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董建中：西书译介之2：《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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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书译介之2：《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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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Ruth W. Dunnell、欧立德(Mark C. Elliot)、傅雷（Philippe Forêt）编，London: Routledge Curzon，2004年。xviii+245页。精装本：150.00美元
本论文集是一项集体成果，丰富了帝制晚期中国历史的研究，为研究清朝的统治（rulership）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对满洲皇帝尤其是乾隆皇帝的生活方式了进行考察。本书共十七章，外加绪言和结语，将承德避暑山庄作为其中心主题。作为一个“避暑”之地，避暑山庄最早由康熙皇帝建于1700年代，在该世纪余下时间内，它被转变成为了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微缩景致，表现了清帝国对内陆亚洲的占有，其外貌特色包括带蒙古包的草地、狩猎草场、西藏式的寺庙和佛塔，甚至还有环绕主要居住区的围墙，它起伏的外形以及垛口，让观看者想到了长城。
本书在结构上分为五部分，前面有一篇绪言，作者是Ruth Dunnell和米华健。绪言概述了承德在清统治权内的重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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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并对本书的结构进行了说明。在关于承德的两段描述（1-2页，4-8页）中间，读者可以找到“新清帝国史”的一个简单解释（3-4页）。插入这段话与绪言其他部分不甚协调，并肯定会让人们感觉，应该用更多的篇幅解释这一重要的概念，让人理解该书的名称。
第一部分，“作为内陆亚洲都城的承德”，包括了三篇综论性文章：关于乾隆朝历史（罗友枝[Evelyn Rawski]），清初藏传佛教（Don Lopez）以及承德的建筑（Anne Chayet）。后一篇文章解释了许多建筑和苑囿的类型及其包含的虚构、象征性的和美学的意义，这些建筑包括康熙时所建的中国三十六“景”到乾隆时期微缩仿建的西藏著名寺庙。
第二部分，“帝国的礼制”，包括四篇文章，详述乾隆皇帝等的巡幸并在承德居住时的统治方式。这是由巡幸、狩猎、宴会和接见组成的一种投身自然、生机勃勃、充满热情的社交活动。这样一种“巡游者（excursionist）”的统治风格，与其他内陆亚洲的统治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将来可以与契丹、蒙古和莫卧儿（Mughal）帝国朝廷进行比较研究。乾隆“巡幸”时在路途之上花费的时间有数月之久，Van J. Symons 对此进行了研究。欧立德和贾宁（Ning Chia）关于木兰围场的文章，指出了乾隆皇帝执着于满洲的传统价值。于仁秋（Yu Renqiu）研究了乾隆款侍蒙古贵族的宴会。最后，米华健的文章探讨了1771年清帝国庆祝土尔扈特蒙古回归的仪式，土尔扈特回归是史诗般的迁徙，是重要的历史事件，以1771年10月这些蒙古人前来承德纳贡而结束。
第三部分“皇帝的众面相”，开篇文章是Joseph Alder关于乾隆和“文”之间的关系，以文庙中的碑刻为例进行了释读。Elisabeth Benard从人际关系、乾隆画像以及刻在乾隆地宫四壁上的文字探讨了乾隆皇帝深信藏传佛教。乾隆皇帝在承德收藏的绘画是Deborah Sommer 文章进行细致分析的主题，又一次强调了乾隆喜欢骑马、宴会以及在庆祝中他作为最终的主人角色的炫耀。最后一篇是沙培德（Peter Zarrow）考察树立在不同地点的碑碣文章，内容翔实。
第四部分“来自承德的声音”，包括六篇史料的翻译，它们代表着不同的体裁和语言。康熙皇帝1712年的《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的序言，欧立德和Scott Lowe分别从满文和汉文进行了翻译。接下来是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于1754年在避暑山庄停留期间所写的一封信（由Deborah Sommer翻译）。其他资料包括乾隆所写修建“须弥福寿之庙”的碑文（沙培德译），乾隆的诗作（Scott Lowe译）以及中国研究学者所记录的两个民间传说（Karen Gernant译）。最长的一篇是三世班禅1780年前来承德的日记，由Nima Dorjee Regnubs从藏文译出。该材料引人入胜，到处都是令人惊喜的细节记述，令人向往能看到完整的译本。
第五部分只有何伟亚（James Hevia）所写的结语，对现代的承德进行探讨：从斯文·赫定（Sven Hedin）1929-1930年对承德所做的探寻到今日承德作为一个闻名的旅游目的地。
作为清史学术研究著作，本书有着确定的主题，明确的地域，集中探讨高度象征着清帝国多元文化——尤其是内陆亚洲文化——本质，以及清朝皇帝统治风格所在地的承德。然而，“承德”一词仅出现在该书名副标题之中。书名本身“新清帝国史”，除了反映编者所认为的，他们的承德研究是一个名为“新清帝国史”更庞大计划的一部分之外，并不能表现该书的主题。原因在于书名和主题间存在差距，尽管隐蔽性的或夸张的书名也不罕见，但它们不应误导或是具有欺骗性。对“新清史”感兴趣的读者应该再阅读以下文章：盖博坚《书评：谁是满洲人？》[1]和Sudipta Sen《书评：满洲中国的新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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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和亚洲帝国的历史书写》[2]，特别是卫周安的《新清史》[3]。
然而，所有的读者会在本书中找到对于承德所进行的广泛研究，应该感谢编者汇集如此丰富的综论、分析以及概述性的文章，还有丰富的史料翻译。本书极有助于我们对于清史——新的或旧的——的理解。
狄宇宙（Nicola Di Cosmo）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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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书评译自《亚洲研究杂志》第66卷第2期，2007年5月。（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6,no.2(May. 2007):550-52.）
本文的翻译未得到授权，此译文仅供学习交流之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董建中谨识（2009.3.30）
电子信箱：dongjianzhong@r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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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 Guy “Who Were the Manchus? A Review Essa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 [February 2002]: 151–64。该文的汉译文⑴《西方学者近期对“满洲”之释义》，王湘云译，载朱诚如主编《清史论集——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5月。⑵《谁是满洲人：综合书评》，孙静译，载《清史译丛》（第七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该文的进一步修订稿，见孙静《“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一书的“附录”，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8月。——译者
[2] Sudipta Sen “New Frontiers in Manchu China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Asian Empires: A Review Essa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 [February 2002]: 165–77。
[3]Joanna Waley-Cohen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88 [Winter 2004]: 193–206). 译文见《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董建中译。——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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