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水经注疏》版本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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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水经注疏》版本考（下）

量上的优劣，当时就有比较清晰的了解，这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李子魁带到重庆的稿本只不过是初稿本而已。二、汪辟疆手中的“不全稿本”应来源于李子魁。李之所以将初稿本的一部分交给汪，显然是为了求他写文章“表彰”《水经注疏》，以唤醒世人的注意。而且从文章发表后，这部分“不全稿本”仍一直存于汪氏行箧中的情况看，极有可能当时写文章是带有某种条件的。汪氏“不全稿本”的表述虽与上述李子魁“散稿”之说含义不尽相同，但也应该看到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即如果李子魁带到重庆的初稿本不是“散稿”的话，那么汪辟疆行箧中也将很难出现几册“不全稿本”。由此看来，李子魁手中的初稿本必非全稿。
李子魁带到重庆的这个初稿本到底有多少卷，现已不得而知。目前知道的除已发现的卷三十一至三十三外，尚能寻得一些痕迹的还有卷三十四和卷三十五。汪辟疆在《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文中曾论及《水经注疏》“突过前人”的四方面成就，其中共摘录十七段杨、熊疏文。经核对，这十七段疏文集中在《水经注疏》的卷三十四和卷三十五，其中十三段在卷三十四《江水二》，四段在卷三十五《江水三》。当时，《水经注疏》“原稿”已交中央研究院，汪辟疆根本无法看到。为排除他引用《水经注疏要删》、《水经注疏要删补遗及续补》中杨、熊的疏文，我又将此十七段疏文与之相校，仅有一段出处位置相同，但文字已经熊会贞全面改写的疏文在此二书中出现。[41]这一情况无疑说明汪辟疆当年确实见到过初稿本的卷三十四和卷三十五，而且从他只单单引用这两卷中的杨、熊疏文来说明《水经注疏》的成就看，极有可能是李子魁只留下这两卷初稿本——即“不全稿本”供他写文章鼓吹之用的。这两卷初稿本除汪氏文中记载外，未见他书著录。其今下落何处，尚待新资料的发现及佐证。
将发现的初稿本三册的内容与北京影印本和台湾影印本对校，种种迹象表明初稿本是此二本影印所据底本的共同祖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初稿本中所有杨、熊疏文前另加的“守敬按”或“会贞按”，在北京本和台湾本上都已抄入正文。
第二，熊会贞批在初稿本天头地脚处的疏文（有些冠以“守敬按”，但从字迹上看确系熊会贞所写），北京本、台湾本也全部抄进正文。
第三，初稿本上熊会贞对原疏文的删改之处，在北京本和台湾本上都得到了更正。
第四，初稿本上熊会贞的诸如“脱‘东’字”、“‘侨’误‘桥’”、“‘县’字重”等眉批，在北京本和台湾本上都得到改正。
这部初稿本在据此抄成北京本和台湾本之后，估计就被熊会贞废弃了，因为在能见到的此本卷三十一至三十三上，所有熊会贞增订的疏文及改正错字等眉批都在北京本和台湾本上得到增改，可见北京本、台湾本抄成后，熊会贞就依托台湾本继续开展工作而放弃了此本。正因为是弃稿，杨氏后代也就不予过多注意，使得一部分“散稿”由李子魁带到重庆。余下的部分当时应该在杨家人手中，今已不详下落。
5、1914年在京期间写定的部分“宋体净本”
1914年春，杨守敬进京，见到老友陈衍，急忙拿出《水经注疏》部分初稿本请他过目，并说：“山东刻工廉，已半付写之矣。”[42]与此同时，杨守敬又分别给王先谦、刘心源等人写信，表示愿意用湖南永州刻工，原因是“京师刻工奇贵”，而“湖南刻字以永州为尤廉”。[43]但从目前所见资料分析，由于资金短缺严重[44]，加之杨守敬于来年的1月9日即去世，《水经注疏》的刊刻并未真正实施，只是在京请人写定了部分用于雕板的“宋体净本”[45]。
这部分“宋体净本”到底有多少卷，现在已不得而知。仅见的卷八《济水注二》，一册，现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57年，科学出版社影印《水经注疏》全稿本时，将此册作为附册出版。原本版式为“朱栏粗格”，半页十行，行二十格，小字双行同，上鱼尾，鱼尾下依次为卷数、水道名、页码。值得提到的是，该册第二页天头有杨守敬亲笔“当叠‘棘’字”四字眉批，可见抄成净本后杨氏仍在修改。1915年杨守敬逝世后，由于经济方面的问题，雕版之事即被搁置，这部“宋体净本”的写定工作自然也就停止了。[46]
6、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誊录完成的全稿本及全稿钞本
“宋体净本”虽未写成，但在熊会贞的主持下，《水经注疏》初稿本应该是最终誊录完成。但这个本子由于是雇抄手从多种眉批本上誊录下来的，加上急于成稿，其中不惟错讹脱衍之处颇多，既如杨、熊“疏”文有些也待进一步增订。这一点杨守敬本人十分清楚，为此他生前抓紧一切时间对已抄成的部分进行校勘增补，甚至“当夜静，置灯榻畔，在床执卷，再三审订，或通宵不寐”。[47]作为该书主要撰著者之一的熊会贞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而杨守敬临终前的遗命，实际上是交给他一个任务，就是抄成、增订初稿本，完成定稿本。为此熊会贞贡献出自己人生的最后二十多年，确实象他承诺的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48]。
熊会贞增订初稿本，除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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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上加注眉批外，更主要的方法仍然是利用王先谦合校本开展工作，其中有的是杨守敬逝世前使用过的，如上述“丁”字本；有的是熊会贞新使用的，如上述“戊”字本。到三十年代初，熊会贞考虑到自己年事日高，《水经注疏》批注文字不断增多，加之国内局势日渐不稳，杨、熊两家之间又有矛盾[49]，他惟恐一旦遭遇不测，初稿本和批注本受损则难于弥补，遂在继续增订过程中，请抄手誊录一部供自己今后校勘的稿本——即台湾影印本之底本（以下简称“台湾本”），同时允许好友武昌藏书家徐恕（字行可）“另录副本”——即北京影印本之底本（以下简称“北京本”）。[50]时间应当就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至迟到1935年秋，两个本子都已誊录完成。
确定这个时间段，主要有四点理由：
（1）1933年6月——1935年初，熊会贞曾给郦学家郑德坤写过三封回信，后被郑氏发表在《禹贡半月刊》上。[51]三信中均提到《水经注疏》稿本，依次表述为：“大致就绪，尚须修改”、“初稿将成”、“今草创已就，惟尚须修改方敢问世”。可见，这期间稿本誊录工作已处在后期即将结束阶段。
（2）查台湾本卷二十二首页有“廿三年夏，张对”、末页有“西月和亭对”眉批各一条。眉批中的“对”显系核对之意，“张”及“和亭”当为姓名，“西月”之意不详，待考。又卷三十一末页有“张和廷书”四字题署。犹记1984年2月13日，我跟随谢承仁师访问徐恕哲嗣徐孝宓先生，徐先生谈到他家另录副本的情况时，曾说：“当时请了两个人抄，一个叫张和廷，‘张’是弓长‘张’，‘和廷’不知是哪两个字；一个叫傅朗西。”[52]正可印证，“和亭”、“和廷”当系一人，是台湾本和北京本的抄手之一。而且，从他既“书”又“对”的工作情况看，说明当时是抄完一卷核对一卷的（按照惯例应该是抄手之间互校），核对的时间与抄录的时间大致衔接。因此，核对是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抄录也应该就在这一年或稍后。
（3）徐孝宓先生在谈话中也提到北京本抄成的时间，他说：“抄书时间大约是民国十几年至二十几年，反正抗日战争以前是抄完了”。[53]这个时间段也正好大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的范围。
（4）1936年5月25日，熊会贞在武昌逝世。7月，其子熊小固在《禹贡半月刊》登出“启示”，云：“自杨公作古，先父独力担任《水经注疏》，二十余年来无间寒暑昼夜；去年秋已写成稿本四十卷，计八十余万言。……又先父在日，深虑兵燹水火，书稿恐遭散失，已由徐君行可另录副本。”[54]则台湾本、北京本誊录完成的时间是非常明确的。　　全稿本即台湾本，现藏台北图书馆。“原稿为红格二十四开手写本，共线装四十一册”[55]，版式同上初稿本。
这部全稿本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1935年秋誊录完成后，熊会贞因先前得过两次大病，“继续修订已力不从心”[56]，又恐稿本毁于战火或流失，遂决定转交“杨府收存”[57]，并召集杨氏子孙及旧友举行了一个正式交接仪式，督促杨家后人尽快付梓。[58]1938年7月，杨守敬的孙子杨勉之通过傅斯年将此稿本转给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杨家得“奖金”三千元[59]，双方达成协议，书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数三分之一交杨家”[60]。后因抗战形势紧迫，书稿先转运香港，后运抵重庆，解放前又运到台湾，藏于台北图书馆。1971年由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出版，题名《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平装成十八巨册。
从目前所见资料看，这部全稿本应该就是《水经注疏》的最后稿本。[61]所谓“誊清正本”或“正本”，如上文所论，只是汪辟疆、李子魁对初稿本的一种夸张说法，并非真有其本。不过由于汪、李与《水经注疏》的特殊关联，这一说法颇具影响，困惑了郦学界多年，直到近几年才逐渐得到了澄清。顺便还应提到的是，有文章称这部全稿本“即杨、熊《水经注疏》的最后定稿”[62]。其实种种材料表明，熊会贞对此稿还很不满意，否则他也就不会亲笔写出十三页的《＜水经注疏＞修改意见》给杨氏后人，希望他们继续修订；而杨勉之等也就不会请李子魁住在家里做校补遗稿工作。因此，所谓“最后定稿”的说法是不够准确的。
全稿钞本即北京本，现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全稿原装一卷一册，计四十卷，共四十册”。[63]版框为蓝色单栏，半叶八行，每行分为二十五格，上白鱼尾，鱼尾下注明卷数及水名，如“水一·河水一”，书口下方标有页码，每叶耳子处注明该叶单行大字数和双行小字数。这个版式是当时徐恕专为抄录《水经注疏》而设计的。徐孝宓先生谈话中曾提到：“我家专有一块印《水经注疏》格纸的版子，一般就叫‘水经注的格子’。格纸是兰色的，现在科学院影印的本子就是这种蓝色的格纸。”[64]
如上所述，该本是当年熊会贞应徐恕之请，让他另录的副本。1954年，徐氏将此本以一万六千元的价格卖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65]1957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将全稿影印出版，线装成二十册，另附“宋体净本”影印本一册。这是《水经注疏》全书第一次公开面世。
据贺昌群《影印〈水经注疏〉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记载：“这部稿本是熊会贞生前写订的，同一书手，同一时期抄录两部，一部为前中央研究院所得，曾拟交商务印书馆校印，因抗战停顿，书稿今被国民党反动派劫运台湾，另一部即此稿。”[66]贺氏此语当源于卖稿人徐恕之口，应该说主要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但“同一书手，用一时期抄录两部”一句，由于其中的原因没有交代清楚，很容易使人误解为两个本子是完全一样的。其实，随着1957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本、1971年台湾中华书局影印本《水经注疏》的相继出版，《说明》中提及的全稿钞本及全稿本都已公开面世。若将这两个本子做一对校，就会发现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
首先，台湾本和北京本在用纸格式、颜色上完全不同。已见上述，不赘。
其次，从两个本子字迹上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第三辑

看，北京本是一个书手所抄，但台湾本正文至少有六种明显不同的笔迹，说明最少是由六个书手分别抄成。而且台湾本正文中（不包括眉批）甚至还有熊会贞的笔迹，如拿卷一首页与台湾本前附熊会贞《水经注疏修改意见》的笔迹相比较，很显然是出于熊氏之手。
尽管有如上的两点不同，但这两个本子应该说还是形成于“同一时期”。我曾经将两本的第十二卷《圣水巨马河》篇做过对校，其中杨、熊疏文共有183条，若排除掉台湾本上后来熊会贞等人对正文的增改删加文字以及手民誊录时脱讹的因素，两本几乎完全一样的疏文就有181条之多，占总数的98.9%。余下的2条，一条是台湾本有而北京本无，另一条则是北京本有而台湾本无[67]，这种情况的出现同样可能是由于抄手脱漏所致。
两本疏文的高度一致性，说明它们应该都是来源于同一个祖本，这个祖本就是上文论及的“初稿本”。当时熊会贞、徐恕之所以要抄录两部，其实原因从两本的用纸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答案，台湾本用杨家专用稿纸，目的就是要再誊录一部《水经注疏》稿本，以便熊会贞等人继续开展补订工作，台湾本上随处可见的多种笔迹的眉批、夹批就是最好证明；北京本用徐家的专用稿纸，则是徐恕誊录一部作为收藏的。从对比的情况看，两本之中台湾本应誊录在先，北京本誊录在后。
7、熊会贞生前完成的《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稿本
熊会贞生前不但完成了《水经注疏》全稿本的誊正工作，而且独立编成《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四十卷，稿本，册数不详。
这部稿本在熊会贞的相关著述中未见记载，首先记载此书的是胡适先生。1948年9月，胡适在南京曾借国立编译馆收买的《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稿本与《水经注疏》四十卷稿本“对勘”，他不但发现《再续补》有十二卷系熊会贞“亲笔钞写”，而且从稿中屡引残宋本文字判断，此稿是熊会贞晚年之作。[68]胡适见到的这部“稿本”，据李子魁回忆是熊会贞的儿子熊小固于1938年卖给国立编译馆的，当时“得价一千元”[69]。南京国立编译馆的图书，解放初期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办公厅接收，具体由金灿然负责运回北京。[70]贺昌群在《说明》中曾提及此稿，并说：“这部稿本现藏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图书馆”。经了解，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图书馆即今“中国版本图书馆”之前身，我曾前往查找，承蒙该馆王玉良先生多方帮助查寻，但终未找到，不知今藏何处。
目前，《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只见到两种钞本，一种是湖北省图书馆藏近人枝江张继煦（号春霆）的钞本，十五册。书前有张氏一段跋文，云：“（民国）二十六年，余向熊小固假是书移录一通，存之箧行。”此时熊会贞逝世刚仅仅一年，熊小固手中的这部稿子就是该书之稿本，当不会有问题。由此可见，1938年熊小固卖给国立编译馆的稿子也必是该书的稿本。
另一种是李子魁的钞本，五册，卷一有缺页，此本从字迹上看是李子魁亲手抄写。据李子魁自己讲，他是从1937年夏秋之际开始“做校补《水经注疏》遗稿工作”的，1938年6月24日离开武汉，9月辗转来到重庆[71]，而此时熊小固已将手中该书稿本卖给国立编译馆，故李子魁抄写的时间应是在1937年至1938年他离开武汉之前。此本一直存于李子魁手边，1982年7月李去世后，遂为李的侄子李道达所藏，198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杨守敬集》责编王永瑞先生在寻访李子魁知其已病逝后，从李道达手里将此本买下，与此同时买下的还有李子魁遗留的十几种文字资料。[72]
8、1943——1944年间抄成的北京本再录本
此本现藏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四十卷。阙卷第二十七、第二十八”。[73]
此再录本的来源颇有些扑朔迷离，国内郦学界首先谈到此本的是陈桥驿先生。1983年陈桥驿教授在日本讲学期间，得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有一部《水经注疏》钞本，该钞本是由日本已故郦学家森鹿三教授捐赠的。此本由来，据森鹿三的学生船越昭生讲：“森鹿三教授曾于三十年代派他的助手去武昌与当时尚健在的熊会贞协商，获得《水经注疏》钞本一部。但彼此之间有一项口头协议，即在中国未出版此书前，日本绝不出版此书。”[74]
按照此说法，钞本抄于三十年代，且是经熊会贞同意的，言下之意钞本所据底本源于熊会贞处。但是其他来自国内和日本方面的相关资料却与此说法大相径庭。
早在1944年，汪辟疆在《杨守敬熊会贞传》中就谈到：“日人森鹿三极服熊氏以一生精力成此绝业，民国十九年四月，遣松浦嘉三郎走武昌，求其稿，不获。又两谒，许以重金，乞写副，会贞以大夫无域外之交，固拒之，卒不为夺。”[75]这之后，向宜甫、刘禺生等在不同的书中都转述了汪氏的说法。[76]
1990年，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发表《有关〈水经注疏〉稿本的二、三问题》一文。[77]日比野先生生于1914年，与森鹿三年龄相仿，同为著名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家，他曾与森鹿三共同主译日文版《水经注（抄）》，对郦学造诣颇深。他在文章中就此钞本的来源提出了与船越昭生完全不一样的说法，据他根据森鹿三的回忆讲：
记得是在1943年（昭和十八年）的夏秋之际，武汉某氏告之，他知道《水经注疏》原稿的下落，如果希望得到一部钞本的话，他可以从中斡旋联络。森先生表示同意，并筹集重金来办这件事。第二年，钞本陆续邮寄过来，但其中缺少了第二十七、第二十八两卷，从当时的邮政状况考虑，是在邮寄途中散失了。
按照日比野丈夫的说法，森鹿三得到的钞本是1943—1944年间委托武汉某人转抄的。但究竟这位受托者姓氏名谁，文章中却没有说明，不知是森鹿三当时没讲，还是日比野丈夫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隐瞒。
我手边有几张这部钞本的照片和复印件。[78]从照片和复印件上看，这部钞本的版式除颜色是墨格外，其他与上述北京本完全相同；内容上除手民之误外，其它与北京本也是完全一样。可见，这部钞本与北京本同源，应该是北京本的再录本。贺昌群《说明》曾记载：“抗战期中武汉沦陷时，日人多方搜求此稿，向徐氏（指徐恕——引者按）加以压力，他百计回避，保全了此稿未落于日人之手，言下感慨系之，不禁泫然。”[79]看来当时徐恕确实是承受了来自日方及中方“某氏”的极大压力，或许他为保全北京本而答应提供再录本，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
9、1947—1949年铅印出版的《水经注疏要删》综编本
1947年，李子魁在湖北师范学院史地系任教期间，曾将他整理的《水经注疏》第一、二卷发表在该院学报《史地丛刊》上。[80]1949年12月，他又补上第三卷，交给武昌亚新地学社铅印出版，合订为一册。原书虽题名《水经注疏》，但仅有《河水注》三卷。而且，就其内容来看，只是“以长沙王先谦合校本为底，把杨守敬的《水经注疏要删》和《补遗》、《续补》、《再续补》……综合起来，加以编纂付印”的。[81]李子魁自己称之为“《水经注疏要删》综编”[82]。尽管这个铅印本只是将四种《要删》内容合为一编，而且在排印上也没有完全遵循杨、熊原订的“经”、“注”、“疏”文的排列格式，但毕竟其主要内容源于杨、熊原疏本，编撰者署名中也仍保留了杨、熊的名字，故仍应列入《水经注疏》版本中。
10、结语
自1877——1936年，杨、熊师生历经六十载，殚精竭虑完成《水经注疏》的撰著，但遗憾的是全稿历经磨难，却始终未能付梓刊刻。直到解放后，1957年、1971年北京本、台湾本相继影印问世，杨、熊之夙愿才得以实现。1989年、1997年更有两种整理排印本先后出版。[83]这两种排印本都以北京本为底本，参校台湾本，对原书加以标点注释，为今后研究《水经注疏》提供了更加便于利用的版本。杨、熊二氏地下有知，当可含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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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汪辟疆认为“书凡六、七校，稿经六次写定”，参见《杨守敬、熊会贞传》，载《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陈桥驿认为除现存的五种版本外，尚有不知下落的“誊清正本”和熊会贞晚年最后写定的“稿本”，参见《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载《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近年，陈桥驿先生对自己的观点有所修正，见《汪辟疆与〈水经注〉》，载《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刘孔伏、潘良炽认为现藏台北图书馆的稿本“即杨、熊《水经注疏》的最后定稿”。参见《〈水经注疏〉定稿本的下落》，载香港《明报月刊》1986年11月号。
[2]参见王永瑞《校正〈水经注·江水篇〉前言》，《杨守敬集》第4册，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3]《邻苏老人年谱》三十九岁条，《杨守敬集》第1册。
[4]《荆州府志》，收入《杨守敬集》第5册。
[5]杨守敬：《水经注疏要删自序》，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杨氏观海堂刊本。
[6]《邻苏老人年谱》六十六岁条。
[7]杨守敬：《水经注疏要删自序》。
[8]见《熊会贞亲笔＜水经注疏＞修改意见》，载台湾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卷首。又载段熙仲、陈桥驿整理《水经注疏》卷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9]《疏》文仅转引“殿本”戴震校语条不计算在内。
[10]参见拙文《关于〈水经注疏〉始撰原因及时间的探讨》，《文献》1995年第3期。
[11]郑德坤：《水经注板本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1980年版。
[12]参见杨守敬致梁鼎芬两封信札，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这两封信是1947年胡适从陈垣处抄录的。信未署年代，只署有“四月十三日”一个日期。胡适考证此二信杨守敬写于光绪十九年或再后一年。陈垣则认定信写于光绪二十三年。吴天任《杨惺吾先生年谱》根据梁鼎芬《节庵先生遗诗》卷五“黄州诗”的记载，认为信写于光绪二十年，较为可信。
[13]参见王永瑞《集末附记》，《杨守敬集》第十三册。又《李子魁自述》记载：1938年7月杨勉之将《水经注疏》稿本卖给中央研究院时，“参考书八千余册，当时由湖北省教育厅派督学韩薰以六千五百元购买。韩去搬书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李子魁自述》说明见下注。
[14]《邻苏老人年谱》六十六岁、六十七岁条。
[15]杨守敬：《邻苏老人题跋》，《杨守敬集》第八册。
[16]见陈桥驿《郦学新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7] 1909年杨氏观海堂刊本，六册。
[18]陈衍：《虞初近志·杨守敬》，上海广益书局1932年版。
[19]见台湾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卷首，或段熙仲、陈桥驿整理《水经注疏》卷首。
[20]《邻苏老人年谱》六十六岁条。
[21]《邻苏老人年谱》六十六岁条。
[22]《水经注疏要删序》。
[23]《邻苏老人年谱》七十一岁条。
[24]《关于〈水经注〉之通信》，载《禹贡半月刊》第三卷第六期，1935年。
[25]1909年10月，罗振玉在给杨守敬的一封信中，称赞其“舆地之学”与王念孙、段玉裁之“小学”、李善兰之“算学”为清朝“三绝学”。参见杨守敬《殷商贞卜文字考跋》，载《邻苏老人题跋》，《杨守敬集》第8册。《邻苏老人年谱》将此事记于六十七岁（公元1905年），不确。
[26]《寄罗振玉之一》，载杨先梅辑、刘信芳校注《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巴蜀书社1996年版。
[27]《寄罗振玉之二》，载《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
[28]《寄罗振玉之三》，载《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
[29]《虞初近志·杨守敬传》记载：“后十余年，与衍相见京师，则亟出《水经注疏》稿本相质，曰：‘吾书幸以成，多弟子熊生助属稿。’”又：1914年3月16日叶德辉致缪荃孙信有“闻以《水经注疏》进呈”一语。见缪荃孙《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0]《邻苏老人年谱》民国四年条。其中“德承”（名必承）、“蔚光”（名必昌）是杨守敬的第二、三子，“先楙”是杨守敬的孙子。
[31]《寄罗振玉之二》，载《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
[32]《邻苏老人年谱》民国三年记载：“先生常以名山之业为念，因将沪上图书次第运京，会贞亦于十二月来京相依。”此处所记“十二月”显为公历，因为杨守敬在该年旧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即逝世。
[33]汪辟疆：《方湖日记幸存录·熊会贞遗事》，见《汪辟疆文集》。
[34]这三册残本是1984年9月，我同湖北人民出版社王永瑞先生在调查杨守敬著作情况过程中访求到的。与之同时找到的尚有杨氏其他著作手稿多种。
[35]《李子魁自述》，原稿复印件，一册。原稿无题名，用毛笔写在八本小学生作文格纸本上，约有两万余字。原稿最后署“一九七六年六月七日”日期，知是写于“文革”期间，从内容上看应该是一份本人的生平自述材料，尚达不到“自传”的程度，故以“自述”称之。据原稿发现者王永瑞先生告知，原件已交还李子魁之侄李道达。另据1938年9月20日，熊会贞之子熊小固致信李子魁信中讲：“廿六年秋，由杨君勉之及弟商得兄同意，就杨府藏书处开始校雠工作。”转引自陈桥驿《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
[36]见《李子魁自述》。
[3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38]见《李子魁自述》。
[39]原载渝版《时事新报·学灯》第六十九至七十期，1940年。台湾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卷首转载。
[40]《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41]参见《水经注疏要删》卷三十五“又有澋口，水出豫章艾县，东入蒲圻县，至沙阳西北鱼岳山入江”句下。
[42]陈衍：《虞初近志·杨守敬传》。
[43]《寄王先谦之二》，载《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
[44]杨守敬进京任参政院参政，其本意是为了借助政府之力刊刻《水经注疏》，袁世凯亦答应为其刻书，黎元洪还曾以个人名义捐“刻资二百元”。但由于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宣战，出兵占领青岛等地，北洋政府穷于应付，刻书之事遂告无望。参见《寄刘心源之二》、《寄黎元洪之二》，载《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
[45]《寄王先谦之二》，载《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
[46]杨守敬生前其子孙之间已经出现不和，不愿意承担刊刻《水经注疏》的费用，德承、蔚光曾提出“分火”的要求，令杨守敬十分不满，写便条痛加斥责。杨守敬亲笔便条现存我处。
[47]《邻苏老人年谱》七十四岁条。
[48]汪辟疆：《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分别收入台湾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卷首、段熙仲、陈桥驿整理本《水经注疏》卷末。
[49]据汪辟疆讲，熊会贞当年将《水经注疏》稿本交给杨家时，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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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子孙就“颇有违言”。1938年7月，杨守敬的孙儿杨勉之通过傅斯年，将《水经注疏》稿本卖给中央研究院后，熊小固得知此事，于9月20日给傅斯年写信，质疑道：“遗稿果系谁家所有，杨姓是否有处理之权，杨姓私擅处理是否违法、是否有效。”并希望傅斯年毁约退书。可见，熊会贞生前及殁后，杨、熊两家一直有些矛盾。参见汪辟疆《方湖日记幸存录·熊会贞遗事》，载《汪辟疆文集》。王恢《杨、熊〈水经注疏〉之探讨》，载王氏《中国历史地理》，台北世界书局1975年版。
[50] 1936年7月1日出版的《禹贡半月刊》第五卷第八、九合期上登载熊小固有关熊会贞逝世的“启示”，其中有“先父在日，深虑兵燹水火，书稿恐遭散失，已由徐君行可另录副本”句。
[51]《关于〈水经注〉之通信》，载《禹贡半月刊》第三卷第六期，1935年。
[52]与徐孝宓先生谈话记录稿现在我处。又：“傅朗西”之名，徐先生当时未作进一步解释，此处依读音写出。
[53]据1984年2月13日，在徐孝宓先生家中谈话记录稿。
[54]《禹贡半月刊》第五卷第八、九合期，1936年7月。又陈桥驿《评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引述李子魁寄文说：“九一八日寇猖狂侵略我东北领土。熊氏深虑稿本失传，允许汉口华实里书商徐行可抄录副本。”亦可作一佐证。参见《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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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1985年版。
[55]《杨熊合撰＜水经注疏＞稿本提要＝，见台湾中华书局影印《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卷首。
[56]熊茂洽：《后记》，见《水经注疏·三峡注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熊茂洽是熊会贞孙子，所记系转述其父熊小固（又作“筱崮”）之语。但《后记》中将《水经注疏》稿本转交杨家的时间定在1934年，较之熊小固“启示”所叙提前一年，当有误。
[57]《禹贡半月刊》第五卷第八、九合期，1936年7月。
[58]汪辟疆：《方湖日记幸存录·熊会贞遗事》记载：“会贞卒之前一年，召杨氏子孙及守敬旧交讌之。手奉郦《疏》全稿置案上，曰：‘某遵师命补疏，今略已就绪。惟镂板不容缓，师临终资某膏火，丝毫未敢领，今愿以此为刻书之资，区画悉听公等。’”见《汪辟疆文集》。另：日比野丈夫《有关〈水经注疏〉稿本的二、三问题》文中也谈到此事，当时还拍摄有照片。参见日本《东方学》第八十一期，1990年。
[59]参见王永瑞《集末附记》，《杨守敬集》第13册。
[60]熊茂洽：《后记》，见《水经注疏·三峡注补》。
[61]《李子魁自述》明确记载：杨勉之转卖给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稿本就是“《水经注疏》正本（即原稿）”。熊茂洽《后记》也记载：杨勉之的儿子杨世汉一再向他证实，“1938年秋交给傅斯年的《水经注疏》稿本就是先祖父熊会贞交给他们的原稿本”。
[62]刘孔伏、潘良炽：《〈水经注疏〉定稿本的下落》，载香港《明报月刊》1986年11月号。
[63]贺昌群：《影印＜水经注疏＞的说明＝，见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水经注疏》卷首。
[64]据1984年2月13日，在徐孝宓先生家中谈话记录稿。
[65]见《李子魁自述》。
[66]贺昌群：《影印＜水经注疏＞的说明＝，见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水经注疏》卷首。
[67]《巨马河篇》“南流注紫石水，又南注于涞水”注文下，台湾本有“守敬按：水在今涞水县西北。”北京本无。又“《地理风俗记》曰”注文下，北京本有“朱脱‘风俗’二字。赵据黄省曾本校增。全、戴增同。”台湾本无。
[68]《胡适手稿》第五集中册，台北胡适纪念馆1969年1月影印本。
[69]见《李子魁自述》。
[70]参见1950年1月7日《出版总署办公厅关于同意将南京伪编译馆存稿、图书、档案等运京事给金灿然的通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又：日比野丈夫《有关〈水经注疏〉稿本的二、三问题》谓稿本藏“台北中央图书馆”，当有误。
[71]见《李子魁自述》。
[72]参见王永瑞《集末附记》。又：1999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王永瑞先生作为校友将这批珍贵资料的大部分捐赠给北大图书馆。
[73]《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2年版。
[74]陈桥驿：《评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附记”，《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75]《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76]参见向宜甫《水经注疏·序言》，1949年武昌亚新地学社排印本；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记杨守敬先生》，中华书局1962年版。
[77]日本《东方学》第八十一期，1990年。又：1974年，日比野丈夫发表的《杨守敬〈水经注疏〉研究》问中也有相同叙述，见《译注邻苏老人书论集》上卷，日本省心书房刊本。
[78]照片及复印件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辛德勇先生、杨氏族裔杨世灿先生提供，谨此致谢。
[79]见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水经注疏》卷首。
[80]《史地丛刊》2、3期，1947年。
[81]见《李子魁自述》。
[82]见《李子魁自述》。
[83]一种是由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的《水经注疏》四十卷本。另一种即收入谢承仁先生主编的《杨守敬集》中的《水经注疏》整理本，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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