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邓亦兵：《清代前期税关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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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邓亦兵：《清代前期税关的设置》

（原载《清史研究》2007年第2期 《经济史》2007年第5期转载）
摘要：清代前期的税关，起到上承明代、下启近代的作用，是研究清代后期关税不可跨越的一个阶段。详细研究税关兴革变化，更是研究清代关税制度的基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描述明至清前期税关设置及其变化过程后，提出清代前期税关设置的三个特点。
清代政府在水路要冲和商品集散地，设置收税口，对过往货物和船只，征收货物税和船税(时称船料)，所征税款称为关税。“凡天下水陆衢会，舟车之所辐辏，商旅之所聚集，设关置尹，掌其治禁，以安行旅，以通货贿。”①明代人对征收关税的关口，称为钞关，对征收竹木的关口，称为抽分局厂。清代前期人或称榷关，或称钞关，或称某某关，称谓各异，原无一定，本文统一将这些税口，称为税关。前人对明清税关有一些研究成果，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清代前期的税关进行探讨，因为清代前期的税关，起到上承明代、下启近代的作用，只有详细了解前期税关兴革变化，才能对后期税关的变更，知其所以然，所以这一研究不仅是探讨后期关税不可跨越的一个阶段，更是研究清代关税制度的基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②
清代前期与明代一样，财政权力统归于中央，没有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分类概念，也不存在中央税关与地方税关之分。③本文将官方原始文献中所列出的税关，一一加以概述。
清代前期的税关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基本上继承了明代的税关。“我朝沿历代之制，关津抽税，始顺治二年。”④二类是由明代税课司、茶马市场改设的税关。三类是清代前期新设立的税关。
一、继承明代的税关
明代建朝之始，税关的设置兴废变化频繁，直到明代后期，部分税关才固定下来。最早征收商船货物的税关，设置于洪武年间，但当时对税关的管理，并未脱离税课司。据直隶凤阳府知府熊观称：“本府临淮河，洪武中商贾众多，故设广济、长淮二关，给印记。关置大使一员，副使二员收掌，户部所给勘合，书填商船物货，送税课司征税。”永乐中期，新开会通河，商船多从新开河行走，“二关商船遂少，税亦不多。”后“请减副使二员，以省冗费。”⑤
宣德四年，设立的税关有漷县、临清州、济宁州、徐州、淮安府、扬州府、上新河七处。后因征收重复，正统年间，革除徐州、济宁州两关，剩下河西务(漷县关移至河西务)、临清关、淮安关、扬州关、南京上新河五处。⑥
关于临清关的设立时间，乾隆《临清直隶州志》的作者称：“明宣德四年，设诸钞关十一处。其一为临清关，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船料、商税。按旧志，系宣德十年，又云设关七处，恐误。今据《明史》改正。”⑦但以后的宣统《山东通志》仍维持原记载，“始于明宣德十年”。⑧据《明会典》记载，宣德四年，设关七处，不是十一处，但宣德十年，也不是设关七处。明代设关是沿新开会通河开始的，所以估计临清关应当在其内，本文以《明会典》、《明史》的记载为准。临清砖板闸，“明永乐初，设工部营缮分司，初署理窑厂。嘉靖五年，都水分司裁，遂监闸务，并收短载、纸价二税。”⑨
临清关，清承明制。顺治十八年，“暂停临清砖差，其板闸税务交与北河分司管理。”⑩“康熙十七年，北河分司裁，归并济宁道，课俱无定额。”⑾“临清州有二关，一为户部关，系巡抚衙门管理收税，解交户部。一为工部关，系管河道衙门管理收税，由河道奏销，解交工部。二关以户部为大关，其工部一关则系砖板闸，短载、纸价税务。”⑿乾隆元年，“砖板闸税务，归并临清大关管理。”⒀《清朝文献通考》记载，乾隆“五年，以砖板闸税务，归并临清关管理。”⒁《清朝文献通考》所记载的文献，不是原始文献，这里以乾隆《工部则例》的记载为准。
扬州关继承明制。明末有高邮、仪征、瓜州三闸，征收税银。顺治六年，三闸税归户部，改名河饷。八年又归工部。⒂“仪征河饷银，原属仪征县征解，后因缺额，于康熙三年归并瓜洲由闸。瓜洲闸税，原属扬州府扬河江防同知监收。雍正五年，归并扬州钞关征收。”⒃
淮安关继承明制，到清代前期有了变化。明永乐时，为了民运漕粮转输方便，设置淮、徐、临、通四仓。淮仓在清江浦，“差户部分司一员管理。”⒄康熙九年，“淮安仓归并淮关。”⒅
河西务税关，康熙元年移驻天津，改称天津关。⒆
浒墅关的设立时间，《明会典》未有记载。浒墅镇早年就有设官抽税之事。“元置抽分竹木场，于长洲县浒墅镇，分办于昆山、太仓。凡客商往来货物，以多寡为则。国朝初，设官置场，于本府阊门、葑门、平望抽分竹木、柴炭、茅草、芦柴等物，分办如故。”后因不方便而被革除。⒇明代《浒墅关志》的作者张裕认为，宣德四年，设立其他税关时，“浒墅钞关宜亦立于是年。”正统四年，撤回监收船钞御史，止令原设官员收管。后原设官又被撤回。过了两年，“罢监收船料钞官。”景泰元年，户部尚书金濂建言，“仍于浒墅添设钞关，以算商船料钞。”得到批准，是年，“差主事于苏、杭二府，监收船料，亦一年更代。”“浒墅关专差部官，监收船料钞始此。”浒墅关至清代仍承明制。
北新关的设置时间，与浒墅关相同，据明代《北新关志》作者记载：“北新钞关之立，则自宣德四年始。”“浙关之立，《会典》不书何年，止云国初有商税，无船钞。至宣德间，始设钞关，凡七所，若临清、杭州并榷商税，想来亦于是年也。”[21]李龙潜研究认为，浒墅关、北新关设于景泰元年。[22]原文未注明资料来源，不知所据。从两关关志记载看，景泰元年，是户部官员管理两关的时间。北新关至清代前期五变化。
九江关的设立时间，《明会典》同样没有提到。九江关“始自明景泰元年。”[23]“钞关署，旧在府城西滨江。明景泰二年主事李蕃始领关事，创建于溢浦坊左。”[24]祁美琴研究认为，九江关始设于明宣德四年。[25]原文未注明资料来源，不知所据，似误。康熙二十一年改设湖口，称湖口关。[26]雍正元年，湖口关复移九江，仍称九江关。[27]
到了成化元年，“苏州、淮扬、临清、九江、金沙洲等处”税关被罢革。[28]浒墅关也在是年被革。成化三年，“令苏、杭二府，各委佐贰官，监收船料钱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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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苏、杭、金沙洲、九江四处钞关被革除，浒墅关亦在是年罢革。[29]成化六年“复设金沙洲钞关，令该府官轮收。七年复设九江、苏、杭三府钞关，并河西务各差主事一员监收。”[30]
正阳关设置于成化八年，对于这个时间，各书记载不同。明代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张惟恕称：“寿州正阳钞关，始于成化八年，以赈济饥民，而劝收船米。至正德元年，以供给高墙，而改纳船料。至嘉靖八年，又以委官人等，多方为害，通行停革。”后又请照旧开设。于是户部委派巡抚凤阳都御史马卿，会同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共同勘查，提出了照旧开设的理由。户部议复称：“正阳钞关，设自成化年间，其来已久。实与临清等关相同。若使正阳可革，则他处可得而尽革耶。且天下商贩往来南北者，皆经临清等处征税。何独循淮而西之商，经正阳者，乃得不税，亦为不均。”请复设正阳关，得旨允行。[31]乾隆《江南通志》、道光《安徽通志》的作者都认为，正阳关设立于“明成化元年”。[32]本文以明代官员的奏折为准。
“临淮关在临淮县，明成化元年设。”[33]明代的正阳关与临淮关，在清“顺治八年，归并凤阳仓差。”凤阳仓关于“康熙三十四年，移驻正阳镇，设立关署，于寿州西南六十里，专管正阳、临淮二关。”[34]此时，正阳与临淮两关合称凤阳仓关。康熙十三年，将“凤阳仓额收本折钱粮，归并凤阳府知府管理。正阳关税，归并通判管理。临淮关税，发大使征收。”[35]康熙二十一年，凤阳仓关改称凤阳关。“凤阳关照例差六部满官一员收税。(旧系凤阳仓征收)”[36]廖声丰认为：“明政府于成化元年设立凤阳钞关，包括正阳、临淮两税关。”[37]原文没有注明资料来源，不知所据，恐误。
明代江西赣州府设有两关，一是成立于弘治年间南安县的折梅亭。“赣关之税，明以前无闻。宏【弘】治间，都御史金泽请设税场于南安折梅亭，征广货之税。”[38]一是赣州的龟角尾。因为折梅亭关不征闽货，所以“正德六年，王副使秩既酌议抽盐之法。又将广、闽各项货物，遂一估定规则，立厂盘掣，抽分助饷。”[39]“正德六年辛未，都御史陈金从南安饬兵副使王秩议，始设场于郡之东西江，酌议抽盐之法。又将广、闽货物估定规则，立厂盘抽，以助军饷。”[40]“赣州龟角尾设立抽分厂，建白于总制都御史陈金。自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至九年七月终止，共抽过商税银四万二千六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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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两六钱三分零。”[41]正德十一年，给事中黄重奏称：“广货自南雄经南安折梅亭已两税”，请停征折梅亭关税。[42]第二年，巡抚王守仁奏请，将折梅亭归并龟角尾一体收税，被允准。[43]合并后的龟角尾关，称为赣关桥。“赣关桥，旧在赣州府城东北龟角尾。后遭洪水冲坏，改于府之西隅。”[44]李龙潜认为，“正德五年设立的赣州龟角尾赣关。”[45]原文未注明资料来源，不知所据。本书以明代、乾隆《赣州府志》作者的记载，及雍正《江西通志》中所载当事人奏疏为准。赣关到清代仍明旧制。
广东南雄太平桥关设于正德九年。“正德口年，巡抚周南具奏，于桥下设厂抽税。”[46]原文正德后有一个字看不清，所以还有必要再考证巡抚周南的上任时间。“周南，浙江缙云人，进士。正德九年以右都御史任，十二年致仕。”[47]南雄太平桥税，始于“明正德年间”。[48]李龙潜认为，“弘治六年设立的广东南雄太平桥梅关。”[49]原文没有注明资料来源，不知所据，亦没有说明梅关与太平桥的关系。本书以康熙、雍正《广东通志》作者的记载为准。广东韶州府遇仙桥，设立于嘉靖二十六年。[50]广东连州洽光厂的设立时间，笔者未见到记载，但在万历十年前，洽光厂已经存在。万历十年，“连州洽光厂(据司揭约银六千两)。”[51]
太平桥关“康熙八年始移设韶州。税厂在湘江门外，浮桥即建于此。”[52]康熙九年，太平桥关“并征遇仙桥、洽光厂税银。”[53]康熙五十三年，“太平关统辖三关，每过关船只，勒索单银、桥钱，行令督抚，严行禁止。”[54]此时，遇仙桥和洽光厂已经并入太平桥关，称太平关。[55]
广西梧州厂设立于正德十六年。[56]广西“浔州府设有浔南厂抽收杂税。明时在南宁府横州亦设一厂，后以横州之厂，统设于浔。浔、南两府轮流管榷。”[57]广西浔州厂始设时间的记载，笔者未见到。到清代，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自顺治、康熙以来的官方文献都缺乏记载，可能是当时疆域没有完全归入清朝版图所致，到雍正元年之后才有记载。[58]
嘉靖三十二年，在居庸关南口，设官抽税商货，“除在京宣课司税过有票放行外，其从东西别路，径趋宣大，未经抽税之物，照例抽分银两。”[59]居庸关，清初仍明旧制。康熙四十一年，“居庸关归并张家口”。[60]
山海关设于嘉靖年间，当时太监李能请於山海关榷商税，行之数年。后以主事邬阅言：“广宁八里铺前屯卫既有榷场，不宜再榷，罢之。”其後复山海关税，罢八里铺前屯卫榷场。[61]康熙十九年，“设官抽分”。[62]康熙二十一年又停差。[63]正式设关，在康熙三十三年，“设立山海关，差官管税。”[64] 明代窆运分司，旧差户部主事一员，专管造船、浚河，及东西河运务，兼收税银。清代裁革，“税务归并通永道，而无东西两河运务。”[65]“康熙三十九年，改归坐粮厅征收。”[66]乾隆时，称“通州分司税(即坐粮厅)”。[67]
安徽芜湖户关“设于崇祯三年。”[68]当时，“户部尚书毕自严，议增南京宣课司税额一万为三万。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以宣课所收落地税无几，请税芜湖，以当增数。”遂议设芜湖户关。[69]清代仍其旧。
明代南京设有西关和新江关。“西关收落地税，专差户部主事管理，辖都税、江东、龙江、朝阳、聚宝五司，抽收出入商税。”新江关“抽通济、太平、神策等门，民间喂养各畜进城之税，并浦口、江浦、石硝、王沟、赵沟、观音门等口岸，客商贩来各畜进城之税，及五城田地、山塘租银。”[70]新江关在顺治二年经洪承畴题准，与西关合并，名西新关。[71]
四川“夔关一税，历唐宋元明，皆设于下关城锁遏之处。”“明季于斯设税。”[72]夔关经明末战乱，到清初未能开复。康熙时，复设夔关，但设立时间，各书记载不同。康熙《夔州府志》记载：“康熙八年，奉旨设关，以通判兼摄。十二年因吴逆之乱，税关中止。至十九年，下东荡平，关复设。康熙二十二年纂修会典，奉部文令，同知专管。”[73]雍正十一年《四川通志》记载：康熙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四川巡抚张德地题本称：“夔郡实系吴楚上游，明季于斯设税。自叛逆盘踞，夔路梗塞，是税淹废。兹寇平时宁，舟楫稍通，仍宜于此设税，俾一府佐经理征收。自是裕如，较之僻处便可以一倍十。”后部议复设。“夔州府榷关，设自康熙六年”。[74]由于笔者掌握的史料所限，无法考证夔关设立的过程，故两种说法列于此。
工部管理的征收竹木各关，一般设置都比较早。据时任工部主事，掌管南新关竹木抽分的杨时乔称：“税商之法，其来久矣。沿及竹木，肇于唐之赵賛，议税其十之一。宋元承而行，乃有抽税、抽分之名。我太祖稽古定制，酌赋外之征，亦税竹木等物。”[75]洪武初年，曾在苏州府闾门、葑门、平望等处设过征收竹木的税关。“洪武十三年，罢天下抽分竹木坊。”洪武二十六年，在龙江、大胜港“俱设立抽分竹木局”。[76]清代大胜港、上新河抽分厂，改为龙江关的税口。[77]康熙二十八年，“将西新关归并龙江关”。[78]
荆州关、南新关、芜湖工关，设置于成化七年。当时，荆州运米千户汪礼看见，“本处大江，上通川广云贵，出产杉楠等木，商贩数多，要得十分抽一，给与造船，免致军民受害。”即题请设关。经工部议复，允准，随在湖广荆州府、浙江杭州府、直隶太平府即清代安徽芜湖，各设抽分厂，征收竹木税。[79]“凡杭州、荆州、太平抽分三厂，成化七年设。”[80]过了五年，御史胡文静请革这些新设抽分厂。没过一年，“太监郑玺请复设於顺德、广平。”[81]成化十七年，又设兰州抽分厂。[82]荆州关，在清代称荆关，“康熙四十七年，归工部管理。”[83]
“中河分司，自明季以来，在夏镇、徐州、吕梁、宿迁四处，设关征收。差有部员管理。”[84]康熙十一年，“撤山东夏镇关，令中河分司移驻宿迁收税。”[85]“裁去徐州等关，总在宿迁一处征收”。[86]雍正五年，“宿迁关税务，归并淮关监督征收。”[87]
早年古北口设过税关，明代万历二十七年，改在密云抽税。顺治十六年，“古北口抽分，改驻密云县，并建设关口。”[88]光绪《顺天府志》据采访稿记载：“古北口税务关，建自顺治十五年，岁遣监督征收木税。”[89]这里以乾隆《工部则例》原始文献的记载为准。
通州、白河、卢沟、通积、广积五税关，设于永乐六年。真定府税课司并非税关，但在正统元年，设抽分厂，“带管木植。”[90]“保定抽分，天顺间设。”[91]以上各抽分厂，到了清代前期，由于竹木资源枯竭，白河、卢沟、通积、广积、兰州、广宁、保定税关已经无存，乾隆时，由于“木税为数无多”，[92]真定府木税也被裁革。
清江厂，明“景泰年中期设置”。[93]“初差工部分司一员，驻札清江浦，督造运船，兼管闸座，设抽分厂。凡船料、梁头、竹木、灰石等项，三十税一，以为供造漕船之需。”[94]康熙九年，“清江厂归并淮关。”[95]
通州张家湾设有征收木税的关口。“竹木司建于通州，自永乐始。其抽分有二八、九一之额。旧制，张家湾之浒，设有大关巡检司竹木司，又以大使领之。桴筏至者，各列其材，板枋之多寡、长短、阔狭、厚薄之差等，以达之关司长。关司长据所差等，较勘虚实，而上之巡仓御史。御史据所陈报，而下之竹木局，使如例抽之。其署额日：抽分竹木厂。(旧闻考)”[96]嘉靖年间，张家湾抽分厂由通惠河道管理。[97]顺治年间，工部委官至厂，估价收税。[98]并“督理兼收永平、密云等”税，“及潘桃等口木税。”[99]康熙四十年，“裁通惠河分司，通州木厂，归通永道管理。”[100]乾隆年间，“京东木税”，都归其管理。[101]
二、从明代税课司、茶马市场中分离出来的税关
崇文门在明代成化初年，设有都税宣课司。顺治二年，从崇文门等四关，“各动支银一万两，办铜解部。”[102]这时的崇文门已经被当作税关了，所以有人说：崇文门税关“设自国初”，[103]有一定道理。
通州张家湾设有宣课司，明弘治元年，“令客商贩到诸货，若系张家湾发卖者，省令赴局投税。若系京城发卖者，以十分为率，张家湾起条三分，崇文门收税七分。如张家湾不曾起条，崇文门全收。”“正德元年，令庐沟桥、张家湾二司，今后额货就于彼处发卖者，照例征税。经过者，止令在京宣课司报税。毋得似前重征。”[104]“景泰元年，于谦柄国，船料减至十五贯，减张家湾及辽阳课税之半。”[105]到乾隆时，张家湾成为天津关税口。[106]
明嘉靖十二年，在陕西潼关、大庆关设官，“验税商货。”[107]天启七年，“免榷潼关、咸阳商税。”[108]在征收商税的同时，这些地方也设有税课司。“西安、潼关、三原、龙驹寨、大庆关等处，原设税司，并咸阳筏税，在明时各有额数，用资军需。”[109]顺治年间，潼关已经从明代的税课司，变为税关，并由中央委派官员，或派专官征管。顺治三年开始，委官抽税。“查得潼关商税旧例岁增至七千一百两，自顺治三年内起，以至九年终止，收解税数递益。况此时商贾大通，其税自是渐增，非酌并责成专官料理，恐此中之弊未易穷者。”[110]有人考证潼关的设立时间称：“考自清初康熙年间设立税务，归户部主管，由驻关潼商道兼辖，其名日商税税则”，[111]似有误。
明代湖南“辰、靖二府州盐、木、油税”，设有税课司。[112]康熙四十七年，赵申乔“请以靖州属鸬鹚关税，并入辰州关。”[113]说明康熙四十七年之前，辰州关已经从税课司中分离出来了。
张家口在明代隆庆五年，“始立市场”[114]，进行布、皮张等交易。明政府设置市场的目的以政治为主，但互市时，有官方贸易，也有民间贸易，无疑也是商品流通的市场。顺治元年，定“张家口差满官收税”[115]。说明大约在明末清初，张家口就已经演变成税关了。
在张家口设市场之后，相继设立的还有山西杀虎口等六处，这些小市或设于隆庆六年，或“在万历元年”设立。[116]当时在杀虎口设有马市楼一座，“下设闇门四层，门洞低狭，只可单身行旅，徒步出入。”[117]顺治七年，在杀虎口设“满官笔帖式收税。”[118]此时，杀虎口已经成为税关了。
三、清代前期新设立的税关
京师左翼、右翼税关，顺治元年，政府在向各税关派遣官员监督时，包括“左、右两翼，差马法笔帖式”收税。[119]说明这时的左翼、右翼已经成为税关了。
武昌厂关，初名武昌厂，设于康熙四年。[120]是年，各关交地方官管理时，康熙《大清会典》户部，关税项下，并未列有武昌厂关。[121]以后的雍正朝、嘉庆朝《大清会典》，也没有武昌厂关。《汉阳府志》的作者称：“《大清会典》此税不载于户部各省关税之下，载于工部杂税、落地等税项下，名船料银。”[122]所以武昌厂关，记载在杂赋目下。[123]
打箭炉税关，“设自康熙四十年定炉之后”。[124] 归化城，在乾隆二十六年，“设立总局收税，于东、西、南、北四处各设栅栏一座，派役稽查。”“抽收四项牲畜税钱。”[125]归化城设总局，类似税课司，与前述的税关似有差别。
奉天府，雍正五年设“有征收牛马税银一差”。[126]“奉天牛马税差，在本处城市征收税银。”[127]奉天府类似税课司，不是关口，但雍正元年，奉天府府尹征管胡纳胡河等河木税。[128]乾隆年间，奉天府府尹还征管山海关锦州税。[129]比较特殊，故列于此。
清代新设立的工部管辖征收竹木的税关，有潘桃口、胡纳胡河、渝关、武元城、盛京宁古塔、吉林等处。
潘桃口，顺治十六年，“潘家、桃林等口，差满汉宫各一人，笔帖式二人，驻扎该地方抽分木植，停止采木差官。”后潘家、桃林口抽分，改驻永平府，“并建设关口”。康熙十八年，“潘家、桃林二口，仍差工部满司官一人、笔帖式一人，驻扎永平府抽分。”[130]此时，潘家口与桃林口合而为一，称潘桃口。乾隆三十一年，潘桃口的“六小口木税，归通永道经管，征收报解。”[131]
胡纳胡河等处抽分厂，当设立于康熙五十三年之前。因康熙五十三年，“准胡纳胡河等处抽分监督，拣选盛京各部才能官员，开列职名启奏，一年更换。”[132]
渝关，重庆的木材，在明代就很有名，康熙四十六年，四川巡抚能泰题请在重庆巴县设立渝关。征收木税，被允准。[133]有的档案记载：“康熙四年，设立渝关，征收关税。”似有误。[134]
山西交城县武元城税关，雍正十年设立。乾隆二十八年，保存武元城税口，又在故交村新设税口。[135]
盛京宁古塔木税，在乾隆《大清会典》中记载：“凡直省工关，应征木税，悉收折色，惟盛京宁古塔，或十五取一，以供工作，或十取其一，变价解京。”[136]笔者尚未掌握宁古塔设立的具体时间，估计在乾隆年间。
吉林木税，“乾隆三十五年议准，三姓地方征收木税。”[137]吉林“所属辉发、穆钦等处木税十分取一，免征山分银。”[138]吉林木税包括三姓、辉发、穆钦等处，官方文献中统称吉林木税。除了三姓有具体设立时间外，其他两关笔者未掌握有关资料，只估计是在乾嘉年间设立的。
综上所述，清代前期各朝的税关数量并不一样，故列于下：、
顺治朝税关38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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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各省如下：
京师：崇文门、左翼、右翼
直隶：张家口、河西务、张家湾、居庸关、古北口、通州、潘桃口、穵运厅
山西：杀虎口 陕西：潼关
山东：临清关、临清砖版闸
安徽：淮安关、宿迁关、清江厂、中河分司、正阳关、临淮关、芜湖户关、芜湖工关
江苏：扬州关、瓜州闸、仪征闸、浒墅关、西新关、龙江关、徐州分司
浙江：北新关、南新关 江西：九江关、赣桥关
广东：太平桥关、遇仙桥、洽光厂
湖北：荆关
康熙朝税关38处，分布各省如下：
京师：崇文门、左翼、右翼
直隶：山海关、张家口、坐粮厅、天津关、通永道、古北口、潘桃口、龙泉各关口和紫荆各关口[139]
山西：杀虎口
陕西：潼关[140]
山东：临清关、临清砖版闸
安徽：淮安关、宿迁关、凤阳关、芜湖户关、芜湖工关
江苏：扬州关、瓜州由闸、浒墅关、龙江关、西新关
浙江：北新关、南新关 江西：九江关、赣关 湖北：武昌厂、荆关 湖南：辰关
四川：夔关、打箭炉、渝关 广东：太平桥关
东北：胡纳胡河
雍正朝税关36处，各省分布如下：
京师：崇文门、左翼、右翼
直隶：山海关、张家口、坐粮厅、天津关、通永道、古北口、潘桃口
山西：杀虎口、武元城
山东：临清关、临清砖版闸
安徽：淮安关、宿迁关、凤阳关、芜湖户关、芜湖工关
江苏：扬州关、浒墅关、龙江关、西新关 浙江：北新关、南新关
湖北：武昌厂、荆关 湖南：辰关
四川：夔关、打箭炉、渝关
江西：赣关、九江关
广东：太平桥关
东北：胡纳胡河、奉天府
乾隆朝税关40处，分布各省如下：
京师：崇文门、左翼、右翼
直隶：山海关、张家口、坐粮厅、天津关、潘桃口、通永道、古北口
山西：杀虎口、武元城、归化城
山东：临清关
安徽：淮安关、宿迁关、凤阳关、芜湖户关、芜湖工关
江苏：扬州关、浒墅关、龙江关、西新关
浙江：北新关、南新关
湖北：武昌厂、荆关
湖南：辰关
四川：夔关、打箭炉、渝关
江西：赣关、九江关
广西：梧州厂、浔州厂
广东：太平关
东北：胡纳胡河、奉天府、盛京宁古塔、吉林木税
嘉庆、道光时期，基本延续乾隆时的税关，变化不大。[141]
四、结论
明代税关设置，与当时的商品流通格局相一致，基本在长江、运河、淮河、赣江、广东三江等河及其支流沿岸，这种以实际为基础的布局，具有合理性，所以能延续到清代前期。但是，明代税关设置还处于初始阶段，无定制，兴废变化又快又大，使税收极不稳定。清代前期的大部分税关，继承了明代的设置，在进行归并、整合、新设之后，与明代相比，总量上并没有太多的增加，其不同之处，在于设置趋于稳定，逐渐形成制度。
从各时期的税关变化中，可以发现清代前期税关设立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对明代税关进行归并整合。顺治时，将三闸税归并。康熙时，开始从整体上对税关进行调整，如清江厂、淮安仓并入淮安关；正阳关、临淮关与凤阳仓合并为凤阳关；遇仙桥和洽光厂归入太平关；河西务改名天津关；居庸关并入张家口；裁革中河、徐州分司；窆运分司改称坐粮厅；张家湾变成天津关的一个税口；通州张家湾木厂归并通永道等等。雍正时，瓜州由闸并入扬关；乾隆时，临清砖闸关并入临清关。调整税关的原因虽各不相同，但无疑是为了方便商人，利于征税。康熙八年，帅颜保疏言：“淮安水陆孔道，乃十五里中为关者三，板闸有钞关，淮安有仓税，隶户部。清江有税厂，隶工部。胥役繁冗，商民耗资失时，请减三为一，合并税额，省胥役，便商民。”帅颜保的意见，康熙帝命户、工两部，同时议论回复。淮安仓税与淮安关税都归户部管辖，所以户部认为两税归并，管理方便，赞成归并。而工部意见相左，认为清江厂税，原直接用于葺治漕船，如果归并淮安关，使用不方便，不同意归并。康熙帝倾向帅颜保的意见，所以又命九卿科道再议，最终采纳了这个提议。[142]“仪征河饷银，原属仪征县征解，后因缺额，于康熙三年归并瓜洲由闸。瓜洲闸税，原属扬州府扬河江防同知监收。雍正五年，归并扬州钞关征收。”[143]“西新、龙江二关，相隔二十里，两关稽查，商民难免守候。”所以将西新关归并龙江关。[144]乾隆四年，“临清州有二关，一为户部关，系巡抚衙门管理收税，解交户部。一为工部关，系管河道衙门管理收税，由河道奏销，解交工部。二关以户部为大关，其工部一关则系砖板闸，短载、纸价税务，岁额解银四千五百七十二两七钱零。各船既向大关报纳货税、船料，又向砖板闸纳短载等银，一地两关，甚以为累。请将工部一关裁去，其应征银两，移归临清大关征收。”此议早在康熙四十一年时提出，但当时被否定。乾隆元年，再次提出，各部议复准行。[145]
第二个特点，将部分税课司、茶马市场，改设税关。明代税课司与钞关并行，税种不同，独立设置，很合理。但由于商品流通的扩大，一些税课司、茶马市场，已经主要征收商品流通税了，所以清代建朝伊始，政府就适应商品流通的形势，将其改为税关。“崇文门乃五方辐辏之地，商贩多于外省”。[146]不用太多的文字描述，也可以看出崇文门在当时京师城市商品流通的位置。“杀虎口一堡百货辏集，夙称繁盛。”[147]京师需用蒙古驼马，主要经张家口、杀虎口运入。“凡蒙古驼马进张家口、杀虎口贸易”。[148]所以改设税关，顺理成章。
第三个特点，废除部分税关，又新设立一些税关，兴革颇有依据。明代征收竹木的税关，因木材短缺，被废除，新设税关都在竹木资源丰富，且运道畅通的地区。明代时，来中国的朝鲜使节，就曾经称：“滦水阔不盈丈，而中甚深。土人以河水青绿急流，呼曰商都。两岸柳条丛生，秋时采为箭杆。”[149]‘滦河源出独石口外牧厂，由多伦诺尔行丰宁县境。”“至入潘家口，其附入者，不下三十余水。”[150]在丰富水源的滦河上游地区，有大片森林，从上游采伐木材，沿滦河运输。“潘家口、冷口，俱系捕鱼、网户、耕种往来之路。密云迤后，石塘岭正关口，系民间运木之路，昔户部于此按枚抽税”。[151]早先政府需用木料，“召募商人，自备资本，出古北口、潘家、桃林等口，采伐木植，运至通州、张湾地方，照数验收给价。其各商出口，先期具呈到部，取身家、住址、邻右，并各商连名甘结，移兵部，给批付商，照验出口。部给采木批文，并移守关官，确察出口人数，及进口木植数目，报部，俟木植到日，部委官至通州张湾，确估时价，部抽三分，给商七分。”[152]其后，政府改官方召募商人采伐，完全由商人雇工，自伐运输，将木材伐运，交给市场，用收税进行管理。
有的是因为明代地方征税不合理，主要的木材流通没有征税，所以巡抚奏请设立新税关。四川重庆的木材，明代就有采伐，清代前期川境平定后，竹木伐运，更加兴盛。“川省山深箐远，素称产木。明季兵燹，滋植有年，及本朝平定以来，原未设关榷课，所以江楚商人入川贩运木植者甚多。”[153]康熙四十六年，四川巡抚能泰奏称：“窃惟川省地方，山深木密，产木颇多。但从前榷课之时，止将杉板报税，其余木植概未议征。查历年抽税档案，所收杉板税银寥寥无几。且商贩所运木植杉板过关时，止纳板税，其余木植运赴湖广、江南货卖者，湖广、江南俱系一体抽税。而出木之省，反不征收，揆例似有未协，应请将川省木植，嗣后均照杉板抽税之则，估本征收，庶例得归于划一矣。”[154]这里的“从前榷课”，当是地方杂税类，不是关税，因为到此时，中央政府如所请，设立了渝关。
新税关的设立过程，比明代更实际，更严密，先由基层官员上报，经布政使考查属实后，再由督抚奏请，工部议论同意，上奏皇帝，最后由皇帝允准，建立了一套设关必需履行的制度。山西武元城税关的设立过程就是如此。“雍正十年二月太原府知府刘崇元申，据文、交两县申详，交邑后山产木最多，交易银两不下十余万两，请于交邑武元城设立税口，水泉滩设立木厂，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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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详由。该本府查得一应买卖”抽税。知府调查在何处设立，照何则例征收，有否民间私自取用钱等问题后，上报布政司。布政司经查明“每年交易银两，约有数万两”，其他情况基本属实。巡抚将情况上奏。工部议复同意，经皇帝批准，在武元城设立税关，并以湖南辰关征收木税之例，征收三年，酌中定额。乾隆时期，税关设置已经三十余年，“附近山木屡经砍伐，渐次稀疏。近年伐木之人，皆沿山而西，年复一年，相距税口几有数十里之遥。”由于该处距故交村不远，“近日所伐之木，多由故交村扎筏入河，以致武元城商木渐少，征收额税每难敷额。”巡抚奏请在故交村水泉滩另设一口，征收木税，统归武元城汇解，被政府批准。[155]
清代前期全国版图渐扩，对新归入的地方，设关收税。四川“邛、雅、荣、天各州县商人领引运茶，皆于炉城设店出售。西藏、金川、巴勒布、廓尔喀连次出师，客民贩运食用货物来者益众。军务竣后，贸易渐减，而主客相安多有留住。”[156]“喇嘛原无收税之例，因打箭炉初定之时，番蛮不便专令内官管理，始令喇嘛一员同办事务。”后巡抚奏请裁革喇嘛一员，设部员征税。[157]
清代乾隆时期，税关的数量、格局及设关制度，已经基本确定下来，嘉道时期无大变化。应该说，清代前期税关不仅仅在数量方面比明代稍多，而且税关的调整和归并，方便商人，利于征管，使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如果管理成本指的是财力、人力和时间的话，那么可以看出，清代前期政府对税关的整合，减少了管理官员的人数，财政支出，方便商人缴税，节约了时间，总体上降低了管理成本。同时，清代前期的税关设置，是根据实际情况，现存资源而设立的，与明代后期，为了追求税款，而到处设关，人为性掠夺，截然不同，更是一种进步。
注释：
①允祹等撰《钦定大清会典》卷十六，户部，关税，乾隆二十九年，见《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卷八二四五，史部，台北世界书局1986年景印摘藻堂本。
②由于笔者掌握的资料有限，本文研究的税关，不包括海关及以中外贸易为主的税口。
③[58][139][140]参见拙文《清代前期的中央关与地方关》，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④王庆云《石渠余纪》卷六，纪关税，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⑤(明)李时勉等纂修《明宣宗实录》卷一○七，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微卷影印。
⑥[28][30](明)申时行等修《明会典》卷三十五，户部二十二，课程四，钞关，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万历朝重修本。
⑦⑨张度等纂修《临清直隶州志》卷九，关榷一，设关，乾隆五十年刻本。
⑧杨士骧等修，孙葆田等纂《山东通志》卷八十七，田赋志，第五，关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3年据民国山东通志刊印局铅印本影印。
⑩⒀[78][87][88][98][100][130][144][152]乾隆《工部则例》营缮清吏司，抽分，内务府藏抄本。
⑾张度等纂修《临清直隶州志》卷九，关榷四上，税额。
⑿乾隆四年五月初四日来保等题本，见钞档，清代档案抄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
⒁乾隆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十七，征榷二，考5087，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万有文库本。
⒂顺治十三年十二月总督河道杨方兴揭帖，见《明清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A30—32，B16830。
⒃[68][71][77][143]尹继善等修，黄之隽等纂《江南通志》卷七十九，食货志，关税，乾隆元年刻本。
⒄⒅[94][95](明)马麟修，(清)杜琳等重修，李如枚等续修《续纂淮关统志》卷二，建置，上海图书馆藏清乾隆刻嘉庆光绪间递修本。
⒆[26][36][53][63][102][115][118][119][121]康熙朝《大清会典》卷三十四，户部十八，课程三，关税。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2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3年。
⒇[29](明)张裕纂修《浒墅关志》卷一，建置沿革，明嘉靖十六年刻本。
[21](明)王宫臻纂修《北新关志》卷一，建置，崇祯九年刻本。
[22][45][49]李龙潜《明代钞关制度述评》，见中国明史学会主办《明史研究》第四辑，第25～43页，黄山书社1994年版。
[23]江殷道修，张秉铉等纂《九江府志》卷三，田赋，附载，关钞，康熙十二年刻本。
[24]谢曼等监修《江西通志》卷二十，公署，雍正十年。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二七一，地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25]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27][132]允禄等监纂《大清会典》卷二○一，工部五，抽分，雍正朝，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7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5年。
[31]陈子龙等辑《皇朝经世文编》卷一六九，马卿《查复钞关预处供给高墙疏》，见《四库焚煅书丛刊》集部29，北京出版社2000年据明崇祯云间平露堂刻本影印。
[32][33][34]尹继善等修，黄之隽等纂《江南通志》卷七十九，食货志，关税，乾隆元年刻本。亦见陶澍、邓廷桢修；李振庸、韩玖纂《安徽通志》卷五十八，食货志，关榷，道光十年刻本。
[35]《清圣祖实录》卷五十，康熙十三年十月壬寅，中华书局1985年。
[37]廖声丰《试论清代前期风阳关的管理制度》，载《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1期。
[38][43]朱扆等修，林有席纂《赣州府志》卷十八，赋役志，关榷，乾隆四十七年刻本。
[39][40]余文龙、谢诏等纂修《赣州府志》卷十三，榷政志。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二○二，地理类，齐鲁出版社1996年据北京图书馆藏清顺治十七年汤斌刻本影印。
[41][42]谢曼等监修《江西通志》卷一一六，艺文志载《议南赣商税疏》，雍正十年，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二七一，地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44]于成龙修，杜果纂《江西通志》卷之第九，关税，康熙二十二年刻本。
[46][51]金光祖纂修《广东通志》卷十，盐税，商税附，康熙三十六年刻本。
[47]金光祖纂修《广东通志》卷十四，职官，康熙三十六年刻本。
[48]郝玉麟等监修，鲁曾煜等编纂《广东通志》卷二十二，贡赋志四，杂税附商税，雍正十年。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三二零，地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0][52]额哲克等修，单兴诗纂《韶州府志》卷二十二，经政略，关榷。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8，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据同治十三年刻本影印。
[54][60][64][66]允禄等监纂《大清会典》卷五十二，户部三十，课程四，关税，雍正朝。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7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5年版。
[55]乾隆元年四月七日大学士张廷玉等奏折，见《明清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A67—107，B38243～38245。
[56]金鉷监修《广西通志》卷二十八，榷税，雍正十年。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三二三，地理类，台湾商务出版社1983年。
[57]胡南藩、欧阳达纂修《浔州府志》卷八，盐法，榷税附，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58]参见拙文《清代前期的中央关与地方关》。
[59][104][107][112](明)申时行等修《明会典》卷三十五，户部二十二，课程四，商税，中华书局1989年据万历朝重修本影印。
[61][69][81][105](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一，志五十七，食货五，商税，中华书局1976年版。
[62]《清圣祖实录》卷九十，康熙十九年五月己酉，中华书局1985年。
[65][97][99]吴存礼修，陆茂腾纂《通州志》卷三，遭运志，上海书店2002年影印康熙三十六年刻本。
[67]乾隆《户部则例》关税上，内务府藏抄本。
[70][84][86][93]王新命修，张九征纂《江南通志》卷之第二十，关税，康熙年间刻本。
[72][74][124][157]黄廷桂等监修，张晋生等编纂《四川通志》卷十六下，榷政，雍正十一年。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三一七，地理类，台湾商务出版社1983年版。
[73]吴美秀修，程溥纂《夔州府志》卷四，食货志下，附夔关榷，序文康熙二十五年，系康熙年间刻本。
[75](明)杨时乔《两浙南关榷事书》建书。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47，史部·政书类，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据明隆庆元年刻本影印。
[76][79][80][82][90][91](明)申时行等修《明会典》卷二○四，工部二十四，抽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万历朝重修本。
[83]允禄等监修《大清会典》卷二十三，户部，雍正朝。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7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5年。
[85]《清圣祖实录》卷三八，康熙十一年二月丁酉，中华书局1985年。
[89][96][103]周家楣、缪荃孙等编纂《顺天府志》第二册，志十一，京师志十一，关榷，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92]《清高宗实录》卷九十，乾隆四年四月已丑，中华书局1985年。
[101]乾隆三十年十月初十日鄂宁、悟勒木济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6辑，第290页，台湾故宫博物院1984年影印本。
[106]《钦定户部则例》卷五十四，关税，征收，各关口岸，乾隆四十五年，见《清代则例》故宫珍本丛刊第285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
[108](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二，本纪第二二熹宗，中华书局1974年。
[109]顺治三年三月十七日陕西巡抚雷兴揭帖，载《历史档案》1983年2期。
[110]顺治十年二月二十八日陕西巡按御史高尔位题本，见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登录号086049。
[111]《潼关关税纪要书》民国年间抄本，税务篇。潼关监督周光熊呈报，总务科长李浞撰文。
[113]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263，列传50，中华书局1979年。
[114]陈子龙等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四五二，梅国祯《请罢榷税疏》宣府榷税，见《四库焚煅书丛刊》集部29，北京出版社2000年据明崇祯云间平露堂刻本影印。
[116]侯仁之《明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考》，载《明代经济》台湾学生书局民国五十七年。
[117]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9辑，第636页，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79年。
[120]吕调元、刘承恩修，张仲炘、杨承禧纂《湖北通志》卷五十，经政八，榷税，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7年据民国10年刻本影印。
[122]陶士契修，刘湘煌纂《汉阳府志》卷二十三，食货志，关税，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据乾隆十二年钞本影印。
[123]康熙朝《大清会典》卷三十五，户部十九，课程四，杂赋，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2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3年。
[125]《清会典事例》卷二三六，户部，关税，中华书局1991年据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影印。
[126]雍正五年九月十二日盛京户部侍郎王朝恩奏折，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0册，第607页，档案出版社1985年。
[127]《钦定户部则例》卷三十九，关税，各关口岸，道光十一年刻本。
[128]吕耀曾等修，魏枢等纂《盛京通志》卷二十四，税课，乾隆元年刻本。
[129]乾隆九年十二月初六日奉天府府尹霍备奏折，见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
[131]《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卷七十一，关税，关差税口，乾隆十四、五十八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133][154]黄廷桂等监修，张晋生等编纂《四川通志》卷十六上，木政，雍正十一年。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三一七，地理类，台湾商务出版社1983年。
[134]《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四川大学出版1989年版，第323页。
[135][155]刚毅等《晋政辑要》卷十二，户制，关税二，交城县木税，光绪十三年版。
[136]允祹等撰《钦定大清会典》卷七十五，工部，关税，见《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卷八三○四，史部，台北世界书局1986年景印摘藻堂乾隆二十九年本。
[137]长顺、讷钦修，李桂林、顾云纂《吉林通志》卷四十三，经制志八，征榷，光绪十七年刻本。
[138]托津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一○，工部，关税，嘉庆朝。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9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2年。
[141]参见托津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七、一八八，户部，关税；卷七一○，工部，关税，嘉庆朝。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6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2年。《清会典事例》卷二三四、卷二三五，户部，关税，中华书局1991年据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影印。
[142]赵尔巽《清史稿》卷232，列传19，中华书局1979年。
[145]乾隆四年五月初四日来保等题本，见钞档。
[146]托津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九一，户部，关税，禁令，嘉庆朝。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6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1年。
[147]顺治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监察御史翁祖望题本，见钞档。
[148]《清圣祖实录》卷四五，康熙十三年正月辛巳，中华书局1985年。
[149]黄可润纂修《口北厅志》卷二，山川，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150]海忠纂修《承德府志》卷十五，山川，道光十一年刻本。
[151]乾隆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十六，征榷一，考5075～5076，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万有文库本。
[153]康熙五十三年八月初六日四川巡抚年羹尧奏折，见《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5册，第721～722页，档案出版社1985年。
[156]《打箭炉志略》土俗，清史馆旧藏乾隆年间抄本，国立北平图书馆民国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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