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余新忠：新文化史视野下如何解读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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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5 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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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余新忠：新文化史视野下如何解读史料？

谈到史料与史学，相信很多人会不由地想起傅斯年的那句名言， “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说法提出后，影响甚巨，误解亦不少，其实若将此论述放到具体的语境中，便不难看出傅氏的旨趣并不简单，其最早有关这一问题的表述是这样的：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近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致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到，傅斯年是从近代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相区别的角度来谈论这一问题的。他并不是简单地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而是道出了对史料的认知和史料运用的革新对于近代史学出现的重要性。实际上，不仅20世纪初的新史学如此，其后半叶出现至今仍影响深远的后现代史学亦是如此，如海登.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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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史学》便是通过对史料的性质及史学界对其运用的深入分析来完成对“历史真实”的解构的。
而对于后现代史学的意义，即便是这一思潮的批评者，也往往会承认其对促进我们更深入谨慎地认识和运用史料所具有的价值，如艾文斯曾在《捍卫历史》中指出：“在其更具有建设性的方面，后现代主义鼓励历史学家更贴近地阅读文献，更严肃地对待文献之表面呈现，在新的方面来思考文本和叙述。……它也迫使历史学家前所未有地质疑他们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在质疑中，让他们更具有自我批判精神。” 可见，一种新的史学思潮的出现和发展，往往离不开对史料性质及其运用方法的重新认识，故而，当我们思考当今中国史学发展的潮流和趋向时，显然就有必要对史料的认知作出专门探讨。
文化史的重新出发，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国际史学界的大事，伴随着后现代史学的冲击，这一名之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的新史学流派迅速崛起，其影响所及，也绝不限于西方，而是很快扩展至整个国际史学界。就华人学界而言，中国台湾地区自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引入以来，其早已成为主流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陆则起步稍晚，不过２１世纪以降，其也日益成为最受瞩目的新史学思潮之一。
新文化史的特色，就本文的主旨而言，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特别强调历史的建构性和意义的破解与诠释，这正如林·亨特所言：“文化史是一门诠释的科学，其目的在于解读'含义——当时人铭刻下的含义’。于是文化史中心任务是破解含义，而不是因果解释。” 二是其较多地引入人类学的深描法和后现代的叙事理论，力图通过细节的刻画和历史叙事来重现文化现象及其意义。故而在史料的利用上，不仅大大拓展了史料范围，将众多以往不受关注的史料，如小说、民间传说和实物等援入作为分析的对象，而且也常常采取推理等手段对有限的史料作深度的解读。
毫无疑问，史料乃是史学的基础，没有史料，也就没有史学。无论我们秉持怎样的史学理念，都会承认，一个好的历史作品，不仅需要扎实的史料基础，其对史料的解读和利用也必须合乎规范并深入细致。史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对史料的搜集广度和理解深度的进展之中。就笔者的体会，相较于国内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史学研究，当前史学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史学关注对象渐渐不再局限于以往那些居于历史舞台中心的政治或文化名人，而开始较多地转向以往相对边缘的群体和人物；另一方面，对史料的利用，也渐趋不再像以往大多数研究那样抽离其具体语境直接为自己的需要服务，而越来越关注史料的语境以及文本背后的意涵。这些进展的取得，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应该与包括“新文化史”在内的国际史学思潮的重要影响密切相关。或许可以说，重新认识史料的性质，更加多元化和情景化地搜集和利用史料，既是“新文化史”的特点所在，也是其对当今中国史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的重要体现之一。于此，我们不妨就“新文化史”视野下的史料认知与运用略作申论。
首先，在新文化史家看来，史料与其说是历史事实的载体，不如说是有意义的文本。这一认识，无疑与其对历史事实的认识直接关联在一起。经过后现代史学的冲击，在当今的西方史学界，虽然人们对历史客观性的认知仍有争议，但大概已不会有人仍对自己能呈现和掌握全然客观的史实而信心满满。“没有天然是历史学的事实；没有立足点，就谈不上历史学事实”，“没有问题，就没有事实”已逐渐成为史学界的主流认识。也就是说，所谓的史实，乃是历史学家根据个人的认识和体验，藉由史料，依照一定的规范建构而成的。对此，海登.怀特曾明确地指出：“历史编撰是一个意义产生的过程。认为历史学家仅仅想讲述有关过去的事实，这是一种错觉。”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新文化史就像前面所指出的那样，特别注重对意义的破解和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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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新文化史也不再将史料与事实直接相关联，达恩顿就新闻的史料价值谈道，“新闻并不等于过去发生过的事，不过是记者根据发生过的事情写出来的故事”，本质上乃是一种叙事文本。新闻如此，其他史料自然就更是如此。故而，新文化史研究者往往较少纠结于史料叙述的真伪判断上，而会更多地去追问如此叙述的意义何在，展现了怎样的文化变迁。这样的研究取向在欧美史学界已经司空见惯，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也有比较明显的反映。如柯文较新的一项有关越王勾践故事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这一研究并没有将越王勾践的故事本身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而是致力于探析后世主要是２０世纪的人们是如何来重述这一故事以及这些重述的意义何在。岸本美绪有关明末“五人”形象的研究，赵世瑜针对沈万三传说的探析等，都显现了这样的旨趣。
其次，特别重视史料的语境分析，主张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深度解读史料。这与前面所谈的对史料性质的认知是相关联的。史料乃是有意义的文本，对史料的探析也主要是对意义的破解和阐释，而对意义的破解和阐释显然不是研究者可以恣意而为的，而需依据长期形成的一套史学规范。这就需要我们将史料放在具体的语境中来加以分析，通过理清历史情境中的复杂关联来探究作为文本的史料的字面和背后（文本幽暗处）的意涵。这实际上是对人类学文化研究方法如“深描法”等的借用。达恩顿的《屠猫记》可谓这类研究的典范性作品，他开宗明义就指出，不妨将自己的研究称之为文化史，“因为那是以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的同一方式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那是因为民族志观察入微所看到的历史”，并认为“这个模式应该可以让历史学家发现思想的社会面相，并且从文献梳理出意义，只要他们深入故纸堆探索其与周遭环境的关联，在文本与其文义格局之间来回穿梭，直到清出一条通路穿越陌生的心灵世界”。
对此，笔者在研究中也深有感触，如清代的城市水环境和卫生问题，如果只是依据当时众多外国人的晚清游记的话，那就会很自然地认为当时中国城市水环境的污染已经十分严重，卫生状况也十分糟糕，但若我们将这些游记置于具体的语境和历史脉络中来看，则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不仅其他资料甚至外国人游记中亦有不少相反的记载，还可以看到，日本人的这类论述最为显著，若进一步去体会游记作者的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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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对中华文化的态度，则可以进一步发现，这样的表述背后不仅有不同族群在感官文化上的差异，而且还有外国人在文化优越感以及对中国文化认同方面的不同，即便同样是日本人，因为对中国文化情感的差异，也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中国卫生状况的切身感受。这种对史料语境和关系网络的深入探究，就如同一个信息解码的过程，各种史料，无论其撰述者持何种立场、态度，都会或多或少地凝聚着撰述者所赋予的意义或者说信息，其中有些可能显而易见，有些或者说更多的则往往幽暗不明，若要对其意义做信息解码，无疑就需要我们对史料的性质、编纂者的认知和意图以及史料表述内容的相关背景等问题作深入的考察和体悟。
最后，在运用史料展开历史叙事时，往往会在对相关史料深入探析的基础上，采用合理的演绎、推测甚或假设等手段来让叙事变得完整而更具意义。这种做法一方面与新文化史往往以普通人物和民众的心灵世界为研究对象有关，这类选题资料较少，若拘泥于史料有限的字面信息，相关的探究根本无法展开。另一方面也缘于后现代史学对历史编撰的认识，其认为历史编纂是一种叙事，而叙事不可避免会借助比喻话语和故事的“情节化”，而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虚构化，任何史学著作，其实都是事实化过程和虚构化过程并存的。“以叙述化形式对事实的任何表述都必定会虚构其主要内容，无论它依赖事实有多深。”故而，新文化史家并不讳言其研究可能有失传统所谓的严谨。如林·亨特在《新文化史》的导论中就直截了当地明言：“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展示新一代文化史家如何运用文学技巧和进路去开发新材料和新分析方法的。” 当然，这并不表示研究者可以任意虚构和曲解史料，他们仍会严格遵守学术特别是史学研究的相关规范。这一点，只要我们认真阅读《马丁·盖尔的归来》、《屠猫记》等典范性作品，都会有深切的体会。
笔者在研究历史上的一些小人物时，也真切地感到这样的方法对推进研究深入的必要性。如在研究清代扬州的一位医生李炳时，因为文献中有他乐于为“贫人贱士治疾……而短于伺候富室显者”的记载，很多现代著作就盛赞其医德高尚，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论说过于表面和简单，因为有限的史料显示，他曾多次为富人尽力医疗，而且揆诸常理，作为医生，同样的治病，又有谁会不愿意付出同样的劳动而得到更多的钱呢？结合他爱下猛药、不计后果的行事风格，我将这类记载的意义引向他的性格和心灵世界，认为“他首先是一个缺乏心机、敢于任事的性情中人，同时也是一位性情孤傲、不善逢迎与变通的耿直古板之人。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他大概是个情商不高的人，或者说是个智商远高于情商的人”。这样的研究，应该说丰富了医史学界有关医者的研究取向和内容。
一个新的史学思潮的形成和实践，往往是通过更新有关史料的认知和运用方法而得以实现的，新文化史作为具有全球影响的重要史学新流派之一，其在对史料的认识和运用上也自有其独特之处，明了其特色，不仅对我们更好地引入和践行这一学术思潮十分必要，而且由于其认知和运用方法有利于我们更广泛深入探究一些历史问题，更精深且多元呈现历史图景，故而对推进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作者：余新忠，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