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陈振汉：《熊彼特与经济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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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陈振汉：《熊彼特与经济史学》

（原载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570-602页）
对于熊彼特[1](1883—1950年)，国内外经济学界历来谈到和了解得较多的是他的“创新”理论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是他的经济周期理论，是他在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和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思想观点；比较少有人谈到，因而也不大为人知道的是他在经济史学上的贡献和影响。熊彼特从来没有以经济史学家著称。[2]但在当代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3]能够对于经济理论和经济史两方面都有贡献和重大影响的，熊彼特大概是第一人。熊彼特对于经济史学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三方面：(1)把经济史看为一门经济学工具学问的思想；(2)创新理论；(3)社会理论。
本文以下依次述论熊彼特这些方面思想学说的内容和它们在经济史学发展上的意义和作用。
一、经济史与经济学研究
熊彼特是著名经济理论家，并且还是经济计量学家。他是国际经济计量学会的创立人之一，第5任会长(1937一1941年)。[4]他早年就对法国数理经济学家瓦尔拉(M．E．Leon Walras，1834—1910)的一般均衡理论十分倾倒，始终认为他是一个最大的经济理论家，有志要在动态理论方面建立足与瓦尔拉的静态理论相媲美的体系，为此他一生都没有放松钻研数学。[5]
可是熊彼特也很重视经济史。他对经济史的重视态度最好用他自己在晚年写的一段话来说明：
“经济‘科学’家与一般对经济问题想过，谈过和写过文章的人之间的区别在于‘科学’家掌握了三门基础学问：历史，统计和‘理论’。这三门学问合在一起构成我们所谓经济分析。”
“三门基础学问之中，包括直至今天为止的事实在内的经济史是最重要的一门。照我现在的愿望，假使我要从头开始研究经济，而又只能在三门中由我选择一门来研究的话，那么我要选择的是经济史。”[6]为什么呢?他列举了三点理由：
第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一种独特的，不重复出现的历史(包括现在在内)现象。因此，一个人对于任何一个时代，如果没有适当掌握其中历史事实，没有适当的历史意识就不可能希望了解这个时代的经济现象；
第二，历史现象不可能是纯经济的，而必然是同时掺杂其他“制度”事实的，因此，只有通过经济史的研究才有可能了解经济事实与非经济事实如何相互联系，了解各门社会科学之间应该怎样分工合作；
第三，当前经济研究工作中所以出现许多根本性的错误，主要原因是经济学家缺乏史学修养和历史知识。
这里主要是第一和第二两点。第一点可以说是一个时期，一个部门的历史发展或者一个历史事件的具体过程都有其独立性，内在统一性和从而形成的特殊性；第二点则是任何时期事物或现象之间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熊彼特根据他极为渊博的历史知识，[7]深切知道任何历史现实都是大量具体事件的集合体，只有通过这些事件之间的各种关系才能理解。但这种关系又是极为错综复杂，不是用简单办法而是须在可能范围内直觉地从一开始就同时既作为静态(无时间关系)又作为动态(有时间关系)现象去理解。静态现象和动态现象同时存在。这就是说，任何历史事实，由于它本身的特殊性，都必须同时作为一个静态体系和一个动态体系的一部分来看。历史现实既是许许多多极端复杂关系的组合，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由于现实只有一个，所以在熊彼特看来，所谓“经济的”，“超经济”或“非经济的”现象之间的界限区划只能是主观任意的，或者更恰当地说是科学上的分工。这是熊彼特所以重视经济史，所以主张用历史、统计和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的基本原因。[8]
熊彼特这样的对经济史的重视很容易使人联想起19世纪后期以至二十世纪初期的德国历史学派，特别是以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1838一1917)为首的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事实上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史教授莱恩(Frederick C．Lane)确曾把熊彼特和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一道列为施穆勒的门墙桃李。[9]但在对熊彼特其人和他的著作知道较多的人中间大既多数都认为他在重视历史，重视社会历史现实的特殊性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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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间的联系这些点上，虽然同历史学派如出一辙，就他们的经济学方法论全面地来看，却是判若泾渭的。这里主要分歧在于历史学派从社会现实的特殊性和不可分割性出发，否认社会发展中存在客观经济规律，反对用抽象的理论概括，而主张用他们所谓的历史归纳法来研究经济学。这也就是说历史学派根本否认经济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工具学问。他们，特别是施穆勒和其他新历史学派代表的经济学研究工作者也主要只是搜集某些经济问题或其中某些方面的历史经验资料，对这些史料进行统计分析，写成大量各别问题的专著。最后是在这些专著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归纳法来综合成为“一般国民经济学”。施穆勒本人晚年写成的《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二卷，1900—1904年初版)就是这样的一部代表作。
熊彼特同施穆勒学派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在重视历史的同时并不菲薄理论，而是把理论放在恰当的地位。他同意并且十分赞赏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称经济理论为一箱工具的说法。[10]他说一切现象，不拘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诚然都是各具特点的个别事态，但同时也都具有某些共同性质，因此如果能对这些共性和它们所引起的问题集中起来一次同时加以解决，那当然可以节省不知多少心力。但要这样做，首先得有一套通用的名词(例如劳动力、工资、商品乃至成本之类)；其次得有能说明这些名词所代表的事物之间关系的概念术语(例如“边际替换率”，“边际生产率”，“乘数”或“加速数”之类)；最后还得有关于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对它们的处理方法的假设性意见。所有这些名词，概念和假设的总和就是经济理论，也可以叫作模型。所以经济理论不过是一箱工具。经济理论之于经济学的研究等于任何工匠必须有工具才能做工一样。[11]
熊彼特对于经济理论既然这么重视，就不仅不可能是施穆勒学派中人，而且对于这一派的学术成就也不是完全赞许的。熊彼特肯定和赞扬施穆勒及其门人的纯经济史著作，但并不恭维他们自命为“一般国民经济学”的历史经济学。他说过施穆勒本人的二卷《大纲》不过是约翰·斯杜亚·穆勒(1806—1873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的经济史注释节本，[12]言外之意就是毫无独立见解。
由此而论，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熊彼特自认所私淑或师承的，可能主要不是施穆勒而是马克思[13]我们知道《经济周期》一书是熊彼特一生中最精心撰写的著作，而《经济周期》的撰作，无论在目的还是在方法上，都基本上是以《资本论》为范例的[14]。就目的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5]熊彼特则声称他的理论的“目的在于塑造一个经济变动过程的理论模型，或者更清楚一点说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一种经济制度靠什么力量才能不断发生转变。……这一种想法和目的同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后面的想法和目的完全一样”[16]。
在具体方法上，熊彼特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乃至整个历史唯物论都是一种“科学”或“理论模型”的塑造。这是一种利用模型来揭示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方法。他自己的《经济周期》也是这样一种模型。熊彼特称他这部巨著为“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的分析”，意思就是说这是一座用了这几项工具塑造起来用以揭示资本主义过程的模型。
这种理论模型的塑造过程也就是人的认识从感性阶段通过反复不断的实践检验，逐步深化提高，上升到理性阶段的过程。[17]在这里感性认识是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初步历史经验对经济现象各种共性(由不同名词和概念代表的)之间关系作出的想象、假定或假设；而理性认识则是这种想象经过在历史经验中反复检证，修正和补充之后形成的理论。[18]在这个模型塑造或者理论形成过程中，历史经验既是最初的想象或假设的源泉，又是其后反复检验的标准，所以是第一性的东西，是整个模型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自始至终的理论化过程，那么任何历史经验永远也只能停留在原始的杂乱无章状态而决不可能上升到理性阶段，成其为科学模型。
熊彼特的模型塑造法对于历史经验特别重视的地方，计有两点：第一，所有别的经济学家，不论是熊彼特的前辈还是同辈，都是摭拾历史经验材料来证明自己的理论假设，推论和结论。这是认为自己的理论已经是，或至少是反映了或代表了历史真实，而熊彼特则至少在口头上声称自己只在塑造模型而不是写作历史；第二，熊彼特不只是用历史经验材料来反复检验自己的理论假设、推论和结论，而且根据这种材料来选择他的研究题目和构造最初的想象或假设。
熊彼特的这一套理论和历史于一个模型之中的经济学研究法究竟有没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经济学的发展，[19这不是本文所拟讨论的问题。我们这里只是要简单说明他的方法论对于经济史研究的实际和可能影响。
这种影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史的任务。前面我们说过熊彼特所以特别强调经济史在经济科学中的地位，原因之一是当前许多经济学家对于历史的无知或少知．其实问题还更在于他们对于经济史的轻视或无视。除了德国以外，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从李嘉图以后的一种传统风气是理论脱离历史实践经验，以至于1922年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克拉潘(J．H．Clapham)把当时的经济理论著作讥为“经济空盒。”[20]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这种风气有一些扭转，但理论为主，历史为从的形势并没有变。这可从继克拉潘任剑桥大学经济史教授的波士坦(M．M．Postan)在1938年的就职讲话[21]中看得很清楚。讲话的题目是：“社会科学中的历史方法”。波士坦认为经济史的作用不过是为经济理论的逻辑推理提供背景材料，以使得这种理论有血有肉，比较符合实际。例如这种理论著作中经常用“其他情况不变”的假定轻轻把一些问题略而不论，而事实上谁也知道“其他情况”不可能完全不变；又如有的理论著作往往在把某些与研究的问题关系密切的情况作了一些特殊假定之后，就不加深论，结果使得达到的理论结论毫无实际意义。凯恩斯《就业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重大意义在于发现并且分析了两个方面的社会行为心理：消费倾向和流动偏好。如果没有这两方面的经验研究作为支柱，《就业通论》不可能在理论上起革命作用。波士坦因此认为经济史的任务就在于发现和研究这一类为一般经济学家所不屑或不能发现和研究的社会具体现实[22]。
波士坦在这里固然指出了经济史的一方面重要任务，但在经济学研究中，理论仍然是主，而历史是从。这样他所赋予历史的地位，同熊彼特在模型塑造中所赋予的地位比较起来，显然要微末得多。波士坦和熊彼特一样都认为经济史学家的基本任务在于自己从事独立的科学研究。但在与经济理论的关系上，熊彼特并不是像波士坦那样，认为经济史只是要为理论中的某些省略或遗漏的环节提供经验材料，而是认为一个理论模型从选题和最初设想以至最后完成的整个塑造过程都必须以经济史实为依据。这也就是说，经济史除了要为理论服务以外，还更要对理论起启发、引导、左右和检验评价的作用。
第二，经济史的对象。熊彼特一向认为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中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的划分，主要是为了便于进行研究。所以他自己虽然在《经济周期》[23]中对于与资本主义发展或经济周期有关的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二类，但命意不是要把外部因素排除出经济学或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之外。他自己在《经济周期》出版之后，接着就写《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这部著作，晚年又主张于经济理论、经济史和统计学之外’另立一门所谓“经济社会学”作为研究诸如政府、财产继承、契约等等问题与人的经济行为之间关系的工具学问[24]，都是这种思想的反映。熊彼特所讲的政府、财产和契约之类问题也就是一部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所以他虽然按照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界的传统，把这类问题列为“非经济”因素和社会学而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却决不是认为这些问题不应该研究。
但这当然并不说明熊彼特也重视研究生产关系。他不承认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他自己最着重研究的经济史问题还是企业家史。
第三，经济史的方法。上面说过熊彼特自称在经济学方法论上基本上师承马克思。但同他不承认唯物史观一样，他也不承认历史的辩证发展规律，不承认阶级斗争规律。他自己的经济史方法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25]他所坚持的基本观点是历史进化论。[26]
熊彼特自称他的《经济周期》是用理论、历史和统计三结合的方法所塑造的一个“理论”模型。这样一种企图或设想，诚如有的经济史学家所说，[27]是新的和创造性的；但在实践上，他在书中的所谓三“结合”，用一位同他具有深交的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主要是要给《经济发展理论》穿上历史和统计事实的外衣”。[28]这也就是说，熊彼特在《经济周期》中塑造的模型，实际上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从感性设想开始，经过反复的历史经验检验之后才形成的理论，而在1912年就已经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彩排登场。《经济周期》中的基本理论完全没有因为着上了肥大的一件历史和统计资料“外衣”而有所改变。全书基本上不是在用历史经验材料来检验理论而是一部以已有理论为纲来写的经济史。因此，《经济周期》与其说是一个理论模型，还不如说是一个历史模型。出版以来，它在国外经济学界如果受到多少重视，主要是作为一部经济史著作。既然任何历史著作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纯粹超理论的，那么明确地以某种理论(不拘它是什么样的理论)为纲来写的历史要比标榜为理论上中立的历史更具有启发意义和学术价值。只要史料丰富，论证谨严，一个好的历史模型，也就是一部经济史。熊彼特《经济周期》中的三结合模型塑造法在西方经济史学界的影响也比在其他经济科学部门为大。5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计量经济史学或新经济史学是他这种方法的继续和发展。
二、创新理论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是他在《经济发展理论》(德文第一版，1912年)，《经济周期》(1938年)和《资本主义、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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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民主政治》(1942年英文第一版)三部著作中揭橥和一贯坚持的理论,也就是他的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理论或资本主义发展和衰亡理论。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对于经济史研究关系较大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论点：
(一)经济发展动力理论；
(二)企业创新理论；
(三)创新机会消失或资本主义没落趋势的理论。
这些论点前后一脉相承，其中第二方面的论点是全部理论的枢纽环节。
(一)经济发展动力理论
经济发展的内容和性质。熊彼特所谓经济发展，含义相当广泛，是指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中一切改变或替代传统正常方式，打破原来平衡状态的内部变革而言。[29]这里的经济发展概念不同于一般所谓经济增长。一个国家在原来常规情况下按照传统经营方式获致的每年一定比率的国民总产值增长，不是经济发展。这种增长只是一国经济在某些条件，例如人口或者储畜增加之后的新均衡地位所产生的适应性变动。这种变动幅度不大，是原有传统过程的重复和继续，而经济发展则是自发的和突起的变革，它不是蹈袭故常的循序渐进，而是另辟蹊径的冲击或跳跃。发展不是改良而是革命。[30]
什么是推动发展的力量呢?
熊彼特把推动经济变革的力量分为两类：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天时、地利、战争、国家的社会经济工商业政策是能使经济发生变化的外部力量或因素，但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31]
内部力量或因素不外三类：社会的消费时尚和爱好，生产要素的数量或质量变化和生产方法的变革。
社会的消费时尚和爱好本身主要是由消费品生产者所决定的，对于经济变革不能有什么影响。
生产要素包括人口和储蓄。这两者在传统经济的静态均衡条件下，一般变化缓慢，平时每年比率很小的劳动力增长和储蓄的涓涓细流所引起的经济失衡，都很容易随时被原有各部门所吸收消化而使整个经济重新归于均衡。特别是储蓄，在传统经济不存在巨额企业利润的情况下，每年的消长变化更是微不足道，决无从推动经济发展。[32]
最后是生产方法的变革。生产过程是把所用的原料和动力结合在一起的过程。生产新的产品，或者用新的方法生产旧产品，这就是改变原料和动力结合的过程。如果这种改变只是旧过程的程度不大的逐渐改进，那这种改变就不能算是新现象，也不是发展。只有新的结合过程不是陆续出现而是突然发生的时候，这才有可以叫作发展的情况。这种新的结合过程或生产方法，熊彼特称为创新或创造性反应。
(二)企业创新理论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本身，与经济史研究关系较大的，有以下几个论点。
1．什么叫做创新?熊彼特所谓生产方法或者生产要素结合过程上的变革，含义很广，诸如：(1)生产新商品，(2)应用新技术或新生产方法，(3)开辟新销路，(4)发现和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行新的如百货商店、超级市场等企业组织方式和泰罗制之类的职工管理制度等等生产、销售和企业组织管理上凡是另辟蹊径、独出心裁的新生意经，无不包括在内，一律称为创新。[33]他给创新下的通俗定义[34]就是经济生活领域内的新事情和新做法。工商业主原来按照常规陈例营业是对环境的适应性反应，创新则是他作出的创造性反应。[35]根据这样一个概念，下面三点创新的特点就是不言而喻的；(A)创新与科学技术发明并无必然联系，绝不能等同起来，(B)创新不限于大企业，也不一定大规模；由此，(C)创新可以，也往往被人仿效追逐而一时风起云涌，形成高潮；在新企业经过一个时期的经营，其中多数失败倒闭以后，又出现另一个创新高潮，由此推动整个经济的周期性波浪式发展。
2．什么样的人来创新?社会环境对于新异事物总是抵制抗拒的。经营工商业，按照陈规旧例要比创新容易的多。创新是迈向未知领域的创造性的行动，各行各业都需要相对的不同程度的奇才异能人物才能实行。这种人所以要创新，目的不仅在于赢利，还更在于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在于征服和战斗；在于同别人较量高低，决一雌雄；在于为成功而成功。这种人就是熊彼特所谓“企业家”。推动他们创新的是所谓“企业家精神”。
一般来说，这种企业家可以来自社会上的任何行业，但他们第一不能是已有地位的企业的董事或经理，第二也不一定是资本家。已有地位的企业一般只需要按既定方针和已有规模经营管理，其中的董事经理即便具有才能魄力，一时也不会想到创新。所以他们不会是企业家。这是不难理解的。但为什么企业家不一定是资本家呢?他们从哪里去获得创新投资呢?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一大特色。
3．企业家从哪里获得创新资金?从银行放款。这个答案在上面关于经济发展动力来源的论述中，已经部分地作出了。因为在传统的常规经济渠道中，能够有的储蓄数量既然不足以供应创新的资金需要，那么企业家的唯一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这也就是说，创新资金的唯一重要来源是银行对企业家提供的创新专用放款。当然，借款是要偿还，并且是要付利息的。一个企业家的才智卓识也就在能够看准创新有利可图，对借款还本付息，能够绰绰有余。这里利息的来源是企业利润，企业家虽然依靠银行放款才能实现创新，从而获得利润，创新仍然是最基本的环节。如果没有创新，也就决不会有利润。利润是企业家从创新上获得的物质报酬。利息是企业家为了筹借创新资金而付给资本家的报酬，是创新利润的减项。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创新，没有企业利润，也就没有利息(政府消费性借款的利息在外)。在一个社会的企业创新和经济发展中，主角是企业家，资本家的作用只不过是提供货币资本和定期收取利息而已。[36]
4．企业创新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创新和经济发展都是，也仅仅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济经现象，即是他说的“资本主义”时代，而不是任何其他时代的经济现象。这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政教文化是一个统一整体。熊彼特对资本主义下的定义如下：“资本主义为一种人们一般能利用信贷借款实现企业创新的私有制经济。”[37]
熊彼特自己说他的资本主义概念是马克思式或桑巴特式的．在形式上，他们的概念确实相似。但基本观点可说很少共同之处。在马克思，是生产方式的改变，是阶级斗争；在桑巴特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地方，熊彼特都代之以企业创新。所以在熊彼特手里，促使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是企业创新，导致资本主义趋于消沉衰颓的是创新机会的日益消失。
熊彼特的企业创新概念虽然是一种突变论，他的资本主义起源观点却是属于进化论的。这当然并不自相矛盾。因为资本主义是社会整体现象，是经历长时期的不知多少大大小小的各行各业的创新的结果，所以单独一次的创新是突变现象，待到了积累成为资本主义则是进化现象了。这样，熊彼特并没有为资本主义的最初兴起考订出一个确实年代。他只是认为一个地区凡是存在开发和收付贴现票据的机构(不拘是什么名称，金银匠，钱庄，银号还是银行)之日，也就是资本主义在当地兴起之时。在南欧，这或许是在12、13世纪之间，[38]虽然即便是第10世纪，有些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就已经存在。到了16世纪，则西欧的整个经济生活就已经与中世纪后期显然不同了。[39]
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由于企业创新活动的日益频繁，这种活动机会的日益减少也就要促使资本主义趋向没落。
(三)创新机会的消失与资本主义的没落
熊彼特认为在企业创新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其本身来说，是能够继续不断发展的。它既不受报酬递减的限制，也不致引起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矛盾。因为，资本主义在不受或者少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不但能够使得实际总收入迅速增加，而且能够使得社会实际收入的不均程度逐渐减少。[40]他举美国的情况为例。美国的资本主义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半个世纪中，商品生产(约相当于总人口平均每人的实际收入)的年增长率为2％。照这个增长率推算，美国每人的平均年收入，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半个世纪中，1928—1978年，可以增长1倍。1928年，美国全国人口每人的货币收入，根据生活费指数折算，约为650美元，1978年的每人平均收入可能达到1300美元(1928年货币购买力)。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均程度并没有什么变化。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不变，那么在平均收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到了70年代，即便是社会全人口中的最低层，也能够从贫困(照现在的一般生活标准)中解脱出来，其中绝大多数人不但能有一个足维温饱的货币收入，[41]而且能够得到在16—18世纪只是伊丽莎白女王或路易十四才能得到的物质享受。[42]
但事实并非如此。熊彼特这里的预言没有实现，也将永远不能实现。30年代以前的平均生产增长率不能延伸到30年代以后。美国资本主义从这次大危机起就一蹶不振，而进入了漫长的停滞时期；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早就已经产生了摧毁它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因素。首先，大企业及其集中经营手段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一方面特别容易遭受政治攻击，而另一方面又丧失了最能为它出力捍卫的独立企业主阶层。伴随大公司企业的集中经营而来的是集体管理制度，其中官僚主义的经营管理人员代替了把企业利益和家族命运联为一体的世代企业主。官僚主义经营人员之于企业只是一时利害关系。他们根本没有要为私有企业维护社会经济基础的责任感，特别是不能出力来抵制危害企业资本积累的各项政府政策。与此同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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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保守思想比较浓重的独立小企业主和农场主地位的衰落也削弱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保卫阶层。
其次，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得势使得他们能用个人民主主义来批判攻击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和薪水阶层之外，比较少受社会羁绊和一贯擅长揭露批判的知识分子阶层，由于不满于政治上的个人地位，也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公开的和颠覆性的职业攻击人。
这两方面因素发展的结果是各种反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的推行。其中特别是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政策束缚了企业家的手脚，限制了他们的企业创新活动，从而妨碍了资本主义制度按照本来逻辑的运行而趋于停滞和没落。[43]所以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的所以由盛转衰，原因不在于本身机制上的困难或矛盾；不在于经济发展已臻成熟阶段，投资机会消失；也不在于技术或其他方面的创新已经陷于停滞，而只在于资本主义的成功导致了促使它本身窒息至死的政治气氛。
以上是熊彼特创新理论和资本主义兴衰理论的一个简单轮廓。现在来看创新理论在经济史学上的影响。
第一，创新理论是一种历史观或历史理论。创新理论是动态经济理论，但不是一般的仅只相对于瓦尔拉式静态均衡理论来说的动态理论，而是与凯恩斯以后的，以消费倾向和加速原则来说明投资、就业变动的理论也不相同的动态理论。熊彼特认为这种投资和就业变动不过是江河水面上的涟漪微波，而创新理论所要说明的是资本主义大潮流的兴起、高涨和没落过程。创新理论可以说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以后西方最主要，也最有影响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观。
第二，创新理论强调了和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力的历史作用。熊彼特自称其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受了马克思很深影响，但与唯物史观根本不同。马克思很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说过生产力或“物质生产的发展”是“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44]。但马克思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从来都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联系起来而不是对生产力单独考察的。在所有马克思主义文献里，推动和决定历史发展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矛盾，认为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是推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而熊彼特则是相反。他几乎完全忽略了生产关系或阶级矛盾的重要性，而片面强调了企业创新，强调了生产技术和企业组织管理方式等方面变革的作用，认为这是推动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唯一的和决定性的因素。
熊彼特的这种完全无视生产关系的态度是根据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价值论而来的。我们现在不去评论。从经济史学的角度来说，这里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历史上的新生事物出现的过程提出了解释。
第三，创新理论对新生事物作出了解释。历史发展通过新生事物来体现。生产力既然是历史发展中最积极最活泼的因素，那么对于生产力本身的来龙去脉便不能完全没有解释。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可喜和引人人胜之处就在于它，不论本身的是非曲直如何，能够对生产技术、方法和企业的经营管理等等方面的新发展作出解释，特别是这种解释也完全是根据他所谓经济内部因素的作用的。
第四，创新理论肯定并且赞扬了所谓企业家的历史作用。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关于资本主义兴衰的理论里，企业家是成败得失息息攸关的人物。他们在熊彼特那里得到了空前崇高的评价。企业和企业家史的研究也就成为，特别是从50年代以来，国外经济史学界的一个重要方向。
二次大战以后，企业和企业家史的研究在国外蔚然成风。其所以如此，是与熊彼特及其创新理论分不开的。1947年，熊彼特在美国《经济史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经济史中的创造性反应》的论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他们愿意，经济史学家和经济理论家可以携手来作一次有趣而且对于社会有价值的旅行，这就是对于经济变革这个久经冷落的地区进行考察。”[45]接着他作为例子提出了一系列有待于探索的问题。1948年，他为了这些问题和其他更广泛的问题能够展开研究，和他的哈佛大学同事、经济史学家柯尔(Arthur Cole)一起建立了哈佛企业家史研究中心，作为培养研究人才和具体进行研究的机构。虽然他自己不久去世，这个机构培养出来了不少专门研究人才，在它出版的专门刊物《企业家史探索》中发表了不少专题论文。
美国以外，50年代后西方国际经济史学界对于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重视，不久前出版的《剑桥欧洲经济史》第7卷[46]是最好的例证。这一卷的内容是欧(英、德、法、斯堪的那维亚)，美,日本和俄国(帝俄时期和苏联时期)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史。全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分别从资本、劳动、和企业家的作用三方面作了论述，所以全卷上下两编约1200页的篇幅中，有关经营管理和企业家的论述足足占据了400页。更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所用的企业家的概念，即使不是直接本诸熊彼特的著作，[47]也与创新理论有渊源关系。但这当然不是说近二三十年来国外的所有企业家史研究和著作都受了熊彼特的思想影响。事实上，西方学者对于企业家史的研究和著述，由来已久。远在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问世之前，德国学者理查．艾伦伯格的名著《豪门巨富，其形成及意义》 (二卷，1902—1905)即已出版；而在1934年《经济发展理论》的英译本刊行之前，约可布。斯特里德已于1926年发表他的名著《豪富约可布·法格尔家族》，哈佛大学教授艾德温·弗·盖和诺尔门·斯·啤·格拉斯等人组织的企业史学会已于1928年出版了《经济史和企业史杂志》。30、40年代，在格拉斯教授领导下,哈佛大学商学院开展了系统的私人企业史研究工作，出版了几种卷帙浩繁的专著；此外，美国和其他各国历史学者也写有大垄断资本集团或家族的历史，但多数著作虽然也有不少关于企业创新的史料，却都不能说是上述意义的企业家史。所以50年代以后国外经济史学界在企业家史方面的重大发展，熊彼特的影响是应当肯定的。
三、社会学理论
熊彼特论述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的两篇论文一一《帝国主义社会学》(1919年，下文作《帝国主义》)；《同一种族环境中的社会阶级》(1927年，下文作《社会阶级》)[48]一一在希特勒以前的德国都被认为是它们各别领域中的最重要著作，在熊彼特的全部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49]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在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概念里都不是经济学，而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范畴，熊彼特本人也称它们为社会学著作，但这里的论点，特别是社会阶级理论，与他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有极密切的关系，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社会阶级理论
熊彼特的《社会阶级》虽然发表较晚，其中的基本思想，却是在1910年即已形成，并于1910—191l和1913—1914年先后在欧美大学讲授，对内容有所增益补充。[50]熊彼特说他的《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初版)在1909年完成初稿。[51]并且，他一直认为社会阶级问题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他既然推崇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动力，根本否定阶级斗争的作用，而又不能否认阶级现象是任何社会中的客观存在，那么即便是如他所说，企业家没有一定的阶级出身，[52]他也必须承认还有一个阶级归宿和在这个阶级中的地位问题，从而又有阶级的形成和作用等一系列问题。他的《社会阶级》是对这些问题提出的理论解答。
什么是阶级?熊彼特认为阶级主要是一个社会里面具有某些特定条件的家族(包括远房亲属在内的家庭)的集团。这种集团的标志是：(1)同一阶级之内的家族间通婚自由，不同阶级的家族之间往往不通婚姻；(2)同一阶级要比不同阶级的人多有相互往来和了解，在行动和世界观上有较大一致性，对于别的阶级的人有排他性。“同一阶级内部的交往和不同阶级之间的交往，其难易的差别恰如顺水行舟之于逆水行舟。”[53]阶级分野是社会现象。因此不能同经济学中“土地”，“劳动”或“资本”所有主的划分相混淆。
阶级怎样形成?阶级主要是由一个社会的不同家族集团根据它们在担任和组织领导当时社会所必要的各种职能的才智和相应的地位差别形成的。阶级以家族而不是以个人为基础。[54]阶级结构是对这许多家族的按照它们各自的集体社会声望的排队。这种结构最后是与家族的才智差别相适应，更是与家族门望所凝成的世代传统和地位相适应，这种传统和地位的客观表现就是一个已经形成的，高踞于个人之上和屹立于个人之外的阶级。但是，归根结蒂，这种牢固的社会地位差别和从而形成的阶层分化是由个人和家族的行为所造成或取得的，而这种行为的基础是才智的差别，其中主要的几项是各种不同职能中所需要的意志、精力和领导才能。[55]这样，任何成功的企业创新也就是当时环境所需要的社会职能，有关的企业家族应当因此获得声誉和新的社会地位，或者进入新的阶级，或者在原阶级里面上升到更高的地位。
阶级内部结构和外部相对地位有变动性，一个社会阶级的内部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家族在进入某一阶级之后，随着它的成员在担负这个阶级的社会职能上所具才智的消长，地位可以有升降，势力可以有盛衰，但只要它的成员，从财产、经验、各方面的联系，特别是从才智和倾向来说，能够保持住最适合于担负社会职能，也最能起作用的家族的地位，那么这个阶级就能作为一个阶级继续存在。
比较具体地说，在长时期内，一个王侯显贵家族只要有出众的政治手腕和战功，它就能维持住地位；一个资产阶级企业主家族，只要能保持节俭家风，特别是能不断创业，也能维持社会地位。但资本家家族如果只是墨守陈规旧例，只希望取得平均利润，在投资和企业管理上都不敢越出常规，那么它就必然地，虽然不见得很快地要走向破产。不要几个世代，这类家族就要被积极有为的新兴家族所代替。
在一个特定时代里，阶级的寿命往往要超过其中成批地更迭着的家族成员的寿命。历来一个家族的阶级地位能够经过几百年而不变的可说绝无仅有。一个具体的个人可能生成是某一阶级的人物，但不能有这样的家庭。在一个阶级之内，家族的地位能升能降，同样，家族也能渗透阶级界线，从一个阶级上升到另一阶级。
社会阶级不仅内部结构时有变化，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相对地位也常在变动。这主要是随着社会环境、生产技术、经济、文化、政治、军事情况的不同，每一阶级的社会职能和报酬发生变化，社会的阶级结构自然也有变动。对于每个阶级在整个阶级结构中的地位起决定性作用的有两个因素：(1)社会上别的阶级对于某一个特定阶级的社会职能的评价，(2)这个特定阶级履行这种职能的胜任程度。一个阶级原来的职能如果已经过时，它或者是失势，或者是学会掌握别的职能来代替。这新职能的社会地位又是因(1)业务技术上的重要性和(2)这种职能所具有的一般社会领导作用的大小而不同的。
熊彼特的社会阶级理论是作为一个对历史上从古到今的社会阶级现象都适用的一般性理论提出来的。但实际上的研究范围远没有那么广泛，在地理范围上只限于德国一个地区或国家；时期范围上只包括两个历史时期一一中世纪和近代；在阶级内容上也只限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一一封建贵族阶级和近代资产阶级。所以他的理论实际上不过是对德国地区从中世纪到20世纪初比较最有地位和影响的家族兴亡盛衰和它们之间关系的一个社会史概括论述，[56]用以说明企业家或成功的创新人物的社会来源，而根本不是从生产关系上来分析考察社会阶级现象。
(二)帝国主义社会学
熊彼特的《帝国主义社会学》发表于1919年，所以其中有着鄙薄和痛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帝国主义而接近“西方”(英、美、法)的切身观感，也有着对于当时他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主要作者为奥托·鲍威尔和鲁道尔夫·希法亭[57])的反对意见。在这里，他不是把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继续和必然发展，而是把两者看为不仅有不同范畴和性质，而且是互相矛盾和对立的社会现象。[58]
熊彼特认为帝国主义主要是一个军事机构(一架“战争机器”)在国内政治压力下实行的一种对外侵略、扩张和征伐的军事政策。这种军事机构是可以在许多不同情况，如抵抗外来侵略或独立战争中建立起来的，但一经建立，它就要继续支配这个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决策。因为在战争年代里，“打仗成了唯一能对这个社会当时存在的各机构带来福利的正常条件……这架为适应战争需要而制造的机器，于是又为了它本身的需要而制造战争。”[59]这种战争目的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基本上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人民或其中的重要集团一旦熟知了能从对外侵略战争中获得好处，习惯了怎样去好战和进行侵略，一旦这种思想习惯渗透进了其中的重要社会制度，那么他们就会不计任何实际上可能的成败利钝而去进行战争。
帝国主义因此往往有显然的非理性因素。熊彼特说：“一种不顾一切的征服决心，无止境地向立足不住的位置前进，这就是典型的帝国主义。”[60]帝国主义战争除了把战争本身作为日常活动永远保存起来和使战争策划者永远控制国家以外，不能再有其他理性目的。
熊彼特举古代亚述人(Assyrians，他们在公元前11世纪到第7世纪于近东建立了庞大帝国)作为这种帝国主义的史例之一。他认为亚述人对于邻境民族的不断侵略，不是出于经济或宗教的原因，而是由于大规模狩猎和战争的习惯成性。熊彼特说亚述人“把外族人民当成了可爱的猎物，一遇到他们，自己猎人的热情变成了凶狠的民族仇恨和宗教狂热。战争和征服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这是兽性的和赤裸裸的帝国主义。”[61]他认为宗教对于亚述人来说，与伊斯兰教对于有的民族一样，是帝国主义的一种标志而不是原因。这种宗教如果真是深入人心，原因在于它表达了最初接受宣教的人的需要和习惯。它的教义就是侵略和战争。
次一重要例子是罗马在布匿战争(公元前264—146年)以后到奧古斯都(公元前29—公元14年)时期的帝国主义。熊彼特认为罗马这个时期的帝国主义特点不在于它的长时期大规模的对外扩张侵略，而在于它的各种巧妙的伪装饰词，在于它是比较隐蔽的经过乔妆打扮的帝国主义。他认为罗马当时外交政策上的虚伪程度已经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因为他们在宣称要争取和平的同时，却在制造战争；口头上要求和平，实际上要永远备战，不断忙于对外干涉。照他们说，地球上没有一个角落的利益不在遭到损害或侵略；如果不是他们自己的利益，那也一定是盟国的利益；如果实际没有盟国，那也得想法拼凑几个；如果一时说不上有任何利益受到牵涉，那就是关系到国家尊严。他们总是只在争某种法律或道德权利，总在遭到某些怀有恶意的邻邦的侵略，总是只在为呼吸空间而斗争。世界上有的是仇敌，未雨绸缪，先发制人，罗马不能没有责任。[62]
罗马人的对外征服战争不像亚述人的战争那样有明显的原因和目的。罗马人民并非全是战士，在扩张初期，实行的也不是军事专制或者特别好战的贵族专政。所以他们的对外侵略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只能从谁在战争中获利来得到解答。这些战争的利得者不是意大利农民。罗马的无产者是部分的战争利得者’他们得到了不少战利品。他们人数众多，政治上重要。但他们不是决策者，他们自己是形成这种战争政策的同一社会过程的产物。最终的主要利得者只能是大庄园主。他们与战争最利害攸关。不对外打仗就得在土地改革中失去土地，他们必须控制国家机器。国威远扬，外交胜利，这些一般公民都莫明其妙的事情，是大庄园主贵族利益的唯一保障。正由于一般人对这类事情从来都不十分清楚，所以这个国家的统治机器凡当国内社会问题讨论热烈’感到自己地位不稳时，就要制造紧张空气。制造战争借口，以便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外交问题上去，甚至于发动对外战争。
所以熊彼特认为一个国家对外的帝国主义侵略是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理智的外交政策目标。如果后面没有国内实力阶级的明确的坚决的支持，即便是公开宣布过的“帝国主义”政策，也可以完全食言或半途而废的。
熊彼特所认为的“帝国主义”这一根本特征，在近代欧洲著名的专制王朝的“帝国主义”政策中，也同样十分明显。这里不论是路易十四，弗里德里希大帝还是叶卡特林娜女皇统治下的民族国家，实际都不过是一架战争机器，军事和外交是国王的个人特权。这种国家的好战和战争政策主要是社会结构的必要和统治阶级的传统倾向，具体的直接利益并不占据重要位置，至于资产阶级利益更是无足重轻。军事征伐的胜利对于国王所带来的国势扩张和军事政治经济力量的增长当然不是完全没有诱惑力，但所以动辄想到对外穷兵黩武，主要是由于传统的战争习惯和存在现成的战争机器。近代专制帝国主义与古代亚述帝国主义的不同只在于前者朕即国家、国事无关旁人这些特点更容易使得对外和战争等重要决策往往为国王一时的喜怒癖好或家庭琐细所左右。[63]
最后是“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熊彼特认为“把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一个必要阶段，或者甚至说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都是一种基本性错误。”[64]他的根据是三点：
(1)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活方式不利于“帝国主义”行动。资本主义的竞争制度需要人们用全副精力去从事经济活动，侵略战争和外交冒险一般来说只是日常正规生活的干扰和破坏因素，因此社会人士一般都不会倾向好战。
(2)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利益集团，即令是上层分子中间的利益集团，都不能从“帝国主义”获得根本出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既然本质是反“帝国主义”的，那么当前社会的“帝国主义”趋势主要是前资本主义因素残余或非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物。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出口垄断势力诚然要求向外扩张，这种势力一旦与非资本主义因素相结合，这也就产生“帝国主义”趋势和行动，武力对外扩张，发动战争和挞伐。战争和侵略对于这一部分的社会经济，对于出口垄断势力和大银行资本是能带来特殊的局部利益的，但这种利益为量总属有限，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肯定是得不偿失。首先，对外侵略扩张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只能带来灾难；其次，中小企业也显然是受害者；第三，由于资本的向外倾销，国内利息率可能提高，这对于资本主义有利；但与此同时，他们既须分担政府实行这项政策的巨大费用，企业家对于国内资本的需求比前减少，这对于利率又有减低作用；最后，国内大企业家对于出口垄断势力的武力扩张政策，也绝不是完全赞成，其中有一部分是反对的。
(3)这也是熊彼特“帝国主义”理论对于近代经济史研究较有启发意义的一个论点，即是他认为近代“帝国主义”主要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的产物。熊彼特认为欧洲大陆，除法国以外，资产阶级革命极不彻底。农村社会结构的基本面貌没有改变。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政治思想根本未曾触动。封建因素在农村和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依然十分巩固。大地主贵族成了专制王国的中流砥柱。他们在国王的熏陶培育下，对王室忠心耿耿，侵略性民族主义意识十分强烈，他们是“国家化”、“帝国主义”化的民族，是御用战争机器的中坚力量。正是由于这样一个贵族阶级的支持，欧洲大陆的专制王室作为封建势力的领袖和军阀首脑，才能够经过工业革命和(除法国以外)政治革命的冲击而生存下来。
在欧洲大陆，资产阶级虽然没有像贵族阶级那样奉国王为领袖，但也并没有把他推翻。他们只是夺取了他的一部分权力，此外便对他俯首贴耳，一切唯命是听。资产阶级依然尊奉国王为抽象的国家主权的代表。国家依然是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一种社会力量。资产阶级还必须依靠国家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免于国内外敌人的侵犯。他们企图把国家争取到自己这边来，以对国家和国家利益服务作交换条件，国家利益并不就是他们的利益。大陆的资产阶级在专制主义精神的长期浸淫下，即便是在法国，国王早不存在，贵族势力久已粉碎，还都保存了浓重的前资本主义思想意识。所以大陆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具有两重性：前资本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这种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使得资产阶级能与贵族阶级联合起来。
近代帝国主义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战争机器及其社会心理气氛和好战倾向、一个好战的统治阶级和部分赞同对外军事扩张的资产阶级这样三方面的联合的结果。
以上是熊彼特对于近代帝国主义的诊断。根据这种诊断，他也对于近代帝国主义的前途作了如下的推测：“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前资本主义因素可能仍然具有巨大生命力；国民生活当中的特殊环境可能一再使得它们复活；但最终近代世界的气候必须把它们毁灭。由于它们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支柱的材料并不是用最坚固的材料所建成，这就更加可以肯定了。”[65]
(三)熊彼特的社会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
熊彼特社会阶级理论中的所谓阶级，是指一个社会中的等级、阶层、阀阅或集团，即上层、下层，统治、被统治，特权、非特权等等的社会区划，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由生产资料占有状况或生产关系所决定和形成的阶级。[66]他的理论也只是要说明这种阶层所以形成的原因，说明一个个人或其家族怎样从社会下层上升到社会上层，以及说明整个阶层的社会地位为什么有升有降。这里的关键性因素是人们在负担社会职能中的才智和功绩：在中世纪封建社会是战场上的胜利，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企业经营中的创新。各别家族在特权阶层中的地位以此消长，整个阶层在全社会中的兴衰存亡也由此决定。阶层差别和分化现象在历史上要比阶级兴替为更频繁和经常，熊彼特的社会阶级理论因此对于社会经济史研究是有重要的启发和参考意义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于解决。这里我们只举其中核心的一个问题。
熊彼特在《社会阶级》中认为任何时代社会的统治阶层的形成都是不同程度地根据优胜劣败原则自然选择的结果。即便在封建社会由于特权阶层在占据统治地位之后，总是要竭力地并且也具备比较优越的条件，来维护自己的既得权益，防制为人篡夺，自然选择的范围会受到一定限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则由于企业家只要不断创新，就能绵延世泽，自然选择的范围仍很宽广。[67]但1942年在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一书中，熊彼特似乎否定了这里的说法，指出企业创新已经日益不成为社会重要职能，一个由于创新成功而跻身于资产阶级之列的企业主家族，往往不过一二个世代就成了坐享先人余荫的普通资产阶级家族而不再有任何新的创新。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这样的家族要占百分之九十，[68]而真正依靠个人才能，按照优胜劣败原则进退的阶层不过百分之十。由此可见熊彼特所谓统治阶层的形成是自然选择结果的说法，虽然对于任何社会，不论是历史上的还是当前的，都有一定现实意义，但就每一个社会而言，它所说明的只是一个阶级中实际占统治地位的很狭小的一个阶层，而不是其中广大的其他阶层或整个阶级如何形成的问题。熊彼特由于完全否认生产资料占有制而片面强调人的才智差别在社会阶级形成中的重要性，他既没有能对阶级的形成或不同阶级之间的过渡或更替问题作出解释，也没有能对家庭、社会和教育等因素在人的才智差别上的影响有足够估计，这就使得他的阶级理论带有英雄史观或超人哲学的气息。 熊彼特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一个突出之点在于他以一个政治集体的穷兵黩武，征伐和侵略扩张作为最本质的特征来分析探讨它的根源、表现和影响。作为一种历史上和今天的社会现象，要判断它是否属于帝国主义性质，主要标志被认为应是这个政治集体的对外关系和行动方式或手段(即和平交往还是临以武力)而不是它本身的社会性质。对别的独立国家、地区或民族的武力侵略掠夺，不论是陈兵恫吓，还是直接诉诸战争，都是一种在远古时代就已屡见而到今天仍一直在不断发生的现象。古代亚述人的侵略战争，英国17、18世纪征服印度和1899—1902年对布尔人的战争都是这种战争。按照熊彼特这种理论，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片面错误观点：如果仅仅用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高度发展以及资本输出的庞大等等来作为帝国主义的必要和基本特征，这就是以特殊来代表一般，以偏来概全；同时对于别的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国家的对外侵略扩张，不能不用一些复杂名词，如同高利贷资本帝国主义、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或其他各种帝国主义以资识别。这不仅不利于对历史社会现象的科学分析研究，而且是逻辑上的紊乱。
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国际间侵略扩张战争的主要原因?什么社会集团是这些战争的决策者?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熊彼特认为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帝国主义战争是由一小撮构成“战争机器”的人物为了本身的需要制造出来的。但在谈到近代时，他认为资产阶级都爱好和平，认为他们不会用战争来破坏自己的牟利机会，因而认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战争只是一种“返祖”现象。这显然是违背事实的。在16—19世纪，不辞风险，连袂接踵先后到海外进行掠夺、殖民和贸易的欧洲人，在熊彼特看来不能说是“战争机器”的构成分子，但他们在非洲掳捕和贩卖黑人，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侵略战争和1757年在孟加拉的烧杀劫掠，19世纪对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能说与前资本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战争有什么根本区别吗?一个国家的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确立以后，如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虽然目的主要在于维护贸易和投资利益，而并不在于直接侵占领土，但是如果因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引起了战争，那么能说这种战争与资本主义毫无关联吗?熊彼特当然并不是没有见到这些事实，但是他认为，如果没有与超理性的非资本主义因素相结合，帝国主义战争就不会发生。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当然，他在40年代初，承认确有“社会帝国主义”的存在，[69]这说明他的思想也有转变。
熊彼特的帝国主义理论和他的社会阶级理论，在一种意义上是彼此一致，互相配合的社会阶层形成论。社会阶级论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层是哪些人物，而帝国主义论则是旨在说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人物怎样产生。
熊彼特的这两篇社会学著作直到他身后才有英文译本，对国外历史学界的影响没有创新理论那样巨大。但如我们前面说过，熊彼特的社会学理论，与他的经济理论一样，也是他的经济发展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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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熊彼特逝世之后，他过去的学生和多年的朋友和同事高特弗立德。哈伯勒在悼念文中提出了为什么没有一个熊彼特学派的问题。[70]他说：“熊彼特有许多热诚爱戴者和几十个忠实学生。凡是他执教过的地方，优秀学生都为他所吸引；世界各地实足有数以百计的经济学家深受他的言论著作的影响。但是没有一个熊彼特学派。”哈伯勒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熊彼特学识渊博，研究的问题范围广泛而又复杂；熊彼特一生总是在吸收别人学说、观点和方法的长处，在课堂上几乎绝对不正面绍述自己的学说或见解，[71]不认为这些已是定论；熊彼特也始终没有想建立一个学派，他自己曾经对学生说过：“经济学不是哲学而是科学。因此，在经济学领域里不应当存在学派。”
但一个学者的思想学说是否成为学派并不完全决定于他本人的主观愿望或意图，其中必然也有社会的客观需要和反应如何的问题。熊彼特不是像凯恩斯似的企图挽救资本主义，因而把自己的思想学说写成周密完整而简单、明白的体系，于是客观上形成了资产阶级学术界空前盛大的凯恩斯学派。熊彼特一生是企图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衰继绝提供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学问视野远远超出经济学一门学科的传统范围，而是深入扩展到了历史以至哲学领域，因而他的思想学说对于许多学科，特别是对于像经济史这样的边缘而又牵涉广泛的学科，具有深远影响。从这种影响上来说，西方社会科学界，已经有了一个熊彼特学派，一个熊彼特经济史学派。

[1] 美籍奥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主要代表之一。早年先后在奥、德二国大学任教。1932的后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经济发展理论》(1912)，《经济周期》(1939)，《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1942)，和《经济分析史》(遗著，1954)等及及论文《帝国主义社会学》(1919)和《同一种族环境中的社会阶级》(1927)。
[2] 熊彼特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时，曾从殷那玛一斯特纳格(Inama-Sternegg，1843—1908)(全世界第一本以“经济史”命名的著作的作者，当时负盛名的经济史和统计学家)受业，历史知识极为渊博，但他从来没有讲授过经济史课程，或写过这方面的专著；他在青年时代曾经一度以经济理论的旗手自居(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954年英文版，第819页注)，却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经济史学家；已故英国经济史学家特．斯·阿胥敦(T．S．Ashton)曾经在一篇题为《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处理》(见哈耶克编：《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1963年英文版，第31—61页)的文章中把熊彼特和马克思、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相提并论，这也不是把他看为一般意义的经济史学家。
[3] 在1950年熊彼特逝世时，有人曾推崇他是全世界资产阶级经济学界三四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培尔特·霍绥力支：熊彼特《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引论》1955年英文版)。
[4] 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约瑟夫·阿·熊彼特教授生平事迹》，西摩·伊·哈里斯编：《熊彼特一一社会科学家》(1951年英文版)．第X页。
[5]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954年，英文版)，第Ⅵ页，阿瑟·斯密塞斯：《悼念约瑟夫·阿·熊彼特，1883—1950》，哈里斯编：上引书，第11页。
[6]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2—13页。
[7] 这一点是所有同熊彼特相知较深的人所一致称道的。参阅：哈里斯编上引书中各文。
[8] 参看沃尔夫根·斯托尔泼(Wolfgang F．Stolper)《对熊彼特著作的一些看法》，哈里斯编上引书，第106页。
[9] 莱思：《施穆勒的几个继承者》,《历史学中的建筑师和工匠一一阿喧(A．P．Usher)七十生辰纪念论文集》瑞士李士特学会丛刊本，1956英文版，第23页。熊彼特本人(如果他还在世的话)对此肯定是不同意的，因为他对施穆勒和新历史学派是褒贬参半的。
[10]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5页。
[11]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5—16页。
[12] 同上书，第813—814页。
[13] 关于这一点的最好说明是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1942年英文版，第10页)所说他所认识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
[14] 这只是就著作的本身或直接目的而言，不涉及它们的政治或其它动机。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资本论》第一卷)第11页。
[16]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日文版序言，据阿·斯密塞斯《悼念约瑟夫·阿·熊彼特》（哈里斯编上引书，第18页）转引。
[17] 参看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1966年横排本，第259—273页。
[18] 熊彼特：《科学和童识形杰》，《美国经济评论》卷39(1949)，第350—351页。
[19] 熊彼特的巨著《经济周期》(二卷，第1095页)1939年初版发行以后，迄未再版，国外经济学界似并未十分予以重视。其中原因可能部分由于当时正值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更加迫切的问题上面；凯恩斯主义和衰退经济学在经济学界占据统治地位；该书有的部分比较艰涩难读(哈伯勒：《约瑟夫·阿·熊彼特，1883—1950)》)，(哈里斯编，上引书，第38页)，主要原因恐怕是：(1)书的中心思想(创新理论或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久已为人所熟知；(2)新增内容主要在于历史的和统计的论证，而这些占据大约三分之二篇幅的论证，根据与熊彼特相知甚深的斯密塞斯的意见，完全没有能对经济学研究起什么推进作用。因为书中的历史例证虽然能够证明他的理论站得往脚(创新导致经济周期)，但还不能证明完全没有其他可能性(如周期是由于其他外力干扰而不是由于创新的间歇性发展)。(哈里斯编：上引书，第20页)。
[20] 克拉潘：《论经济空盒》，[英国]《经济学杂志》．第32卷，第305—314页。
[21] 波士坦：《社会科学中的历史方法》(英文)，1939年，第14页以后。
[22] 波士坦：上引书，第19—25页。
[23] 《经济周期》，第6—13页。
[24]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1页。
[25] 熊彼特甚至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科学著作，没有什么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第10页，1942年英文版。按；这书即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但本文用的是该书1942年英文版，书中页码来不及照中译本改正，书名译法也没有照改。)
[26] 尽管他的创新理论在实质上完全是突变论，熊彼特还在《经济周刊》中用了不少字数(第226—231页)来调和企业创新的突变性与历史连续性原则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创新貌似突变。实则是许许多多小演变积累而成。此外，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第59—163页)，这显然是通过马克思而来的辩证法思想，但他自己从来不大承认这种渊源关系，而强调自己思想的独立性。
[27] 阿·皮·阿暄：《经济发展理论的历史含义》，哈里斯编上引书，第125—26页，阿暄是指这种设想而言，但指出在实践上当时还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结合。
[28] 斯密塞斯：上引文，哈里斯编上引书，第14，20—21页。
[29] 《经济发展理论》(1934年英译本，下引该书同此版本)，第63—64页。
[30] 同上书，第63—64页；《经济周期》，第226—227页。
[31] 同上书，第62页；《经济周期》，第6—13，72页。
[32] 《经济周期》，第73—84页。
[33] 《经济发展理论》第66页；《经济周期》，第84页。
[34] 用数理经济的术语来说，创新就是改变或者另立生产函数。参看《经济周期》，第87页以后关于创新理论的论述。
[35] 《经济周期》，第84页，熊彼特：《经济史中的创造性反应》，《经济史杂志》(英文)，1947年11月号。第151页。
[36] 《经济发展理论》，第102-106页，121-123，125页，《经济周期》，第124-125，129页。
[37] 《经济周期》，第223页。
[38] 《经济周期》，第224页。
[39] 同上书，第228页。
[40] 熊彼特：《战后世界的资本主义》(1943年)，据上引斯密塞斯文(哈里斯编上引书，第19页。)
[41] 国的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1950年已达到1583美元(当年货币购买力)；1970年，4373美元(当年购买力)。但这些数字不是如同1928年数字那样只包括商品生产值，美元的购买力尤其悬殊。所以现在我们还没有可与熊彼特推算的1300美元确切相比较的美国1978年平均国民收入数字。
[42]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

中国历史传话故事

义和民主政治》(1942年英文本)，第64-67页。
[43]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第131—155页。这里所述系据斯密塞斯上引文(哈里斯编上引书第19页)和海尔伯特．冯。贝克拉特：《社会学家的熊彼特》(哈里斯编上引书，第114页)转述熊彼特《战后世界的资本主义》(1943年)一文内容。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注5a。
[45] 《经济史杂志》(英文，1947年11月号，第149页)。
[46] 197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英文版。
[47] 该书第一编第四章《大不列颠的工业企业家和管理》中说，二次大战以后经济史学家所以重视企业家的作用是受了已故阿胥敦的影响。但全章所用来作为根据的企业家概念，“一家商号中的某些个人或大集体，他们代表这家商号负责采用或接受有关产品、产地、主要技术改革、管理人员招聘、行政组织基本改革、……集资、扩展计划及其实施方案的拟订等建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7卷，第1分册，第180—181页。)与上文所说熊彼特的创新概念毫无二致。
[48] 《帝国主义社会学》，《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论丛》(德文)第46卷，第1—39页，275—310页，(1919)，《同一种族环境中的社会阶级》，同上期刊，第57卷，第1—67页，(1927)。本文所引两文原文系据海因茨·诺尔登英译本《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1955年版)。以下分别标明为《社会阶级》或《帝国主义》的引文出处，都是指这同一书的页码。
[49] 熊彼特生前曾应《国际名人年鉴》之请，开列本人主要学术著作清单如次，(1)《理论国民经济学的本质和主要内容》(德文，1908年)，(2)《经济发展理论》，(德文第一版，1912；修订再版，1926；英译本，1934)，(3)《经济周期》(英文，1939)，(4)《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英文第一版。1942，修订再版，1947，增订三版，1950)，(5)和(6)就是这两篇论文。(保罗·斯威齐：《熊彼特论“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哈里斯，上引书，第119页)。
[50] 《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第101页。
[51] 《经济发展理论》，(1934年英译本)，第Ⅸ页。
[52] 熊彼特的这些观点的最明确扼要论述见于《经济周期》，(第104页)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第134页)。
[53] 《社会阶级》，第108页。
[54] 《社会阶级》，第113，160页。
[55] 同上书，第160，163页。
[56] 《社会阶级》，第114页。
[57] 其中不包括列宁。熊彼特不但当时没有接触列宁的著作，就是以后似乎也不曾寓目。
[58] 到30、40年代．他承认有“社会帝国主义”的现象，但对鲍威尔一希法亭理论仍持不调和态度。(《经济周期》，第696页：《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第51—55页。)
[59] 《帝国主义》，第25页。着重点是原文上的。
[60] 《帝国主义》，第25页．译文据《帝国主义社会学》(1919年德文本，第20页)校正。
[61] 《帝国主义》第33页。
[62] 《帝国主义》第51页。熊彼特的这些说法显然是在指桑骂槐，影射第二帝国主义。
[63] 《帝国主义》，第56—63页。
[64] 同上书，第89页。
[65] 《帝国主义》第98页。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这些话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写下的。
[66] 最好的例证是他说：“霍亨斯托芬(Hohenstaufcn)朝的日耳曼贵族形成了不止是一个阶级(Klasse)，而是两个。”(《社会阶级》，第115页。)
[67] 《社会阶级》，第153-154页。
[68]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1942年英文版，第134页。
[69] 意思是“群众性”的帝国主义，即除了一小撮上层统治人物以外，人民群众也往往有经济以外的，非理智的动机，成为对外扩张侵略或发动帝国义战争的诱导因素。所以熊彼特所谓社会帝国主义与列宁后来用这个名词的含义无关。参阅保罗·斯威齐：上引文(哈里斯编上引书，第122-123页)。
[70] 哈伯勒：上引文，哈里斯编上引书，第39，45-47页。
[71] 凡是曾从熊彼特受业过一个时期的，大概都感到这一点。上引保罗·斯威齐的悼念文章中也提到了熊彼特的这个特点(哈里斯编上引书，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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