述整体性研究不足、微观性研究失衡的状况，可能与各地对团练组织活动的史料记载严重缺乏，尤其是与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团练活动的史料记载缺乏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加上团练资料散于各地方志及公私著述之中，搜求稽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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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也给团练研究带来极大的困难。实际上，基层社会史料缺乏一直是造成史学言说中基层社会论述迄今非常薄弱的重要原因。由此就需要我们除注意收集、整理传统的官方史料记载外，还要关注诸如与团练有关的基层社会档案、地方志、家谱、个人著述、口述史料等资料的收集和挖掘，这对于我们重构基层社会历史乃至宏观社会历史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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