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明末清初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人口损失与历史人口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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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明末清初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人口损失与历史人口估算

【内容提要】如果以松江府及其周边五州县的明初历史人口数据为计算原点，再以人口增长率3.4‰为基础，便有可能算出明清各时代自然增长下的人口数字。可是如此推算18世纪末的人口，较诸同时期准确的统计人口，竟高出达200多万之谱。要处理这庞大的人口差异，其实就是要说明这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是如何消失的。我们采取的方法是针对1641年至1680年间四个天灾人祸设定级别而作出微调，从而估算明末该地区的人口损失及人口发展状况。若将有关估算结果继续上推至18世纪末，也与乾嘉时代的统计人口相当吻合。这种方法一如其他估算之道，虽非定论，但可为史无明文但处于非常重要时空的中国历史人口，提供一个新的推算方法。此外，以我们的方法计算，1640年左右松江府及周边州县的人口已达500万之谱，这与乾嘉盛世同地区的人口相比，可谓毫不逊色。
【英文标题】Historical Depopulation and Demographic Estimation of the Songjiang Prefecture and Its Adjacent Countie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一、问题与方法
在明太祖朱元璋的强势统治下，明朝政府于洪武年间得以清查全国各地人口，并获取了十分可靠的数据。然而，后继各朝并未维持精确的人口版籍，人口统计只以交纳税项的赋役人口为念，加上各种腐败的侵蚀，导致人口数字不升反降。以外族入主中原的清朝亦萧规曹随，要到乾隆时（1736—1795）才重新统计全国的实际人口。因此，洪武以后迄乾隆以前的官方人口数据，不单违背了人口发展的常规，也难反映明后期及清中叶的盛世社会经济实况。①
我们先在2002—2004年间接受香港研究资助局的拨款，进行以“明末松江府棉业的一个空间及制度的研究”为题的研究项目，初步建立了一个以明代松江府及苏州府嘉定县各镇市和保、都为经，以该地区明代各时期人口及棉布税项为纬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istorical GIS）数据库。后来又在2007年至2009年间获蒋经国基金会拨款，进行后续的“十八世纪松江府地区的棉纺织经济：一个地理信息系统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项目，将原来针对晚明的历史地理研究后推至清中叶，并将讨论的地理范围扩展至包括松江府周边五个州县，姑名之为“大松江府地区”。②因此，我们检视了多种有关江南人口增长的说法，并推算这个棉布生产中心在明清两代不同时期的人口数据。作为上述研究计划的其中一项成果，本文以人口估算的微调方法，尝试复原明清时代松江地区的历史人口图像。
可靠的人口数字是计算人口密度、国民生产总值、人均税务负担及地区生产力等经济数据的必要元素。在官方数据完全失真的情况下，为探求洪武以后明清两代的人口趋势乃至实际人口，不少社会经济史家皆从人口自然增长率入手，尝试推算中国各地的人口数据。而有关明清江南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就有下列多家的说法：何炳棣推算1393—1550年间北方人口的增长率为每年3.4‰，而南方则应更高。在《中国移民史》一书中，葛剑雄、曹树基二氏以何炳棣的推算为基础，曾推论明代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为7‰，南方的最低值则为5‰。③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明代卷对上述数据作了修订，他以为从1391—1630年间，中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1‰，而江南诸府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可能只有3.4‰。④ 李伯重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中，则认为以单一的增长率来处理数百年的人口情况大有问题，因为这种做法既无顾及江南居民在数百年间生育模式的变迁，也未能将明末清初天灾人祸对人口的冲击考虑进去。他提出将明代与清代的人口增长率分开来处理：明代他接纳柏金斯（Dwight Perkins）提议的3.8‰，⑤ 而清代则因开国初年灾难频仍和江南居民自发的人口控制等因素，降低至3‰。⑥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西方学者则据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对19世纪四川人口的研究，指出清人的1850年代统计人口可能高于实际水平，以为李伯重提议的人口增长率或过高。⑦ 综合上述各家的说法，我们以为将明代大松江地区的正常人口增长率订为3.4‰，是可能接近实况的。但这个设定值只适用于常态，不能作为长时段人口增长的全部基础，否则从明初上推至清中叶时，估算的人口与当时的实际人口统计将出现巨大的落差。我们应对的办法，就是在关键的历史时期作出有系统的微调。
崇祯朝后期因气候变化而致天灾频仍，后又有激烈的内战与清人易代的战争，直至清代康熙初期，江南一带仍然恒常受到各类天灾人祸的打击，人口增长自然难与明代一般时期同日而语。明末清初的多种史料，皆反映易代之际江南人口因战祸而大量损失。按清人叶梦珠撰述松江一带史事的笔记小说《阅世编》所记载，动摇明人统治根基的天灾约始于崇祯十四年（1641），而水旱饥荒直至康熙十九年（1680）才渐渐消失。⑧ 这段长达39年的非常时期，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特殊情况，应与清代其后较为正常的人口增长分开处理。因此，我们假设频仍的天灾人祸影响居民的生育计划、增加生育风险与婴儿夭折率，先将这时期内无灾难记录年份的人口增长率订为1‰。除此以外，易代之际惨剧频生，江南多处犹如人间炼狱，而瘟疫与屠杀等巨灾对人口的影响，又岂止减慢增长率而已。所以我们以为连续不断的灾荒，必然大幅提高死亡率，甚至消耗了累积的增长，进而令人口总数减少；灾后的人口增长，更必须以减少后的人口作基数来重新计算。过去的史家因缺乏当时具体的人口损失数字，只能以“惨重”一类形容词来概括人口损失的印象，而无法进行任何具说服力的推算。⑨ 但我们却认为人口的增减自有常理可循，如果订立了具一定理据的减损标准来对人口作出微调，是可以推演出不同的灾荒对当年人口的不同程度冲击的。因此，我们将各种天灾人祸分成四个级别，各级别分别使当年人口减少20％（－20％）、10％（－10％）、5％（－5％）及人口停止增长（±0％）。以下说明我们用以定级的理据。
甲级——瘟疫、屠杀
瘟疫并非地志所普遍使用的语汇，有时但称“大疫”、“天疫”或“疠疫”等，与一般大疫区别之处，是传染力特强，死亡率特高且快。曹树基从其症状推断，认为明末的瘟疫多属于鼠疫，此说仍有争议。⑩ 由方志记载所见，爆发时“几于比户，死亡相继”，(11) 则其杀伤力即使不等于鼠疫，恐亦相去非远。按一户五口而每户最少死掉一人来推算，该州县人口减少即达20％。另一方面，清初的“嘉定三屠”等大屠杀，(12) 虽消灭了大部分的城镇人口，但乡间居民仍可逃难到附近地方。估计当时城镇人口最多不超过州县总人口的二成，虽有乡间人口逃入城中，但屠杀后也有一定城镇居民幸免于难，故仍以损失20％为限。(13)
乙级——大疫、战争
虽然没有瘟疫般严重，其他特别严重的疫症，亦能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或一村而丧数十人。予有薄田在泖上，佃户不过六七家，病殁者男妇凡三人，大概可知矣。”(14) 按一户五口计，30人左右的聚落损失即达三人，大疫死亡率由是可至10％。另一方面，战争爆发不单带来直接的杀戮，亦间接影响农业及手工业生产，带来饥饿与疾病。这些灾害的杀伤力虽与瘟疫及屠杀仍有距离，但为我们假设它们为每两户人家带来一宗非正常死亡过案，似亦不致夸张，亦算为减10％。
丙级——饥荒、战乱波及、有记载人命损失的水灾、蝗祸、旱灾及大地震
这些灾害直接杀伤一定数量的居民，但波及范围有限、持续时间不长，未必会使全州县人民受灾，所造成的间接死亡也有限。因此，我们估算灾难的威力最多只是乙级大灾害的一半左右，即减5％。
丁级——一般的蝗祸、水灾、旱灾、飓风及地震
天灾未必带来大量的死亡，但仍影响生产及粮食供应，或令居民流离失所。受灾地区的孕妇及老弱小孩易受伤害，婴儿夭折率必然提高，抵消新增的人口数目。我们的设定是零增长。
表1综合四种情况的微调级别及各级的估计人口损失程度。

大松江地区的地理范围其实相当广阔，区内各地情况互异，而于明末清初所受的灾祸也各有不同；因此各州县人口的增损不宜混为一体，似应各自独立处理。以下讨论将以区内各州县为单位，采各地方志的“灾异”或“祥异”所列的灾荒记录，配合《阅世编》的“灾祥”等史料，整理出各州县的灾荒列表，并在此基础上对实际的人口增损加以计算。由于明洪武朝的人口数据多以府为单位，大松江地区个别州县的洪武数据竟致阙如。虽则如此，我们仍尽量以有关州县现存明代最早的人口数字为基数，采3.4‰的自然增长率来估算崇祯十四年（1641）的人口。在求得当年的人口后，再按各地天灾人祸的频率与程度增损明清易代39年间的人口；尔后才在掌握1681年的数字的情况下，分别按明代江南原有的3.4‰增长率和李伯重所提议的清初江南人口3‰的增长率，来求取1800年的估算人口，并以此对照乾隆嘉庆时代较为准确的统计人口。
曹树基曾论明末人口锐减的主要因素有三：自然灾害、鼠疫大流行及社会动乱。这是对全国范围的论述。(15) 就松江地区而言，虽然不是他论述的重点所在，但他亦曾以《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为根据，分析苏南特大旱灾应发生在崇祯九年左右，又崇祯大蝗灾漫延至松江府，则应属崇祯十一年至十四年间之事。至于鼠疫进入松江等地的情况，他并未有进一步论述。虽然曹树基对明末人口锐减的分析，并非针对江南或松江府而论，但对本文以四类因素设定人口损失而微调估算的方法设计，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二、松江府
自元末迄清末数百年间，松江府一直是全中国的棉布生产中心。此地不单以出品优质棉见称，而且棉布的总产量惊人，每年皆有数量可观的客商携巨资买布而来。因此，虽砂地及沼泽等瘠地较多，本府仍可养活庞大的人口。明初原只设华亭及上海二县，至嘉靖二十一年（1542）于两县析地新建青浦县。不过，因为明代至清初本府的人口统计，不是以府就是以县之下的保为单位的，故此只有明初华亭及上海两县的分县人口有迹可寻。及至清代，此地竟一再析为七县一厅，人口数字更与明初失去了直接联系。于是我们在估计人口数字时，只可以全府的整体数字为依据，自明初一直推到清代乾嘉时期，而分县的数字则以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各县厅占府的人口比例来分拆府的总数。
松江府在洪武二十四年（1392）的统计人口数字为1 094 666。至崇祯十四年，共历249年，按3.4‰的增长率，该年的估算人口应为2 548 776。在明末清初的动荡时期中松江府饱受冲击，继1641年的大瘟疫后，又有清兵南下时邑人陈子龙（1608—1647）等领乡兵抗清，虽未致带来“嘉定三屠”般的毁灭性灾难，然惨烈的战况也令人口大有损失。松江府在此明清易代时经历的天灾人祸，详见表2。(16)
由于康熙十七年的大疫只在华亭及娄县（即明代的华亭一县）发生，波及范围不多于全府的一半，因此我们便不以乙级视之，改而将有关灾难视为影响仅一半的丙级。根据上表估算，松江府至康熙十九年的人口为1 529 818。此后至嘉庆五年共历120年，如按3.4‰的人口增长率，该年估算人口为2 298 960。而按较保守的3‰的人口增长率，估算人口则为2 191 552。
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载有《附表12：清代松江府分县实在男妇数》，(17) 因为《嘉庆松江府志》没有记载松江府人口的总数，他便将方志内各县的人口数相加起来，从而得出嘉庆二十一年松江府全府的总人口为2 484 728。而我们只要将各县厅的人口比对全府总人口，便能获知各地占全府人口的百分比了，详见表3。

三、嘉定县
嘉定原为苏州府雄县，是人口密集的棉业生产中心。然而明末清初时因激烈抵抗清兵的入侵，发生了惨烈的“嘉定三屠”，人口与经济皆受灾难性打击。此地明初的统计人口出自洪武二十四年，为443 813人。至崇祯十四年共历249年，按3.4‰的增长率，当年的估算人口应为1 033 356。因位处沿海，离瘟疫的西北源头相对远些，此处瘟疫的发生时间也稍迟于大松江地区的其余州县。表4详列1641年以来明清易代时期的天灾及战争对该县人口的冲击情况。(18)

据表4估算，至康熙十九年时原嘉定县地方人口为499 063。此后至嘉庆五年，共历120年，按3.4‰的人口增长率，该年估算人口为749 975。而按3‰的人口增长率，估算人口则为714 936。
由于在康熙以后嘉定县划归太仓州，而县中又析出了宝山县，此后嘉定县的指涉范围已不一样，致使日后全县的数据与明代的全县数据失去了关联。此外，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进行较准确的人口统计时，原属嘉定的两县并无涵盖两地的总人口数据。为了重现乾嘉期间嘉定及宝山两县的人口数字，必须将两地的数据相加起来。在《光绪宝山县志》卷三《户口》中，(19) 载有乾隆六十年（1795）宝山县的户口总数共376 466人。而同期的《光绪嘉定县志》卷四《户口》，虽不载乾隆六十年的人口总数，但却有该年的册报男丁数，共213 118丁。(20) 虽然男丁以外的人口数据未能掌握，但在同一方志中，却可以找到同治三年的丁数与人口总数，从此可推出本县男丁比人口总数约为223 131∶385 585。以同一比例套入乾隆六十年男丁数，便可估算出乾隆六十年嘉定县的人口总数：
213 118÷乾隆六十年嘉定县总人口＝223 131÷385 585
213 118＝0.57868×乾隆六十年嘉定县总人口
乾隆六十年嘉定县总人口＝368 283
我们再将此数字加上宝山县乾隆六十年的人口数字，便得出原嘉定县地区乾隆六十年的总人口数为744 749。
四、昆山县
昆山县的人口与灾荒资料主要来自道光十六年（1826）的《昆山新阳两县志》。该处亦为苏州府大县，明初以来人口众多，乃丝织与棉布生产的重镇。洪武九年（1376）的统计人口为390 364。因为此地相对位处内陆，竟较大松江其他沿海地区早了数月发生特大瘟疫与旱灾，于是当地的明清易代非常时期，也就早于崇祯十三年便开始了。自1376年至1640年共历264年，按3.4‰的增长率，崇祯十三年的估算人口应为956 384。及后的灾荒与人口情况，详见表5。(21)

据表5估算，至1680年时昆山县人口为465 132。此后至1800年，共历120年，按3.4‰的人口增长率，该年估算人口为698 985。而按3‰的人口增长率，估算人口则为666 328。
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载有嘉庆二十五年苏州府分县的男丁及女口数据，而其数据源为《同治苏州府志》。(22) 其中载有当年昆山县的人口总数为404871，而新阳县为260 663，合计共665 534。
五、太仓州
太仓州位处江南出长江和大海的交通要津，明时隶属苏州府，乃该府人口较少、经济较落后的地区。清初因其保障长江入海口的重要军事价值，于此地驻扎重兵，并自苏州府析出，再并入嘉定及崇明等县组成直属江苏省的直隶太仓州。本州的洪武统计人口阙如，明代最早记录的人口只是弘治十年（1497）的赋役人口，当年数字为157 080。我们唯有以此较为不准确的统计数字为基础，估算至崇祯十四年的人口：期间共历144年，按3.4‰。的增长率，该年的估算人口应为256 089。

在明清易代的剧变中，太仓州也经历了特大的饥荒与薙发兵祸等灾难，却无瘟疫的记载。表6列出了自1641年至1680年的主要灾荒。(23)
按估算，1680年的人口即为215 365。此后直至1800年共120年，按3.4‰的人口增长率，太仓州原地区该年模拟估算人口为323 644。而按3‰的人口增长率，估算人口则为308 523。
事实上，由于清初自太仓州析出了镇洋县，原太仓两州县人口再无统一的统计，两县人口数所属年份也各有不同。为方便计算与比较，我们将《民国太仓州志》的太仓州乾隆六十年人口199 312，(24) 与《民国镇洋县志》所载镇洋县乾隆三十六年人口165 175相加起来，(25) 盖视为乾隆六十年原太仓州地方的总人口数。两县合计1795年人口为364 547。
六、嘉善县
嘉善与平湖两县同属浙江省嘉兴府。相对邻近的苏州及松江两府，此处人口显然稀疏一点。此两县的洪武统计人口皆阙如，幸而明代最早的人口数字录自宣德年间，与洪武末的情况不致相差太远。嘉善县于明宣德七年（1432）的人口为115 518。其后至崇祯十三年共历208年，按3.4‰的增长率，该年的估算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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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234 024。与江苏的昆山县一样，或许由于相对位处内陆，嘉善较松江府及其周边其他沿海州县早了数月经历明清易代的非常时期，故此我们处理该县的易代灾荒情况时，便以崇祯十三年而非崇祯十四年开始推算。表7列举了此后到1680年嘉善县经历的灾荒及其对人口增损的影响。(26)

嘉善县在明清易代的灾祸相对温和，只出现甲级灾难一次。至康熙十九年，估算人口为157 011。自此至1800年历120年，若按3.4‰的人口增长率计算，当年的估算人口为235 951。而按3‰的人口增长率，模拟估算人口则为224 928。
清代乾嘉期间对嘉善县进行过数次人口普查，为与邻近地区有更接近的比较，我们选取《光绪嘉善县志》所载乾隆四十年的“大小丁口”数字，有关人口数为227 451。(27)
七、平湖县
平湖为大松江地区人口总量最少、人口密度最低的县份。现见明代最早的人口统计数字出自宣德四年：44 279。此后至1641年共历212年，按3.4‰的增长率，该年的估算人口应为90 930。或因人口疏落而且位置偏远，平湖在崇祯末年并未爆发瘟疫。本县在明末清初易代期间所经历的灾难及其对人口的冲击，有如表8所记。(28)

此地的易代灾祸也较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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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康熙十九年的估算人口为80 415。此后至1800年共历120年，按3.4‰的人口增长率，该年估算人口为120 844。按3‰的人口增长率，模拟估算人口则为115 198。
另外，《光绪平湖县志》内载该县乾隆三十七年的人口普查数字为230 078。(29) 平湖为大松江地区内唯一一个推演人口与乾嘉普查人口有重大差异的县份，实测的数字差不多是估算的一倍。
八、总结
假若将洪武时期的统计人口依照明代3.4‰的增长率估算至1800年，在经历408年之后，松江一府的人口即达4 372 331。但乾嘉时期同一范围实得的统计人口却只有2 484 728，究竟中间的200万人是如何蒸发掉的？崇祯晚期无疑发生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天灾人祸，可是这些悲剧与人口损失又有何关系？本文的论述与计算，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我们在澄清大松江地区各州县人口自明初发展至清中叶轨迹的同时，也计算了各类天灾人祸对人口所施加的不同程度冲击，从而理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灾难减损人口的规律：在易代那些艰难的岁月中，不单是人口增长率降低了，在不同的灾难前，甚至连整体人口也都以不同的百分比减少了。只要把上述各州县的人口数字集合在一起（见表9），便可发现我们估算的嘉庆五年人口，是与乾嘉时期的统计人口十分吻合的；除太仓州及平湖县外，相似度竟超过九成。若将各地人口相加在一起，便清晰可见无论是估算人口或是统计人口，自明洪武至清乾嘉这400年之间，大松江地区的人口大概增长了一倍左右。
至于平湖县人口的特殊增损情况，大抵与它原来就相对较少的人口有关。该处地广人稀，入侵的军队难以大批屠杀居民，而瘟疫要人传人的传播也缓慢得多。此外，周遭灾情较严重地区的居民也不会坐以待毙，不少会举家避难到这个较为安全而广阔的地方，甚至落地生根，致令该处人口不降反升，超越了附近一带一般的增长水平。

最后，若历史人口复原还说得通的话，大松江地区各州县在明代崇祯时期（1640/1641）人口之多，较诸清代乾嘉之时便绝不逊色。李伯重注意到松江府在万历时已经人口众多，从此亦可见一斑。(30) 人口是反映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结合晚明国际贸易较清代发达的事实，则明末江南的经济实力可能已赶上后来的乾隆盛世。若从棉布业发展而言，明代松江布大量销往华北各地；到清代，原来被松江布占领的庞大北方市场，却逐渐为北方各省新兴的棉布生产所占据。因此可说明代的松江棉纺织业，较诸清代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31) 清初诸帝经过百多年的休养生息，才能勉强回复明人极盛之境，这对论述明代江南管治及工商发展有极大的参考意义，(32) 也倒过来引证了明清易代时期天灾人祸的惨烈程度与祸延数代的实况。
注释：
① 参见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27页。
② 包括明代江苏省原来的松江府全府、苏州府的嘉定县、太仓州和昆山县以及浙江省嘉兴府的嘉善和平湖二县。这个区域的概念来自于我们对本区在明清时期的棉纺织业的考察。我们认为本区在地理条件及空间整合上可视为一个组合加以观察。有关的数据库，参见http://www. iseis. cuhk. edu. hk/history/songjiang/。
③ 参见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42—543页。
④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4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5、275页。
⑤ Dwight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House, 1968, p. 216.
⑥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98—404页；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3—44页，则估计当地1790—1816年的增长率仅为1.4‰。这可能是局部地区在清代中期短时段内的情况，长期估算应不少于3‰。
⑦ Kenneth Pomeranz, Review of Li Bozho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EH Net Economic History Services, Jul 7 2003, URL: (http://eh. net/bookreviews/library/0643).
⑧ 参见叶梦珠：《阅世编》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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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页；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第399—400页。
⑨ 柏金斯视1600年至1650年为特殊时期，人口出现负增长，为-4.9‰。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第399页。不过他所提议的年份并无史实根据，因为17世纪30年代以前明朝仍处较为强盛的时代。
⑩ 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4卷，第414—422页；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按曹树基说，明末的鼠疫大致分两种，即腺鼠疫及肺鼠疫。是否真的是今天西医所谓的鼠疫或有争议。参见Helen Dunstan, The Late Ming Epidemics: A Preliminary Survey, Ch'ing-shih wen-t'i 3.3 1975 pp. 1－59; Caro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瘟疫与帝国医疗体系的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2分册，2004年，第331—388页。
(11)(14) 参见叶梦珠：《阅世编》卷一，第16、21页。
(12) 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21页。
(13) 综合李伯重和曹树基等人对明清江南城镇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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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晚明至清中叶间松江地区城镇人口的比重约在10％至20％之间。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第413—17页。曹树基估算最多占10％，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4卷，第325页。
(15) 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4卷，第405—422页。
(16) 参见宋如林修：《嘉庆松江府志》第80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822—1825页；叶梦珠：《阅世编》卷一，第16—22页。
(17)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40—441页。
(18) 参见程其钰修：《光绪嘉定县志》卷五，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124—125页。
(19) 参见梁蒲贵、吴康寿修：《光绪宝山县志》卷三，第77—78页。
(20) 参见程其钰修：《光绪嘉定县志》卷四，第94—95页。
(21) 参见张鸿、来汝缘修：《道光昆新两县志》卷三九，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33—635页。
(22)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437页。
(23) 参见王祖纂修：《宣统太仓州镇洋县志》卷二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96—497页。
(24) 参见王祖等纂：《民国太仓州志》卷七，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364—365页。
(25) 参见王祖等纂：《民国镇洋县志》卷三，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103页。
(26) 参见江峰青修：《道光嘉善县志》卷三四，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676—678页。
(27) 参见江峰青修：《光绪嘉善县志》卷九，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86—188页。
(28) 参见彭润章等修：《光绪平湖县志》卷二五，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2424—2425页。
(29) 参见彭润章等修：《光绪平湖县志》卷六，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601—609页。
(30) 参见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第406—407页。
(31) Billy K. L. So, Vincent Ho, and K. C. Tam, Overseas Trade and Local Economy in Ming and Qing China: Cotton Textiles Exports from the Jiangnan Region, in Angela Schottenhammer(ed.), Trade and Transfer Across the East Asian‘Mediterranean’, Wiesbadan: Otto Harrassowitz, 2005, pp. 163-184.
(32) 李伯重已对近年有关明清两代江南管治孰优孰劣的讨论作了简短回顾，并对清代在此地区的统治比明代为佳的传统看法作出质疑。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第402—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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