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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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下）

中唐后,在全国人口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个别地区或州府的人口因种种原因较先前有所上升，不是没有例证可寻的。以东南八道之一的江西道为例，元和时江西观察使所辖的洪、饶、虔、吉、江、袁、信、抚8州户数由天宝时的258549户增至293179户，平均上升了13.39%。上推淮南7州的元和户数较天宝时略有上升，即使不上升，也大致与天宝时的户数相当。我们认为元和时淮南道户数的上升，主要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有关。
其一，与北人南迁有关。
安史之乱起，中原沦为战场，北方人民为避战乱，纷纷南迁。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从安史之乱开始的这次北人南迁主要以迁往长江中游地区为主，是可以肯定的。就迁往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口言，文献记载得较多的是两浙的苏州、越州，迁往淮南的，扬州记载稍多，其它州郡的记载甚少。不过根据我们的考察，迁往长江下游地区的北人并不以两浙为主，而是以淮南为多。就迁往的路线而言，主要是通过淮颍道南下的。淮颍道即指由颍水入淮河的水道，早在秦汉时就为重要运道。杜佑称秦汉运路“出浚仪(开封)十里入琵琶沟，绝蔡河，至陈州而合”。[32]自隋开汴河，“利涉扬楚，故官漕不复由此道”[33]，淮颍道遂变为驿路交通。“开元时，江淮人走崤函，合肥、寿春为中路”[34]，可见盛唐时由庐寿取道淮颍而赴京洛的人为数不少。安史之乱，两河沦为战场，特别是东都洛阳所在的河南道，官军与叛军长期对峙，造成的破坏尤为严重。史载“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豹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35]因此洛阳周围地区的人民为避战乱，一部分由襄州经汉水南下荆、鄂，一部分则由淮颍道经寿州南下庐州，或沿淮河东进，再经邗沟(山阳渎)南下扬州，因而迁往淮南道的北人当有一定的数量。特别是张巡、许远死守睢阳,“使贼不能东进尺寸，以全江淮”。[36]经过淮颍道南下的北人，除一部分继续渡江南下外，绝大部分当停留在淮南，因为这里离他们北返的家园最近。从现有的记载来看,迁往淮南扬州的北人较多，前已叙述，这里再举几例：
《唐故李府君墓志铭》：李举，字幼迁，魏郡元城人。……顷因中华草扰，避地江淮。……大历十三年腊月廿一日，卒于维扬瑞芝私第。(《唐代墓志汇编》，第1953页)
《唐故刘府君夫人杜氏墓志铭》：夫人姓杜……自魏晋以来，冠冕相继。中原盗贼奔突，避地东土……贞元十一年七月十八日终于江阳道仁坊之第。(同上，第1851页)
《唐故南阳张夫人墓志铭》：夫人张氏，其先陈留郡开封县人。令标时望，移家淮楚，今遂扬州江阳县人矣。(同上，第1884页)
迁往扬州的北人，有一部分就是通过淮颍道进入寿州，然后沿淮水东进达到楚州，再通过运河(山阳渎)南下进入扬州的。如上所谓“移家淮楚”，大概走的就是这条路线。《唐朝散大夫……崔公夫人陇西县君李氏墓志铭》载：“夫人讳金，字如地，陇西成纪人也。……自洛入魏，久之盗起北方，凭陵中土，先公时为麟游县令，夫人提携孤弱，南奔依于二叔，自周达蔡，逾淮泝江，寓于洪州”(同上，第1881页)。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出，李氏避乱南迁的路线就是通过淮颍道南下，再逆江而行达于洪州的。综合如上材料考察，我们认为唐后期迁往长江下游地区的北人，当以淮南道人数为多。元和时淮南道人口较盛唐天宝时有所上升，当与此有关。
其二，与淮颍道重开有关。
安史之乱，汴运受阻，淮颍道遂重新受到朝廷重视。肃宗上元时，庐、寿二州刺史张万福送租赋入京师，就是通过淮颍道北运的。[37]代宗大历末，陈州刺史李芃重开淮颍运路，“以通漕挽”。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爆发了“四镇之乱”，汴运阻断，“由是东南转输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38]建中三年，江淮转运使杜佑提出了一个新的沟通黄淮长江的运道计划：疏通庐寿间的鸡鸣冈以通舟，然后陆行40里入肥水，经肥水入巢湖，再由巢湖经濡须水入长江，“江、湖、黔中、岭南、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趋东关，历颍、蔡，涉汴抵东都，无浊河泝淮之阻，减故道二千余里”。[39]杜佑的计划虽因藩镇之乱很快平定，汴运重开而未能施行，但从中也透露出时人对淮颍水道的高度重视。元和十一年(816年)宪宗置淮颍水运使，“扬子院米，自淮阴溯淮入颍，至项城入溵，输于堰城，以馈讨淮西诸军，省汴运之费七万余缗”。[40]元和十二年(817年)淮蔡平，淮颍道更趋活跃。陈鸿《庐州同食馆记》载：
合肥郡城南门东上曰同食馆……东南自会稽、朱方、宣城、扬州，西达蔡汝，陆行抵京师。江淮牧守,三台郎吏，出入多游郡道。是馆成，大宾小宾，皆有次舍。开元中，江淮人走崤函，合肥寿春为中路。大历末，蔡人为贼，中道中废。元和中，蔡州平，二京路复出于庐。西江自白沙瓜步，至于大梁，斗门堰埭，盐铁税缗，诸侯榷利，骈指于河。故衣冠商旅，率皆直蔡会洛，道路不茀。
在唐代，大运河固然是政府转输东南财富的主要运道。但是当东南运河道在受骄藩威胁不能通漕时，具有临时性、替代性特点的淮颍道就显得十分活跃了。特别是唐后期，运河关卡林立，商旅由庐寿取道陈蔡而赴两京的更多，淮颍道的地位也就日趋重要。所以淮颍水道的重新通漕,对于运道周围的庐、寿、楚、濠等州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当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大历时庐州“隘关溢廛，万商俱来”[41]，位于淮河与运河交汇处的楚州“弥越走蜀，会闽驿吴”，“商旅接舻”[42]，“其事雄富,同于方伯”。寿州亦为“地雄人富”之区，工商业也极为发达。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起人口的增多，安史之乱后淮南道户口的增长主要当与此有关。
其三,与良吏的治理有关。
大历时穆宁为和州刺史，“理有善政” ，“增户数倍”。独孤及治理舒州，“断狱岁减，流庸日归”。[43]李幼卿典滁州，“滁人之饥者粒，流者占”，张建封对庐、寿等州百姓“悉心绥抚，远近悦附”。[44]可见良吏的治理，对于淮南道户口的增长也有较大的作用。
三、元和以后长江下游人口的发展
《元和志》所载的元和户仅仅反映了元和一朝国家直接控制的在籍户，这一组统计数字显然无法把唐后期100多年的人口变动反映无遗。而且这一组数据事实上也大大低于当时的实际户口数。同时，元和以后全国的户口仍有增长，长庆、宝历、大和、开成、会昌年间国家所控制的编户都超过了元和时期的户数，文宗开成四年和武宗会昌年间国家所控制的户数均在490万以上，较元和户翻了一倍有余。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元和时户数的下降速度就明显低于全国下降的平均数，元和以后其户口的增长速度较全国其他地区更为迅速。虽然元和以后各州郡的领户因无具体记载而无可详考，不过从其它文献材料中亦可窥见本区部分州郡户口的发展情况。下面试略作考察。
有唐一代，苏州的户口一直呈增长之势。元和时苏州领户由天宝元年的76421户增至100808户，上升了31.91%。敬宗宝历元年(825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常对辖区户口之多称颂不已。“阊门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45]象这类歌咏苏州地广人众的诗在白诗中不乏其例。元和以后，苏州户口仍处在持续增长之中。到唐末僖宗时，苏州户数增至143361户，较元和户上升了42.11%，较天宝户上升了87.46%。当时苏州共有7县，其中吴、长洲、嘉兴、昆山四县皆为望县，海盐、常熟为紧县。孙奭称“天下之剧邑无若昆山者”。[46]欧阳詹在《送常熟许少府之任序》中称常熟县为“紧中之美者”(《全唐文》卷596)。在欧阳詹看来，常熟县实为紧县之首，其户口之多亦可想见。在苏州7县中，惟华亭为上县，不过其户数也不少。据陆广微《吴地记》载，唐末该县有12780户，比当时一般州郡的户数还要多。由于经济发达，人口颇众，早在德宗大历时苏州就升为了雄州。有唐一代，长江下游地区升雄州者，仅此一州，这足以反映苏州人口之多和经济实力的雄厚。所以《吴地记》称苏州“名标十望，地号六雄”,“地广人繁，民多殷富”，决非虚言。入宋后，出现了“苏杭熟，天下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应当说不是偶然的。
元和后湖州的人口增长较快。大中年间杜牧在《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启》中称：“十万户州，天下根本之地，曰吏部员外郎不可为其刺史，即是本末重轻，颠到乖戾，莫过于此”(《樊川文集》卷16)。从杜牧文中推知，宣宗大中年间湖州户数已达10万，这即是说当时的湖州领户较元和时增加了一倍有余，并超过了天宝盛时的户数。杭州的户数在元和以后也有较快增长。杜牧在《上宰相求杭州启》中明确指出：“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杭州户十万，税钱五十万，刺史之重，可以杀生”(同上)。可见在武宗、宣宗时，杭州户数较元和时已增加了一倍。元和以后，睦州由于赋重吏贪，百姓流亡甚众。会昌二年(842年)，孙公乂为睦州刺史，整顿吏治，减轻赋税，招抚流亡，“旬月之间，复离散之户万计”，“毕公之政，无有流亡他道者”。[47]既然流民回归以万户计，会昌时睦州的户口较元和时的9054户，肯定会有大幅度的增长。元和后润州户数无具体记载，不过唐末诗人罗虬的《比红儿诗》可给我们提供一个推证。是诗云:“京口喧喧百万人，竞传河鼓谢星津”(《全唐诗》卷666)。若以天宝元年润州每户平均口数6.50人计算，唐末润州当有153846户。诗人言润州唐末有口百万确有夸大之处，但中唐以后润州长期为浙西观察使的治所，又是两浙漕粮转运的中心，其户口较其它州郡相对多些，也是可以理解的。杜牧称“京口繁重，游客所聚”,韦庄《观浙西府相畋游》诗亦有“十万旌旗十万兵，等闲游猎出军城”(《全唐诗》卷697)之句，可视为唐末润州人口较多之一证。唐末润州户数虽达不到前推的153846户，但较盛唐天宝时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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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似应有所增长。换言之，元和以后润州的户数亦应在10万户以上。
寿州在晚唐时亦为“地雄人富”之地，武宗会昌四年(844年)该州就因户口较多而升为紧州。滁州早在元和六年就升为上州，文宗大和八年(834年)滁州发生洪灾，所辖3县漂溺户“即达一万三千八百”。[48]可见晚唐时滁州也保持了相当可观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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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元和以后人口也有增长。扬州海陵、天长二县，会昌四年升为望县，六合县亦在同年升为紧县。文宗《罢海陵监牧勅》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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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是扬州大县，土田饶沃，人户众多”(《全唐文》卷74)。僖宗光启三年(887年)，杨行密惧怕孙儒攻取海陵，遂令部将高霸“帅其兵民，悉归府城(扬州)。……于是数万户，弃资产，焚庐舍，挈老幼，迁于广陵。”[49]一次就迁徙数万户入城，晚唐时扬州的人口之多，于此不难窥见一斑。我们估计，晚唐时扬州全境的户口至少在10万户以上。
在唐代，宣州户数之多，一直为时人所称道。元和以后宣州人口较前也有发展。杜牧在《唐故宣州观察使御史大夫韦公墓志铭》中称宣州“赋多口众，最于江南”(《樊川文集》卷8)。文中的韦公即韦温，会昌四年(844年)出任宣歙观察使，可知在武宗会昌年间宣州的户口当有增长。前引韩愈《代张籍与李浙东书》可知，元和五年～九年李逊任浙东观察使时浙东道人口增长较快，元和以后这里的人口亦当有所发展。《唐会要》卷70《州县分望道》载有会昌年间全国州县升级情况,兹将本区情况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知，会昌年间本区升紧州1，望州4，上州1，望县8，紧县18。前述唐代州县升等标准是“以户口多少，资地美恶为差”。会昌年间本区有这么多州县升等，其户口的增殖亦不难想象。
四、唐后期长江下游的浮寄户与逃户
唐后期国家所掌握的在籍户远远低于当时的实际人口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存在着大量的逃避国家赋役的隐漏户口。其实唐代存在着大量的隐漏户口并非自中唐始，唐前期这种现象就很严重。杜佑曾指出：“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并估计当时“天下人户，少犹可有千三四百万矣” [50]，这即是说盛唐天宝时期的隐漏户就达四五百万之多(天宝14年国家控制的编户为8914709户)。安史乱后“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51]，户口的隐漏现象更为严重。唐后期长江下游地区的户口隐漏，首先表现在地方州县控制大量的浮寄客户。大历时舒州刺史独孤及在《答杨贲处士书》中指出：
昨者据保簿数,百姓并浮寄户,共有三万三千。比来应差科者,唯有三千五百,其余二万九千五百户,蚕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钱,以助王赋。……每岁三十一万贯之税,悉钟于三千五百人之家。(《毗陵集》卷18)
从独孤及的记载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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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当时州县地方政府所掌握的户口与州县呈报中央的户口，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舒州地方政府所掌握的“保簿”中，登记在册的户数有33000户。其中不纳赋税的浮寄户(即隐户)有29500户，占“保簿”总数人口的89.39%，足见当时浮寄户之多。而这些众多的浮寄户并不包括在州县上报中央的户口数中。据天宝元年舒州有编户35353户，大历时舒州上报的户数为3500户，较天宝元年骤降了10倍。实际上大历时舒州所掌握的户数为33000，与天宝时相差无几。再以浙东区的越州为例，贞元十年(794年)，越州“进绫縠一千七百匹，至汴州，值兵逆叛，物皆散失”，后越州刺史皇甫政上奏“请新来客户，续补前数”。[52]这里的所谓“新来客户”，即是越州地方政府新招来的浮寄户。这些新来的浮寄客户，既然有能力将越州进奉的1700匹绫縠补足，其数量当不少于纳税户。贞元时，湖州刺史李词“开拓东郭门，置阊门，以门内空闲，招辑浮客，人多依之”[53]，可见湖州的浮寄户数量不少。本区受庇于豪家的隐漏户口甚多，齐抗任苏州刺史时，境内“浮徭冒役，吏禁或弛，占著名数，户版不均。公乃阅其生齿，书其比要，强家大猾，不得盖藏”。[54]会昌初，池州刺史李方玄在境内“复定户税，得与豪猾沉浮者，凡七千户，衮人贫弱，不加其数”。[55]其实中唐后地方州县控制着大量的浮寄户，在当时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并非本区独有。元和六年(811年)衡州刺史吕温在《简获隐户奏》中称:“当州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臣到后团定户税，次检责出所由隐藏不输税户一万六千七百。”[56]吕温检责出被官吏隐瞒的户数16700户，与该州的在籍户数相当，足见衡州的浮寄户之多。实际上中央政府对地方州县所控制的大量浮寄客户也是心中有数的。长庆二年(822年)盐铁度支张平叔鉴于“今所在户口，都不申明实数”要求朝廷派人赴州县简责户口，中书舍人韦处厚反对说：
自兵兴以来，垂二十载，百姓粗能支济，免至流离者，实赖所存浮户相倚，两税得充。纵遇水旱虫霜，亦得相全相补。若搜索悉尽，立至流亡。(《全唐文》卷715韦处厚《驳张平叔粜盐法议》)
显然州县地方政府所掌握的户口(纳税与不纳税的浮寄户)远远超过了上报中央的户口，在唐后期已不是个别现象。从舒州、越州所存在的浮寄户数量来推测，长江下游的浮寄户估计不少于当时的在籍户口。
逃户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经常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唐前期逃户问题就十分严重。武则天时就有“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记载。[57]即便是玄宗开元盛世，逃户仍然不少。玄宗在《禁逃亡诏》中称“四海清晏，百年于此。虽户口至多,而逃亡未息。”(《全唐文》卷35)安史之乱后，逃户数量激增，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唐后，长江下游地区的户口逃亡与本区赋税繁重有较大关系。早在安史之乱中，唐政府就加强了对江淮地区的盘剥、搜刮，所谓“上元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皆白著”的民谣，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安史之乱后，唐政府的赋税收入仰给江淮,进一步加重了对这一地区的盘剥重压。所以江淮税重，屡见记载。“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58]；“江南列郡，余杭为大，征赋犹重，疲人未康”。[59]“淮海之郡，庐为大，封略阔而土田瘠，人产寒薄井赋尤重”。[60]人民不堪忍受繁重的赋税，纷纷逃往他乡。州县官吏“惧在官之时，破失人户”，往往不敢如实上报逃亡的户口数，以致“户部版籍，虚系姓名”。为了向政府交纳赋税，遂把逃亡农民的负担转嫁到邻近未逃户身上。宣宗在《赈恤江淮百姓德音》中称:“近者江淮数道，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疾疠，流亡转徙，十室九空。……扬、润、庐、寿、滁、和、宣、楚、濠、泗、光、宿等州，其间或贞元以来旧欠，逃移后阙额钱物，均摊见在人户”(《全唐文》卷81)。这种“于见在户中，分外摊配”之法，又迫使在籍户“流亡转多”,可见摊逃已成为本区农民逃亡的主要原因。
本区逃户的流向,大约有如下几种形式：
其一，流入地主田庄。中唐后本区的地主田庄遍及各地，需要大量的劳动人手，那些在土地兼并中丧失了份地的均田农民纷纷进入地主田庄，成为他们的契约佃农。他们“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货其种食，赁其田庐”[61]，成为了地主田庄中的主要劳动力。这一批“避公税依强豪作佃家”的农民在当时逃户中占了相当的数量。
其二，流入寺观。在唐代，江淮地区的寺观甚多，因而有不少逃户依附于寺院道观，或度为僧，或沦为佃客、奴婢。会昌五年(845年)中书门下奏:“天下诸寺奴婢，江淮人数至多。”[62]武宗会昌法难时，“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万五百，其奴婢十五万，良人枝附为使令者，倍笄冠之数，良田数千万顷”。[63]这里的“良人枝附”即指寺院的各类依附人口，其数既然“倍笄冠之数”，当在50万以上。再加上奴婢、僧尼41万，共达90万以上。长江下游地区是唐代寺院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在这90万人口中，本区当占有一定比例。
其三，流入城市。在唐代，特别是中唐后，长江下游地区城市经济发展较快，因而吸纳了不少流动性人口。流入城市的农民，或成为手工业作坊的雇工，或浮为商贩。另外随着本区运河沿岸运输业的发展，也吸收了一些流民加入运输队伍，成为水手、船夫。[64]
其四，亡命山泽。如安史之乱后期，唐政府在江淮行“白著”之法，人们“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65]宝应元年(762年)袁晁起兵浙东,“民疲于赋敛者争归之”。方清起兵前也曾“诱流殍为‘盗’，积数万，依黟歙间，阻山自防”。[66]可见亡命山泽的逃户也占有一定数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唐后期长江下游地区的实际户数远远高于政府所掌握的在籍户，元和时官方统计户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本区实际人口真正地减少。加藤繁先生指出：“唐肃宗以后的户数，在统计中减少得非常多，这大都是因为人民频繁地流亡，而且朝廷的威令不行，地方行政废弛的缘故。所以并不是象数字表现的那样，有真正户数的减耗，而大约是把很多象庄园的佃农等人漏掉了，没有列在这个统计里。事实上，就是在唐代的后半期，恐怕户口也在慢慢地趋向增加。”[67]通过如上的考察，这一结论是符合实际的。
作者简介：陈勇(1964—)，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文章原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8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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