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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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

科举已成历史，但科举又不仅仅是历史。科举对中国文化教育、社会习俗和心理思维的深刻烙印在现代社会还经常若隐若现。要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知识分子的政治性格、一般民众的价值观念，乃至改革教育和考试制度，都不得不研究科举制的来龙去脉。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最终于1905年9月被正式废止，但在三年一循环的科举考试周期中，该年未有乡试或会试，因而此前一年举行的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会试就成为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科会试，随后于该年7月举行的殿试中录取的进士就成为1300年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因此也有学者以为中国科举制结束于1904年。在百年后的今天，很有必要对末科会试和殿试情况及其进士的特殊命运作一番回顾与反思。
一、科举革废的前序
通常我们所说的科举制，是指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建立的进士科以来的考试任官制度。在此之前已有一些考试选才的科目，但多是以推荐为主考试为辅的贡举科目，真正被后世称之为“科举”的则是从隋代才兴起的进士科。发展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已定型为具有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考试的国家“抡才大典”。[1](P3149)第一级为考秀才的童生试，第二级为考举人的乡试。第三级为会试，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京城贡院举行，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后称贡土，第一名称会元。第四级为殿试，殿试在会试发榜后的次月就举行，名义上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者是贡士，殿试没有淘汰，只是考出名次，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
从唐代至清末，科举制对官僚政治、教育模式、文学风尚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进士在中国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1903年，有位西方人士在《中国的三年大比》一文开头指出：“文学才能在中国享有最高的声誉，政府官员都选拔自受过教育的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读书人信奉的信条，在许多方面可以把它看成是柏拉图理想的哲学原则的注释。”[2](P372-375)确实，在古代社会，体现公平竞争精神的科举制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教育的推广，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集权统治，并且在相当范围内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是适应当时社会的一种考试选才制度，因此，当时一些学者也想当然地认为“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3](P69)但是，经历过鸦片战争的冲击和甲午战争的震动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科举制的生存环境也起了重大的变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越来越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情况下，科举制不得不进行变革。虽然在戊戌变法中改革科举的努力未能成功，但却为后来科举制的革废发出了先声。
进入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变化愈加明显。1901年6月，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中说：“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元凶处刑矣，而无新人才；北京残破矣，而无新都城。数月以来，凡百举措，无论属于自动力者，属于他动力者，殆无一而非过渡时代也。”[4](P287-289)经历过庚子事变的刺激之后，慈禧太后等统治者痛定思痛，下决心将戊戌变法时提出来的多项改革措施加以实施。1901年8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规定从次年开始，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以上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5](P1)废止八股文、采用与社会实际有关的问题为考试题目，这是清末科举制度方面的重大变动。随后有的西方人士便认为这“毫无疑问是科举考试制度中的一次革命”，“大概可以说，此次改革实际上是非常完全的”。[6](P67-72)这些规定在清末最后两科考试中都得到了遵守，在1904年的会试与殿试中也体现出考试内容改革的精神。
在清末学堂与科举的矛盾互动中，当时的执政者多认为科举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兴起，于是考虑采梁启超早先提出的“合科举于学校”的办法，逐渐以学堂来取代科举，各级学堂毕业生获得不同的科名。1903年3月，张之洞、袁世凯联合上《奏请递减科举折》，认为：“其患深切著名，足以为学校之的而阻碍之者，实莫甚于科举”，因此提出“俟万寿恩科后举行后，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预计均分，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的办法。[7](P7-9)也就是将科场递减之科第名额，移作学堂取中之名额，使天下士子，舍学堂之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如此一来，学堂才可以兴盛，人才方有希望出现。这虽是一个渐进的计划，但已将废科举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
1904年初是清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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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事之秋。一方面，日俄战争正酣，辽东大地不断有战事传来。另一方面，设立主管全国教育行政的专门机构“学部”或“文部”的呼声越来越大，废科举的声浪也日甚一日。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所奏《重定学堂章程折》连同《奏定学堂章程》一起公布，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实施的学制。与此同时公布的奏折还有他们三人所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在此奏折中，他们再次提出并拟定了递减科举的具体办法。而光绪皇帝的上谕也明确批准了他们的奏请：“著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届时侯旨遵行。”[8](P1-6)也就是说，在1904年初，朝廷已正式批准了张之洞等人的建议，决定渐废科举。
正是在这样一种彻底改革甚至废除科举的时代背景中，光绪三十年三月（1904年4月），迎来了甲辰恩科会试。
二、末科会试与殿试
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逢慈禧七旬万寿，为庆贺太后寿诞，将本是正科的会试和殿试改为恩科。虽然此科会试与殿试是在科举制风雨飘摇的情况下举行的，但当时人并不知道这将是1300年科举史上的末科会试。
由于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烧毁的顺天贡院还未修复，此科会试与1903年的会试一样，仍在开封举行。甲辰会试主考官为协办大学士裕德、吏部尚书张百熙、左都御史陆润庠、户部右侍郎戴鸿慈。经历过戊戌变法的改革努力和庚子事变的触动，1902年以后的乡会试都已不再用八股文体，开始采用中外政治史论和具有现代性的考试题目。[9]与1903年的会试类似，1904年会试第一场考中国政治史论五篇，题目为：“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10](P1002)此科会试的试题内容灵活多样，体现出命题官员注重现实、着眼改革的思想。[11]
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都是关于当时内政外交的重要问题，如其中之一为有关设立近代学堂的策问：“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12](P161)这道策问题典型地反映了当时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的时代背景。从当时考中者的试卷来看，都对教育问题相当熟悉，有的甚至能够借题发挥，在答卷中对中国教育状况提出批评和改进之建议。
又如以下二题：“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13](P183-186)
还有二题是关于振兴农业和保护侨民的策问：“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中式试卷往往能联系中国实际，提出自己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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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如傅增浚的答卷便对当时中国的交通铁路受制于他国，侨民不受保护等状况忧心如焚，痛陈建议。[14](P257-267)考官评卷也与过去不同，注重考察应试者对新学的了解和运用。如对舒元璋墨卷，会试考官本房原推荐此卷的批语有：“西哲尝据重学以研究政治，盖天下大势，趋注于权，权所偏倚，即势所积重。……驰观域外，旁通别录，于教育关系、国际关系，言之切切，而一种磅礴之气，尤觉飞动纸上。”[15](P434)对章梫的推荐批语有：“第二场首篇，于国民教育之宜急，与大学专科实业学校不得不从缓之故，能抉其所以然，其论推广国民教育之普及及其课程学制，万缕千经，了如指掌，知作者热心教育，研求有素矣。以下四作，于古今中外情形，洞若观火，故所言皆切中情事，平实可行，非刺取浮词支撑门面者可比。”[15](P222)
第三场《四书》《五经》义，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次题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三题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出题范围虽然与过去一样，但因为不用八股文程式，所以各人的答卷较放得开。如舒元璋在第三题的答卷，一开头就说“间尝览五大洲之典籍，披环瀛之舆图”，力图出奇制胜。考官的批语则称赞说该卷“淹母古今，博通中外”。[16]考察末科会试的实际考试情况，确实说明科举制已从古代选士考试制度向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型。
会试于四月初十日（5月24日）放榜，共取中276名，会元为湖南茶陵人谭延闿。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以后，科举考试时间固定为，三月会试，四月二十一日殿试。因1904年会试地点在开封，恐中式贡士无法按时赶到北京，于是展期在五月二十一日举行殿试。该科殿试策题四道，也明显打上时代的烙印。如其中第一道策问中有这样的内容：“世局日变，任事需才，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陶成之责，是在长官。顾各省设馆课吏，多属具文，上以诚求，下以伪应。宜筹良法，以振策之。”第二道问汉唐以来兵制，并要求回答“能以今日情势证之欤？”第三道策题为中国古代理财问题，也问说“此与各国之预算决算有异同否？”第四道则直接问教育、科举与名节问题：“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古者司徒修明礼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论者或病其清议标榜，果定评欤？唐初文学最盛，中叶以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己与温卷之名，隆替盛衰之故，试探其原。……今欲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正学日著，其道何之从？”[17]这些殿试策问题目要求联系当时社会实际，为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出谋划策。从流传下来的殿试卷看，多数答卷能符合要求，可见末科会试和殿试已具备一定的现代文官考试性质。
殿试当天恰逢大雨，诸进士备尝辛苦。由于保和殿内光线不足，影响靠殿廷里侧的考生答策，幸午后放晴，所有人始得任意挥毫。商衍鎏回忆自己的殿试策“工楷圆满，无脱漏一字”。二十二日读卷大臣在文华殿公同阅卷，评阅完毕定好初步名次之后，依例前十名试卷进呈，由皇帝最后钦定名次。各科殿试进呈试卷，有依原先次序发下者，也有移动次序而发下的。甲辰科主考官最初进呈的名次是朱汝珍第一、刘春霖第二、张启后第三、商衍鎏第四，光绪看了进呈殿试卷，认为第二卷比第一卷更好，第四卷比第三卷更好，于是将一、二卷名次对调，三、四卷对调，结果钦定名次变为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张启后。
关于最后一榜进士名次的确定，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说是慈禧太后当时对广东人恨之入骨（因为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是广东人），加上她害死珍妃，心中有鬼，一见广东人朱汝珍的名字就厌恶，而当时正要为她做七十大寿，天又大旱，而刘春霖不仅名字具有吉祥意味，而且籍贯是直隶肃宁，渴望“肃靖安宁”是饱尝八国联军之苦后的慈禧的心愿，因此将刘春霖点为状元，将朱汝珍贬为第二。实际上，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传言，因为确定前十本殿试卷名次的是光绪而非慈禧，加上按清朝科举定制，进呈的试卷仍然密封的，光绪皇帝也无法看到试卷作者的籍贯和姓名，要等到最后确定名次后才拆封。[18]而且，若慈禧看得到殿试卷姓名且那么讨厌朱汝珍的话，完全可能将其置于第10名而不会让其得个榜眼。因此所谓慈禧太后将状元刘春霖与榜眼朱汝珍名次对调的流行说法是以讹传讹。
殿试之后，五月二十四日（7月7日）为小传胪的日子，即所有进士在乾清门外阶下听候唱榜的时间。二十五日（7月8日）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刊出殿试策题，并于“时事要闻”栏中刊出“鼎甲姓名探登”消息：“由内廷传出鼎甲姓名，亟录如下，但刻尚未出榜，俟榜发再为详登。状元刘春霖，直隶人；榜眼□□□，广东人；探花商衍鎏，广州驻防；传胪，张启后，安徽人。”[19]当时还未明确榜眼朱汝珍的名字，为了将此重要新闻及时发表，只好将其姓名空缺。次日（1904年7月9日），《大公报》才刊出完整的《甲辰恩科殿试题名全录》。此榜共有273名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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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仅他们自己，而且谁都没有想到这竟是1 300年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
三、最后一榜进士的命运
“禹门三汲浪，平地一声雷。”这是科举时代经常用来形容进士及第后命运骤然改变的一联诗句。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1904年7月8日），在太和殿举行隆重的甲辰科大传胪典礼，一如既往，韶乐齐奏和鸣，鸣鞭响彻云霄。唱名之后，自大学士至三品以上官和新科进士向光绪皇帝行三跪九叩礼。礼毕，由礼部尚书将大金榜放置彩亭中的云盘内，导以黄伞，鼓吹前行，由太和中门送至东长安门外彩棚张挂。状元、榜眼、探花随榜亭至东长安门内，顺天府尹于此处相迎，为他们进酒、簪花、披红，亲自送三人上马。由午门中道而出，用鼓乐、彩旗、牌仗等引路前导，出午门后转向东城北行至新街口，在顺天府尹衙门宴饮后，经地安门外，由西城出正阳门至南门，这便是骑马游金街。二十六日新科进士又参加礼部举行的恩荣宴。[20](P14-16)
尽管科举制已走到穷途末路，但清廷对科举礼仪仍非常重视。在殿试那天（7月4日）出版的《大公报》，还刊载了《礼部示谕》：“现奉到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嗣后新进士前三名于传胪前一日引见后，即赴该部演礼，鸿胪寺鸣赞官一并前往，带同演礼。钦此。为此出示晓渝，一甲三名进士，是日引见后，即赴本部演礼，勿得迟误。”[21]事前彩排是为了保证鼎甲游街能够按部就班，因此礼部才会出此晓谕。结果，该科殿试发榜后的各种庆祝典礼确实不折不扣，隆重而又热烈。发榜数日以后，所有新科进士还要再参加选拔翰林的朝考。考试结果，又是谭延闿排名第一，王庆麟、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等60人名列一等。[22]
然而，1904年7月北京城内殿试发榜和状元游金街的喧天鼓乐却成了中国科举史上的绝响。在经历同样风光无限的金榜题名之后，接下来，最后一榜进士的命运与过去各科进士却不大相同了，有的进士可以说是命途多舛，电有不少进士的发展则可说是时势造英雄。作为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他们背负着旧时代的深刻烙印，又要面对新时代的挑战。伴随着清末社会的转型，末科进士也面临着自身知识结构的转型。而促进他们转型的是培训进士的专门机构——进士馆。
在设立进士馆之前，为使新进士能够更新知识结构，掌握与时代相适应的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新学以适应社会的变化，清政府有意将新科进士送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肄业。张之洞曾说到设立进士馆的目的为：“欲使向业科举之士，增益普通学识，讲求法政、方言，以期皆能通时务而应世变。”[23](P28)从制度上设立进士馆是在1904年1月，在《奏定学堂章程》中便专门列有《进士馆章程》，该章程说明进士馆的立学总义为：“设进士馆，令新进士用翰林部属中书者入焉，以教成初登仕版者皆有实用为宗旨，以明彻中外大局，并于法律、交涉、学校、理财、农、工、商、兵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为成效。每日讲堂功课四点钟，三年毕业。”[24](P44-45)由于清政府视“新进士为从政之初阶”，将他们当作未来政府的栋梁之材，因此着意加以培养造就。
进士馆实际上于1904年5月26日开馆，开馆之始将所有仕学馆学生迁入。虽然进士馆招收的第一批学员是以往数科的进士，但甲辰科进士是进士馆设立后发榜的唯一一科进士。1904年9月26日，政务处奏《更定进士馆章程》8条，对于1904年1月之进士馆章程作了补充修改，将新进士入学时分为内外两班，内班住馆肄业，外班到馆听讲，内外班学员考试毕业均一律办理。由于当翰林和中书职司的进士较清暇，故作为内班学员，而分在六部任职的进士则作为外班到馆听讲。然而，进士馆设立才一年多，1905年9月科举制便被废止了，以后不可能有后续学员，因此及早考虑进士馆的结束事宜和学员的出路。到1906年8月26日，清朝学部奏请所有甲辰科进士在内班的学员，均送入日本东京政法大学补修科，其外班之部分学员有志留学者则分别选择送该大学速成科。学满毕业回京时一律考试，按照定章分别奖励。结果后来不少进士都曾赴日本游历留学，回国后参加考试，考试内容为所习法政学科及经义、史论等。[25]与朝考类似，从考试成绩来看，原先殿试名列前茅者往往在游学毕业考试中分数也较高，如1907年12月进士馆游学毕业学员考试，朱汝珍的成绩为80分，名列最优等第6名，商衍鎏得78.75分，名列优等第1名。[26]考试完毕之后，根据成绩分派各类政府职务。
最后一榜进士多经历了清末礼崩乐坏和民国初年社会动荡的冲击，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分道扬镳。有的飞黄腾达青史留名，有的沉迹下僚默默无闻。不过总体而言，由于末科进士出身者文化素养较好，事业起点也较高，做出成就者还是多数。在政界尤为突出者，如沈钧儒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谭延闿曾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王庚在民国时曾任参、众院议议长，汤化龙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众议院议长等。
甲辰科进士在文化界出名者较多。状元刘春霖是所谓“第一人中最后人”，随许多同年先人进士馆，后留学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深造。1907回国，历任咨政院议员、福建提学使、直隶法政学校监督等职。民国初年任袁世凯大总统府内史。1917年12月，任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建立了伪政权，日伪企图借重刘春霖的高名，派人动员他出任北平市市长，被他严词拒绝。身处铁蹄之下，刘春霖坚贞不屈，始终不愿出来为日本侵略者效劳，保持了晚节，于1942年卒于北平。[27]刘春霖最出名的是他的书法，尤其是小楷在民国时期名重一时，留下精美的小楷字帖和大量的墨宝。最后一榜进士还有不少人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痕迹，如在民国时期提倡尊孔读经、组织孔教会的陈焕章，民国初年“画坛领袖”、在诗文词曲方面颇有建树的姚华，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几位末科进士还对科举制本身作过研究与反思。末科榜眼朱汝珍也曾游学东京法政大学，回国后曾任国史馆编修、实录馆纂修，民国时期所编《词林辑略》由中央刻经院印行，该书对清代翰林的科分、出身、字号、籍贯、简历、著作等都有详细的记载。而末科探花商衍鎏50年代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受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于1956年以83岁之高龄，写出了《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于1958年由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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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衍鎏作为清末探花，该书的写作和出版受到特别的关注，该书也是此类著作中最详尽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商衍鎏的另一部著作是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该书虽然影响较小，但颇为深入，至今仍是研究太平天国科举制度最全面的著作。另外，末科进士贾景德根据自己参加科举的亲身体验，写出《秀才·举人·进士》一书，1946年在香港出版。废科举后出版的科第中人撰写的科举研究著作只有寥寥几部，而末科进士就占了4部，这也是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之一。1904年甲辰科考试是中国科举史的尾声，而朱汝珍、商衍鎏、贾景德等末科进士撰写科举研究著作，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上奏出了最后的乐章，也为科举制发出了隔世遗响，成为中国科举学史上特殊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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