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水草与民族: 环境史视野下的西夏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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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水草与民族: 环境史视野下的西夏畜牧业

水草与民族:环境史视野下的西夏畜牧业
作者：董立顺，侯甬坚
摘要：畜牧业作为西夏的本业，为西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畜牧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夏秋和冬春两个时段牧草的缺乏和相应的储备措施以及喂养牲畜时注意的事项值得我们关注;西夏在水源不丰富的情况下，政府和牧民通过凿井的方式进行牲畜水源的补给。西夏政府对此很重视，并对牲畜进行了合理而严格的管理。以上应对方式既有政府的法令支持，也有牧人的精心照护，但通常是在政府的监督下，牧人进行牧养。

一、引言
畜牧业作为西夏王朝的本业，为其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当代对西夏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宗教、语言、文化方面，历史地理方面也有众多研究成果。但西夏环境史方面的研究显得很薄弱，目前明确以环境史为题的研究成果有杨蕤从西夏野生动物、西夏自然环境遭破坏之表现和西夏人的环境意识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其他对我们认识西夏生态环境和农牧业发展有帮助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但主要立足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关系的单向影响进行论证研究。如汪一鸣、李并成、张维慎等学者都有相关针对性的研究。
环境史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研究的是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一种双向影响，这种理念讲求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平等性、平衡性。中国的环境史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思想、农业、城市、自然景观、疫病、灾荒、森林、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西夏处于中国西部地区，其环境史的研究就应该注重和加强。
从时空尺度上来看，西夏有它的特殊性:时间上，处于中世纪中国分裂，多个政权鼎足而立的时段。空间上，西夏地处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地理位置重要，地表景观多样，气候环境复杂。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和地域，西夏王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能够前后与宋、辽、金等对峙持续存在近两百年，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少见的，也和发达的畜牧业的支撑是分不开的。
通过以上表述，我们发现，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大环境下，西夏政府要保证畜牧业的发展，对其合理有效的管理则是必不可少的。有关西夏畜牧业管理的研究，宋德金等等学者均有相关成果。以上成果对认识西夏畜牧业的管理均有着借鉴作用，但多以传统的历史学、历史地理学研究为主。本文欲从环境史的角度，结合现有资料重新思考西夏畜牧业中的水草问题，通过多学科交叉的思路认识西夏畜牧业中的水草与人、环境之间的关系。
二、畜群·政府·牧民与草料
在这之前，先简要介绍一下西夏的自然情况。西夏地处大陆内部，多有荒漠、草原、高山，平原占地少。冬冷夏热，年温差大，降水少而集中于夏秋，四季分明，大陆性强，属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西夏恰逢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寒冷期，气温总体低于今日，且贺兰山、焉支山“冬夏降雪，炎夏不化”［1］57－59。据资料所示，西夏牧区水草条件较好，甘州“水草丰美，畜牧孳息”［2］卷11，377;焉支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可谓“水草茂美，宜畜牧”［3］卷19，955;银川平原地区“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4］卷44，947。地斤泽“善水草，便畜牧”［2］卷4，318。根据西北四季分明的特点，以上水草条件应该是相对于夏秋季而言的。同时，西夏时期气温总体虽低于今日，但还是能够保证四大牧区牲畜所需的草原覆盖面，只是季节不同，水草的丰歉不同。
首先来看牧草。牧草是畜牧业发展的命脉。对牧民来讲，“草即是肉，肉即是草”［5］111。
(一)西夏牧草的种类
从自然地理及行政区划看，西夏四大牧区属于蒙甘宁草原区［6］22;从草原类型上看，牧区主要有干草原、荒漠草原和山地草原三种类型［6］44－49。研究显示，河西牧区以山地草原为主，鄂尔多斯和兴灵牧区以干草原为主，阿拉善牧区以荒漠草原为主［7］287。
有关西夏牧草的记载很少，可见的有(萨胡)草、黑草、(恰能)草、水草(黄羊食用)、青草、苜蓿、蒲草和沙窝中生长的白蒿、蓬头等草。同时，西夏所种的麦、稻、粟等各种农作物的秸秆也是牧草的一种，据《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西夏时期种植的农作物有麦、大麦、荞麦、糜、粟、稻米和各种豆类［8］28。前三种有学者已作过解释［9］54。水草是否为现在所说的冰草，并无知晓。青草是笼统的叫法，遍布西夏山区，羊群多食之，“［魁虎］宝山……有种种青草，利羊诸畜”［1］60。苜蓿作为一种优良的牧草，自汉代从中亚引进中国［10］119，西夏也将其作为牧草使用，而且应该是苜蓿属的紫色苜蓿。白蒿和蓬头草是沙地野生植物，根系发达，枝干细小，多数带有小刺，且多被骆驼食用。从牧草种类的生物学特性看，在西夏牧区，除了土壤条件差点，其他如水分、日照、温度等方面基本上能满足禾本科类的农作物、水草和豆科类的苜蓿的生长条件。
此外，像青草、苜蓿、蒲草、白蒿、蓬头、水草等草类和农作物秸秆在今天西北地区仍有利用。对大多数牧草的生长来说，主要在夏秋和冬春两个时段差别较大。
(二)夏秋季节的牧草状况及应对措施
西夏时期牧场的牧草在夏秋两季长势较好，杂草丛生、草木葱茏，与冬春季节相比，要保证牲畜充足的牧草来源问题并不大，西夏宫廷类诗歌《月月乐诗》记载，“四月里，苜蓿开始像一幅幅紫色的绸缎波浪般摇曳;青草戴着黑发帽子，山顶上的草分不清是为山羊还是为绵羊准备的”，可见夏季草类之茂盛。除牧草外，还有农作物秸秆。故此，牧民用所收的各类禾谷的秸秆来畜养牲畜，因为“七月里，被风吹成一团的草稍开始发眼焉”，而七月又是收获的日子，“各种各样的禾谷成堆，家畜野禽都膘肥体壮”［1］15－17。诗歌的记载难免会有夸大和渲染之处，但是对于紫色苜蓿、青草、禾谷的生长和收成时间的记载却是可以参考的。由于苜蓿的传入和种植带有一定的政府行为，西夏的畜牧业又是以“国营”为主，所以这些苜蓿草很有可能是西夏政府组织牧民种植的。这些措施在今天仍然存在，像对紫花苜蓿进行规模性的人工栽培种植，农作物秸秆在作物收获之后加工成精饲料提供给牧畜等。夏秋季牧草较冬春季丰富，所以对农作物秸秆的利用在夏秋只是少量的与牧草辅助食用，主要还是解决冬春季的饲草。
普遍之中也存在着特殊，西夏也是灾害涉足的地区。倘若遇蝗灾，则很有可能草、稼俱无;若遇旱灾，牧草干枯，牲畜牧养困难，但或可另想他法。西夏天赐礼盛国庆四年(1073年)夏六月，“大旱，草木枯死，羊马无所食，监军司令(牧民)于中国边缘放牧。神宗诏六路经略司:‘严查汉蕃，无致侵窃’”［2］卷24，481。可见，若遇大旱之年，牧草干枯，监军司为了减轻牲畜的牧草短缺的压力，允许牧民将牧群赶到宋夏沿边地区寻找牧草，进行放牧，而宋方统治者对此种行为也是严查防范，以免外界入侵，因而也可说明此种在宋夏沿边放牧的行为也实属无奈之举。
所以，总体来讲，夏秋季节的牧草虽较丰裕，但是在遇到灾荒之年，牧草长势收到影响，于别处放牧或者类似于下面要说的积茭之法储存一定的牧草来抵御灾害也是必要的。
(二)冬春季节的牧草状况及应对措施
冬春两季是牧草稀少且贫乏的时期。雪灾也是这两个季节最普遍的现象，积雪覆盖了牧草的供应，减少了牲畜获得食物的机会，如果积雪过厚，牲畜甚至会吃不到雪下面的牧草。为此，对牧草的收集和储存是非常必要的。
1．牧草的征收。关牧草的征收，自古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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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原来说，唐代牲畜的草料，作物饲料和牧草并重，而且合理搭配。牧草一部分征自民间，一部分来自地方官府自行贮备的牧草，而且当时政府还专门划地组织人们种植如苜蓿类的牧草［10］82－83。宋代的官营畜牧业也比较发达，据研究显示，宋代牲畜的草料也是每年由养畜户作为赋税交纳所得［12］54－57。就少数民族政权来说，与西夏同时期的辽民族和以后的蒙古民族都是典型的“随牧草迁徙”的游牧民族，对草场的利用基本上采用带有季节性、迁徙性的游牧，也有定居性质的放牧，但牧草一般是自行采集，附带精饲料的畜养［13］18－21。虽如此，也不排除有部落上层管理者征草的可能。
以上政权均如此，西夏更不例外。为了保证牧草的充足和持续供应，西夏政府也通过法律的形式进行牧草的收集和存储。法律规定:“一租户家主自己所属地上冬草、条椽等以外，一顷五十亩一块地，麦草七捆、粟草三十捆、捆绳四尺五寸，捆袋内以麦糠三斛入其中。……各自依地租法当交官之所需处，当入于三司库。”［14］卷15，490即每一租户家除自己所需草之外，每1顷50亩为一块地，相应征收的麦草7捆、粟草30捆等作物秸秆和每个捆袋内加入麦糠三斛，一并入库存储。其中的“椽”，《宋本广韵》解释为:“椽，屋桷也”［15］卷2，67。即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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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建筑的一部分构件。如此说来，条椽很有可能就是西夏用于搭建房子或者棚类建筑物所用之物，起到支撑固定作用。麦糠，也称麦麸，农家一般用于喂养牲畜，所以麦糠应
该是作为牲畜饲料的加工原料而征收的。
另有一黑水城出土租税文书表明黑水城地区每户每亩应纳草一捆［16］101，说明在边远地区也有征收草的行为，更加突出草对畜牧业的重要性。从畜牧学上讲，西夏农作物秸秆里，禾本科植物粟的秸秆营养价值最高，其次是麦、大麦、稻草等［17］49。
同时规定:“一诸租户家主除冬草篷子、夏蒡等以外，其余种种草一律一亩当纳五尺捆一捆，十五亩四尺揹之蒲苇、柳条、萝萝等一律当纳一捆。”［14］卷15，503即每租户家除冬草篷子、夏蒡等草以外，其余的诸种草皆按相应的标准纳草，即一亩一捆长五尺，十五亩也纳一捆，但长四尺且杂以蒲苇、柳条、萝萝等。像蒲苇、柳条、萝萝则可能用做牲畜饲料的原料。所有的草(或称租傭草)均存于“草库局”，草库局，即管理各种草料存储的机构。这样一来，西夏冬春两季牲畜的草料不至于太过于紧张，或可维持到来年夏季牧草茂盛之时。
2．牧民的应对方式。除了政府的征收，牧民们也在本能的储存牧草。《西夏谚语》中有“牧人睡，草堆摧”［9］21的记载，可能意在暗示牧人要及时在秋季储存牧草，即牧人若想要使牧草堆堆的高，堆的大，想要牲畜在年底和来年春有足够的牧草可食，那就不能继续睡觉偷懒，否则就无更多更充足的牧草储备。
西夏牧民们通常在冬季来临之前收割牧草，使其风干(阴干)成为干草，并加以储存，使草的营养保留下来，以备冬春两季牲畜可以正常食用。从畜牧学上讲，干草指青草经过自然干燥或人工干燥而成，制备良好的干草仍然保持青绿色，故也叫青干草［17］49。
有关北方冬季牧草的储存方法，典型的为“积茭”法。李并成先生根据敦煌出土汉简研究得知，这种方法在汉代就已使用于河西地区［18］150－152。后在贾思勰《齐民要术·养羊篇》也有记载，因为所记内容属北方地区，牧养具有一定的相似度，可作为佐证帮助理解:
“积茭之法:于高燥之处竖桑棘木，作两围栅，各五六步许，积茭著栏中，高一丈依无嫌，任羊绕栅抽食，竟日通夜，口常不住，终绕过冬，无不肥充。若不作栅，假有干束茭，掷与十口羊，亦不得饱，群羊践蹑而已，不得一茎入口。”［19］卷6，124－125
资料所记的“茭”，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为:“茭，干草也，谓人收茭及牧畜于中也”［20］246－512。《大广益会玉篇》解释为:“茭，草，可供牛马”［21］67。由此可知，“茭”为草或干草之意，积茭即积累、储存草之意。古代积茭法，是一种露天储存牧草的方法，谢成侠解释其作用是为了保存过冬的青干草而采用的一种有围栏的草垛，兼供刍架之用［22］125。据上述记载，其法可能是在地形较高且干燥之处竖相当于柱子的棘木，作两层围栏，围栏之间相隔五六步许，然后将牧草搭凉在上面储存，高一丈都不碍事。任由羊围在栏杆外食草，牧草足能保持冬季所用，羊也随之肥。如无围栏，则草任由羊食用，还伴随着践踏牧草，
无法很好地采食，这样可能使羊或因牧草不够而无法正常越冬，或因牧草被践踏而不食用，足见围栏的重要。《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校颂徳碑》也记载，在陇右地区也使用蓄“茭”草的方法来储存牧草，以便牲畜过冬，“莳茼麦、苜蓿一千九百顷，以茭蓄御冬”［23］71。由上可知，积茭之法效果甚佳，既可以使羊在栏杆外任意采食，提高对牧草最大限度的利用，以免浪费，也可使羊顺利地度过冬春两季，有两全其美之效。此外，如若碰到之前所提及的大旱、大灾之年，此种方法似乎也可以为牲畜救灾时所用，达到对牧草利用的最大化。
更有趣的是，为使牧草在野外牧牛区安全地储存，牧民采用将牧草装入牛皮的方式，将其“放在滩中牛不嗅”［9］19。据笔者所历，现在西北地区仍有类似现象存在，这是利用了牲畜马、牛、羊等食草动物不会食用同类的生活习性，牛皮上有同类的气味，故“放在滩中牛不嗅”。这种方式在一年四季都实用。
三、畜群·政府·牧民与水
一年之中，河流水首先是牲畜水源的重要来源之一，虽然河流水量会受季节性的影响，但其地位不可取代。文献记载，西夏在河水周围修复和新建了许多水利工程，以供农牧所需，如宁夏地区的唐徕渠、汉延渠，《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所记的新渠、诸大渠等等。同时，分布在西夏境内的一些泉水也为人和牲畜提供必要的生活水源。《西夏谚语》记载，“泉水薄，饮不尽”［9］25，说明在有泉水分布区，虽水浅量小，但饮不尽，侧面反映了这些泉水也受地下水的补给。
另一个应对牲畜日常饮水的很重要的措施是凿井，即加强对地下水的利用，因为在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的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有效利用地下水是解决牲畜饮水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西夏文本《碎金》提到“泉源兽奔绕，渠井牲畜饮”［24］15，即通过开凿水井对牲畜进行所需水分的补给。通常，井中之水的主要补给方式是雨水和地下水，但后者占主导。从科学的角度看，牲畜饮用井水会涉及地下水水质的因素，也就是说，当时西夏四大牧区的地下水水质是否可以保证牲畜的正常饮用，这在不考虑气候、地形、人为破坏等因素的前提下可以从现在的相关研究中作一简单的推测。
一个地区地下水水质的优劣主要取决于水的矿化度，即地下水中所含离子、分子与化合物的总量，用一升水(L)中含有各种盐分总数的多少(g)来表示。从相关水文地质图上(中国地质科学院网站)获悉，西夏四大牧区的地下水矿化度值整体上都处在小于1g/L和1g～3g/L两个范围内，只有兴灵零星地区和阿拉善少许地区的地下水矿化度有超过3g/L。
从以上数据可见，四大牧区地下水的矿化度普遍较低，个中原因可能是牧区在河流、常年性冰雪融水、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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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的补给作用下，虽属内陆干旱半干旱地区，但蒸发量比周边沙漠地区稍低，与周边相比地下水较充足，再加上以上数据显示的这些牧场大部分地区地下水水质总体较好，而且在古代凿井技术限制的条件下，人们饮用地下水的水质层一般位于潜水区(除非某些地区直接是承压水层)。同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下水质量标(GBT14848—1993)分类显示，Ⅰ、Ⅱ、Ⅲ类水所含的各种矿物质总量都在之前所述西夏四大牧区的地下水矿化度区间———小于1g/L和1g～3g/L范围内［25］。这对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此大致可推断出，西夏时期四大牧区的地下水可以满足牲畜的正常饮用。
即便有较丰裕的地下水可以利用，也得有合理有效的利用方式，这样才能做到既合理利用水源，又保证牲畜的正常饮用。西夏政府和牧民主要是通过凿井的方式达到对地下水的利用，因为在牧区，不论是游牧民，还是半定居的牧民，水井是牲畜水源很重要的来源。
《西夏谚语》说:“凿井草中畜不渴。”陈炳应先生对此解释为:水和草不应太远，水井最好凿于草原中［9］59。笔者赞同此观点，足见水对牧畜的重要性。相应的，牧民也会采用在畜廐里放置水，让牧畜饮用的方法，“廐，此者，牲畜饮水处，食草处，廐之谓也”［26］549。有关牲畜开凿水井的事宜，西夏政府也通过法律进行了政策上的支持，对修造水井作了严格的规定。凿井者是牧人，至于人数多少，有“一牧人”、“诸人”的记载，说明或由一人(一户)单独打井，或多人(多户)合作打井。《盛改旧新定律令·臣僚》也有关于“井匠”的记载，这说明除了牧人一人或多人打井外，政府还设有专门负责打井的“井匠”［14］卷5，224，使得凿井工作具有一定的规模性。规模性的凿井可以使水井在西夏牧场地区广泛地分布，这样一来，也可以保证牧民在短距离迁徙中，牲畜的饮水问题。
同时，水井要建在不妨碍牲畜正常生存的地方，且要保证水井的安全和水的质量，以免对牲畜正常饮水中造成隐患。如若有不合规定的，或可能出现不便牲畜饮水、水井与牲畜饮水范围距离或远或近、诸人在方便凿井处凿井而牧人又进行阻拦(或政府提倡在不妨碍牲畜饮水的地方凿井，但遭到牧人阻拦)等问题时，将给予相应的惩罚。法律规定:“一牧人当依前律令修造水井，倘若水井劣时，断十三杖。又官地方水源泉有诸人凿井者，则于不妨害官畜处可凿井。若于妨害处凿井及于不妨害处凿井而牧人护之等，一律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14］卷19，598－599法律中的“十三杖”是针对一般平民而言。据研究，对庶人(牧人)的“杖刑”是有等级的，“犯人受七八杖，是最低刑;徒三个月以上至两年，杖十三;徒三年以上至四年，杖十五;徒五年以上至六年，杖十七;徒八年以上至无期，杖二十”［27］54，由此可知，杖刑只是正式服刑之前的一个小小的仪式而已，十三杖对庶人来说是二级刑罚。单从这一点，也能部分显示出西夏对牲畜的重视程度。此外，在冬天，下雪后，融化缓慢，因而牲畜也可通过舔雪的方式来补充体内的水分。
总之，以上除河渠水、泉水外，在政府的条令之下，西夏牧民建厩棚给牲畜饮水、政府发动牧民凿井解决饮水问题，并通过法律对此作出了规定和警示等等一系列措施，不但合理有效地利用了西夏牧区的水资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解决了西夏牲畜的日常饮水问题，保证了牲畜的正常生活。
要之，也正如上所述:西夏政府和牧民在牧草和饮水方面的不懈努力，才使得西夏牲畜的繁殖率和死亡率基本保持稳定。据西夏传世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记载:“百大母骆驼一年内三十仔，……百大母马一年五十仔。百大母牛一年内六十犊。百大母羖一年内六十羔羊。犛牛……为十牛五犊”［14］卷19，576。这是西夏法令关于西夏每年骆驼、马、牛、羊四种牲畜的繁殖成活幼畜数的记录。西夏牲畜的交配时间在八月间，“八月后始放羊、牛马鸣配、孕驹(结果)”［1］52。由此可推算出，西夏牲畜一年内繁殖时间集中于来年春季。在不考虑其他损失的条件下，简单的计算一下就可知，这五种牲畜每一百头成年母畜一年的繁殖成活率分别为30%、50%、60%、60%、50%。而且其成活率，一般都保持在“十中减一死”［14］卷19，575，若以100为标准，则死亡率为10%。这种繁殖成活率在古代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死亡率相对来说也是很低的。这不正是政府和牧民在牧草和饮水方面努力的结果吗。
四、结论
以上是对西夏畜牧业中经常出现的牧草和水源方面的一些问题展开的探讨。西夏政府和牧民采用储存牧草和利用农作物秸秆的方式，使牧草和农作物秸秆结合使用，以解决冬春季或者发生灾害时的草料缺乏问题;同时，西夏水源不丰富，政府通过法律手段(也有牧民单独打井)促使牧民通过凿井进行牲畜水源的补给，为保证西夏畜牧业的长期发展提供了保障。同时，不论与西夏同时期的契丹族、女真族，还是之后像蒙古这样典型的游牧民族，在牧草方面，主要实行三季(春秋、冬、夏)或四季牧场的不同季节的迁移和转场，让牧场暂时休整来解决，在这点上，西夏的牧场条件却比较逊色;在饮水方面，若缺水时，除了河流、泉水外，也主要采用打井的方式解决缺水问题［8］795－811;［23］28－31。这也是北方草原民族的共性的一种反映。西夏畜牧业中的这些问题，在今天仍有发生，同样说明了环境因素仍在起作用。
总体来看，西夏的自然环境对畜牧业的影响较大。四季分明，降水集中于夏秋的特点使得水草出现夏秋和冬春的不均衡，导致两个时段牲畜的水草来源出现问题，这就使得西夏政府和牧民为了保证牲畜的正常生活而提前征收和储存牧草。除河流、泉水等天然水之外，凿井利用地下水来解决问题。尤其在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时，也会显得牧草的存储和凿井的重要性。反过来，西夏畜牧业也会对当地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牧场的承载力问题，据李新贵研究，以羊为标准，西夏四大牧场(河西、阿拉善、兴灵和鄂尔多斯)的载畜量分别为12只/亩、60只/亩、42只/亩、22只/亩［29］。一般而言，干草草原10～20亩一只羊，荒漠草原50～70亩一只羊［6］106。因此，在西夏牧场以干草和荒漠草原为主的条件下，这样的载畜量对于西夏牧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在水草缺乏时，存储牧草和解决饮水就成了必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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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转载于中国生态环境史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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