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郡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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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郡地志

胡宝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理书数量很多，据《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史部地理类载，南朝陆澄曾编《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注云：“合《山海经》已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陆澄书虽早已不存，但我们知道战国秦汉地理著作很少，所以“一百六十家”中绝大多数都是出自魏晋南北朝。陆澄搜集的地理书还不全，刘知几说：“地理为书，陆澄集而难尽。”[1]以后任昉又编《地记》，“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二书合计达二百四十四家。
从书名看，《隋志》所载地理书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以下几类。一，山水类，如《山海经》、《水经》、《衡山记》、《游名山志》。二，都城类，如《洛阳记》、《邺中记》。三，地名类，如《春秋土地名》、《古来国名》、《九州郡县名》。四，宗教类，如《佛国记》、《洛阳伽蓝记》、《京师寺塔记》。五，少数民族类，如《诸蕃风俗记》、《突厥所出风俗事》。六，从征记，如《西征记》、《宋武北征记》。七、总志类，如《十三州志》、《大魏诸州记》、《隋区宇图志》、《隋诸郡土俗物产》。八，州郡地志，如《吴郡记》、《南徐州记》、《南州异物志》、《三巴记》、《司州记》。地理书种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本文无意对此全面剖析，只想就其中由私人撰写的、记载一方地理的州郡地志提出一些初步意见。
一．异物志
东汉魏晋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私人撰写的州郡地志。这些地志常以“异物志”命名。据《隋志》史部地理类记载，东汉有议郎杨孚所撰《异物志》及《交州异物志》，[2]吴时丹阳太守万震撰有《南州异物志》，朱应撰有《扶南异物志》。沈莹撰有《临海水土异物志》。此外还有《凉州异物志》。据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魏晋时还有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谯周《异物志》等。又《隋志》载：“《发蒙记》一卷，束皙撰，载物产之异，”此书也应属于异物志一类。束皙为西晋人，《晋书》有传。关于这些异物志所记载的内容，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来看。
杨孚《异物志》：
“（鸬）能没于深水，取鱼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雏于池泽间。既胎而又吐生，多者生八九，少生五六，相连而出，若丝绪焉。水鸟而巢高树之上。”（《后汉书》卷六○《马融传》李贤注）“橘为树，白华而赤实。皮既馨香，里又有美味。交趾有橘官长一人，秩三百石。主岁贡御橘。”（《初学记》卷二○贡献）
谯周《异物志》：
涪陵多大龟。其甲可以卜，其缘中又似玳瑁。俗名曰灵又。（《文选》卷四《蜀都赋》李善注）
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
余甘，如梅李，核有刺。初食之味苦，后口中更甘。高凉、建安皆有之。荔枝树生山中，叶绿色，实赤，肉正白。味大甘美。槟榔树高六七丈，正直无枝，叶从心生，大如楯。其实作房，从心中出。一房数百实，实如鸡子，皆有壳，肉满壳中。正白，味苦涩。得扶留藤与古贲灰合食之，则柔滑而美。交趾、日南、九真皆有之。（《文选》卷五《吴都赋》李善注）
万震《南州异物志》：
风母兽，一名平猴。状如猴，无毛，赤目。若行，逢人便叩头，似如惧罪自乞。人若挝打之，惬然死地，无复气息。小得风吹，须臾能起。（《太平御览》卷九○八风母）
《凉州异物志》：
盐山二岳，三色为质。赤者为丹，黑者如漆，小大从意。镂之写物，作兽辟恶，佩之为吉。戎盐可以疗疾。（《太平御览》卷八六五盐）
异物志所载多为各地稀有的动植物。其实这一时期未标明“异物”的州郡地志也大都是如此。晋裴渊《广州记》：“新宁郡东溪甚饶蛟，及时害人，曾于鱼梁上得之。其长丈余，形广如楯，修颈小头，胸前赭，背上青班，肋边若锦。”[3]晋顾微《广州记》：“贝多似枇杷，而有光泽耀日。枝柯去地四五丈，作悬根，生地便大如本株形。一树亦可有数十，根如本形。花白，子不中食。种于精舍浮图前。”[4]晋徐衷《南方草物状》：“鬼目树，大者如李，小者如鸭子。二月花色，仍连着实。七八月熟。其色黄，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嘉。交趾、武平、兴古、九真有之也。”[5]晋刘欣期《交州记》：“大贝出日南，如酒杯。小贝，贝齿也，善治毒。俱有紫色。”[6]宋盛弘之《荆州记》：“武陵郡西有阳山。山有兽如鹿，前后有头。常以一头食，一头行，山中有时见之者。”[7]地志内容如此，所以左思《三都赋序》说：“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
这些异物志的渊源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在上述私人撰写的地志出现以前，汉代地方政府就曾编制图经、地志。《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桓帝）永兴二年三月甲午，望上疏曰：“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县或三、四百，或及千里。”
图经中“图”是地图，“经”是关于图的文字说明。上面这段文字是经的部分。图经之外，汉代还有所谓“郡国地志”。《隋志》地理类小序称：“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上计文书中有地理方面的内容，这可以从一九九三年尹湾六号汉墓中出土的“集簿”中得到印证。“集簿”就是上计文书。《续汉书·百官志》注引胡广云：“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关于出土的集簿，尹湾简牍整理组认为“可能是东海郡上计所用集簿的底稿或副本。”[8]现将其中与地理相关的部分摘出，列之于下：
县邑侯国卅八，县十八，侯国十八，邑二。其廿四有堠（？）都官二。
乡百七十，□百六，里二千五百卅四，正二千五百卅二人。
亭六百八十八，卒二千九百七十二人，邮卅四人四百八如前。
界东西五百五十一里，南北四百八十八里如前。
户廿六万六千二百九十，多前二千六百廿九。其户万一千六百六十二获流。
口百卅九万七千三百卌三，其（？）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二获流。
男子七十万六千六十四（？）人，女子六十八万八千一百卅二人。女子多前七千九百廿六。[9]
文书中有疆域界限、政区组织、户数、口数、男女数量。这些内容与上引图经有相似之处。但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由于材料太少，难以推断。
关于汉代的官修地志，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情况虽然不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官修地志记载的重点是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内容，与前述私人撰写的异物志明显有别。今天能够看到的异物志固然都是些零碎的片断，但得出这样的结论仍然是有理由的，因为不可能保存下来的佚文恰好都是与官修地志不同的，而把相同的部分丢掉了。
异物志的渊源不在官修地志，但它也不是凭空而来的。从渊源上看，异物志与早于汉代图经地志的《山海经》及模仿《山海经》的《神异经》、《十洲记》等存在着继承关系。《山海经》第一《南山经》：
……又东三百里柢山，多水，无草木，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鱼去下。其音如畱牛，其名曰，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
《神异经》：
北方有冰，厚百丈，有鼷鼠在冰下土中，毛长八尺，可以为褥，却风寒也。（《北堂书钞》卷一三四褥） 　　《神异经》：
南方荒中有沛竹，其长百丈，围二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为船也。（《初学记》卷二八竹）
《十洲记》：
瀛州有玉膏，如酒味，名曰玉酒，饮数升，辄令人长生。（《北堂书钞》卷一四八酒）
《十洲记》：
扶桑在碧海中，树长数千丈，一千余围，两干同根，更相依倚，是以名扶桑。……祖州在东海中，地方五百里，上有不死草，生琼田中。草似菰，苗长三尺许。人已死者，以草覆之，皆活。（《初学记》卷六海）
刘歆《上山海经表》介绍《山海经》说：“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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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郭璞注《山海经》序说：“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莫不疑焉。”又说：“世之所谓异，未知其所以异，世之所谓不异，未知其所以不异。何者？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故胡人见布而疑黂，越人见罽而骇毳。盖信其习见而奇所希闻。此人情之常蔽也。”刘歆、郭璞都指出了《山海经》记“异”的特征。郭璞并为之辩解。《神异经》记“异”更明显，鲁迅称它是“仿《山海经》，然略于山川道里而详于异物。”[10]
《山海经》为战国时所作。关于《神异经》、《十洲记》，《隋志》均注东方朔撰。东方朔，西汉人。鲁迅说“《山海经》稍显于汉而盛行于晋”，所以模仿《山海经》的《神异经》“当为晋以后人作。”[11]但王枝忠说：“东汉末的服虔已经引用过《神异经》。”[12]如此，则该书虽不一定为东方朔所撰，但至迟到东汉已经问世。关于《十洲记》，学界普遍认为是汉魏时期作品。[13]从《山海经》、《神异经》、《十洲记》，到汉晋时期的异物志，均关注于异物，线索是比较清晰的。如果说有变化，那么也只是山川道里等地理因素越来越少，而异物越来越占中心地位。此外，异物的神话色彩也日趋淡化，而真实性大增。王庸曾简要地说：“东汉以降异物志义与《山海经》记异物同而较核实。”[14]可惜他没有就此展开进一步讨论。
将《山海经》等视为汉晋地志的源头也符合当时人的认识。《隋志》史部地理类即首列《山海经》。这一分类不是《隋志》的发明，而是来自于更早的南朝时期。《隋志》地理类云：“《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注：“录一卷。陆澄合《山海经》已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可见，至少从陆澄开始，已经把当时的地志与《山海经》视为同类。
《四库提要》作者否认《山海经》、《神异经》、《十洲记》等书的地理性质，在子部小说家类三中说：“《山海经》十八卷。……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又，《神异经》：“旧本题汉东方朔撰。所载皆荒外之言，怪诞不经。……《隋志》列之史部地理类，唐志又列之子部神仙类。今核所言，多世外恍惚之事，既有异于舆图，亦无关于修炼，其分隶均属未安。今从《文献通考》，列小说类中，庶得其实焉。”又，《海内十洲记》：“旧本题汉东方朔撰。……诸家著录，或入地理。循名责实，未见其然。今与《山海经》同退置小说家焉。”就小说源头在神话故事而言，《提要》所说有其道理，《山海经》中的确有不少神话故事。今人研究中国小说史也往往要涉及到《山海经》。但要注意的是，当时人并没有今天这样的小说观念，他们还是把《山海经》等书看作地理著作。南朝陆澄、唐初《隋志》作者的处理是得当的。如果把《山海经》、《神异经》、《十洲记》等统统排斥于地理类之外，那么上述众多异物志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山海经》作于战国时代，隔了许久忽然受到重视，模仿之作屡见不鲜，异物志承此而起。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汉晋时期人们对异物的兴趣可能与当时求异的风气有关。《后汉书》卷八二上《方术传》序称：“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籙，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范晔从一个较长的过程考察，认为是方术、谶纬助长了求异的风气。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关注于异物的《山海经》一类作品自然会被重视。王瑶先生进一步发挥说：“山川异域在交通不便的时代看来，具有浓重的神秘性和伟大感，因之也是最合于神仙所居的假想地方。借了荒漠绝域的隔阂来自炫其术，又夸示珍物异宝以示其实有。所以博物地理便成了方术的专学。《山海经》略显于汉而盛于魏晋，郭璞为作注文和图赞，方士们常喜言及。”[15]
也有学者从史学传统的角度研究“异”这个问题。逯耀东先生说：“《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了许多魏晋时代的志异著作。这种上不同于秦汉、下不同于隋唐的写作形式，不仅在魏晋时代非常流行，而且当时更被认为是史学著作的一部分。不过，自《新唐书·艺文志》将这类著作，归纳在〈子部·小说家〉之中，此后一直将这类著作单纯地视为文学作品，而忽略了其原来和史学的亲密关系。”[16]陈文新也说：“从渊源上看，志怪小说的确是从史书中分化出来的。”[17]这种意见来源于刘知几。他在《史通·书志篇》中说：“古之国史，闻异则书”。虽然如此，我们还不能说对怪异的追求就是来自于史学的影响。因为所谓“古之国史”，并不象异物志、志怪小说那样以异闻、异物为记述的主体，而且更重要的是，汉代史家对怪异之事是明显有距离感的。司马迁说：“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18]《论衡》卷一一《谈天篇》引司马迁“余不敢言”，解释说：“夫弗敢言者，谓之虚也。”可见司马迁对《山海经》所载“怪物”并不感兴趣，班固对此也不热衷。他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赞中说：“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他对“奇言怪语”也是不大相信的。史家真正对怪异之人、怪异之事有浓厚兴趣并信以为真是在东汉以后，如东晋的史学家干宝就是如此。干宝《搜神记》专记“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序中称：“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一，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策，犹尚若兹，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记注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时人刘惔称其为“鬼之董狐”。[19]
从司马迁到干宝，恐怕不是史学引发了志怪的风气，倒是志怪风气盛行后影响了史学。《隋志》将志怪小说列之于史部当是受此影响。或许正是因为与地理无关的志怪小说越来越盛行，所以在地志中反倒逐渐减少了不真实的成分，所以才有如王庸所说六朝异物志比《山海经》所载异物较为核实的变化。
早在东汉就有人力图扭转这股求异的风气。王充就其撰写《论衡》的目的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20]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王充的努力并没有奏效。《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李贤注引袁山松书：
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
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我们知道，《论衡》本以批判种种虚妄、怪异之说为宗旨，但该书却反而被“时人”视为“异书”。这说明在当时“异”已经普遍化，因而具有了非异的品格，而抨击“异”的学说反倒因其罕见而给时人留下了异的印象。
在此需要指出，本文用东汉以来普遍求异的社会风气来解释异物志的出现只能是一种初步的尝试。因为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即求异的风气是普遍的，而异物志却不是各处都有。关于异物志，王庸说：“大抵以南方事物为多，所以为北方人士广见闻者。”他又说：“（异物志）大抵皆记长江流域以南之异物者，所记多草木禽兽，以及矿物之属之异于中原者，而间附以故事神话，是殆当时北方士民南移之一种反映也。”[21]王庸发现异物志主要出在南方，这是对的。但他的解释可能有些问题，因为异物志最早出自东汉时期，地域是荆扬以南的交、广等地，当时这些地区并没有大量北方士民南移的情况发生。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在四通八达的地区难以找到一般人没有见过的异物，所以欲求异物，只能把目光集中到人迹罕至而又物种丰富的南方偏远地区。这些地区不要说对于北方士民，就是对于荆扬地区的南方士民来说，也是陌生的。当然，这只能是一种推测性的意见，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山水地志
晋宋以后，地志中于异物外，又明显增添了新的内容，这就是关于山水本身的介绍。不仅如袁山松《宜都山川记》等以山水命名的地志是如此，而且就连许多以州郡命名的地志也是如此。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辑宋刘损《京口记》佚文共17条，其中介绍境内诸山的有7条，介绍湖泊的有一条，宋山谦之《南徐州记》共34条，“山”15条，“湖”7条，“江”1条。宋董览《吴地记》共9条，“山”5条。宋孔灵符《会稽记》共43条，“山”34条。齐黄闵《沅川记》只有2条，其中一山一水。梁萧子开《建安记》23条，“山”15条。在这些地志中，异物的中心地位已为山水所取代。这种情形在今天可以看到的南朝地志佚文中是很普遍的。由于异物不再是关注的焦点，所以地志涉及的区域也不再只是交、广等偏远地区，而是遍布长江沿线。
地志关注山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要提及的是宗教方面的原因。汤用彤先生说：“僧人超出尘外，类喜结庐深山。故名山记略，恒于佛史有关。慧远之《庐山记略》、支遁之《天台山铭序》，均为有名。”[22]
除此之外，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唐长孺先生指出，当晋室东渡后，北方大族南来者多集中在扬州。这一地区本地原有的大族已经占有大量土地，剩下来可供北方大族掠取的土地很有限。他们若想在三吴地区求田问舍，就只有转向占领山泽。从晋末刘裕当国始，国家屡屡下令禁止封锢山水。这个事实从反面说明大族封略山湖的行动是难以阻挡的。[23]经济活动既然已经向山泽发展，人们对山水本身给予关注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对山水的关注也与魏晋以来士人中形成的寄情山水的风气有关。史称“（羊）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24]阮籍，“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25]左思《招隐诗》云：“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嵇康自称：“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26]到东晋南朝，游山玩水的风气日甚一日。其时，“会稽既丰山水，是以江左佳遁，并多居之”[27]谢灵运“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所至辙为诗咏，以致其意焉。”[28]王僧达为宣城太守“性好游猎，而山郡无事，僧达肆意驰骋，或三五日不归。”[29]宗炳“好山水，爱远游，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观，凡所游处，皆图之于室。”[30]梁代昭明太子“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尝泛州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曰：‘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侯惭而止。”[31]
翻阅南朝史籍，士人好山水的记载比比皆是。对山水的浓厚兴趣是引发士人撰写地志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酷爱山水的谢灵运就曾撰写过《居名山志》和《游名山志》，继陆澄之后编纂《地记》的任昉，曾与到溉、到恰“共为山泽之游。”[32]萧畿“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适性游履，遂为之记。”[33]刘峻“游东阳紫巖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34]士人游玩之余，常常就所见所闻用文字记述下来，写成诗，就成了山水诗，写成文，就成了地志。地志既然由此而来，所以它往往更接近于文学作品而不是地理书。东晋袁山松《宜都山川记》：
“自西陵溯江西北行三十里，入峡口，其山行周回隐映，如绝复通。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也。”[35]“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一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36]“江北多连山，登之望江南诸山，数十百重，莫识其名。高者千仞，多奇形异势，自非烟褰雨霁,不辨此远山矣。”[37]
宋郑缉之《永嘉记》：
大溪南岸有四山，名为城门。壁立，水流从门中出，高百余丈，飞流如瀑布，日映风动，则洒散生云虹，水激铿响，清泠若丝竹。[38]
梁萧子开《建安记》：
武夷山，高五百仞，岩石悉红紫二色，望之若朝霞。有石壁，峭拔数百仞于烟岚之中。”[39]
梁代刘勰讲述诗的演变时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40]研究文学史的学者都因此注意到了晋宋以后山水诗的兴起，其实，大致同时出现的众多充满了文学描写的山水地志也是这一文学潮流下的产物。研究山水文学的演变不应忽视这一部分内容。
从汉晋详载异物的地志到晋宋以后描写山水风光的地志，这是一个通常被忽略而又确实存在的变化。它表明人们对山水中异物的关注已经转变为对山水本身的关注。
三．唐人对六朝地志的批评
以上所讨论的私人撰写的地志多出自南方地区。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六朝地志”。北方地区虽然出现了像《水经注》这样不朽的地理学名著，但总体而言，记载一方异物、山水的州郡地志数量远远不能与南方比。这当与北方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隋唐王朝的统治者多来自于原北方地区，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他们所熟悉的北朝文化传统，因此隋唐时期类似六朝地志的地理著作也很少见。
对六朝地志，唐代学者多持批评意见。颜师古《汉书·地理志》注：
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附会，颇失其真，后之学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谬论，莫能寻其根本。今并不录，盖无尤焉。
刘知几《史通》卷一○《杂述篇》：
地里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阚駰所书殚于四国，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
杜佑《通典》卷一七一《州郡》一州郡序：
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区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风土。纤介毕书，树石无漏，动盈百轴，岂所谓撮机要者乎！如诞而不经，徧记杂说，何暇编举，（注：谓辛氏《三秦记》、常璩《华阳国志》、罗含《湘中记》、盛弘之《荆州记》之类，皆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参以他书，则多纰缪，既非通论，不暇取之矣。）或览之者，不责其略焉。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
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徵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
东汉以前地志很少，因此以上诸家的批评当是针对着六朝地志而来的。这些意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是不真实、不可靠，所谓“颇失其真”、“谈过其实”、“诞而不经”、“多传疑而失实”都是这个意思。第二是没有实用价值。杜佑认为地理的重要在于“辨区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风土。”李吉甫关注的地理重点是“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意义在于“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恰好这些内容六朝地志“皆略而不书”。王庸注意到了唐代地理思想的变化。他说：“唐代总地志，除贾耽之《古今郡国道县四夷述》等，兼详沿革外，其他大抵详于当代政事地理，与隋以前之地志不甚相似。”[41]重视实用性，强调地志要记载关涉国计民生的有用内容，唐人对六朝地志的批评就是基于这种认识。
认识到唐代地理思想的变化，对于本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由此我们可以尝试着解释一些前人已经注意到的现象。
北朝有两部地理学名著，即阚駰的《十三州志》和郦道元的《水经注》。这两部书在唐代受到了不同的评价。
阚駰，敦煌人。《魏书》卷五二《阚駰传》云：“注王朗《易传》，学者藉以通经。撰《十三州志》，行于世。”《十三州志》在唐代受到了好评。张澍发现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多引此书，他还注意到颜师古对唐以前地志多有不满。据此，他说颜注“独有取于阚氏，可知其书之精审。”[42]检索《汉书·地理志》，颜注的确是大量参考了阚駰的意见。颜师古之外，刘知几对此书也颇多赞誉。前引刘知几说：“地里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阚駰所书殚于四国，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朱赣，西汉人。除他之外，魏晋南北朝众多地理学家中，只有阚駰受到了刘知几的好评。
《隋志》载《十三州志》十卷。其书久佚，清王谟、张澍、王仁俊、叶昌熾等均有辑本。从现存佚文看，该书多记载郡县沿革，偶有风俗介绍：
朝歌，纣都，其俗歌谣，男女淫纵，犹有纣之余风存焉。（《太平寰宇记》卷五六河北道）
汉末大乱，匈奴侵边，自定襄以西，尽云中雁门之间遂空，建安中丞相曹公集荒郡之户以为县，聚之九原界。新兴郡领九原等县，属并州。（《太平御览》卷一六三州郡部）
中山治卢奴，唐县故城在国北七十五里。（《水经注·唐水》）
冀州之地，盖古京也。人患剽悍，故语曰：仕宦不偶值冀部。（《太平寰宇记》卷六三河北道）
（司州）京师之州，司隶校尉掌焉，故曰司州。（《太平寰宇记》卷三河南道）
《十三州志》所记内容比南方地志更具地理色彩，更具实用价值，比较接近于《汉书·地理志》，看不出受南方地志的影响。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所以该书才受到了重视实用的唐代学者的好评。
与《十三州志》相异，在北朝、隋唐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并不受重视。杜佑说：“《水经》僻书，代人多不之覩。”[43]杨守敬发现，“《水经注》在唐代似未通行，故颜师古、魏王泰、太子贤、司马贞诸人皆不甚重其书；杜君卿妄肆讥弹，谓为僻体；徐坚、欧阳询、李善、李吉甫亦第略引证之。唯张守节《史记·正义》大加甄录。至宋，乐史、宋敏求乃视为要典。”[44]
《水经注》不受重视，可能与郦氏对南朝地志的态度有关。周一良先生说：“郦道元撰《水经注》，于南方诸水记述简略，且多讹误，固限于条件，不宜苛责。但其书中所表露对于南朝人物之态度，则颇堪注意。”他发现，书中对十六国诸君主无一人不直呼其名。对南朝诸帝则皆称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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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郦道元对南朝的偏好使得他不排斥南方地志。孙星衍《元和郡县图志》序说：“地里之学，古有所受。《古文尚书》山川，见于班史《地理志》，《春秋》土地名，见于杜预《释例》，魏晋、六朝人地里书，见于《水经注》及《括地志》。”《水经注》中征引的南朝地志确实不少，如郭缘生《述征记》、周处《风土记》、郭仲产《襄阳记》、裴渊《广州记》、罗含《湘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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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歆《始兴记》、庾仲雍《山水记》等不下数十种。《水经注·江水注》描述三峡风景道：“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此段文字为人熟知，向来以为是出自郦氏之笔，其实并非如此。熊会贞发现，“自三峡七百里中以下，盛弘之《荆州记》文，引见《御览》五十三。”[46]检索《御览》引盛弘之《荆州记》，除个别文字小有不同，基本一致。郦氏引书极多，一般都注明了出处，此处未标明可能是一时疏忽。杨守敬《水经注疏》凡例说：“郦氏固多爱奇，而亦故以示博。凡引故事而各书有异同者，多裁截错综，共为一条。”段熙仲说《水经注》“尽量保存民间传说，故老遗闻。”[47]这些特点都与南朝地志相近而与北朝不同。
杨守敬注意到唐人不重视《水经注》，确具卓识，但他未能解释其原因。我怀疑唐人对《水经注》的态度就是因为它过于接近六朝地志了。
唐人不喜欢六朝地志是可以肯定的。沿着这个思路继续观察，还可以发现另外一个现象，即唐代地理著作中较少引用六朝地志，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地志佚文更多地是出自于宋人地理书如《太平寰宇记》等书的摘引。当然，也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唐初魏王泰的《括地志》。
孙星衍《括地志》辑本序云：“其书称述经传山川城冢，皆本古说，载六朝地里书甚多，以此长于《元和郡县图志》，而在其先。”孙星衍说得不错，今《括地志》辑本中，如《风土记》、《舆地志》、《从征记》、《述征记》、《汉水记》、《荆州记》、《益州记》、《山墟名》、《吴兴记》、《武陵记》《建安记》、《南州志》、《异物志》等等均被征引。这可能是有其特殊原因的。我们知道，该书的真正修撰者并不是魏王泰，他只是挂名而已。《旧唐书》卷七六《濮王泰传》：“泰遂奏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就府修撰。”以上四人为《括地志》的真正修撰者。《旧唐书》卷一八九上《萧德言传》：“萧德言，雍州长安人，齐尚书左仆射萧思话玄孙也。本兰陵人，陈亡，徙关中。祖介，梁侍中，都官尚书。父引，陈吏部侍郎，并有名于时。”《新唐书》卷一九八《萧德言传》：“陈亡，徙关中。诡浮屠服亡归江南，州兵部送京师。”《旧唐书》卷七三《顾胤传》：“顾胤者，苏州吴人也。祖越，陈给事黄门侍郎。父览，隋秘书学士。”《旧唐书》卷一九○上《谢偃传》：“谢偃，卫县人，本姓直勒氏。祖孝政，北齐散骑常侍，改姓谢氏。”蒋亚卿，两唐书无传。查《大唐故处士朱君（通）墓志铭并序》，其中有“河内蒋亚卿”之语[48]。按朱通死于唐初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与修《括地志》之时代正合，是知墓志铭提到的蒋亚卿当即参与修撰《括地志》的蒋亚卿。据此可知蒋氏为河内人。以上作者，名列最前的萧德言、顾胤均为原南朝人，在《括地志》的编写中应承担着主要的责任。书中大量征引他们所熟悉的六朝地志可能正是由其自身的地域文化背景决定的。
总之，唐人对六朝地志多持批评态度，所以不愿意多引用。《括地志》的编撰有其特殊性，并不构成对本文论点的否定。
从实用的角度看，唐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详载异物、描述山水的地志的确与国计民生没有多少关系，地志中应该有的诸如政区沿革、疆域四至、人口数量等项重要内容往往缺乏。就地理而言，参考价值确实不大。早在南朝，沈约在《宋书》卷三五《州郡志》序中就说：“今以班固、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户、王隐《地道》、晋世《起居》、《永初郡国》、何徐州郡及地理杂书，互相考覆。且《三国》无志，事出帝纪，虽立郡时见，而置县不书。今唯以《续汉郡国》校以《太康地志》，参伍异同，用相征验。”由此可知，沈约修州郡志时主要参考的还是正史中的地理志、郡国志。“地理杂书”引的很少，只有董览《吴地志》、贺续《会稽记》、谯周《巴记》及不知作者的《广州记》寥寥数种。毕沅说：“当时言地理者，自两汉地志之外，于三国及泰始之际，则征引《太康》，于晋之东西，则征引《地道》，不以他书参之。”[49]“言地理者”不征引众多的州郡地志，只能说明这些州郡地志实在是太缺乏地理性质了。
除缺少实用性，缺少地理学特色外，六朝地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较为简略，不成系统。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就陆澄所编《地理书》说：“澄合百六十家之书，而编卷止于百四十有九，知其中零杂小部不盈一卷者多矣。”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遗憾的是，姚氏像他同时代的多数学者一样，虽然能够发现许多有价值的事实，但却无心提供解释。我们再来看《隋志》的相关描述。《隋志》史部地理类序介绍当时地志修撰说：“学者因其经历，并有记载，然不能成一家之体。”这是一段重要的文字。结合前文的讨论，我们可以推断，当时私人撰写地志，并不是要在地理学上有所创获，也不是着眼于国计民生，而只是“因其经历”，就自己感兴趣的内容随手而记。这样的地志自然不成系统，其篇幅也不可能大。
概括言之，六朝私人撰写的州郡地志数量虽多，看似繁荣，但却不意味着地理学本身有了大的进展。当时士人不考虑国计民生，任凭自己的兴趣撰写地志，可能与这一时期国家控制力的减弱有关。隋唐以后，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看，这些地志自然有明显的缺陷，因此遭到了激烈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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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通》卷三《书志篇》。
[2]刘纬毅认为《异物志》与《交州异物志》当为一书。他说：“今观佚文，均为交州之异物，杨氏一人实无必要、也不可能一题写二书。故《隋书经籍志》所著，当为异名而同书。”见刘著《汉唐方志辑佚》1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3]《太平御览》卷九三○蛟。
[4]《太平御览》卷六○贝多。
[5]《齐民要术》卷一○鬼目树。
[6]《艺文类聚》卷八四贝。
[7]《太平御览》卷九一三两头兽。
[8]《尹湾汉墓简牍》前言，中华书局1997年版。
[9]《尹湾汉墓简牍》释文一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集簿（一）。
[1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
[1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
[12]王枝忠：《汉魏六朝小说史》第一章第四节，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3]参林辰《神怪小说史》第二章第三节，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4]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第三章第三节，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
[15]王瑶：《小说与方术》，载《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逯耀东：《志异小说与魏晋史学》，载《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东大图书公司2000年版。
[17]陈文新：《六朝小说》序言。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
[18]《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19]《晋书》卷八二《干宝传》。
[20]《论衡》卷二○《佚文篇》。《论衡校释》刘盼遂按语：“十数”当作“百数”。
[21]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第三章《地志史》，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
[2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五章《南北朝释教撰述》，中华书局1989年版。
[23]参阅唐长孺《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载《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
[24]《晋书》卷三四《羊祜传》。
[25]《晋书》卷四九《阮籍传》。
[26]《晋书》卷四九《嵇康传》。
[27]《宋书》卷九三《王弘之传》。
[28]《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
[29]《宋书》卷七五《王僧达传》。
[30]《宋书》卷九三《宗炳传》。
[31]《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
[32]《梁书》卷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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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昉传》。
[33]《梁书》卷四一《萧畿传》。
[34]《梁书》卷五○《刘峻传》。
[35]《艺文类聚》卷六峡。
[36]《水经注·江水注》。
[37]《水经注·江水注》。
[38]《太平寰宇记》卷九九丽水县。
[39]《太平御览》卷四七武夷山。
[40]《文心雕龙·明诗》。
[41]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第三章地志史。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
[42]张澍：《十三州志》辑本序。
[43]《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
[44]杨守敬：《水经注疏》凡例。
[45]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郦道元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
[46]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三四熊会贞按语，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47]段熙仲：《<水经注.>六论》，载《水经注疏》附录。
[48]《唐代墓志汇编》咸亨0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9]毕沅：《晋太康三年地志》、王隐《晋书·地道志》辑本总序。
　　　　　　　　　　　　　　　　　　　　　　　　　（转自：《长城文化网．长城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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