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文集汇编-书评：戴逸黄爱平杨东梁：《清代诗文集汇编》丛谈

清代诗文集汇编,中国近代史,清朝,文化,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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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5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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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书评：戴逸黄爱平杨东梁：《清代诗文集汇编》丛谈

弹指兴亡三百载都在诗文吟唱中
——清代诗文简论
戴逸　

　　编者按　

有清一代，文化发达，学人众多，传世文献浩如烟海，其中清人诗文著述即逾四万种。自国家清史工程开展伊始，编纂委员会即投入巨大人力、财力，用于清代文献史料之搜集、整理、出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主持编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清代诗文集汇编》即被列为国家清史工程之重大项目之一。全书收录清人诗文集4000余种，现已陆续问世，计划在年内全部出齐。该书是迄今内容最为丰富、涵括最为全面、卷帙最为浩瀚的断代诗文总集，不但对纂修清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对保存、学习、利用、宏扬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有重要意义。为了让读者了解这部资料丛书的大致内容，本期特刊发一组

中国历史的文明名人故事

文章。
《清代诗文集汇编》浩瀚广博，收四千余家，录诗文不下五百万首，鸿篇巨著，洋洋大观。诗与文是我国悠久的文学体裁，唐宋最盛。而《全唐诗》仅四万首，清代诗文之多远迈唐宋，其艺术水平亦高超卓绝，可与唐宋相比肩。
文士诗人即事撰文，即情吟诗，所作皆当时当地的所见、所闻、所知，真实可信。其中有军国大计、朝政庙谟，亦有战乱灾祲、民间疾苦，作者据实而书，感叹沧桑，价值很高，可据以编史著作，亦可暇日吟诵，以广见闻，这是一笔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清朝灭亡之后，战乱频仍，还没有来得及收集和整理。此后，虽有些整理出版，然数量有限，致使这笔浩博的文化遗产散落各地，未为人知。这次收集、整理、出版数量达八百册之多，在我国出版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要了解近三百年的清代诗文的全貌和特点，需要写一部厚重的《清代文学史》，这里只能作极简要之介绍，说其内容梗概，写其发展趋势，挂一漏万，势所难免。
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裂的乱离之世，干戈扰攘，中原板荡，清兴明亡，满汉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汉族知识分子的心态也围绕着这一主轴而与时俱变，当时文坛上充斥着明遗民的诗文，痛家国之沦亡，斥清兵之凶残，思明亡之教训。其代表作家有清初三大儒、岭南三大家、江左三大家等。清初三大儒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以深沉的思考写出了《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等精彩篇章，突破了君臣之间的纲常伦理，宣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顾炎武写《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针对明末贫富不均、土地兼并，主张“均田”、“均赋”。王夫之在《思问录》、《周易外传》中提出唯物主义以及变化、矛盾的哲学观点。他们在诗歌方面贡献亦多，如顾炎武的“感慨河山追失计，艰难戎马发深情”（《海上》），黄宗羲的“顽石呜呼都识字，冬青憔悴未开花”（《寻张煌言墓》），王夫之的“家国遥睇怜征雁，溪路含愁听早莺”（《山径》）等等，都抒发了思念故国的深情。
岭南三大家为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最突出的是屈大均，他长期跋涉远游，“所目击者宫阙、陵寝、边寨、营垒废兴之迹，故其词多怨伤慷慨”（卓尔堪：《明遗民诗》）。他一直活到康熙中叶，当清朝收复台湾时，他还从失去复明基地的角度出发，悲叹“茫茫一岛是天留，父子经营作首丘，恨绝生降虚百战，桓文事业付东流”。
江左三大家，即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他们是另类的遗民，一度降清，后来内省忏悔，悲怨深切，形之于诗。钱谦益是当时诗坛的领袖，降清不久即归乡家居，写下“周室旧闻迁金鼎，汉宫今见泣铜驼”、“林木犹传唐痛哭，江云常护汉衣冠”。当郑成功举反清义旗进长江、围南京时，各地响应，钱亦喜极欲起，仿杜甫秋兴诗写诗一百多首，歌颂欢呼。陈寅恪称“《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乃三百年未有之绝大著作也。”
吴伟业也是失节仕清的诗人，著《梅村集》，其中《圆圆曲》、《永和宫词》、《松山吟》皆为书写明清史事的著名诗篇。他临终时怨艾自责，写《贺新郎》一词，云“故人慷慨多奇节，恨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屐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可以窥见他内心的痛苦与煎熬。
清初还有傅山、朱之瑜、侯方域、方以智、张煌言等一大批诗人文士，留下了许多诗文，吐露了自己的哀伤之情。
康熙中叶以后，清廷致力于发展农业、奖励耕垦、蠲免租税、兴修水利，又出塞用兵，抗击俄国侵略，统一新疆、西藏，内部又团结汉族知识分子，尊孔崇儒，开博学鸿儒，征召山林隐逸，满汉矛盾渐趋缓和，对立情绪消褪，清朝进入盛世，诗文风气因而大变。
盛世诗人早期的代表可推王士禛，他著有《带经堂文集》，官居高位，交游广泛，极享盛名。他的诗描绘景色，指点湖山，称神韵派。他写诸如《方山道中》等诗，吟及：“前山白云外，缭绕一江横，渔舍参差见，风帆自在行。烟花怜故国，湖海寄浮生，洗盏船头坐，一声沙鸟鸣”，把平凡常见的湖山花鸟勾划得清新幽雅，令人神往。
当时与王士禛对立的是赵执信，著有《饴山堂诗文集》，他反对王士禛的“神韵”说，批评王“诗中无人”，主张“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以意为主，言语为役”。赵的诗较注意现实，“笔力遒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二人“王以神韵飘渺为宗，赵以思路劖刻为主”，很能说明他们的诗风特色。
稍后的沈德潜标榜“格调”，主张“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沈著有《归愚诗钞》，他在《说诗晬语》中反对以吟咏风花雪月为事，在诗风上主张“温柔敦厚，中正平和”，他的诗较多颂圣赞德之作。更后的郑燮，号板桥，一反“神韵”、“格调”之说，主张表现性情，抒写人民疾苦，他能诗善画，工书法，世称“三绝”。他在山东潍县当知县时所写《画竹》一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清代最有成就的诗歌改革家是袁枚，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他是雄视乾隆一代的诗坛巨擘，倡“性灵说”。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反对将诗歌作为单纯卫道的工具，主张诗可以抒写山水之景、男女之情，强调“灵感”的作用。“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遣兴》）。袁枚诗作，确能写出自己的生活感受，直抒性情，清逸灵巧，别具风格。如“秋深古迹诗愈健，霜满黄河浪不骄”（《题壁诗》）。“如何二十多年事，只抵春宵一梦长”（《苦妾》）。
和袁枚齐名的有蒋士铨、赵翼，都是性灵派诗人。蒋有《忠雅堂诗文集》，其诗“清新蕴藉，皆发诸性情”，如“已知豪气吞云梦，便买扁舟下岳阳”（《洞庭秋泛》），“前尘事事都难忘，不到伤怀总不知”（《题忆园》），“自喜结根依小草，不随飞茵堕苍苔”（《落花》）。赵翼有《瓯北诗钞》，他既是诗人，又是历史学家，所作《二十二史札记》驰名于世。他曾从军远征，跋涉川黔闽粤，又扈从乾隆帝出塞行围，歌咏蒙古习俗，大漠风情。蒋士铨说他“天才卓越，又得江山戎马之助，以发其奇，兴酣落笔，雄伟奇恣，不可遍视”（《瓯北集序》）。他写诗力主创新，不蹈前人窠臼，他的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尤为人耳熟能详。
清代中叶，文章亦臻于极盛，诞生了桐城文派，它是中国文学史上传承最久、作者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始创于康乾时代的方苞、刘大c、姚鼐，下传到十九世纪的梅曾亮、方东树、管同、曾国藩、吴敏树、张裕钊、薛福成、吴汝纶、林纾等，薪火相传二百年之久，直到五四运动为止。据说有名可数的作家有600多人，大多有诗文集行世，故当年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说。他们不仅有文学创作的实践，佳作如林，精彩纷呈，而且有文学理论。方苞提出“言有物，言有序”。刘大c标榜文章的“神、气、音、节”，姚鼐又细化成“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桐城派声势浩大，影响甚广。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大的文派。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它成为批判的对象，被称为“桐城谬种，选妖遗孽”。这时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桐城派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故地位下跌，一落千丈。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丰功伟绩，但它对传统诗文的评论具有片面性。其实桐城派文章是清朝盛世的产物，接续着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是中国思想和知识的传播载体，也有精华和糟粕之分，应该客观正确地分析对待，不可一笔抹杀。
跨过清朝的乾嘉时代，中国迎来了狂暴急骤的西风欧雨，诗文的内容和形式亦随之大变。一是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充实了诗文的内容；二是学习西方文明的思潮兴起，诗文也随之扩展新视野，歌咏新事物，产生新理念；三是改革与革命兴起，诗文成为改造中国、振奋人心的武器。
近代爱国爱民的新诗文萌生于鸦片战争时，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魏源的“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开其端。郑观应有《关心时局，因赋长歌》历述了中国的被侵略、被凌辱，“一自海禁开，外夷势跋扈，鸦片进中华，害人毒于蛊，铁舰置炸炮，坚利莫能拒，诸将多退怯，盈廷气消沮，割地更偿费，痛深而创巨，何以当轴者，束手无建树”。狄葆贤有《平等阁诗钞》，感叹“尘海微生感逝波，沉沉大陆竟如何，睡狮未醒千年梦，野马行看万丈过”（《秋感》）。
近代的许多诗人痛心对外战争的失败，歌颂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如贝青乔的《咄咄吟》，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黄遵宪的《人境庐诗钞》都充满激情，脍炙人口。张维屏的《三元里》写道：“三元里前声如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生民合力强敌摧”，热烈歌颂人民的抗英斗争。黄遵宪的《闻大东沟战事》颂赞邓世昌“致远鼓轮冲重围，万火丛中呼杀贼，勇者壮烈首捐躯，无悔同胞夸胆识”，还有胡延《蔺德堂诗钞》歌颂左宝贵“月晕重重闻楚歌，洞胸犹握鲁阳戈，仲由结缨那惜死，国势不张将奈何”（《左将军歌》）。丘逢甲痛心于台湾割给日本，写出“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经心泪欲潸，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的悲歌。这些诗慷慨磅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要求清廷进行改革维新的声音也同时在诗文中兴起，黄遵宪倡导诗界革命，他的诗“独辟蹊径，卓然自立”（梁启超语），赞成改革变法，“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已亥杂诗》）戊戌改革的人物均善诗文，咏诗甚多，其领袖康有为因北京不能实行改革之志，在离京南下时有诗“高峰突出众山妒，上帝无言群鬼狞，漫有汉廷遣贾谊，岂教江夏逐祢衡”（《出都留别》）。及至维新失败，慈禧当权，金天羽《天放楼诗集》有诗“上林风急雁惊秋，国事天家说总愁，帝病请祠遣蒙恬，佛慈衣钵斩罗睺，北军产禄兵柄握，东市膺滂血空流，想是宫中谋议泄，皇灵停榇困沙丘”，这首诗几乎是戊戌政变的写实。
历史进入20世纪，局势又变，革命风潮，汹涌激荡，不可阻遏，诗文成为鼓吹反清革命之锐利武器。孙中山的《革命方略》、《民报发刊词》、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政见书》以及陈天华的《猛回头》都是驰名的革命诗文，大批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写了大量反清的诗歌文章。鉴湖女侠秋瑾以一女子，既习武，又能诗。她写的词《鹧鸪天》：“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又写《感愤》诗，“莽莽神州叹陆沉，救时无计愧偷生，抟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椎击暴秦。国破方知人种贱，义高不碍客囊贫。经营恨未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诗词中表现了革命者爱国的情怀、崇高的追求和悲壮的风格。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诗文大量涌现，如柳亚子“希望前途竟如何，天荒地老感情多，三河侠少谁相识，一掬雄心总不磨，理想飞腾新世界，年华辜负好头颅，椒花拍酒无情绪，自唱巴黎自由歌”（《淀江道上口占》），苏曼殊的“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著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元旦感怀》）。宣统元年，许多诗人文士在苏州虎邱集会，创设“南社”，以诗文为武器，抗击腐败的朝廷。清朝覆亡时，社员发展到200人，以后发展到2000人。南社诗风，忧国忧时，慷慨雄放，为清代诗歌作了总结，至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和白话诗兴起，又开拓了中国诗文的新领域、新境界。

　（作者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清代诗文集的整理编纂及其价值

黄爱平　

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主持编纂、上海古籍出版社独家影印出版的大型文献整理项目《清代诗文集汇编》已开始陆续问世。全书拟收录清代诗文集4000余种,精装800巨册,计划于2010年内全部出齐。这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开展以来规模最大的文献整理项目，也是迄今内容最为丰富、涵括最为全面、卷帙最为浩瀚的断代诗文总集，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意义。
清代学术文化集前代之大成，诗文之盛亦远迈前代。据最新研究统计，清人各种著述总数约计22万种，其中诗文集逾7万种，现存约4万余种，可谓洋洋大观。然而，如此丰富浩瀚的清人诗文作品，却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掘利用。自清朝灭亡以来的100年间，得以整理出版的诗文集数量极为有限。上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大型丛书《四部丛刊》，以其选目得当、版本精善受到学术界好评，但该书重在宋元旧刻，收录的清人诗文集仅寥寥数十种。80年代以来，随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出版，清人著述开始引起学者的注意，几部与《四库全书》相关的大型丛书，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续修四库全书》，都收录有数量不等的清人著述。其中以《续修四库全书》收录的清人诗文集较多，计600余种，占集部所收历代诗文别集数量的一半以上。但即便如此，与现存的清人诗文集总量相比，亦难尽如人意。且清人诗文集在上述综合性丛书中，都只是集部书籍的一部分，其地位和作用并未能得到有效凸显。而《清代诗文集汇编》将4000余种清人诗文著述依据作者年代顺序汇为一编，篇幅约计达4亿字，堪称迄今规模最大的有清一代诗文著述的合集，填补了学术界此前尚无清代断代诗文总集整理出版的空白。
《清代诗文集汇编》不仅规模浩大，涉及的作者数量亦颇为可观，计达3400余人。从作者身份来看，既有帝王、宗室、八旗、大臣、督抚，也有僧人、商人、匠人、革命党人，还有画家、小说家、剧作家、科学家，更多的则是普通的文人学者。就作者性别而言，男性作者固然占据了绝大多数，但女性作者也不乏其人。以作者地域观之，可谓遍及东南、西北、中原各地，分布十分广泛。再从作者的年代而论，则上起明末，下迄民国，其间迤逦300余年，但凡在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思想、学术、文化、艺术等领域占有一定地位，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尽皆囊括其中。作者人数如此之多，身份如此庞杂，时间跨度如此之大，亦堪为一代诗文总集之最。或许正是考虑到《清代诗文集汇编》收录作品宏富，涉及作者众多，情况千差万别，编者特别为每部诗文集的作者各撰一篇小传，附载该书卷首。各篇小传均逐一列举作者姓名字号、年代籍贯、科第仕宦等项，并缕述其生平事迹、主要成就及其重要著述，兼及简要评论。其篇幅虽然不长，包涵的信息量却极为丰富，可谓提纲挈领，言简意赅，为读者查阅利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清代诗文集汇编》在版本的选择方面也颇具识见。一般认为，清人所处时代距今较近，版本问题比较简单。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有的诗文作品经多次刊刻，有初刻本、续刻本之别，需加仔细甄别；有的诗文作品则未能刊刻，仅有抄本乃至稿本存世，全靠用心发掘；还有的诗文作品，部分得以刊刻，部分则仅以抄本或稿本流传，只有多方查阅，仔细比勘，才能合为完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面对如此复杂的版本情形，编者以全、精、善为原则，首重足本，在求全基础上，进而求精、求善，优先考虑初刻本、原刊本，次及续刻本、翻刻本，并注意搜集后人补辑本。同时，尽力发掘珍本、孤本、稿本和抄本。为保存文献原貌，便于读者了解，每部诗文集均原版照像影印，并注明版本及馆藏情形。可以说，《汇编》收录的4000余种诗文集，绝大多数是首次影印出版，不仅最大限度地抢救、保存了一批珍稀文献，而且为研究者提供了尽可能全备可靠的版本。
《清代诗文集汇编》最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其本身的内容。从小的方面而言，它记录了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为学者研究清代人物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思想主张等提供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从大的方面来看，它反映了有清一代数百年间社会历史的整体面貌和发展脉络，无论初期的易代沧桑，还是中叶的安宁鼎盛，抑或晚清以来的社会变革，都在清人的诗文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诸如明末清初诗文风格的苍凉沉郁，盛世时期作品流派的多彩多姿，近代以来学人士子的标新立异，都反映了当时诗文创作的时代特色，也体现出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风貌。以清中叶的诗文为例。伴随盛世的出现，清代诗文创作也进入繁荣时期。诗歌方面，论流派，则有以王士禛为代表的神韵派、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派、翁方纲为代表的肌理派，以及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等，先后崛起，各领风骚；论题材，则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爱情诗、怀人诗、怀古诗、咏物诗、咏史诗、抒情诗、纪事诗、唱和诗、论诗诗等，争奇斗艳，异彩纷呈；论体裁，凡五言七言、律诗绝句、古体今体，均无所不备，各造其极；论作者，除占据主体地位的汉族士子之外，八旗作家异军突起，帝王诗作自成体系，女性诗人也有所成就。而文章方面，骈文兴盛，作者林立，出现了汪中等著名的骈文大家；散文则桐城文派正式形成并发展到高峰，成为清代声势最盛、传承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其诗文作品之多、流派之盛、作者之广、成就之大，足以与唐宋相媲美，同时亦反映出清代文学创作集前代之大成的特征。可以肯定，《清代诗文集汇编》的整理影印出版，必将对清代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乃至文学、艺术等各领域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红花绿叶相得益彰” ——谈《清代诗文集汇编》作者小传的撰写

杨东梁：　

一部洋洋洒洒的鸿篇巨制——《清代诗文集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现已陆续问世。这部《汇编》将有清一代268年间有一定代表性人物的诗文集悉数收入，并在每部诗文集前配以一篇作者小传，简要地介绍每一位作者，以起导读作用。这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正如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总主持人戴逸教授所说：“我们能编出一部三千多人的清代诗文集，配以一套完整的小传，红花绿叶，相得益彰。”
清代诗文浩如烟海，今存诗文集逾四万种，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不但对今天纂修清史有宝贵价值，而且对保存、学习、利用、宏扬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有重要意义。从如此宏富的清人诗文集中，精选出一部《汇编》，其选择原则的重要一项就是考虑到作者本人在有清一代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诸方面有一定地位，对清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均产生过相当影响。因此，研究这些作者，介绍这些作者，就成为编纂《清代诗文集汇编》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汇编》共收清人诗文集4058部，由于一位作者有收录数种者，故作者小传为3423篇，总计72万余字。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众多清代人物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从事着不同的活动，追求着各自的目的。其中既有帝王将相，也有平民百姓，既有政治、军事专家，也有商界、文坛巨子，既有能工巧匠，也有遗民逸士，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或承传民族文化，或立志弃旧图新，有人虽地位并不显赫，却为后人留下了有价值的思想、文艺作品。这些人物经历迥异，志趣不同，品德、才能长短有别，艺术风格各有千秋，林林总总，百态千姿。而《汇编》中的作者小传就是简要介绍所收诗文集作者生平的文字。
按照规定，作者小传的内容包括姓名、字号（含别号、室名、谥号）、生卒年、籍贯、科举功名、生平履历、学术活动及对其学术成就的简略评价。每篇小传务求文字精练，言简意赅，一般为一二百字，重要人物亦以三百字为限，并要求每篇小传后面附有参考文献，以备查考。
按以上要求编写出一套含3400多人的清代诗文集作者小传，确非易事。须知，经全国史学工作者多年努力，撰写、出版的《清代人物传稿》（上、下编）只收了1500多人,现正在纂修的大型清史中的人物传记,虽然各方面代表人物收罗较全，也不过3000多人。要撰写3400多个有诗文集存世人物的小传谈何容易！特别应指出的是，如许传主中，不少人物并非知名人士，史料颇难寻觅，其生平事迹或不见经传，或语焉不详。要写出他们的生卒年份、身世履历、科第著述，乃至文风特点，其难度可想而知。何况有些人物在研究中颇有争议，不但史料需要考证，而且评价不一。小传的撰写强调“秉笔直书，不做评论”，但人物的定位需要把握好，这自然为下笔着墨增添了难度。每篇小传文字不多，却应对传主加以研究，不能照搬照录旧传；有些人物学界研究比较充分，资料丰富，研究成果颇多。撰写这样的人物小传，篇幅要浓缩到二三百字，亦难把握。
另外，所选四千余种清代诗文集，除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所藏较为集中外，还分别藏于北京、上海等十余个省市的有关图书馆，查找极为不便。有些收藏单位对相关文献的查询利用又有种种限制，为查阅与作者小传相关的原始资料带来了诸多不便。
面对这些难题，该课题项目组加强了集体研究，经常讨论一些重点、难点问题，召开了多次业务研讨会，并先后向有关专家进行咨询。又走出校门，到许多相关图书馆查找文献，进行调研，广泛搜集资料。在撰写过程中，制定了工作计划，规定了明确的撰写要求，遵循学术规范，严格质量检查。经过项目组各位专家的努力工作，并在各方面的支持下，《清代诗文集汇编·作者小传》的撰写任务终于得以完成。
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成果还是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比如有些诗文集的作者从未有过较为完整的传记，而新撰小传则起了填补空白的作用；又如一些作者原本生卒年不详，经项目组多方查证，确认了160多人的生卒年份；再如有些同名同姓的作者，颇易混淆，经项目组考订也得以区别开来。经过如此艰辛工作，使得四千余种诗文集的作者都配以完整的小传。这些小传的撰写，既起到了对各部诗文集的导读作用，也对清代人物传记的研究和撰写有所补充和推动。因此，一些专家在评审此一项目成果时，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很有学术价值”，与整个《清代诗文集汇编》确可谓“红花绿叶，相得益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原馆长、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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