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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刘嘉乘:《清代汉口商人会馆的建构及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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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9-15 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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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嘉乘:《清代汉口商人会馆的建构及其类型》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7年第3期)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以汉口紫阳书院的建构过程为例,指出清代汉口的商人会馆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中获取组织模式的建构过程。各商人群体的同乡意识与地域文化特征与清代汉口的社会背景相互作用,不断产生新的象征符号和集体意义,从而塑造出新的、变化了的会馆组织形式。根据其内部权力运作、管理模式和外部谋求目标的不同,汉口的商人会馆可以划分为“礼俗性会馆组织”、“利益型会馆组织”、“行业型会馆组织”三种基本类型。
自从会馆研究成为近世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以来,“会馆”的性质定义一直被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人们对会馆是属于同乡组织还是同业组织,具有传统性还是现代性一直争讼不休。①这样一种基于会馆内部群体结构和外部社会历史环境的静态解读,往往使会馆研究绕开微观的历史情境,进入一个僵化的二元选择格式。在笔者眼中,明清时期的会馆组织是社会经济变迁中的一个新生物,一种新的社会组织与制度创新。它的产生,不是一个纯客观的现象,而是商人群体在适应社会、历史和文化情境基础上的一种主观建构,会馆在这一过程中获取了其组织模式。因此,本文关注商人群体的实践行为,通过展现清代汉口的徽商群体对于紫阳书院的建构过程,来阐释商人会馆的社会起源及其在群体实践中获取文化模式的历史过程,以资寻求一个对会馆的性质、类型和文化取向的动态理解。
一、清代汉口商人会馆的建构:以紫阳书院为例
明宪宗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故道淤塞,主河道在龟山之北入江。原先的汉阳一分为二,形成
南、北两岸,南岸一侧仍称汉阳,北岸一侧则称“汉口”。嘉靖年间,汉口正式设镇,并设汉口巡检司进行管理。万历年间,湖广地区的漕粮均在汉口交兑,运销湖广的淮盐也以汉口为转运口岸。至清代,由于担负着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输出米粮的重要责任,汉口从一个主要经营奢侈品的地区市场转变为联结全国商业网络的重要枢纽。②到“康乾盛世”之时,汉口被称为“天下四聚”之一的商业巨镇。市场的扩大使得汉口在清代成为“重商云集”的都会,各个地区的商人竞相奔走,经商于此,以至出现“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的情景③。
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基于“汉口沿长江而下,至江南和上海”这一条最繁忙的商品贸易线,很多徽州商船(主要是盐船)来到汉口,形成徽商云集之势。这些背井离乡的徽州商人,面临着复杂的商业经营和激烈的商业竞争,又遭遇与家乡迥异的环境、方言和风俗习惯,内心产生一种飘零感,急于寻求自身的社会联系。因此他们意识到“汉镇固非通都钜邑,然襟江带湖,绵亘大别之阴,占籍编户者踵相接。人众则情涣涣,则必思所以联结之;居安则志隳隳,则必思所以振励之”④,试图建立一种“联情励志”的组织。
一旦有了这样的目标,摆在徽商群体面前的问题就是他们应该联何情、励何志?首先,他们找到了乡梓情谊。在汉口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只有基于家乡的社会形态形成的乡土意识尚能成为一种共有的联系纽带。它唤起了徽商心中的怀旧情感,形成一定的内聚力,令“吾乡之居是邦者,念桑梓虽离,寄籍此乡,仍群聚一方”⑤;然后,他们开始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比照家乡与旅居地的差异。在他们眼中,汉口为“商贾总汇”,人们在此“熙熙攘攘以争旦夕之利”⑥,而新安“有紫阳夫子绍先圣之薪传”,为“诸儒之统会,众水朝宗”之地,有“孔孟以后直接道统之人”⑦。这种“习俗”上的差异点会为他们带来一种特殊的荣誉感和尊严感,⑧产生一种“生而闻朱子之言,长而循朱子之礼”之新安人的优越感并批判汉口的其他商人组织。他们敏锐地注意到“俗尚神宇未有书院”,便立志创建紫阳书院。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徽商群体在购得一些地基的前提下,“爰募徽地工师”,始建书院。书院的建构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如表1(略)所示,其进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康熙三十二年至雍正朝之前,属于紫阳书院的初创阶段。甫一开始,当地土著极为反对,联络楚省在京仕宦,“欲沮书院之举”。旅汉的徽商觉其谋,主事者吴蕴予、汪文仪等人亦“急飞一尺,遍告同乡先达”,经在朝仕宦吴子丹等人的“走就商酌,极力周旋”,熄灭了事态⑨。同时,因为书院建设耗费资金巨大,尽管执事者呼吁同乡之人踊跃输将,一些徽商仍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五载以来, “工尚未竟,事多缺略,无如乐输之项,有批少而两三倍出者,有既批而半出未足者。多寡相形,皆视诸公而上下其手。于是五载拮据,翻成债窟”⑩,几欲停工。时人指出,紫阳书院之举终未成的原因是“凡我同郡力有可为而未经为,或为之而未竟其力”11。因此,他们连续发布“再劝乐输文”、“再劝乐输启”和“募建文昌阁启”等文呼吁捐款,最终完成了书院的主体建筑:
1.祭祀性祠宇及其附属建筑:戟门、寝室、尊道堂和半亩池。创建伊始,四个主事人吴蕴予、汪文仪、余南宜、余本立就界定了书院的建设理念:紫阳书院,“所以尊先贤、正人心、厚风俗,亦仰承国家振兴教化,风励末俗之盛心也”,因此,它的规制“不敢越理僭越学宫”,也“不得狥俗比类神庙”,应该“一遵吾郡世族祠堂规制”12,把祭祀性建筑作为书院建设的主体。于是,他们建造了戟门,门内有平台,为春秋二祭演剧之用;亦筑寝室和尊道堂,用以“率同乡父老子弟修祀事,陈俎豆,列管弦,相与升降周折,诵歌舞蹈”,尊朱子之道,使贸迁之人“咸知循礼守义,不肯自弃于四方之末”13,抵制一个纷扰争利的市场背景。在尊道堂建成之后,他们在寝室之阶下修凿了更具象征色彩的半庙池。这个建筑的设计完全依据朱子《观书有感》一诗而设计,其要表述的文化意义不言而喻:池方半庙,源头活水,渟蓄不洩,满而不溢,顺澈流通,以“一鉴道源,洋洋乎随在,皆夫子之德”14;而池中之水,又寓“文渊学海”之义。
2.楼阁及厅舍:楼阁有御书楼、藏书阁。御书楼建在寝室之上,气势高峋,东瞻黄鹤楼,西眺汉阳城,楼中奉有康熙皇帝御书的朱子六言诗碑石,意欲借圣王手泽彰显朱子之道。藏书阁,则兼收并蓄朱子论定的经史子集,“玉轴牙签,青箱缥帙,煌煌乎大观也”。它负载了徽商们延续道统的理念,藏书不只为“束诸高阁之载籍”,楼阁也不只为“庋藏奇秘之渊薮”,而是作为“良士之菑?”。15厅舍也有二,一堂名为“主敬”,取敬神敬学之义,兼具储藏祭器和经学讲肄的功能;一轩名为“愿学”,阐发孔孟到朱子一脉相承的道统。此外,还有兼山丽泽,以为“学者朝夕讲肄之所,从此薰蒸陶淑,敬业乐群,庶无负乡先生德泽之流传久而弥耀也”。16
雍正朝至乾隆朝中期是紫阳书院建设的第二阶段。雍正甲寅年(1734),书院的发展出现新的契机,“天假湖南观察许公登瀛,考绩鄂城,爰斋沐过汉江,瞻谒书院,毅然以成就钜举为己任”,他“首倡捐输”,于是“六邑士商,无不踊跃用命”,得一万五千金,利用此资金他们开辟了新安码头(义埠),兼建“魁星楼”和义学讲堂17,同时在湖北巡抚杨馝与武昌守道朱氵雷的干涉下,追回了被土著侵渔的屋宇与租息。是岁,杨馝去任,继任者吴应棻下车伊始,就造访书院,谒朱子,宣讲圣谕,“黄童白叟,皆拱听欢呼,称仅见盛事”。18
至乾隆戊申年(1788),紫阳书院遭汉镇水患,亟待重修。但“物力维艰,又各因他故,未暇”。
后来,执事者集同人请“世家新安”、当时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并总督湖广等处地方军务的毕沅“赐一言弁首”,19倡议众士商共谋修葺之举。毕沅欣然答应,写下《募修汉镇新安书院序》,得到众人的响应,“或先或后、赞襄匡佐”,书院的修葺、扩建工作终于在嘉庆初年完成。兹将这一时期的书院建设(除重修的愿学轩、主敬堂之外)列于下:
1.祠宇性建筑:魁星楼。斯楼的建筑,“欲使吾乡之侨寓汉滨者,父兄训其子弟,朋友勉其同
侪,相与砥砺切磋,浸淫于书礼乐之中”,那么,原为商籍的徽商子弟,有望通过科举,“联翩竞起,光鹿鸣之盛典,表雁塔之新声”。20
2.公益性建筑:义埠、义学、义阡、玉皇殿、新安街。义埠,即新安码头,于雍正甲寅年(1734)修建,以“利济行旅”。义学,即义学讲堂,在大中丞吴眉庵的敦促下,三月建成,用以延请儒师“与商民子弟敦诗说礼,敬承夫子之志”。21乾隆五年至三十二年,书院的主事们先后在汉阳十里铺购买几处麦地,筑为葬基,使之前“暴露荒郊、久停古寺”的乡人棺椁在书院的许可下得以安置。同时,鼎建玉皇殿供奉玉皇,且请庙里的主持照管义阡,仰叩佛法,超渡亡灵,因此,“事鬼”与“奉神”两相结合,使乡旅生时有所佑,死后有所归。22乾隆四十年(1775),徽商们将书院前狭窄的新安巷,拓成康衢大道,两旁市屋出租,收取租金,以供书院开支。
乾隆末年至嘉庆年间属于书院建设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书院的基业、势力极大程度地扩展,徽商群体与当地土著、其他群体关于地基、房产、社区秩序的争讼不断增加,书院的建设越来越卷入官府的力量。汉阳知县衙门曾应众新安商人的恳求,“蒙审立案”,对新安书院购买的大量地基、房产颁发执照,执照里写明地基、房产的范围和数量,“以杜后事”。23随着官方势力的渗入,紫阳书院的建设逐渐制度化和合法化,“官府的承认给组织在处理其组织内事务以及与外界势力(包括竞争对手、诉讼当事人、缔结契约的其它各方和普通大众)打交道时赋予了合法身份”。24因此,这一时期的徽商群体得以大兴土木,扩展势力,一方面对书院内部建筑大规模修葺和增修,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外界的社区公共事务建设,成果丰硕:
1.祭祀性祠宇:首先在乾隆乙卯年(1795)增修了始建、报功二祠。始建以祀始创书院的先贤,报功以祀襄助书院的名宦,将他们的德行道义立祠昭示,以饗春秋之祀。嘉庆巳未年(1799),他们又新建了六水讲堂,讲堂以“六水”名,意欲使六邑后人勿忘其乡,使新安之教移植于汉皋。
2.楼阁及厅舍:增修了文昌阁、讌射轩、近圣居、致一斋、启秀书屋。文昌阁奉文昌帝君以期科名显达,并“束身于道德之场,驰骋于圣贤之域”。25讌射轩的设置循古人燕射之法,行聚会而寓德行,近圣居位于正室后西北隅,“室广不过一亏,而幽静雅洁,足以读书考道”。26致一斋则位于六水讲堂之后,为春秋祭祀之辰,主祭者斋肃更衣之所。启秀书屋,则为“正学术、勤功课、择师儒、厚培养”27而设。
3.社区公共事务建设:首先,在街道建设方面,嘉庆五年(1800),徽商们在会馆前面街道左右,“各开水路一道,一为挑水上岸,一为下河汲水,左右回环,其间使中道不淋漓,以利行人而免拥
挤”。28嘉庆九年(1804),徽商们买宅重新扩充了太平里。为了整治街道,他们还请示官府谕禁,订立了严格的规定。其次,在同乡公益事务方面,嘉庆九年(1804)始,他们在汉阳许家湾,另置义阡一处,以舒缓原有义阡不够用的局面;又修筑了义舍,“以书院余基三元殿旁盖造楼屋十楹,专桑梓过客暂时栖息之所”29,使同乡不再将书院当作公所居停骚扰,既尽乡情,又肃书院。再者,在社区公益事务方面,为了防御火灾的侵袭,徽商们捐资,派人去苏州购办二座水龙,召募水头,给与工食,专司扑救火灾。
综上所述,汉口紫阳书院的构建是一个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中逐渐完善的过程。书院构建的最初阶段,是以祭祀性祠宇为主体,其规划理念是对家乡祠堂的拟制。面对初创时的种种困难,徽商们主动地利用社会关系,寻求同籍仕宦的帮助,获取行动策略以化解危机。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名公讵卿、士绅君子或利用职权处理实际事务,消除徽商群体中尚存的疑虑,使他们对于书院的建设日趋踊跃;或利用“道统”为书院的建筑提供论证,颇费心力地重申朱子的文化意义,彰显朱子“为继起宣圣之一人”的独特地位,建立紫阳书院,侍奉朱子,就是“束身于道德之场,驱驰于圣贤之域”。这样,同乡情谊的内在社会、文化意义在徽商们的实践中被不断丰富,逐渐标明了徽商群体的边界,以维系一个渐趋紧密的徽商群体。正如尊道堂建成之后,“公卿莅兹土者,进而行释奠之礼。其文物之繁盛,礼节之闲都,观光者咸有所感于心,而翕然向化。”30因此,这种紧密的群体关系以及维系它的意义系统,被徽商们在实践中以大量的祭祀性、文教性建筑的形式得以确立下来。这些书院建筑,在初创阶段作为一种集体记忆与文化的载体,利用“规画宏壮”的建筑形式和“道隆化洽”的礼仪活动,标志了一个独有的意义形态系统,稳定了新安士商的群体关系,初步形塑了徽商会馆的文化模式。
随着书院的运作越来越多地处理实际事务和卷入社会关系,书院的进一步建设体现出两条线索:其一,他们增修了一些祭祀性祠宇,使得书院建筑的象征意义得到强化,其承载的祭祀系统不断扩大,从奉祀朱子到奉祀魁星君、文昌帝,再到奉祀有功于书院的先贤名宦;同时,新建一些文教性楼阁厅舍,使书院除藏书楼外更有义学讲堂,标志着书院所负载的文化功能从“明道”发展到“劝学”,这意味着书院所隐喻的文化领域得到了扩展,它不仅要在理念上延续道统,也要在实际中有效地传承文化。其二,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区性的公益建设中,一方面为同乡人士提供更多的实质性服务,如信神、安葬、旅居等;另一方面为社区居民提供慈善公益服务,如捐金育婴、扩整街道、预防火灾等。在这个过程中,徽商群体越来越诉求于官府的政治力量,无论对内的纪律申饬,还是对外的规则制定,他们屡屡请示官府的批文与禁谕;同时,其资金运营模式也发生了改变,摆脱早期的单一捐输模式,既有市屋租金等固定收入,又有乡人的筹资分红等来源。总之,他们根据现实中社会的、制度的、经济的原则不断地在会馆构建过程进得“即时创作”,使书院的建筑、规制、运营与社会情境的需求相适应,实质上,也是会馆初期的礼仪象征模式不断社会化的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徽商群体异于其他商人群体的独有模式:“盖尝论之名省之会馆遍天下,此之书院即会馆也,而有异焉。崇祀者道学之宗主,而不惑于释道之无稽,参赞之源流,而不墮于利名之术数,入学有师,育婴有堂,讌射有圃,御藻有楼,藏书有阁,祭仪本家礼,御灾有水龙,通津有义渡,宾至如归,教其不知恤其不足,皆他处会馆之所无。”31
二、清代汉口商人会馆的组织类型
既然汉口的商人会馆是商人群体发挥其主体性,在社会文化的过程中建构的,而不是原生的单位,那么,对它们仅仅作“地缘性”与“业缘性”的区分,在认识会馆的结构和运作上,都缺乏一种历史的、动态的态度。因为,在会馆的建构过程中,“地缘”和“业缘”都是商业群体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基于不同的理由和契机,与其它资源交织为多样的形态进入会馆的范畴。因此,当我们意欲将一类商人会馆与另一类区分开来时,就有必要在辨认会馆成员来源的基础上走得更远,追问这些成员将何种文化资源植入会馆之中,形成了何种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最终达成一个相对稳定又适应变化的模式。在这一部分,笔者的观察以汉口商人会馆的内部权力结构、对外谋求目标为基点,辨别这些群体、文化、社会因素在一个实践层面上达成的多样组织类型:一是以地缘宗族为基础的礼俗性会馆组织;二是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利益型会馆组织;三是以汉口市场的规制为目标的联合式会馆组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会馆组织模式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那么一类特定的会馆组织就不会排斥另一类会馆组织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对于上经类会馆而言是非决定性的———它们在此类会馆的建构中被划归为细枝末节的地位。
1.礼俗性会馆组织:以新安商人的紫阳书院为例
作为最先到达汉口的商人群体,徽州商人在康熙初年创建自己的组织时,是不忘他们的缔造者身份和朱子道统继承人的身份,所以试图给其组织赋予一层区分于其他商人群体组织的文化意义。他们声称:“昔乡先生之旅处于斯也,其心未尝一日忘新安之教,故于乡里聚会之馀,共敦孝方睦任恤之谊,思有所托以行之永久,乃议创建书院”。32他们是如此强调自己的地域来源,理所当然认为他们是朱子道统的继承人,以至于他们在书院的设计和管理上都极力突出这重文化意义。他们甚至不满足仅仅将徽州商人群体与其它商人群体区分开来,而更加希望参与到汉口地方商业文化的建设,一方面争取更大的商业空间,另一方面则担当起复兴道统、确立秩序、教化民风的文化实践———
首先,在紫阳书院的建设和管理上,他们的用人原则似乎都是以“文化”为基准。建院伊始,徽州商人群体推四老作为其主事:其一汪默庵,被称为“潜心儒学,驰誉儒林。著书立说,门多问字之侯芭;阐幽发微,座有谈经之匡鼎”33;其二吴蕴如,据称“具卓杰之才,可以立事济人,重然诺,信友慈,众且封为道义之宗”34;其三余南宜,被称为“开元博士之后,嘉鱼寄籍之诸生。志切匡时,心存卫道”35;其四余本立,为余南宜的族弟。这些人要么被时人认可为儒学之士,要么被当作虔诚的卫道者,或者因其族望声华。在这里,找不出士商的差别,似乎可以认为书院的建设是在士商的共同推动下得以完成的。书院建成之后,庄重的仪式中所请各种祭祀的主祭,“或同乡仕宦,道此经过,或同乡有官湖北者”。36会馆的日常事务由“司年”负责,与其他一些领导人(执事等)共同管理祠产和祠务。虽然从已有资料尚无从知道他们具体由哪些人担任,但是,从下列事例可推知一二:紫阳书院大致建成三十年后,会馆的负责人为了大笔的修葺费用寻求资金。他们查到祠内楼房铺面先前因公事典质于人,决心赎回,另行出租,以将房屋租息作为书院的修葺公费。当时有四人为首筹集了足够的银子,他们是“汪箴极、汪兆瑜、汪元长、吴任文”,他们会同另外四人,完成这笔交易,另外四人分别是“汪天泽、汪公远、戴梁玉、吴斯友”。处理这个事关会馆资金运作的要务的人员名单,显示了他们基本上不是汪姓,就是吴姓。37而汪文仪和吴蕴文都是会馆的创始人,他们在徽州商人中极具族望和声威。可以推断,在会馆建设的主事者相继去世之后,会馆日常经营的权力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离开而转移他人,而是被他们家族的后人所继承。可见,在紫阳书院的创建及日常经营中,家族的力量不容小视,他们成为权力的中心,引领会馆的发展方向。会馆依赖于士商、仕宦,其血缘性和地缘性原则就势必在会馆的运作中得到体现。
其次,与其他徽商在别的地区建造的紫阳书院不同,旅汉的徽商力图把会馆打造成一个名符其实的文化教育基地。正如徽商程健学所见:“健(学)偕计北上,往来吴越间,见所在皆有紫阳书院,侧闻吾乡前贤之请建于汉皋者并有义学、义渡、有藏书阁、有先儒讲堂,非袭书院名而有其实,规模尤为宏远”。38可见,汉口的徽商真正试图将传道教育的功能纳入会馆这一经济组织体系。为此,他们修建了义学、启秀书屋、藏书楼和六水讲堂,制定了详细的肄业讲学之规和为学之要,并请了硕儒、学者、仕宦和当地官员莅临书院进行讲学,力图将书院的文教功能体系化和规范化。与朱子同籍,而且在汉口的经济中占支配地位,这让他们在汉口这个新兴商业市镇中具备一种别样的文化自信,自觉负有一种引领汉口文化的责任,相信他们所从事的文教活动有必要也有能力为汉口整个社会树立一个文化榜样,建立起道德秩序,如他们所称“汉口四方杂处之人,亦无不沐浴熏陶,感发兴起,则书院之为功于人心风俗者,又不独六邑(徽州府属的六个县)之人被其泽也。”39他们热心于宏大的祭祀,由于祭祀朱子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他们把募刻的康熙皇帝赐与婺源书院优崇朱子之祭的扁额悬挂于书院醒目之处,而且他们可以从湖北省的地丁银内支取三百两祭银。他们异常珍惜这种特殊的荣耀,每年春秋二祭请极具权威的仕宦和官员来主祭。尽管这样耗费大量钱财,但是他们乐此不疲,因为这一方面通过对朱子地位的宣扬能够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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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他们与官府的亲密程度,这些都能为短暂祭期过后的长期商贸活动提供便利。此外,他们也热衷于举办慈善事业,文人聚会,自豪地表现他们的地位和势力,并且“特意尝试去影响和改变地方社会方式和风俗。”40
综上所述,以紫阳书院为代表的徽州商人会馆组织,通过朱子的道统地位来确立他们的群体身份。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被他们带到汉口,在构建会馆组织中得到利用,在群体内达成共识并最终得到加强。在会馆的建构过程中,家族力量掌控着会馆的运作,其组织内部呈现出显著的血缘性与地缘性,内部组织松散并且高度分化。所以,他们的活动就更要体现出文化的意义,发挥其强大的规范控制力,因此他们的活动时时呈现出“一种固有的美和神性”,因此,笔者将这类商人会馆组织定义为“礼俗性会馆组织”。
2.利益型会馆组织:以秦晋商人的山陕会馆为例
19世纪汉口繁华的街市上,常常有秦晋商人闲散地溜达。与同时代的徽商不同,他们的形象不是那么光鲜,甚至与他们雄厚的经济实力极不相称,常常遭到一般市民的戏谑:“高底镶鞋踩烂泥,羊头袍子脚跟齐。冲人一阵葱椒气,不待闻声识老西。”41他们总是憨厚而大度地对这些嘲讽性言辞付诸一笑,不如徽州商人一般心高气傲,没有野心去做城市文化与时尚的领头人;然而在商业上他们就极具天分地表露出他们的精明来,他们极为务实,“宁愿在一个联系紧密、内聚性的‘亚族群团体’中过一种谨慎而朴素的生活。”42
这样的精明务实在他们于同治九年重修山陕会馆的过程中就体现出来了。与徽州商人一样,秦晋商人在为会馆建设筹备资金时也遇到捐款微薄的相同困难,然而他们不会像徽州商人那样请来同籍仕宦反复发布捐款号召,而是采取了认股集资的办法;并且一旦意识到捐输有限之后,他们果断采取措施,对过往的货物抽取厘金。43这种强制性手段,在实际运作中显示了公平性和有效性。
在会馆建成之后,秦晋商人对筹集的资金帐目作了清晰的总计,很是庆幸抽厘这一明智之举,称: “奈布施为数不多,工大费拙筹不易,幸我两省商人公议筹捐厘金,以资工筑,迄今二十五年仅共收布施三万四千有奇,厘金则数倍过之,共陆续捐厘银并息二十五万之谱,光绪七年,功筑八九。” 44
在会馆的权

中国历史上梵高的故事

力运作方面,山陕会馆没有出现宗族控制的局面和血缘网络,其内部由一个个独立的商帮构成,这些商帮中有的是地域性的,如太原帮、汾洲帮;更多是同业性的,行业间分得很细,如红茶帮、盒茶帮、卷烟帮、西烟帮、花布帮、西药帮等。对于一个商号而言,它既可以是地域性商帮的成员,同时也可以是行业性商帮的成员。因为在会馆志中,他们常常提到太原的汇业帮与汾州的汇业帮,可见一个票号既可归属于整个山陕两省的汇业帮,又可被纳入他们家乡所在的地缘性商帮。山陕会馆共有23个商帮,其中有十个帮在会馆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尤大,许多重要的条规、碑记(如公同议定抽捐条规、重修西庙春秋楼赋并序)的落款都是“山陕两省十帮同人共立”,而其中的西药帮与西烟帮似乎极为活跃,在会馆大规模重修之前,西烟帮就独自重修了关圣帝君正殿、西药帮独自重修了五圣殿,它们后来都成为山陕会馆的主体建筑。在会馆大规模重修过程中,汇业帮的势力,尤其是太原、汾州两地的汇业,成为了会馆组织的领导核心。同治九年汇业帮的经理武有庆首倡重修会馆,并为会馆的建设作了极大的贡献,人们在会馆的文昌阁之右筑了一个小厅,安放武有庆的劳绩牌。他们在光绪二十五年编修的会馆志中详细列出汇业帮每一届的经理名单。他们规定每年的祭祀“太汾两帮老成轮流主之,或司年首者主之”。45虽然我们可以将太原、汾州的汇业帮称为权力运作的中心,因为他们引导了山陕会馆的祭祀、资金运作(作为汇业,他们也有资格来操作会馆的资金),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会馆内部的各个小的团体(商帮、商号)并不松散,他们建立在面对面的交流上,由一种相互信任、合作和互利的原则支配着,形成一个相对有序公平的机制,十个商帮经常聚集到一起商议会馆的大事,共同承担一些重要的责任,不像徽州会馆那样仅仅由族内的名望之士承担会馆要务;而他们还以全体商号的名义立了“重建山陕西会馆”之碑,编修的会馆里不厌其烦地罗列了1177个商号的每一笔具体捐款。
在会馆的日常经营中,山陕会馆也重视关帝的精神纽带作用。但是他们无意将关帝神化,只是取其“忠义”作为凝聚会馆成员的感召力或者是一种商业的准则,并不愿意附于更多的文化意义。他们并不热衷于文人的风雅活动,建筑关夫子春秋楼,突出“吾愿斯楼者,无从咏汉阳芳草之句,与晴川黄鹤同作眺览嬉游之想。盖所以作忠臣义士之凖而非以供验人墨士之娱”。46在日常管理上,由几位司年(或称值年、司事)同时负责,挨班轮流,不得任由某人擅专,管理权限很大,“圣余堂新旧帐据、重修会馆抽捐总册、收支账簿、房屋家具、菜园地基、一应灯彩及银钱收支、应用人役总归值年经管差委” 47;下面有众多馆丁(或称馆夫、役人),由司年差谴会馆杂役。不像徽州会馆的日常事务负责人那样极具族望和个人魅力,山陕会馆的司年只是由秦晋商人择才聘任的,一旦犯了错误就可以驱逐和更换,如他们规定“馆司事住持人等内不准留客过宿,在外不准支取银钱货物,自议之后,倘私留客宿私赊货物一经知觉,逐出会馆决不宽恕”。48这样看来,他们的司年择用原则与徽州商人相反的,他们回避望族,才能机械地、不带感情地驱逐更换。并且有这样一条规定“选用馆丁务要小心谨慎能干办事者充之,不得轻举滥进,每年额给工食外有菊花会股俸”49,可知馆丁可以入股会馆的资金运作(绝大部分来源于市屋的出租,这笔费用除了支付会馆的日常资金外有大量盈余)。虽然从现有的资料中,尚不知道司年在会馆管理中的收入,但是从馆丁入股这一现象来看,可以推断秦晋商人将其独创的“人身顶股制”移植到会馆资金的运作中,即馆内人员可按照职位、资历、贡献,分别顶若干身股,身股与资本股(银股)可以同样按比例分红。
综上所述,以山陕会馆为代表的秦晋商人组织,在会馆的内部运作过程中,较多地采用商业的、非血缘的原则,内部形成一个紧密的、有序的、公平的团体合作机制。他们不以文化担纲者为虚名,会馆运作的目标直接地指向商业利益,如同他们所申明的那样“二省之人心齐如一,务使本会稳如泰山;且持之以恒,务以营求利益为要。”50所以,笔者将这类商人会馆组织定义为“利益型会馆组织“。
3.行业型会馆组织:以两湖会馆、茶业公所为例
行业型会馆组织从一开始的形成方式就与礼俗性会馆组织和利益型会馆组织不同,我们来看一个联合式会馆组织的形成过程:十九世纪中期,汉口木材市场出现了激烈竞争的场面。首先到汉口的是江西的“江西帮”和“黄帮”,至十九世纪中叶,他们一直主宰着汉口木材贸易。后来,湖南人将木材运到汉口的附属市场鹦鹉洲而获得了垄断权,江西和黄州木材商无法挤入。当时另有汉水流域的“汉帮”,他们在木材贸易中隶属于江西和黄州商人,两派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太平军战事平息之后,随着木材市场的重新开市,鹦鹉洲上建起20多个湖南会馆, 1865年湖南木材商人联合建立“两湖会馆”。湖北汉帮商人于70年代初到汉阳府衙门去控告湖南人霸占鹦鹉洲。汉阳县长以湖南商人排斥当地商人为由将大部分的商业贸易判给汉帮商人,进而对湖南人实行经济制裁。湖南人不服,求助于他们的两个在国内有突出地位的同乡曾国藩和左宗棠(他们都有亲戚在木材商行)。在曾的要求下,湖北巡抚干预汉阳知县的决定,做出折衷裁决:木材经营和运输权仍归湖南人,而将牙行的美差交给汉帮。接着,作为调解人的曾和左还提出让汉帮商人加入湖南的两湖会馆的办法,于是两湖会馆实际上成为武汉木材市场的第一个包括不同地方来源的贸易组织。51以这样的方式联合起来的会馆组织还有米业公所、茶业公所、1870年之后的药王庙等。
可见,在行业型会馆组织形成之前,已经有比较成熟的会馆组织存在,它们可以是礼俗性会馆组织,也可以是利益型会馆组织。起先,它们是独立的、各自为政的,后来基于一定的原因联合起来。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种联合呢?我们不妨来看看米业公所于康熙十七年(1678)成立时的对外宣言52:
“我等从事粮食经纪,管理汉口米市,需有会议大厅供如集会众以商议米市规章,否则意见不一,度量无统一标准,我等将难以履行职责。而米为人所必需,若度量不一,将何以出示检查纪录,更何以见信于人?故此,我等会集订出度量准则,并将定期检查以昭郑重”。可见,这些从事米业的商人力图寻求米业市场的统一与规范而联合成立了一个米业公所。这个公所不是针对某个地域或者行业内部的部分利益而设置的,而是面向整个汉口的米业市场而设立的一个遂行“经济政策”的管理机构。
与前两种会馆组织类型不同,联合式会馆组织不再仅仅满足于帮助会馆内部成员争取商业空间和利益的服务性角色,它们更加乐意直接参与到整个汉口的市场贸易中去,充当一个管理者甚至是经纪人的角色。以汉口茶业公所为例53:
19世纪60年代,汉口有六个茶帮,每一帮都各依省界而建,分属于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山西和安徽,内部包容各色的茶庄和茶客。当时汉口的茶叶市场因为竞争而十分混乱,衡器不统一,茶样与成品不符,信贷不守信用等情况妨碍着中英之间的茶叶交易。同治十年(1871),各帮会联合建立了汉口茶业公所。为了解决茶商提供的茶样与成交茶叶质量不符的问题,他们在公所集会议上定了两条规定,其一是不再允许茶商事先通过经纪商把茶样提供给西方买者,而是要求一个商人等到他的全部货物运到了经纪人的货栈时才能从大量的茶叶中随便选出一个样品盒。这种选择不是由买者而是由茶业公所特派的选择人来选。其二是为了减少外国人的怀疑,建议由购买茶叶商行的一位成员和经纪人的代理人(“经手”)进行检查,在过磅和最后购买时随机抽样查看。为了阻止外国买者因市场波动而违背合同售价,公所进一步规定,在过了总数磅重和抽样查看商品后的三天之内必须付款并将货物运走。而为了解决秤量茶叶衡器不统一问题,他们规定,中方公所与外国商会各出一名公证人,并同意汉口的英国商会竞选这一职务。其次,建立茶叶过磅的标准和监督规定,严格使用西方磅制;任何时候的大宗买卖,不论是在中国货栈或在外国货栈,都要在公所某个职员的直接监督下公开过磅;重申禁止事先或私下送样,提议由公所官员选样。
就这样,汉口茶业公所不仅成为汉口茶叶市场的规则制定者,而且成为茶叶贸易过程中的监督者。这也说明针对汉口的整个市场,联合式会馆组织的经济行动实质上完全得以自主运作,官府只是在形式上以协调者的身份出现,如光绪九年(1883),汉口道台恽彦琦面对英商的抗议仍然坚持维护汉口茶业公所的新规章。同时,会馆内部成为一个高度团结、行动一致的有机体,面对市场的失序,他们能够集聚到一起共同商议约束规则;面向外商的不利经济行为,他们能够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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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进行抵制,共同谋求一个合理的、开放的市场。通过规制市场原则,会馆自身不断发展壮大,进而承担起更多的城市公共事业,汉口的茶业公所就于光绪十五年(1889)建立起一座新的富丽堂皇的总部,光绪十九年(1894)开始发行汉口第一家、且历时较长的中文报纸——《汉报》。
可见,行业型会馆组织是面向整个汉口市场而联合原有的公馆、商帮、商号而成立的,虽然最初的推动力可能是协调会馆、商帮之间的商业利益冲突,但随着行业式会馆组织不断确立市场规范、整合业界秩序,会馆内部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分工明确的、公平的统一体。所以说,与紫阳书院为代表的礼俗性会馆组织以宗族为纽带拓开自身的商业空间不同,也与以山陕会馆为代表的利益型会馆组织以团体内聚营求利益不同,联合式会馆组织更多地是“建立在基于商业输出与销售网络的实用主义的团结基础之上的”。54它们的产生是与汉口的市场变化相关,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和复杂,尤其是1861年汉口开埠之后,汉口开始真正融入了国际贸易的体系中。这使得商业团体在自律的基础上,进一步谋求整个市场共同遵循合理公平的制度法则,从而保证任何的商业团体都能从市场贸易的规范中获利,而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商业群体的特殊利益。
本文从“实践”这一角度出发,阐明了清代汉口商人会馆的构建,是一个商人群体在实践中能动地构造一种契合外部社会环境的特定内在文化模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同乡意识”得以产生,逐渐被社会、历史所构建成为一个有效的“意义符码”,标界了一个群体的文化边界。通过进一步利用现有的意义符码、社会资源构造会馆组织,商人群体在这个过程中塑造了自我认同的社会团体,并最终以建筑、组织的形式将自身的群体关系稳定了下来;这个渐趋紧密的商人群体也在社会情境中,周旋于社会结构、经济约束与文化制度的外部需要之中,以一种变革的理念能动地选择各种文化符号、社会资源不断再塑造着会馆组织的模式以适应客观社会的需要,因此,以往的意义和认同与社会情境交互作用,使商人群体在实践中生产了新的、变化了的象征符码和集体意义,也构建了新的组织规范和运作理念,使会馆组织的模式处于一个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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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创新过程中。根据商人群体实践行动———内部权力结构、管理模式和外部谋求目标———的不同,笔者将汉口的会馆组织区分为“礼俗性会馆组织”、“利益型会馆组织”、“联合式会馆组织”三种基本类型,它们有时间上的交叉并存,也有时间上的相互转化,都不同程度地处于商人群体的精心构建之中。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关于国内外会馆史的研究与评述,详见于王日根:《国内外中国会馆史研究评述》,《文史哲》1994年第2期;冯筱才:《中国大陆最近之会馆史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2000年第9期。
②[美]罗威廉著,鲁西奇、江溶译:《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③[清]叶调元:《武汉竹枝词》,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年。
④[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三《纪书院本末》。
⑤[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七《兼山丽泽记》。
⑥[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七《尊道堂序》。
⑦[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七《六水讲堂记》。
⑧[德]马克思·韦伯:《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
⑨[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三《建置》,卷之八《杂志》,《附吴子丹书》。
⑩[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八《杂志》,《与同乡书》。
11[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八《杂志》,《再劝乐输文》。
12[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三《建置》,《纪书院本末》。
13[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尊道堂序》。
14[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半亩池记》。
15[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紫阳书院藏书阁序》
16[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兼山丽泽记》
17[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三《建置》,《纪书院本末》
18[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三《建置》,《纪书院本末》
19[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八《杂志》,《募修汉镇新安书院序》。
20[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魁星阁记》。
21[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义学记》。
22[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八《杂志》,《义阡禁碑》、《鼎建玉皇殿碑记》。
23[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六《执照》。
24[美]罗威廉著,鲁西奇、江溶译:《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25[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文昌阁记》。
26[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近圣居记》。
27[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启秀书屋记》。
28[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八《杂志》,《新街谕禁示》。
29[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八《杂志》,《义舍示禁》。
30[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尊道堂记》。
31[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八《杂志》,《紫阳书院志略序》。
32[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之《增订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序》。
33[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始建祠记》。
34[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八《杂记》,《书汪文仪先生传后》。
35[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始建祠记》。
36[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四《崇祀》,《祭仪》。
37[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六《契墨》,《纪赎市屋人祠》。
38[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重建紫阳书院后序》。
39[清]董桂敷:《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湖北教育出版社,《尊道堂记》。
40[美]罗威廉著,鲁西奇、江溶译:《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41[清]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年。
42[美]罗威廉著,鲁西奇、江溶译:《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43详见:《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廿五年)之《公同议定抽捐条规》。
44《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廿五年)之《重建西会馆筹收厘金布施小引》
45《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廿五年)之《祀仪》。
46《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廿五年)之《汉关夫子春秋楼碑记》。
47《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廿五年)之《酌定条规》。
48《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廿五年)之《会馆公同酌定议规开列于左续条》。
49《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廿五年)之《会馆公同酌定议规开列于左续条》。
50《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廿五年)之《重建西会馆碑记》。
51详见武汉工商联合会档案:《汉阳鹦鹉洲竹木市场史略》;罗威廉著,鲁西奇、江溶译《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一书中的第八章《行会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52转引自彭雨新、江溶:《19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积极意义———<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简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53参考罗威廉先生的《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一书中的第四章《茶叶贸易》和彭雨新、江溶《19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积极意义———<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简介》。
54[美]罗威廉著,鲁西奇、江溶译:《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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