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边-清、民国时期靖边县城选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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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民国时期靖边县城选址研究

清、民国时期靖边县城选址研究
成一农
当前关于中国古代城市选址①的研究，多从城址所在的自然环境(其中包括宏观环境和微观地貌)、交通路线、经济条件、政治环境以及其它历史人文环境(如国都的转移)等方面入手。这种研究方法注意的是城市选址的宏观原因和客观因素，虽然这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忽视了以下几个问题：
1、城市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其选址是由人进行的。对同一城市的选址，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阶层，甚至不同的个人，都会有着各自的观点。上述研究方法，忽略了人对城市选址认识的多样性。
2、人，而且是古人，对城市选址的认识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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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另一方面对制约城市选址的各种因素，也很难进行全面、正确、客观的认识(这一点即使现代人也难以做到)，因此古人对城址的选择，很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甚至可能是错误的。以往这方面的研究，从逻辑上来看，属于以果推因，即在既定事实的情况下，来推断原因。这种研究思路，显然默认被研究的城市选址是合理的，甚至是最佳选址，并以此为基础，选择能表现城市选址合理性的材料来论述城市选址问题，而忽略了古代城市选址中存在的“非合理性”和“错误”。
3、城址的选择，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也必定存在大量繁琐的讨论以及争论。上述研究思路，偏重于宏观和客观因素的归纳，而忽略了对选址过程的分析。
当然，出现上述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材料的限制。中国古代文献中对城市选址的记载，基本上都是对最终结果以及城址所在“形胜”的描述，强调的是城址所在的有利条件，这在客观上很容易误导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城市的选址都是合理的。当然，古代文献中也存在一些对城市选址“错误”的论述，但其中绝大多数记述的是已经废弃的城址，针对当前城址的则较少。另外，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很少见到对城市选址的讨论，即使存在相关的记载，也极为简略，这在客观上妨碍了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深入研究。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选择清代和民国时期靖边县城的选址作为研究对象，来说明当前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拓宽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视角。之所以选择靖边县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1、靖边县设立于雍正八年(1730年)，县治选在靖边营(又称新城堡，即今新城乡)。此后两度迁移，第一次是在同治九年(1870年)回民起义之后，县城迁到镇靖堡(即今镇靖乡)；第二次是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迁到张家畔(即今县城)。靖边县城址迁移的复杂性，使得深入探讨问题成为可能。
2、与其它中国古代城市类似，关于靖边县城址选择和迁移的直接资料不算丰富，但地方志、正史中的很多旁证材料，使得我们可以对这一问题进行多侧面的分析。
关于清代和民国靖边县城的选址和迁移，前人已经进行过一些研究，其中最为细致的当属李大海《明清民国时期靖边县域城镇体系发展演变与县治迁徙》一文②。该文在“清末民国时期靖边县治迁移的原因”一节中认为同治时期的迁治，其原因是当时通商大路已经是在镇靖，而不在新城堡，“可见，县域经济中心城镇的空间转移是此次迁治的内部原因之一，将县治迁至镇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县域政治、经济中心的再度统一”，“回民起义只是造成县城改治的促发因素”③；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的迁治，“学界看法较为统一，即认为是县境内主要交通道路的改变导致张家畔代替了镇靖城成为了通商大路的必经之地，以及张家畔一带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促使县治的再一次变化，这是有一定道理的”④。按照以往的研究思路，上述结论基本上清晰地解释了靖边县城的两次迁徙，但实际上这种分析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用一些宏观因素代替了对历史事实的分析，并且由于默认每次迁移之后的城址都是最合理的，因而忽略了城址选择中的多种可能性。当然，本文并无丝毫贬低前人研究成果之意，在这里举出这篇论文，只是作为对比，说明以往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目的在于拓宽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思路。下面即以靖边县为例展开分析。
一　雍正八年(1730年)靖边设县时县城的选址
靖边县设治于雍正八年(1730年)⑤，《清实录》对此的记载是：
壬午，吏部等衙门议覆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设立边方郡县事宜：一、陕西延安府属榆林、靖边、神木三厅，管辖沿边三十堡。除神木同知所辖东十堡，已改归州县管辖外，其榆林同知所管中十堡，靖边同知所管西十堡，现今夷汉杂居，必须大员弹压，请于榆林地方设知府一员、照磨一员，即将榆林同靖边经历、定边县丞各改为州县，怀远堡亦改设知县，四县俱添设典史一员……一、榆林添设府县，足资分理。原设之榆林、靖边同知，及波罗州同，威武、镇靖巡检、榆林广育仓大使各缺均请裁汰，惟留神木同知一员，以司粮捕……从之⑥。
这段文字中对设府县的原因记载为“现今夷汉杂居，必须大员弹压”，但对靖边县治的选择并没有太多说明。在雍正八年(1730年)设县之前，雍正二年(1724年)曾在靖边设靖边厅，《清实录》中对此的记载是：
吏部议覆川陕总督年羹尧等疏言：延安府属三十营堡，绵亘千余里，除神木厅所辖东路黄甫川等十营堡，应照旧分管外……至靖边厅所辖西路十堡，惟靖边所与定边为扼要重地。而定边离盐场堡二十里，盐贩由此出入，应设专员巡缉。查定边东有砖井堡，西有盐场、宜川，邑非繁剧，应将宜川县县丞，移驻定边，为分驻定边县丞，兼管砖井、盐场二堡。且盐场堡原系延属地，旧设管理盐务之宁州州同，及盐场大使，俱系庆阳府属宁州管辖，以致呼应不灵。应将州同掣回宁州，盐务改归靖边厅，就近经管，而令定边县丞稽查私贩。其盐场大使，亦归靖边厅管辖。又靖边东为镇罗堡，西为宁塞堡，靖边事繁民众，今靖边厅千总既裁，请将延安府经历司移驻靖边，兼管镇罗、宁塞二堡。再镇靖一堡，路当孔道，应添设巡检司一员，为镇靖巡检司，兼管龙州一堡，将榆林驿丞事务，裁归城堡厅兼管。其安边、柳树涧二堡，幅员辽阔，必得弹压之员，应将宁州州同改为绥德州州同，移驻安边，兼管柳树涧堡，为分驻安边州同，归延安管辖。均应如所请。从之⑦。
从这段论述来看，靖边厅所在的靖边所为西路“扼要重地”，由此似乎能解释为什么靖边厅以及后来的靖边县将治所选在靖边所(当然靖边厅、靖边县也由此得名)。但问题在于靖边所为什么是“扼要重地”？这一点在上述两条材料中都没有提到。由于雍正时期靖边县县治的选择再无其它材料，因此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明代在这一地区的建置沿革，由此再分析雍正时期靖边县的选址问题。明代在这一地区主要存在三套管理体制，即：卫所体系、镇戍制体系和地方行政体系，下面分别进行论述。
1.卫所体系
就卫所体系而言，这一地区在明代属于榆林卫管辖，榆林卫之下设有堡、营，其中清雍正八年(1730年)靖边县县治所在为靖边营，同治九年(1870年)迁县后的县治为镇靖堡。不过，明代中后期曾在靖边营设过靖边所和靖边卫。《明穆宗实录》卷4“(隆庆元年二月)兵部覆总督陕西三边侍郎霍冀陈经略延绥五事：……一、请建延安靖边守御千户所于靖边营，设掌印、巡捕、千户各一员，吏目一员，管理所事。其各堡领解军马钱粮悉凭印出纳……从之”⑧；卷6“(隆庆元年三月)铸给延安卫靖边守御千户所印”⑨。可见隆庆元年(1567年)设立了隶属于延安卫的靖边所。万历《大明会典》中并没有记载靖边卫或靖边千户所，因此可以推测靖边所裁撤于万历初期。又《明神宗实录》卷426载“(万历三十四年十月)己未……延绥靖边卫守备苗守荣为甘肃洪水堡游击”⑩，由此来看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之前设立了靖边卫。
虽然明代中后期在靖边营设立过靖边所和靖边卫，但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2.镇戍制体系
在镇戍制系统中，靖边属延绥镇管辖，万历《大明会典》载：“延绥：镇守一员，镇西将军总兵官，旧设，驻镇城，协守一员；定边副总兵，定边营，又有游击、守备、都司三员。嘉靖四十一年裁革游击都司，添设总兵，分守安定、镇靖等处，提调大墙及墙口等处。所属参将守备，共四员，分守六员：分守孤山参将……东路右参将，旧设，驻神木堡……西路参将，旧驻旧安边营。成化间，移新安边营。嘉靖二十一年，复驻旧安边营。中路参将，嘉靖四十三年添设，驻镇靖堡，所属靖边营守备。分守清平参将，旧系守备，四十五年，改设游击将军，万历四年改设。榆林保宁参将，万历四年添设，分守鱼河、归德、波罗、响水、保宁、常乐、双山、镇川八堡……守备十一员……宁塞营，嘉靖四十三年添设；靖边营，万历元年添设……砖井堡……怀远堡、柳树涧，以上二员，万历十三年添设”(11)。从上述描述来看，无论是西侧的定边营、旧安边营，还是东侧的镇靖堡，在镇戍体系中的地位都要高于靖边营，靖边营只与附近的宁塞营、砖井堡、柳树涧的地位相当。当然这只是万历时期的制度，不过在此之前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张雨《边政考》记“新安边营，驻劄分守西路参将一员……定边营，驻劄守备一员……把总指挥一十二员，一驻龙州、一驻镇靖、一驻靖边、一驻宁塞、一驻把都河、一驻永济、一驻旧安边、一驻新兴、一驻石涝池、一驻三山、一驻饶阳、一驻盐场”(12)，《边政考》成书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因此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之前，靖边营的地位低于新安边营和定边营，而与周围大部分堡寨相当。此后，嘉靖年间在镇靖设守备，管理靖边、龙州、镇靖3堡(13)。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在镇靖堡设中路参将后，原来的守备移驻宁塞营(14)。可以看出，嘉靖年间在周围营、堡地位上升的时候，靖边营在镇戍制度中的地位并没有提高。
这一地区的营、堡在镇戍制体系中的地位，与其在当时实际军事防御中的作用密布可分。如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六月在镇靖堡设立中路参将的理由就是“镇靖堡乃延安门户”(15)。《边政考》中记载了当时蒙古由镇靖堡侵入的路线“一路自麻黄梁、平坡等墩空入，犯本堡临境神木屯寨、笔架城、灰村涧、雾柳庄、马莲要岘、塞门川、龙安寨、安塞县、延安止”(16)。又天启元年(1621年)十二月，左都御史张问达等疏言：“……二、据要害，以扼虏冲。府城百八十里，有芦关岭，东西两山峡峙，深沟万仞，中止羊肠小道，不能容并马。虏自镇靖出口，必由此经安塞薄府城……”(17)。镇靖通往延安的交通线至少一直延用到了明末。可见，位于通往延安的咽喉要路是镇靖堡设立中路参将的主要原因。
与此相对的是，靖边营在明代延绥镇西部军事防御体系中的实际作用并不重要。成化八年(1472年)三月“吏部右侍郎叶盛奏：臣与总督军务右都御史王越等议……今拟于东路清水、孤山、镇羌、柏林，中路平夷、怀远、威武，西路清平、龙州、镇靖、靖边十一堡，各拨骑兵一千守之；东路神木县、高家堡，西路安边营各拨骑兵三千守之；中路双山、波罗，西路宁塞、定边各拨骑兵二千守之；中路榆林城拨骑兵五千守之”(18)。从上述兵力分配来看，榆林以西，在军事防御上较为重要的就是宁塞营、定边营和安边营。定边营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如后文所述，万历十九年(1591年)甚至规定，在夏秋时靖边道要移驻定边以备边，春冬时才还驻靖边营(19)，由此也可以理解定边设守备，安边设参将的原因。不过定边(包括安边)在清代单独设县，与本文的主题关系不大，因此不做过多的分析。
此外，《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五月载“庚寅，兵部题覆各镇疏：陕西三边，东起榆林，西尽嘉峪，南抵洮河，北至贺兰，延袤四千余里，套酋卜失兔等无日不思报复，无岁不图劫掠，盖忿水泉之败，明安之诛，观衅乘暇，已非一日。宜分布官军于定边、砖井、旧安边、柳树涧、宁塞、镇靖等处，以遏虏之大举……一议总兵，延镇总兵移驻镇靖……”(20)。这里提到了西路所辖的六个城堡(定边、砖井、旧安边、柳树涧、宁塞、镇靖)，而且还提议延绥总兵驻镇靖，但却没有提及靖边营。在《边政考》中是这样记载蒙古族在靖边营的入侵路线的“一路自红柳河口等墩空入犯本营临境芍药梁、巡检司、保安县、石楼台、靖边寨、洛河”(21)，基本上局限于靖边营附近，影响范围有限。万历十九年(1591年)规定夏秋防虏时靖边道移驻定边，春冬时才还驻靖边营，也说明靖边营在军事防御上并没有太高的价值。
总体来看，明代，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由于靖边并不位于交通要道，蒙古族入侵的威胁不大，因此在实际担负防御职责的镇戍制体系中，靖边的地位较低。
3.行政体系
根据康熙《延绥镇志》的记载，明代延绥镇分为东、中、西3路，即神木道(东路兵备道)、榆林道(中路兵备道)、靖边道(西路兵备道)(22)，其中靖边兵备道的辖区为“起龙州抵盐场十五营堡，为西路靖边道，领保安、安定、安塞三县”(23)。其卷3“官师志·文职”记载靖边兵备道设置于天顺时期(24)，其后所列靖边道历任官员始于成化年间。
但检阅《明实录》，在万历之前，没有“靖边兵备道”一词，对应的是“靖边营管粮佥事”或者“按察司佥事延绥靖边营管粮者”(25)，最早出现于弘治六年(1493年)。明代，按察司佥事出任的，一般为分巡、守备等道。从“靖边营管粮佥事”或者“按察司佥事延绥靖边营管粮者”来看，显然并不是分巡道或守备道，从“管粮者”这一称呼来看，职能也与兵备道不完全相符，其正式名称按照《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三月的记载来看，应是靖边管粮道(26)。
由“管粮道”这一官职来看，其最初的职能当与管理粮草有关，设立时间最晚也应在弘治六年(1493年)，此后靖边管粮道的职能逐渐扩展。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兼理分巡的职责，《明世宗实录》载“(嘉靖三十七年三月)诏以陕西河西道所辖绥、葭二州，神木、吴堡、米脂、清涧、府谷五县改属榆林管粮道；保安、安定、安塞三县，属靖边管粮道，各令就近兼理分巡，事从巡抚殷学议也”(27)。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又增加了防边的职责，《明世宗实录》载“(嘉靖三十八年八月)总督陕西三边侍郎魏谦吉言：往年防秋分委闲住将官提调摆边，非惟无益，反滋奸弊，必须综理得人，方克有济。议将本镇边墙，分为三段，委布、按二司官经管，将镇靖堡新平坡墩起，至定南闇门十二墩止，属之驻劄靖边营管粮佥事；定南闇门十二墩起，至兴字十三镇止，属之驻劄花马池布政司官……兵部议覆，报可”(28)。
靖边管粮道改为靖边兵备道应是在万历时期，根据《明实录》的资料来看，万历之前只有靖边管粮道或者管粮佥事的记载，而没有靖边兵备道的记载，在万历之后则只有靖边兵备道的记载，而再无靖边管粮道或者管粮佥事的记载。由此可以推测，大致在万历时期靖边管粮道改为靖边兵备道，任职的官员则从按察司佥事改为布政使参政或者参议(29)，根据杨武泉的研究由布政使参政或参议出任兵备道的情况在明代并不是特例(30)。靖边管粮道的职能逐渐偏向于边防以及嘉靖之后陕北边防的日渐重要，可能是促使其由管粮道改为兵备道的主要原因。
靖边道(在此指靖边管粮道和靖边兵备道)的管辖区域，在不同时期存在着变化。
《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七年三月)诏以陕西河西道所辖绥、葭二州，神木、吴堡、米脂、清涧、府谷五县改属榆林管粮道；保安、安定、安塞3县，属靖边管粮道，各令就近兼理分巡，事从巡抚殷学议也”(31)。由这条资料来看，嘉靖时期，靖边管粮道辖保安、安定、安塞三县。《明世宗实录》卷475“(嘉靖三十八年八月)总督陕西三边侍郎魏谦吉言：……议将本镇边墙，分为三段，委布、按二司官经管，将镇靖堡新平坡墩起，至定南闇门十二墩止，属之驻劄靖边营管粮佥事……兵部议覆，报可”(32)。其中镇靖堡新平坡墩位于镇靖堡以东(33)；定南闇门十二墩，按张雨《边政考》“榆林图”在定边营右侧标有“暗门”，在暗门之左，定边营之右，标有“定南墩凡四十四”，从现代地图上来看，定边营附近的长城为南北走向，因此可以认为定南闇门十二墩位于定边营以南，并不包括定边营在内，由此来看其管辖范围大致是从镇靖堡至定边营以东。从上述两条材料来看，这一时期靖边道的管辖范围比康熙《延绥镇志》的记载稍小。
到了隆庆时期，靖边道的辖区发生了变化。《明穆宗实录》卷18：“(隆庆二年三月)兵部覆总督陕西侍郎王崇古条言边事……其宁夏东路自黄河东至花马池后卫三百余里，虽有通判分理钱粮盐法，而宁夏兵粮道亦远在镇城。且花马池、定边二营居延宁之中，军费浩大，仰于大小二池盐利，虽已命河西道参议辖之，而本道分管延、庆二府难以遥制，以故盐利岁减。宜专设定边兵备盐法副使一人，令驻定边营，与副总兵、花马池参将相表里。东起延绥西路旧安边，西至宁夏萌城，听其经理，专管大小二池盐法，及修饬边事……上命如议行”(34)。由此，原来靖边道所辖的旧安边营以西地区，划由定边兵备盐法副使管辖。《明神宗实录》卷108“(万历九年正月)乙亥，总督陕西右都御史郜光先奏称：定边道地属两镇，事多掣肘，相应裁革。所遗边墙、城堡、盐法事务，属延镇者归并靖边，属宁镇者归并宁夏各管理。部议从之”(35)。由此可以推断，定边兵备盐法副使设立之后不久，曾设立过定边道。同时，根据“属延镇者归并靖边”来看，定边道裁革之后，靖边道的辖区恢复如初，甚至有可能包括定边在内。
万历《明会典》所记载的靖边道的辖区“东至延绥西路旧安边起，西至宁夏萌城”(36)，与原来定边兵备盐法副使即定边兵备道的辖区是一致的，但其以靖边兵备为名显得有些突兀(37)。同书记载的靖边兵备道以东榆林兵备道的辖区为“榆林兵备一员，管理榆林中路，兼分巡双山、常乐、镇城、保宁、响水、波罗等堡，并榆林二卫，绥德、米脂、清涧三州县，并清平、威武、怀远三堡边墙”(38)。由此来看，在榆林兵备道与靖边兵备道之间似乎出现了一段包括靖边营在内的空白地区。即使万历《明会典》记载的靖边道的辖区是正确的，但这种情况存在的时间也不长，《明神宗实录》卷之243“(万历十九年十二月)兵部覆阅视延绥王世扬条陈边务：一议道驻以重弹压，该镇惟定边营最冲，宜令兵道于夏秋则驻定边，以振威武；春冬则还驻靖边，以理庶务”(39)。从其叙述来看，该文中的“道”指的显然是靖边兵备道，其驻地“夏秋则驻定边，以振威武；春冬则还驻靖边，以理庶务”，那么可以认为至少在万历十九年靖边兵备道的辖区已经包括了定边营和靖边营，其辖区大致恢复如初。从史料来看，此后其辖区再无大的变化，康熙《延绥镇志》所记“起龙州抵盐场十五营堡，为西路靖边道，领保安、安定、安塞三县”(40)，应是万历十九年(1591年)之后的状态。
靖边道的驻地，从上文所引《明世宗实录》卷475所记“属之驻劄靖边营管粮佥事”来看，靖边管粮道当驻靖边营。定边道设立之时，靖边道驻地也当无变化。虽然万历《明会典》载靖边兵备道驻定边，但时间不长。靖边道辖区恢复之后，“兵道于夏秋则驻定边，以振威武；春冬则还驻靖边，以理庶务”应为此后的常态，而且在制度上靖边道当驻靖边营。
因此，在明代的行政体系中，靖边营在这一地区中是最高的，其间虽偶尔有所变化，但基本上都是靖边道的驻地。
4.对雍正八年(1730年)靖边设县时县城选址的分析
首先，对比靖边营在上述三种体制中的地位：
在行政体系中，靖边营为靖边道的驻地，在后来靖边县的辖区中是最高的(41)。
在卫所体系中，靖边营虽曾设过靖边所和靖边卫，在这一地区中也是较高的，但时间较短。而且明代中期之后，卫所的职能愈发偏向于军事管理，在边境地区其主要职责往往在于屯田，同时靖边卫为实土卫所，兼有民政之责，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靖边卫的职能似乎应更偏重于屯田和日常的行政事务。
在镇戍制体系中，靖边营在明代最高只设过守备，在这一地区中是较低的。
总体来看，明代靖边营在负责日常事务的行政体系和卫所制度中的地位都是较高的，在实际负责军事防御的镇戍制中地位较低。
以此为基础，再陈述一下靖边营在清初的变化。清初设靖边所，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清初继承了明代的卫所制度，但其职责主要在于屯田，基本上不带有军事性质(42)。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二月，罢靖边道(43)，同时明代的镇戍制度在清初经行了调整，各地的参将被裁撤，但靖边营守备升为靖边所游击，地位有所提高(44)。雍正二年(1724年)改设靖边厅，其辖区与明代靖边道类似，显然受到明代靖边道的影响，驻地依然是靖边营。雍正八年(1730年)，裁厅设县，县治继承厅治，仍设在靖边营。通过上述一系列变化来看，清代靖边县的选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明代偏重于行政职能的靖边卫和靖边道治所的影响，基本上没有受到镇戍制的影响。表面上来看，设县必定以理民为首要，因此一脉相承于行政体系的靖边道以及偏重于行政事务的靖边所(卫)也是理所应当。不过靖边道、靖边卫与靖边县虽然同样偏重于行政职能，但三者之间毕竟并不相同，这种貌似平滑的过渡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释靖边县选址的合理性。为了阐述这一问题，这里还有必要分析一下靖边道和靖边所(卫)的选址。
靖边道驻地选择在靖边营的原因，史无明文。但从其功能入手，似乎能看到一些端倪。靖边兵备道最初是靖边管粮道，从名称来看，管粮道当与管理粮草有一定的关系。事实上也是如此，《边政考》中记载了延绥镇各堡的储粮情况。其中在靖边道所属的各堡中，靖边营储粮最多，即“粮料一万九千二百六十七石”。在剩下的各堡寨中，储粮最多的定边营和把都河堡分别只有“五千八百石”(45)，远远低于靖边营的储粮数量。且明朝在隆庆初曾设通判，管理粮储，其驻地也是靖边营(46)，这进一步说明靖边在明代主要为粮储之地。虽然，万历时期靖边管粮道改为靖边兵备道，但其职能中依然包括仓场、屯田。而且从“夏秋则驻定边，以振威武；春冬则还驻靖边，以理庶务”来看，发挥其“兵备”的职责主要是在定边，履行其包括粮储在内的庶务应该是在靖边。那么为什么明代将靖边营设立为粮储之地呢？资料并无明确记载。但从常理来看，储粮之地，最为重要的就是安全。从上文分析来看，明代靖边营在靖边道辖区内并不是重要的军事要地，此外从现代地图上看，明长城在陕西北部基本沿黄土高原北侧修建，受到黄土高原北缘走势的影响，明长城在这一段的走势向内凹进，靖边恰好位于凹陷部分的顶点。从军事角度考虑，向凹陷地带进攻，一方面要遭到来自3个方向的攻击，另一方面也容易被截断退路，因此这一地带在军事上是较为安全的。另外，就各城与边墙的距离而言，靖边县北至边墙五里(47)；旧安边堡北至大边1里；砖井堡北至大边1里；柳树涧堡北至大边1里；宁塞堡北至大边2里；镇靖堡北至大边2里；镇罗堡北至大边0.5里；龙州堡北至大边5里(48)，显然靖边是距离长城最远的，这进一步提升了靖边作为粮储基地的安全性。从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根据《明实录》的记载统计，明代蒙古族入侵镇靖堡的有5次，而靖边营只有1次(49)。因此，靖边营在明代成为靖边道的驻地与其远离边境，相对安全，利于粮食储备有关。
关于明代靖边卫的选址问题，一方面明代靖边卫(所)存在的时间较短，另一方面关于靖边卫选址的资料极度缺乏。但由于其职能与屯田有关，因此选址当与屯田有一定的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来看，显然靖边道和靖边营选址的有利因素，如位于长城以内，较为安全以及较利于屯田，无疑对雍正时期靖边县的选址构成有利因素，但并不是强有力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当然除此之外，将县城选址在靖边营还存在以下几点优势：
1、靖边营自明代以来是地位较高的道和卫所的治所，清代又是靖边厅的治所，这种延续性在治所城市选址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2、靖边营在明代是靖边道和靖边卫的治所，清代又先后是靖边所、靖边厅的治所，这必然使得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要好于区域内其它的城市。其东侧的镇靖堡，虽然明代是参将驻地，但清初就裁撤了，因此在“基础设施”方面显然要弱于靖边营。
3、就当时划定的靖边县而言，辖龙州、镇罗、镇靖、靖边、宁塞5堡，靖边营的地理位置基本居中。
但是，上述有利条件仍难以支撑靖边营作为县治的合理性。按照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对城市选址影响较大的是交通因素。从这一角度来看，靖边营并不占据优势。从上文对明代这一地区镇戍体系的分析可以看出，靖边营并不是交通要道，即不如定边、安边，也不如靖边设县后县境内的镇靖堡和宁塞营。尤其中路参将所在的镇靖堡“乃延安门户”，是通往延安的重要交通关节点。而且不仅明代如此，清代设立县治以后，镇靖堡仍是靖边县境内重要的交通枢纽。光绪《靖边县志稿》“镇靖堡分图”中记“镇靖……向系晋陇通衢”(50)，同书“艺文志”中收录的“批示张占福、张兴德禀移大路由”记“查承平时，治在新城，税局在镇靖，是通商大路明明旧在镇靖也”(51)，税局设在镇靖，说明镇靖不仅是通商大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贸易也较为繁盛，即“兴镇靖城中集市告示”中所说“照得镇靖城中，向极繁富”(52)。具体的交通路线在“县总图说”中有具体的记载，即“镇靖城在平川，治东多原，由麻黄梁、五台碱至马巷口，山不起峰为平原。再东过老虎脑至青杨岔出境，为豫、晋通衢，以大台为扼要。东南由四大□岭赴郡，出安塞，山路崎岖，最险为泸关岭”(53)，即由镇靖堡向东南可以通往山西、河南，也可以抵达延安。因此，从交通的角度来看，显然镇靖堡要远远优于靖边营。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雍正八年(1730年)设置靖边县时，将县治选择在靖边营，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现代城市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至少其选址存在其它“可选项”。当然，我们不应责求古人能深

中国历史中友谊故事

刻认识到交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因此对于雍正八年(1730年)靖边县的选址并不能认为是“错误”的。而且县治选择在靖边营，由于其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短时期内也不会发生迁移。但从长时段来看，县治迟早会向更具有优势的位置迁移，这也为同治九年(1870年)靖边县迁治埋下了伏笔。
二　同治九年(1870年)靖边县城的迁移
同治回民起义期间，靖边县境内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同治九年(1870年)，靖边县治迁至镇靖堡，从上文的分析来看，同治回民起义无疑成为县治向更具有优势的地理位置回归的契机。如果这一迁治发生在设县之初，那么上述分析无疑是非常确凿的，但清代中期以来，靖边县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述分析已经不再适用于同治时期的情况了。
康熙以来，随着汉民逐渐到边外开垦土地，陕北长城以外的伙盘地开始发展起来(54)，靖边县也是如此，其中一个伙盘地发展的尤其迅速，这就是宁条梁。
雍正《陕西通志》卷36“驿传”记载“口外宁条梁，知县管理，西至定边县口外三十里井三十里”(55)，最晚在乾隆时期就设置了巡检司(56)。光绪《靖边县志》“杂志”中记载了同治回民起义前宁条梁的情况“宁条梁，夙称繁富，客商辐辏，民人数十万”(57)。宁条梁之所以发展起来，与其在交通上的重要地位密不可分。同治六年(1867年)，宁条梁被起义军攻陷后，清政府的重视程度更凸显了宁条梁重要的交通地位。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记“同治六年(1867年)八月，陕甘总督左宗棠奏言：八月二十二日，接延榆绥道崇寿驰禀：八月初三日午后，贼陷靖边县属宁条梁镇，数约一万多人。商民纷纷逃避。请咨山西巡抚，檄调大同镇总兵马升带兵越境防剿。臣以山西倚河为固，马升所部分防包头一带，宁条梁既失，则晋边河曲、保德之防，亦为吃紧。又同治九年(1870年)二月，署陕西巡抚刘典奏言：陕省西北两境，均与甘境相连，千数百里之遥，处处须防。即专论靖定绥吴一路，转运以非添营护解，不能通畅无滞。回逆东窜，必取道宁条梁，而后可达包头，暨陕省之榆绥。是该宁镇实秦晋两省要冲，请敕山西抚臣，令现驻义合镇之毅字后路五营蒋东才进驻宁条梁，专事迎护，庶俾粮运可畅行无阻，而晋之河防益臻稳固矣。奉谕，宁条梁为运道所关，著陕甘总督左宗棠酌量情形，再筹一军会同靖边□州各营，互相联络，俾粮运得以畅行。其石湾、镇靖、宁条梁存粮即饬运赴前敌，以资接济。宁条梁镇地在蒙边，属陕西靖边县辖，乾隆间设有汛防。四十六年，移宁条梁把总驻清平，而移清平外委驻宁条梁镇，后又改驻把总一员，领守兵三十二名”(58)。通过上述描述可以看出，宁条梁是山陕、陕甘、陕蒙之间的交通枢纽，是当时重要的粮道。类似的论述在《清实录》中也大量存在，如“同治六年八月”条记“陕省回逆，屡次肆扰宁条梁一带。八月初三日，贼匪万余，将宁条梁攻陷，另股复围攻米脂、归绥，边防甚形喫重……此股贼匪在陕甘、山西毗连境界滋扰，关系三省边防及各蒙古地界”(59)；“同治六年九月”记“陕西宁条梁地方，突经回匪窜踞，实为陕甘巨患”(60)。由于其地位非常重要，因此在丢失之后，左宗棠甚至上书要求给予自己惩罚(61)。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无论是镇靖堡，还是原来的靖边县城(靖边营)在被攻陷之后，都没有受到如此的重视。
由于地处交通要道，宁条梁的经济也比较繁荣，“夙称繁富，客商辐辏，民人数十万”(62)，光绪《靖边县志稿》中已经出现了“宁条梁镇”，人口达到了3226，“共租旧铺面四十六户，新旧共纳门面银三十五两”(63)。正是地处交通要道，宁条梁还曾设有厘局。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5“征榷”记载“咸丰八年(1858年)陕西始百货榷厘……腹地行商置卡自泾阳始，迨回乱以后，需款浩繁，日渐推扩，其沿边交界之厘局，东有同州……北有宁条梁”(64)。虽然后来厘局迁往安边堡，但宁条梁依然是重要的税卡(65)。此外，宁条梁还曾设有盐局分卡(66)、土药厘局(67)。宁条梁不仅是交通枢纽，作为伙盘地，当地的农业也有一定的规模，光绪年间汉人耕种蒙地数量就达到了9468垧(68)。
由此来看，在同治九年(1870年)县城迁往镇靖堡之时，镇靖堡虽然依然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但由于宁条梁的兴起，镇靖堡的交通地位，甚至经济地位显然已经不如宁条梁重要了。
不仅如此，即使以镇靖堡所在的交通线而言，其交通枢纽的地位也受到了一个之前默默无闻的小村庄的挑战。这个小村庄就是张家畔，也就是今天靖边县城。在同治时期，甚至可能在此之前，不走镇靖堡，绕道张家畔的交通线就已经出现。在“拟复镇靖通衢禀本道府”文中记“近数年来，奸商结串绕走张家畔一带”(69)，而且曾有张家畔的居民请求将大路改往张家畔(70)，据其描述，张家畔交通沿线“沿途开店卖饭，统计有十来家，暂觉不便，似尚有因至远近居住村民数百”(71)。但是这些请求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而且官方还采取很多措施来恢复镇靖堡的经济和交通，如修复通过县城的道路和县城附近的桥梁(72)、晓谕商人来城经商、百姓来县城赶集(73)等等。那么通过张家畔和镇靖堡的交通线到底哪条比较好呢？这点很难判断，而且也不能依照现在的交通情况进行判断。从文献来看，两者各有优劣，张家畔的道路比较平直但较远(大约10里左右)，镇靖堡的道路稍陡但较近。不过从上文所引“近数年来，奸商结串绕走张家畔一带”来看，之所以绕走张家畔在当时主要是为了逃税，因此至少在这一时期通过张家畔的道路并不是主干道。民国时期虽然在张家畔设有厘局分卡，但主要是为了管理蒙汉交易，与交通无涉。而且，张家畔人口也很少，即“又张家畔一路店户崎零，迤逦东西近二十里，然各自散住，不成村落，并无文武司汛，故往往招窃窝赌，难于稽究。甚者再过二十里，直至小桥畔一带，别无汉民，偶有寄住居民，非蒙人，即洋人，良莠不齐，更难经管”(74)，因此似乎也并不是交通要道。
虽然按照现代《靖边县志》的记载，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的迁治(苏维埃政权的县治)，主要是因为“交通方便”(75)，但之前的政府机构是设在青羊岔而不是在镇靖堡，青羊岔偏于一隅当然不如张家畔的交通便利。而且，更为重要的证据是，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靖边县图中没有绘制张家畔，在正文中也很少提及这一地名，由此来看，在与镇靖堡交通枢纽地位的争夺中，张家畔虽然带来了一些威胁，但并不占据优势。
在这里还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宁条梁无论是交通、人口还是经济都不弱于镇靖堡，而且农业生产也有一定的规模，但是为什么同治九年(1870年)县治迁移的时候，不将县治迁往宁条梁，而选择在了镇靖堡呢？在文献中没有记载这一次县治迁移的过程和原因。但其原因应该不难推测，即当时宁条梁地处边外，蒙汉混杂，作为政府官员将县治选择在汉民居多、统治稳定、位于边内的镇靖堡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如果作为宁条梁的居民，是不是也有理由和条件要求将县治设在宁条梁，就像张家畔的张占福、张兴德兄弟要求将大道改往张家畔一样呢？如果按照客观的标准，或者按照现代城市理论，那么你会选择哪里作为县治呢？这告诉我们，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人对于城市选址有着不同的认识。
三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靖边县城的迁移
靖边县城的第二次迁治是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县城迁往了张家畔。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随着边外伙盘地的发展，镇靖堡在民国时期确实衰落了。民国九年(1920年)“查勘边界呈文”记载“据现时调查，靖邑边外村户之繁，已占全县大半”(76)。随着边外经济、人口的增加，处于边内的镇靖堡作为县城已经不太适合。“查勘边界呈文”中已经指出了这种可能，即“且靖邑口内，万山丛聚，户口寥落，全赖边外数十百里之村户设。一旦不能维持原有，则已失设治之资格”(77)。正如上文所述，此时在边外发展起来的是宁条梁，民国初年甚至在“宁条梁设一分县，置县佐，专管诉讼，督催粮款之事”(78)，但不久后撤销。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之前，虽然宁条梁的经济非常发达，成为当时靖边县境内唯一的市镇，甚至民国元年(1912年)设立邮政局的时候，全县也只是在宁条梁设立了邮政分局(79)，但县政府一直设在镇靖堡。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刘志丹率红军占领县城之后，民国靖边县政府才迁往宁条梁(80)。
但是，为什么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县城没有迁治宁条梁，而迁到了人口不多的张家畔呢(81)？在这里必须简单叙述一下民国时期靖边县的形势。攻占靖边县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也在靖边县境内建立政府，驻地多有变化，如上文所提的青羊岔等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二月，中共少数民族委员会移驻张家畔。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政府迁往张家畔。因此，所谓县治迁往张家畔，指的是苏维埃政府的靖边县迁往了张家畔，当时民国政府的靖边县则在宁条梁。这种东西对峙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6月解放军攻克宁条梁为止。从当时的客观情况来看，两者谁更符合成为县城的条件呢？
从交通情况来看，如上文所述，宁条梁无疑更占有优势(需要强调不能从现在的交通路线来判断)。
从经济条件来看，咸丰八年(1858年)就在宁条梁设立厘局，这是陕北设置最早的百货厘局(82)；光绪时期宁条梁就已经“夙称繁富，客商辐辏民，人数十万”，民国时是“甘、晋等省商贾往来必经之路”，同时也是蒙汉交易之所；张家畔虽然也设有厘局分卡，但只是蒙汉交易之所，在文献中也极少强调当地的繁荣，因此其繁荣程度肯定无法与宁条梁相比(83)。
从人口来看，张家畔在成为苏维埃靖边县政府所在地时，据文献记载人口才一二十户，而宁条梁在清末就已经人口众多了(84)。
从农业情况来看，张家畔在史料中并无特殊的记载，而宁条梁在光绪年间汉人耕种蒙地数就达到了9468垧(无张家畔的记载)(85)，1988年达到了64116亩，居全县之首(86)。
虽然从地理位置来看，张家畔居于现在全县地理位置的中心，而宁条梁偏于一隅，但问题在于这种地理中心的形成，是民国以来行政区划不断调整的结果。可以假设，如果宁条梁作为县城，那么行政区划可能也会做出与之相应的调整，而使之成为靖边县的地理中心。
从上述分析来看，宁条梁似乎更适合成为靖边县的县城所在地。现在我们不清楚解放军攻克宁条梁后是否讨论过县治迁移与否的问题，但是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张家畔成为靖边县的县治显然应该是民国政治形势下的产物。
此后，我们还需要注意张家畔成为县治后的一系列的变化，也就是其成为县治后获得的有利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它的选址条件。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现在的张家畔居于全县地理位置的中心。其次，有多条公路在张家畔通过，与前文所叙张家畔的交通情况来看，显然这得益于其作为县治的有利条件(87)。最后，就经济而言，毋庸置疑，区域政治中心、交通中心，必定会引起商业的发展，现在张家畔无疑已经成为靖边县的经济中心。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张家畔无疑比宁条梁更适合作为县城所在地。
总结
通过上述对靖边县治迁移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古代城市(甚至一些当前的城市)，其选址并不一定是最为合理的，这一点是今后城市选址中应该着重强调的。除了选址极为错误的城市，那些选址不是“最佳”的城市，只要是符合基本条件，大都会延续下来。靖边县治在靖边营、镇靖堡的长期稳定就是很好的例证。
2、城市选址的稳定性，或者说城址迁移的滞后性。虽然城市选址的条件发生了变化，或者最初城市的选址带有一定的不合理性，但是其迁移并不是立刻发生的，城址的迁徙需要一定的契机。如靖边县城，从新城堡迁至镇靖堡，其契机是同治时期的回民起义；从镇靖堡迁至宁条梁(民国政府的靖边县)，其契机是刘志丹率领红军攻占镇靖堡。
3、人的活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营造和改变城市的选址条件。这方面靖边县的例子最为典型：张家畔在建县之初其选址条件并不是最好，但此后由于是县治所在，因此此地的交通、人口、工商业的发展得到了比周边其它地区更多的优势，就现在的条件来看，其选址条件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在近代之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加强，自然环境对城市选址的局限逐渐减弱，这一点显得越发的重要。
4、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甚至不同的个体，对城市选址条件的评判标准是不同的。如同治九年(1870年)靖边县城迁往镇靖堡，而没有迁往宁条梁就是很好的例证。
5、城市选址的非理性因素，或者偶然性。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苏维埃政府的靖边县迁往张家畔，并最终决定了当代靖边县城的选址，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
总体来看，今后对于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应摆脱过去单一的研究模式，深入分析其中“人”以及“非理性”的因素，展现一个多彩的历史。
注释：
①本文中“城市选址”一词包含城址选择和城址迁移两方面的意思，其中城址迁移虽然包括对旧有城址的废弃，但考虑到在新城址选择的时候，必定包括了对旧有城址在内的各方面的综合分析，因此与城址选择在本质上是相似的。
②李大海：《明清民国时期靖边县域城镇体系发展演变与县治迁徙》，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60-274页。
③李大海：《明清民国时期靖边县域城镇体系发展演变与县治迁徙》，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72页。
④李大海：《明清民国时期靖边县域城镇体系发展演变与县治迁徙》，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72页。
⑤光绪《靖边县志稿》卷1“沿革”记为雍正九年，(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80页；[清]洪亮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卷21记“明成化十一年置靖边营，本朝初为靖边所，雍正二年设同知于此，九年置靖边县属榆林府”，《续修四库全书》第6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3页。因此可以认为朝廷批复是在雍正八年十一月，实际执行则在雍正九年。
⑥《清世宗实录》卷100，雍正八年十一月，第337页。
⑦《清世宗实录》卷26，雍正二年十一月，第409页。
⑧《明穆宗实录》卷4，隆庆元年二月，第119页。
⑨《明穆宗实录》卷6，隆庆元年三月，第160页。
⑩《明神宗实录》卷426，万历三十四年十月，第8046页。
(11)万历《大明会典》卷126《兵部九·镇戍一·将领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第1812页。
(12)[明]张雨：《边政考》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7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6页。
(13)康熙《延绥镇志》卷6《艺文志》，明嘉靖王轮“因事摅愚亟图整饬疏”：“西路镇靖堡地方广阔，兵马众多，把总名位太轻，难以制驭，合无将镇靖把总改设守备一员。东连龙州，西接靖边，俱听提调……夫各堡既有守备，不必仍听西路参将遥制。合无将宁塞起至盐场一十二堡，专属西路参将管辖，靖边、龙州、镇靖三堡听镇靖守备管辖”，(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126页。而西路参将在旧安边营，即《明世宗实录》卷509“嘉靖四十一年五月”：“裁革延绥、定边城游击都司二员，添设副总兵一员，分守定安、镇靖等处，移西路参将驻旧安边地备虏，从抚臣孙慎议也”，(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8380页。
(14)《明世宗实录》卷535，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六月，“兵部覆延绥巡抚胡志夔条陈防守事宜：……镇靖堡乃延安门户，请移延安游击驻之，改为中路参将，而设一把总以守堡。其镇靖守备一，宜改驻宁塞营，兼防把都河”，第8686页。
(15)《明世宗实录》卷535，嘉靖四十三年六月，“兵部覆延绥巡抚胡志夔条陈防守事宜：……镇靖堡乃延安门户，请移延安游击驻之，改为中路参将，而设一把总以守堡。其镇靖守备一，宜改驻宁塞营，兼防把都河”，第8686页。
(16)[明]张雨：《边政考》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7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页。
(17)《明熹宗实录》卷17，天启元年十二月，第836页。
(18)《明宪宗实录》卷102，成化八年三月，第1998页。
(19)《明神宗实录》卷243，万历十九年十二月，“兵部覆阅视延绥王世扬条陈边务：一议道驻以重弹压，该镇惟定边营最冲，宜令兵道于夏秋则驻定边，以振威武；春冬则还驻靖边，以理庶务……俱依议行”，第4543页。
(20)《明神宗实录》卷297“万历二十四年五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5570页。
(21)[明]张雨：《边政考》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7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页。
(22)康熙《延绥镇志》卷3《官师志·文职》：“三路兵备道，皆按察司之贰也。榆林中路道一员……东路兵备道一员……西路兵备道一员，设自天顺中，辖西路诸营堡，安定、保安、安塞三县，监理盐政”，(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54页。
(23)康熙《延绥镇志》卷1《地理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10页。
(24)康熙《延绥镇志》卷3《官师志·文事例》，(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54页。
(25)即《明孝宗实录》卷75“(弘治六年五月)庚午，命陕西按察司佥事延绥靖边营管粮者，每三岁一更，从巡抚都御史王宗彝请也”，第1405页；《明世宗实录》卷475“(嘉靖三十八年八月)总督陕西三边侍郎魏谦吉言：往年防秋分委闲住将官提调摆边，非惟无益，反滋奸弊，必须综理得人，方克有济。议将本镇边墙，分为三段，委布、按二司官经管。将镇靖堡新平坡墩起，至定南闇门十二墩止，属之驻劄靖边营管粮佥事；定南闇门十二墩起，至兴字十三镇止，属之驻劄花马池布政司官……兵部议覆，报可”，第7964页。成书于嘉靖二十六年的[明]张雨：《边政考》卷2记“管粮佥事二员，一驻本镇，一驻靖边”，《续修四库全书》第7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6页。
(26)《明世宗实录》卷457“(嘉靖三十七年三月)诏以陕西河西道所辖绥、葭二州，神木、吴堡、米脂、清涧、府谷五县改属榆林管粮道；保安、安定、安塞3县，属靖边管粮道，各令就近兼理分巡，事从巡抚殷学议也”，第7723页。
(27)《明世宗实录》卷457，第7723页。
(28)《明世宗实录》卷475，嘉靖三十八年八月，第7964页。
(29)《明神宗实录》卷448，万历三十六年七月，“加靖边兵备道陕西右参政兼佥事王爱为右布政使，兼职管事如旧”，第8492页；《明神宗实录》卷414，万历三十三年十月，“调陕西河西兵备参政王爱于靖边兵备道”，第7763页；《明神宗实录》卷581，万历四十七年四月，“升陕西参政毕自严为本省靖边道兵备”，第11054页；《明熹宗实录》卷21，天启二年四月，“升户部郎中徐绍沆为陕西布政司右参议西路兵备道”，第1052页；《明熹宗实录》卷55，天启五年正月，“起升原任贵州按察使杨述程为陕西右布政使西路兵备道”，第2526页；《明熹宗实录》卷62(天启五年八月)，改陕西河西道右参政关守箴管分巡靖边道右参政，第2929页。
(30)杨武泉：《明清守、巡道制考辨》，《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63-72页。
(31)《明世宗实录》卷457，第7723页。
(32)《明世宗实录》卷475，第7964页。
(33)[明]张雨：《边政考》“榆林图”绘在镇靖堡东，即“平坡墩寇大路”。《续修四库全书》第7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34)《明穆宗实录》卷18，隆庆二年三月，第507页。
(35)《明神宗实录》卷108，万历九年正月，第2079页。
(36)万历《大明会典》卷128《兵部十一·镇戍三·督抚兵备》，(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第1829页。
(37)因此这条材料可能存在错误。
(38)万历《大明会典》卷128《兵部十一·镇戍三·督抚兵备》，(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第1829页。
(39)《明神宗实录》卷243，万历十九年十二月，第4543页。
(40)康熙《延绥镇志》卷1《地理志》，第10页。
(41)靖边道的职责一方面肯定与边备军事有关，但另一方面也兼理其它地方庶务，如《明会典》卷128《兵部十一·镇戍三·督抚兵备》载“靖边兵备一员，驻扎定边营，东至延绥西路旧安边起，西至宁夏萌城各营堡、仓场、边务俱听经理及大盐池盐法兼分巡、屯田”，(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第1829页。而且从万历十九年后，其驻地“宜令兵道于夏秋则驻定边，以振威武；春冬则还驻靖边，以理庶务”来看，靖边营作为靖边道的驻地更偏重于日常的事务。
(42)李巨澜：《清代卫所制度述略》，《史学月刊》，2002年第3期，第36-40页。
(43)康熙《延绥镇志》卷5《纪事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113页。
(44)康熙《延绥镇志》卷3《官师志·武职》：“西协副总兵一员，嘉靖间设，驻定边……明制，抚标及神木、黄甫川、保宁、清平、镇靖、安边参将各一员，今裁……靖边所游击一员，旧设守备，今改……守备三十员：……定边营一员、镇靖堡一员、宁塞堡一员、柳树涧堡一员、安边堡一员、砖井堡一员”，(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58页。其后所记官员名单靖边营游击自顺治七年始。
(45)[明]张雨：《边政考》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7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页。
(46)康熙《延绥镇志》卷3《官师志·文职》：“西粮同知，一员。隆庆初设通判，万历中改同知，驻靖边。自康熙元年西道裁，始属中路”，(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54页。
(47)李严：《榆林地区明长城军事堡寨聚落研究》，天津大学建筑学院2004年学位论文，第55页。《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也记载靖边营堡故城位于长城以内2.5公里，(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第722页。查光绪《靖边县志稿》所附“新城堡分图”，按一方十里计算，靖边营距离大边应在5里左右，(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55页。康熙《延绥镇志》记靖边营距离大边1里，明显有误。
(48)嘉庆《延安府志》卷12《建置考二》，(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314页。
(49)镇靖堡的5次是：《明世宗实录》498“嘉靖四十年六月”：“虏自镇靖堡入，扑杀缮塞卒三千余人，住龙州十余日，始遁”，第8244页；《明世宗实录》卷550“嘉靖四十四年九月”：“戊戌，虏犯延缓镇靖堡，中路参将鲁聪率指挥权世爵、千户李朝鸾等引兵御之，俱败死”，第8854页；《明孝宗实录》卷178“弘治十四年八月”：“命辽东都指挥佥事钱英充边卫军，以虏入镇靖等堡尖于防御也”，第3273页；《明宪宗实录》卷109“成化八年冬十月”：“延绥游击将军都指挥同知祝雄奏虏入延绥镇靖堡，杀千户黄琮，执夜不收以去”，第2132页；《明武宗实录》卷72“正德六年二月”：“虏入镇靖堡，把总都指挥崔镗、陈瓒不能御，镗谪戍边卫，瓒亡失差少，宥之，夺俸五月”，第1587页。
靖边营的1次是：《明武宗实录》卷164“正德十三年秋七月”：“虏寇靖边营，杀伤官军。巡按御史张文明劾参将冯大经及把总都指挥郑胤等，俱宜逮治，诏令戴罪自效，其失事重轻，令详核以闻”，第3171页。
(50)光绪《靖边县志稿》“镇靖堡分图”，(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51页。
(51)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艺文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378页。
(52)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艺文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373页。
(53)光绪《靖边县志稿》“县总图说”，(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46页。
(54)王晗：《清代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55)雍正《陕西通志》卷36《驿传》，四库全书本。
(56)[清]洪亮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卷21“靖边县，有镇罗、镇靖、龙州、宁塞四堡，巡检驻宁条梁”，《续修四库全书》第6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3页。
(57)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杂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313页。
(58)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52《兵防九》，《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辑，《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7卷，1990年，(兰州)兰州古籍书店，第455页。
(59)《清穆宗实录》卷210，同治六年八月，第734页。
(60)《清穆宗实录》卷211，同治六年九月，第744页。
(61)《清穆宗实录》卷211，同治六年九月，“左宗棠以边外要地未及先事绸缪，致被贼陷，自请交部议处之处，著加恩宽免”，第739页。
(62)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杂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313页。
(63)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杂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296页。
(64)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5《征榷》，《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辑，《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7卷，1990年，(兰州)兰州古籍书店，第120页。
(65)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5《征榷》“靖定局：北边釐局，初仅蒙地宁条梁一处，属靖边境。嗣因安边堡地面适中，可控东西两路，乃移局于堡，改称靖定局，而宁条梁与定边所辖之红柳沟、瓦碴梁，蒙地之石渡口、大台、红墩集皆设卡”，《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辑，《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7卷，1990年，(兰州)兰州古籍书店，第126页。
(66)光绪《靖边县志稿》卷1《田赋志第四·釐税局》：“梁镇旧有盐局分卡，归甘肃委办，现月添厘卡”，(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112页。
(67)光绪《靖边县志稿》卷1《田赋志第四·釐税局》：“梁镇本系蒙地，咸丰年间曾设土药厘局，经乱旋停”，(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112页。
(68)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杂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295页。
(69)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艺文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339页。
(70)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艺文志》，“批示张占福、张兴德禀移大路由”，第378页。
(71)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艺文志》，“批示张占福、张兴德禀移大路由”，第378页。
(72)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艺文志》，“拟办桥工新章禀本道府”，第343页；“拟复镇靖通衢禀本道府”，第339页。
(73)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艺文志》，“兴镇靖城中集市告示”，第373页；“劝戒邑民告示”，第374页。
(74)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艺文志》，“拟办桥工新章禀本道府”，第343页。
(75)靖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靖边县志·城乡建设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8页。
(76)靖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靖边县志·附录》，(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08页。
(77)靖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靖边县志·附录》，(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08页。
(78)靖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靖边县志·建置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页。
(79)靖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靖边县志·大事记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页。
(80)靖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靖边县志·建置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页。
(81)靖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靖边县志·城乡建设志》载当时张家畔“一二十户人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8页。这一数字可能有所夸张，但可以肯定此时张家畔的人口要远远少于宁条梁。
(82)张萍：《明清陕西商路建设与市场分布格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243—259页。不过后来迁往安边堡，但仍在宁条梁设有分卡。
(83)靖边

中国历史故事名句

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靖边县志·商业志》载1935年宁条梁的私营商业户数为102户，而1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文字版

941年张家畔和镇靖堡的私营商业户数总和才为20多户，1949年张家畔的私营商业户数才增加到22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9页。
(84)靖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靖边县志·人口与计划生育志》载1964年梁镇公社(即宁条梁)的人口依然略多于张家畔，1984年梁镇公社的人口是城关镇(张家畔)的一倍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3页。
(85)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杂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295页。
(86)靖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靖边县志·农业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8页。
(87)靖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靖边县志·交通邮电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7页。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2期，复印报刊资料《地理》2010年第5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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