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著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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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著渊源

史念海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03
历史学199810
一　《考工记》的来由及《匠人营国》的内容
《周礼》为儒家经典之一。其书晚出，西汉时河间献王刘德始得之，因列于诸经之中。由于是晚出，遂引起真伪的争辩。率多谓为作于周初，只是后来不免有所羼入。清代四库馆臣因谓其书虽不尽是原文，亦非出于后世的依托。《周礼》分叙六官，其中冬官早已佚阙，后人以《考工记》补之。四库馆臣说：“《考工记》称郑之刀，又称秦无庐。郑封于宣王时，秦封于孝王时，其非周公之旧典已无疑义。《南齐书》称，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楚冢，获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有奇，得十余简，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书《考工记》，则其为秦以前书，亦灼然可知。虽不足以当冬官，然百工为九经之一，共工为九官之一，先王原以制器为大事，存之尚稍见古制。”四库馆臣亦只定其为秦以前书，究竟在秦前何时，亦未能肯定。不过由其书尚可稍见古制，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考工记》中备载百工所作所为，都城的建设为一代大典，也在撰述之中。《匠人营国》就是为此而作。所说的国就是都城。《考工记》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下面还说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这些都是宗庙宫室的制度，又于经涂九轨之外，说到环涂七轨和野涂五轨，这是指环城的道路和郊野的道路而言。更说到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这又涉及到诸侯之国的都城和所谓小邑为都的都经涂。可以说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周到。
《匠人营国》提到的数字或与数字有关的称谓，应该略作解释和换算。匠人所营之国方九里，自然是四面见方，每面皆是9里，周时1里为300步（《春秋谷梁传》宣公十五年）。1步为6尺（《论语》马融注引《司马德》），则1里应为1800尺。世传周代铜尺7种，长度22.5厘米至23.1厘米不等；骨尺1种，长21.92厘米；缕牙尺长23厘米。据商鞅方升测算，晚周1尺当为23.1厘米。据《隋书·律历志》的记载推算，亦当为23.1厘米。这里就以1尺为23.1厘米计算。则9里之长应为3742.2米。匠人所营之国四面见方，则周长应为14968.8米（下文皆以周时一尺折合23.1厘米计算）（注：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附录二《中国历代度量衡变迁表》。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亦见《中国古代度量衡图案》，1984年，文物出版社。）。
这里还应对《匠人营国》所说的“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再作解释和换算。郑玄说：“经纬谓涂也。经纬之涂皆容方九轨。轨谓辙广。乘车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谓辙广。九轨积七十二尺，此则涂十二步也。旁加七寸者，辐内二寸半，幅广三寸半，绠三分寸之二，金辖之间三分寸之一。”按照郑玄这样的解释，这所谓的九轨为72尺，每6尺为1步，就是说当时的道路的宽度为12步。换算成今制，则为16.632米。
按照《匠人营国》的规定，诸侯之国的都城也应有经涂，就是经纬的道路。诸侯之国的经涂只能和王朝的环涂相比照。环涂窄于经涂，只有7轨。按每轨8尺计算，应为56尺。换算成今制，应为12.936米。
二　早期周人都城的营建
《考工记》所说的国是王朝的都城，却未提到具体的时代。周朝历年悠久，都城不一，方九里的都城指的是哪一个都城，还须再作考核。
周人先世迁都频繁，公刘始迁于豳，古公亶父又迁于周原，文王迁丰，武王迁镐，后来平王复迁于雒邑。《诗·大雅·公刘》就是为歌颂公刘迁都而写作的诗篇。公刘为了选择都城的所在地，于山川、原野、土壤、流泉各方面都作了细致的观察和衡量，因而这篇诗确实成了少有的大块文章。不过诗中并未具体涉及到对于都城的建置。《考工记》的《匠人营国》所规划的都城是难于以公刘所迁为蓝本的。古公亶父迁于周原，也是早周的一宗大事。和《公刘》篇一样，诗人也为之撰写《绵》篇的诗，为之歌颂。古公亶父为了能够在周原立家室，使得“百堵皆兴”，还建置皋门和应门。据说皋门是王的郭门，应门是王的正门。而且还立了冢土。冢土就是社。规模是不小的。但是这座都城究竟有多么大，却未见稍一涉及，《考工记·匠人营国》的作者，也是不能以之为依据的。
《诗·大雅》有一篇以《文王有声》为题的诗篇，是歌颂文王作邑于丰的。丰濒丰水，《文王有声》说：“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这是说文王以丰为都，其功绩可以媲美于大禹。丰的建置自是超迈于豳与周原。后来武王作镐，并不是废弃丰，而是丰的扩大。因为丰在丰水之西，镐在丰水之东，夹丰水对峙，其实就是一城，只是另称之为镐而已。
《文王有声》篇称道文王的作丰，有句说：“筑城伊淢”。郑玄解释这句诗说：“方十里曰成，淢其沟也，广深各八尺。”孔颖达更进一步说：“此述作丰之制。言文王兴筑丰邑之城，维如一成之淢。淢内之地，其方十里。”郑玄和孔颖达的解释，具体说明了丰的规模。丰有城垣，城垣之外，还有城壕。城壕深广各8尺，应该说是很深很宽了。城壕之内还有方10里的地方，也就是说丰的城方10里。
《文王有声》篇在“筑城伊淢”之下，接着歌颂说：“作丰伊匹。”郑玄的解释说：“文王受命而犹不自足，筑丰邑之城，大小适与成偶，大于诸侯，小于天子之制。”所谓小于天子之制，是说文王当时尚为诸侯，而纣犹为天子。丰仅方10里，是不能与纣的都城相匹配的。
按照《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定，方9里之国乃是最大的都城，诸侯之国的都城最大只是方7里。文王当时自认为尚是诸侯，其都城只能是10里，不能超越天子的都城。天子的都城据说为方12里（《周礼·春官·典命》贾公彦疏）。是否如此，容再考核。就是这样，已经和《考工记》所规定的不是一个标准。《考工记》的标准远比西周初年文王之时为小，显然可见，《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规定的标准，并非西周初年的制度，不能混为一谈。
三　雒邑的营建及其后成为东周的都城
周平王东迁，所迁的雒邑，是周武王灭纣之后的建置。武王灭纣西归，路经伊洛流域，对此地很赏识，并指示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决定营建雒邑。武王作此指示和决定之后，迄至成王之时，才建置成功。雒邑虽濒洛水，在当时却是位于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卷四《周本纪》）。
关于雒邑的建置，《逸周书·作雒解》有详细的记载。据说：“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湊。”《作雒解》所说的大邑成周，有城有郭。这里暂置其郭不论，而论其城的大小长阔。所立之城方1720丈，折合今制相当于3973.2米，这应是其一边的长度，则周长应为15892.8米，也就是十二里。所谓城方的丈数，《艺文类聚》和《初学记》皆引作“方千六百二十丈”。折合今制为2742.2米，周长为14968.8米。
以上面这些数字相互对照，显示出《作雒解》所记载的城方长度，按千六百二十丈计，《帝王世纪》谓“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晋元康地道记》则说：“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皆见《元河南志》卷二《战国城阙宫殿古迹》引）。折合今制，《帝王世纪》和《晋元康地道记》的记载，大致是相同的。只是两书所记载的都是南北较长而东西稍短的长方形，并不是正方形。
近年考古工作者对洛阳涧东周城址进行发掘。此城址靠近穀水（涧水），而东周作为都城的王城及其宫殿区域靠近穀水入洛水之处。则此城址当即王城遗址，其发掘结果具见《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报告中详细记载发掘经过，特别对于四面城墙的堆积断面都作了记载，一些段落的长短都作了丈量。可是每一面城墙却没有综合的长度数字。新修的《洛阳方志·文物志》对此作了补充。据其所记，北墙长2890米，西墙长3000米，南墙间有残缺，什记长3400米，东墙3500米。周长为12790米。也不是四面城墙都一样长短的正方形（附图一　东周城址实测图　见64页）。
有此东周城址周长的数字，即可以之与《作雒解》和《考工记》的记载相校量。以今制折合，《作雒解》和《考工记》的城和国周长皆为12900米。较东周城址稍长200米，就以《帝王世纪》和《晋元康地道记》的记载，亦相差无几。
虽然没有很大的差别，并不等于说东周城址原来就是按照《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营建的。《考工记》所记载的匠人营国是全面的，国的周长仅是其中的一端。《永乐大典》卷九五六一引《元河南志》的古代洛阳图十四幅中有《周王城图》，除路门等五门和路寝内寝宫外，皆依据《考工记》匠人营国章绘制。在没有廓清问题前，这是不能以之作为周王城的图的。《考工记》匠人营国，谓面三门。全国应共有十二门。《元河南志》亦如是说。《元河南志》并说：“南城门曰圉门，东城门曰鼎门，北城门曰乾祭，余名不传。”余名不传，固不可以强求，可是北门乾祭却有问题。《元河南志》于此征引《春秋左氏传》和《水经注》作说明。《春秋左氏传》说：“昭二十四年，晋侯使士景伯莅问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问于介众。”《水经注》说：“（乾祭）子朝之乱，晋所开也。”这是说这座北门并不是王城旧有的。如不是王城旧有，则新开这座城门，就使王城的北门增多了一门，而成为四门。《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是城内的道路都和相应的城门连接，因而形成了九经九纬，这时增添了一座城门，就构不成九经九纬。如果增添这城门之后，还能体现九经九纬的规划，那么王城原来的北门就只有两座，与《考工记》根本相违异了。
这幅《周王城图》于宫城的前后标有面朝和东（后）市，也在左右两旁标有左祖右社，出处何在？《元河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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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也未能和乾祭作出具体说明，自当是按照《考工记》列入的。
然而最关重要的，却是宫殿的位置。《周王城图》列宫殿于图的正中，这是和《考工记》符合的。可是《国语·周语下》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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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记载，据说“灵王二十二年，穀洛斗，将毁王宫”。穀水在王城西南会于洛水。所谓斗者，是穀洛两水猛涨，两水相会处以下的洛水河谷一时无由宣泄，溢出岸上，使王宫受到威胁。这显然是王宫近于穀水，并非在王城的中央。王宫如果位于王城的中央，则距穀水尚远，暴涨的水势如何会冲淹到王宫的近旁？以现在地势观察，穀水侧旁的地势，愈向王城中央就愈显得高昂，穀水就是暴涨，也不会冲淹到王城的中央。王宫偏在王城的西南，是和《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不相符合的。王宫的位置都没有按《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布置，其他设施就很难说都是按照这样成规的。《元河南志》所附的《周王城图》分明没有顾虑这一点的，就依照《考工记》的规划，绘制成不符合周王城实际情况的《周王城图》。
四　齐国的临淄城和鲁国的曲阜城
周人始建丰镐，后建雒邑。雒邑规划就未见得和丰镐相同。《考工记》匠人所营之国却有示范性质，是要诸侯之国效法的。在匠人营国这一章中还提到“门阿之制”和“宫隅之制”，而且明白规定：“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制。”这一章中又提到“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也明白规定：“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这是说，诸侯之国的都城，也要按照这样的制度，而且明白指出，诸侯之国都城的制度，都要低于王室，并且还要按照各自的等级差别下去。周人以礼治国，是要讲等级的。《周礼·春官·典命》：“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下文还说到“侯伯七命，子男五命”。郑玄注说：“国家国之所居谓城方也，公之城盖方九里，侯伯之城盖方七里，子男之城盖方五里。”郑玄在《礼记·坊记》的注文中也说到“子男之城方五里”。可见这样的规定是有来头的。可是《考工记》匠人营国却说是方九里。所说的当然是国家的都城。国家都城才方九里，上公、侯伯、子男的都城当然都应该因之递减。也就是说，上公的都城方七里，侯伯的都城方五里了。这一点连郑玄都感到难于调和，因为《周礼·春官》是儒家经典，《考工记》列于《周礼》之中，实际上是代替《冬官》，同样是经典。郑玄是儒家大师，当然不敢对经典有所是非，只好两存之（《诗·大雅·文王有声》篇孔颖达疏）。
西周初年，封国甚多。见于文献记载的犹非很少。其都城经过近年考古勘探发掘却只有齐国的临淄城和鲁国的曲阜城。这里就据以论证。
齐国的临淄城，如其名称所示，正濒于淄水，淄水流经城东，城西又有系水，城居其间。其遗址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犹以临淄为名。临淄有大小两城，大城周长14158米，小城周长7275米，大小两城总周长21433米。小城位于大城的西南，其北其东皆紧倚大城，相倚处有城墙相隔，别无其他隙地。小城南北较长，呈长方形。大城西南因小城砌入，显得少了一块。大城东墙没着淄水，淄水蜿蜒曲折，城墙也非端直，因而全城难得成为四方形（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以下论述各诸侯之国的都城皆同此。）（附图二　临淄齐国故城平面图　见封三）。
鲁国都城曲阜位于珠泗二水之间，今仍为山东曲阜市，故城残垣迄今犹存。遗址的平面呈椭圆形，东西长3.7公里，南北宽2.7公里。全城周长应为128000米。因为残垣呈椭圆形，城墙也难免有弯曲处，其周长可能超过12000米，不过所超过的数字也不能太多（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1982年，济南齐鲁书社，以下各处皆同此。）（附图三　鲁故城遗址遗迹分布图　见45页）。
齐国临淄城的大城，周长14158米，以传世各种周尺计算，皆和《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规定的国城周长少有差距，为数都相当微小。以周璧羡度尺计算，又远超过匠人营国所规定的城方九里。这样两相差距不大或者有所超过，不是没有道理的。齐于周初所封诸侯之国中，所居的位置是最高的一级，不下于周室近亲的鲁卫诸国，是应列到上公九命的，按照《周礼·春官·典命》的制度，齐国的都城应该方九里。这里应该补说一句，《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规定的方九里，乃是比照《作雒解》得出的规定。当时周王居于成周王城。周王身为天子，其所居的都城自应是全国最大的城。成周王城如《作雒解》所说，是始建于西周初年。其时周的都城乃是丰镐，而非雒邑。如郑玄的解释，丰京为十里，尚未达到天子都城的地步。丰京方十里，雒邑方九里，其间是有差异的。后世有陪都的制度，周时尚无陪都的名称，雒邑实际上与陪都相仿佛。这样的陪都城方九里，显然是较都城差一级，与上公的都城相等了。自居于成周王城的周天子看来，其都城是全国最大的，齐国按照《周礼》本来的制度，九里的都城也非僭越。可见齐国都城的模式与《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无关。
鲁国的曲阜城较小于齐国临淄城。周长12800米的城，并不小于涧滨东周城址。鲁国和齐国一样，都是按照《周礼》的制度，营建本国的都城，和《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定，同样没有关系。
城的周长如此，其他差异也就跟着来了。城门和街道就都显得突出。齐临淄城的大城和小城都不是方九里的正方形，因而每面也非都是3门。临淄城大城和小城本来共有13座城门，现在已经探勘出11座。小城南面2座，另3面各1座。大城南北两面各2座，东西两面原来可能也是2座，目前仅各发现1座。城内现探出10条交通干道，绝大多数皆与城门相通。大城7条大道，多宽10余米至20米，小城的两条南北道最窄，宽度都不足10米。临淄城中的道路有的能宽到20米，超过了《考工记》的规定，但“经涂九轨”的情景则是看不到的。
曲阜城的城门已探出的有11座，其中东、西、北三面城墙各有3座，南城墙2座。各门都有道路与城内大道相通。城内中部为宫殿区。宫殿区前面有大道直通南城墙东侧的稷门。稷门可通行的道路仅此而已，并不能和北面相应的城门相连接。南北两面城墙的城门多寡不同，其间自难有直接相通的道路。东西两面城墙各有3座城门，可能不相互对称，因而相应的城门之间，也没有直接相通的道路。就这一点来说，似乎还没有齐临淄城的整齐。
齐临淄城的大城主要是平民活动的地方，可以说是住宅区。小城则是齐国的宫殿区。这样的区分是《考工记》所没有的。齐国临淄城的宫殿不在大城的中央，而在另外建立的小城之中，只能说是自成规模。如前所说，周灵王时，成周王城的宫殿，近于穀水，也不在城的中央，可是近穀水的宫殿并未另筑小城。临淄城的小城据说始筑于春秋之时，为时稍晚。现已探索出10条干道；东西向的干道5条，南北向的干道5条。其中1号干道，由西面最北的门通到北面最东的门。为什么如此？因为曲阜的北城墙东西并非端直，而是中间一段向北突出，两侧向内收缩，而北面最东的门为甚，大致已和西面最北的门相对，故这条干道贯通于这两座城门之间。这样就使由西面中间的门向东伸延的道路，只能和东面最北的门相贯通，西面最南的门和东面居中的门之间的道也是如此。曲阜城北面城门3座，南面只有两座，因之南北两面城门之间的道路就不易相应的贯通。北面最西的城门有向南伸延的道路，是可以向南直达南面的西城门，但中间却向西偏斜，离南面西城门就显得过远。南面的东城门和北面中间城门并不相对，两城门却有道路通到城内，但两条道路却不能互相贯通，中间还有很大的弯曲处。其他干道都有其重要的作用，却也有局限性，未可一概而论。
曲阜城的宫殿区在城内的中部，这一点是和《考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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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人营国的规定相符合的。不过是否承受《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定，似不能骤然论定。因为丰镐故址的发掘还在继续施工中，城中设置还难以断言。是否这是丰镐当年的旧规，似宜再作斟酌。因为曲阜城的营建早在西周初年，不可能舍去丰镐，而取则于后来的规定。
《左传》定公四年，记周初封建，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因而曲阜城内有周人，也有殷民。周人有周社。周社之外，尚有亳社。殷商曾以亳为都。亳之为都历时相当悠久，故殷民之社称为亳社。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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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亳社并立，故阳虎盟鲁公及三桓于周社，又盟国人于亳社（《左传》定公六年）。《春秋》及《左传》周社仅此一见，亳社则屡见之。昭公十年，始用人于亳社；哀公四年，亳社灾；哀公七年，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考工记》匠人营国，社与宗庙皆居于重要地位，即所谓左祖右社，且在宫殿之前。曲阜城内的周社和亳社未见置于何处，考古勘探亦未见其遗迹。但在故城内的西部“望父台”、药圃、曲阜县城西北角和鲁城北部林前村，都发现墓葬区。墓葬区多近于居地，也许距周社或亳社不远。只是都在宫殿区之后，与匠人营国所说的宫殿区前的左祖右社不同。
《考工记》匠人营国还说到面朝后市，这是说城内有市，市在宫殿之北。可是曲阜城宫殿区的东、西、北三面，环绕着铸铜、冶铁、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和一些居住遗址，皆与市无关。《考工记》所说的“面朝后市”，在曲阜城内很可能落空了。曲阜城在当时不能无市，设市的地方不一定就在宫殿区之后。
齐临淄城和鲁曲阜城历年皆甚悠久，与其封国共长久。姜齐虽为田齐所取代，临淄城却仍巍然屹立于淄系二水之间，鲁国于入战国后即已为楚所灭，曲阜城都未被毁，还可由人取证，以之尚论其城内的建置。
五　侯马古城和郑韩故城所显示的春秋时期都城制度
近年考古勘探和发掘两周时期诸侯之国的都城，为数不少，依其建置都城之时而论，中原诸国当以齐、鲁两国为最早，其次则应数到郑国和晋国。郑国始封于渭水下游，其故地于后世即称为郑县，在今陕西华县。周幽王时，郑桓公见西周将亡，迁其亲属，国人并挟带财产于虢、郐之间。郑武公灭掉虢、郐，即以新郑为都（《国语·郑语》，《史记》卷四二《郑世家》）。晋国始封远较郑国为早，其封地在河汾之东，而都于翼，即所谓绛。其地在今山西翼城县。晋景公时迁都于新田，新田亦称绛或新绛，其地在今山西侯马市。晋迁于新田为鲁成公六年事（公元前589年），已在入春秋之后。
郑国于战国时为韩国所灭。韩国灭郑后，亦迁都于新郑。当前考古学者即称此城为郑韩故城。新郑位于双洎河和黄水河交会的地方。由于地形的限制，郑韩故城自成一种特殊局面，与《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迥异。郑韩故城并非方形，其平面很不规则，东西最长5公里，南北最宽4.5公里。东城墙南段紧濒黄水河，南城墙已在双洎河之南，北城墙中间向南筑有隔墙，直抵双洎河岸边，分其城为东西两部分。西城略小，为宫殿和官署集中的地方，东城平面成曲尺状，面积比西城大将近一倍，主要发现各种手工业作坊遗址，当前考古勘探所可知的仅此几项，无一项与《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规定的相符合。（附图四　郑韩故城平面图　见封三）
晋国早期以之为都城的翼即绛，尚未经过近年考古的勘探。近年考古勘探的为后来所迁的新田，也就是新绛。新绛在今侯马市，考古工作者称之为侯马古城。侯马古城位于汾水和浍水之间。当前已发现六个大小不等的城圈。其中白店古城年代较早，当为晋景公所迁的新都。白店南北1公里，东西还稍窄一些。就是说其周长只有4000米，或稍多一点。白店古城上叠的平望古城和其右侧的牛村古城，当然更在平望古城之后，这3座古城以东1公里多的地方，又有马庄和呈王两古城，似为近郊的宗庙或其他建筑遗址，这些古城之外，浍水南岸还有范围很广的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遗址。（附图五　侯马晋国古城平面图　见95页）
这6个古城都相当窄小，远不及《考工记》所规定的里数。现在仅知白店古城较早于平望和牛村两古城，马庄和呈王两古城尚不知其年代的迟早。姑且假定这后两古城历年最久，白店古城时已有这两古城，平望和牛村两古城时也有这两古城。马庄和呈王两古城，据考古勘探为宗庙或其他建筑遗址。若为宗庙遗址，则又和《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定大相违异。匠人营国的规定乃是左祖右社，都在宫殿的前面。而侯马古城中的白店古城和平望、牛村两古城既皆为宫殿所在地，则当时的宗庙皆应在此三古城之南。可是马庄和呈王两古城都在白店、平望、牛村三古城之东，怎么能和《考工记》所规定的相符合？
《考工记》匠人营国并未规定各项手工业在都城中的位置。从临淄城和曲阜城的遗址观察，手工业不仅在城内，而且地位皆相当重要。《考工记》中虽未明确指定这一点，估计也应并非例外。可是侯马古城的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遗址，不仅在城外，而且在浍水之南。浍水之南这些手工业遗址分布的范围相当广大，当非偶然的举措。假令皆设在浍水之北，这几个长宽均为1公里多窄小古城又如何容纳得下？侯马古城与郑韩古城不同。郑韩古城紧濒双洎河和黄水河，不能不受地形的限制。侯马古城虽在汾浍二水之间，都不是紧濒汾浍二水，其城墙就筑在汾浍二水的岸旁。可以说，侯马古城应该有可能按照《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定，从事建置都城，可是侯马古城竟未按照《考工记》所规定的模式，其间应该有些道理的。
六　楚国纪南城有关交通的设施
考古工作者还勘探过楚国的纪南城。纪南城在今荆沙市江陵城北。纪南城就是楚国的郢都。楚国以郢为都，是在楚文王时，尚早于晋景公的迁都新田。
纪南城平面作扁方形，东西4.5公里，南北3.5公里，较之《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规定的城方9里稍稍广阔一些，不过相差并非很多。城门已发现五座，又有两座水门。纪南城内本来就有两条河流，水门的设置当是便于河水和船只的通过。宫殿区在城的东南部，东北部和西南部则为手工业区。（附图六　楚纪南城平面图　见封三）
纪南城引人注意的乃是其西城墙的北边的城门。这座城门有3个门道，中间的门道比两侧的宽一些。这和《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说的“经涂九轨”是相同的。“经涂九轨”的3个门道宽窄都是一样的。纪南城的3个门道的宽窄间有差别，显示出纪南城3个门道可能是早期较为粗略的设施，“经涂九轨”已是精心规划过的。
七　秦国雍城中市的设置
秦国亦为西周时的封国，其封地本在陇山之西，其后辗转迁徙，秦德公始迁于雍（《史记》卷五《秦本记》），其地今为陕西凤翔县。其时已入于春秋，稍后于晋国之居于新田。
秦国雍城遗址位于今陕西凤翔城南，基本呈长方形，东西长3480米，南北宽3130米。遗址西墙保存较好，有3座城门，城门中间有两道车辙压痕，两轨间距2.10米。城内有8条道路，南北向和东西向各4条。东西向的4条道路中有3条和西城墙的3座城门相接连。城内有3处宫殿遗迹分别在今姚家岗、马家庄和铁沟、高王寺。姚家岗位于雍城中部偏西，距西城墙约500米。马家庄则在雍城中部偏南，都还不能算是正中，铁沟、高王寺更远在雍城的北部。姚家村和马家庄的宫殿为春秋时的建筑，铁沟、高王寺的遗址窑藏中杂有吴楚之器，其建筑年代可能迟至战国中叶以前。姚家村和铁沟、高王寺遗址皆为宫殿区，马家庄遗址则于宫殿区之外，还有宗庙区（注：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在雍城北城墙南面偏东300米处，还发现一处市的遗址。市的平面呈长方形，四周有土墙相围，东西长180米，南北宽160米。四面墙的中部各有一座市门。市的建筑平面呈凹字形。其建筑时代大致属于战国时期（注：《中国考古学年鉴·凤翔县秦雍城》，1989年文物出版社。）。雍城市的遗址，在雍城的北部，对马家庄的宫殿和宗庙遗址来说，可以说是近于南北相对，符合于面朝后市的规模。可是市是战国时期建筑的，而铁沟、高王寺宫殿遗址，也是战国时期的建筑，说到面朝后市，就应以铁沟、高王寺的宫殿为准，那就不能说是面朝后市了。（附图七　秦都雍城考古发现示意图　见42页）
八　魏国安邑城的大城和小城
上面论述的几个诸侯之国的都城，临淄城和曲阜城可以上承西周时期，郑韩故城所涉及郑国新郑则在周室东迁之后，侯马故城又在春秋时期。秦国雍城虽始建于春秋时期，战国犹不时有所补缀。始建于战国早期而其遗址又经过近年考古勘探的，应为魏国的安邑、赵国的邯郸（今河北邯郸市）和秦国的栎阳城（今陕西临潼县渭水之北）。
赵国的邯郸城和秦国的栎阳城亦犹郑韩故城和晋国的侯马古城，与《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皆了无关涉，可以略而不论，而论魏国的安邑城。安邑城在今山西夏县西北。春秋时期魏绛自霍（今山西霍县）迁此。三家分晋后，魏国仍以此为都。据考古勘探，安邑城遗址大、中、小3个城圈。中型城圈为秦汉时期所筑的，不在论述之列。大城和小城可能就是魏国的都城。大城周长15.5公里。小城位于大城的中央，为周长仅3公里的正方形，当为其时的宫殿区。以之与《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相比较，大城显然狭小，可是小城正在大城的中央，却是其他诸侯之国的都城少见的。（附图八　魏都安邑平面图　见封三）
九　《考工记·匠人营国》撰著时期的推测
这里论述《考工记·匠人营国》是参照了近年的考古发掘的成果。考古发掘的成果虽已相当丰硕。较之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的诸侯封国，却是戋戋难以备数，而且这里所参照的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以这样稀少的资料尚论往古的撰著，自然不易得出具体的结论，不过借此可以略见其间演变汇合的蛛丝马迹。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以说《考工记·匠人营国》并非早在西周初年就已规定的立国制度。甚而当周室东迁之后，也还没有这样的规定。成周王城于西周初年即已建立，其规模小于丰镐，仅与上公的诸侯之国相等。以之作为正式的都城，乃是由平王时才开始的。周人是擅于讲礼的王朝，等级的分别相当严格。齐鲁两国论功论亲，皆居诸侯之国的上乘，其都城的广狭虽间有差异，却都合乎《周礼》的规定，未尝稍有逾越。可是齐临淄城和鲁曲阜城的周长竟都和成周王城相仿佛，甚至还稍有出入。这不是齐鲁两国的僭越，而是平王仓卒迁徙，未能扩大成周王城，使之与丰镐相等，《考工记》所说的城的周长与《作雒解》相同，正显示其与西周的旧制毫无关涉处。
《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规划的制度，并非西周的旧制，也不是东周的新制。《考工记》规划都城，王宫自在城的中央。可是成周王城就不是如此。成周王城的宫殿在城的西南部，近于穀水行将与洛水会合之处，故穀水暴涨，就会冲淹到王宫。这是东周一宗大事，见于文献记载，应非虚妄。虽遇这样非常的事故，也未闻因此而有迁移宫殿的倡议和举动，可能经东周之世，都是如此。《考工记·匠人营国》对于宫殿的设置完全与成周王城不同，可见不是遵循东周的新制，不以成周王城为蓝本。
成周王城的宫殿为什么设置在西南部，自来无人为之解释。按周人的礼仪应该设在都城的中央。丰镐旧制已难于稽考。根据考古的勘探发掘，鲁国曲阜城的宫殿就是在城的中央。鲁史未见移置宫殿的记载，可见乃是西周以来的旧迹，而为《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著者所取法。
这样以宫殿设置于都城的中央，在经过考古发掘的诸侯之国的都城，仅又见于战国时期魏国的安邑城。当魏绛始由霍迁于安邑之时，鲁国已相当的衰弱，其国力不见重于列国，而保持周室的旧制却为其时诸侯之国所少见。安邑城中宫殿区的位置是否与曲阜城有关，不必在这里过事揣测，仅就其能与《周礼》有关而论，可能会引起人们的重视。
周王以礼治国，宗庙与社皆应为都城中重要的设置。《诗·大雅·绵》篇一则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再则说：“迺立冢土，戎丑攸行”，所谓冢土就是大社。可见当时宗庙和社是并重的，也是营建都城首先应该考虑的。宗庙置于何时，《绵》篇中未见具体说明。至于“迺立冢土”，则叙述于“迺立皋门，皋门有伉；迺立应门，应门将将”之后。据郑玄的注释：“王之郭门曰皋门，王之正门曰应门。”当时是否有郭是另一个问题，这里暂置不论。至少可以说皋门在应门之前，应门之内就是冢土，然后再是宫殿。鲁国自然也有庙，且有数种不同的庙。周公称太庙，鲁公称世室，群公称宫（《春秋公羊传·文十三年》）。孔子就曾经到过太庙（《论语·八佾》）。庙建于何处？未见记载。晋国都城新田（即侯马古城）的宗庙所在，据考古勘探发掘的遗址，似建于马庄和呈王两古城之中，而此两古城在其时宫殿区的东和东北，并未如《绵》篇所说，在应门之内，宫殿之前。侯马古城未发现当时社的遗迹，鲁国曲阜城的社，不仅有文献可稽，且有遗迹可征。这是在前面已经论述过的。这和《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有所不同。虽然不同，《考工记》的记载应该说上承古公亶父在周原的经营，是有根有据的。
《考工记·匠人营国》在“方九里，旁三门”之下，说到“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这是有关都城中交通设置，也是相当重要的。九经九纬的道路，其前提是要都城四面城墙每面都有三门。而且东西两面的三门都应相互对称，南北两面的三门也应都是一样的，齐国临淄城和鲁国曲阜城，都可以说是九里之城，或者是近于九里之城，可是所设的城门都不是十二门，这就难得彼此相应对称，也就说不上九经九纬了。成周王城四面城墙虽有差距，但差距并非过于显著，应该设置十二门的。但除过圉门、鼎门、乾祭三门之外，别无所知。就是乾祭门也是后来才增建的，是否就在十二门之列，更是需要再事斟酌的。所以这些就无由一时提起。
应该说，构成九纬和九经的规模，是先要具备经涂九轨。就是每条道路都有三股道。每股道的宽折合今制为16.632米。这是在前面已经说过的。每一条道路有三股道。则通过南北两面城墙各自三门的道路就是九经，通过东西两面城墙各自三门的道路也就是九纬了。
这样经涂九轨在当时应该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可是当时有关华夏诸侯之国的文献记载，除《考工记》以外，竟不易见到这样的称谓，就是中原诸国的考古发掘，也未见到残留的遗迹。有之，就要数到楚国的纪南城。纪南城的西垣北门有三条门道，中间的门道比两侧的宽一倍。虽尚未知悉之三条门道的宽度是否与《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规定的九轨相同，但空谷足音，自是不易得闻见的。不过这样的设置只见于一座城门，而且还是西垣北门并非北垣的城门，只能说这是“经涂九轨”的刍形，还不能以之与《考工记》所记载的规划同等齐观。
据考古工作者的推算，纪南城的城垣大约营建于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交。楚国与华夏诸国相同，早在齐桓公称霸之时，即已成为攘夷的对象，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线”的南夷；就是指楚国而言。楚王也以蛮夷自称，可见其中是有相当差距的。经过战争与交往，这样的差距逐渐得到泯平，不过影响还不易完全消失。战国时，孟子犹讥楚人许行为南蛮鴃舌之人，他可知矣。如果所谓“经涂九轨”真的始见于楚国的纪南城，并进而传到中原，为《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著者所撷取，可能不是很早的事情。
至于国中的市，《考工记》以市和朝相联系，而有面朝后市的规划，可是早在西周时始建的临淄城和曲阜城，都没有显示市的所在。东周初年至于春秋始建的郑韩故城和侯马古城也皆未见市的所在。其他考古发掘也都无所发现。有之，当数到秦雍城。秦雍城始建于春秋之时，其后陆续增修，迄至战国，规模初定。城中有市。市的遗迹中且发现货币，以此推断，其时代大致属于战国时期，与东周初年无关。
前面说到魏国安邑城的宫殿区位于城的中央，以其与《周礼》有关而引入重视，如果这样的说法不至于讹误，则引人重视的时候当远在魏绛徙居之后。魏绛本为晋国卿士，晋国卿士受封邑者并非少数，魏绛一人之事，如何能引人重视？魏国于三家分晋之后，与韩赵两国并为当时的大国，自与魏绛之时迥异。魏国的强盛在惠王之时。惠王自诩为承继晋国的大业，而且还夸耀晋国天下莫强焉。惠王时魏国的强盛肇始于安邑城尚作为都城之际。由于魏国的强盛，安邑城确曾为当时人所重视。《尚书·禹贡篇》为托名大禹的撰著，实际上却是撰著于战国时期。这已是现代绝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定谳。《禹贡篇》讲究当时全国向都城的道路，而其所谓都城，却是冀州的西南部。往古传说，禹曾都于安邑。这是托名大禹撰著《禹贡篇》的因素。魏国强盛时都于安邑。《禹贡篇》的撰著者正是以夏朝影射魏国的。以宫殿置于都城的中央，诸侯之国中始见于鲁国的曲阜城，应该说是有历史的渊源的。强盛于一世的魏国，也是以宫殿区置于都城的中央，这样既符合《周礼》所规定的制度，也具有一定的成效，《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著者可能就是因此而以之列入这一章之中。
虽然这些说法还属于初步论断和推测，已经可以看到《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都是有根有据的。周人重礼，对于宗庙和社是相当尊敬的，早在古公亶父经营周原就已如此，因而在这一章中，左祖右社的位置就显得非常，安置在宫殿的前面、祖社以左右排列，只是在王宫前面的左右，并非在王宫的左右。如果是在王宫的左右，就显不得尊崇了。左祖右社以在王宫之前面显得尊崇，当然王宫所在地也不同寻常。鲁国曲阜城以宫殿设置于城的中央，应该不是偶然的，可能是取法丰镐旧制，只是丰镐遗址的考古发掘尚未竣工，难以取证。《考工记》规划的都城是方九里，这九里之长和《作雒解》的千六百二十丈差不多，甚至是相同的。虽然《考工记》所规划的都城不以成周王城为蓝本，但这方九里之城应该以成周王城为准则的。因为东周之时，成周王城为周王城的都城。周室虽已不振，周王却仍为诸侯之国共同尊奉的君王，其都城也应该为当时最大的都城。都城既方九里，则每边三门，共十二门也是有道理的。只是这三门、十二门的准则颇难得其依据。成周王城十二门之说，可能还是后人根据《考工记》得出的解释。因为见于记载的才只有几座门，距十二门之数尚甚悬远，固然可以说未见记载的门名，以历年久远未能稽考。其实这只是一句空话，没有什么意义。《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中，经涂九轨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可是有关中原诸国的文献以前未曾见于文献记载，考古勘探发掘亦未见其遗迹。齐鲁都是大国，如果其时已有如此创举，这样的大国应该说是有能力促成的。就是后来晋国再迁的新田都城也无此项设施。如果再无其他例证，只能说是取法于楚国纪南城的。而其时代不能过早，最早也只能是在春秋战国之际，也许就在战国的前期。
如果经涂九轨取则于楚国纪南城是在战国前期，则设置宫殿于都城的中央就和魏国的安邑城联系起来。如前所说，置宫殿于都城的中央在众诸侯之国，始见于鲁国曲阜城，鲁国维护周礼，最著特色。如果《考工记·匠人营国》这一章撰著时期较早，是可取法于鲁国曲阜城的。可是“经涂九轨”这一创举始见于楚国纪南城，而其北传为《考工记》撰著者所取法，为时不能过早，鲁国已经衰弱，不见重于诸侯之间，则《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著者，所取法的应是魏国的安邑城，而不是鲁国的曲阜城。《考工记》匠人营国章的撰述时期，似应以宫城位于都城的中央和经涂九轨为度，是不能过早的。
正是由《考工记·匠人营国》这一章所说的营国规划有根有据，又合于《周礼》，甚至还可以合乎一般建城的原则，在《考工记》未列入《周礼》之中，以之代替《冬官》之前，就已为后世设计都城者奉为圭臬，在其列入《周礼》之后，成为儒家经典的一部分，在以后的悠久时期中，论都城建置时都不能漠然视之。
按之具体内容，《考工记·匠人营国》只是营建都城的规划，而非周代的制度。由于列入《周礼》之后，成为冬官的代替篇章，就为儒家视为周代的制度，因而出现矛盾的现象。前面曾经征引过《周礼·春官·典命》，说到周初分封诸侯。上公之国城方九里。可是《考工记》所说的营国，城方也是九里。这样矛盾现象，皆出于《周礼》之中，《周礼》为儒家的经典，甚至像郑玄这样的大师，也只能依违其间，不能不两存其说，难于说出究竟，因而一直是一笔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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