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中国历史上地区经济开发研究的世纪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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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历史上地区经济开发研究的世纪回顾

华林甫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北京 100872）

一、概说

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地区经济开发研究的，笔者将其分为：j通代全国性研究、k通代区域性研究、l断代全国性研究、m断代区域性研究 四个层次。其中，第j、l层次的成果不多，主要集中于第k、m层次。现将这些成果作一世纪性回顾，或许以利于该领域今后的良性发展。
通代的全国性的历史经济地理研究著作，有分量的要数史念海著《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1]一种，第二章论述的历史经济地理共分八各部分，主要研究了古代黄河流域经济的发达及其原因、黄河流域经济地区的破坏与江南的开发、富庶经济区域的转移、鸦片战争后内地经济凋零与沿海地区经济都会的兴起，同时顾及了东北与游牧地区经济发展的探讨。
断代的全国性研究，成果也不多。程民生著《宋代地域经济》[2]以两宋时期部门经济和区域经济相结合为研究对象，是一本断代区域经济地理专著，对两宋时期各产业部门的地域分布及区域差异，都作了较全面的考察，虽还稍嫌粗略，却也是填补空白的著作，同类成果还很少见。高王凌《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的主要变化》[3]是一篇视角比较特殊的文章，重点论述了经济发展的模式在近代中国的地域发生序列，特别是四川盆地、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地的经济类作物和手工业在本地区经济构成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认为以此代表的区域经济构成形式与其它广大的传统农业地区的差异，是近代中国经济地理格局最主要的新变化和最主要的特征，并指出这一格局与中国现代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持续关系。

二、通代区域性研究

通代的地区经济研究，以关于黄河流域的研究为最发达。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4]为代表作。黄淮海平原在历史上曾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然而两宋以后至近代则成为旱、涝、沙、碱灾害严重发生地区，生产低下，人民贫困。本书阐述该平原三四千年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的环境变迁，对今天制定平原的开发和治理规划无疑具有价值。《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是史念海研究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的一系列论文之一[5]，作者论述了陇东、陕北和晋西北地区在历史时期初期的面貌，认为那时黄土高原分布着广大的森林，森林之间，间杂着草原；以后农业区逐渐扩展，中间几经变化，农牧迭占主要地位，最后农业超过牧业，森林缩小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这导致黄土高原侵蚀严重、沟壑发育；所以要防止黄土高原的继续破坏，就应对当前农林牧的分布地区进行调整。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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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6]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杜瑜《甘肃、宁夏黄土高原历史时期农牧业发展研究》[7]全文8万多字，引用文献100多种，就该地区唐代以前农牧业的发展，宋元时期农业的发展和明清时期土地开垦与农业发展三个问题详加研究，认为唐代以前的整个历史时期前期，该地区“人类活动基本上符合自然生态环境，利用了这里宜牧宜农自然条件，基本上处于半农半牧状态”，宋元时期“农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大部分空闲地被垦，也包括部分山坡地，从而使这地区由以往的半农半牧状态向农业地区转化”，“明清时期这地区畜牧业已衰落，基本上以农业为主了；明清时期这地区大部分川谷平原已被开垦，自乾隆以后开始向山头地角进发，这样扩大的耕地面积自然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水土流失严重”。汪一鸣《历史时期宁夏地区农林牧分布及其变迁》[8]和靳润成《青海古代农牧业的历史变迁》[9]等文，主要对宁夏、青海地区历史上或农或牧的变迁过程作了深入研究，并对其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作了认真分析，为今后开发利用这些地区提供了历史经验。赵永复《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变迁》一文[10]，对河西走廊农牧业变迁过程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认为：“由于各民族势力的消长和变迁，农牧业生产曾多次进行交替。汉武帝以前、两晋至唐初约四百年、唐安史之乱后至元朝约六百年，先后为三次畜牧业生产占优势的时期；西汉武帝至西晋约四百年、唐初至安史之乱约一百年、明清迄今约六百年，先后三次以农业生产为主时期”。而每次农业发展时期，都有一个繁荣阶段，汉代尤为显著。
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区域经济研究也比较成熟。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11]从生态学角度，对历史时期云贵川三省地区经济开发与由此引起森林分布的变迁、野生动物的衰亡灭绝、热带作物南移与气候变化、河流航道的萎缩、自然灾害的增多等等生态环境的变化作了开拓性的探讨，突出了人地关系，为大西南的开发提供了借鉴，颇多新意。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移民与经济开发》[12]认为：元明以前三峡地区移民多为沿长江两岸东西走向迁移，移民及土著的主要经济活动区在沿江平坝、丘陵台地及附近山地，移民的经济开发立足于垦殖、渔猎、商业并重的格局；清代已将这种开发格局打破，以往沿江东西移民趋势改变为东西南北向深山腹地移民趋势，形成了以垦殖、特别是以山地旱地垦殖为主导的经济开发格局。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13]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鲁西奇《论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文[14]，以汉江流域开发史为例，对历史上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土地、人口、环境、政治、交通等原因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张步天《洞庭湖区历史农业地理的初步研究》[15]从耕作制度的变化、滨湖屯垦的史地考察、主要农作物及水产的分布等角度研究了洞庭湖地区的历史农业地理状况。周振鹤《从历史地理角度看古代航海活动》[16]认为：秦汉三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陆上交通的不便促使了海运的发展，从而促进了滨海地区的开发，这个开发过程逐渐深入内陆，至唐与由内地向沿海推进的过程衔接。杨章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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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宁绍地区的土地开发及利用》[17]告诉我们，要发展地区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历史时期的宁绍地区的土地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开发，农业之所以能出现地域分异，是因为春秋以来的海退为土地不断扩大提供了自然基础；而日后真正成为鱼米之乡，则是人为活动的结果；四至五世纪的晋室南迁，北人南移，虽给地区开发带来一定好处，但因土地和粮食问题的出现，形成了消极后果：农业形成了单一的种植业，过度的垦殖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又给农业带来了不应有的严重困难。
东北地区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李宾泓《历史时期松花江流域农业开发与变迁》[18]。他总结了这一地区农业开发的三兴二衰过程，并且指出：直到近代，由于大规模移民和农业区的大发展，农业开发才在全流域展开。同样研究东北的，还有王培新《唐代渤海国的农业》[19]、赵连泰等《乌苏里江流域的开发》[20]、李柏龄与布尼阿林《辽代燕山开发初探》[21]、赵德贵《宁古塔城及其地区的经济开发》[22]等。
通代的跨省区的大区域研究，则有谢元鲁《长江流域交通与经济格局的历史变迁》一文[23]。他将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划分为古代、近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期，认为古代长江上游的开发早于中下游，形成经济发展水平上游高于下游、下游高于中游的马鞍型差异，形成支流先于干流的模式。

三、断代区域性研究

断代的区域经济开发、农牧业变迁研究，成果相当可观，因为在历史产业地理所取得的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历史区域产业地理的研究。现依时代评述如下。
先秦至南北朝：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24]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梅莉、晏昌贵《史前湖北原始农业的开发》[25]，从大量的考古材料入手，分析了湖北农业的起源、开发的层次与深度、农业经济形态等问题，指出湖北史前农业既不同于北方旱地农业，又不同于南方水田农业，它走的是一条“锄耕稻作农业”的独特道路。邹逸麟《先秦两汉时期黄淮海平原的农业开发与地域特征》[26]就公元三世纪以前黄淮海平原农耕业发展的过程及其区域特点作了精细的概述性论述，认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山麓聚落分布地带也就是该平原最早出现农业的地区，该平原大部分地区在殷代已为农业区，西周春秋时代的农业在商代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而战国中期至西汉的200多年里农业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文章还探讨了主要粮食作物的变迁。许辉《六世纪前长江上游经济的开发和发展》[27]指出，“在历史长河中，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长江上游经济得到开发和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在秦汉时期，中央政权对这一地区的开发主要表现为“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发展交通，促进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开疆拓土，在少数民族聚居地设置郡县”等三个方面。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备在长江上游地区建立的蜀汉政权，在发展经济方面有如下特点：j 推行“务农殖谷”的经济政策，努力发展农业生产；k 着意发展当地资源，促使蜀国经济繁荣；l 把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广到南中地区；而成汉时期，经济也有相当发展；正是由于上游的经济开发和发展，使到六世纪前“长江流域的上、中、下游无论从政治、经济上都开始形成为一个整体”。
隋唐宋元：魏明孔《隋代河西地区的畜牧业》[28]指出隋初忽视河西畜牧业，采纳贺娄子干建议后农牧并举，但隋炀帝时又有反复。史念海就隋唐农牧业经济区域及其变迁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29]论述了唐代扬州能够成为全国最大经济都会，是与当时长江下游经济地区的发展分不开的，而其中农业的发展乃是长江下游经济地区发展的基础。牟发松著《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30]全面论述了唐代南方稻作所取得的重大进步，从稻作面积在洲滩渚涂等水网地区的集约化开发、旱作地在丘陵山地的粗放性扩大两个方面讨论了唐代长江中游的农田垦辟等问题。冯汉镛《唐代剑南道的经济状况与李唐的兴亡》[31]详细剖析了唐代剑南道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市集等方面的繁荣发达的状况，李敬洵著《唐代四川经济》[32]论之更详。李并成《唐代前期河西走廊的农业开发》[33]认为，军屯、民屯和大规模的土地垦辟使粮食产量快速上升，历经一个世纪，至开元天宝年间农牧业发展到极盛，河西走廊成为唐国家所依赖的重要粮食基地之一。李天石《唐代江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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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认为，唐代江苏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江苏地区在全国农业经济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为唐代以后历代江苏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韩茂莉《唐宋牧马业地理分布论析》[35]认为唐代前期牧监主要集中在陇右地区，后期转为向河淮一带分散，安、史之乱以后直到北宋牧监大都设在内地，造成农牧争地，分析了农耕区内设置牧监失败的原因。韩茂莉《论宋代东南地区围田》[36]探讨了宋代东南地区围田兴起的过程，以及由此而对农业生产及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吴松弟《宋代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经济开发》[37]研究了福建、浙南、粤东沿海丘陵的开发过程，将本地区分为北区、中区、西南区、南区四个亚区，并对各区的情况作了具体而又细致的探讨，是地方开发研究文章中写得较好的一篇。汤开建《元代时海南岛的开发与经营》[38]认为，元朝统治海南九十年，在海南开发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明清时期：马雪芹《明清时期黄河流域农业开发和环境变迁述略》[39]简述了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河道决溢频繁、土壤盐碱沙化等由农业开发而引起的后果，以期引起当代开发者的注意。
这方面的其他论文，还有何荣昌《古代长江三角洲江南经济区的形成》[40]、周集云《古代汉中区域的开拓和古巴国的建立》[41]、钮仲勋《历史时期新疆地区农牧开发》[42]、潘策《羌汉人民对河湟地区的开发》[43]、司徒尚纪《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的研究》[44]、臧知非《论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开发及其意义》[45]、郑学檬《唐五代太湖地区经济试探》[46]和《试论唐五代长江中游经济发展动向》[47]、王永曾《唐前期河西经济开发之不足》[48]、廖国强《论唐代后期长江中下游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49]、阳旭《论唐代岭南农业的发展》[50]、何维鼎《宋代人口南迁与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开发》[51]、倪士毅等《南宋两浙社会经济的发展》[52]、吴宏歧《元代江浙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及地域差异》[53]、郑川水《元代辽河流域农业经济开发述论》[54]、徐俊鸣《元代广东经济地理初探》[55]、樊树志《明代江南农业经济的新变化》[56]、司徒尚纪《明代广东经济地理初探》[57]、陈冬生《明代山东手工业生产发展概述》[58]、张守广《明清时期宁波商人集团的产生和发展》[59]、项文惠《明清杭嘉湖地区农业经济结构之演变》[60]、张海英《明清江南地区棉布市场分析》[61]、张谢《清代前期河北的农业生产》[62]、田树茂《清代山西票号的地域分布》[63]、杨光震《论康熙时期的台湾的经济发展》[64]等，举不胜举。
这些论著，都从不同角度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开发进行了有益探讨，并可能为当前国土开发战略目标提供了历史经验、历史依据，出了计、献了策。为此，钮仲勋还总结了如何研究地区开发的问题[65]，也即方法论问题。他认为空间范围应依地理区域来进行，行政区划其次；时间范围既有纵贯古今，也有专究某一断代的，研究内容有地理环境、人口增殖、民族分布与迁徙、政区建置、农业发展程度、水利、工矿业、城市、交通，以及政治、军事、文化发展状况等。这对于研究地区开发具有指导意义。

四、结语

总之，各区域历史上的经济开发研究，成果不胜枚举，即使专门编一部论著索引恐怕也很难收罗齐全；但相当多的论文缺乏相对统一的衡量体系，因而观点各异。如果在研究该地区的同时，也以同样的指标来衡量邻近地区、乃至放眼全国[66]，那么我相信其结论将变得更加客观，也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就地区而言，各地区的研究程度是不平衡的，历史时期地区经济的研究多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尤其对江南的研究最为成熟，而相当广阔的西部地区研究成果相对少得多。这正是历史地理工作者大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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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11月。
[2]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3]《九州》创刊号。
[4]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
[5]《历史地理》创刊号。
[6]《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辑
[7] 收入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出版社，1993年11月。
[8]《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辑。
[9]《青海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
[10]《历史地理》第4辑。
[11] 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12]《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3]《历史地理》第十六辑。
[14]《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5]《历史地理》第9辑。
[16]《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
[17]《历史地理》第3辑。
[18]《历史地理》第10辑。
[19]《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
[20]《北方论丛》1988年第1期。
[21]《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22]《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
[23]《中国历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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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丛》1995年第1辑。
[24]《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辑
[25]《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26]《历史地理》第11辑。
[27]《江海学刊》1989年第2期。
[28]《西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
[29]《扬州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后收入《河山集》三集。
[30] 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
[31]《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
[32] 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
[33]《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
[34]《南京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
[35]《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2辑。
[36] 收入《城市、区域与环境》。
[37]《历史地理》第7辑。
[38]《暨南学报》1990年第4期。
[39]《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40]《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41]《成都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42]《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
[43]《西北师院学报·历史教学与研究增刊》总第10期，1988年。
[44]《文献》1987年第1期。后收入司徒尚纪著《岭南史地论集》第325页~第334页。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4年10月。
[45]《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
[46]《学术月刊》1983年第2期。
[47]《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48]《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6期。
[49]《思想战线》1991年第3期。
[50]《学术论坛》1995年第3期
[51]《学术研究》1987年第1期。
[52]《杭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53]《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
[54]《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55]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0年第2期，后收入徐俊鸣著《岭南历史地理论集》（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1990年11月）。
[56]《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第1期。
[57]《历史地理》第四辑。后收入司徒尚纪著《岭南史地论集》第1页~第32页。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4年10月。
[58]《东岳论丛》1991年第2期。
[59]《南京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
[60]《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61]《华东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
[62]《河北学刊》1983年第1期。
[63]《文史研究》1991年第2期。
[64]《中国农史》1983年第2期。
[65]《扬州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
[66] 李伯重著《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出版）就是榜样。
（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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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25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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